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16-2026的这十年，中美两大国已经以更为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于世界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中美两强，未来不可能不继续打交道，将会继续“扭抱缠斗”。它们未必会形成“两国集团”，但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塑造和影响着两国的未来，也塑造和影响着整个世界，则是确定无疑的。–任晓

【编者按：本文由《当代中国评论》2026年夏季刊首发，作者授权本站转发，并对文章做了一些修改。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本文所说的“这十年”，是指2016-2026年。在美国，是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中经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再次执政的十年。在中国，则是习近平连续当政领导国家的十年，在此期间，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的制度，当政力量易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而来，美对华政策在此十年间发生了重大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也因之经历了又一轮的“波浪式发展”，起伏不定，变乱交织。这是中美关系一个新的阶段，本文旨在研究和分析这一新阶段，并进而探析中美关系的走势。

一、中美关系经历惊涛骇浪

2016年11月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胜出，击碎了选前的各种民调和预测，极富戏剧性。

根据美国的政治体制，总统四年一选，当另一大政党的候选人胜选后，美国政府多达3000余名高级官员需要更替，而由另一批在以往四年间暂时栖身于各大智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而“蓄势待发”的“后备”官员取而代之。美国有言曰“人即政策”（People are policy）。政策是由人制定的，如此之多的政府高级官员发生更替后，执政的理念、具体的政策、行事的风格等不可能不发生各种变化。这就意味着，一旦白宫主人更换，对外政策势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横空出世，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冲击波，导致美国内外政策发生剧烈震荡。各国无不密切关注和评估其影响，并适时调整。就中国方面而言，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业已经历了美国行政当局及国内政治的多次和颇为频繁的变化，正如以往那样，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到新的一届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当局下。仿佛是一种预警，特朗普当选但尚未正式就职期间，就接听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这件事的发生，出现在有关游说公司和人士的运作之后，地产商人出身的当选总统特朗普尚不明就里，似“情”有可缘。正式就任后，多国领导人均急欲与特朗普建立联系，排着队要飞往华盛顿“接头”。对中美两大国而言，同样也提出了两国元首及早见面沟通的问题。经过双方的努力，首次会晤于2017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这是一个较早的会晤和沟通时间点，不至于等到那一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再进行。

同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次亚洲之行，出席多边峰会并访问数个亚洲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这对中美关系而言是一件要事，中方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作出了周到的安排，包括安排贵宾到紫禁城参观以助其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等。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中方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对方应有的理解和回应。

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中国输美的钢、铝产品加征高关税。以此为开端，美国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对中国更多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这便是后来坊间俗称的所谓“贸易战”。

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方面情况都显示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7年12月，特朗普1.0政府发表了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此为标志，中美竞争进入了一个长期通道。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本来，疫情暴发，“大敌”当前，中美两大国理应携手应对共同敌人。然而实际上，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高级官员不断“甩锅”指责中国，加剧了中美之间已经出现的摩擦及不和，促使中美关系进入了恶化通道。

2020年1月，中美之间经过经贸磋商，签订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又出现了对方是否守约之争。与此同时，高科技领域出现了打压和反打压之势。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遭到美国一再打压；应美国政府部门的要求，加拿大扣留了华为高管孟晚舟，制造了一场危机；一批又一批中国公司被美方列入有关实体清单；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也遭到了种种限制、刁难等。争议尤其巨大的是美司法部出台了所谓“中国行动”方案（China Initiative），它以特定族群和特定国家为矛头所指，敌视的一面十分突出。

种种乱象，根源还是在于对美中双边关系的定位。在特朗普1.0团队眼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关系。特朗普声称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要的是“对等”（reciprocity）。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状况是“对等”？这“对等”应该由谁来定义？对特朗普及其团队来说，当然要由他们来定义。

曾有人提过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特朗普是地产商人出身，想要得到的始终是“利”或“实利”，因此主张让他得到实际利益，好像就可以“摆平”。实际的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后，中国的话语中出现了未来发展可能面临“风高浪急”情势，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说法。此说就是在与特朗普1.0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以形容来自外部的挑战之巨大，而这“外部”只能是美国。当时序前进到2020年时，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在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敌视中国的一面更为突出。对中国的这种敌视，反映在多个方面。2018年10月，美副总统彭斯在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国政策演讲，被广泛认为是“美中两国恢复关系40年来最强硬的讲话”,[1]甚至有人将其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讲相提并论。

到特朗普1.0的最后一年，双边关系的恶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最后是国务卿蓬佩奥，四大“金刚”轮番上场发表显然是有协调的涉华演讲，都采取了带有强烈敌意的态度，例如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使用了一系列冷战时期的语言比如“共产党中国”等。他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推波助澜，敌意明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投身”这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余因出生长大于中国，因而在中国被骂作“汉奸”。在汉语中，“汉奸”可算最强烈的骂名，正如后来人们对当了日本国会参议员的日籍华人石平那样。余的老家安徽还有人仿照对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秦桧所为，制做了余茂春的跪姿雕像，指其就如同当年的秦桧一般，可见对余所作所为的极度憎恶。

经过特朗普1.0四年的严峻考验，中国仿佛经受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洗礼。与此相比，其他的挑战就都不算什么了。四年里美国对华的所作所为，也使很多中国人感到非常失望。以往，美国国家发展的成就和相关的制度曾经使中国很多的人们赞赏、羡慕和肯定。然而，在目睹了美国政府部门和要人的种种言行以及针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后，他们感到失望甚至幻灭。这四年真可谓翻江倒海，乾坤倒转。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淬炼后，中国已经无所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挺了过来，又仿佛是是千锤百炼后的凤凰涅槃。

多年间，中国的美国研究学界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然而，经过特朗普1.0四年间中美关系的直线下滑（有时被人称作“自由落体”式的下落），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而是有可能坏到极为严峻的程度，特朗普1.0的四年使中国深刻地“领教”了这种严峻的程度。经历了如此的“惊涛骇浪”后，其他的风浪已经算不得什么。2021年1月，特朗普1.0团队下台在即，即便如此，蓬佩奥及其国务院班子还不忘再发表一个报告，再“背刺”中国一下。当然，由于这批人没几天就将下台，已经没有人再读这个报告了。中方心知肚明，也选择在这班人去职的第一时间宣布对其进行制裁。2021年1月21日零时许，随着特朗普1.0政府下台，中方在第一时间宣布，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特朗普1.0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博明、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通过宣布对一批敌视中国的特朗普1.0官员进行制裁，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狠狠地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二、拜登时期转趋相对平稳

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美关系进入了拜登的四年。此前，中美关系之“坏”已经探底到了几乎无法更坏的程度。拜登的胜出，很让中美两国及世界上的各有关方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十分普遍的心态是：可以喘口气了。

若把时间拉长了看，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进程，双方在互动中反应，在互动中相互塑造。这一互动反应又跟其他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中尤其是各自国内的发展。对内与对外、国内与国际，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反应，相互激荡。美国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美国对华认知和行动上的种种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发展变化的反应，不管这种反应是否有理有节。美国若完全把问题归因于中国，或中国完全把问题归因于美国，都可能是简单粗暴的臆断，却与事实相背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又一轮的对华政策辩论，典型地反映在2019年下半年发表的两封公开信中，其中，《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了一封由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等人士领衔的联名信，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华盛顿不存在一个“同中国全面对抗的共识”，美国视中国为敌只会适得其反。另一封公开信则由不太知名的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前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詹姆斯·法内尔执笔，2019年7月18日发表在美国一份不太知名的《政治风险》杂志上。“法内尔公开信”不同意前一封公开信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对华政策主张，声称中国有一个“全球扩张主义的大战略”，“中国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是中国“企图支配和称霸全球”的不同代名词。因此，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是个“实际存在的威胁”。

不同观点林林总总，互争短长。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并未形成对华战略共识。然而，这其中又正在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和主张，也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形势“逼人”，美国要与中国进行竞争和对华强硬，压制住中国的进一步上升。不管中国的意图是否良善，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本身就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甚或“威胁”，再加上意识形态因素、体制差异的重大影响，就演变和形成了系统性的对华认知，即：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而在中方看来，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不断挥舞大棒施压，以压促变，乃至意欲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是，这两者之间很难不发生碰撞和冲撞。

在新的情势下，美方有人提出了与中国“脱钩”（decouple）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是，美国在多年间被中国占了便宜，美国被中国利用了，中国“偷窃”了美国的技术，还进行强制技术转让等。解决的办法是与中国或中国经济“脱钩”。这一判断及相应的主张可谓影响重大，不能不成为中美之间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在某些发展中，人们已经看到了中美“脱钩”的一些端倪，这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技术领域。特朗普1.0政府决定限制对中国重要企业出口芯片等核心部件，打击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不由分说地“断供”，不能不使中国顿感被“卡脖子”，醒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而不能过于依赖外部供应。

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很快即采取行动推进自主创新。然而，这需要时间，还取决于自主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在市场方面，中国同样也意识到，假如过于依赖某个国家的市场，同样会由于风吹草动而陷入被动。这样看来，技术和市场方面某种程度的“脱钩”可能势所难免。然而，由于40年来中美之间在各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的关系，要全面脱钩十分困难。问题在于摩擦是否能得到管控，在于避免这一关系螺旋式持续下滑，并以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方式加以处理。

在很多人士眼里，中美两强已经进入了对抗的轨道，其势难以逆转。但这么看可能过于“命定论”了。我们既应该看到“变”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不变”的可能性。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性认知一旦形成，就可能是长期而“不变”的，这种战略认知便是中国崛起构成对美国的长期挑战，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等。而在行事风格和具体政策上，美国的政策又是有可能“变”的，例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取向等，竞争的方式和力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性是由美国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的制度所决定的。

本文并没有使用“根本性变化”之类的语言，而是谨慎地使用“变化”字眼，当然有些变化确属“重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新一轮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出现了无共识而又有共识的局面。无共识是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互争短长，不遑多让，2019年下半年发表的两封公开信是其明证。然而，在无共识中又显现出了某种共识，其重点表现在美国新的对华战略认知上，这一认知的基本点是认为中国在其周边和全球咄咄逼人，已成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中国未实行“民主化”，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不成功，美国应该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或立场。

可以预计，美国的这一战略性认知将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不会轻易改变，而是会贯穿于未来一个相当长的互动过程中。同时，由于美国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共和、民主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的规律，美国对华战略政策又会随其政治变迁而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僵硬、直线式地看待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仿佛这一关系已经决定性地进入了对抗的轨道。我们的分析表明，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出政策调整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明白了这一点，就会体认到“事在人为”，从而为一定条件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转圜作出努力。

拜登政府上台后，保留了特朗普1.0政府实施的对华高关税；继续进行“技术战”，树立起“小院高墙”，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建立起深沟高垒，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国技术型企业加入“实体清单”，加以限制打压。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继续遭遇多方为难，两国无望重开休斯敦和成都总领事馆。

然而，美方的掌权者毕竟已经换了一拨人。相对而言，这拨人毕竟比特朗普1.0团队更为“讲理”一些，因而也更可共事一些。特朗普1.0后期，双方的政府官员连相互见面商谈都已变得不可能，而现在，双方至少还能坐下来，就彼此的看法进行沟通。首先就是2021年3月，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与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谈。会谈虽是在美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但大体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途，美方官员需要从华盛顿飞往阿拉斯加，这就体现出了平等之意，也正是外交上最讲究的“对等”。这次会谈虽然不能说如何成功，但终究是一次高层级的沟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并出席由美国主办的当年旧金山APEC领导人会议，这是拜登四年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这里要强调的是，此访并不是习主席在出席APEC会议期间会见拜登，而是正式访美。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两国元首在加州旧金山郊外Woodside的斐洛里庄园举行了会晤。旧金山会晤是在中美关系呈现止跌企稳积极势头的重要时刻举行的，不仅牵动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了亚太各国和整个世界的目光。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是美方主动提议举行的。美方特别表示，这是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主席专门发出的单独邀请，不同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双边安排，也有别于一年前在第三地举办的印尼巴厘岛会晤。这是一场中美“峰会”，是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期间最重要的活动。

经由这场元首外交活动，中方向美方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两大国应该如何相处？习近平主席给出答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对这三项原则，习近平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码准则”，“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中美关系应该有的底色”。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2]

这是四年间唯一的一次最高层元首双边互访，进行得比较顺畅，双方进行了较充分的沟通，谈得开诚布公。就中方而言，向美方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即中美可以也应该相互成就。在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以及美国商会五个重要团体举行的旧金山晚宴前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一批美国民间友好人士，发表了重要演讲，面向美国人民喊话。在场者听到了、主办这场活动的美方五团体也听到了这一喊话。演讲概括了关于中美关系的四句话，即“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四句话是在不同场合下先后提出的，现在连贯起来，变得“系统化”了。

三、“反常”抑或“正常”？

当2020年拜登胜选、特朗普落败时，情形看起来似乎特朗普的出现是个反常，而拜登当选意味着回归正常。然而，当2024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卷土重来时，又显得似乎拜登是反常，而特朗普倒是正常了。也许二人都不是反常也都不是正常？也许大选反映的是两大力量之间的反复争夺或争斗？无论如何，2026年11月即将迎来美国中期选举，人们广泛认为民主党将得分而特朗普将失分，钟摆可能再次有所回摆。

2025年是特朗普2.0执政的第一年。对于拜登四年后的又一变，中国冷静观察，静观其变。上台后不久，特朗普2.0政府即对各国普遍加征高关税，发起了“关税战”，中国也无法“幸免”。于是，关税战成为了这一年的“主旋律”，笼罩了中美关系。2025年2月初和4月初，美行政当局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先后对中国商品加征了10%的所谓芬太尼关税和34%对等关税。随着美方抡起关税大棒，中方不得不起而反制，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于2020年初生效后，中方认真履行协议义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金融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等方面如期完成了协议承诺，在扩大贸易合作方面也充分履约。反观美方，实行的是对华加严出口管制、限制双向投资，持续升级经贸及其他领域打压限制措施，阻碍双边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违反协议精神，破坏协议执行的氛围和条件。[3]2025年4月9日，中方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详细地阐述了有关的事实及是非曲直。

为了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双方先后在欧洲四地即伦敦、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展开了经贸磋商。第五轮经贸磋商于2025年10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也即全都在第三国进行。谈判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就延长对等关税暂停期、农产品贸易、出口管制、减少投资限制等事项达成多项共识。如果说，这场“斗争”的核心在于美方使出了它的“杀手锏”即芯片出口管制，那么，中国也被迫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即稀土出口管制。

2025年10月底，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得到两国领导人的确认，双方同意暂停执行各自的出口管制措施一年。当中美双方都有能力对对方“卡脖子”时，双方就能相互制约，最后只有妥协这一个选择。

就“关税战”的结果看，特朗普没能达到原初的目标，也即通过施压迫使对方（中国）屈服。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没有“赢”。中国顶住了压力，捍卫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对中国来说，这不光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一个大国绝不能随心所欲，为了一己之私，逞一己之能，动辄违反被普遍遵行的国际经贸规则，而恃强凌弱。

极富戏剧性的是，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作出裁决，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赋予总统加征关税的权力。也即，特朗普2.0政府加征高关税的行为违法。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体现出了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这就给特朗普2.0来了个釜底抽薪，使加征高关税行为的合法性化为无形。对中国而言，最高法院裁决后，其中24%对等关税暂停实施，对华实际加征关税水平为20%。

面对这一明显的挫败，特朗普2.0旋即以10%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取代最高法院取消的关税，即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加征10%。由此，各国进一步密切关注并认真研究美方的新措施，中国也不例外。

根据美最高法院关税诉讼案裁决和美国政府相关行政令、公告等，自2026年2月24日起，美方停止征收《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项下所加征的关税，并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的进口附加费。2026年3月15日至16日，中美双方在法国巴黎举行经贸磋商。中美讨论的议题包括新形势下的双边关税水平、双边关税及相关非关税措施有关安排可能的进一步延期等。中方形容这次磋商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就一些议题取得了初步共识，下一步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进程。

放宽视界来看，刚进入2026年，世界形势就风云突变，大事频发。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特别军事行动”，派特种部队深入委境内抓捕了该国现任总统马杜罗。这种行为虽非历史上的首例，却也实属石破天惊之举。此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就已觊觎格陵兰岛，意图据为己有。它还盯上了北边的加拿大，欲变其为美国的“第51个州”，且澄清这不是开玩笑。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该文件把西半球突出到极高地位。一年多以来美国的种种举措，与该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与一些人士的分析不同，美国并不是要回缩到西半球。事实上，美既没有忘却印太，也没有不管中东。这是一个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美国这个多强中的首强变幻莫测，不可捉摸，带来了整体形势的变幻莫测。

2026年2月28日开始，美国和以色列紧密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核心层领导人，一时来势汹汹。伊朗则顽强抵抗，多次以导弹等袭击美军在有关海湾国家的基地，并使出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杀手锏”。在战事反复进行之中，特朗普于5月间实现访华，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回稳。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行为，是一个重大的地区和国际突发事件，波斯湾原油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国际原油市场剧烈波动，影响及于各个方面。直至2026年8月，这场战事依旧没有终结，后续如何收场，影响几何，值得关注和研究。

四、结论

经过这十年以及一场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继续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有所缩小。国际上对一国经济总量的计算，始终存在着按照汇率以美元计算以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两种方法。新冠疫情结束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的GDP差距又重新“拉大”了。所谓的“拉大”，是由于汇率变动、美元强势造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还出现了一种论调，即“中国见顶”（China Peak）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见顶”了，言下之意是再上不去了。这两种观点是否与事实相符，都值得讨论。

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N.拉迪对此进行了澄清。拉迪指出，中国经济规模与美国经济规模接近的趋势已经停止的看法是错的。从2021到2023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76%降到了67%。然而，2023年中国的GDP比2019年扩大了20%，而美国只扩大了8%。这种自相矛盾可由两个因素得到解释。首先，过去几年中国的通胀低于美国。2023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了4.6%，但实际增长了5.2%。相比之下，美国由于高通胀，2023年GDP增长了6.3%，但实际只增长了2.5%。[4] 可见，中美经济都还在增长，相对而言中国仍然增长得较快一些。中美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挑战，要看谁处理得更好。

根据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对当前中美的相对力量地位判定为“近乎比肩”（near-peers）。2026年1月发布的美《国防战略》报告则称，“不管如何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国家，也是19世纪以来相对于美国而言最强大的国家”。[5]这是对中国当前世界地位明确无误的认可和确认。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世界格局正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其中，美、中两强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从“一超多强”到“两超多强”，这是国际体系一个很大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其他大国都无足轻重了，而是说从多方力量对比看，正在出现一个大的转变。格局或体系的转变是以力量对比的转变为基础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一定会引起格局或体系的变化。从“一超多强”到“两超多强”发展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中。

经过2016-2026的这十年，中美两大国已经以更为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于世界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中美两强，未来不可能不继续打交道，将会继续“扭抱缠斗”。它们未必会形成“两国集团”，但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塑造和影响着两国的未来，也塑造和影响着整个世界，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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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Nong Hong, “Pence’s Speech: Key Turning Point or a Play for the Midterms?” https://en.nanhai.org.cn/index/research/paper_c/id/205.html.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514.htm

[3] “商务部：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实施问题”，新华社北京2026年2月25日电。

[4] Nicholas Lardy, “China is Still Rising,” April 2, 2024, se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hina-still-rising.

[5]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 9,

北京长期以来真正强调的红线不是“到了2027”，而是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者北京认为统一前景正在永久消失。因此，如果未来台湾出现例如修宪、改变国家定位、推动具有明确主权含义的公投，或者其他被北京判断为具有不可逆性质的制度变化，风险可能迅速增加。

【编者按：本站昨天转发了若愚写的“2027年台海会出事吗？”的文章，今天本站专栏作家KS Liu发来他的评论“2027是武统台湾的‘能力窗口’，不是‘战争日期’”。将两篇文章对比来看更有意思。而若愚文章评论的从国内流出的武统台湾报告更让人感到“胆战心惊”。因为它把所谓“解放台湾”看成是易如反掌的事，不仅无视这一行动可能对对台湾岛的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巨大摧残，而且不讨论征服台湾后如何治理一个被战火打烂的岛屿和家破人亡的人民，更没有对台海战事会如何颠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让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不可预测的停滞进行任何讨论。其实，只要美国政府和精英与人为善，诚心诚意支持两岸的华人找到和平解决海峡问题的路径，北京和台北的领导人和他们管辖下的中华民族就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等来两岸同心同德的那一天。】

美国情报界目前的正式判断，已经比较明确地区分了北京“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和“2027年决定攻台”这两件事。 2026年3月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称：北京“目前并不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而且没有一个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

“2027”原本就是军事能力节点，不是开战日期。过去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就在这里。前CIA局长伯恩斯曾明确说，情报显示中国领导层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做好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他马上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已经决定2027年进攻台湾。美国国防部也公开作过同样区分：2027指的是具备能力，而不是届时发动战争的意图。

美国情报界判断北京仍然优先考虑非战争方式。2026年的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中国领导层如果可能，仍倾向于“不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北京可以继续使用军演、海警执法、经济压力、外交孤立、网络与信息战等方式压迫台湾，而不必立即承担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

全面两栖登陆台湾仍然是极高风险的军事行动。这是2026年美国情报报告特别强调的一点：中国领导层自己也认识到，大规模两栖入侵“极其困难”，而且失败风险很高。台湾海峡本身、台湾西部有限的适合登陆地点、后勤补给、制空制海、城市战以及美日是否介入，都增加了战争的不确定性。

俄乌战争给北京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警告。伯恩斯公开表示，北京非常认真研究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经验，包括较小国家顽强抵抗、大国军队实际作战表现不如预期，以及西方能够承受经济成本、长期援助被侵略国家等问题。这些因素增加了北京对攻台成本和成功率的疑虑。

因此，“2027威胁”并没有消失，只是含义改变了。美国并不是认为2027年台海已经安全。恰恰相反，美国国防部门仍把2027看成解放军形成更可信攻台能力的重要节点。五角大楼此前仍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形成能够在台湾战争中取胜的能力。

过去华盛顿的讨论：“2027年中国可能攻台。”现在美国情报界更准确的表述：“中国领导层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已经决定2027年发动战争。” 所以美国目前的判断概括成：2027年是“能力窗口”，不是“战争日期”。

但是，如果北京判断和平统一越来越困难，同时判断美国、日本介入能力下降，台湾自身防御出现严重弱点，那么2027以后风险反而可能逐渐上升。 伯恩斯早就强调过类似观：风险会随着进入本十年后半段而增加。

因此，“2027不会打”绝不等于“武统风险下降”；更准确的理解是，美国现在认为中方尚未启动一个以2027为终点的战争倒计时。

什么情况下北京才可能真正作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

美国情报界2026年的判断其实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楚的分析框架。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明确说，北京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取军事手段时，几乎肯定会重点考虑三类因素：解放军战备程度、台湾的行动和政治局势、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

第一个真正危险的触发因素是台湾政治发生北京认为“不可逆”的变化。

北京长期以来真正强调的红线不是“到了2027”，而是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者北京认为统一前景正在永久消失。因此，如果未来台湾出现例如修宪、改变国家定位、推动具有明确主权含义的公投，或者其他被北京判断为具有不可逆性质的制度变化，风险可能迅速增加。

这正好符合美国情报界所说的“actions and politics of Taiwan（台湾的行动与政治）”是北京决定是否采取军事手段的重要变量。所以，2028年台湾政治周期值得注意，但不能简单说“2028大选就是战争触发点”。 真正重要的是选举结果以及新政府随后采取什么政策。

第二个关键条件是中国领导层相信解放军“真的能打赢”，这是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

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判断：中国领导层认为解放军攻台能力正在提高，但对其能否在美国介入情况下成功夺取台湾仍然没有把握。

而2026年美国情报界进一步判断，解放军的相关能力正在取得“稳定但不均衡”的进展，同时中国官员也认识到两栖登陆台湾极其困难，而且存在很高的失败风险。这很关键。

“中国军队能不能打台湾？”答案当然是能。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在美日可能介入的情况下，在几个星期甚至更短时间内迫使台湾失去有效抵抗能力，同时避免战争演变成长期消耗战？”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如果答案仍然是不确定，那么北京发动全面登陆战的门槛就会很高。

第三个条件可能更加重要：北京对美国是否参战的判断，这是整个方程式里最容易被低估的变量。美国情报界把“美国是否军事介入台湾”直接列为北京战争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解放军实力越来越强，并不必然导致战争；真正危险的是中国军力增强，同时北京开始相信美国不会参战。

如果美国国内强烈厌战；美国总统明确暗示不会为台湾与中国全面战争；日本拒绝开放基地；美国在其他地区陷入严重军事危机；台湾内部政治分裂；解放军认为可以迅速建立海空优势。那么即使不是2027，而是2029、2031或者其他年份，战争风险都可能突然跳升。反过来，如果中国领导层相信攻击台湾几乎肯定导致美日参战，那么即使解放军已经完成2027能力建设，北京也可能继续选择威慑而不是战争。

全面两栖登陆是军事风险最高的选择，而中国已经反复演练其他方案。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解放军训练内容包括封锁重要港口、攻击海陆目标以及反制外部干预。

台湾这几天举行的2026年汉光演习也特别增加了反封锁、商船护航、扫雷、通信中断和社会韧性等项目，这说明台湾自己也越来越重视“封锁先于登陆”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升级大致理解为：灰色地带施压 → 大规模军演 → 局部海空封控/“检疫” → 正式封锁 → 有限导弹攻击 → 外岛行动 → 全面战争。北京完全可能停在其中某一级，观察台湾和美国的反应，然后决定是否继续升级。这比“一天早晨突然几十万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的模式更值得警惕。

如果一定要对2027—2030风险作出判断，那么更可能出现的也是概率最高的是：中国继续加强军事压力、围台演习、海警行动和准封锁能力，但不发动全面战争。

其次是在严重政治危机情况下采取有限封锁、隔离、夺取局部目标等强制行动，用军事压力迫使台湾谈判。

再其次也是后果最严重但概率较低的：全面两栖登陆。

真正需要观察的危险期不是“2027年某一天”，而是2027以后的一段时期。因为到那时两个趋势可能同时发展：解放军越来越有能力打；美国到底有没有决心介入。

如果某一天北京同时得出两个结论：“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 “现在打，而且美国不会有效介入，我们能够赢。”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美国现在可以认为2027年不会攻台，同时仍然要求台湾大幅增加军费。台湾目前规划2027年国防支出增加约16%，首次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并超过GDP的3%。

换句话说，美国现在的战略似乎已经从“防止2027战争”转向“让北京在2027以后任何时候计算战争成本，都得不出值得一战的结论”。

张又侠、刘振立被查，是理解美国为什么在2026年公开判断“中国目前没有计划2027年攻台”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不过需要区分：美国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没有公开说“因为张、刘被查，所以2027不会打”；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分析性联系。

张又侠、刘振立被查特别重要，因为两人不是普通高级将领。张又侠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级别最高的现役军人，而且是解放军最高层中极少数具有实际战争经历的将领。刘振立则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负责联合作战筹划体系，本人同样具有边境作战经历，而且跟军队采购系统从来没有任何瓜葛。

因此，单纯用“装备采购腐败”解释两人同时出事，并不充分。他们同时出事，比撤掉两个军种司令的冲击更大。

中文互联网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张又侠、刘振立都是实战派，他们认为解放军没有把握攻台，反对2027武统，因此被清洗。这个故事逻辑上很吸引人，但证据不足。

如果北京决定在2027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武统战争，那么在距离战争只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同时清洗最高军事副手和联合作战参谋长，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因为攻台不是单纯海军登陆，需要一个非常稳定、彼此信任而且经过长期磨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而北京现在却在重建这个体系的最高层。

美国国防大学研究人员吴志远（Joel Wuthnow）的判断很值得注意：大规模清洗可能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实现2027军事建设目标，但是清洗规模如此之大，反过来很可能已经使这一目标受到拖累，因为一些关键岗位空缺，或者由经验不足的人接替。

分析人士也作出了类似判断：北京似乎认为整顿军队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加紧迫。这和美国2026年度威胁评估形成了相当有意思的呼应。美国情报界现在正式判断：中国领导人目前没有计划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时间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何卫东、苗华、张又侠、刘振立并不是几个孤立案件。2024—2026年间，军委和高级将领大批倒台，这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某一个将军个人贪污的范围。官方自己也使用了“拔除流毒根源”“高度集中统一”“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这样的政治性语言。

腐败很可能是真的，但“为什么偏偏在2026年把张又侠这样级别的人也拿下”，核心原因恐怕是腐败已经演变成了军队最高层的政治可靠性和指挥控制问题。

张又侠、刘振立被清洗，使2027突然发动全面攻台战争更加困难；但如果中国领导层利用未来两三年完成军委重建和军队反腐，这个因素到2028—2030年可能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