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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和彦:东北亚大国关系和亚太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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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日本前驻荷兰大使东乡何彦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的主旨发言。该论坛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诚熙基金会共同主办,于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举行。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到会发表了讲话。东乡大使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变迁和当今日本面临的挑战。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先有国家利益,才有安全保障;而不是先有安全保障,才有国家利益。”点击【这里】下载论坛的议程。

尊敬的美国卡特中心高级顾问刘亚伟先生、各位来宾:

今天能够受邀在卡特中心和诚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作主旨发言演,我深感荣幸,并由衷表示感谢。下面我想直接进入主题。

当前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及其周边国家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如何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发展?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处理与这一地区“看不见的巨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想从这一视角谈五个问题。

  • 第一,先从美国谈起。但在谈论今天的特朗普时代美国之前,我想回顾大约35年前冷战胜利后的美国,探讨为何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最终演变成一个战争不断的世界。
  • 第二,转到今天的“特朗普2.0时代”。如果聚焦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我将首先谈谈2025年的特朗普政府。
  • 第三,在我看来,进入2026年以来,特朗普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将讨论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 第四,在分析当前东北亚局势时,必须关注今年5月开始举行的三场重要峰会——美中峰会、中俄峰会和中朝峰会,并思考其意义。
  • 最后,我想谈谈今后的日本外交,包括高市早苗外交的功过,以及日本必须坚守的外交根基究竟是什么。

第一部分:特朗普2.0登场之前的美国

谈论美国,就必须思考历史应追溯到何处。

我认为,至少需要回到1989年美国赢得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美国不仅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还获得了苏联自行崩溃这一“额外礼物”,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帝国。

美国自认为已经在人权、民主、法治等世界核心价值方面达到最高阶段,因此希望以这些价值观来塑造世界秩序。这种思想被统称为“新保守主义(Neocon)”。虽然不同总统有所差别,但此后历经六任总统,大体都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世界上有些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有些则不接受。在欧洲,对此最有力的挑战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

起初,普京与欧美关系良好,但后来因为两项因素与美国发生冲突。

首先,在2007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认可了“乌克兰原则上加入北约”的方向。对此,普京强烈反对,而推动这一决定的重要力量正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小布什总统。

其次,2014年2月,乌克兰国内亲俄派与亲欧洲派发生激烈冲突,引发所谓“迈丹革命”(“Maidan Revolution”)。普京认为,这一变化将导致亲俄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通过公投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普京认为,“迈丹革命”背后的重要支持者正是当时担任奥巴马副总统的新保守主义者拜登。

随后,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俄罗斯族人口聚居地区,俄语居民保护问题成为新的争议。许多人认为,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通过设立“特殊地区”已解决了这一问题。

然而,自拜登于2021年1月就任总统后,乌克兰问题不断升级,最终于2022年2月演变成俄罗斯针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表面上看,这是俄乌战争;但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已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理战争(Proxy War)的工具。

美国冷战胜利后的另一项负面遗产,则是中东问题。

最初,情况似乎是乐观的。以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为基础,在克林顿总统调停下,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实现历史性和解,同意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实行五年过渡自治。Aq

然而,此后美英影响力逐渐下滑。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势力不断扩大。

2024年10月,在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之际,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并劫持人质。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相互呼应,而其背后都存在什叶派大国伊朗的支持。于是,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2.0于2025年1月登场。

第二部分:2025年的特朗普2.0——以和平为目标开启“MAGA”

特朗普总统最大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关税手段恢复美国经济实力,从而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然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

“我们将建设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但衡量成功的标准将是结束战争,并避免卷入战争。”

这体现了其作为“追求和平的总统”的理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承诺,就是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一无谓冲突。

在我看来,特朗普确实花了一年的时间认真努力,希望成为一名“公平的调停者”。

他这一年工作的总结体现在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之中。该战略实际上否定了历届新保守主义总统的政策路线,并提出总统的职责在于消除这些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一位“和平总统”开展行动。

主要观点包括:

  • 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
  • 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已经终结;
  • 美国将在西半球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作者称之为“特朗普门罗主义”);
  • 欧洲失去了文明自信,被各种监管机制束缚,乌克兰战争之后更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
  • 遏制乌克兰战争扩大、尽快结束战争,并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符合美国核心利益。

第三部分:2026年的特朗普2.0——是否已经转变为“全能自信型总统”

进入2026年后,特朗普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

1月3日凌晨,美军攻击位于西半球核心地带的委内瑞拉,拘捕总统夫妇,美国似乎由此掌控了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资源利益。

随后在1月4日,特朗普再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企图。一度引发全球对于美国可能诉诸武力的担忧。

2月28日,特朗普与以色列协同行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击毙了霍梅尼之后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时宣称目标在于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然而,我认为这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因为特朗普早在2025年6月便曾宣称,利用钻地炸弹已“彻底摧毁”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如果当时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消灭,那么如今再次以摧毁其核能力为理由发动攻击,显然缺乏合理性。

如果特朗普无法阻止与伊朗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也无法建立新的和平秩序,那么2026年的特朗普,很可能将在历史上被记录为一位“因全能自信而走向战争的总统”。

参加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第三次亚太发展论坛的部分代表合影

第四部分:2026年5月开始的峰会外交

(一)美中峰会(5月13日至15日)

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借助峰会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发展。

在政治安全领域,会谈期间频繁出现报道称美国希望中国协助尽快结束对伊朗战争。但中国没有理由为美国过度扩张的战争承担代价,因此这些说法后来逐渐平息。

另一方面,此次特朗普访华最引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清晰展现了中国当前的战略认知。

在5月14日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性稳定关系”,并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基础。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

当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时,双方最终极有可能走向战争。

在当前背景下,既有霸权显然是美国,而挑战者则是中国。因此,习近平实际上是向美国表达了中国终将超越美国的自我定位。

当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避免战争,这本身没有问题。但紧接着,习近平将台湾问题列为避免战争的核心条件,并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失当,中美将陷入对抗和冲突,使双边关系进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特朗普在北京访问期间几乎没有公开表态,仅在返程专机上的记者会上零星发表意见,似乎仍保留了大量谈判内容。

目前来看,他的应对是成功的。

未来关键在于:

  • 能否避免被针对伊朗问题的“全能感”所支配;
  • 能否准确把握台湾问题上的分寸。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以9月24日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为契机,中美对话很可能进一步加速。

(二)中俄峰会(5月19日至20日)

美中峰会结束仅5天后,普京总统即访问北京。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已6次正式访问俄罗斯,普京则8次访华,平均每年都有高层互访。

俄罗斯能源资源与中国巨大市场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互补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约2281亿美元,这一点在会谈中被多次强调。

如果说美中峰会显示了双方紧张关系仍然存在,那么其后举行的中俄峰会则向外界展示了欧亚大陆中俄关系的稳定性。

这次峰会无论对习近平还是普京都是一次政治加分。

(三)中朝峰会(6月8日至9日)

第三场重要峰会是习近平访问平壤期间举行的中朝峰会。

朝鲜在东北亚的地位因两件事情明显提高:

  • 2024年普京访问平壤;
  • 俄朝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以及朝鲜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

一个明显体现是:在202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活动中,金正恩获得了仅次于普京和习近平的第三号待遇。

因此,习近平此次访朝,可以理解为中国试图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朝鲜战争盟友和朝鲜最大影响力国家的地位。

第五部分:在这种局势下,日本外交应如何思考?

安倍长期执政之后,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三届内阁均较为短命。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内阁成立。

总体而言,高市政府采取亲美、保守主义路线,并开始推动自身政策议程。然而,11月7日,高市在国会表示:如果台湾发生事态并构成日本存立危机,日本有可能与美国共同作战。

此言激怒中国。

结果导致日中关系陷入1972年建交以来可能最严重的低谷,而且目前尚无改善迹象。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日本外交应重点关注四项任务:

第一

如果无论是新保守主义美国,还是特朗普2026的美国,都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再向世界提供过去那种“公共产品”,那么日本更应重视那些“无法搬家的邻国”。

所谓“无法搬家的邻国”,指:

  • 中国
  • 朝鲜半岛
  • 俄罗斯

第二

日本应奉行确保东亚绝不爆发战争的外交。

为此,必须维持:

  • 威慑与对话的平衡;
  • 防卫力与外交力的平衡。

这不是消极和平主义。

增强自卫能力是必要的,但必须始终以外交与对话作为补充。

第三

高市内阁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日本外交出现了巨大空缺,必须全力以赴加以弥补。

第四

面对仍然是同盟国的美国,日本必须牢记:

“安全保障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服务于安全保障。”

因此,对美外交必须保持谨慎和清醒。

最后允许我谈一件私事。

我的父亲东乡文彦曾参与《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谈判,也曾担任驻美大使。

1982年退休后,他出版了回忆录《日美外交三十年》。

在序言第9页中,他这样写道:

“我在各种演讲中总会强调,对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这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因为以其为基轴符合日本利益、对日本有利。”

换言之:

“先有国家利益,才有安全保障;而不是先有安全保障,才有国家利益。”

我认为这是值得深思的一句话。

以上就是我的结语。

感谢各位聆听。

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日本前驻荷兰大使东乡何彦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上交谈

日本可能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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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近年来美日联合指挥合作加强,美日菲、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合作机制不断深化,日本成为重要节点,承担更多地区安全任务,因此提出,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太最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即“亚洲的以色列”。美国在中东长期依靠以色列作为重要战略伙伴,今后美国在印太可能越来越依赖日本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

以色列和日本毫无疑问存在很多不同点,不可等量齐观,尤其是以色列存在“生存危机”,承受来自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巨大压力,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参与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日本的外部处境显然并非无此,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强调台海和南海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越来越重视海上交通线安全、能源运输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一些中国分析认为,这种安全观的变化可能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

日本正在建立完整军工体系,这是近年来中国战略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点。不少分析认为,日本拥有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和高科技基础,如果这些工业能力进一步向国防领域转化,日本的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能力可能继续提升。从这一角度看,一些评论将日本与以色列都视为依靠科技推动国防发展的国家。

近期(2025—2026年),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战后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新阶段。推动因素主要有三个:政府防卫预算连续大幅增加,目标达到GDP约2%;高市早苗政府(此前岸田政府奠定基础)继续推进防卫产业改革;中国军事现代化、朝鲜导弹试射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经验,加速了日本军工扩张。

战后七十多年,日本一直受到三方面约束:和平宪法、武器出口限制和防卫预算长期控制在GDP约1%左右。日本很多军工企业只能维持较小规模生产,甚至一度考虑退出军工业务。

过去几十年,日本军工企业主要依赖自卫队订单,规模小、利润低。目前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过去是小批量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求,民用企业兼职军工,政府压低利润,现在是扩大生产线,开始考虑出口,政府将军工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基础产业,补贴产能,避免关键企业退出军工市场。

近两年变化最大的是日本导弹生产的大规模扩张,重点企业包括三菱重工(MHI)、川崎重工、IHI 、三菱电机。正在扩大伸长的武器项目有12式改进型远程导弹(已部署地面型,射程约1000公里,舰载和空射型随后跟进)、高超音速武器、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防区外打击武器。日本还正在与美国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拦截导弹(GPI),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防御项目之一。

目前日本军工企业的最核心项目是第六代战机GCAP(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参与国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日方的负责单位为三菱重工,其他参与企业为IHI(发动机)、 三菱电机(雷达) 、富士通和NEC。目标为2035年前形成六代隐身战斗机。第六代战斗机如果成功,将使日本进入全球最先进战斗机研发国家行列。

日本造船能力本来就是世界领先。日本已经拥有亚洲最先进的舰艇建造能力之一,包括宙斯盾驱逐舰、最上级护卫舰、苍龙级、大鲸级潜艇和两栖作战能力。现在重点发展最上级(Mogami)护卫舰,特点为自动化程度高、少量舰员、隐身设计、综合电力推进,不仅大量装备海上自卫队,还开始出口。例如澳大利亚已经选择日本新型护卫舰方案,日本还向印度、新西兰积极推介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

日本过去无人机比较落后,近两年防卫省投入大量预算,重点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舰载无人机、长航时无人机、AI自主飞行和无人僚机,同时加强与美国企业合作。

过去几十年日本几乎禁止武器出口,现在出口限制不断放宽,2026年进一步调整规则,允许向符合条件的伙伴国家出口更多防卫装备,以增强盟友能力并扩大产业规模。目前潜在出口对象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越南、英国、意大利和孟加拉国等。

美国正在帮助日本建设军工能力,这是近几年一个重要趋势。美国越来越把日本定位为西太平洋的重要军工基地。合作方向包括导弹联合生产、导弹维修、美军舰艇维修、弹药储备、零部件共用和后勤保障体系等,目的在于提高印太地区持续作战能力。

不过,与美国相比,日本军工规模仍明显较小;与韩国相比,日本在军工出口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但凭借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电子技术和精密加工能力,未来十年,日本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全球重要高端防务装备供应国之一,尤其在导弹、舰艇、电子系统和第六代战斗机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潜力。

与许多国家不同,日本并不需要从零建立产业链。它已经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世界级电子工业、航空制造能力、世界领先的造船工业和完整的精密机械体系。如果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政府继续增加投入,这些民用产业的一部分可以较快转化为军工产能。俄乌战争也让日本更加重视弹药储备、导弹生产和持续作战能力。

与以色列相比,日本的人口多得多,日本的经济体量也大得多。日本的军事力量一旦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会比以色列严重得多。

日本最可能的发展方向不是复制美国,而是成为印太地区技术最先进、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军事强国之一,并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何况美军在日本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没有。

军工产业与汽车产业类似,都需要一定规模才能降低单位成本。仅依靠日本国内约1.2亿人口和有限规模的自卫队,很多高端武器项目难以形成长期经济效益。如果没有出口,这些项目的成本将主要由日本国内承担,价格会更高,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动力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武器出口政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扩大市场规模,使研发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未来十多年日本军工出口持续增长,并形成稳定的国际客户群,那么日本军工企业的利益重心可能逐渐从国内防务采购转向国际市场。

这不仅意味着企业规模扩大,也意味着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可能随之增强。不过,这种发展仍受到武器出口政策、地区政治环境、国际竞争以及与美国同盟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目前更适合将其视为一种具有较高可能性的趋势,而不是已经确定的结果。

日本的军事实力一旦崛起,有可能不再完全听命于美国,正如以色列虽然高度依赖美国支持,但也曾在伊朗、黎巴嫩等问题上采取美国并不完全赞同或节奏不同的行动。

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自主性增强的迹象。近年来,日本不仅是在购买美国装备,还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能力,例如:建设自主的国防工业;研发下一代战斗机(GCAP,与英国、意大利合作,而非完全依赖美国)、发展远程导弹、强化网络、太空和电子战能力、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欧洲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举措说明,日本希望在同盟框架内拥有更大的行动能力,而不仅仅依赖美国。

中国因素无疑是日本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考量之一,虽然并非唯一考量。

日本近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等文件,没有把中国称为”敌国”。但这些文件指出:中国军事活动快速扩大;东海局势值得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对日本及国际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表述在近年的日本安全文件中出现)。 因此,官方表述不是”只针对中国”,而是把中国列为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关注对象之一。

日本近年来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已经从冷战时期主要关注北方(苏联/俄罗斯),转向同时关注西南方向。其中,中国因素在日本的战略规划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日本整体防务建设仍是面向多方向、多情景,而不是只围绕中国设计。

从温州肯恩大学看中美教育合作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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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8日,新泽西州联邦城(Union)的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举行了一场签字仪式,校方在致辞中称之为建校151年来“最重要的时刻”。率团见证签字的,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那一年的肯恩,在校生一万三千人,基金(endowment)只有五百万美元,州政府又在削减教育拨款,学校急需新的财源和名气;而浙江正想在温州办一所全英文授课、面向国际的大学。双方一拍即合。《纽约时报》记者当时发问:“为什么是肯恩?”报道引用了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的评论:“教育是有待美资进入的最后几个领域之一。而在中国,赚钱本来就是办教育的重要一环——如今,美国的学校正纷纷东进,寻找新的财源。”(原文:“Education is about the only area the American economy hasn’t entered yet. But making money is a big part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now American schools are moving east to find new sources of revenue.”)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所美国公立名校也在中国落地:密西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密西根学院,设置的专业为机械、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全英文授课,一度被誉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金字招牌”。温肯与密西根学院,算得上同一个乐观年代的孪生子。二十年后,两校命运迥异:2025年1月,密西根大学宣布终止与上海交大的合作;同一年,温州肯恩大学录取了一千七百多名新生,博士项目刚刚起步,新校区还在施工之中。

一、温肯这二十年

温肯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2011年11月,中国教育部批准建校;2012年秋,首批约两百名学生入学;2014年3月31日,温肯正式获批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双方签约10年之后,2016年,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约五百英亩的校园,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市和浙江省,肯恩本部基本没有掏钱。

到今天,温肯早已不是当年的试验田。按肯恩大学2024年发布的机构简报,温肯在校生约五千一百人;按温肯2026年元旦的新年致辞,2025年录取本科生1,413人、硕博研究生309人。学校设18个本科专业、8个硕士项目、3个博士项目,263名全职教师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数拥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所有课程用英语讲授。本科毕业生同时获得温肯与肯恩两张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由肯恩授予,均获中国教育部认证。

对肯恩本部来说,这所中国校园是一笔实打实的生意。时任校长法拉希(Dawood Farahi)2018年11月在致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公开信中披露:温肯已为肯恩带来750多万美元收入,此后每年还将按学费收入的9%向美方分成。法拉希写道,靠着这笔钱,肯恩才能连续五年把本部学费涨幅控制在3%以内。

不过,温肯这二十年也没少上美国媒体,前后有四场风波。

2015年7月,《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报道,温肯几则学生事务岗位的招聘启事写明“中共党员优先”,报名表还要求提交照片、填写出生年月、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代表新泽西州立高校教师的工会联合会提出抗议。肯恩的解释是:教学岗位按美方标准招聘,行政和学生事务岗位由中方按中国的法规办理,两边规矩不同。

2018年,风波升级。肯恩宣布,在温肯任教的百余名教师将不再由美方直接聘用,改由温肯作为中国法人单位聘用,2019年秋生效。肯恩教师工会及其上级组织美国教师联合会公开反对。他们担心的有四件事:失去美国工会的集体谈判保护,失去终身教职,学术自由能否在中方雇主之下得到保障,以及薪酬合同的具体条款。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此调阅了文件。肯恩的回应始终如一:人事关系转到中国,学术权仍在美方——课程、考核、学位标准都由肯恩本部说了算。转换最终如期完成,沿用至今。

新冠疫情期间又起争执。按老规矩,温肯教师的续聘和晋升材料要送回新泽西,由肯恩本部的教授评审。本部的教师评议机构和工会提出:这是替中国校区做事,不该算进本职工作,要做也得自愿参加、另付报酬。校方最后让了步。2023年,《高等教育内参》在一篇关于美国在华校园的综述中,引用了几位不愿具名的温肯前教师的说法:课堂上有些话题要绕着走,有人曾因涉台内容被提醒,教师在校务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肯恩公开否认,强调温肯的学术事务由美方统一管理,学术自由受到保护。这些说法均出自匿名者之口,至今没有具名的、可查证的投诉记录。

比风波更伤筋动骨的,还是新冠疫情本身。2020年到2022年底,中国边境管控收紧,温肯赖以立校的外籍师资进出两难,招人难上加难,离职的却一个接一个,网课断断续续上了近三年。直到2023年初国门重开,学校才缓过劲来。可以说,温肯是带着这场大病的底子,走进它的第二个十年的。

把这些风波放在一起看,有两点耐人寻味。其一,闹得再凶,也始终是劳资纠纷、治理之争,从来没有沾上“国家安全”四个字。其二,温肯最亮眼的几步——博士项目获批、在校生破五千、新校区动工——偏偏都发生在2021年以后,正是中美关系趋冷、贸易战科技战步步升级的那几年。

二、风向变了

风向是从科研领域先变的。2018年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追查受资助科学家“未申报的外国关系”,数十所大学卷入,一批华裔学者因此去职;涉事领域不是导弹雷达,而是癌症、心脏病、亨廷顿氏症这样的基础医学。到2025年4月,NIH干脆关上了数据的大门:中国研究者被禁止访问21个生物医学数据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癌症病例库。

大学层面的多米诺骨牌,从2024年秋天开始倒。当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点名批评几所名校的在华工程类合作项目“帮助中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同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宣布退出与天津大学在深圳合办的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着手退出与清华大学合办的深圳研究院;2025年1月,轮到密西根学院——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五名经该学院来美的中国学生被控在密歇根州一处军事基地附近拍照后向调查人员撒谎。到2025年春,连东密西根大学那种只教课、不搞科研的工程合作项目,也在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压力下关停了。

但同一个华盛顿,还有另一副面孔。2025年5月,国务卿鲁比奥宣布,将“强力吊销”攻读“关键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几个星期后,特朗普亲自出面降温,宣布欢迎中国学生,甚至给出六十万的数字——“中国学生来上我们的大学,这对我从来都是好事。”他不讳言这是一门生意。在美国官方贸易统计里,留学生的学费和消费本就记作服务出口:仅2025年前九个月,这一项就超过四百亿美元。

三、收的是技术,放的是生意

这些事看似矛盾,放在一起,华盛顿的盘算其实清楚:凡是沾技术的,一律从严——前沿科研、工程诀窍、科学数据、顶尖人才,都被当作大国竞争的家底看护起来,哪怕是癌症数据,哪怕项目只教课不搞研究;凡是不沾技术、只做教育生意的——课堂、学费、文凭——不但不拦,反而欢迎。一手收紧,一手放开。

被关停的项目有三个共同点:内容是工程技术,中方合作院校与国防工业有渊源,美方学校自己又握着必须保住的联邦科研经费。幸存下来的,是四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教学为主的合办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杜克昆山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和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它们的日子也并非高枕无忧:2024年秋起,国会两个委员会致函点名仍在运营合办机构的美国高校,杜克、纽约大学和肯恩都在名单上;2025年9月的后续报告批评这些学校“至今没有动作”,昆山杜克更被立案调查,与武汉大学的合作协议2028年到期,能否续签还是未知数。今天没事,不等于明天没事。

四所学校里,上纽大和杜克昆山常被并称,其实与温肯不可同日而语。它们背靠世界级名校,走精英博雅路线,学费直追美国私立大学,招生面向全球;纽约大学与华东师大的合作已获准延至2042年。温肯的家底则朴素得多:母校肯恩是一所服务本地工薪家庭、少数族裔和“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的州立学校,没有名校光环可借,一举一动还要接受州公开记录法和教师工会的盯梢。名气小,盘子小,华盛顿的聚光灯也就很少照到它身上。

这份“冷清”不全是运气。温肯的主打专业是商科、管理、传媒和教育,中方伙伴温州大学和浙江省政府与军工无涉,美方母校肯恩几乎不承接联邦安全类科研经费,整个模式靠学费运转。说到底,温肯做的是教育服务的生意,卖的不是前沿知识。要解释它为什么能在寒流里继续生长,这比“勇气”或“运气”都更靠得住。

换个角度看,温肯能立得住,还因为温州、浙江和肯恩各有各的舍不得。对地方政府,一所运转正常、全英文授课、师资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大学,不是说复制就能复制的,撤了它,多年的建设和心血一笔勾销;对肯恩,这是一条不用自己掏基建钱、却年年有现金进账的路子,何况在四所独立法人合办大学里,肯恩是唯一的公立母校,这个位置独一份。谁都有舍不得的东西,合作才走得远。

四、下一个十年

往后看,有几件事大致已成定局。像密西根学院那样的工程类合办项目,短期内不会再有了;腾出来的位子正被别人补上——上海交大已把原密西根学院改组为“全球学院”,新伙伴中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美国大学退出的,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那一层合作;补位的,是不必顾忌华盛顿脸色的第三方。

人的往来则换了一副模样。赴美中国学生从2019年前后的三十七万降到二十六万多,印度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生源国。反过来,在华长期留学的美国学生只剩一千七百多人,不到疫情前的六分之一。习近平2023年提出“五年五万”,邀请美国青少年访华;到2026年5月,中方宣布目标提前两年半完成。只是细看之下,完成任务的主力是短期参访团,不是长期留学生——数字上去了,深度下来了。

北京的算盘同样值得一看。这些年,中国教育部一边清理办学质量不高的中外合作项目,一边给办得好的开绿灯——温肯的博士点,就是这个背景下批下来的。地方政府的热情也没退:海南自贸港已允许境外理工类名校独立办学,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第一个落了户。换句话说,在合作办学这件事上,眼下往后退的是美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政策。

教育生意这条路,短期内倒不必担心走不通。国际学生的学费是许多美国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家庭对文凭的需求也没有降温,特朗普政府把留学生当作贸易谈判里的筹码,恰恰说明这门生意双方都还想做。真正的悬念在别处:国会收紧涉外办学的法案还在参议院等着表决,杜克昆山2028年就要续约,能否获批不得而知。

从庚款留学算起,教育交流做了中美关系一百多年的压舱石;留学生里出过科学家、外交官,也出过两边社会里最懂对方的那批人。如今文凭和学费照旧跨着太平洋流动,知识和人的来往却越来越难。只剩生意的教育往来,还能不能养出下一代真正懂得对方的人,这才是未来十年最要紧的问题。至少在温州,眼下的答案还是肯定的:温肯还在继续往下去。

参考资料

1)John Koblin, “A Far-Eastern Campus for Kean,” The New York Times, 2006年5月14日。
2)Elizabeth Redden, “Chinese Communists Preferred,” Inside Higher Ed, 2015年7月22日。
3)Elizabeth Redden, “Is Kean Giving Control of Its Overseas Faculty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side Higher Ed, 2018年11月15日。
4)Inside Higher Ed 关于美国在华合办校园的综述报道,2023年。
5)肯恩大学时任校长Dawood Farahi致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公开信,2018年11月。
6)肯恩大学2024年机构简报(Institutional Profile);温州肯恩大学官网及2026年1月新年致辞。
7)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 “CCP on the Quad,” 2024年9月;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等报告 “Joint Institutes, Divided Loyalties,” 2025年9月。
8)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告,2024年9月6日;密西根大学公告,2025年1月10日;东密西根大学公告,2025年5月28日。
9)“Researchers from China and five other ‘countries of concern’ barred from NIH databases,” Science, 2025年4月。
10)美国国务院声明,2025年5月28日;特朗普相关表态,2025年6月及8月。
11)美国国际贸易署(ITA)2025年服务贸易数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2025。
12)“China’s 50,000-Youth Initiative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hina-US Exchange,” The Diplomat, 2026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2026年5月29日。
13)《南华早报》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全球学院的报道,2026年3月。

Former Kean president Dawood Farahi (far left) with Xi Jinping (center) at Kean University in 2006.

延伸阅读

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

新华社北京2024年6月6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表示,2006年,我在贵校见证了中美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签约仪式。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果显著,已经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令人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相知相近,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工程。你在信中表示,将深化与温州肯恩大学的合作,鼓励美国学生来华交流学习,我很赞赏。希望两国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交流合作,培养既了解中国也熟知美国的青年使者,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欢迎你和美国教育界其他人士多来中国走走看看,也请转达我对前任校长法拉希博士的问候。

  2006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关心推动下,温州大学和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决定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正式设立,目前共有本硕博学生约4500人,已培养8届本科毕业生总计3300余人。近日,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致信习近平主席,介绍合作办学情况及成果,表示将积极响应习主席倡议,助力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推动中美青年一代加强交流。

省教育厅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

浙江省教育厅传达学习习近平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

2026年6月8日 浙江省教育厅网站

6月7日,省教育厅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复信,既是对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果的肯定勉励,也是对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殷切希望,为办好温州肯恩大学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也为浙江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教育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为指引,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学习方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一时间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传递给广大师生,感恩奋进、先行探路,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浙江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行动和实践成果。

会议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精神走深走实,是助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浙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契机。要聚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精神,进一步增强办好温州肯恩大学、扩大对美交流合作、高质量推动浙江教育对外开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把握温州肯恩大学成为中美教育合作标志性项目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把握教育交流合作是发展中美关系未来工程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把握以地方外事工作推动中美民间交流的独特价值,用好温州肯恩大学的特色资源,讲好中美民间交往交流的生动故事,擦亮中美教育合作金名片,打造中外合作办学新标杆,建设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要聚焦推动温州肯恩大学高质量发展,汇聚资源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发挥好部省市校协同联动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温州肯恩大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全力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着眼推动学校内涵发展,在党建思政、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组织专家工作小组“组团式”为学校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学校治理等提供咨询服务,推动温州肯恩大学加快办成高水平、国际化应用型大学。要聚焦扩大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切实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来”两篇文章,扩大多领域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温州肯恩大学“桥头堡”“主渠道”作用,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以承担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任务为契机,推进温州肯恩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面提质增效,积极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打响“留学浙江”品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来浙江学习交流。推进“留学报国”,吸引更多留学人才回浙江创新创业。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有序推动“丝路学院”建设。加强国际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浙江、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为打造“重要窗口”贡献浙江教育力量。

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参会。

特朗普政府考虑向毕业后留美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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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向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费用。若该政策最终实施,将大幅削弱美国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报道写道,这一举措若落地,将进一步推进特朗普政府收紧合法移民渠道的政策目标。美国高校长期依赖国际学生作为重要收入来源,而硅谷和华尔街的许多大型企业也高度依赖招聘国际毕业生填补技术岗位,因此上述两类机构预计将受到较大冲击。

这项10万美元的费用拟与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挂钩。OPT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继续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工作一至三年。根据最新官方数据,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国毕业生通过OPT在美国就业。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特朗普政府此前试图通过对H-1B工作签证征收10万美元费用所达到的政策目标。去年,政府提出对H-1B签证收取高额费用,一度在硅谷引发广泛担忧,但上周被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叫停。

政府最初计划将10万美元费用适用于所有H-1B签证申请者,但由于微软、谷歌等科技企业的强烈反对,最终将适用范围缩小至直接从海外招聘赴美工作的申请人。

不过,美国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招聘模式与IT外包公司有所不同。直接申请H-1B签证赴美工作的人员,大多受雇于IT服务公司和会计事务所;而大型科技企业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则更倾向于从美国高校招聘国际毕业生,再在工作数年后协助他们将学生身份转换为H-1B。因此,相较于此前的H-1B收费方案,新提出的OPT收费将更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人才招聘。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政策在正式公布前都不应视为最终决定。国土安全部始终在讨论如何运用现有政策工具,维护美国合法移民体系的完整性。”

据知情人士介绍,特朗普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利用高额收费作为移民政策工具,希望借此提高外国人赴美的经济门槛。

除了H-1B签证和OPT项目外,美国国务院也在研究另一项方案:要求在美国境外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的人缴纳10万美元保证金,申请人只有在移居美国并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才能取回这笔保证金。

目前,针对OPT的新收费方案仍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之中,尚不清楚白宫是否会批准,也尚未决定最终应由国际学生本人还是聘用他们的雇主承担这笔费用。

这一费用预计将与特朗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新规定配套实施。根据新规,国际学生如希望使用OPT,必须另外申请延长学生签证有效期。此前,学生签证在整个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的最长三年工作授权期间均自动保持有效。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还在起草一项更全面的监管规定,对OPT项目进行整体调整,预计最早将于今年秋季公布。

OPT一直被视为美国吸引国际学生的重要优势之一。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OPT,大多数国际学生毕业后将不得不立即离开美国,美国高校培养的人才及其专业技能也将流向其他国家。

但长期主张限制移民的人士一直希望改革甚至取消OPT项目。他们认为,该项目允许企业直接雇佣外国毕业生,却缺乏足够监管机制,以确保其薪酬待遇不会低于美国本土毕业生。

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包括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内的一些强硬派官员就曾主张取消STEM OPT项目。该项目允许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获得最长三年的工作许可。不过,这一建议最终被包括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内、倾向商业利益的政府成员否决。

美拟增加数亿美元预算,恢复及扩大在全球对抗中国影响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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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系列趋于紧张的新动向。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制裁一批中国内地和香港航运公司,指控它们运营将伊朗石油运往中国的船只,称这些船只协助伊朗建立所谓的“影子船队”。此前一天,美方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外界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占据优势的中国企业。

另外,路透社报道称,伊朗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收到一批多达400套中国制造的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器。对此,中国外交部周四迅速予以否认,表示有关报道“毫无根据、不符合事实”。目前,除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外,尚无独立证据证实相关武器已经交付。

此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还在酝酿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AI大模型。由于这一计划遭到英伟达、微软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反对,目前尚未正式出台。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评论称,“美方又在挑事,以切香肠的方式损害中国利益。对中国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以及酝酿封杀中国AI大模型在美国的使用,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阻拦面越来越宽,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科技进步不断发力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阔。”

本周,美联社(AP)和POLITICO又分别报道了美国在另外两条战线推进针对中国的新举措。

美联社周二报道称,根据其获得的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和通知,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并扩大一系列旨在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外交项目。其中,国务院正考虑重新拨付近5亿美元,用于西半球、非洲和亚洲等地区的涉华项目。

报道称,这些项目中有不少曾在特朗普政府早前推动政府精简和预算削减过程中被冻结或取消。本轮计划的重点并非完全新增项目,而是恢复此前被叫停的项目,并在部分领域扩大投入,以重新加强美国在相关地区的外交影响力。

根据美联社看到的文件,美国国务院已于上周晚些时候通知国会,计划拨款约1.758亿美元,用于更换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老旧的海底通信电缆,改用美方认为更加“安全、可信赖”的替代方案,涉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等多个国家。近年来,海底通信电缆已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直希望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通信网络建设中的影响力。

内部文件还显示,美方计划安排超过3.4亿美元,在全球50多个项目中加强应对中国影响力,包括在阿根廷和伯利兹建立安全运营中心,监测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面临的潜在威胁;并在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等国恢复涉及港口运营、远洋捕捞及关键矿产开发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称,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外交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证实,政府确有增加涉华项目预算的计划,但表示不少大型项目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具体资金安排和实施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针对海底电缆问题,林剑表示,海底电缆是全球重要基础设施,将其政治化、安全化只会破坏国际市场规则,危害全球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另据POLITICO周一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正联合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共同协调和制定6G发展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报道称,虽然6G领域主要的非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如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均不是美国本土公司,但美国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共同建设下一代通信产业链,扩大“民主国家”阵营的市场规模,并在未来国际通信标准制定中占据更大主动权。

这一思路也反映出美国通信政策近年来的重要调整。5G时代,美国主要着力推动盟友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设备;而进入6G时代,美国开始更加重视与盟友共同制定技术标准、构建供应链体系,以弥补自身缺乏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短板。

报道称,6G预计将在2030年代逐步取代5G,并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美国希望提前布局,在下一代通信网络和AI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保持竞争优势。

联合国旗下机构预计将在上海举办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届时各国将讨论未来无线电频谱分配及全球通信标准。POLITICO认为,美国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协调盟友立场,以增强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美方官员则表示,与“可信赖的伙伴”合作,有助于确保下一代通信网络既推动技术创新,也兼顾共同安全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国推出的上述措施虽然涉及制裁、科技、外交、安全等多个领域,但其共同特点都是围绕全球影响力竞争展开布局。从恢复海外外交项目、推动海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到联合盟友抢占6G标准制定,再到讨论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对华竞争进一步制度化,并延伸至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国际技术标准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如果秋季的习近平访美成行,上述举措也显示,美国并未因双方可能恢复高层接触而放缓对华竞争节奏。相反,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试图在保持沟通渠道的同时,继续推进其在科技、外交和全球影响力等领域的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很可能继续呈现“竞争与接触并行”的特征,即一方面维持高层互动、防止冲突失控,另一方面则在关键技术、国际规则和全球影响力等领域展开更加长期、更加制度化的竞争。

美、日、菲正在迅速成为亚太地区新的“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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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高市早苗的国内支持率已经明显下降,最新的民调结果如下:

《每日新闻》:支持率42%,不支持率44%;

《时事通讯社》:支持率49%,不支持率25.2%;

《读卖新闻》:支持率57%,不支持率34%;

《共同社》:支持率53.7%,不支持率33.7%;

高市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执政初期的“蜜月期”已过,如今开始回归正常水平。此外,民众不满国内物价上涨和有关“消费税”问题的争议,高市推动国防、修宪和更积极的外交路线,虽然获得保守派的支持,但也引起部分中间选民的反感。

虽然如此,高市早苗的地位仍然稳固。目前高市的支持率仍然高于日本许多前任首相的支持率。多家媒体报道,高市正在考虑于近年8、9月进行内阁改组和党务调整,希望借此扭转支持率下滑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最关心的是美、日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在美国支持下的“再武装”。

日本的再武装已经进入二战结束以来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性质变化最深刻的阶段。如果说2022年底岸田政府公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是战略转向的开始,那么到2026年,高市早苗政府已经开始把这些规划逐步变成现实。

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为9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比上一年继续增长,也是连续第四年大幅增加。政府已经提前实现了原定2027年达到国防开支占GDP约2%的目标。这意味着:日本军费已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前列。 自卫队正由一支以本土防御为主的力量,向具有区域威慑能力的现代军队转变。

过去几十年,日本奉行所谓”专守防卫”,基本没有攻击敌方本土目标的能力。如今情况已经改变。日本开始部署改进型12式导弹(新型号射程约1000公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滑翔武器(HVGP) 、空射远程巡航导弹(JASSM)等,其中,改进型12式导弹已于2026年开始部署,日本将其称为”反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日本第一次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战略纵深从几百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以上。

日本西南诸岛已经全面军事化,部署重点集中在冲绳、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和九州南部。 日本在这些地区部署了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雷达站、两栖快速部署部队和后勤补给体系,尤其在九州熊本地区开始部署远程导弹,使整个东海、台湾周边都处于其射程覆盖范围。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持续扩充新一代护卫舰(FFM)、神盾舰、大型补给舰和无人水面舰艇。更重要的是两艘”出云”级已经完成改装,可以搭载F-35B隐身战斗机,事实上具备轻型航空母舰能力。虽然日本仍称其为”护卫舰”,但作战能力已发生质变。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拥有F-35A、F-35B、F-15J升级、KC-46空中加油机、E-2D预警机和新一代GCAP战斗机(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未来十年,日本将拥有亚洲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体系之一。

日本已经成立统一的联合运用司令部,负责陆、海、空、网络、太空等力量的一体化指挥。这是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的指挥体制改革之一。其目的包括与美军实现更高程度的联合作战,和提高危机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

近两年,日本还大量投资军事卫星星座、网络作战、无人机、无人舰艇和人工智能辅助指挥。这些能力过去相对薄弱,如今已成为重点建设方向。

国际战略界普遍把日本视为“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核武器的技术和工业能力,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这样做。未来是否拥核,主要取决于政治和安全环境,而不是技术能力。

近几年最明显的变化是日本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进一步加强。过去是美国保卫日本,现在逐渐变成美日共同实施地区威慑。主要表现包括联合指挥更加紧密,情报共享进一步深化,导弹防御体系协同,后勤保障互通,联合演习规模扩大。 美国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而日本也在逐步提升自身能力。

从中国战略研究界的角度看,日本再武装带来几项重要变化:

第一,日本已经从”单纯防御型国家”向”具备有限远程打击能力国家”转变。

第二,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部署明显加强,东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提高。

第三,美日军事协同进一步深化,使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扩大。

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几点限制。日本仍受到和平宪法和国内政治约束,军事行动仍强调”防御性”和法律依据;远程打击能力虽然显著增强,但整体规模与美国、中国相比仍有限;日本高度依赖美日同盟,其战略运用很大程度上仍需与美国协调。

综合来看,日本目前正经历自1945年以来最深刻的一轮军事能力转型。与其说这是恢复战前意义上的”军国主义”,不如说是在新的地区安全环境下,从传统的”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具备综合威慑、区域防卫和有限远程打击能力的现代军事力量。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发展。

美军与自卫队的协同程度不断提高。过去美国负责作战,日本负责后勤。现在已经逐步发展为联合指挥、联合演习、联合防空、联合反导、联合情报共享、网络和太空合作。 一旦发生地区危机,美军和自卫队的协同能力比十年前明显提高。

值得严重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与菲律宾的关系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说十年前双方主要是经济合作关系,那么今天已经发展为兼具安全、经济和外交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以及双方共同利益的推动。

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为正式条约盟友,菲律宾也与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近年来三方合作明显加强。双方合作主要包括海上联合演习、海上执法合作、海岸警卫队交流、情报共享、灾害救援训练。

日本还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海岸警卫船、雷达系统和海上监视设备。 这些合作既有助于菲律宾提升海上执法能力,也增强了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协作。

近年来,日本还和菲律宾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RAA)。这是日本近年来推动防务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该协定使双方军队能够更方便进入对方国家参加联合训练,简化装备和人员往来和提高联合行动效率。 日本此前仅与少数国家签署过类似协议,因此这一安排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近年来,美、日、菲举行了更多三边会谈和联合活动。合作内容包括联合军事演习、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救援。 这种三边合作提高了三国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反映出三方在印太地区有越来越多共同利益。

近期最受关注的美日菲联合军事活动,是2026年4月20日至5月8日举行的“肩并肩-2026”(Exercise Balikatan 2026)。这是菲律宾与美国举行的第41届“肩并肩”演习,也是日本首次作为正式参演国(而非仅观察员)大规模参加,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次演习共有约17,000名官兵参加,其中包括:美国约9,000人,菲律宾约5,000人,日本约1,400人(首次大规模正式参演)。澳大利亚等盟友也派兵参加,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参与观察或部分活动。 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之一。

演习内容出现明显变化。与过去主要进行反恐、救灾训练不同,2026年的演习重点转向高强度联合作战,包括:两栖登陆作战、联合海空打击、防空与反导协同、无人机与反无人机作战、网络和信息作战、后勤保障与联合指挥等。 美菲双方都表示,此次演习更加注重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和互操作性。

日本自卫队此次不仅派遣陆上自卫队,还参与了多项联合训练。这反映出日本已从过去的“观察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日菲互惠准入协定》(RAA)开始发挥实际作用;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进一步制度化。

演习覆盖菲律宾多个地区,尤其包括吕宋岛北部、吕宋海峡附近、菲律宾西部沿海和巴拉望方向。 这些区域靠近连接西太平洋与南海的重要海上通道,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本届演习展示了多种先进装备,例如美国陆基导弹系统、防空反导装备、反无人机系统、精确火力打击能力。部分演练强调海上拒止、防空和联合火力协同。

从战略角度来看,此次军演至少体现出四个趋势:美菲同盟进一步加强;日本正逐步成为美、菲安全合作的重要参与者;美、日、菲三边合作正由政治协调向联合军事行动延伸;演习内容从传统的人道救援、反恐训练,转向更高强度的联合作战和威慑能力建设。

此次演习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菲律宾和日本表示,演习旨在提升三国军队之间的协同能力、维护航行自由并增强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对相关军事活动表示关切,认为有关国家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各方对这类演习的战略意义存在不同解读。

综合来看,2026年的“肩并肩”演习标志着美、日、菲安全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几年前相比,其特点已不仅是演习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日本角色提升、联合指挥协同增强以及演练内容向高端联合作战能力发展。这意味着,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正在逐步形成更为成熟和制度化的框架。

如果说美、日、韩是“北部铁三角”,主要面对朝鲜半岛、日本海和东北亚,那么美、日、菲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南部铁三角”,主要面对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

美、日、韩仍然十分重要,美、日、菲的重要性上升速度更快。原因包括菲律宾开放更多军事设施,日本首次正式参加”肩并肩”等大型联合演习,三国领导人机制逐步建立,海上合作更加制度化。 这些都说明,美、日、菲合作已从阶段性安排逐步走向长期机制。

美、日、菲正在成为美国在第一岛链南段和南海方向最重要的新兴三边机制。日本是连接这两个“铁三角”的关键节点。

中国在全球比美国更受欢迎,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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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全球调查中有一个结论就像太阳升起一样一成不变:世界对美国的好感度始终高于中国。如今,那个时代结束了。皮尤在 7 月 15 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的好感度现在已经超越了美国。该报告基于对 36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4.2万 人进行调查的一份民调。

这项调查还标志着第二个里程碑:在皮尤自 2023 年以来每年跟踪的 20 个国家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等信任度(median confidence)现在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高出 10 个百分点。这一转变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的软实力刚降至中国新冠疫情时期的低点。鉴于皮尤全球民意的权威地位,这次逆转的象征意义值得关注。

是印证,而非意外

虽然这一结果令人震惊,但与其说是凭空出现的惊雷,不如说是对其他地方早已显现的趋势的印证。在盖洛普(Gallup)2025 年的全球评级中,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中间支持率(36%)微弱领先于美国(31%)——这是盖洛普近二十年来记录到的对中国最有利的差距。

在 2025 年 5 月发表于《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曾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援助削减以及对盟友的不屑,正在主动将软实力竞争的阵地让给北京。其他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也因类似的原因,将皮尤最新的调查结果描述为“意料之中”。他们指出,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包括使用武力和关税带来的经济损害——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抵触情绪,而中国现在看起来则是一个更可靠的实体。

皮尤自己更早的数据其实就已经预测了这一方向:其 2025 年 7 月发布的报告(PDF)显示,在许多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在恶化,而对中国的看法在改善,两条趋势线一直在平稳靠拢。2026 年的报告只是记录下了它们相交的时刻。

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转变?

三股力量共同作用解释了这一逆转。第一是中国自身在吸引力方面的投入。在经历了多年对其拙劣宣传的嘲笑之后,北京的软实力组合拳终于产出了爆款。在文化上,“Chinamaxxing”(中国化/沉浸式体验中国生活)现象——一种西方年轻人拥抱中国生活方式的病毒式社交媒体趋势,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间体验中国高铁——赋予了中国一种长期以来只有日本和韩国才拥有的、自下而上的由衷吸引力,并被诸如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以及拉布布(Labubu)玩偶等爆款产品所放大。

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声誉:其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统治地位,使“中国模式”成为了效仿的对象而非嘲讽的把柄——以至于华盛顿自己现在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北京的剧本。而在外交上,习近平通过其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展开了持续的公关攻势,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的倡导者。

第二种力量是结构组成上的。皮尤研究样本中近一半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这恰恰是中国对美国享有最明显优势的地方。皮尤发现,在非洲、拉美、南亚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富裕国家,其中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今年的好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曾经对美国很有好感的高收入民主国家对美国目前的好感迅速下降。随着中国在全球南方取得进展,而美国失去盟友的喜爱,这两种趋势叠加在一起——一方在前进时另一方恰好在后退——使得这种交叉逆转在算术上几乎变得不可避免。

这也指出了第三种、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力量:这个故事更多是由美国软实力的衰落驱动的,而非中国的剧增。盖洛普的数据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 2025 年的净好感度仅略低于零,为负 1%,而美国则骤降至历史新低的负 15%。皮尤的详细数据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该机构本身得出结论称,中国的领先“尤其”归因于对美国看法的恶化。然而,华盛顿的损失并没有转化为北京同等程度的收益。

其中,在瑞典的下滑最为显著。在瑞典,将美国视为可靠伙伴的人数比例从 2022 年的 83% 骤降至如今的 31%——大幅下降了 52 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中国仅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从 12% 增至 27%)。这种模式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密盟友中不断重复:在加拿大,称美国为可靠伙伴的比例从 2022 年的 83% 坍塌至 35%(下降了 4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则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从 14% 增至 44%)。甚至连领导人信任度的交叉也更多地反映了特朗普的下滑,而非习近平的上升:对这两人的信任度普遍处于低位,而在欧洲——习近平现在在 7 个国家中的民调领先特朗普两位数——他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也仅为温和的 37%(在英国)。

积分榜的变化主要是一支球队不断踢进乌龙球的结果。

是逆转,但并非普遍逆转

这一转变在地理上并不均匀。它集中在美国的西方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一些曾将美国视为更可靠伙伴的公众现在意见各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邻国中。美国在 6 个国家保持着好感度优势,其中 4 个位于印太地区:印度、日本、菲律宾和韩国,此外还有以色列和波兰。在菲律宾,81% 的人将美国视为可靠伙伴,而对中国的这一比例为 42%。越靠近中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再加上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北京的吸引力就会削弱。距离产生美;近距离则不然。

中国的优势究竟能维持多久?

至少有两个理由让人怀疑这种逆转是否能成为常态。首先,软实力远比硬实力更具流动性,民意完全可能在短短一年内发生剧烈摇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年度调查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2024 年,当被要求二选一时,受访者首次倒向中国(50.5% 对 49.5%);2025 年,他们又反转回美国(52.3% 对 47.7%);而到了 2026 年,天平再次倾斜至中国一边(52% 对 48%)。这种说变就变的情绪,无非是随风摇摆的风向标,而非固若金汤的纪念碑。

其次,虽然中国的好感度一直在向美国靠拢,但软实力的底层基石却并未同步跟上。软实力归根结底源于可信度而非宣传——而中国吸引力那份坚实、可信的基础至今尚未奠定。在皮尤调查的 36 个国家中,仅有 11 个国家有半数左右或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尊重本国人民的人身自由。

特朗普的威权倾向固然严重损毁了美国的形象,但只要美国的制度与法治根基仍在,一旦未来迎来更遵循常规的政府,人们对美国民主与外交的敬重便大可重振。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早已证实过这种反弹:乔·拜登于 2021 年 1 月上台后,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以及对美国总统的信任度等核心软实力指标均大幅回升,一举扭转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惨淡颓势。美国的软实力赤字或许只是周期性的;而中国的软实力赤字,却可能被证明是结构性的。

宣告胜利,尚为时过早

2026 年的这项调查确实标志着全球民意发生了真实且具历史意义的转向。然而,与其将其解读为中国软实力的决定性胜利,不如说这是一次相对性的重新定位。在许多人眼中,北京如今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容易接洽、也更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当华盛顿的战略收缩制造了权力真空之际。但皮尤的数据并未显示出全球公众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爱戴或崇敬。中国赢在了对比,却尚未赢得人心。

就目前而言,2026 年的数据与其说是对中国软实力的无条件认可,不如说是对美国自损形象、自祸其身的一份沉痛控诉。不过,与截肢不同,自损的伤口终究可以愈合——前提是我们不再继续痛击自己。

(编者按: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网站上。)

 

专访许国琦:什么是中国?谁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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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不同的政权、更迭的疆域以及多元的思想传统,共同塑造了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群体。然而,即便到了今天,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及其复杂的现实,依然充满争议。

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身份仍在持续形成之中,不同的人——无论身处中国境内还是海外——都对“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为了探讨中国国家认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演变,《中美印象》采访了香港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香港大学中国跨国历史研究所创所所长许国琦。

许国琦出生于中国,曾先后在亚洲和美国任教,研究领域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体育史、国际体育史、中美关系史以及“中国观”等多个方向。他的新著《中国观: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The Idea of China: A Contested History)于2026年3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我想先从书名谈起。你的书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会如此充满争议?

许国琦(以下简称答):我第一次把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时,暂定书名是《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The Idea of China: A Shared History)。编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讨论书名,最后建议只改一个词,把 shared(共同的) 改成 contested(充满争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建议,因为它准确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中国观”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性”(Chinese-ness),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从来没有一个简单而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

这与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延续最完整的国家之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是世界性的强国。中国人对于“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理解。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是全球贸易的中心,也是世界想象中的东方中心。事实上,直到1901年,中国才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因为当时中国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前来朝贡,而中国不需要外部世界的任何东西。从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都希望从中国获得茶叶、丝绸等商品,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因此,每个国家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就连哥伦布也对中国念念不忘,因为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把中国称作 Cathay(契丹)。而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直到1912年,“中国”才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对马可·波罗而言,它是 Cathay;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称其为 China。这个名称实际上源于印度,因为印度人称中国为 Chin,很可能来自“秦”(Qin)朝,后来逐渐演变成今天西方普遍使用的 China。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中国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1912年,中国从“天下中央”的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此后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多次“重生”:先是中华民国,后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历了多次制宪。最初,中国希望以法国宪法为蓝本制定自己的宪法,后来又邀请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华协助制宪。他在中国工作了一年,于1914年帮助制定了一部宪法。从1912年到1946年,中国先后出现了12部宪法或宪法草案、约法等文件,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宪法直到1947年才获得通过,而这部宪法至今仍在台湾沿用。

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不断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理解也一定存在问题。宪法回答的是“人民是谁”“国家是什么”这样最根本的问题。1947年宪法原本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但随后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今天,台湾仍然正式称为“中华民国”,保留着许多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制度和宪政传统;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建立了另一套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才制定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

斯大林曾告诉毛泽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法,其诞生就缺乏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目前仍在实施的是1982年宪法,截至目前已经历了至少52次修订,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如果把宪法视为衡量“中国观”以及“中国观”争议程度的一把标尺,那么可以看到,中国始终在不断讨论、修订和重新定义官方对于“中国”的理解。

作为“天下中央”的中国,曾经充满自信,不愿与外部世界平等交往。但1895年战败之后,中国迅速失去了这种自信,迫切希望向世界各国学习。中国先后学习日本、美国、德国和苏联。许多中国改革者认为,传统制度和价值观正是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始反思儒家思想、帝制传统以及中国文明长期形成的许多制度。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在不断追问: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美国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建立在“美国观”(the idea of America)之上,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观”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也是如此。1946年,美国主导制定了日本宪法,将日本定义为一个只能拥有自卫力量的和平国家。英国则选择退出欧盟。正因为如此,我最初才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所谓“中国观”,不仅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身份认同的挑战。“中国观”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是在内部争论、外部影响、历史经验以及不同政治理想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塑造、不断演变的。人们对于中国过去是什么、今天是什么、未来应该成为什么,始终存在不同的理解。

问:在导言中,你写道:“如果确实存在一种‘中国观’,那么它必然是多维度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国际的(international),也是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 中国具有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意味着什么?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答:传统上,人们往往把中国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拥有悠久且连续文明历史的国家。后来,中国完成了从“天下中央”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加入了国际社会。这既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也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共同推动的结果。日本战胜中国之后,中国意识到,必须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平等的成员。

过去,中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封闭,是因为建立在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儒家思想以及整个制度体系都十分满意,既自信,也带着几分优越感。这也是为什么18世纪,当西方新兴强国英国来到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平等相待、开放市场时,英国人几乎是在恳求中国给予平等待遇。而中国皇帝却傲慢地回答:”不,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中国如此伟大,没有必要与你们平起平坐。” 但英国决心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变得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先后受到西方列强和已经西化的日本欺凌。从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中国几乎一直身处国际政治剧烈变动的中心。而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从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如今,中国已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国际社会,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又意味着“中国人”?

我认为,中国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跨国性的概念,因为现代中国许多重要思想——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其实都来自国外。无论是宪政、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概念。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有人向日本学习,有人向美国、德国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

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和宗教生活,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本身并非诞生于中国。

进入现代以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大批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尤其是美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而美国也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在你心目中,究竟什么是“中国”?

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其颇具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中,则直接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儒家文明”。但孔子这位老先生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长期遭到批判。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走向衰弱,正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便掀起了一场反孔、反传统的思潮。如今,如果又希望把儒家文明重新作为中国的重要标识,那么中国实际上需要重新认识和学习自己的传统。

在香港和台湾,至今仍然使用繁体字,也因此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清朝建立以后,朝鲜甚至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正统,保留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并深深认同儒家思想。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认为,“中国观”既是国际性的,也是跨国性的。

问: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今天究竟谁算是中国人?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在“中国观”中应当如何定位?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不属于“中国”

答:这是另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现象说起。今天,以“中国”之名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护照:中华民国(台湾)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前往许多国家仍需办理签证,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则可以免签进入不少国家。至于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承认它所代表的国家地位,但这本护照本身却具有很高的国际通行便利,前往许多国家同样无需签证。

同样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货币上。中国大陆使用人民币,香港使用港币,澳门有澳门元,台湾则使用新台币。四种不同的货币、四种不同的护照,它们都以某种方式宣称自己属于“中国”。

体育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意大利举行的冬奥会上,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Alysa Liu)表现非常出色。她的父亲来自中国,因此她是一位华裔美国人。另一位备受瞩目的运动员谷爱凌出生于美国,却代表中国参赛。此外,中国还有一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出战。那么,他们算不算中国人?

自1895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挑战。当时,人们不再以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为荣,因此开始努力重塑中国形象,希望能够与世界各国平等竞争。体育因此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通过塑造新的中国人来塑造一个强大的中国。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首次超过美国,中国人觉得终于真正站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中国男足至今只进入过一次世界杯,那还是2002年。如果中国人真的已经完全认同自己、对自身充满自信,他们就不会因为足球成绩如此失落。相比之下,印度队从未打进世界杯,但印度人似乎并没有中国人那样焦虑。每当国际上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中国人都会重新追问: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世界各地都有海外华人社区,他们生活在美国、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他们算不算中国人?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但从文化意义上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反而比一些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更“中国”,因为他们保留了传统文化,也保留了繁体汉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曾经中断了儒家传统,而这些海外华人——甚至包括殖民时期的香港——却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我们究竟应该从文化、法律还是经济角度来定义“中国”?从经济上看,中国实行的是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但从政治上看,它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概念始终充满争议。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族群认同。湖南过去曾被中原地区视为“蛮夷之地”。即便你有中国人的血统,如果不遵循被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未必算是“中国人”;反过来,即使是外国人,只要接受并实践这些思想,同样可以成为“中国人”。三千多年来,中国人始终都在争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谁才是真正的“文明之人”。

如果说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那么答案本身就是复杂而混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把中华民国视为非法政权;明朝也曾把元朝视为异族政权,认为它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几乎每一个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否定前一个朝代。从历史记忆来看,要给“中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

问: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美国。美国同样经历着国家身份认同的塑造与重构。即使今天,“什么是美国”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也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中国不断重塑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真的有那么特殊吗?

答:我最初之所以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观:一部共同的历史》,正是因为我认为,受到争议的并不只是“中国观”,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如今,美国正在庆祝独立250周年,人们同样在争论什么才是“美国观”(the idea of America)。事实上,美国的国家理念一直在不断变化。《独立宣言》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开篇,但当时所谓的“人民”并不包括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和亚裔。直到20世纪,女性才获得选举权。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边是蓄奴制度,一边是自由经济。正如林肯所说,“一个分裂的家无法长久存在。”即便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仍经历了漫长的民权运动。到了今天,特朗普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美国”的理解。

所有共同体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也是如此。法国人为自己的历史和身份感到自豪,但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后,许多法国人其实并不会说法语。1914年以前,印度人也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印度”观念。当时的印度四分五裂,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人才逐渐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日本过去曾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但1946年,美国主导制定了日本的新宪法,将日本定义为一个只能拥有自卫力量的和平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观所经历的争议和重构,与许多国家并没有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对于自身的理解,也会影响“中国观”的形成。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它最终得到的就会是一个敌人;如果中国把美国视为敌人,它最终得到的也会是一个敌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都会反过来塑造各自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理解。未来“中国观”的形成,同样不会只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它也将在中国与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由中国人和外部世界共同塑造。

俄乌、美伊战争大幅度提升了美国的全球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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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美伊战场上,美国完成了第三轮大规模打击,继续保持绝对的空中优势,几乎是“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虽然仍然保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报复能力,革命卫队已经明显被削弱;神权政权虽然没有垮台,但严重承压,内部矛盾增加。

霍尔木兹保持开放,尽管伊朗仍然在骚扰正常航行,已经无力完全封锁海峡;商船运输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完全中断。油价虽有波动,但未失控。最新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约83.8美元/桶,美国WTI原油约78.6美元/桶。与此同时,美国则保持了针对伊朗的严厉封锁压力。

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多个调停国正在推动重新停火。各方都表示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正式协议仍有距离,双方也都表示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恢复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局走势似乎进入了打打停停的拉锯或僵持阶段。如果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冲突强度可能进一步下降;若谈判破裂,则可能再次出现新一轮空袭和导弹互射。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反而严重刺激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首先暴露了美国军工的弱点。例如155毫米炮弹,战前月产量为1.4万发,俄乌战争中乌军有时几天就能打完这个数量。类似的情况还包括GMLRS火箭弹、“爱国者”拦截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放空导弹等。

美伊战场上大量消耗的是舰载防空导弹、“萨德”拦截弹、“爱国者”PAC-3导弹、空射巡航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远程无人机、精确制导炸弹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实行”和平时期军工模式”。很多导弹一年只生产几百枚。如今开始转向”长期高强度战争准备模式”。例如:很多生产线过去一班生产,现在两班甚至三班。很多停产的设备重新启用,供应商数量增加,自动化程度提高。

俄乌战争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第一次真正看到低成本无人机能够改变战争。于是美国大量投资AI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巡飞弹、反无人机系统。

大量硅谷公司开始进入军工,例如:Anduril、Shield AI、Palantir(软件)、Skydio等公司, 这些过去不是传统军工企业,现在已经成为重要供应商。这可以说是美国军工几十年来最大的结构变化之一。

过去很多军工企业担心战争结束以后订单消失,现在美国国防部越来越多采用“多年采购合同”。军工企业因此敢于新建工厂,扩大员工人数,增加设备投资。 这意味着美国军工不仅赚钱,更重要的是工业基础恢复。

美国真正获得的是战争经验,很多武器第一次真正接受高强度实战检验。例如F-35信息融合、B-2远程打击、精确制导炸弹、全球空中加油体系、美军后勤体系等。

在实战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爱国者”库存不足,拦截弹太昂贵,导弹生产速度太慢,无人机数量不足,电子战需要升级等。战争实际上成为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

近期的美国军工投资,已经不再只是增加采购,而是进入了“全面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阶段。与过去二十年相比,其特点是:投资对象从“购买武器”转向“建设产能”

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预算提出了约1.5万亿美元的国防总投入(包括国防部预算及相关国防项目),重点之一就是扩大军工产能和重建工业基础。

预算重点包括:扩大关键弹药生产,建设新的军工生产设施,扩充导弹和拦截弹产能,增加海军造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 这显示,美国把军工能力建设视为长期战略投资,而不仅是应对当前冲突。

导弹生产成为最大投资重点。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美国开始投入巨资的导弹项目,包括“爱国者“ PAC-3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SM系列舰载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精确打击飞弹(PrSM)。

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近期都在扩大投资。例如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订单积压已达到约2300亿美元。RTX(原雷神):重点扩大:“爱国者”、“战斧”等,其中“战斧”导弹在长期协议支持下,将年产能提升到1000枚以上。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订单积压也达到历史高位,继续扩大导弹、防空和战略系统生产。

美国现在投资的不只是总装厂。真正的瓶颈包括炸药(TNT、RDX等)、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铝材、特种钢材、稀有化工原料等。

近期,美国和盟国正投入数十个项目,重建炸药和推进剂等关键原材料生产能力,以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政府还通过调整政策,鼓励国内高纯铝等战略材料生产,以增强国防供应链。

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投资中心,这是近年来变化最快的领域。大量资金进入AI指挥控制、无人机集群、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自动化弹药生产。

同时,传统军工企业之外,科技公司也开始参与AI算力、云计算、数据融合、自主系统。 例如,近期有报道称,马斯科的《SpaceX》正在与五角大楼洽谈,为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供计算基础。

美国军工体系正在从过去二十多年偏重反恐和局部战争的模式,逐步转向能够支持高强度、大规模、长期冲突的模式。

综合来看,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确实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更准确地说,它们推动美国从”和平时期低产能、高技术”的军工模式,逐步转向兼顾高技术、高产能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的新阶段。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军费增加,更体现在工业基础、供应链、生产节奏和技术路线的调整,而这些能力往往会在未来多年持续发挥作用。

伍俊飞:中国周边战略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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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联动。无论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卷入,中国都难以置身事外。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一表述的分量,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已经无法在周边事务与全球格局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周边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方向的波动,都折射着大国博弈的深层脉动。理解中国周边战略,必须从全球格局入手。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与2017年的首次访华相比,这次访问的气氛截然不同——没有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言论,没有猝不及防的争执。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超过两小时,达成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这并非友谊的升温,而是理性的回归。在经历了2025年激烈的关税战后,双方都意识到,两个深度依存又深度警惕的经济体,需要一套管控分歧的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特朗普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然而,“战略稳定”不等于“战略和解”。芯片、人工智能与供应链等真正决定未来竞争格局的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平行交叉”的新阶段——竞争与共处并行,对抗与合作交织,中美博弈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的衰落并非现实,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以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收场。2026年6月17日,美伊正式确认签署该协议。特朗普宣称伊朗“被迫让步”,伊朗则宣布美国“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文件,两种叙事。本质上,这是一场战略止损,而非美国的“失败”。美国未能将战场优势转化为绝对政治条件,但也保住了可以立即验证的暂时停火与通航成果。真正让美国保持全球领先的是科技领域。2025年,美国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投资达到2859亿美元,是中国的23倍。美国全年发布50个标杆AI模型,位居全球第一。当然,中美差距正在收窄,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级模型仅领先中国最强对手2.7个百分点。我国企业月之暗面推出新一代产品Kimi K3后,中美人工智能模型性能差距已“基本消除”,美国的优势从“代差”变成了“微差”。

俄罗斯国力的消耗趋势没有停止。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俄罗斯的代价正在累积。国家福利基金从冲突前的14.8万亿卢布骤降至2026年初的5万亿卢布,四年间消耗近三分之二。军费从2021年的3.6万亿卢布飙升至2026年的13.5万亿卢布,增幅达275%。2025年,俄军付出约42万伤亡,仅控制了0.8%的额外乌克兰领土。俄罗斯没有崩溃,但已被严重削弱。

全球格局的这幅图景清晰而复杂:中美在管控分歧中竞争,美国在科技上仍领先但优势收窄,俄罗斯在消耗中坚持。中国周边战略的制定,必须在这三重现实之上展开。

我国周边局势的一个关键变量来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色彩。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2026年,她继续将中国界定为“胁迫”来源,推动防卫战略调整、军品出口松绑。高市内阁批准了2026年财年预算案,或将实现防卫费“14连增”。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她又渲染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对供应链的影响,推动“关键矿产共同储备”构想。

中方的回应直接而精准。2026年1月,中方依法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稀土等物项。此前每月200多吨的稀土磁铁对日出口量,3月和4月降至100多吨。外交部发言人直言高市“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日本的右转并非孤立的国内政治现象。它嵌入了一个更大的地缘战略图景——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正在强化,而日本试图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东部方向的战略压力将持续上升。

面对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正在构建多层次的安全架构。在北部与西部,上海合作组织已发展为涵盖整个欧亚地区的综合性联盟。近年来,上合组织通过“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军演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构建了跨国情报共享与反恐协作机制。这一非西方的安全合作逻辑,为中国北部和西部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

在东部与东南,我们突破岛链与对台事实管控。 2026年6月,辽宁舰编队现身日本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的海域,进入太平洋第二岛链。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被确认在第二岛链东侧活动。在台海方向,东部战区组织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舰机协同、区域制空等科目演练。海警力量则开始在台岛周边海域形成执法管控,“海巡08”轮首次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全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福建海警在台岛周边及马祖、乌丘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巡查。从军事演训到执法巡航,中国正在台海周边构建一种“事实上的管控秩序”,既瓦解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企图,也在不动声色的日常执法中巩固主权主张。

在西南方向,我们继续对印保持高压态势。在中印边境,解放军在后勤保障和军事部署方面全面优于印军。印度陆军参谋长承认边境局势“稳定但敏感”,且未计划缩减冬季驻军。2024年10月,中印就在拉达克实际控制线沿线巡逻问题达成协议并完成脱离接触,但中国在西南方向保持的军事高压态势并未松动。这种“压而不打”的姿态,既是对印度的战略威慑,也为外交谈判保留了空间。

在经济层面,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框架是“7+5”区域合作圈,即在7个重点方向和5个关键领域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一框架的推进器。中国已同周边25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25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23.6万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1.9%。

在东南亚方向,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5年前8个月,双方贸易总值达4.93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累计双向投资已超过4500亿美元。双方正从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伙伴”,迈向价值链深度互嵌的“产业链共同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指数中得分最高。中亚方向同样进展显著。2025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约4.3万亿元,其中超60%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推动西部内陆转变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治理战略的核心理念。中国已同周边17个国家确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这一理念强调的不是势力范围,而是“发展结果共享”,即用经济利益和制度合作将周边国家与中国深度绑定。王毅在2025年底阐述周边工作时强调,中国“不在周边搞地缘争夺,而是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不在周边搞势力范围,而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在周边搞一言堂,而是践行大家的事一起商量着办”。这套话语的背后,是一种务实的战略逻辑:在硬实力尚不足以单方面重塑周边秩序的情况下,用制度和利益的网络编织出有利于中国的区域环境。

面向未来,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最优策略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南进北和,西润东争。南进——东南亚应成为中国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凭借地理邻近、文化相近和经济互补的优势,中国完全有条件把东南亚建成“崛起的前花园”,而非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在推动区域价值链重组。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已经从贸易层面深入到产业链层面。这一方向的推进,需要持续的制度建设和人文交流,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持久的战略影响力。

北和——巩固北部战略后方,稳定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的关系,是中国集中资源应对东部海洋方向挑战的前提。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关系经受住了俄乌战争的考验,仍保持“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运行。美国试图挑拨中俄关系的战略意图明确,但受制于美俄互信缺失、拉拢俄罗斯工具效能有限等因素。对中国而言,维护与俄罗斯的稳定互补关系,既是避免两线受敌的战略必需,也是保持对日军事高地的尖刀。中俄战略协作的确定性,为动荡的周边环境注入了稳定性。朝鲜已经是拥核国家,也是我们的正式盟友,面对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强化,中朝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协同仍是中国对美日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双方在半岛稳定和地区反介入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朝历史上曾经多次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未来仍会在对日冲突中采取一致行动。蒙古国是我们血脉相连的邻邦,是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辐射区域,其土地上的人民曾经参与远古华夏族的融合,同时也曾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一带一路”与蒙古“草原之路”发展战略的对接正在稳步推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蒙古国以特殊方式重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将是大势所趋。

西润——我们在此方向应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展和深化与各国关系。中亚五国在资源禀赋和区位通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在中亚宜低调扩展,务实不务虚,既不刺激俄罗斯,又稳步开拓资源进口基地和商品出口基地。中吉乌铁路等骨干工程正在推进,西部地区的开放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我们对印度则宜继续采取“闪诫”政策,时不时敲打和教训一下即可。中印在近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争端,边境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其实对国力较弱的一方更不利。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策略仍然将是“以时间换空间”,保持军事高压,同时通过巴基斯坦分散印度的注意力和压力。

东争——对日本,中国需要持续增加军事和外交压力。“尊王攘夷”的策略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宜高举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宪章的旗帜,争取把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中国需要与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展开竞争——不是热战,而是以技术代差和区域拒止能力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我国在经济层面的策略选择同样关键。合适的路径是鼓励中国企业采取 “中国内地+1”的发展策略——将公司总部和主体制造能力留在内地,同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具备少量生产能力的第二基地。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在中国内地留住根脉,在境外开枝散叶。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跨国公司的策略已从“中国+1”转向“中国+N”——在中国以外多点布局,形成弹性网络。对中国而言,与其被动承受产业链外移的压力,不如主动引导这一进程,让中国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体,而非被跨国公司替代的对象。通过在中国内地保留总部、核心研发以及主要制造生产能力,同时在周边国家布局少量生产和装配,中国政府既能保持对企业的战略影响力,又能让企业获得海外发展空间和政策弹性。这正是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从政治理念落到经济实践的有效路径。

从大历史的视角审视,崛起的中国需要确立一种“王道”外交哲学。“王道”不同于“霸道”——它不追求霸权,而是注重道德感召、思想传播和文化包容,主张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这种哲学与西方霸权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王道”的实践,需要“立信”和“立威”两个层面的战略自觉。立信,指的是在周边国家中建立可信赖的大国形象。这不能仅仅靠宣传,而更依靠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和可预测的政策行为。中国已同周边17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目标,同25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信任的积累。

立威,指的是在核心利益上展现不可侵犯的意志。台湾问题、南海权益、边界争端等,在这些议题上,中国需要展示足够的战略决心和实力。军事上突破第二岛链、海巡力量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管控、对印边境的军事高压等等,都是“立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未来在东部方向,我国甚至有必要打一场“自卫反击有限战争”,以雷霆之势威慑不轨之徒,而长期无理挑衅中国主权的菲律宾可能是解放军最合适的磨刀石。

借鉴历史上秦国历经六代君主才统一华夏的经验,我们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应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周边复杂环境的挑战,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具备条件的议题上审慎推进,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保持战略定力,以长远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换取更有利的战略解决窗口。

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的深度联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一个没有单极霸权的世界里,在人工智能科技大潮中,我国既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也面临更复杂的利益纠葛。“南进北和,西润东争”的地缘策略、“中国内地+1”的经济策略、“王道”与“立信立威”的外交哲学,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选项,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大战略的不同侧面。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为中国赢得一个稳定、繁荣、可控的周边环境。这条路不会平坦,关键是决策层要有老成谋国的智慧、勇气和毅力。-

应该怎么看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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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7月23日,王虹和邓煜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本年度的菲尔兹奖。两位都是中国籍数学家,但目前都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他们的成就首先是属于自己,其次也归功于他们曾经完成早期学业的中国,还与他们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的西方学府和他们目前就职的西方科研机构密切相关。为方便读者了解中国和海外对他们同获殊荣的反应,本站特转发旅美时事评论人邓聿文在《金融时报》中文发表的题为“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中国该高兴还是冷眼旁观?”的时评和新华社记者魏梦佳和徐静共同撰写的题为“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的新闻分析。

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中国该高兴还是冷眼旁观?

王虹、邓煜同获菲尔兹奖,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中国籍数学家。对于藉希用国际大奖来证实自己科研实力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件高兴的事。所以外界看到,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兴奋,铺天盖地在讨论这件事,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说明中国数学开始厉害起来,甚至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调出现,一些人冷言冷语,说他们的研究都在国外完成,现在也在国外工作,获奖和中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中国人不过是在强行沾光。

本文不重点讨论前一种看法,说说后一种声音,是否有道理,以及王、邓二人的获奖,真正应该提醒中国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清醒,但其实和它反对的民族主义一样,走向了另一极端。

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不论持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二人的获奖,首先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国家不能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掠美。道理很简单,数学不是奥运会,菲尔兹奖也没有国家奖牌榜。王虹解决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在非线性色散方程、波湍流以及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方向取得突破,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也有合作者的贡献。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为一本护照,把数学家的个人成就收归国有。

在认可这个前提下,民间把他们的获奖视为中国数学的荣誉,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两人获奖时毕竟仍然是中国公民,这和以前获得菲尔兹奖的一些华人数学家不同。他们不是只有一张出生证明和中国发生联系,也不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只剩下华人血统,而是身份明确的中国籍数学家。何况,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长大,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最初的数学训练。王虹在北京大学完成数学本科;邓煜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数并获得金牌,随后进入北大,后来才转往麻省理工学院。

换言之,他们的数学天赋是在中国被发现的,最初的数学思维和知识基础也是在中国打下和形成的。一个数学家当然不是读完中学和本科就已定型,但也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博士阶段和发表获奖论文的机构才算培养,之前十几年的教育全部一笔勾销。

从这个角度看,普通中国人为两个同胞站上世界数学最高领奖台而高兴,这是一种很正常、也很朴素的自豪感,不应把它简单理解成往自己脸上贴金。

此外,中国官方这次的表现也很克制,主要强调,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没有宣称两项成果是在中国大学完成,也没有把它直接包装成中国科研体制的伟大胜利,连二人的母校北京大学都没有发贺电。

官方克制当然是基于二人的关键研究训练以及获奖成果,主要是在欧美完成的。王虹从北大毕业后去了法国,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她进入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研究前沿,离不开欧美数学界的训练和环境。邓煜从北大转入麻省理工,在普林斯顿取得博士学位。他获奖成果的主要研究环境也在美国,现在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欧美大学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办公室和工资,还有一流导师、强大的同行网络、长期积累的学术传统,以及让一个数学家能够长期思考困难问题的环境。这也是前述把他们的获奖看成和“中国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观点的主要根据。

在科学界,一项科学成就并不只能归一个国家所有,它可以同时体现工作机构的科研实力,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才成长和数学教育水平。这种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其实非常普遍。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的统计,1901年至2024年,获奖时隶属美国机构的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中,大约35%出生于美国之外。典型的如2016年,在美国大学任职的六名科学和经济学诺奖得主全部出生于国外,其中五人出生于英国,一人出生于芬兰。毫无疑问,他们的获奖证明了美国大学和科研环境的强大。但英国政府照样公开庆祝“五位英国研究人员获得诺奖”,并把他们计入英国出生的诺奖得主总数。芬兰政府同样把获奖当作芬兰学术界的荣耀。没人因此讥笑英国和芬兰是在沾美国的光。

数学界也有一个更接近王虹、邓煜的例子,就是陶哲轩。陶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成长的华人,从小进入澳大利亚的数学教育和竞赛体系,在弗林德斯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后来赴普林斯顿读博士,之后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2006年获得菲尔兹奖时,主要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澳大利亚始终把他视为本国数学家的代表,他获奖后被评为“南澳大利亚年度人物”。

上述事例说明,一项科学成就,既可以看作获奖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国家的学术成就,也可以是该获奖者出生国的荣誉。我们需要反对的,是那种把“中国数学家的荣誉”偷换成“中国科研体制独立培养和完成的成果”,但不能为了反对这种偷换,又把“成果主要在国外完成”偷换成“他们的获奖与中国毫无关系”,似乎民众冷眼旁观才对,这也是要批评的。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能不能为他们高兴,而是中国为什么已经能够产生菲尔兹奖级别的人才,却还没有让这些人才更多地在中国大学完成最重要的研究。这也正是中国数学目前的真实处境:人才已经很强,国内科研环境却还没有强到同人才储备完全匹配的程度。

中国最不缺的是聪明学生。国际奥数长期领先,说明中国从庞大人口中发现数学天才、进行基础训练的能力,早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真正的短板,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能不能在中国大学里提出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能不能用十年甚至二十年,去做一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的研究。

持平而论,这些年,中国的科研环境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科研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率的大幅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以数学为例,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大学建立了一批高水平数学中心,年轻学者的待遇提高,海外人才和国内学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丘成桐、张益唐等世界级数学家开始全职加盟中国大学,都说明人才流动不再只是单向外流。

但钱多了、中心多了、“人才帽子”多了,并不等于原创研究的环境自然形成了。中国大学仍然过分迷信量化考核。论文数量、项目级别、人才称号和行政评价,往往决定一个学者能得到多少资源。年轻研究人员需要不断申请项目、填写表格、接受考核,还要在复杂的师门和行政关系中寻找位置。

数学研究尤其需要自由和耐心。一个人可能几年没有成果,也可能十年只做一道题,最后甚至失败。中国科研体制嘴上鼓励创新,真正面对这种长期没有产出、无法保证成功的研究时,却未必有足够的耐心。

王、邓在国外完成突破,因此既是中国值得高兴的理由,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尴尬。他们证明中国能够产生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头脑;他们的经历又提醒中国,这些头脑成长为改变数学进程的学者,目前仍然更多依靠欧美的研究环境。

换句话说,冷眼旁观没有必要,但高兴也不必膨胀成体制自夸。中国接下来要等待的,是下一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能不能主要在中国大学完成他的学术成长和重大突破。只有到那一天,中国得到的才不只是一份可以分享的荣誉,而是一个数学乃至科学强国真正的底气。

图为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左)、王虹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合影。

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魏梦佳 徐静

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煜、王虹,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在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双双夺魁,说明了什么?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煜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虹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几十年,华裔数学家一直是国际数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次,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过去的跟跑,到如今在部分领域领跑,中国数学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此次获奖好像是一个灯塔,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张继平感慨说。

“这是让中国数学家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刻,而且同一届能有两位获奖者,非常不容易!”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教授激动地说,“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我感到由衷欣慰。”

“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他看来,近2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越来越好。在重要研究领域几乎都有中国数学家的身影,国内自主培养的数学人才开始做出国际一流成果,甚至在有些研究领域已经在领跑,在世界顶尖高校任职的中国籍数学家也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菲尔兹奖离中国籍数学家相当遥远。现在来看,我们通过努力,获奖是完全可能的!这对年轻学生们是很大的激励,激励他们未来去挑战更大的科学问题,让他们有更大的自信心和动力。”田刚说。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煜、王虹,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此次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田刚表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往届菲尔兹奖得主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中国有众多优秀的学校、蓬勃发展且日益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科研机构。

“此次获奖不仅仅是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功,也是中国远见卓识且坚定不移支持数学发展的结果。”他对新华社记者说,“王虹、邓煜在数学教育方面的核心部分均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彰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

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王虹、邓煜的获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鼓舞我们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得更好!”他说。

在丘成桐眼中,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任重而道远。

“我希望,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数学家能在本土完成最关键突破,走出中国数学自己的路,这将成为数学强国最重要的一步。”丘成桐说,“希望中国数学早日跻身全球顶尖行列,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

李·琼斯(Lee Jones):解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李·琼斯(Lee Jones)近日在《美国事务》杂志(America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Atlas Shrugged: Decoding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阿特拉斯耸耸肩:解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文章通过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引言中,文章写道,在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一年后,国际社会对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依然充满疑问。在其领导下,华盛顿的战略立场似乎经历了频繁且剧烈的摇摆:既在加征关税与削减关税之间反复切换,又在对俄妥协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之间摇摆,一边宣扬和平,一边却对伊朗实施轰炸、入侵委内瑞拉并对格陵兰岛施加压力。这种看似混乱的举措引发了外界对其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大战略的质疑。

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为解答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虽然将官方文件直接等同于总统的实际行动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随着特朗普周围聚集起一批思想高度契合的官员,一种超越总统个人性格特质的集体世界观和政治项目已经形成。此外,特朗普第一年的许多实际举措与新版NSS的内容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该文件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作者指出,分析的任务是介于“存在严密大战略”与“特朗普纯属狂乱”这两个极端的解释之间,去理解指导该政府的相对一致的世界观,同时承认美国共和国的衰退催生了一个高度个人化、民粹主义的政权。

核心指导思想: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还是激进右翼旧保守主义?

要准确解码2025版NSS,必须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右翼激进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区分。许多观察家将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解释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力更生,优先考虑核心国家利益,避免边缘性承诺,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克制与审慎。新版NSS中确实大量充斥着现实主义色彩的表述,例如强调“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所有国家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维护主权是自然且正当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甚至将其总结为“抛弃理想主义乌托邦,迎来硬核现实主义”。

然而,将NSS仅仅解读为现实主义的胜利错失了激进保守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在美洲,这种激进右翼思想主要由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保罗·哥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和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发展建立,并通过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前顾问,编者注)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本届特朗普政府的重要顾问,编者注)等人转化为决策实践。

旧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在于将全球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管理精英”或“新阶级”的崛起。该阶级掌控大型官僚机构,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侵蚀传统文化以及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国家的传统等级制度。旧保守主义者正向这一新阶级发起“文化战争”,在国内试图恢复基于“基督教”或“欧洲”遗产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上则致力于拆卸由联合国、世贸组织(WTO)、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建立的“全球主义”规则。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精英主导下的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军事干涉主义,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承受了灾难性的经济与文化后果。

 对外政策演变:右翼眼中的“多极化”与欧洲再造

激进右翼倡导一种“多极”世界秩序,但这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指的大国权力均衡截然不同。旧保守主义的“多极化”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采取“各安其位”的活法,旨在维护各群体的文化完整性与独特身份。它寻求在面对非西方文化和人口威胁时复兴“西方文明”,同时与其他文明板块和平但独立地共存,仅在利益一致时开展合作。

这种意识形态塑造了新版NSS的独特格局——对全球主义精英的批判:NSS开篇即严厉指责外交政策精英误以为永久主导世界符合美国利益,不仅误判了美国人民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还通过自由贸易空心化了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并允许盟友将防御成本转嫁给美国。 恢复国内文化与社会边界:NSS破天荒地将国内文化重塑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恢复和振兴美利坚的精神与文化健康”,强调“传统家庭”和“优胜劣汰”原则,反对纠偏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等举措,并明确宣示“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 让欧洲重新伟大”的文明改造:在对待欧洲盟友上,NSS并未聚焦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是将欧洲的根本危机定性为自由主义精英统治下的“文明消亡”与“身份丧失”。正如副总统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言,欧洲最大的安全挑战是“内部对基本价值观的退缩”。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支持欧洲内部的“爱国”激进右翼力量,帮助欧洲找回“文明自信”,从而使美国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恢复对俄战略稳定。 对非西方文明的包容与不干涉:与对欧洲的政治干预相反,特朗普政府对非西方大国采取“不强加民主或社会变革”的立场,尊重其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治理体系。这种对非自由主义体制的包容恰好与俄中等国推动的多极化和多元化理念形成了呼应。

地缘政治实践:“唐罗主义”与大国博弈

激进右翼对多极化的拥抱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放弃了美国的全球霸权。NSS明确指出,首要目标依然是确保“美利坚合众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世界上最强、最富、最有力与最成功的国家”。为了在不承担全球主义成本的前提下重塑霸权,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两种机制。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突变型新自由主义。政府通过关税鼓励再工业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激发科技创新并重塑军工基础。同时,官方外交人员被要求直接充当美国企业的推销员,为美国资本在西半球及全球拓展市场扫清障碍。 一种是构建“负担共享网络”。针对财政部派系(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关于霸权的昂贵不可持续性观点,美方要求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在新版国防战略(NDS)中,美国将重点集中于本土防御和威慑中国,而将俄罗斯、伊朗等次要威胁交由区域盟友承担。

在具体地缘部署上,特朗普政府推出了针对西半球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重申门罗主义并加入特朗普推论。其核心是稳定西半球合作,打击非法移民与毒品走私,同时极力排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半球竞争对手”。从逼迫巴拿马收回中国企业对运河港口的经营权,到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压制其与中国的关系,再到意图购买格陵兰岛以防范中俄,均体现出这种将本土防卫与对华博弈深度绑定的扩张路线。

此外,在对华战略上,尽管NSS避免在文本中直接点名中国,但其提出的“重塑美中经济关系”实质上要求中国拆除其现有的国家补贴与产业策略,这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虽然特朗普试图利用关税战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但由于双方在经济模式上的根本分歧,这种暂时的缓解更可能只是美中“新冷战”中的一次短暂缓和(détente),五角大楼与鹰派官僚正积极为长期的全球对抗做准备。

制度危机与决策困境:民主衰退与个人化权力

作者强调,反全球主义者或许会将特朗普的NSS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回归,但实际运行中,这种政策却展现出极具侵略性与混乱的帝国主义特征。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代表制民主的深度衰退。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代表制民主衰落的症状而非复兴。民粹主义领袖将自己塑造为国家意志的化身,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完全取决于总统个人,从而导致决策与美国广大民众乃至大资本集团(Big Business)的实际利益发生严重脱节。与大资本的脱节:以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为例,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重新夺取委内瑞拉石油,但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巨头因开采成本极高且缺乏制度保障,明确表示该国“不可投资”。类似地,几乎遭到所有美国商业团体反对的全面关税政策,进一步证明了决策层与资本阶级传统影响力的脱节。 内部派系的撕裂与个人集权:政府内部存在旧保守主义民粹派(追求全球收缩与本土重塑)、五角大楼与对华鹰派(坚守霸权与全球威慑)、财政部派系(主张负担转移与去监管)的相互拉扯。在缺乏民主辩论的情况下,所有争端最终由总统个人裁决。NSS甚至专门预留了条款,允许总统以“和平缔造者”的名义凭个人外交喜好在边缘地区任意干预。

总结与展望:“后美国时代”与“美国优先”的终极悖论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幻觉在于:认为在不提供任何合作激励和公共产品的前提下,仅凭强权就能让其他国家协助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在“美国优先”的逻辑下,美国可以奉行保护主义并干涉西半球,却剥夺其他大国维护周边安全区和发展模式的权利。

这种单向施压与剥削性的领导模式,正在加速剥离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二战后美国霸权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开放市场和多边约束,让盟友确信美国领导符合其自身利益。而随着特朗普将这一“大妥协”视为美国被“占便宜”的亏本买卖并彻底撕毁,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欧洲盟友——已不再将华盛顿视为可信赖的伙伴,转而寻求“多重对齐”(Polyalignment)政策,在多元伙伴(包括中国)之间建立对冲机制。

作者最后警告,“美国优先”最终将演变为“美国孤立”。一个失去了追随者的领袖,只不过是在独自走向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