荣剑谈《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

历史学家荣剑的新著《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备受业界关注。该书以几个关键问题切入，从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争论谈起，延伸至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斯诺等“中国通”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以及冷战时期“遏制”战略背后的思想逻辑。中美印象近日对荣剑博士就该书进行了专访。在访谈中，荣剑博士不仅重新审视了1949年前后中美关系转折的历史根源，也将这一历史脉络与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讨论台湾问题、价值观冲突与“修昔底德陷阱”等现实议题。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与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荣剑以其一贯的历史视野和思想批判，对“美国为何失去中国”这一经典命题作出了具有争议性与现实针对性的重新解读。

您书中涉及的历史，已经被很多人所熟悉。您为什么选择重新探讨那段历史？您的书名《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失去”打上了引号，您可以简单的向读者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含义吗？

荣剑：1949年10月，国共内战决出胜负，国民党丢掉大陆，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这是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最重大的变革，美国“失去”了中国，苏联“得到”了中国，世界由此形成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敌对阵营，这一地缘政治对立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中美两国当下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全面竞争态势，是美国“失去”中国之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从1949年年底起，美国国会以亲蒋介石政府的共和党人为主体，追究谁应该为“失去”中国负责，为此展开了广泛而持续的调查、辩论和政党斗争，期间涌现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把严肃的政治和道德追责引向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最终使得“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获得应有的反思。本书是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再思考，从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威尔逊主义）、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和杜鲁门等）和左翼文人、记者以及历史学家（斯诺、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对中国和中共的误判中，探讨美国“失去”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根源，从而对中美关系史上这个最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作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解释。之所以要为“失去”打上引号， 是因为拉铁摩尔在为自己辩护时提出，美国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失去”中国的问题。这个质疑看似合理，但在历史学家邹谠看来，美国政府由于没有持续实行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导致国民党丢掉了中国大陆，美国“失去”中国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最大的外交失败。所谓“失去”就是“失败”的同义语。“失去”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失去主权——美国从来没有染指过中国主权，而是指美国失去了与中国的盟国关系。1949年之后，中美两国长期处在敌对状态。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国似乎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中美甚至进入了“准结盟”状态（基辛格的判断）。但是，最近10年，两国关系再次逆转，按照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最新著作的说法：是中国“失去”了美国（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可见，“失去”已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定的词汇，它意味着中美两国的互相敌视、冲突、脱钩乃至战争。

您书中提到美国外交常在“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在您看来，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是如何导致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陷入困境的？

荣剑：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被两种价值观所主导，一个是由威尔逊奠定的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即“威尔逊主义”，它对后来历任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民主党总统一直自视是“威尔逊主义者”，始终是以威尔逊的价值理念推动建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且作为“终极现实主义者”（ultimate realist）的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是把威尔逊奉为偶像，主动在白宫悬挂他的肖像以表示由衷的尊敬。威尔逊主义开创了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但这一传统在现实中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相反，基于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总是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基辛格把“威尔逊主义的悲剧”概括为：“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民主党政府（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威尔逊主义”而制定出来，这一政策看上去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干涉主义，和美国对欧洲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形成对比，但干涉主义只限于停留在理想主义关怀的道德层面，而缺少实现理想主义的具体措施和路径。一旦理想主义原则在现实中被破坏，美国并不尝试运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包括战争方式来维护这些原则。威尔逊主义信奉“不诉诸武力的外交政策”对于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前后处理对日关系和中国国内问题时均有充分体现，邹谠指出了这一点：“尽管美国的理想赋予她的远东政策以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特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美国的官员认为在中国打一场战争以捍卫或推进美国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这个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国共冲突中始终不愿意直接军事介入，因为它一直试图以威尔逊主义的道德说教与和平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基于美国政治长期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他把美国对价值理想的追求看作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内容，同时又把因追求理想而遭遇的失败视为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经验：“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好开头与坏结果、希望与失望、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 从亨廷顿的这一观察视角来看，威尔逊主义或许就是最典型地反映出美国外交理念及其政策在理想与现实、承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决定了作为威尔逊主义者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在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时，必然会陷入在一种理想愿景与现实困境的深刻矛盾之中。如同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之后并未如愿以他的和平计划阻止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也没有能够按照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方案为中国创造和平，相反，他们竭力坚持不武力干涉中国事务的威尔逊式主张，在客观上为加速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失败创造了合适的国际环境。

杜鲁门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入主白宫，最初他并没有自己一套清晰的外交政策议程，他唯一能够明确的是，像罗斯福那样将威尔逊主义作为自己默认的道德选项，期待通过坚持美国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来落实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宏大设计。杜鲁门上任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保留罗斯福政府的所有班底，继续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政策。约瑟夫·奈认为，把杜鲁门描绘成“傀儡”的评价是忽略了其对美国在世界上应发挥作用的道德视野，“杜鲁门拥有威尔逊一般的美国例外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在对苏遏制路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威尔逊主义的道德视野来评判杜鲁门总统的战后对外政策，的确可以发现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并非如丘吉尔所讽刺的那样，只不过是“美国的伟大幻想”，而是具有促使杜鲁门政府迅速从对苏联的合作政策转向遏制政策的巨大精神动力。梅尔文·莱弗勒在其《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这部重要著作中就认为：“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并非天真之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总统就对国会发表了几场演讲，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鲁门还没有愚蠢到用纯粹的道德说教来感化苏联统治者，他很清楚1945年之后的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超群地位，二战的胜利再一次确认了美国价值观——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美国人深信能够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塑世界，并创造一个美国世纪，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则有赖于美国果断地发挥一种“权力优势”。杜鲁门能够迅速接受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表明他能够相当务实地把“遏制”视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均势政策。从1945年起，杜鲁门政府携手英国在欧洲范围内对苏联的扩张趋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该演讲被公认为是“杜鲁门主义”的正式出台，是总统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冷战宣言。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美国联合英国对当时发生的希腊和土耳其危机进行干预，在国会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让大批美援进入这两个国家，稳定当地经济以避免两国沦为苏联势力范围，坚决阻止波兰模式在欧洲的关键部位重演。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在1947年7月实行“马歇尔计划”，美国政府在四年时间里，向欧洲“民主国家”提供130亿美元的庞大援助，旨在通过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来重建战后破败的欧洲经济，通过发展经济以彰显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在1949年4月4日，由美国、英国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旨在集体防御苏联的军事同盟，决心根据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来捍卫欧洲的共同遗产和人民的自由。美国和欧洲的媒体普遍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杜鲁门主义抵制共产主义的决定，其重要意义被视为不亚于门罗主义和决定反抗希特勒”。

杜鲁门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欧洲全力应对斯大林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挑战，却放任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彻底溃败而任由中共政权取而代之。当美国对华政策在坚持理想主义价值观和限制现实主义干预政策之间来回摇摆时，它既没有深刻地认识盟友（国民党），也没有深刻地认识敌人（共产党），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邹谠所说的那样：“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受到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政策就是缺乏与自身利益相关连的估计作基础，就是没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标相称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杜鲁门主义在中国，几乎就是失败主义的同义语，按照顾维钧的说法，远东问题和中国局势对美国的意义和影响要远比希腊重要得多，“如果杜鲁门主义要付诸实施，那就首先应该在中国实施，至少也应同时实施于中国”。

您的书提到了埃德加·斯诺。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西行漫记》向世界首次揭开了陕北苏区的神秘面纱。您在书中的切入点并非评价斯诺与中共的个人友谊，而是聚焦于信息传递与决策影响，您认为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美国决策层对中共的“误判”？

荣剑：美国公众的看法往往是舆论引导的结果，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新闻媒体作为国家的“第四权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中，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美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左派国家”而不是“右派国家”，主导公众舆论走向的人并不是卢斯这些右翼新闻大鳄，而毋宁是赛珍珠这样的左翼作家和诸如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左翼记者。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以及诸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前妻）、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和安那里·雅各比这些左翼记者关于中共的各种报道。这些文化人对美国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均持左翼立场，他们未必具有传教士“二代”那种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弥赛亚式情结，但共产主义的救世主理论或多或少对他们有深远影响，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不仅为美国读者描绘了一个红色中国的轮廓，而且引导美国公众舆论走向左翼政治文化对中国的一种特定理解——把同情中国与同情中共及其军队联系起来，进而把后者塑造为改变中国和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新的解放力量。正是这批左翼记者来到中国，不是像传教士那样给中国带去福音书，而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把关于红色中国的信息传回到美国，由此不仅型塑了美国大众舆论对中国的认识，而且对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正清认为，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有基于切身经历的认识，更不必说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有细致入微的直接观察。值得注意的是，斯诺关于红色中国的系列性报道首先是在右派杂志上（如《时代》）上发表，具有超党派性，其公共宣称效果更有助于在美国舆论世界中树立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正面形象。在斯诺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一种亚洲式的激进主义的紧密结合。就理想主义而言，斯诺在观察和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动机时，始终没有忘记用美国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民主化改造中国的有生力量，认为他们远比国民党南京政府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就激进主义而言，斯诺从中共领导人身上看到了自太平天国以来的一群真正具有坚定信仰和斗争意志的革命者形象，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看到了“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无论在大自然、上帝还是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红军的史诗般的远征经由斯诺的描述和总结，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也成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其革命意义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

斯诺的书不仅打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负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要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就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识”了斯诺，并把斯诺列为他在战时的非官方海外情报来源之一。从1942年到1944年，罗斯福曾先后三次与斯诺主动会面，自称由他来“采访”斯诺，“一个接一个地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话题极其广泛。虽然难以准确估量斯诺与罗斯福的对话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究竟会产生何种实际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斯诺在书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迥然不同的评价基本上是被罗斯福所认可。在1944年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罗斯福明确告诉斯诺，美国政府应该同时与中国的“两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合作，“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到一起为止”。斯诺对此评价道：“这最后一次谈话反映出总统对蒋介石的冷淡态度……蒋介石一意孤行，引起了总统的警觉，他密切注视着蒋的军事和政治家族内部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和昏聩无能等令人厌恶透顶的详情末节。” 总统及其下属对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描绘的中共红军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读了该书后告诉斯诺以前的一位燕京大学同事：“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像红军那样，经受住长征期间及其后的考验”，他“必然无敌于天下”。

您在第四章谈到了乔治·凯南和谢伟思（John Service）。作为冷战遏制政策的奠基人，凯南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最大“认识盲区”是什么？

荣剑：凯南的“遏制”理论堪称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经典理论，他本人也堪称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大师级人物。他在1946年2月22日以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身份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一份长达8000字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电报表达了美国对苏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看法：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本质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他真实地揭示出苏联政权的本质——一个完全无视人类基本价值准则的极权体制，由于惧怕西方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而必定采取敌视西方的立场，无法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平共处。美国的任何道德说教或甘言美语，都改变不了苏联政权的反人类本性。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为杜鲁门主义的诞生、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另一份被认为是延续了凯南遏制政策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创造了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很显然，凯南“遏制”苏联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及其政策，是有着深刻的理想主义动机，体现出美国固有的价值观。遏制的进程更像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苏美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总体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其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存在。”深信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最终能战胜苏联的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恰恰是美国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所以，基辛格才会认为，仅仅把凯南视为一个地缘政治家是大大贬低了他应该享有的历史地位，凯南的现实主义没有背弃而是坚守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

从凯南的“遏制”理论视角来看谢伟思的中国战时报告，两者的显著差距既在于一种现实主义的事实判断，也在于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判断。凯南之所以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基于对“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历史性分析和价值批判，从苏联制度得以形成的意识形态、独裁政权运行的基本机制和社会基本构成诸方面，证明了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表现出对和平稳定的热爱，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友好共处的可能性。然而，以谢伟思为代表的所有“中国通”们不仅缺乏凯南式对共产主义运动本质的深刻认识，没有从国共之争的背后洞察到美苏两种制度与价值观之争的深远意义；而且也没有遵循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准则，在所谓的事实观察和调查报告中，倾注了充满个人价值偏好的预设立场，对国民党的厌弃和对共产党的赞美，均缺少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缺失了普世价值观指导的现实主义外交，必定沦为一种目光短浅的、自以为是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方向，最终迷失在人类的价值黑洞之中。

凯南的“遏制”理论因为深刻地把握了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而青史留名，他对斯大林独裁政权毫不留情的批判，既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决定性意义——美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也彰显出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具体的地缘政治冲突中所具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用“遏制”理论来“对勘”谢伟思、戴维斯等“中国通”们的“延安战时报告”，可以发现两者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后者因为缺失了自由主义价值观而让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现实主义外交沦为了自欺欺人的政策。凯南的重大失误在于，他没有一以贯之地将“遏制”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及远东形势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马慕瑞和戴维斯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观”和“中共观”，既没有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也没有深刻把握中共与苏共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一致性，以及中共在苏共的指使和支持下向远东地区扩张态势的严重性，由此对中国和中共做出了双重误判。另一方面，凯南在“遏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源于他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立场的动摇，他对美国自由民主理念的诸多批评，将自由主义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主要思想根源，以及主张美国“退出”中国内战、“退出”朝鲜战争和“退出”日本军事占领的政策建议，的确如保罗·希尔所批评的那样，“一反常态的短视和不现实”。如果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执行凯南的东亚政策，美国在“失去”了中国和朝鲜之后，很快就会再次“失去”韩国和日本。朝鲜战争终于惊醒了美国人，正像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朝鲜出事了，把我们救了。”美国由此进入了全面落实1950年4月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68）的关键时期，该文件明确主张：第一，反对与俄国进行谈判，因为强迫克里姆林宫“显著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第二，研制氢弹，以便抵消苏联在1954年前可能会拥有有效的核武库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迅速发展常规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全美国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的、代价高昂的军备设施所需的费用；第五，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在美国民众中营造关于“牺牲”和“团结”的必要共识；第六，建立由美国人领导的强大的同盟体系；最后，通过“使俄国人民在这项事业上与我们结盟”来从内部侵蚀“苏联极权主义者”。此时的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苏联采取的外交政策已不限于“遏制”了，而是想要取得对苏联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这意味着凯南在国务院决策机构中退场的时刻到了，其结局是：“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要比凯南曾预想或支持的更加广泛、更加军事化。它标志着凯南梦想破灭，最终离开美国官方远东政策的制定。”

您在书末提到“只有直面真相，才能走出历史的迷宫”。您最想对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表达什么呢？您希望这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回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以您对那段中美关系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中美会因为台湾问题而注定一战吗？

荣剑：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过：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此话可谓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从总统到将军、外交官、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与美国一样的宪政民主国家，但现在两国关系却面临着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担忧的“注定一战”的局面。这个情况表明，重新研究美国为何“失去”中国，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失去”中国，何尝不是中国“失去”了美国，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脱钩，究竟是美国人的觉醒，还是中国人的重大失误呢？艾利森引述了李光耀对中国的两个基本判断：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纳，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这意味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重新强大起来之后，既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不会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美国人原来一直期待中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融入世界体系之后，会自然变得“更像我们些”，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按照他的喜好来塑造“我们的半球”一样，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中美两国在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上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能够让两国领导人坐到一起的就是所谓的“两国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如果没有价值观上的基本共识，两国的共同利益又何以能够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自20世纪以来，从理想主义的目标到现实主义的利益，从地缘政治的盟友到意识形态的敌人，从互惠互利的合作到重塑世界秩序的冲突，几经周折，来回反复，最终仍然无法和平共处，以致难免“注定一战”的局面。中美之争的性质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必然冲突？基于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大国冲突，可以通过诸如谈判、协商、交易、妥协等非战争方式来实现各方力量的战略平衡，但基于价值观和制度之争的大国冲突，或许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艾利森所说的中美两国的结局可能更接近于英国和德国在二战的遭遇，而非英国和美国的“大和解”，是他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最精辟的看法。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从根本上看，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之争，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制度之争。共产主义运动远未终结，它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决不会在人们的善意理解下洗心革面而成为文明的同行者。只要对中美关系史的变迁有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就能够从罗斯福到费正清以来一再“误判”中国的歧途中走出来。美国人为正确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已经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没有必要再重犯一次新的错误为真理奠基。

在中美两国决定人类命运的新的历史性时刻，请记住约翰·浮士德博士说过的话：魔鬼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上帝的对手，正因如此，它才一直与上帝在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