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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比美国更受欢迎,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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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全球调查中有一个结论就像太阳升起一样一成不变:世界对美国的好感度始终高于中国。如今,那个时代结束了。皮尤在 7 月 15 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的好感度现在已经超越了美国。该报告基于对 36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4.2万 人进行调查的一份民调。

这项调查还标志着第二个里程碑:在皮尤自 2023 年以来每年跟踪的 20 个国家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等信任度(median confidence)现在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高出 10 个百分点。这一转变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的软实力刚降至中国新冠疫情时期的低点。鉴于皮尤全球民意的权威地位,这次逆转的象征意义值得关注。

是印证,而非意外

虽然这一结果令人震惊,但与其说是凭空出现的惊雷,不如说是对其他地方早已显现的趋势的印证。在盖洛普(Gallup)2025 年的全球评级中,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中间支持率(36%)微弱领先于美国(31%)——这是盖洛普近二十年来记录到的对中国最有利的差距。

在 2025 年 5 月发表于《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曾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援助削减以及对盟友的不屑,正在主动将软实力竞争的阵地让给北京。其他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也因类似的原因,将皮尤最新的调查结果描述为“意料之中”。他们指出,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包括使用武力和关税带来的经济损害——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抵触情绪,而中国现在看起来则是一个更可靠的实体。

皮尤自己更早的数据其实就已经预测了这一方向:其 2025 年 7 月发布的报告(PDF)显示,在许多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在恶化,而对中国的看法在改善,两条趋势线一直在平稳靠拢。2026 年的报告只是记录下了它们相交的时刻。

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转变?

三股力量共同作用解释了这一逆转。第一是中国自身在吸引力方面的投入。在经历了多年对其拙劣宣传的嘲笑之后,北京的软实力组合拳终于产出了爆款。在文化上,“Chinamaxxing”(中国化/沉浸式体验中国生活)现象——一种西方年轻人拥抱中国生活方式的病毒式社交媒体趋势,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间体验中国高铁——赋予了中国一种长期以来只有日本和韩国才拥有的、自下而上的由衷吸引力,并被诸如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以及拉布布(Labubu)玩偶等爆款产品所放大。

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声誉:其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统治地位,使“中国模式”成为了效仿的对象而非嘲讽的把柄——以至于华盛顿自己现在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北京的剧本。而在外交上,习近平通过其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展开了持续的公关攻势,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的倡导者。

第二种力量是结构组成上的。皮尤研究样本中近一半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这恰恰是中国对美国享有最明显优势的地方。皮尤发现,在非洲、拉美、南亚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富裕国家,其中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今年的好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曾经对美国很有好感的高收入民主国家对美国目前的好感迅速下降。随着中国在全球南方取得进展,而美国失去盟友的喜爱,这两种趋势叠加在一起——一方在前进时另一方恰好在后退——使得这种交叉逆转在算术上几乎变得不可避免。

这也指出了第三种、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力量:这个故事更多是由美国软实力的衰落驱动的,而非中国的剧增。盖洛普的数据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 2025 年的净好感度仅略低于零,为负 1%,而美国则骤降至历史新低的负 15%。皮尤的详细数据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该机构本身得出结论称,中国的领先“尤其”归因于对美国看法的恶化。然而,华盛顿的损失并没有转化为北京同等程度的收益。

其中,在瑞典的下滑最为显著。在瑞典,将美国视为可靠伙伴的人数比例从 2022 年的 83% 骤降至如今的 31%——大幅下降了 52 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中国仅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从 12% 增至 27%)。这种模式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密盟友中不断重复:在加拿大,称美国为可靠伙伴的比例从 2022 年的 83% 坍塌至 35%(下降了 4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则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从 14% 增至 44%)。甚至连领导人信任度的交叉也更多地反映了特朗普的下滑,而非习近平的上升:对这两人的信任度普遍处于低位,而在欧洲——习近平现在在 7 个国家中的民调领先特朗普两位数——他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也仅为温和的 37%(在英国)。

积分榜的变化主要是一支球队不断踢进乌龙球的结果。

是逆转,但并非普遍逆转

这一转变在地理上并不均匀。它集中在美国的西方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一些曾将美国视为更可靠伙伴的公众现在意见各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邻国中。美国在 6 个国家保持着好感度优势,其中 4 个位于印太地区:印度、日本、菲律宾和韩国,此外还有以色列和波兰。在菲律宾,81% 的人将美国视为可靠伙伴,而对中国的这一比例为 42%。越靠近中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再加上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北京的吸引力就会削弱。距离产生美;近距离则不然。

中国的优势究竟能维持多久?

至少有两个理由让人怀疑这种逆转是否能成为常态。首先,软实力远比硬实力更具流动性,民意完全可能在短短一年内发生剧烈摇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年度调查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2024 年,当被要求二选一时,受访者首次倒向中国(50.5% 对 49.5%);2025 年,他们又反转回美国(52.3% 对 47.7%);而到了 2026 年,天平再次倾斜至中国一边(52% 对 48%)。这种说变就变的情绪,无非是随风摇摆的风向标,而非固若金汤的纪念碑。

其次,虽然中国的好感度一直在向美国靠拢,但软实力的底层基石却并未同步跟上。软实力归根结底源于可信度而非宣传——而中国吸引力那份坚实、可信的基础至今尚未奠定。在皮尤调查的 36 个国家中,仅有 11 个国家有半数左右或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尊重本国人民的人身自由。

特朗普的威权倾向固然严重损毁了美国的形象,但只要美国的制度与法治根基仍在,一旦未来迎来更遵循常规的政府,人们对美国民主与外交的敬重便大可重振。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早已证实过这种反弹:乔·拜登于 2021 年 1 月上台后,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以及对美国总统的信任度等核心软实力指标均大幅回升,一举扭转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惨淡颓势。美国的软实力赤字或许只是周期性的;而中国的软实力赤字,却可能被证明是结构性的。

宣告胜利,尚为时过早

2026 年的这项调查确实标志着全球民意发生了真实且具历史意义的转向。然而,与其将其解读为中国软实力的决定性胜利,不如说这是一次相对性的重新定位。在许多人眼中,北京如今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容易接洽、也更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当华盛顿的战略收缩制造了权力真空之际。但皮尤的数据并未显示出全球公众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爱戴或崇敬。中国赢在了对比,却尚未赢得人心。

就目前而言,2026 年的数据与其说是对中国软实力的无条件认可,不如说是对美国自损形象、自祸其身的一份沉痛控诉。不过,与截肢不同,自损的伤口终究可以愈合——前提是我们不再继续痛击自己。

(编者按: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网站上。)

 

专访许国琦:什么是中国?谁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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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不同的政权、更迭的疆域以及多元的思想传统,共同塑造了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群体。然而,即便到了今天,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及其复杂的现实,依然充满争议。

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身份仍在持续形成之中,不同的人——无论身处中国境内还是海外——都对“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为了探讨中国国家认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演变,《中美印象》采访了香港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香港大学中国跨国历史研究所创所所长许国琦。

许国琦出生于中国,曾先后在亚洲和美国任教,研究领域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体育史、国际体育史、中美关系史以及“中国观”等多个方向。他的新著《中国观: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The Idea of China: A Contested History)于2026年3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我想先从书名谈起。你的书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会如此充满争议?

许国琦(以下简称答):我第一次把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时,暂定书名是《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The Idea of China: A Shared History)。编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讨论书名,最后建议只改一个词,把 shared(共同的) 改成 contested(充满争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建议,因为它准确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中国观”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性”(Chinese-ness),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从来没有一个简单而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

这与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延续最完整的国家之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是世界性的强国。中国人对于“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理解。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是全球贸易的中心,也是世界想象中的东方中心。事实上,直到1901年,中国才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因为当时中国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前来朝贡,而中国不需要外部世界的任何东西。从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都希望从中国获得茶叶、丝绸等商品,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因此,每个国家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就连哥伦布也对中国念念不忘,因为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把中国称作 Cathay(契丹)。而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直到1912年,“中国”才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对马可·波罗而言,它是 Cathay;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称其为 China。这个名称实际上源于印度,因为印度人称中国为 Chin,很可能来自“秦”(Qin)朝,后来逐渐演变成今天西方普遍使用的 China。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中国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1912年,中国从“天下中央”的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此后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多次“重生”:先是中华民国,后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历了多次制宪。最初,中国希望以法国宪法为蓝本制定自己的宪法,后来又邀请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华协助制宪。他在中国工作了一年,于1914年帮助制定了一部宪法。从1912年到1946年,中国先后出现了12部宪法或宪法草案、约法等文件,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宪法直到1947年才获得通过,而这部宪法至今仍在台湾沿用。

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不断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理解也一定存在问题。宪法回答的是“人民是谁”“国家是什么”这样最根本的问题。1947年宪法原本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但随后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今天,台湾仍然正式称为“中华民国”,保留着许多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制度和宪政传统;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建立了另一套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才制定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

斯大林曾告诉毛泽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法,其诞生就缺乏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目前仍在实施的是1982年宪法,截至目前已经历了至少52次修订,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如果把宪法视为衡量“中国观”以及“中国观”争议程度的一把标尺,那么可以看到,中国始终在不断讨论、修订和重新定义官方对于“中国”的理解。

作为“天下中央”的中国,曾经充满自信,不愿与外部世界平等交往。但1895年战败之后,中国迅速失去了这种自信,迫切希望向世界各国学习。中国先后学习日本、美国、德国和苏联。许多中国改革者认为,传统制度和价值观正是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始反思儒家思想、帝制传统以及中国文明长期形成的许多制度。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在不断追问: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美国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建立在“美国观”(the idea of America)之上,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观”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也是如此。1946年,美国主导制定了日本宪法,将日本定义为一个只能拥有自卫力量的和平国家。英国则选择退出欧盟。正因为如此,我最初才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所谓“中国观”,不仅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身份认同的挑战。“中国观”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是在内部争论、外部影响、历史经验以及不同政治理想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塑造、不断演变的。人们对于中国过去是什么、今天是什么、未来应该成为什么,始终存在不同的理解。

问:在导言中,你写道:“如果确实存在一种‘中国观’,那么它必然是多维度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也是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 中国具有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意味着什么?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答:传统上,人们往往把中国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拥有悠久且连续文明历史的国家。后来,中国完成了从“天下中央”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加入了国际社会。这既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也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共同推动的结果。日本战胜中国之后,中国意识到,必须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平等的成员。

过去,中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封闭,是因为建立在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儒家思想以及整个制度体系都十分满意,既自信,也带着几分优越感。这也是为什么18世纪,当西方新兴强国英国来到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平等相待、开放市场时,英国人几乎是在恳求中国给予平等待遇。而中国皇帝却傲慢地回答:”不,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中国如此伟大,没有必要与你们平起平坐。” 但英国决心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变得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先后受到西方列强和已经西化的日本欺凌。从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中国几乎一直身处国际政治剧烈变动的中心。而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从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如今,中国已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国际社会,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又意味着“中国人”?

我认为,中国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跨国性的概念,因为现代中国许多重要思想——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其实都来自国外。无论是宪政、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概念。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有人向日本学习,有人向美国、德国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

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和宗教生活,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本身并非诞生于中国。

进入现代以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大批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尤其是美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而美国也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在你心目中,究竟什么是“中国”?

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其颇具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中,则直接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儒家文明”。但孔子这位老先生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长期遭到批判。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走向衰弱,正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便掀起了一场反孔、反传统的思潮。如今,如果又希望把儒家文明重新作为中国的重要标识,那么中国实际上需要重新认识和学习自己的传统。

在香港和台湾,至今仍然使用繁体字,也因此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清朝建立以后,朝鲜甚至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正统,保留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并深深认同儒家思想。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认为,“中国观”既是国际性的,也是跨国性的。

问: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今天究竟谁算是中国人?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在“中国观”中应当如何定位?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不属于“中国”

答:这是另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现象说起。今天,以“中国”之名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护照:中华民国(台湾)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前往许多国家仍需办理签证,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则可以免签进入不少国家。至于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承认它所代表的国家地位,但这本护照本身却具有很高的国际通行便利,前往许多国家同样无需签证。

同样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货币上。中国大陆使用人民币,香港使用港币,澳门有澳门元,台湾则使用新台币。四种不同的货币、四种不同的护照,它们都以某种方式宣称自己属于“中国”。

体育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意大利举行的冬奥会上,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Alysa Liu)表现非常出色。她的父亲来自中国,因此她是一位华裔美国人。另一位备受瞩目的运动员谷爱凌出生于美国,却代表中国参赛。此外,中国还有一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出战。那么,他们算不算中国人?

自1895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挑战。当时,人们不再以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为荣,因此开始努力重塑中国形象,希望能够与世界各国平等竞争。体育因此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通过塑造新的中国人来塑造一个强大的中国。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首次超过美国,中国人觉得终于真正站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中国男足至今只进入过一次世界杯,那还是2002年。如果中国人真的已经完全认同自己、对自身充满自信,他们就不会因为足球成绩如此失落。相比之下,印度队从未打进世界杯,但印度人似乎并没有中国人那样焦虑。每当国际上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中国人都会重新追问: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世界各地都有海外华人社区,他们生活在美国、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他们算不算中国人?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但从文化意义上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反而比一些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更“中国”,因为他们保留了传统文化,也保留了繁体汉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曾经中断了儒家传统,而这些海外华人——甚至包括殖民时期的香港——却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我们究竟应该从文化、法律还是经济角度来定义“中国”?从经济上看,中国实行的是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但从政治上看,它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概念始终充满争议。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族群认同。湖南过去曾被中原地区视为“蛮夷之地”。即便你有中国人的血统,如果不遵循被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未必算是“中国人”;反过来,即使是外国人,只要接受并实践这些思想,同样可以成为“中国人”。三千多年来,中国人始终都在争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谁才是真正的“文明之人”。

如果说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那么答案本身就是复杂而混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把中华民国视为非法政权;明朝也曾把元朝视为异族政权,认为它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几乎每一个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否定前一个朝代。从历史记忆来看,要给“中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

问: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美国。美国同样经历着国家身份认同的塑造与重构。即使今天,“什么是美国”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也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中国不断重塑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真的有那么特殊吗?

答:我最初之所以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正是因为我认为,受到争议的并不只是“中国观”,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如今,美国正在庆祝独立250周年,人们同样在争论什么才是“美国观”(the idea of America)。事实上,美国的国家理念一直在不断变化。《独立宣言》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开篇,但当时所谓的“人民”并不包括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和亚裔。直到20世纪,女性才获得选举权。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边是蓄奴制度,一边是自由经济。正如林肯所说,“一个分裂的家无法长久存在。”即便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仍经历了漫长的民权运动。到了今天,特朗普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美国”的理解。

所有共同体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也是如此。法国人为自己的历史和身份感到自豪,但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后,许多法国人其实并不会说法语。1914年以前,印度人也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印度”观念。当时的印度四分五裂,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人才逐渐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日本过去曾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但1946年,美国主导制定了日本的新宪法,将日本定义为一个只能拥有自卫力量的和平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观所经历的争议和重构,与许多国家并没有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对于自身的理解,也会影响“中国观”的形成。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它最终得到的就会是一个敌人;如果中国把美国视为敌人,它最终得到的也会是一个敌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都会反过来塑造各自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理解。未来“中国观”的形成,同样不会只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它也将在中国与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由中国人和外部世界共同塑造。

俄乌、美伊战争大幅度提升了美国的全球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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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美伊战场上,美国完成了第三轮大规模打击,继续保持绝对的空中优势,几乎是“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虽然仍然保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报复能力,革命卫队已经明显被削弱;神权政权虽然没有垮台,但严重承压,内部矛盾增加。

霍尔木兹保持开放,尽管伊朗仍然在骚扰正常航行,已经无力完全封锁海峡;商船运输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完全中断。油价虽有波动,但未失控。最新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约83.8美元/桶,美国WTI原油约78.6美元/桶。与此同时,美国则保持了针对伊朗的严厉封锁压力。

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多个调停国正在推动重新停火。各方都表示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正式协议仍有距离,双方也都表示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恢复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局走势似乎进入了打打停停的拉锯或僵持阶段。如果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冲突强度可能进一步下降;若谈判破裂,则可能再次出现新一轮空袭和导弹互射。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反而严重刺激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首先暴露了美国军工的弱点。例如155毫米炮弹,战前月产量为1.4万发,俄乌战争中乌军有时几天就能打完这个数量。类似的情况还包括GMLRS火箭弹、“爱国者”拦截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放空导弹等。

美伊战场上大量消耗的是舰载防空导弹、“萨德”拦截弹、“爱国者”PAC-3导弹、空射巡航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远程无人机、精确制导炸弹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实行”和平时期军工模式”。很多导弹一年只生产几百枚。如今开始转向”长期高强度战争准备模式”。例如:很多生产线过去一班生产,现在两班甚至三班。很多停产的设备重新启用,供应商数量增加,自动化程度提高。

俄乌战争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第一次真正看到低成本无人机能够改变战争。于是美国大量投资AI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巡飞弹、反无人机系统。

大量硅谷公司开始进入军工,例如:Anduril、Shield AI、Palantir(软件)、Skydio等公司, 这些过去不是传统军工企业,现在已经成为重要供应商。这可以说是美国军工几十年来最大的结构变化之一。

过去很多军工企业担心战争结束以后订单消失,现在美国国防部越来越多采用“多年采购合同”。军工企业因此敢于新建工厂,扩大员工人数,增加设备投资。 这意味着美国军工不仅赚钱,更重要的是工业基础恢复。

美国真正获得的是战争经验,很多武器第一次真正接受高强度实战检验。例如F-35信息融合、B-2远程打击、精确制导炸弹、全球空中加油体系、美军后勤体系等。

在实战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爱国者”库存不足,拦截弹太昂贵,导弹生产速度太慢,无人机数量不足,电子战需要升级等。战争实际上成为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

近期的美国军工投资,已经不再只是增加采购,而是进入了“全面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阶段。与过去二十年相比,其特点是:投资对象从“购买武器”转向“建设产能”

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预算提出了约1.5万亿美元的国防总投入(包括国防部预算及相关国防项目),重点之一就是扩大军工产能和重建工业基础。

预算重点包括:扩大关键弹药生产,建设新的军工生产设施,扩充导弹和拦截弹产能,增加海军造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 这显示,美国把军工能力建设视为长期战略投资,而不仅是应对当前冲突。

导弹生产成为最大投资重点。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美国开始投入巨资的导弹项目,包括“爱国者“ PAC-3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SM系列舰载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精确打击飞弹(PrSM)。

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近期都在扩大投资。例如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订单积压已达到约2300亿美元。RTX(原雷神):重点扩大:“爱国者”、“战斧”等,其中“战斧”导弹在长期协议支持下,将年产能提升到1000枚以上。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订单积压也达到历史高位,继续扩大导弹、防空和战略系统生产。

美国现在投资的不只是总装厂。真正的瓶颈包括炸药(TNT、RDX等)、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铝材、特种钢材、稀有化工原料等。

近期,美国和盟国正投入数十个项目,重建炸药和推进剂等关键原材料生产能力,以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政府还通过调整政策,鼓励国内高纯铝等战略材料生产,以增强国防供应链。

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投资中心,这是近年来变化最快的领域。大量资金进入AI指挥控制、无人机集群、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自动化弹药生产。

同时,传统军工企业之外,科技公司也开始参与AI算力、云计算、数据融合、自主系统。 例如,近期有报道称,马斯科的《SpaceX》正在与五角大楼洽谈,为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供计算基础。

美国军工体系正在从过去二十多年偏重反恐和局部战争的模式,逐步转向能够支持高强度、大规模、长期冲突的模式。

综合来看,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确实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更准确地说,它们推动美国从”和平时期低产能、高技术”的军工模式,逐步转向兼顾高技术、高产能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的新阶段。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军费增加,更体现在工业基础、供应链、生产节奏和技术路线的调整,而这些能力往往会在未来多年持续发挥作用。

伍俊飞:中国周边战略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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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联动。无论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卷入,中国都难以置身事外。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一表述的分量,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已经无法在周边事务与全球格局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周边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方向的波动,都折射着大国博弈的深层脉动。理解中国周边战略,必须从全球格局入手。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与2017年的首次访华相比,这次访问的气氛截然不同——没有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言论,没有猝不及防的争执。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超过两小时,达成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这并非友谊的升温,而是理性的回归。在经历了2025年激烈的关税战后,双方都意识到,两个深度依存又深度警惕的经济体,需要一套管控分歧的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特朗普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然而,“战略稳定”不等于“战略和解”。芯片、人工智能与供应链等真正决定未来竞争格局的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平行交叉”的新阶段——竞争与共处并行,对抗与合作交织,中美博弈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的衰落并非现实,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以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收场。2026年6月17日,美伊正式确认签署该协议。特朗普宣称伊朗“被迫让步”,伊朗则宣布美国“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文件,两种叙事。本质上,这是一场战略止损,而非美国的“失败”。美国未能将战场优势转化为绝对政治条件,但也保住了可以立即验证的暂时停火与通航成果。真正让美国保持全球领先的是科技领域。2025年,美国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投资达到2859亿美元,是中国的23倍。美国全年发布50个标杆AI模型,位居全球第一。当然,中美差距正在收窄,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级模型仅领先中国最强对手2.7个百分点。我国企业月之暗面推出新一代产品Kimi K3后,中美人工智能模型性能差距已“基本消除”,美国的优势从“代差”变成了“微差”。

俄罗斯国力的消耗趋势没有停止。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俄罗斯的代价正在累积。国家福利基金从冲突前的14.8万亿卢布骤降至2026年初的5万亿卢布,四年间消耗近三分之二。军费从2021年的3.6万亿卢布飙升至2026年的13.5万亿卢布,增幅达275%。2025年,俄军付出约42万伤亡,仅控制了0.8%的额外乌克兰领土。俄罗斯没有崩溃,但已被严重削弱。

全球格局的这幅图景清晰而复杂:中美在管控分歧中竞争,美国在科技上仍领先但优势收窄,俄罗斯在消耗中坚持。中国周边战略的制定,必须在这三重现实之上展开。

我国周边局势的一个关键变量来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色彩。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2026年,她继续将中国界定为“胁迫”来源,推动防卫战略调整、军品出口松绑。高市内阁批准了2026年财年预算案,或将实现防卫费“14连增”。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她又渲染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对供应链的影响,推动“关键矿产共同储备”构想。

中方的回应直接而精准。2026年1月,中方依法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稀土等物项。此前每月200多吨的稀土磁铁对日出口量,3月和4月降至100多吨。外交部发言人直言高市“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日本的右转并非孤立的国内政治现象。它嵌入了一个更大的地缘战略图景——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正在强化,而日本试图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东部方向的战略压力将持续上升。

面对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正在构建多层次的安全架构。在北部与西部,上海合作组织已发展为涵盖整个欧亚地区的综合性联盟。近年来,上合组织通过“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军演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构建了跨国情报共享与反恐协作机制。这一非西方的安全合作逻辑,为中国北部和西部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

在东部与东南,我们突破岛链与对台事实管控。 2026年6月,辽宁舰编队现身日本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的海域,进入太平洋第二岛链。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被确认在第二岛链东侧活动。在台海方向,东部战区组织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舰机协同、区域制空等科目演练。海警力量则开始在台岛周边海域形成执法管控,“海巡08”轮首次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全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福建海警在台岛周边及马祖、乌丘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巡查。从军事演训到执法巡航,中国正在台海周边构建一种“事实上的管控秩序”,既瓦解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企图,也在不动声色的日常执法中巩固主权主张。

在西南方向,我们继续对印保持高压态势。在中印边境,解放军在后勤保障和军事部署方面全面优于印军。印度陆军参谋长承认边境局势“稳定但敏感”,且未计划缩减冬季驻军。2024年10月,中印就在拉达克实际控制线沿线巡逻问题达成协议并完成脱离接触,但中国在西南方向保持的军事高压态势并未松动。这种“压而不打”的姿态,既是对印度的战略威慑,也为外交谈判保留了空间。

在经济层面,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框架是“7+5”区域合作圈,即在7个重点方向和5个关键领域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一框架的推进器。中国已同周边25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25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23.6万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1.9%。

在东南亚方向,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5年前8个月,双方贸易总值达4.93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累计双向投资已超过4500亿美元。双方正从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伙伴”,迈向价值链深度互嵌的“产业链共同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指数中得分最高。中亚方向同样进展显著。2025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约4.3万亿元,其中超60%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推动西部内陆转变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治理战略的核心理念。中国已同周边17个国家确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这一理念强调的不是势力范围,而是“发展结果共享”,即用经济利益和制度合作将周边国家与中国深度绑定。王毅在2025年底阐述周边工作时强调,中国“不在周边搞地缘争夺,而是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不在周边搞势力范围,而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在周边搞一言堂,而是践行大家的事一起商量着办”。这套话语的背后,是一种务实的战略逻辑:在硬实力尚不足以单方面重塑周边秩序的情况下,用制度和利益的网络编织出有利于中国的区域环境。

面向未来,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最优策略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南进北和,西润东争。南进——东南亚应成为中国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凭借地理邻近、文化相近和经济互补的优势,中国完全有条件把东南亚建成“崛起的前花园”,而非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在推动区域价值链重组。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已经从贸易层面深入到产业链层面。这一方向的推进,需要持续的制度建设和人文交流,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持久的战略影响力。

北和——巩固北部战略后方,稳定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的关系,是中国集中资源应对东部海洋方向挑战的前提。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关系经受住了俄乌战争的考验,仍保持“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运行。美国试图挑拨中俄关系的战略意图明确,但受制于美俄互信缺失、拉拢俄罗斯工具效能有限等因素。对中国而言,维护与俄罗斯的稳定互补关系,既是避免两线受敌的战略必需,也是保持对日军事高地的尖刀。中俄战略协作的确定性,为动荡的周边环境注入了稳定性。朝鲜已经是拥核国家,也是我们的正式盟友,面对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强化,中朝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协同仍是中国对美日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双方在半岛稳定和地区反介入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朝历史上曾经多次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未来仍会在对日冲突中采取一致行动。蒙古国是我们血脉相连的邻邦,是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辐射区域,其土地上的人民曾经参与远古华夏族的融合,同时也曾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一带一路”与蒙古“草原之路”发展战略的对接正在稳步推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蒙古国以特殊方式重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将是大势所趋。

西润——我们在此方向应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展和深化与各国关系。中亚五国在资源禀赋和区位通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在中亚宜低调扩展,务实不务虚,既不刺激俄罗斯,又稳步开拓资源进口基地和商品出口基地。中吉乌铁路等骨干工程正在推进,西部地区的开放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我们对印度则宜继续采取“闪诫”政策,时不时敲打和教训一下即可。中印在近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争端,边境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其实对国力较弱的一方更不利。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策略仍然将是“以时间换空间”,保持军事高压,同时通过巴基斯坦分散印度的注意力和压力。

东争——对日本,中国需要持续增加军事和外交压力。“尊王攘夷”的策略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宜高举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宪章的旗帜,争取把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中国需要与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展开竞争——不是热战,而是以技术代差和区域拒止能力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我国在经济层面的策略选择同样关键。合适的路径是鼓励中国企业采取 “中国内地+1”的发展策略——将公司总部和主体制造能力留在内地,同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具备少量生产能力的第二基地。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在中国内地留住根脉,在境外开枝散叶。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跨国公司的策略已从“中国+1”转向“中国+N”——在中国以外多点布局,形成弹性网络。对中国而言,与其被动承受产业链外移的压力,不如主动引导这一进程,让中国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体,而非被跨国公司替代的对象。通过在中国内地保留总部、核心研发以及主要制造生产能力,同时在周边国家布局少量生产和装配,中国政府既能保持对企业的战略影响力,又能让企业获得海外发展空间和政策弹性。这正是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从政治理念落到经济实践的有效路径。

从大历史的视角审视,崛起的中国需要确立一种“王道”外交哲学。“王道”不同于“霸道”——它不追求霸权,而是注重道德感召、思想传播和文化包容,主张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这种哲学与西方霸权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王道”的实践,需要“立信”和“立威”两个层面的战略自觉。立信,指的是在周边国家中建立可信赖的大国形象。这不能仅仅靠宣传,而更依靠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和可预测的政策行为。中国已同周边17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目标,同25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信任的积累。

立威,指的是在核心利益上展现不可侵犯的意志。台湾问题、南海权益、边界争端等,在这些议题上,中国需要展示足够的战略决心和实力。军事上突破第二岛链、海巡力量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管控、对印边境的军事高压等等,都是“立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未来在东部方向,我国甚至有必要打一场“自卫反击有限战争”,以雷霆之势威慑不轨之徒,而长期无理挑衅中国主权的菲律宾可能是解放军最合适的磨刀石。

借鉴历史上秦国历经六代君主才统一华夏的经验,我们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应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周边复杂环境的挑战,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具备条件的议题上审慎推进,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保持战略定力,以长远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换取更有利的战略解决窗口。

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的深度联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一个没有单极霸权的世界里,在人工智能科技大潮中,我国既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也面临更复杂的利益纠葛。“南进北和,西润东争”的地缘策略、“中国内地+1”的经济策略、“王道”与“立信立威”的外交哲学,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选项,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大战略的不同侧面。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为中国赢得一个稳定、繁荣、可控的周边环境。这条路不会平坦,关键是决策层要有老成谋国的智慧、勇气和毅力。-

应该怎么看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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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7月23日,王虹和邓煜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本年度的菲尔兹奖。两位都是中国籍数学家,但目前都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他们的成就首先是属于自己,其次也归功于他们曾经完成早期学业的中国,还与他们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的西方学府和他们目前就职的西方科研机构密切相关。为方便读者了解中国和海外对他们同获殊荣的反应,本站特转发旅美时事评论人邓聿文在《金融时报》中文发表的题为“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中国该高兴还是冷眼旁观?”的时评和新华社记者魏梦佳和徐静共同撰写的题为“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的新闻分析。

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中国该高兴还是冷眼旁观?

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中国籍数学家。对于藉希用国际大奖来证实自己科研实力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件高兴的事。所以外界看到,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兴奋,铺天盖地在讨论这件事,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说明中国数学开始厉害起来,甚至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调出现,一些人冷言冷语,说他们的研究都在国外完成,现在也在国外工作,获奖和中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中国人不过是在强行沾光。

本文不重点讨论前一种看法,说说后一种声音,是否有道理,以及王、邓二人的获奖,真正应该提醒中国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清醒,但其实和它反对的民族主义一样,走向了另一极端。

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不论持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二人的获奖,首先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国家不能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掠美。道理很简单,数学不是奥运会,菲尔兹奖也没有国家奖牌榜。王虹解决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在非线性色散方程、波湍流以及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方向取得突破,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也有合作者的贡献。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为一本护照,把数学家的个人成就收归国有。

在认可这个前提下,民间把他们的获奖视为中国数学的荣誉,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两人获奖时毕竟仍然是中国公民,这和以前获得菲尔兹奖的一些华人数学家不同。他们不是只有一张出生证明和中国发生联系,也不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只剩下华人血统,而是身份明确的中国籍数学家。何况,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长大,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最初的数学训练。王虹在北京大学完成数学本科;邓煜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数并获得金牌,随后进入北大,后来才转往麻省理工学院。

换言之,他们的数学天赋是在中国被发现的,最初的数学思维和知识基础也是在中国打下和形成的。一个数学家当然不是读完中学和本科就已定型,但也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博士阶段和发表获奖论文的机构才算培养,之前十几年的教育全部一笔勾销。

从这个角度看,普通中国人为两个同胞站上世界数学最高领奖台而高兴,这是一种很正常、也很朴素的自豪感,不应把它简单理解成往自己脸上贴金。

此外,中国官方这次的表现也很克制,主要强调,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没有宣称两项成果是在中国大学完成,也没有把它直接包装成中国科研体制的伟大胜利,连二人的母校北京大学都没有发贺电。

官方克制当然是基于二人的关键研究训练以及获奖成果,主要是在欧美完成的。王虹从北大毕业后去了法国,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她进入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研究前沿,离不开欧美数学界的训练和环境。邓煜从北大转入麻省理工,在普林斯顿取得博士学位。他获奖成果的主要研究环境也在美国,现在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欧美大学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办公室和工资,还有一流导师、强大的同行网络、长期积累的学术传统,以及让一个数学家能够长期思考困难问题的环境。这也是前述把他们的获奖看成和“中国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观点的主要根据。

在科学界,一项科学成就并不只能归一个国家所有,它可以同时体现工作机构的科研实力,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才成长和数学教育水平。这种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其实非常普遍。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的统计,1901年至2024年,获奖时隶属美国机构的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中,大约35%出生于美国之外。典型的如2016年,在美国大学任职的六名科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全部出生于国外,其中五人出生于英国,一人出生于芬兰。毫无疑问,他们的获奖证明了美国大学和科研环境的强大。但英国政府照样公开庆祝“五位英国研究人员获得诺奖”,并把他们计入英国出生的诺奖得主总数。芬兰政府同样把获奖当作芬兰学术界的荣耀。没人因此讥笑英国和芬兰是在沾美国的光。

数学界也有一个更接近王虹、邓煜的例子,就是陶哲轩。陶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成长的华人,从小进入澳大利亚的数学教育和竞赛体系,在弗林德斯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后来赴普林斯顿读博士,之后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2006年获得菲尔兹奖时,主要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澳大利亚始终把他视为本国数学家的代表,他获奖后被评为“南澳大利亚年度人物”。

上述事例说明,一项科学成就,既可以看作获奖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国家的学术成就,也可以是该获奖者出生国的荣誉。我们需要反对的,是那种把“中国数学家的荣誉”偷换成“中国科研体制独立培养和完成的成果”,但不能为了反对这种偷换,又把“成果主要在国外完成”偷换成“他们的获奖与中国毫无关系”,似乎民众冷眼旁观才对,这也是要批评的。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能不能为他们高兴,而是中国为什么已经能够产生菲尔兹奖级别的人才,却还没有让这些人才更多地在中国大学完成最重要的研究。这也正是中国数学目前的真实处境:人才已经很强,国内科研环境却还没有强到同人才储备完全匹配的程度。

中国最不缺的是聪明学生。国际奥数长期领先,说明中国从庞大人口中发现数学天才、进行基础训练的能力,早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真正的短板,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能不能在中国大学里提出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能不能用十年甚至二十年,去做一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的研究。

持平而论,这些年,中国的科研环境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科研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率的大幅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以数学为例,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大学建立了一批高水平数学中心,年轻学者的待遇提高,海外人才和国内学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丘成桐、张益唐等世界级数学家开始全职加盟中国大学,都说明人才流动不再只是单向外流。

但钱多了、中心多了、“人才帽子”多了,并不等于原创研究的环境自然形成了。中国大学仍然过分迷信量化考核。论文数量、项目级别、人才称号和行政评价,往往决定一个学者能得到多少资源。年轻研究人员需要不断申请项目、填写表格、接受考核,还要在复杂的师门和行政关系中寻找位置。

数学研究尤其需要自由和耐心。一个人可能几年没有成果,也可能十年只做一道题,最后甚至失败。中国科研体制嘴上鼓励创新,真正面对这种长期没有产出、无法保证成功的研究时,却未必有足够的耐心。

王、邓在国外完成突破,因此既是中国值得高兴的理由,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尴尬。他们证明中国能够产生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头脑;他们的经历又提醒中国,这些头脑成长为改变数学进程的学者,目前仍然更多依靠欧美的研究环境。

换句话说,冷眼旁观没有必要,但高兴也不必膨胀成体制自夸。中国接下来要等待的,是下一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能不能主要在中国大学完成他的学术成长和重大突破。只有到那一天,中国得到的才不只是一份可以分享的荣誉,而是一个数学乃至科学强国真正的底气。

图为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左)、王虹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合影。

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魏梦佳 徐静

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煜、王虹,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在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双双夺魁,说明了什么?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煜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虹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几十年,华裔数学家一直是国际数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次,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过去的跟跑,到如今在部分领域领跑,中国数学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此次获奖好像是一个灯塔,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张继平感慨说。

“这是让中国数学家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刻,而且同一届能有两位获奖者,非常不容易!”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教授激动地说,“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我感到由衷欣慰。”

“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他看来,近2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越来越好。在重要研究领域几乎都有中国数学家的身影,国内自主培养的数学人才开始做出国际一流成果,甚至在有些研究领域已经在领跑,在世界顶尖高校任职的中国籍数学家也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菲尔兹奖离中国籍数学家相当遥远。现在来看,我们通过努力,获奖是完全可能的!这对年轻学生们是很大的激励,激励他们未来去挑战更大的科学问题,让他们有更大的自信心和动力。”田刚说。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煜、王虹,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此次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田刚表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往届菲尔兹奖得主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中国有众多优秀的学校、蓬勃发展且日益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科研机构。

“此次获奖不仅仅是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功,也是中国远见卓识且坚定不移支持数学发展的结果。”他对新华社记者说,“王虹、邓煜在数学教育方面的核心部分均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彰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

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王虹、邓煜的获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鼓舞我们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得更好!”他说。

在丘成桐眼中,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任重而道远。

“我希望,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数学家能在本土完成最关键突破,走出中国数学自己的路,这将成为数学强国最重要的一步。”丘成桐说,“希望中国数学早日跻身全球顶尖行列,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

李·琼斯(Lee Jones):解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李·琼斯(Lee Jones)近日在《美国事务》杂志(America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Atlas Shrugged: Decoding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阿特拉斯耸耸肩:解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文章通过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引言中,文章写道,在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一年后,国际社会对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依然充满疑问。在其领导下,华盛顿的战略立场似乎经历了频繁且剧烈的摇摆:既在加征关税与削减关税之间反复切换,又在对俄妥协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之间摇摆,一边宣扬和平,一边却对伊朗实施轰炸、入侵委内瑞拉并对格陵兰岛施加压力。这种看似混乱的举措引发了外界对其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大战略的质疑。

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为解答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虽然将官方文件直接等同于总统的实际行动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随着特朗普周围聚集起一批思想高度契合的官员,一种超越总统个人性格特质的集体世界观和政治项目已经形成。此外,特朗普第一年的许多实际举措与新版NSS的内容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该文件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作者指出,分析的任务是介于“存在严密大战略”与“特朗普纯属狂乱”这两个极端的解释之间,去理解指导该政府的相对一致的世界观,同时承认美国共和国的衰退催生了一个高度个人化、民粹主义的政权。

核心指导思想: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还是激进右翼旧保守主义?

要准确解码2025版NSS,必须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右翼激进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区分。许多观察家将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解释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力更生,优先考虑核心国家利益,避免边缘性承诺,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克制与审慎。新版NSS中确实大量充斥着现实主义色彩的表述,例如强调“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所有国家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维护主权是自然且正当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甚至将其总结为“抛弃理想主义乌托邦,迎来硬核现实主义”。

然而,将NSS仅仅解读为现实主义的胜利错失了激进保守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在美洲,这种激进右翼思想主要由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保罗·哥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和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发展建立,并通过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前顾问,编者注)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本届特朗普政府的重要顾问,编者注)等人转化为决策实践。

旧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在于将全球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管理精英”或“新阶级”的崛起。该阶级掌控大型官僚机构,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侵蚀传统文化以及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国家的传统等级制度。旧保守主义者正向这一新阶级发起“文化战争”,在国内试图恢复基于“基督教”或“欧洲”遗产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上则致力于拆卸由联合国、世贸组织(WTO)、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建立的“全球主义”规则。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精英主导下的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军事干涉主义,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承受了灾难性的经济与文化后果。

 对外政策演变:右翼眼中的“多极化”与欧洲再造

激进右翼倡导一种“多极”世界秩序,但这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指的大国权力均衡截然不同。旧保守主义的“多极化”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采取“各安其位”的活法,旨在维护各群体的文化完整性与独特身份。它寻求在面对非西方文化和人口威胁时复兴“西方文明”,同时与其他文明板块和平但独立地共存,仅在利益一致时开展合作。

这种意识形态塑造了新版NSS的独特格局——对全球主义精英的批判:NSS开篇即严厉指责外交政策精英误以为永久主导世界符合美国利益,不仅误判了美国人民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还通过自由贸易空心化了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并允许盟友将防御成本转嫁给美国。 恢复国内文化与社会边界:NSS破天荒地将国内文化重塑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恢复和振兴美利坚的精神与文化健康”,强调“传统家庭”和“优胜劣汰”原则,反对纠偏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等举措,并明确宣示“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 让欧洲重新伟大”的文明改造:在对待欧洲盟友上,NSS并未聚焦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是将欧洲的根本危机定性为自由主义精英统治下的“文明消亡”与“身份丧失”。正如副总统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言,欧洲最大的安全挑战是“内部对基本价值观的退缩”。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支持欧洲内部的“爱国”激进右翼力量,帮助欧洲找回“文明自信”,从而使美国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恢复对俄战略稳定。 对非西方文明的包容与不干涉:与对欧洲的政治干预相反,特朗普政府对非西方大国采取“不强加民主或社会变革”的立场,尊重其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治理体系。这种对非自由主义体制的包容恰好与俄中等国推动的多极化和多元化理念形成了呼应。

地缘政治实践:“唐罗主义”与大国博弈

激进右翼对多极化的拥抱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放弃了美国的全球霸权。NSS明确指出,首要目标依然是确保“美利坚合众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世界上最强、最富、最有力与最成功的国家”。为了在不承担全球主义成本的前提下重塑霸权,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两种机制。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突变型新自由主义。政府通过关税鼓励再工业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激发科技创新并重塑军工基础。同时,官方外交人员被要求直接充当美国企业的推销员,为美国资本在西半球及全球拓展市场扫清障碍。 一种是构建“负担共享网络”。针对财政部派系(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关于霸权的昂贵不可持续性观点,美方要求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在新版国防战略(NDS)中,美国将重点集中于本土防御和威慑中国,而将俄罗斯、伊朗等次要威胁交由区域盟友承担。

在具体地缘部署上,特朗普政府推出了针对西半球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重申门罗主义并加入特朗普推论。其核心是稳定西半球合作,打击非法移民与毒品走私,同时极力排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半球竞争对手”。从逼迫巴拿马收回中国企业对运河港口的经营权,到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压制其与中国的关系,再到意图购买格陵兰岛以防范中俄,均体现出这种将本土防卫与对华博弈深度绑定的扩张路线。

此外,在对华战略上,尽管NSS避免在文本中直接点名中国,但其提出的“重塑美中经济关系”实质上要求中国拆除其现有的国家补贴与产业策略,这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虽然特朗普试图利用关税战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但由于双方在经济模式上的根本分歧,这种暂时的缓解更可能只是美中“新冷战”中的一次短暂缓和(détente),五角大楼与鹰派官僚正积极为长期的全球对抗做准备。

制度危机与决策困境:民主衰退与个人化权力

作者强调,反全球主义者或许会将特朗普的NSS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回归,但实际运行中,这种政策却展现出极具侵略性与混乱的帝国主义特征。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代表制民主的深度衰退。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代表制民主衰落的症状而非复兴。民粹主义领袖将自己塑造为国家意志的化身,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完全取决于总统个人,从而导致决策与美国广大民众乃至大资本集团(Big Business)的实际利益发生严重脱节。与大资本的脱节:以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为例,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重新夺取委内瑞拉石油,但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巨头因开采成本极高且缺乏制度保障,明确表示该国“不可投资”。类似地,几乎遭到所有美国商业团体反对的全面关税政策,进一步证明了决策层与资本阶级传统影响力的脱节。 内部派系的撕裂与个人集权:政府内部存在旧保守主义民粹派(追求全球收缩与本土重塑)、五角大楼与对华鹰派(坚守霸权与全球威慑)、财政部派系(主张负担转移与去监管)的相互拉扯。在缺乏民主辩论的情况下,所有争端最终由总统个人裁决。NSS甚至专门预留了条款,允许总统以“和平缔造者”的名义凭个人外交喜好在边缘地区任意干预。

总结与展望:“后美国时代”与“美国优先”的终极悖论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幻觉在于:认为在不提供任何合作激励和公共产品的前提下,仅凭强权就能让其他国家协助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在“美国优先”的逻辑下,美国可以奉行保护主义并干涉西半球,却剥夺其他大国维护周边安全区和发展模式的权利。

这种单向施压与剥削性的领导模式,正在加速剥离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二战后美国霸权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开放市场和多边约束,让盟友确信美国领导符合其自身利益。而随着特朗普将这一“大妥协”视为美国被“占便宜”的亏本买卖并彻底撕毁,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欧洲盟友——已不再将华盛顿视为可信赖的伙伴,转而寻求“多重对齐”(Polyalignment)政策,在多元伙伴(包括中国)之间建立对冲机制。

作者最后警告,“美国优先”最终将演变为“美国孤立”。一个失去了追随者的领袖,只不过是在独自走向悬崖。

中国AI初创公司:如何盈利成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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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初创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最近发布了旗下核心产品 Kimi K3 模型,引发了硅谷新一轮关注。该开源模型在多项基准测试中已直逼、甚至在部分特定任务上超越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旗舰模型。

月之暗面由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杨植麟等人于2023年3月共同创立,是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之一。中国AI公司坚持的开源路线在取得技术突破的同时,也开始面临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从而实现盈利。7月27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探讨中国AI公司的技术突破,以及其在商业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AI产业普遍采取了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大型AI公司不同的发展策略,广泛采用开源(Open Source)或开放权重(Open Weight)模式。这种策略降低了技术门槛,加快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并凭借较高的性价比迅速吸引了包括硅谷初创公司在内的全球开发者。

“开源模型是一种强大的分发策略,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位于北京的首席AI分析师孙薇(Wei Sun,音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一次IPO可以为下一轮模型训练提供资金,但它本身无法创造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低价与开源固然带来了庞大的用户规模,却未必能够带来相应的利润。另一家中国AI初创公司智谱AI(Z.ai)发布的 GLM-5.2 模型凭借较高的性价比获得不少美国开发者青睐。公司去年营收实现翻倍,但由于持续投入模型研发和算力建设,亏损仍接近7亿美元。在赴港上市后不久,公司便因计算资源紧张导致服务速度下降,并向用户致歉。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发布后同样受到市场热捧,但仅两天后,公司便因算力资源不足,暂停接收新的订阅用户。

硅谷公司 Datastrato 副总裁理查德·林(Richard Lin)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未来两三年,我们仍将继续摸索大模型究竟该如何赚钱。”

在探索商业化路径方面,月之暗面此次发布 Kimi K3 时,还首次提出大规模商业调用需获得商业授权许可。Interconnected Capital 创始人 Kevin Xu 认为,这是中国AI初创公司首次将这一商业授权要求写入许可协议。

纽约时报指出,除了商业模式尚未成熟之外,中美AI企业在资本储备和算力资源上的差距,同样是影响中国AI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报道称,今年5月,DeepSeek 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宁德时代(CATL)及国家级AI基金领投的75亿美元融资,月之暗面也于同月完成20亿美元融资。而仅 Anthropic 一家公司就在今年5月筹集了65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AI企业在融资规模和资本储备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

持续数年的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也迫使中国AI企业不断提高芯片利用效率,并优化模型训练方法。这些探索正在促使外界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性能的提升是否只能依赖不断增加算力投入和建设更多数据中心。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中美AI竞争的教授丁杰弗(Jeffrey Ding)表示:“中国公司做开源并不是为了开源本身;他们将其作为一种策略,一种挑战者的工具。归根结底,目标仍然是盈利。”

以 Anthropic 和 OpenAI 为代表的美国AI公司则指责部分中国AI企业利用其模型输出的数据训练模型(data harvesting),并呼吁华盛顿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不过,许多依赖低成本模型进行定制开发的硅谷初创公司和部分对冲基金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开放权重模型降低了开发成本,使企业无需向 OpenAI 或 Anthropic 支付高昂费用即可开发自己的AI应用。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政府正试图在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重点与确保关键技术和战略收益留在国内之间取得平衡。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将中国塑造成全球开放技术合作的倡导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表示:“北京希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AI企业,但关键在于如何不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

另据参考消息的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得克萨斯州沃斯堡新工厂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开源模型非常优秀。他说,华尔街当初低估了 DeepSeek 的影响,现在又再次低估了 Kimi。

黄仁勋认为,优秀的开源模型降低了AI的使用门槛,将扩大整个市场规模,并进一步带动算力和数据中心需求。对于美国限制中国AI发展的政策,他表示,试图通过限制措施阻止中国AI的发展既不明智,也难以奏效。他还指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理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因此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是必然结果。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近日也在采访中高度评价月之暗面推出的 Kimi K3,称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马斯克认为,中国AI企业未来成为全球领先者的可能性相当高。他反对美国禁止企业使用中国AI模型的提议,认为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成为AI强国。在他看来,决定AI竞争最终上限的仍然是电力供应和芯片制造能力,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都具有巨大潜力。马斯克还表示,中国距离突破先进光刻技术“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近”,一旦实现关键突破,将有望缓解先进AI芯片供应瓶颈。

(本文综合《纽约时报》和《参考消息》的相关报道。)

眼见为实:促使劳拉·鲁默从乌克兰怀疑论者转变为支持者的秘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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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虽然与中美关系无关,但对如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极具参考价值。如果乌克兰可以请一位曾经以仇视基辅著称于世的美国媒体人访问乌克兰,并让她采访其总统,北京是不是可以有同样的大度和勇气呢?

【编者按:根据7月24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The Secret Trip That Turned Laura Loomer From Ukraine Skeptic to Supporter),劳拉·鲁默(Laura Loomer)在访问乌克兰之前对俄乌战争持强烈的质疑与敌视立场。她传播亲俄宣传—多年来,她大量引用和复述俄罗斯官方(如RT,也就是《今日俄罗斯》)的宣传论调与叙事;她攻击乌克兰领导层—曾公开抨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称其为“真正的纳粹分子”,并严重淡化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在白宫批评泽连斯基之后,她在社交媒体上为他们大唱赞歌,声称美国不会容忍“乌克兰的不尊重”。她强烈敦促美国领导人彻底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持续提供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主张华盛顿从俄乌冲突中抽身。本文虽然与中美关系无关,但对如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极具参考价值。如果乌克兰可以请一位曾经以仇视和污蔑基辅著称于世的美国社交媒体人来访,并安排她采访其总统,北京是不是可以有同样的大度和勇气邀请反华人士到中国一游呢?文章的作者为《华尔街日报》驻白宫记者威格曼(Philip Wegmann)。】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这位右翼煽动者、特朗普的盟友表示,在意识到自己被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蒙骗后,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彻底转变了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特朗普的盟友劳拉·鲁默(Laura Loomer)表示,她被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欺骗了。在访问乌克兰后,她现在将乌克兰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多年来,这位右翼煽动者一直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俄罗斯的论调,敦促美国领导人放弃乌克兰,并称该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为“真正的纳粹分子”。

但在本周访问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坐下来交谈后,鲁默现在表示,她被莫斯科散布的虚假信息蒙骗了。

“我犯了个错误,”她在乌克兰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她正在寻找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作为纪念品带回家。鲁默现在认为,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美国优先”政策立场,她预测会有更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运动的追随者会很快接受这一观点。

在周五的采访中,她称赞泽连斯基是一位“战时领袖”,并称乌克兰为“不可或缺的盟友”。她说,她一直向特朗普总统通报她的行程,并在旅途中两次与他电话。

鲁默在一些保守派圈子里颇具影响力,她有时会宣扬阴谋论。作为一个深受特朗普喜爱的争议人物,她曾声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内部阴谋”,声称多起校园枪击事件是民主党人精心策划的“假旗”行动,并坚称广泛的选举舞弊导致了她在2022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落败。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如果更多的 MAGA 运动追随鲁默的脚步,这可能会在华盛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共和党内批评美国干预别国事务的人士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鲁默与有时遭受特朗普羞辱的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缓和,可能会提升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的地位。据一位白宫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与特朗普会面。

周五,当一名记者问及鲁默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以及 MAGA 运动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在增长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他们支持我所支持的。”

特朗普作为乌克兰战争的怀疑论者重返白宫。他在竞选时曾承诺在当选后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但他很快就对乌克兰失去了耐心,因为基辅抱怨所提条件对莫斯科过于有利而拒绝同意。去年,当特朗普和副总统 JD·万斯在一次紧张的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中批评泽连斯基时,鲁默为他们喝彩。当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不会容忍“乌克兰的不尊重”。

鲁默从乌克兰的批评者转变为同情者,源于她对许多保守派网红同僚的幻灭。

她回忆说,社交媒体上亲克里姆林宫的账号开始放大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坎迪斯·欧文斯 (Candace Owens) 和尼克·富恩特斯 (Nick Fuentes) 等人的声音,这些人指责总统受到了以色列的蛊惑。

鲁默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她早就在与那些反战播客和网红开战了。她称这个松散的评论员群体为“觉醒帝国”(Woke Reich),并指责他们信奉反犹太主义。

“我开始暗自思忖:我们还在哪些事情上被骗了?于是我开始认真审视今日俄罗斯 (Russia Today) 播出的大量内容,”她在谈到这家被称为莫斯科喉舌的广播公司时说道,她被其诋毁乌克兰的叙事所蒙骗。

“然后我意识到,我的天哪——”她回忆道,“境外敌对势力在美国传播虚假信息,而俄罗斯的宣传机构打头阵。”

于是鲁默决定去乌克兰实地考察。当她抵达乌克兰时,她说她看到了一个与她多年来嗤之以鼻的那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

鲁默参观了基辅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 (Dormition Cathedral),这是一座金顶教堂,乌克兰称其遭到过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她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废墟旁吃麦当劳的照片。她会见了该国的外交使团成员和宗教领袖。她表示计划参观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在本月早些时候意外去世前曾去过的那家无人机工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视察被俄罗斯导弹攻击后的大教堂

但鲁默在马林斯基宫对泽连斯基的采访吸引了最多的国际关注。

她为自己在战争期间轻视乌克兰的苦难而道歉。泽连斯基则敞开心扉,谈到了他与特朗普关系的转折点,当时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后在梵蒂冈进行了闭门会谈。泽连斯基称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领导人“在15-20分钟内改变了双边关系”。

鲁默说,她是在抵达乌克兰后才提出采访泽伦斯基的。她不愿透露究竟是谁资助了她的这次旅行。“我是一名独立记者。我不是亿万富翁,我甚至不是百万富翁,”她说,并坚称这次远行是由“私人捐助者”资助的,100%都是美国的钱”。

这次旅行以及随后她对乌克兰看法的逆转引来了外界的审视。

鲁默指出,与俄罗斯有关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网上猜测基付给她数百万美元让她去旅行。在参观一个她称之为负责反击俄罗斯虚假情报的情报中心时,鲁默说她询问了他们的年度预算,并被告知是200万美元。“如果有人认为他们会把那全部金额,也就是一整笔预算都花在一个人身上,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她说。

鲁默说,她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她将前往东欧,甚至都没有告知白宫。她以落地基辅就直接给特朗普打了电话。她说,总统问她在乌克兰怎么样,并让她“向泽连斯基问好”。鲁默说,特朗普承诺一旦她发布对泽伦斯基的采访,他会在网上分享。他已经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 上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了一段采访的视频片段。

被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轰炸后的基辅街头

鲁默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非是无条件的。鲁默表示,她不认为美国应该无限期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有多少美国人被外国媒体洗脑了,”她说,然后又补充说,“共和党内的成年人”需要“将那些充当外国宣传员并代表外国政府进一步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人驱逐出去”。

鲁默预测,特朗普的保守派基本盘将会效仿她。她说她一整天都在收到粉丝发来的信息,他们告诉她:“哇,你让我们眼界打开。”

美国怎样才能在AI竞争中战胜中国

三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它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免费向所有人开放。然而,这样的慷慨从来都是不会持久的。据报道,中国当局一直在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初创公司智谱AI会面,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访问中国部分最先进模型的问题——包括一些目前尚未发布的系统。

美国政府的本能反应很可能是以自己的禁令作为回应。那将是一个错误。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构建并部署自己的所谓“开放权重”模型,使用户能够将模型下载到本地,在自己的设备上运行并进行修改。而且,这项工作应当大规模推进,并承诺按照可靠的周期发布更为强大的新版本。让所有基于美国模型进行开发的人都能确信,下一代模型会如期推出。中国的这一举动正是美国重夺人工智能主导权的一个机会窗口。但这个窗口不会开得太久。

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重”是指训练过程中获得并微调好的数十亿个独立参数,它们有助于决定模型如何对提示词作出回应。当一家公司对其权重保密时——比如OpenAI对GPT的做法——其他公司和开发者只能通过其服务器租用访问权限,但无法查看模型内部,也无法将模型带走。当一家公司公开这些权重时——比如中国公司DeepSeek,任何用户都可以下载这些权重,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检查它们,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重新训练。

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优势的原因。上周,中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推出了Kimi K3,该公司称,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其性能足以媲美Anthropic和OpenAI迄今最优秀的模型。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如今已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人工智能模型家族。开发者已利用它构建了超过10万个各类专用模型。在OpenRouter——一个允许开发者将任务发送给任选人工智能模型的服务平台——上,来自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在2025年连续数周处理的文本量已占全部处理量的20%以上,而在今年春季的连续数周时间里,这一比例更是超过40%;相比之下,2024年,这类中国模型每周处理的文本量占比最低时仅约为1%。

这些流量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Airbnb的客服系统大量运行于通义千问之上,其首席执行官布赖恩·切斯基称赞该模型速度快、成本低。美国最具价值的人工智能编程初创企业之一Cursor则基于月之暗面授权的基础模型开发了自己的Composer 2模型。外送平台DoorDash联合创始人方安迪(音)透露,如今公司已将代码审查系统中的“较低层级工作”交由Kimi完成,只将最困难的任务交由美国模型来做。受成本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跟随这些初创公司的脚步,转向使用这些中国模型。

这正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战略:将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推向全球各个市场,塑造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技术标准,并进一步推动世界转向那些最适合运行中国模型的中国硬件。中国此前在太阳能产业、通信设备领域,尤其是在关键矿产领域,都采取过同样的路径——先利用廉价稀土建立起全球依赖,再在这种依赖真正形成之后限制出口。

如果中国实验室现在限制访问,难道大家不会干脆转向一个性能更好的美国模型吗?不会,因为切换人工智能模型不像取消订阅那么简单。这意味着要拆除整个底层基础。一家欧洲制造商如果在本地运行一个中国模型,并用依法不得出境的机密数据对其进行了训练,就无法简单地换入一个使用成本更高、运行在他人服务器上的美国优质模型。这种依赖正是中国战略的关键所在。一个无法摆脱外国模型的国家,就等于把其所运行系统的控制权拱手交给了中国。

中国以外的开发者应当对接下来的走势保持警觉。每一个基于中国模型进行开发的人都默认——未来会有更好的版本推出,并且像以往一样免费。如果中国将下一代模型留在国内,那么世界上那些依赖免费可修改模型的开发者将被困在一个过时的版本里,而中国企业则在更强大版本的加持下不断向前。双方之间的差距将随着每一次新版本发布而不断扩大。

两个国会委员会已就Airbnb和Cursor的母公司使用中国模型一事展开调查。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有效禁止美国人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措施。但是,禁止这些模型将给美国开发者带来不便,也会给中国提供口实,宣称它的技术先进到美国都无法通过公平竞争来应对。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靠的是让全球开发者都愿意基于美国的平台进行开发,而不是通过禁止外国使用来达成的。

美国政府应当出资建立一个训练先进开放权重模型的项目,并规定这些权重必须永久保持开放。这将为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企业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平台,使它们能够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一领域展开创新与竞争。OpenAIGoogle都发布过开放权重模型,但只是偶尔为之,因为没有任何机制能激励它们持续这样做。这类模型的潜在用户不仅包括那些已经开始采用通义千问和Kimi的企业,也包括那些不愿把数据存放在中国服务器上的国际合作伙伴

采用美国开放权重模型的用户同样需要运行模型所需的芯片、存储数据的基础设施,以及让模型真正投入使用所需的算力。这正是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这两个负责支持美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政府机构——应当同时提供融资支持的方向。中国的模型之所以能够在内罗毕、圣保罗等地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中国免费提供模型,并将模型、硬件和融资打包在一起。美国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完全能够提供同样的整体方案,而且条件更优、安全标准更高,即使是刚起步的国家也能够达到这些标准。

OpenAI和Anthropic的商业模式立足于“前沿”,也就是承担最困难、价值最高工作的模型,服务对象是那些希望获得当前最优秀模型、并愿意为此付费的客户。开放权重模型面向的并非同一市场——在那里,财务成本或数据敏感性的考量权重更大。对许多美国用户而言,前沿模型负责完成最复杂的任务,而底层则运行着一种更便宜、也更容易进行定制修改的模型。无论哪种情况,前沿模型开发企业都能够获得收益。

唯一的问题是:那个底层模型来自哪里。答案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编者按:本文2026年7月2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英文题目是”This Is How America Trounces China in the A.I. Race”,7月24日《纽时》中文版发表的该文的中文翻译,但题目似乎不很准确(中国人工智能的制胜之道),本站转发是修改了题目。文章作者是许毓仁(Jason Hsu),作者是美国哈德逊研究院的研究员,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他曾于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担任过台湾的立法委员。)

美国的“中国梦”是如何破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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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250年来美国的“中国梦”如何演变成其最大的战略挑战》(How America’s 250-year China Dream Became its Greatest Challenge)。

文章称,1784年2月,美国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出发,目的地是中国,6个月后,抵达中国广东。当时的中国还在清朝时代,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后还不到10年,国际社会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公约》签订还不到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海军,也没有什么国际地位,但却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梦”。

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却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如今,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被锁定在贸易、技术、安全、全球秩序的斗争之中。

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中、美两国关系的起点。在这段关系中,美国不断重塑对中国的定义——从垂涎的市场到令人钦佩的文明,从传教项目到战略对手。每一次重塑,都既反映了美国的自身,也反映了中国的自身。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时,在习近平主席主持的国宴上提到了《中国皇后》,回顾了第一艘抵达中国海岸的美国商船。

《南华早报》回顾了250年来的历史,美国实际上经历了四次”重新认识中国”:

18世纪,美国视中国为“贸易伙伴”,中国是个巨大市场,是美国商人的梦想;

19世纪,美国视中国为“文明对象”,希望把西方文明、基督教带进中国;

20世纪,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国始终相信中国最终会走向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成为国际秩序利益攸关方。。

21世纪,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美国终于承认,中国不会按照美国设想的发展道路前进,而是形成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

《南华早报》认为,美国最大的误判,不是低估了中国的实力,而是高估了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战略界存在三个假设:一、经济发展后,中国一定会民主化;二、中国加入WTO后,会逐渐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三、中产阶级壮大后,会要求西方式政治。

如今美国终于达成共识:“和平演变“没有实现,“接触”政策失败了,“中国梦“破灭了。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战略构思。

美国的战略改变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渐进演变。从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WTO,到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再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拜登推动”小院高墙”,说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不是某一届政府的突变,而是跨党派、持续二十余年的战略重构。

《南华早报》把重点放在美国战略思想的演变上,认为美国最大的误判是相信中国最终会变成”另一个美国”。

其实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美国“梦想的破灭”,而是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

1978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5%,今天按照购买实力评价(PPP),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制造业的规模,中国约战全球30%以上,美国约15%,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已经不是美国。

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挑战美国的综合实力和能力。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几乎是必然的。

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是否调整战略,很少仅仅因为理念失败,更主要是因为实力结构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中国仍只有美国5%的经济规模,即使共产党仍然执政,美国也未必会发动如此全面的战略竞争。

但是,“意识形态“因素也不容低估。

拜登政府提出,中美之间是“民主与专制”的竞争。近年来,美国官方文件不断强调,中国不仅是经济竞争者,也是制度竞争者。最近,特朗普更是直接提出要对抗“共产主义”。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也改变了。例如: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后来逐渐提出“中国梦“、 民族复兴 、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因此开始重新评估中国。

《南华早报》文章倾向于美国误判了中国,其实双方都存在误判。

美国的误判是以为经济发展一定导致民主化;全球化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接触政策能够塑造中国。中国也存在误判,例如长期低估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低估美元体系的韧性;认为美国会迅速衰落;高估全球南方会全面倒向中国。

事实上,近几年不少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东升西降”是一种趋势判断,但如果把它理解为美国会快速失去创新能力,就容易产生战略误判。

现实是: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最强金融体系、最强大学体系、最强创新体系、最强军事联盟、最强资本市场 。而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全球最完整产业链、巨大国内市场、快速技术追赶能力。

换言之,双方都远没有达到可以压倒对方的程度。

美国过去250年的”中国梦”,并不是希望战胜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今天美国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一个没有融入西方体系的中国,而是一个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又保持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并具备与美国长期竞争能力的中国。这种结构性变化,才是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根本原因。

How America’s 250-year China dream became its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Historians trace how US hopes of trade, reform and friendship gave way to rivalry with the power it once sought to transform

Yuanyue Dangin Washington

Published: 11:00pm, 25 Jul 2026Updated: 12:37pm, 26 Jul 2026

One morning in February 1784, a converted privateer called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ed out of New York harbour. It was bound for a country almost no one aboard had ever seen – China, then ruled by the Qing dynasty.

Six months later, it dropped anchor at Canton, the only port where the Qing government allowed Western maritime trade.

At the tim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less than a decade old, and the Treaty of Paris recognising American independence had been signed less than a year before.

The newborn republic had no navy and little standing in the world. What it did have was a dream of China.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later, the country that once drew American merchants across the Pacific has become Washington’s principal competit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w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re locked in a struggle over trade,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global order.

For historians, that first voyag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in which America repeatedly reinvented what China represented – from coveted market to admired civilisation, from missionary project to strategic rival. Each reinvention said as much about America as it did about China.

Even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in M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voked the Empress of China during the state banquet hos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recalling the first American merchant ship to reach Chinese shores.

The market

It is easy to forget how important the idea of China was to the founding of America, according to Xu Guoqi, the David H.Y. Ch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The tea that was dumped into Boston harbour in 1773, the act of defiance that helped ignite the revolution, was Chinese tea.

“The dream of independence for future Americans came, to a certain extent, from their dream of the China market,” said Xu.

Tea, which Americans called “green gold”, was effectively a hard currency, he said.

“Everybody seemed obsessed with Chinese tea after the British brought it to the West.”

That fascination predated the US itself, Xu added. “Europeans had dreamed of finding a route to China since the days of Marco Polo, a quest that famously sent Christopher Columbus across the Atlantic in 1492,” Xu said.

“That is the irony of the shared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 it was interconnec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ed to Canton in 1784, it embodied a belief that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ould help to secure America’s future.

That belief endured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In the 19th century, it took the form of the China trade and, later, the Open Door Policy – Washington’s call for equal commercial access to China rather than allowing foreign powers to divide it into exclus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It was an era when a weakened Qing empire, battered by the opium wars and unequal treaties, was being forced open by imperial powers.

A century later, the same aspiration reappeared in the language of reform and engagement.

By the time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2001, many in Washington and on Wall Street believe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economy would not only creat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 markets but also reinforce the assumptions of the American-led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se hopes were captured in then-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2000 remarks supporting China’s WTO accession.

“Economically, this agreement is the equivalent of a one-way street. It requires China to open its markets – with a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potentially the bigg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 to both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unprecedented new ways,” he said.

But rather than converging towards the American economic model, China developed a state-led system that Washington increasingly viewed as a strategic challenge instead of an opportunity.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launched a trade war in 2018. The second expanded it in 2025, signalling a new consensus that China itself had become the challenge.

A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If Americans first imagined China as a market, they also imagined it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ivilisations. But the China they admired was often one they barely understood.

“Americans now easily forge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very small country back then, when everything was just being founded,” said Wang Yuanch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t the start China was strong and America was small, and only slowly did that situation reverse,” Wang said.

When the Empress of China arrived, Wang said, its crew carried a “sea letter”, a kind of all-purpose passport, addressed to no one in particular and merely listing every title its bearers could think of.

“That actually proves they knew nothing,” he said.

“They were completely in the dark about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its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y simply came.”

Qing officials, for their part, knew little about the new republic. They saw foreign visitors through the old imperial lens of tribute and trade.

Two centuries later, the ignorance is not mutual, Wang said.

Ordinary Chinese, he said, could name several American presidents, while many Americans “can’t name a single Chinese leader”.

As Americans imagined China, historians suggest that they were also constructing an image of themselves.

Unlike the European empires carving up Qing China, the young republic preferred to see itself as a more progressive kind of power.

One reason was America’s comparatively restrained pres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Unlike other Western powers like Britain and France, the US seized no colonies on Chinese soil and championed the Open Door Policy, which called for equal commercial access rather than exclus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1868, the Qing court invited the departing US minister to China, Anson Burlingame, to represent China on a mission to the West. Burlingame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won the trust of Chinese officials.

The Burlingame Treaty that followed recognised that the two peoples could travel between the countries as equals and study in each other’s country.

Later, the US returned part of the Boxer Rebellion indemnity to fund Chinese schools and scholarships for study in America, benefiting the predec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ut historians warn that this picture of a kinder America leaves out a lot.

Xu at HKU argues that America’s difference reflected a genuine sense of exceptionalism. Having recently broken from the British monarchy, the US saw itself 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Europe’s imperial powers.

“The US looked down on the old European countries,” Xu said. “They thought they were corrupt.”

Wang of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aid that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s main focus in China was commerce.”

It had no garrison in China as Britain did, and until it took the Philippines from Spain in 1898, it had little real armed for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ccording to Wang.

“It was just a country that came to share the spoils,” Wang said. “The ones out front were mostly Britain, France, Russia and Germany.”

Gordon H. Chang, Olive H. Palmer Professor in Humanit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imilarly cautioned against romanticising America’s role.

“It’s a myth that America did the Boxer indemnity for China’s purposes,” he said, adding that former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s calculation “was to advance American influence in China”.

The idea of an innocent America also sits uneasily alongside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migrants within the US itself.

Thousands of Chinese labourers helped to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completed in 1869. Thousands more worked in mining, agriculture and small businesses, Chang said.

But their contribution was soon buried by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The fact that it was forgotten or neglected or covered up is part of that history of discrimination,” Chang said.

The mission to change China

If commerce was America’s first Chinese dream, transformation became its most enduring ambition.

“The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hape, mould or change China is quite deep,” Chang said – first turning China into a Christian country through missionaries, then a capitalist one, and now a non-communist one.

The ambition, he said, was always trailed by frustration, because “China continues to be what it is, regardless of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Wang dated the start later.

For most of the 19th century, he said, Washington stayed mostly silent 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belief that America should design and drive change in China did not truly take hold, Wang argued, unti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Cold War years”.

Richard Nixon’s 1972 visit to China is often remembered as a realist turn, a strategic opening designed to balance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normalis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9,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the US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oon encouraged a view in Washington: that engagement itself could transform China.

After the Cold War, supporters of engagement argued that trade, investment and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institutions would not only expand commerce but gradually encourage political liberalisation.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became the clearest expression of that belief.

In Beijing, however, many top leaders drew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e strategy that Americans described as engagement was often interpreted as an effort to reshap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at suspicion was reinforced by the Cold War concept of “peaceful evolution”, the idea that communist governments could eventually be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gradual spread of Western political values rather than military force.

It is a doubt rooted deep in the minds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who have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same could happen in China – even though both the Biden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have assured Beijing they do not seek regime change.

Chang remained cautious about these assurances.

“If Donald Trump could snap his fingers, of course he would like to have a change in China,” he said.

“We’re going back to the past,” he said. “But the past is the 1950s, not the 1990s. The period from 1990 to around 2015 was the unusual period, and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back to it.”

The reversal of power

If America’s ambition was to shape China, history had another surprise in store: the balance of power itself would not remain fixed.

When the two countries first encountered one another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China was the older, richer and more established civilisation. The US was a fragile new republic looking for its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balance began to shif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s China reeled from the Boxer crisis and the occupation of Beijing, the US – its civil war long settled – was enjoy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Gilded Age and emerging as a Pacific power.

“The US is a late-developing country, founded just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beginning, so it caught the express train from the start,” Wang said.

“China’s misfortune is that its whole 19th century was a descent, while America rose the whole way – two completely opposite trajectories.”

Today, many Chinese see history as turning once again.

In January 2021, just days after the riot at the US Capitol, Xi advanced the argument that “the East is rising and the West is declining”, signalling China’s growing confidence in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he theory has since been discussed throughout official and popular Chinese discourse.

That reversal also changed how Washington viewed the world, Wang argued.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and especially before the second, Wang said, the US never had a fixed global rival. Treating fir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China as its primary adversary, he said, was a strategic logic that emerged only after the US became a global power.

Fixing another country as a “main enemy” to be managed over the long term had not been a constant in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of Sino-American contact, he said.

Hope, fear and the road ahead

If the US repeatedly reinvented China, China also reinvented the US.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hinese intellectuals held up then-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s a symbol of idealism, hoping his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would help China recover its right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s decision to give Japan control of Germany’s former privileges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Shandong shattered that hope.

After 1919, Xu said, “the Chinese became radical, became desperate, and turned to a third civilisation: Russia”.

Looking back across 250 years of contact, Chang at Stanford sees a recurring pattern.

Rather than moving steadily from friendship to rivalry, he argues, the relationship has repeatedly swung between excessive optimism and excessive fear.

Both, he suggests, have obscured a more complicated reality.

Wang believes that reality depends on maintaining contact, even as political tensions deepen.

“Without exchange, there is nothing,” he said. “Wasn’t ping-pong diplomacy exactly this?”

None of the historians who spoke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pected the warmth of an earlier age to return easily.

Chang put it bluntly: “The idea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come great friends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and I don’t think it ever will be.”

But for Rana Mitter, S.T. Lee Chair in US-Asia Relations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the point was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d never stood still, and never stopped mattering.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en rivals, enemies, partners and collaborators during the past two centuries, in particular the last century,” Mitter said.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history changes over time but the two countries remain important to each other.”

Yuanyue Dang

Yuanyue reports on Chinese politics, defence and foreign affairs from Beijing. Prior to joining the Post in 2022, he was a feature writer in Chinese. He studied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and anthropology in London.

 

专访:中国绿色奇迹背后的乡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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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绿色技术领跑者。无论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还是电动汽车,中国的产量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人们谈论这一成就时,往往聚焦于创新、规模和国家雄心。

然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全球研究系副教授Jia-Ching Chen在新书《生态拆迁》(Ecological Demolition)中讲述了另一种故事。故事并非始于现代化的光伏工厂,而是始于江苏乡村——那里,养育了几代人的农田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太阳能制造工厂。村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有的人一等就是数年,迟迟住不上承诺中的安置房,而这些新房也未必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

基于18个月的档案研究和田野调查,陈教授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部环境改善的历史,也是一部伴随着拆迁、剥夺与不平等的历史。

Vimi Wang:您的新书《生态拆迁》(Ecological Demolition),将两个通常不会组合在一起的词放在了一起。书名背后有什么故事?在读者翻开书之前,您想借此传递什么信号?

Jia-Ching Chen 书名暗示了一种矛盾与张力:生态变革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转型,包括流离失所、剥夺感以及人们生活世界的颠覆——在这个案例中,受影响的是中国农村的村民 。这一洞见源自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其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是紧密交织、不可分割的 。任何环境变革都会带来政治经济后果,而任何政治经济变革也同样会带来环境后果 。由于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存在,这些变革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往往因其原本特权、经济状况和权力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Vimi Wang:对于从未踏足中国乡村的人来说,您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生态文明”在基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实践中,一个拆迁或安置项目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Jia-Ching Chen “生态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中国中央集权化规划流程的全面升级 。规划的覆盖范围变得极其广泛——基本上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也变得更加精细,直接深入到村级的土地利用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结果就是,它在中国农村极不均衡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一些地方(比如我研究的区域),它在推动中国迅速进行环境转型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进城市化,将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化区域 。

在基层,人们被迫搬离家园 。村庄和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工业用地(如太阳能电池板工厂),或者被整合成更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 。这意味着从家族直接耕作的小农模式,转向了依靠更多机械、更多化肥、更少劳动力以及更高产出的工业化农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乡村开始用更少的土地和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

另一方面,村庄被拆除后,村民并非直接搬入永久性住房 。他们往往要先搬进临时过渡房,等待一年、两年甚至长达五年——正如我在江苏宜兴看到的那样——直到新房落成 。这就形成了一种“剥夺、流离与重建”的循环:土地被腾退,工程开工,被流离失所的居民漫长等待(有时长达数年),最终才搬入新居 。与此同时,许多具体执行拆迁和施工的工人,本身也是来自其他地方、因失去乡村生计而流转至此的农民工 。正是这种剥夺、流离与重建的反复循环,构成了这场宏大变革的底色 。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生态文明”使人们对中国环境转型和城市化的普遍印象变得更加复杂 。人们往往以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但“城市化”绝不仅仅是变更一个户口或浇筑一块混凝土——它是一个长达多年的演变过程 。当人们应对这些未经规划的动态变化时,他们往往能够主动调适并完成这种过渡 。如果没有这种因地制宜的变通与适应能力,这些宏大的规划项目在社会、经济或政治层面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

Vimi Wang:您提到的“城乡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经常被誉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的领跑者,但您的书指出,这种转型也伴随着人口迁徙和新的不平等。关于中国的绿色发展故事,人们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Jia-Ching Chen 最核心的误解在于认为中国是“孤立存在”的——以为这完全是一个例外现象 。以规划为例,过去几十年里,空间与环境规划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投资有着明确的层级划分,这与国家对某一领域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鼓励顶尖学生投身其中直接挂钩 。这种地位的提升伴随着大量的专业知识积累,以及与美国等国家和全球高等学府的深度合作 。因此,中国的政策路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始终是一个深度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

这绝非要否定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卓越崛起,而是要强调这一过程并非孤立发生 。其绿色经济亦是如此 。鉴于中国通过出口风电和太阳能设备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它无疑是绿色产业与能源政策领域最突出的典范 。然而,中国建立这些产业,也是植根于德国、更广泛的欧洲联盟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庞大的补贴和能源转型政策生态之中的 。

大约二十年前,许多国家推出了大规模补贴计划来扶持风能和太阳能等技术 。例如,德国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资助屋顶太阳能项目 。包括加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学者在内的政策专家们当时就在思考,这些补贴如何能够转化为工业化的驱动力 。虽然这些补贴名义上是为了鼓励民众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但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信号:鼓励企业投资扩大产能,从而最终降低太阳能电池板等技术的成本 。

十分明确的是,许多政策制定者当时就将中国视为最理想的落地选择 。他们认为中国具备劳动力容量和扩大生产规模的经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无力在本国安装所生产的大部分太阳能电池板,几乎全部用于出口 。直到2010年代中期,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太阳能产品供给过量且低于成本价销售,导致整个行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场洗牌 。当时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尚德(Suntech)宣告破产,尽管其创始人曾一度问鼎中国首富 。

那场市场崩溃迫使产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 。工厂倒闭,企业被兼并重组,整个行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阵痛 。但这也恰恰成为了一个契机,促使中国将工业政策转型为真正的能源转型政策 。政府开始制定宏大的国内太阳能安装年度目标,且这些目标随后不断被超额完成 。这一转型完全是在全球市场背景下发生的——唯有依靠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深度循环,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

因此,我们需要同时看到这两个维度的事实:中国在促成这些非凡成就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绝非单打独斗 。它始终是在全球期待、政策框架和市场环境的交织互动中运行的,正是这些外部力量,在不同历史节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的抉择与机遇 。

Vimi Wang:您在书中写到了被安置的村民如何面对断裂的亲族网络,以及被雇佣去拆除自己家乡房屋的农民工。在您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有没有某一个故事或某次相遇,至今仍让您久久不能忘怀?

Jia-Ching Chen 我经常会想起我在书中讨论过的一个群体——那些在拆迁工地从事砖块回收与再利用的人。有一群从中国西部四川省出外打工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孩子长达七年了。在东莞或深圳工厂打工的很多工业农民工,通常会尽量每年回家一次。但对于这群父母来说,离开孩子这么久,这种分离已经成为了他们理解自身角色的一部分:远离家乡打工并寄钱回去,以抚养他们的家庭。我的小女儿刚刚满七岁,我完全无法想象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离开她。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我并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有一群十八到二十岁左右、来到太阳能工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我在一辆公交车上偶遇了他们,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去钓鱼。在休息时间,他们会去钓鱼放松,因为这不需要花钱,还能用熟悉的味道改善一下伙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河流受到了建筑垃圾的污染,他们不再能钓到鱼了。但他们依然坚持去,即使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变,他们依然死死守护着那份习惯。

此外,这些年轻工人与另一家工厂里同龄人的鲜明对比也震撼了我——在另一家工厂,员工必须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那是一家由德国公司、宜兴当地企业与当地政府合资建立的企业。那里的工人需要拥有工程学背景才能在生产线上工作。公司开发了一种半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在某些特定环节,例如搬运刚生产出来的太阳能电池片,需要工人进行人工分拣,公司还会记录每个工人弄碎了多少碎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身体对硅片极其脆弱的质感变得异常敏感。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是一位在德国受过培训的太阳能工程师,她认为在中国,保持某些环节的半自动化、使用经过高度训练的劳动力,比盲目追求全自动化在经济和环境上都更为高效。她向工人灌输一种观念,即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环境价值”:在追求速度和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实现硅片的零破损率。这与低端组装厂的工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没有适当口罩保护的情况下,使用含铅焊锡进行电池板的焊接组装,住在拥挤的宿舍里。虽然两类人都是农民工,但他们的生存体验却截然不同。

在剥夺与流离失所的宏大叙事中,最触动我的是人们那种希望走出日常生活、并与我一同审视与反思自身经历的强烈愿望。这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有时我可能找错了采访对象,但我在中国乡村最深刻的体会是,人们渴望被理解——不仅如此,他们也希望理清并赋予自己切身经历以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慷慨相助,以及他们愿意以如此具有启发性和揭示性的方式分享他们身边的巨变,这本书根本不可能诞生。

Vimi Wang:许多批评者认为某些环保举措不过是“绿洗”(Greenwashing,意为打着环保旗号洗白)。而您的研究似乎给出了不同的论点——这些项目在环境层面上是真实有效的,但它们的社会成本却往往被忽视了。为什么这一区分如此重要?

Jia-Ching Chen 这又回到了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核心洞见。绿色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而且我们恨不得立刻就能实现。但我认为,这些变革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这些全球变革进程中进行有效参与、征得知情同意以及建立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在中国、美国乃至其他地方,情况皆是如此。在这些政治-经济-生态的剧烈变革中,总有人被边缘化和抛弃。

这一区分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些变革确实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它们展开的方式却往往在不断复制既有的不平等和环境不公。可再生能源(即所谓的“绿色转型”)在物理本质上并不是化石燃料的绝对对立面。化石燃料依然深度嵌入在可再生能源自身的生产过程中——从氢气生产,到为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工厂提供动力。在中国,煤炭占电网发电量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70%大幅下降,但仍占总发电量的一半以上,而与煤炭相关的空气污染每年仍导致数十万人过早死亡。

重点并不是说绿色转型本身不具备合法性;而是这种转型本身永远是“社会性”的。它重塑了人们的生计、社区以及与土地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用几个抽象的指标去衡量其环境成果,我们就会无视正是那些极不平等的个体生存体验,才换来了这些成果的实现。

Vimi Wang您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剩余生态”(surplus ecologies)。与人们所熟悉的“流离失所”或“环境不公”等概念相比,这一概念能帮我们洞察到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视角?

Jia-Ching Chen 这一概念建立在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长期探讨的基础之上。它强调了大规模式的变革如何打破人与环境、土地以及彼此之间的纽带,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知识与实践,去持续重塑这些进程。在中国乡村,搬迁安置与生态项目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塑地貌。然而,人们并没有简单地从这些地方消失。他们去调适、去重新占有空间,并以官方规划之外的方式,维系着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剩余生态”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强调:生态变革不仅仅关乎土地或技术——它同样关乎人、文化以及几代人围绕某一特定场所建立起来的纽带。我试图捕捉的是:生态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国家级项目被规划,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却将其体验为极其贴近切身生活的本土现实。即便场所发生了巨变,那些纽带依然存留于人们的知识、日常实践以及应对变化的本土智慧之中。

Vimi Wang:您所描述的现象是中国政治体制所独有的,还是说在追求雄心勃勃的气候基础设施建设的民主国家(如美国或欧洲)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紧张关系——即绿色发展孕育出新的不平等?

Jia-Ching Chen 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将中国视为我们自身政治体制之外的一个威权“异类”。人们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同时也受到了赞扬——中国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经济体制都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中国既被依赖也被针对。它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包括稀土元素以及对绿色经济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的生产。

第二点在于,环境不公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固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我们在那里看到的许多紧张关系,也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显现。我和同事一直在加州进行关于环境与能源转型的研究,地点选在了主要的油气产区——克恩县(Kern County)等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投资、传统既有产业与几十年来承受环境伤害的农场工人社区之间的张力。

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绿色基础设施领域,核心问题便浮出水面:到底由谁来塑造这些转型?往往,受环境变革影响最深的社区,仅仅被当作碰巧生活在变革发生地的人群。他们被要求去接受在别处制定好的议程,而不是在决定自身未来的模样时获得实质性的参与权。这种不平等的动态以及本土社区与大规模式转型之间的张力,并非中国所独有。它们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该如何继续弥合全球宏大议程与那些生活被其改塑的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Vimi Wang:气候变化依然是中美合作被普遍认为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少数领域之一。鉴于您的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中美气候合作?

Jia-Ching Chen “合作”这一概念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承认中国的领跑地位、其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能力、降低成本的能力以及管理庞大供应链的能力。但我们也应当追问:构建一种能够认可并尊重那些培育了这些产业的工人与乡村社区的市场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中国绿色产业的飞速扩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环境与社会代价。承认这些代价,也就引发了一个思考:是否存在更好的方式来管理这种转型?中国自身目前也在农田保护、绿地规划以及如何在持续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等问题上进行探索。这似乎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伙伴关系与协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对美国而言,像《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样的政策,代表着扶持本土绿色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在长期规划、扩大生产规模以及确保利益惠及本地社区方面,依然面临着不少追问。中国在快速扩张、产业集聚和产能过剩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训。

与此同时,能源政策日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许多国家都在关注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国内韧性。我不想过于天真地认为仅凭合作就能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但更广泛的启示在于: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建立在合作之上,而非仅仅依靠竞争与对抗。我们必须在合作条件变得日益艰难的当下,找到推动合作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使得这项研究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特朗普新一轮关税落地,中国为何反而“站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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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纽约时报指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对全球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但从目前结果来看,中国并未成为这一轮贸易战中最大的输家。相反,在经历过去一年多的激烈博弈后,中国不仅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出口竞争力,还成功避免了此前市场担忧的超高关税局面。

7月23日晚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80多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的相关法律。白宫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全面关税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其政策受挫;随后白宫临时采用的10%全球关税又即将到期。为了重建关税壁垒,特朗普政府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实施了本轮新关税。白宫还表示,未来几周还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多个国家的制造业政策展开新的调查,可能推出更多贸易限制措施。

不过,与去年4月2日特朗普所谓“解放日(Liberation Day)”宣布的大规模关税相比,目前的新措施明显温和得多。此外,此次关税并非只针对中国。面对特朗普政府最新宣布的关税措施,中国官方反应相对克制。商务部和外交部均重申反对单边加征关税,但没有像上一轮贸易摩擦那样迅速推出对等反制措施。在周五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但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时,他并未作出回应。这种低调态度,与一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一年前特朗普曾威胁将中国商品关税提高至145%,最终落地的新关税却只有12.5%。如果加上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保留的各项关税,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23.1%,仅比此前略有上升,甚至低于美国目前针对巴西和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平均税率。

中国国内分析机构认为,新关税整体影响有限。国金证券测算显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平均关税水平仅由21.9%升至23.1%,变化幅度不大,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决定性冲击。

《纽约时报》指出,北京之所以显得较为从容,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关税天花板”。去年,中美贸易谈判期间,双方据称就未来关税水平达成了一项默契:美国新增关税总幅度大致控制在20个百分点以内。此后,这一安排又在韩国举行的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得到进一步确认。虽然双方从未正式公开相关协议,但多位贸易专家认为,这种默契目前仍在发挥作用。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表示,“据我了解,双方对于额外加征 20% 的关税上限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通过这些‘301调查’,任何针对中国的调查结论,都会‘恰好’不超过这个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过去一年不断增强自身谈判筹码。文章指出,在上一轮贸易摩擦中,中国不仅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对等回应,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理。由于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稀土又广泛应用于战斗机、电动汽车、电机以及各类高科技产品,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美方再次发动类似过去一年那样全面、大幅提高对华关税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纽约时报》认为,经历一年多高强度贸易博弈之后,中美双方事实上已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博弈状态。美国仍继续利用关税作为施压工具,但关税水平受到双方默契和现实利益的共同约束;而中国则在供应链、出口市场和战略资源等方面积累了更多筹码,因此面对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措施,表现得比外界预期更加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