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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报告:全面对华脱钩代价高昂,应转向“选择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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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关系工作组联合发布最新政策研究报告,呼吁美国决策层抛弃过往泛国家安全化的防守型心态,转向建立“选择性开放”的全新战略治理框架。

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以静态黑名单和全面排斥为主的监管策略,虽然降低了潜在的安全风险,却也使美国本土工业体系失去了吸收中国在清洁能源、先进制造、自动化及生命科学等领域领先技术与规模化产能的机会。专家强调,美中经济竞争已进入长期韧性比拼阶段,完全脱钩不仅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美国长期面临对华贸易逆差,中国资本以某种形式回流美国具备经济必然性。与其让资金停留在美债等无差别的金融资产中,不如将其引导至实体经济的活性投资领域。

“选择性开放”的核心在于取消“默认拒绝”的预设立场,建立起一套针对中国资本与技术转移的“净收益评估模型”。针对不同敏感度的行业,报告梳理了三种落地的商业合作路径。

首先是政治风险最低的技术许可模式,美方企业在此模式下拥有完全运营控制权,适用于快速获取中国已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配方;其次是风险与收益共享的合资企业模式,双方人员通过在制造现场的共处实现深度技术诀窍转移;最后是能够最快实现规模化落地与技术引入的独资子公司模式,但该模式风险最高,监管部门须对其供应链本地化比重设定硬性指标,防止其在美简单复制中国既有供应链,形成“假本土化”。

报告同时建议,应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延伸至绿地投资及特定形式的合资企业,并引入跨部门的经济与行业技术专家,实现从“单纯风险规避”向“风险与经济收益综合评估”的升级。

为解决传统审查“重准入、轻监管”的缺陷,报告设计了四大可操作的政策治理工具,确保项目在落地后全生命周期可控。在公司治理层面,要求获批的敏感投资企业设立由具备安全背景的美国公民组成的独立国家安全合规委员会(NSCC),对数据跨境、核心 IT 架构变更及关键研发方向拥有“一票否决权”。在网络与数据安全层面,借鉴特斯拉在华数据本地化及 TikTok 第三方算法托管审查的实践经验,对智能化装备与软件采取“结构化隔离”与“模块化替换”,确保敏感数据在美闭环,且关键软件模块可随时实现安全替代。在供应链管理层面,设定阶段性考核,要求外资企业在指定时间内提升非中国本土零部件的采购比例,建立防止单一节点失效的防惩罚与强制剥离条款。最后,通过联合政产学界定期对重点工业供应链进行动态压力测试,精准识别漏洞,避免陷入“一一封禁”的被动局面。

报告针对美中竞争最为胶着的三个高新技术领域,展示了“选择性开放”的具体操作路径。在清洁能源与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在电池材料、光伏组件及电动车整车制造上占据全球绝大部分产能,美国若全盘排斥中国技术,将导致本土能源转型与制造业重塑遭遇严重延误。报告鼓励通过技术许可和限制性合资模式建厂,同时严打仅在美进行最终组装的“假本土化”,要求享受补贴的企业必须绑定本土供应链培育指标,推动核心电池包与上游矿物加工工艺向美国本土转移。在生命科学与医药领域,美中医药研发高度交织,中国在临床试验效率及药企管线创新上具备强劲优势。

报告建议在药物研发与分子专利许可领域维持高度开放,在合同研发或生产组织领域推行合资模式,同时对涉及大规模人类基因组数据及临床患者敏感数据的平台实施物理与逻辑隔离,严禁敏感生物数据跨境传输。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中国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硬件制造与成本控制上优势明显,美国则在 AI 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算法上领先。报告主张允许高性价比的中国硬件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或建立硬件制造子公司,但要求算法控制栈、空间感知数据与高精地图必须完全由本土控制,且核心控制系统须采用可随时替换为美国或盟友芯片与算法平台的架构。

报告总结认为,美中博弈的本质是长期工业竞争力与创新生态的较量。盲目的全面脱钩不仅无法消除安全隐患,反而可能使美国孤立于全球最活跃的制造与创新生态之外。“选择性开放”战略提供了一条务实的中庸路线,即通过制定清晰、透明且可预测的规则,使美国能够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的同时,借力中国资本与技术反哺本土制造业,重新塑造美国的全球工业竞争力。

(阅读英语全文,请点击。)

纳瓦罗:中国“洗白”出口 致美国每年损失200亿美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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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8月13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一些国家通过第三国转运出口商品,以规避美国关税,由此导致美国政府每年损失的关税收入可能达到190亿至260亿美元。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当天在与记者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是这种做法的主要国家。他称,中国企业近年来通过40多个国家转运商品,以规避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美联社报道称,这份报告特别关注中国在2018年美国首次大幅提高对华关税后采取的应对方式。根据报告,中国企业将部分商品运往从墨西哥到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在当地进行包装或有限度的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这种做法被称为“转运”(transshipping)。由于商品进入美国时的原产地可能显示为第三国,这使得美国统计数据显示的中国商品进口额出现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仍能够继续扩大对美国市场的供应。

纳瓦罗称,这种做法使中国能够绕开美国关税,同时继续扩大制造业规模,并对美国制造业和就业构成压力。他在谈到中国时使用了“洗白出口”的说法,指责一些第三国帮助中国规避美国关税。不过,美联社指出,这份报告的重点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也涉及其他国家帮助或参与规避关税的问题。纳瓦罗还表示,印度等国家同样可能存在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规避美国新关税的情况。

白宫报告认为,目前全球每年通过第三国转运、以规避美国关税的商品规模可能在342亿美元至3030亿美元之间。由于不同机构对这一规模的估算存在较大差异,报告选取750亿美元作为一个中间值,并据此计算美国每年可能损失约190亿至26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换言之,白宫的估算并不是针对某一家企业或某一种商品,而是试图衡量全球范围内通过第三国改变商品原产地或运输路径、从而降低美国关税负担所造成的潜在财政损失。

美联社指出,所谓“转运”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商品都只是简单更换标签。一些商品在第三国可能经过包装、组装或其他有限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因此判断商品的实际原产地以及第三国加工是否足以改变其原产地认定,一直是美国海关执法中的一个复杂问题。白宫目前希望加强对这类贸易活动的审查。

纳瓦罗表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已经开始在一项试点项目中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可能存在转运规避关税的进口商品。如果进口商被发现虚报商品原产地,美国政府可以对相关进口商品追溯征收关税,追溯期限大约为一年。纳瓦罗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新的贸易框架,并计划加入针对帮助企业规避美国关税的贸易伙伴的惩罚性条款。

白宫此次发布报告之际,中美双方正在继续推动贸易谈判。报告发布前后,中美关系仍处于一种既有竞争又寻求稳定的状态。美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强调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为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会晤做准备。习近平此前已接受特朗普邀请,计划访问美国。美联社指出,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以较为积极的措辞评价习近平,而中方则将当前中美关系描述为处于“战略稳定”状态。

不过,美联社也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本身已经面临一系列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了其中部分关税措施。与此同时,美国仍然保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但今年以来这一逆差正在缩小。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贸易逆差约为37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890亿美元。

当代人误读了修昔底德的思想

另一些人则不断预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把这种衰落视为美国一再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所应受到的“天道惩罚”。从足够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衰落或许确实不可避免;但一次又一次宣告美国即将衰落,本身也是一种“愿望投射”(wish-casting)——人们希望宇宙是公正的,在这样的宇宙中,不义之人最终必然会遭到报应。

编者按:本文2026年9月14日由公众号“利维坦”发表,中文标题为“修昔底德的深刻洞察”;原文的英文题目为“Thucydides the perspicacious”,作者是大卫·波兰斯基(David Polansky)和丹尼尔·席林格(Daniel Schillinger)。波兰斯基是一位常驻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兼政治理论家。他的作品曾发表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环球邮报》和《外交政策》等出版物。他同时撰写新闻通讯《Strange Frequencies》。席林格是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的政治学讲师,也是该校公民思想中心(Center for Civic Thought)的高级研究员。他是《Luckless: The Idea of Luck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2026年出版)一书的作者。译者为树上的男爵,校对为兔子的凌波微步。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利维坦按:

在国际冲突与大国竞争重新成为时代关键词的今天,修昔底德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现实政治的中心。从“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事,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事”,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位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历史学家不断被现代政治人物、国际关系学者和评论家引用。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许并不是修昔底德是否准确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而是我们究竟在用什么方式理解他。

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是一部简单证明“实力决定一切”的现实主义教科书。恰恰相反,他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自我欺骗的世界:强者高估自己的力量,弱者高估正义的力量;统治者相信自己能够凭借理性控制局势,被压迫者则相信正义、盟友乃至神明最终会站在自己一边。雅典人、斯巴达人和米洛斯人看似站在截然不同的位置,却都以各自的方式误判了现实。修昔底德真正冷峻之处正在于此——他不仅揭露他人的幻想,也拒绝让自己成为这些幻想的一部分。

因此,阅读修昔底德最重要的问题,或许并不是谁是强者,谁是弱者”,甚至不是“正义最终是否获胜”,而是:当我们谈论战争、权力与国家利益时,我们是否有能力把自己也纳入同一套现实逻辑之中?那些相信自己能够以较小代价获得巨大胜利的人,和那些相信侵略者迟早会因为“不义”而受到历史惩罚的人,看似立场相反,却可能共享着同一种心理机制——都在寻找一个能够证明自己预先相信之事的世界。修昔底德最值得现代人重新面对的,正是这种人类普遍而危险的自我欺骗。

修昔底德

(正文)修昔底德(Thucydides)出现在新闻中,往往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们引用这位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通常要么是为了警示我们:那个大国冲突令人胆寒的旧时代可能正在卷土重来;要么是为了印证:强国可以且应当推进自身实体的利益,而无需顾及正义。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论坛上引用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那句名言,赢得了广泛赞誉: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必受。”(The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must suffer what they must.)虽然卡尼引用此话旨在批判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行为,但在防御性甚至帝国主义政策辩护中(尤其是在美国),修昔底德也频繁被提及。然而,那些试图在修昔底德那里寻求对帝国的辩护或批判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修昔底德毫不留情:他的写作旨在揭露强者与弱者、不正义者与正义者的幻想。自欺,是他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旋律。正因为自欺是恒久存在的,也正因为它对胜者和败者而言都可能是毁灭性的,修昔底德的作品才得以跨越时空,正如他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历久弥新。

修昔底德在作品开头自我介绍道:他是一名雅典人,之所以“记录”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是因为他断定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战争,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战争,包括特洛伊战争(文中所有对修昔底德的引用均采用理查德·克劳利 [Richard Crawley] 的译本,并在适当之处作了相应修改)。战争的持续时间造就了它的伟大——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长达27年。修昔底德预见到了这场冲突的巨大规模,冲突始于其主要参战方——雅典和斯巴达,它们当时分别作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和陆上强国,正处于鼎盛时期。

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一直是赫赫有名的希腊城邦。然而,在希腊人击退波斯帝国多次企图入侵的战争(统称为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同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将这个表面上的防御性同盟演变成了统治希腊世界相当一部分领土的帝国。最终,斯巴达在其伯罗奔尼撒盟友的促动下向雅典宣战,名义上有许多借口,但实质上是为了遏制雅典的扩张。

在其演变过程中,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卷入了许多较小的希腊城邦,更不用说波斯帝国和各种非希腊民族了。最终,雅典战败,其帝国解体,修昔底德幸存下来并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件,但他未来得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将它们完全记录下来。

卡尼引用的那句话常与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有些含糊的术语,它既包含对政治生活中正义可能性的怀疑态度这种道德立场,也包含从物质实力和利益角度理解政治事件的分析方法。修昔底德作为现实主义的开创者是说得通的,因为他对希腊城邦之间政治权力的运作提供了赤裸裸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录。他的现实主义可以与伊曼努尔·康德等思想家的“自由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对国家间的相互合作甚至永久和平抱有希望。

在20世纪,这些思想分歧定义了学术界和政治界关于国际政治的讨论。例如,英国历史学家 E·H·卡尔(E H Car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警惕地观察到他所谓的“乌托邦主义”的泛滥,这体现在人们对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抱有过于过度的期望。作为回应,卡尔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有条件的辩护,认为它为危险世界中的政治提供了实用且灵活的指南:现实主义是对乌托邦主义狂热的必要矫正,正如在其他时期必须召唤乌托邦主义来反抗现实主义的贫瘠一样。”

然而,修昔底德自己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比他的名声所暗示的要更加微妙。一方面,他自己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该词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事实上,是弗里德里希·尼采首次将该词应用于修昔底德)。他也极少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评论。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许多名言,其实都是出自历史人物之口。难道会有谁认为理查三世说的话代表了威廉·莎士比亚自己的明确观点吗?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为那些希望在他的著作中寻找现实主义视角的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引发了对战争起因和后果的一系列深入反思。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带着人道主义关怀,强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这种苦难有一部分是由与战争相伴而至的灾难造成的,尤其是雅典的大瘟疫,到公元前425年,瘟疫夺走了多达四分之一雅典公民的生命。但许多苦难是希腊人自己造成的,包括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人们原本可能以为他们太文明”了,不至于变得如此残暴。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从未有这么多城邦陷落并沦为废墟……也从未有如此多的流放和流血,既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派系内斗中。”

修昔底德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震撼希腊世界的事件。他患过席卷雅典的惨烈瘟疫;他作为雅典将军参战,却因未能阻止公元前424年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叛乱而被同胞流放。然而,修昔底德在记录这场战争时极其克制和冷静。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几乎看不到主观评论;作者几乎隐藏了自己。将其直接从希腊语翻译为英语的第一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观察到:“修昔底德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偏离正题去对自己的文本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宣讲,除非行为本身有清晰的指引,否则他绝不深入探讨人心。”与此同时,恰恰是这种克制,似乎在邀请读者将自己的解读强加于这部作品之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最著名的名言——也是世界各地的本科生乃至达沃斯的与会者至今仍会读到的那句——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Melians)所说的:强者做他们能做的事,弱者受他们必受的苦。”这一幕即“米洛斯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16年(战争进行过半的时候),当时雅典人派遣远征军前往中立的米洛斯岛,强迫米洛斯人顺从雅典的统治。在围城之前,来自两个城邦的无名代表举行了会谈。

然而请注意,这句话的标准译法比希腊语动词συγχωρέω真正的含义显得更为凶险。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强者做他们能做的事,弱者顺从。”(Those who are superior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yield.)也许正是这种翻译上的问题,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读者认为雅典人在这里是在宣称强权即公理”。实际上,雅典人所说的是:正义这种语言,只有在实力相对平等的双方进行谈判时才有位置。在强大的雅典人与弱小的米洛斯人之间,米洛斯人必须向雅典的利益让步。因此,即使雅典人的这番话中确实包含着威胁,它同时也邀请米洛斯人放下各种虚伪的姿态,坦率地对话。

米洛斯人拒绝了这一基于共同利益寻找交集的提议。虽然我们听不到米洛斯民众的声音,而只能听到其寡头统治者的表态,但这些统治者宣称,米洛斯将与强大得多的雅典人开战,即便雅典人仅仅要求米洛斯成为雅典的纳贡盟友,以资金和舰船支持雅典帝国。米洛斯人甚至似乎期待自己能战胜雅典人——因为作为正义之士,他们将获得神明的庇佑;同时还将得到斯巴达人(作为斯巴达建立的殖民地)的援助。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相信,诸神或许会赐予我们与你们同样的好运,因为我们是正义之人,正在与不义之人作战;而我们在实力上的不足,将由斯巴达人的同盟来弥补。斯巴达人即使仅仅出于羞耻之心,也必定会前来援助自己的同族。”

雅典人向米洛斯人解释道,无论是自然、神明还是斯巴达人,都无法保护他们:正因为你们最看重、最信赖的是斯巴达人、你们自己的好运,以及你们对于正义的希望,所以你们也将会在这些方面遭受最彻底的欺骗。”而米洛斯人确实被欺骗了:雅典人毁灭了这座岛屿,屠杀了所有成年男子,并将妇女和儿童掳为奴隶。

雅典人很快也遭遇了类似的厄运。在米洛斯大屠杀后短短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雅典人发动了远征西西里的战争,最终以全军覆没而告终——约4万人丧生,相当于一整座城邦的人口规模。对许多读者而言,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是对其毁灭米洛斯恶行的惩罚。

然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直接评论这场战争的论述中,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把战争的结局归咎于某一场具体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归咎于西西里远征——也没有把责任归结为雅典人对帝国扩张的追求。更宽泛地说,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回应同样适用于其他城邦。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任何内容真正驳倒雅典人的核心主张:强者仅仅是拥有更大的能力去强加自己的意志,而弱者若对此视而不见,就必须承担后果。每一个城邦都会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自身实力所允许的极限。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城邦能否明智地这样做,而不是沉溺于自我欺骗之中?毕竟,雅典人摧毁弱小的米洛斯之后究竟得到了什么?除了恶名之外,还有什么?为什么米洛斯统治者要阻止雅典人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讲?为什么在只需向雅典纳贡的情况下,他们却偏要坚持走向自我毁灭?对于修昔底德而言,米洛斯对话”的悲剧色彩恰恰在于米洛斯人和雅典人双方的自我欺骗——以及这种自欺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

米洛斯人代表了修昔底德所描绘的一种更广泛的心理现象:对正义狂热的执念(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往往伴随着某种幻觉。在修昔底德笔下,正义者往往处于自欺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因正义而走向繁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对正义的坚守。

斯巴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坚持认为,他们对抗雅典的战争是正义的。听他们的口气,雅典帝国将奴役强加给其属邦,因为这些属邦被迫向雅典贡献贡金和战舰。相比之下,斯巴达人自封为“全希腊的解放者”。

这种关于正义的修辞掩盖了斯巴达人的真实动机,而修昔底德揭开了这层伪装。修昔底德对斯巴达最初做出向雅典宣战的决定评论道:斯巴达人投票认定和约已被破坏,必须宣战,但促使他们这样决定的,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被盟友们的论点说服,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人的势力不断壮大。”斯巴达人一方面谴责雅典人的不义,并宣称要维护所有希腊城邦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正受到威胁。而且,就在斯巴达人投票决定开战、准备入侵阿提卡的同时,他们在名义上仍然与雅典人缔结着条约。显然,斯巴达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违背条约本身是否不公正,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论他们自己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不过,他们还是确保要把话说出来:作为开战的借口,他们宣称是雅典人首先破坏了条约。

斯巴达人还犯下了修昔底德所记录的许多最恶劣的暴行。在战争爆发之初,他们屠杀了在伯罗奔尼撒附近航行时被捕的所有水手,甚至包括来自中立城邦的水手。公元前427年,为了满足其战略盟友底比斯(Thebes)的意愿,他们处决了约200名普拉提亚人(Plataeans),并将普拉提亚城夷为平地。公元前417年,斯巴达人毁灭了许西亚城(Hysiae),屠杀了所有男性居民,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

也许最令人发指的是,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25年对自己希洛特(Helot)奴隶的大屠杀。希洛特人是麦塞尼亚人和拉科尼亚人,即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近民族,被斯巴达人集体奴役。斯巴达人邀请希洛特人挑选出他们当中为斯巴达作战最勇敢的人,并许诺给予他们自由,最终选出了2,000人。据修昔底德记载:“然而不久之后,斯巴达人就把他们除掉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死去的。”

充其量,斯巴达人只是伪君子,高调吹捧正义与解放的事业,私下里却完全出于恐惧和自私行动。但事实往往更糟、更复杂。斯巴达人确实被一种对正义的热情所驱动,当他们施加惩罚时,这种热情燃烧得格外炽烈。那些威胁到城邦利益的人——包括他们自己最优秀的奴隶,其唯一的罪过就是过于优秀——都会招致斯巴达人的怒火。他们处于自欺之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正义的热情已经演变成一种对惩罚的畸形嗜好。斯巴达人的罪行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及米洛斯人的命运,部分原因是斯巴达人在实施暴行时,并没有伴随雅典人那种著名(或臭名昭著)的修辞文采。

与此同时,雅典人看起来似乎没有自欺。毕竟,他们对城邦间正义的脆弱性夸夸其谈,并且毫不客气地向他人指出了这一点。在战争爆发前于斯巴达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来自雅典的使节对雅典帝国做出了三分式的辩护:首先,人类的激情——尤其是恐惧,但也有对荣誉和利益的欲望——迫使城邦在其权力的极限范围内施加统治。其次,经验证实了这种对心理的解释。只有较弱的城邦才会诉诸正义;强者只会果断行动,尽其所能争取自身利益。第三,由于人性与经验共同迫使城邦寻求扩张性统治,任何城邦都不应因采取此类行动而受到指责。必然性(Necessity)为雅典帝国提供了正当理由。

然而,修昔底德揭露雅典人的幻想,丝毫不亚于揭露斯巴达人。即使雅典人洞悉了城邦间正义的脆弱,他们也高估了理性的力量——包括他们自己的理性。毕竟,正是雅典人坚持要与米洛斯精英展开对话,(错误地)坚信自己能够说服米洛斯人接受雅典的统治。雅典人最终毁灭了这座岛屿,向米洛斯人给出了正义有多么脆弱的教训,但他们自己也犯下了两个大错:他们失去了米洛斯本可以为帝国提供的资源;而他们对平民的屠杀,也损害了自己作为寡头城邦中平民盟友的声誉。

同样,在斯巴达的开战会议上,雅典人立场的阐述根本未能劝阻斯巴达人宣战(事实上,这似乎几乎是为了激怒他们而精心设计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人一次又一次地在谈判桌上威逼恫吓他们的敌人。目前尚不清楚雅典人究竟是更在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还是更在乎证明自己的聪明睿智。

换句话说,雅典人仅仅实现自己的野心是不够的;他们还希望看到其他城邦承认他们世界观的正确性。但这种正确性不应该要求其他城邦去理解。悄无声息的征服同样有效——甚至更好,因为它避免了无谓地冒犯那些默许他们将会从中受益的人。

最后,尽管雅典人自诩务实,即便他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物质现实上,他们仍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未能理解自身的动机。例如,当雅典人在魅力超凡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影响下决定远征遥远的西西里时,对于这一冒险举措真正的战略价值,竟然鲜有实质讨论。相反,雅典公民投票支持这一决定是出于各种更具个人色彩的动机:年长者看到了间接获得胜利的机会,而年轻人则追逐光荣与冒险,对其生命鲜有顾虑。然而,仿佛是不信任自己的判断,他们竟然选择任命谨慎的尼西阿斯(Nicias)负责远征,似乎他的个人克制能以某种方式制衡他们不加克制的目标。在实际执行中,这种错配导致了灾难。

更广泛地说,这种对自己处境的误解延伸到了他们帝国本身的性质上。雅典最卓越的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承认,雅典帝国“就像一个暴政”。然而,他只是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瘟疫蔓延全城之际才承认了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依然情不自禁地敦促雅典人去期盼荣耀。他声称,即使战败,雅典也会因为比任何其他城邦统治过更多的希腊人而被后世铭记。

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伯里克利并没有错:我们今天依然牢记雅典人的丰功伟业。然而,我们之所以能铭记,与其说是归功于伯里克利,不如说是归功于修昔底德。但是,当伯里克利诗意地宣称英雄以整个大地为墓穴”时,修昔底德描绘的却是西西里远征的结局:雅典人丢下了未被安葬的死者和伤员,在阿西纳鲁斯河(Assinarus)畔饮用自己的鲜血,并在叙拉古(Syracuse)恶臭的采石场里屈辱地死去。当伯里克利向他的同胞承诺他们将留下“不朽的纪念碑”时,修昔底德留给我们的,却是他那部含义深远得多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一位严酷的导师,使大多数人的品格与其命运趋于同等水平”。

观察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正日益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很明显,那些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对以极低代价取得成功抱有过高的预期。而战争开始时伴随而来的那些强硬言论,与其说是对事态发展的真实判断,不如说是这种预期本身的反映。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往往是一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它会把当事人自己排除在他们对于政治生活所提出的那套严酷逻辑之外。换句话说,他们要求别人按照残酷的现实逻辑行事,却没有意识到,同样的逻辑最终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自己。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不断预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把这种衰落视为美国一再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所应受到的“天道惩罚”。从足够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衰落或许确实不可避免;但一次又一次宣告美国即将衰落,本身也是一种愿望投射”(wish-casting——人们希望宇宙是公正的,在这样的宇宙中,不义之人最终必然会遭到报应。

在提到修昔底德之后,卡尼提出了一些听起来颇为强硬、务实的观点,主张“中等强国”联合起来。但他对于实际的力量分析却相当模糊:我们究竟有多大把握认为这些国家真的属于“中等强国”,而不是“小国”?而把它们的能力加总起来,究竟又能形成多大的实际力量?

类似的自我欺骗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的希腊世界。雅典人欺骗自己,不愿正视自己统治其他希腊人的真实能力,尤其高估了理性驾驭事态发展以及说服他人的力量。他们甚至进一步欺骗自己,幻想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将来会如何铭记他们的功绩。斯巴达人则欺骗自己,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即使他们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明显是不公正的,也丝毫不影响这种自我认知。最后,米洛斯人也欺骗了自己:面对更强大的入侵者,他们相信自己所坚持的正义事业最终会得到回报——要么得到斯巴达盟友的拯救,要么得到诸神的庇佑。

相比之下,尼采给予了修昔底德极高的评价,赞扬他具有一种无条件地拒绝自我欺骗的意志”修昔底德如实看待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会试图从现实中寻找证据,来印证那些自己早已相信、早已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修昔底德的自知之明,界定了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多的人拥有更强的自信,却缺乏相应的自我觉察,反而把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强加到这样一部作品之上——而这部作品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极其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

特朗普:只要赴美建厂 就欢迎中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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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1日表示,如果中国汽车制造商愿意到美国建厂并雇用美国工人,他对此“没有意见”。这一表态与美国近年来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本国市场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也再次凸显出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经济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强调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风险的同时,只要外国企业愿意把投资、生产和就业留在美国,华盛顿对其开放程度可能出现明显变化。

延伸阅读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汽车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完全可以接受”。特朗普特别强调,关键在于这些企业必须雇用美国工人。他还以日本汽车企业为例,称日本车企长期以来就在美国生产汽车并雇用美国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汽车,然后再将这些汽车出口到美国市场。特朗普还表示,他“并不是在反对中国汽车”。这一表态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府此前一直在努力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路透社指出,美国目前仍然对中国汽车采取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拜登政府2025年出台的一项规定实际上禁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销售或生产乘用车,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也超过100%。与此同时,美国汽车行业组织正在推动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立法,永久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代表通用、福特、丰田、大众、现代、本田、Stellantis等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创新联盟此前表示,中国企业正在全球市场销售获得补贴的汽车,并认为这些汽车所搭载的联网软件和硬件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特朗普最新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取消对中国汽车的限制。相反,它更像是在提出另一种可能的交易模式:中国企业可以进入美国,但生产必须发生在美国,投资和就业也必须留在美国。

但是,特朗普最新的表态与交通部长达菲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路透社9月8日报道,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公开批评福特汽车与中国电池企业宁德时代以及吉利、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的合作,并要求福特重新考虑这些商业关系。达菲尤其批评福特在密歇根州使用宁德时代授权技术生产电池,同时对福特继续在中国生产林肯航海家车型表示担忧。福特则回应称,密歇根电池工厂由福特拥有和控制,工厂由美国工人运营,公司正在美国本土进行电池投资。

分析人士认为,这实际上揭示了当前中美汽车产业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即美国政府究竟反对的是“中国汽车”,还是反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在美国形成影响力”?如果答案主要是后者,那么未来的政策空间可能比目前的“全面限制中国汽车”更加复杂。中国汽车企业如果在美国直接投资建厂、雇用美国工人、缴纳美国税收,同时将部分供应链和技术能力带到美国,华盛顿是否仍然会把这种模式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特朗普最新表态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进入美国政策讨论。

当然,美国汽车行业和部分国会议员并不认同这种思路。路透社报道,在特朗普发表最新讲话之前,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曾警告,如果美国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将是一个“战略错误”。美国汽车行业也正在推动国会采取更加长期化的限制措施。换言之,即便特朗普本人对中国汽车在美国生产持开放态度,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和汽车行业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分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汽车产业如今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出口问题”。中国汽车企业正在通过海外建厂、合资合作、技术授权和本地化生产等方式进入全球市场。

路透社9月10日报道,Stellantis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表示,目前全球汽车市场实际上越来越像被划分成两个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等市场,Stellantis正在与中国的零跑汽车、东风等企业开展合作,但这些合作目前并不针对美国市场。

如果特朗普所提出的模式最终成为一种政策方向,那么中美汽车产业竞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过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未来的问题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中国汽车产业投资可以进入美国”。这意味着中美汽车竞争并不一定只能表现为关税和禁令,也可能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谁能够在美国本土投资、生产、创造就业以及建立供应链。

中国企业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美国政府又能否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这都是未来拭目以待的问题。

何瑞恩:为什么北京对特朗普的示好“不为所动”?

编者按:朗普频频示好,习近平为何依然冷静回应?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最新的分析文章《为什么北京对特朗普的示好“不为所动”?》指出,尽管美方在台湾问题、高科技出口和军际关系上有所松口,北京依然保持高度警惕。文章从战略判研、心理预期、政策连贯性以及国内政治四大维度,深度剖析了中国领导层“以静制动”的深层考量,揭示了当前中美关系“表面平静、暗流涌动”的真实情况。以下为该文的编译版。

在其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中国做出了显著的妥协与和解姿态,尽管其政府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举措。 但北京并没有放松警惕。中国依然专注于巩固自身与美国长期竞争的优势地位,而非寻求与特朗普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领导层继续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且不可动摇的本质特征。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积累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北京正努力争取时间,以提升自身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压力的能力。

摘要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公开表态中,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和关切表现出了罕见的尊重。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这位中国同行,并对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崛起表示敬重。然而,习近平并未做出投桃报李的姿态来满足特朗普对国际舞台尊重的渴望,而是采取了更为审慎严密的方式来管控中美关系。这包括促使特朗普接受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保持定期的元首级沟通机制。

北京对特朗普的谨慎态度可能源于多重因素:包括预判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假设无论特朗普在口头上如何软化,美国对华采取竞争姿态的大方向都不会改变;以及习近平目前最核心的精力仍聚焦于国内议程。因此,中国领导层似乎在精打细算,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持两国关系中一种“不安的平静”。北京的重心在于打牢长期与美国博弈的基石,而非急于与特朗普达成什么重大突破。

特朗普正在顺应北京的长期诉求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他们眼中美国的“意识形态热忱”感到反感。二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在鼓励中国走向更加开放、自由与民主。在冷战时期及冷战后,多位美国领导人也曾支持过旨在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民主运动。从毛泽东开始,历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企图均表达过强烈不满。作为回应,中国领导人始终坚信,终有一天中国将超越美国,并证明其治理模式的优越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很多方面恰恰体现了北京长期以来希望在美方伙伴身上看到的特质、直觉与特征:

  • 不再居高临下: 特朗普政府摒弃了过去那种对中国改革方向指手画脚的教师爷姿态。
  • 不再输出价值观: 他没有打着人权、宗教自由或自由民主治理的旗号对华施压,也没有要求中国去符合西方文明的传统与理想,而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拥有自身风俗习惯的独立文明。
  • 给予极高规格尊严: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持续表达对习近平的尊重,并给予中国与美国对等的大国地位,甚至提出美中组成“两国集团(G2)”共同引领世界舞台的设想。
  • 放宽技术与经济遏制: 美国目前并未精心组织去阻碍中国的未来发展。相反,特朗普削弱了旨在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政策。他甚至为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半导体芯片开了绿灯,条件是美国政府能从中抽取一部分营收分成。
  • 对盟友体系缺乏兴趣: 特朗普无意拉拢或组建美国的盟友网络来围堵、遏制中国在亚洲及全球的影响力扩张。事实上,他对盟友价值本能上的怀疑,恰好契合了中国希望看到美国盟友网络削弱乃至解体的战略偏好。
  • 军事战略重心转移: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个任期内将美军资源从中国周边调离,客观上缓解了北京面临的压力。通过将航母打击群和导弹防御系统从东亚调往中东,特朗普拔掉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根“眼中钉”。
  • 国防部高层降温信号: 国防部领导层同样放缓了对华施压。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演讲中未提及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8月在马尼拉就区域战略发表演讲时也未提及中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Alvaro Smith)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庆祝活动上的演讲中盛赞中美军际关系回暖。这些信号都符合优先平息对华紧张局势的模式。
  • 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特朗普在这一领域率先接纳了北京偏好的表述。他不再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长期“一个中国”政策,而是转而指责台湾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甚至建议台湾需要“冷静一下”。他质疑美军“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是否值得,并表示未来对台军售将与习近平进行商讨。

尽管其行政团队成员辩解称特朗普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海问题的政策改变,并强调特朗普批准的对台军售比以往历任总统都多。但其客观效果依然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特朗普希望避免台湾成为他与习近平实现更广泛目标过程中的障碍。

特朗普对习近平设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他向美国选民重复强调的逻辑是:他与习近平有着极其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利用这种关系避免战争,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特朗普也誓言要缩小美中贸易逆差,他将此归结为公平问题。

在这些和解姿态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竞争性举措,例如对中国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口实施新限制,并向第三方国家施压不得转运中国产品。特朗普政府还对涉华实体(包括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和关税威胁。美军正投资研发用于应对与中国高精尖冲突的新型军事能力。通过“硅胶和平”(Pax Silica)倡议,华盛顿正在与合作伙伴合作,试图打破中国对稀土和磁体等高科技供应链关键要素的垄断。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其他国家锁定在美国的人工智能(AI)技术栈中。

这些与特朗普缓和姿态方向截然相反的政策,加剧了中方对美国对华政策连贯性和真实意图的怀疑。

中国冷静回应

即使特朗普在多项被北京视为敏感的问题上减轻了压力,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举止依然表明,他们认为战略竞争并未有所削减。

在2026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特朗普在所有有媒体在场的场合都对习近平赞不绝口。然而,习近平在这些互动中神情几乎没有任何波澜,也从未对特朗普做出任何奉承式的回应。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访问画面显示:习近平指向远方,特朗普在其侧后方凝视;或是习近平引领特朗普游览北京各处景点,并向特朗普讲解其历史意义。

在访问期间,中国官员并未公开证实两国元首在特朗普的核心关切——伊朗问题上达成了任何共识,而是听任白宫单方面去宣称双方已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开放、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的共识。同样,北京也没有像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时那样安排大型商业协议签署仪式,这剥夺了特朗普原本可以用来向美国民众展示其对华关系带来实质成果的核心视觉画面。

中国官方媒体并未将特朗普的访问塑造为“历史性事件”,而是将其冷处理为外国元首系列访华中的普通一站。甚至在特朗普结束访华搭乘专机回国、人还在半空中时,北京就已对外宣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来访的消息。

当特朗普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时,北京非但没有顺势采纳或保持沉默,反而公开予以拒绝。相反,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宣传特朗普接受了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关系定位。中方媒体将这一成果宣传为习近平的重大外交突破是极其准确的——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曾先后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关系框架,试图争取历任美国总统的支持但均未成功,而如今这一诉求终于得以实现。

尽管中国官方的绝大多数表态以及习近平对特朗普的姿态都保持着审慎与克制,但北京也同样小心翼翼,避免在言语上直接侮辱特朗普,或被外界认为是在让他难堪:

  1. 外交表态克制: 对于美国在中东或其他地区的军事或外交行动,中国发言人通常避免直接点名批评特朗普本人。
  2. 配合日程调整: 当特朗普因伊朗战事请求将原定于3月的访华行程推迟至5月时,北京予以配合。
  3. 规范化回应争议: 当特朗普在白宫黄金时段的讲话中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时,北京做出的回应依然是例行公事地重申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既定立场。
  4. 舆论管控: 自特朗普2025年上台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中关于“美国衰落”的文章数量大幅减少。

但在特朗普的优先政策事项上,中方的履约记录则喜忧参半:

  • 贸易与采购: 特朗普成功减少了中国对美出口,落实了他打造更平衡贸易关系的承诺。然而,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中国的全球总出口量以及美国进口的源自中国的商品成分却在持续上升。换言之,特朗普的关税就像水中的石头,改变了中国商品流向的路径,却未能改变其最终目的地。在购买美国出口商品方面,北京的表现低于预期。相比于预期的采购500架波音客机,中方仅表示将购买约200架。中方在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的承诺上也打折处理。在特朗普因放行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H200芯片而在国内承受政治压力后,中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及之后并未批准任何采购。直到最近几周,北京才暗中允许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开始限量采购H200芯片。
  • 关键资源与禁毒: 在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的“贸易休战”中最核心的稀土和磁体出口问题上,美国官员公开抱怨中国政府在完全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上“仅部分履行了义务”。不过,在遏制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中国出台了新的前体化学品出口管制目录,以及两国联合开展执法调查并逮捕中国毒贩。
  • 领事与人权问题: 在特朗普提及被羁押的靳牧师(Pastor Ezra Jin)案件后,中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然而,对于特朗普重点提及的核心人物——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中方在刑期或待遇上未做出任何妥协。甚至在特朗普5月结束访华后,中国当局还错拘了一名美国学者。

总体而言,当前的双边关系保持了基本稳定。围绕中美未来爆发冲突的公开讨论有所消退。与此同时,双方继续针对彼此采取竞争性举措,同时也加速各自的脱钩进程,以减少在关键要素上对彼此的依赖。然而,从全局来看,即使特朗普在多项北京高度重视的问题上减轻了压力,中国领导层依然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且不可动摇的本质特征。

北京对特朗普保持谨慎的深层原因

对于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屡屡向中国核心关切释放出的“善意信号”,北京之所以选择不予积极回应(即“不咬钩”),背后至少有四个相互重叠且并不矛盾的深层战略考量:

  1. 对相对实力对比的自信心上升

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地位越来越有信心。这种信心源于北京此前曾迫使特朗普在其2025年的对华贸易战中让步。而中国抵御2026年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信。当其他国家因能源危机遭受挫折时,北京凭借其现有的能源储备、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以及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些事件让北京确信,中国的相对地位正在提升,而美国的相对地位正在削弱。中国评论家如今将中美关系描述为处于平起平坐的“战略相持阶段”。就像任何出色的谈判专家一样,中国领导人不想为了维持一时的双边稳定而付出超出必要的代价。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战略目标是赢得时间和空间来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而未必是去根本性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1. 对中美关系能否发生持久改善持怀疑态度

清华大学学者阎学通和孙学峰指出,尽管特朗普让中国摆脱了数十年来美国动辄进行道德说教的困扰,但在北京看来,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永久性转变,中国依然将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官员和专家预计,随着全球影响力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美国在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权地位时会变得更加具攻击性。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警告道:“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往往伴随着冲突乃至战争。”

警惕于这些风险,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元首级互动,并深化双边努力,试图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共同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注入实质内容。这些努力基于一个假设:特朗普越深入地参与双边关系的具体运作,他就越不可能在对华政策上翻脸。毕竟在2020年初,特朗普就曾从盛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瞬间转变为指责中国向全球散播疫情并破坏了他的竞选连任。

换言之,中国领导层对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性格记忆犹新。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大多数官员都主张采取比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在特朗普于2029年1月卸任后,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愿意照顾中国的优先事项和关切。因此,只要北京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变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或者对其能实质性交付的成果感到怀疑,就不可能放下警惕。

  1. 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多为象征性姿态,无法抵消其实质性遏制措施

北京可能认为特朗普的表态仅仅是象征性的姿态,无法抵消其政府正在采取的更为实质性的竞争措施。例如,相比于特朗普的口头表态,北京可能会更加看重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等正式战略文件。该计划将AI竞争定性为经济、军事实力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核心,并明确宣称美国必须保持“无可置疑且不可挑战的全球技术霸主地位”。换句话说,在华盛顿看来,在特朗普积极表态的背后,美国的底层战略依然受零和博弈逻辑的主导,旨在确保并维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

即使特朗普本人倾向于交易且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他也无法管束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发出的每一项行动和声明。中国领导人所能做的极限,就是不断敦促特朗普多关注台湾问题和技术限制等中方的核心关切。

  1. 习近平当前的注意力聚焦于国内挑战

习近平目前正在主持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论在范围还是持续时间上都前所未有的反腐败运动。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6年2月的分析,仅在军队内部,自2022年以来就有101名来自中央军委、战区及战区副职的高级将领被撤职或失踪,约占解放军高层领导力的一半。这场反腐运动也深刻影响了负责内政、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干部队部。

这场全面运动的客观效果是遏制了干部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动性,因为没有人想冒风险展现出与“核心领导”确立的方向不一致的观点。由于中国的政策制定体系高度依赖由上至下的顶层设计(这一点与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十分相似),当领导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两国关系就会出现停滞期。当官僚体系变得谨小慎微、领导人又被国内挑战所牵绊时,出台大胆外交举措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

此外,习近平还必须应对放缓且不均衡的经济增长、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居高不下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正在为202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二十一大做铺垫,确保其青睐的顾问能够进入核心圈子。简而言之,北京目前对于自身相对于华盛顿的实力地位感到更加自信,但同时也对其面临的若干国内挑战感到更加担忧。

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启示

当前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安的平静”。两国在经贸问题以及伊朗等地缘政治挑战上存在着真实且不断升级的摩擦。尽管如此,双方都认为,打破自去年10月釜山会晤以来两位领导人所维持的脆弱稳定,其风险远大于收益。在那次会晤中,特朗普同意暂停进一步的经济施压和技术限制,以换取习近平恢复稀土和磁体的供应。目前看来,双方似乎都是出于自身利益和有限的选择,在极力维系这一贸易战休战协议。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得到解决。双方也没有做出任何可见的努力去针对共同利益挑战(例如共同制定AI安全准则)开发一套共享的积极议程。相反,双方只是在谨慎地避免冲突爆发。

维持这种“不安的平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因为这契合了两位领导人的国内政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具备针对另一方的“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正如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所主张的,经济上的“升级主导权”需要同时具备两个特征:首先,一国必须生产或供应另一国所需且无法在短时间内以同等规模替代的东西;其次,该国在将这一瓶颈武器化时,必须能够中和或承受来自对方的报复。按照这个定义,目前中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主导另一方。

面对这些无奈的现实,两国目前都致力于补齐自身短板,以扩大未来与对方竞争的行动自由。美国正加速降低对中国稀土和其他关键要素的依赖,而中国则在努力提升自身在客机制造和高端半导体生产等领域的自主能力。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实现更高的自给自足,两国都将双边稳定放在首位。中国学者吴心伯将这些努力称为一种“过程管理”,旨在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对抗或冲突。

习近平不会寻求与特朗普达成突破性进展,而是将继续寻找管控与这位美国领导人关系的方法。鉴于特朗普过去的谈判记录,北京不可能确信与他达成的任何协议会是永久或持久的。

在即将于9月举行的习近平国事访问中,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将展现出尊重,同时避免表现出任何对美国(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其他地方)遭遇挫折而幸灾乐祸的姿态。习近平可能会着手解决美国CEO们在特朗普5月访华期间提出的中国营商环境挑战。中方也几乎肯定会承诺未来采购美国产品,并确立免除未来关税的产品清单筛选机制。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表达共同应对AI安全风险的意愿。本次访问的核心成果,可能是双方同意延长自去年10月釜山会晤以来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作为回报,习近平可能会要求特朗普在台湾问题、新关税以及技术限制方面继续保持克制。

然而,中美两国领导人想要通过谈判达成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原则(例如合作防止非国家主体恶意利用AI制造生物武器),很可能是难以企及的。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伊朗、乌克兰或其他地区的止战进程,也同样超出了能力范围。在军控或推动未受充分治理领域(如太空和网络)的行为准则方面,预计不会取得进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两位领导人可以就降低中美对抗风险的联合努力达成一致,包括通过军际交流协议、重申中美军用平台近距离遭遇时的行为准则,以及维持开放的双边军事沟通渠道。

结论

总而言之,尽管特朗普已经采取了显而易见的步骤来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但障碍依然存在。北京欢迎当前两国关系中这种“不安的平静”,但并不指望它能持久。

两国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在今年9月的国事访问之后继续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太可能就持久改善关系或让中美共同在全球挑战中发挥引领作用达成实质性举措。北京没有在特朗普身上押宝寻求突破。中国也不希望与美国走向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虽然正在走向衰落,但依然极其危险。相反,北京正在努力争取时间,以提升自身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压力的能力,因为中国正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积聚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

陈一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挑战

陈一新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六大威胁:一是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二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态势;三是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风险;四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五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六是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

【编者按:2026年9月12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标题为“全面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9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介绍这篇文章。报道作者说,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前,旨在影响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对话。9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题为“瞄准中国AI!美国‘科技右翼’端出冷战剧本”,点名批评Anthropic首席执行官(CEO)阿莫迪对中国的AI发展构成的威胁危言耸听。阿莫迪在最近关于AI发展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是“能力最强、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他警告称,如果威权政府在领跑前沿模型(Frontier Models)方面超越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利用这些超强 AI 模型建立起“永久性的军事优势”,并可能对民主国家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灾难性影响。本站特转发这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延伸阅读:美国指控六家中国AI企业“工业规模”蒸馏美国模型

陈一新:全面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人工智能领域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赛道。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防治体系,以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牢牢把握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对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重点把握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的战略定位。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谁能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必须将其作为战略性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全局。

二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针。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要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

三是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推动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

四是人工智能的治理理念。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和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

五是人工智能的重点任务。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六是人工智能的实践赋能。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七是人工智能的支撑保障。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释放中国数据规模与市场体量优势。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完善科研保障和人才评价机制,培养高素质人才。

八是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把握其中蕴含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自觉贯穿到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充分认清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权力格局、创新范式和社会治理逻辑。我们既要看到机遇、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

一是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截至2026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人工智能应用已快速全面铺开。各种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滥用深度伪造音视频、AI生成图文、智能水军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低成本、批量化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对我实施舆论战、认知战,直接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态势。以美国科技公司近期推出的“神话”(Claude Mythos)、“赛博”(GPT-5.5-Cyber)大模型为标志,人工智能技术正显著提升网络漏洞挖掘、恶意软件开发效率和武器化水平,网络攻防进入漏洞工业化、攻防全自动、AI对AI的新阶段,部分国家、组织具备快速批量挖掘漏洞、自动串联攻击路径、完成复杂黑客任务的能力,大幅拉低实施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与成本投入,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三是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风险。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深度运用智能网络爬虫、智能数据挖掘、智能画像分析等技术,大肆搜集获取国家关键数据、商业秘密、公民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数据。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人工智能产品处理敏感信息和向境外输出数据,造成境内数据大规模外泄。2026年上半年爆火“出圈”的“龙虾”等开源人工智能体工具,也存在设备管理权限被远程操控、用户敏感信息泄露等结构性问题。

四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有关国家利用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模型架构、核心算力等方面积累的优势,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

五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人工智能应用对社会治理和公共秩序带来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算法“黑箱”、数据“投毒”可能放大已有社会偏见,数据使用过程中的个人信息滥用可能引发用户信任危机,系统自动决策造成责任归属难题,特别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技术治理框架,导致现有法律规范、伦理原则与治理机制在实践中频频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体系。

六是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战争形态进入智能化时代,谁能通过算法实现更精细的感知、更精准的判断、更精确的打击,谁就能掌握战场主动权。如美以伊冲突中,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催生情报智能融合、决策智能辅助、目标智能识别、实战智能支持、认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正在从战场“辅助配角”变成“关键角色”。

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重点举措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带来的复杂风险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部署,加快提升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人工智能领域安全风险。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把人工智能治理纳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治理框架,坚持正确导向,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治理效能,引领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行稳致远。

二是提升体系作战合力。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人工智能安全深度融入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健全跨领域、跨部门协作机制,系统强化数据资源、平台设施等能力汇聚共享,持续优化工作会商、协同联动、决策咨询、风险评估、安全审查等机制,统筹推进完善相关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形成维护人工智能安全的整体合力。

三是强化风险感知预警。建立完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持续丰富评估评测、威胁分析等技术工具,加强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深化对人工智能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科学研判新兴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准确把握相关规律、动向、趋势,及时堵塞漏洞隐患,定期发布安全风险防范指南,为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等各类主体提供指导。

四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基础原理和算力芯片、开发框架、应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加快建立国家和地方数据资源池、“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鼓励和引导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加强协作,产学研协同构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牢牢掌握技术主权,实现创新赋能与安全治理的良性互动、协同并进。

五是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加快推进出台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和监管的专项法律法规,围绕算法安全、数据保护、伦理规范、隐私权益等突出问题,健全覆盖技术研发、应用落地、风险防控、责任追溯的全链条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完善监管执法机制,压实行业监管部门、人工智能企业等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依法惩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数据窃取、制造传播有害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

六是创新宣传动员形式。抓住“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重要节点,运用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平台渠道,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入做好政策宣讲、法律解读、案例剖析、风险提醒等工作,有力揭批个别国家打造技术壁垒、利用人工智能对我渗透窃密等行径,反制对我污蔑抹黑、遏压封锁。

七是深化国际合作成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观,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坚决抵制霸权主义、技术壁垒、封闭排他,建立公平开放的国际人工智能规则体系,推动技术交流和成果开放共享,推进普惠均衡发展,弥合数智鸿沟,引导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环球时报:瞄准中国AI!美国“科技右翼”端出冷战剧本

9月12日,一份看似倡导AI行业“反内卷”的倡议,悄然撕下了美国科技圈一些人的伪装。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首席执行官(CEO)阿莫迪当天公开发文,呼吁“我们必须控制前沿(AI)发展节奏”,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这一倡议迅速得到马斯克、奥尔特曼等美国AI圈大佬的联合支持。

表面看,这是着眼于全球AI安全的一次“理性发声”,可细读全文便能发现其中的猫腻:文章暗藏大量针对中国的遏制条款,实质上是一出AI领域的“冷战剧本”。阿莫迪声称,民主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绝对不能天真”。为防着中国借美方“放缓AI研发节奏超越对手”,他提出先对中国“卡脖子”拉开差距,再有条件地寻求与中国谈判共同减速的思路,其中包括三大具体限制和遏制措施:严禁向中国出售高性能AI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打击所谓模型“蒸馏”行为以及防止大模型的核心权重被窃取或通过黑客手段外泄。

近年来AI技术飞速迭代的确带来了安全风险、伦理隐患、技术失控危机,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可阿莫迪倡议的核心,完全背离了“科技共治”的初心,将技术问题政治化。这场“静悄悄的AI冷战”,虚伪且短视。其真正目的,是试图用技术壁垒、规则垄断遏制中国AI发展,护持华盛顿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垄断霸权,同时将中国排除在全球AI治理体系之外,本质上与华盛顿排斥中国的所谓“硅和平”倡议一脉相承。

阿莫迪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同时谈论全球AI安全,既是完全错误的判断,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作为全球AI生态中体量最大、开放程度最高的供给方之一,中国的AI能力早已不是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的变量。如果强行割裂全球AI产业链、创新链,将中国和中国企业排除在外,只会大幅提升全球AI发展的试错成本与失控隐患,这样的“控制节奏”本身已经丧失意义。

9·11彰显美国是伟大的移民国家的特征

回溯美国的移民史,为了躲避战争,躲避迫害,或者为了逃离不宜生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无数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来到美国的人,加上那些在南北战争后获得自由的黑奴和他们的子孙,一代又一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外来者”变成了美国人。他们的努力逐渐改变了“美国人”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包容更有凝聚力。

【编者按:本文2026年9月14日由辟谣吧(PiYaoBa)发布,原文标题为“从911英雄到ICE枪口:谁才能是美国人?”,作者是前BBC资深记者嵇伟;现在的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延伸阅读

布西:9·11是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

霍曼斯:9·11不过是美国聚变交响乐中的一个变奏

刘亚洲:9·11是一面镜子

嵇伟:9·11彰显美国是伟大的移民国家的特征

当移民这个词再次等同于“恐怖主义和外来威胁”时,川普统治的美国是否会陷入另一个危险的境地?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和欧洲许多教堂礼拜的主题是纪念911遇难者。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

2001年9月11日那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美国近三千平民在伊斯兰恐怖组织发动的袭击中,被突如其来地夺去生命。

从2002年夏天去纽约实地采访,制作911周年纪念的系列专题以来,我在911的五周年、十周年和二十周年时都会写纪念文章。

岁月如梭,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都说时间会磨平伤痕,抹去痛苦的记忆,但是有些名字有些故事却不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这些名字中包括那些从不同国家移民到美国,在911恐袭中为救助他人而献出生命的英雄:邓月薇、曾喆、Keithroy Marcellus Maynard、Pablo Ortiz、Mohammad Salman Hamdani、Orio Joseph Palmer……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911的故事。

如果你走进建立在纽约世贸中心原址的911国家纪念馆,在遇难者名单上第一眼看见的名字中,就有美国航空公司乘务员邓月薇(Betty Ann Ong)。

但她不仅仅是遇难者,她更是一位把责任置于自身安危之上的英雄。

那个初秋的早晨,原定飞往洛杉矶的美航11号航班,起飞后不久就被恐怖分子劫持。邓月薇就在这个航班当值。

上午8点20分左右,在恐怖分子用刀刺伤多名乘务员和乘客,控制了飞机前部和驾驶舱后,邓月薇在机舱后部设法用紧急电话联系上地面控制中心。她详细报告了被劫机后的现场状况,让地面知道飞机已经被劫机者控制。她还报告了劫机者的座位号码,为后来查找恐怖分子的身份提供了重要信息。

8点46分,恐怖分子劫持美航11号航班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邓月薇是第一个向美国当局发出“恐怖分子劫机”这一警报的人,她向地面提供的信息,使美国航空管制部门在四架民航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后,相对迅速地实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关闭领空,避免了更多可能出现的恐怖行动。

美国联合航空的93号航班,是恐怖分子计划中用来撞击白宫或者国会大厦的。由于起飞延误了40分钟,被劫持后,通过机上电话,乘客们知道遭遇了自杀式袭击,所以奋起反抗。最终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机上所有人死亡,但阻止了恐怖分子撞击华盛顿核心政治地标的阴谋。

这位1956年出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空姐邓月薇是第三代华裔,她被911委员会誉为“真正的英雄”。她在45岁生命的最后半小时里向地面提供的信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她的名字被刻在纽约911国家纪念馆的铭牌上。

邓月薇在旧金山唐人街长大。2011年,邓月薇在儿时常去玩的唐人街康乐中心被更名为“邓月薇华人康乐中心”,以纪念她。

美国航空公司乘务员邓月薇(Betty Ann Ong)。

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有一条叫作Zhe Zack Zeng Way的路,中文名为:曾喆街。

这条街是为了纪念在911恐怖袭击中为救护伤者而牺牲的28岁的华裔青年曾喆。

曾喆1972年生于广州,1988年随家人移居美国。他在距离世贸中心两个街区的纽约银行工作。那天早晨走出地铁站,看到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撞后,接受过志愿急救员训练的曾喆应该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逃难人群相反的方向,直奔危险的世贸中心。

大约9点左右,他在跑向世贸中心的途中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他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是:“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了。”

9点59分,世贸中心南塔倒塌。无论妈妈和家里人后来给他打了多少电话,曾喆再也没有回应。

2002年8月,我从伦敦去纽约,制作九集系列节目《911一周年: 沉重的见证》。我在纽约采访了二十多位遇难者亲属和目击者,采访对象包括华人、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祖籍西欧的白人。

我到布鲁克林曾喆家采访曾妈妈。采访中曾妈妈多次伤心痛哭,我很不专业地也跟着哭。这个系列节目在BBC播出后,许多人很感动,后来被中国数省的广电局转播。

像911恐袭后的许多失踪者一样,最初没有任何人知道曾喆的下落。直到有熟人在Fox电视台播放的恐袭场面中,看到了曾喆在救护伤员的视频,曾妈妈才知道,儿子在救人时被掩埋在了突然倒塌的南塔下。

曾喆的部分遗骸在2002年经DNA测试后找到。2004年,911恐袭三周年纪念时,曾喆的名字被刻在美国全国救护纪念物“生命树”上,成为获此荣誉的首位华人。

纽约市为了表彰和纪念这位华人英雄,把曼哈顿下城唐人街的一条路命名为“曾喆街”(Zhe Zack Zeng Way)。

曾喆曾在大学期间担任志愿救护队成员兼急救技术员。在2016年,其母校罗切斯特大学将新救护车命名为“曾喆”号,以纪念这位英勇的校友。

在911恐怖袭击中为救护伤者而牺牲的28岁的华裔青年曾喆。

在基地组织发起的911恐怖袭击中,有60名无辜的穆斯林遇难,穆罕默德·萨尔曼·哈姆达尼 (Mohammad Salman Hamdani))是其中之一。

跟邓月薇和曾喆一样,他是遇难者,也是英雄。

美国公民穆罕默德·萨尔曼·哈姆达尼1977年12月出生于巴基斯坦,在纽约长大。他是纽约警察局的见习警员和志愿急救员。

他在911恐袭后失踪。他既没有跟亲友联系,尸体也没有被找到。而他的巴基斯坦裔和穆斯林身份,使恐袭调查部门一度怀疑他可能参与了恐怖袭击。在家人焦急寻找他的同时,警方却在散发印有他照片的传单,上面写着:“通缉此人。一经发现,立即通知重案组。”

直到2002年3月,他的遗体终于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中被发现,遗体位置毗邻其他殉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事实证明,他是在看到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后,赶往现场参加救援工作时牺牲的,年仅23岁。

作为“9·11”事件中表现英勇的美国穆斯林的代表,穆罕默德·萨尔曼·哈姆达尼的名字出现在《美国爱国者法案》中。为了纪念他,纽约市政府把皇后区的一条路命名为“萨尔曼·哈姆达尼路”(Salman Hamdani Way)。

在9·11恐怖袭击中牺牲的约警察局的见习警员和志愿急救员穆罕默德·萨尔曼·哈姆达尼。

奥里奥·约瑟夫·帕尔默 (Orio Joseph Palmer)是纽约消防局(FDNY)的消防大队长,意大利裔美国人。

恐袭发生后,他率领消防员进入南塔,在已经严重损坏,随时可能倒塌的摩天大楼里,一层一层往上爬,帮助往下走的逃生者,还帮助一群被困在电梯里的人脱险,最终到达第78层,也就是飞机撞击的楼层。

9:58左右,他仍然在通过无线电指挥消防队的救援行动,这是他最后一次用无线电下达救援命令。一分多钟以后,南塔倒塌,他和当时在南塔的消防队员们全部遇难。

911国家纪念馆中记录的对45岁的奥里奥·约瑟夫·帕尔默的描述是:他生命最后的行动,也是他一生所为:救人。

在9·11恐怖袭击中牺牲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消防大队长奥里奥·约瑟夫·帕尔默 (Orio Joseph Palmer)。

来自加勒比海岛蒙特塞拉特岛的基思罗伊·马塞勒斯·梅纳德 (Keithroy Marcellus Maynard)也是牺牲在世贸中心的消防队员之一。

他13岁时移居纽约,1999年进入纽约消防局工作,同时参加了纽约消防局黑人消防员组织,积极鼓励黑人社区的年轻人加入消防部门。

911当天,他在 Engine Company 33 值班,接到警报后赶往世贸中心救援,最终和9名同事一起在世贸中心遇难。年仅30岁。

911 国家纪念馆记录了他母亲对他的回忆,母亲说,他从小就希望从事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工作。他的双胞胎弟弟 Kevin 后来为了纪念哥哥,加入了休斯敦消防局。

在9·11恐怖袭击中牺牲的基思罗伊·马塞勒斯·梅纳德 (Keithroy Marcellus Maynard)。

巴勃罗·奥尔蒂斯 (Pablo Ortiz),波多黎各裔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他是世贸中心的大楼管理人员。在遭遇恐袭时,他没有逃生,而是沿着楼梯一层层往上走,用自己的海豹突击队员的救生能力,帮助被困在北塔的人撤离。他遇难时49岁。

巴勃罗·奥尔蒂斯 (Pablo Ortiz)是波多黎各裔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

我还能告诉你几十个这样的故事……

这些因为救人而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不仅仅是911的故事,也是不同族裔的移民对美国作出贡献的故事。

回溯美国的移民史,为了躲避战争,躲避迫害,或者为了逃离不宜生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无数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来到美国的人,加上那些在南北战争后获得自由的黑奴和他们的子孙,一代又一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外来者”变成了美国人。他们的努力逐渐改变了“美国人”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包容更有凝聚力。

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经历更是历尽坎坷。

一百多年前,华人在美国修建铁路、采矿、开餐馆、开洗衣房…… 做最辛苦的工作。那些修铁路和采矿的华工,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对亚洲人的强烈种族歧视,本可以成为最早的华裔美国人。

1882年,美国政府推出《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排斥联邦法律。法案完全禁止华人劳工入境,剥夺在美华人的入籍权,限制华人拥有房产、与白人通婚、以及在政府就职等基本权利。

直到1943年的二战期间,美国和中国结为盟国,《排华法案》才被《马格努森法案》正式废除。

此后,在美国的华人中逐渐有了医生、工程师、教授、企业家、科学家、警察、消防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是组成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把移民政策纳入反恐战争,加强情报共享和移民审查,希望把恐怖分子拒之国门之外。

但是在恐袭25年后的今天,这一为防范恐怖主义分子入境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

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目标已经明显扩大。川普第二任上,把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作为核心政策之一,并且不断扩大移民执法范围。移民政策不再只针对那些非法越境的人,合法移民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美元首峰会在即,美台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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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前夕,华盛顿除了没有批准140亿美元军售,也没有安排赖清德正式访问或高调过境;没有举行美台领导人公开通话。美方官员近期讲话集中使用“维持台海和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强台湾自卫能力”,而不是突出台湾主权地位。–KS Liu

白宫已经确认中国领导人将在秋季访问华盛顿;特朗普随后宣布具体日期为9月24日,但截至目前,中方尚未正式公布完整行程。因此,访问计划的政治确定性较高,但外交程序尚未完全走完。

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容踩踏的“红线”,近期更有传闻:如果美方继续向台湾售卖武器,中国领导人可能取消这次访美。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正在加强。

首先,台湾明显提高了自身防务投入:2027年度防务开支将首次超过1万亿新台币;2026年9月,台湾行政部门又提出增加1457亿新台币、约46亿美元特别防务预算,重点包括“强弓”反导系统、600多架侦察无人机、4万多架攻击无人机以及100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台湾购买的首批MQ-9B“天空卫士”无人机,已经在台湾进行飞行测试。

这说明台湾正在按照美国要求,从购买昂贵大型平台,转向无人机、反舰导弹、防空系统、指挥系统和弹药储备等“不对称作战”能力。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9月9日公开表示,美国将继续帮助台湾增强自卫能力,并维持有利于和平的地区军事平衡。但最重要的140亿美元军售仍被特朗普压着,这是当前美台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矛盾。

美国去年12月已经批准约110亿美元军售,包括:HIMARS“海马斯”火箭炮、M109A7自行榴弹炮、“标枪”反坦克导弹、ALTIUS攻击无人机等。

第二批约140亿美元军售至今仍未正式完成国会通知程序。预计内容包括:450—500枚PAC-3 MSE“爱国者”拦截弹、综合防空与作战指挥系统、中程精确弹药、反无人机和其他不对称作战装备。

特朗普在5月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后,公开把这批军售称为与中国谈判的一张“很好的筹码”。美国国会两党则一直要求白宫尽快放行,并强调军售不应征求北京同意。

这表明美国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节奏的对台态度:特朗普的态度是支持对台军售,但希望把军售与对华贸易及峰会挂钩;美国国会两党以及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认为,对台支持不应成为对华交易筹码。5月8日,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致信特朗普,敦促政府正式向国会通报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并明确提出不应把美国对台支持当作与北京谈判的筹码。因此,军售案被延后,并不等于取消,更像是“等中国领导人离开华盛顿以后再公布”。这仍是目前可能性最高的结果。

访问前夕,华盛顿没有安排特别刺激北京的高层对台政治动作,除了没有批准140亿美元军售,也没有安排赖清德正式访问或高调过境美国;没有举行美台领导人公开通话。美方官员近期讲话集中使用“维持台海和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强台湾自卫能力”,而不是突出台湾主权地位。

这并不是美国放弃台湾,而是为中国领导人访美营造可控气氛。

据路透社报道,北京方面似乎也在暂时控制声调。9月香山论坛召开之际,外界预计中方对美国的批评会较为克制,原因之一正是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

与此同时,美台经贸关系也在发生结构性深化,包括半导体与AI供应链、台积电等企业扩大在美投资、无人机与国防工业合作、能源和高科技产品采购、美台“对等贸易协议”。

台湾逐渐从“需要美国保护的安全伙伴”,转变为美国高科技、半导体和印太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不过,这种关系并非没有代价。特朗普要求台湾增加防务支出,把更多半导体产能转移到美国,扩大购买美国武器、能源和农产品,在贸易方面向美国开放市场。

所以特朗普对台湾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台湾,但台湾必须付出更多,并为美国带来实际利益。

台湾问题几乎肯定会进入高峰会谈,但双方不太可能达成正式协议。

中方最可能要求暂停或缩小140亿美元军售,不与赖清德直接通话,限制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规格,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约束美国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访台。

美方最可能给予的,是有限的政治性保证,例如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宣布法理独立。

但特朗普不大可能承诺永久停止对台军售,接受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表述,放弃《台湾关系法》,明确表示中国动武时美国不会介入。 因为这不仅会遭到美国国会两党反对,也会动摇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印太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

最可能的发展结果是峰会气氛友好,双方重申管控台海风险,但没有台湾问题的实质性协议;美国暂缓宣布对台军售,峰会结束后分批或整体放行。综合外交时点、国会压力和台湾预算已经到位等因素,峰会后恢复军售程序是目前概率最高的情景;但军售可能被拆分、推迟交付或调整部分装备,不一定一次性完整公布。

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模式:安全合作继续推进,政治象征动作暂时收敛,重大军售被保留为谈判筹码。这不是美国从台湾后退,而是特朗普试图同时做三件事:安抚中国领导人、向中国换取经贸让步、又不破坏美国对台湾的长期威慑。

因此,中国领导人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一些“口头上的尊重”和短期降温,但很难换到美国实质性放弃台湾。真正的考验将发生在峰会以后:如果140亿美元军售迅速恢复,就说明台湾只是被暂时从桌面上拿开;如果长期冻结,才意味着美台关系出现了实质性调整。

台湾立法院有能力压缩军购,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实际采购:削减或冻结台湾军购预算、拒绝通过特别预算、对采购项目逐项设限、要求改变付款、交货和验收条件、拖延签署美方发价书、优先批准某些武器、搁置另一些武器。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已经发生过一次明显缩减:赖清德政府原先要求1.25万亿新台币、约400亿美元特别防务预算,蓝白占优势的立法院最终通过7800亿新台币、约250亿美元,仅为行政部门要求的约三分之二。

所以,从制度能力和既往行动看,立法院继续删减完全可能。

最重要的细节是:蓝、白通过的7800亿新台币预算,主要保障美国已经提出或即将提出的军售项目,反而削减较多的是赖政府希望发展的台湾自产武器、无人机和其他防务计划。

换句话说,蓝、白的实际立场更接近为可以购买明确列出的美国武器,但不能给行政部门一张1.25万亿新台币的空白支票。”

8月的无人机预算也说明这一点:立法院否决行政部门提出的2100亿新台币特别预算,却通过自己版本的2400亿新台币六年计划,只是要求纳入年度预算、每年设置上限并加强监督。总额甚至高于政府原案。

因此,表面上是“否决政府军购”,实质上往往是改变预算渠道,加强立法院控制,削弱民进党行政权,调整武器项目和采购节奏。

台湾的蓝、白两党可以批评赖政府浪费、程序不透明或者利用军购制造紧张,但如果在解放军持续施压的情况下大规模取消防空、反舰和无人机项目,就很容易被民进党指控为“帮助北京解除台湾武装”。这会成为地方选举及下一次大选中的严重政治负担。

此外,国民党也需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据美联社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华盛顿时,受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接待,并公开强调美台关系与台湾安全。这说明国民党虽然主张改善两岸关系,却不愿失去美国支持。如果国民党被美国认定在系统性阻挠台湾自卫,其与华盛顿的关系将遭到严重打击。

美国议员已经多次公开要求台湾通过防务预算,并把防务投入视为判断台湾是否具有“自我防卫意志”的标准。特朗普尤其强调盟友必须承担更多成本。台湾立法院如果一面要求美国协防,一面大幅削减军购,很容易招致特朗普的反问:台湾自己都不愿花钱,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冒战争风险?这对蓝、白而言是极难承受的压力。

如果北京在中国领导人访美后减少军机军舰活动、恢复两岸交流,蓝、白比较容易以“缓和局势”为理由控制军费。

反过来,如果解放军继续军演、越过海峡中线、模拟封锁台湾,那么任何大规模削减军购的行为,都会显得缺乏正当性。

所以真正的风险不是正式宣布削减军购,而是军购审批速度越来越慢,造成台湾错过美国军工生产和交付排期。

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三方互动:中方要求特朗普限制军售;美方暂缓或调整军售清单;台湾立法院再以预算监督为理由删减部分项目。三方未必存在直接协调,但各自基于不同利益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同方向的叠加效果:北京施压特朗普,特朗普延后军售,蓝、白强化预算审查,最终造成台湾军购速度放慢。这种“没有正式合作、却出现客观合流”的局面,才是北京最可能利用的机会。

特朗普可以暂缓台湾军售、压低美台政治互动,并把台湾当作对华谈判筹码,但他很难越过国会、法律、军方战略和盟友体系,完成对台湾的根本性交易。中国领导人最可能得到的是峰会期间的短期克制,而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逆转。

中美元首峰会前的“探戈”进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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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9月10日报道说,中国已表明愿意协助安排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中国为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历史性会晤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周日在爱尔兰,特朗普说道:我和中国领导人“关系很好,他想和睦相处,我们也想,而且我们会和睦相处。”

据中国领导人访美还有10天时间,又有更多的消息表明双方都在刻意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南华早报》9月10日报道说,北京正在为恢复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外交接触作出积极且建设性的努力。一名知情人对该报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可能在11月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期间举行。

SCMP称,美国一个高级外交官上个月作为筹备行程的一部分访问了深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没有直接评论北京可能发挥的斡旋作用,并表示应由朝鲜和美国决定是否举行峰会。王毅还表示,中国致力于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应放弃长期以来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

SCMP认为,金正恩可能会为会晤提出高昂条件,包括要求放松制裁以及美国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朝鲜领导人迄今一直拒绝美国提出的接触建议,包括在特朗普上个月缩减美韩军事演习规模之后。

特朗普和金正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会晤过三次,分别是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2019年2月27-28日在河内和2019年6月20日在三八线。

特朗普9月13日访问了爱尔兰,并在那里向记者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取消即将在美国举行的峰会。特朗普说:“我们关系很好,他想和睦相处,我们也想,而且我们会和睦相处。在我(担任总统)的这些年里,我认为中国一直对我们很公平”,并称“但是几十年来,几年来,在拜登和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里,中国占了美国极大的便宜”。

周六,共同社援引多位消息人士报导称,中方已告知美方,如果华盛顿在此之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或许会取消定两国领导人9月24日的会晤。消息人士称,在为习近平即将访美做准备之际,中方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红线”。

同日,特朗普还告诉记者称,许多“极其消极的力量”在炒作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并称他希望确保美国继续保持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坦率地说,我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因为谁在人工智能领域获胜,谁就赢了。”特朗普还说:“我们可以设置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做这做那。但我认为,有很多极其消极的力量在提出这些本不该被提及的话题,而且他们提出的那些事情不会发生”。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密切交流和可能的合作是中美即将举行的峰会的内容之一。2024年11月在利马举行的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不允许人工智能进入核武器使用的决策过程达成了协议。

在结束对爱尔兰访问、搭乘“空军一号”返程途特朗普再度与记者谈到美中峰会的议题。特朗普称,与中国习会晤时“我们将讨论几乎所有议题”。包括是否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当被追问中国制造的汽车最终是否可能获准进入美国时,特朗普表示目前大门依然关闭,他说:“是我把它们(中国汽车)挡在外面的。是关税把它们挡在了外面——我征收了100%的关税——从100%到150%不等。所以,这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正深受汽车(大量涌入)之害。而我们这边是零(进口)。所以,目前的答案是肯定的(即继续阻挡)。”

特朗普还被问及与波音公司相关交易的进展情况,他说:“我能谈成每一笔交易。”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7月份袭击约旦,造成三名美军死亡前,从中国实体获取了约旦境内一个基地的卫星图像。当被记者问他是否将和到访的习谈到这个这个话题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中国和美国的监控活动相提并论。他说 “他们做的事和我们一样。他们基本上做着和我们一样的事。” 他告诉记者:“你知道,当有人说中国在监视我们时,我会说‘你说得对’。我们也同样在监视他们。”

9·11不过是美国聚变交响乐中的一个变奏

这是一个处于巨大变革边缘的国家的图景,有些变革是9·11事件的直接结果,有些不是,还有一部分在时隔多年后已难以厘清,袭击的余波与余波的回声模糊在一起。但如果你当时身处其中,你现在就能看清:在那时,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许多事物虽已初现端倪,却尚未显得如此不可避免。

【编者按:本文2026年9月10日发表于《纽约时报》英文版,英文标题和题记是“Did 9/11 Really Change Everything?–Were the terrorist attacks that day the end of an idyllic era? The beginning of our current dystopia? Or just a middle chapter?”;该文中文翻译9月11日发表在该报中文版,题目“9·11事件真的改变了一切吗?”,作者是CHARLES HOMANS,本文现在的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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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的最好的9·11亲历记述之一是尼古拉斯·斯潘格勒写的一篇短文《灾难日记》。当时他25岁,还在新闻学院读书,如今是长岛《新闻日报》的记者。那天早上,他恰好在曼哈顿下城,离世贸中心很近,在第一架飞机撞击后、第二架飞机撞击前就赶到了现场。和许多关于世贸中心灾难现场最初几个小时的早期回忆一样——那些文字写于记忆尚未被修正以契合历史维度之前——他的文字读起来既诡异,又令人毛骨悚然。

他听见北楼跳楼者的身体砸在人行道上的声音,同时还能听见大楼室外扬声器里飘出的轻音乐。一棵刚被震得叶片尽落的树下是一条裹在粗麻布里的断腿。第二座塔楼倒塌后不到一小时,就有围观者请斯潘格勒用一次性相机为他们在废墟前拍照留念。这是世界末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世界的终结,而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究竟应该作何反应。

几天后,斯潘格勒试图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写道:“我相信,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在那几分钟或几个小时里终结了。美国精神——我们看待世界以及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方式——已经破碎,也许将不得不被抛弃。”

然而三个月后,当他重读这段话时,却觉得不对劲。“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终结了,不如说是被打断了,”他写道,“如果说真有什么美国精神,它也没有被显著改变。确实有那少数人,他们的生活被那一天打上了永久的血腥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继续被远为平庸的事件所塑造。”

9·11改变了一切吗?多年来,即使人们在这场袭击的后续影响上几乎毫无共识,但唯独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答案是肯定的。持相反论点会被视为对受害者、对反恐战争中军民伤亡者的冒犯,也是对每一个在机场安检时不得不脱鞋的人的常识的冒犯。但无论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对它的回答始终都带有这样一种假设:9·11本就应该改变一切——美国以那样的方式遭到袭击,相当于接受了一场它要么通过、要么失败的考试。。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我们至少可以带着一些批判性的距离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当下的现实中,有太多东西直接源于9·11,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有说服力地否认“9·11是我们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监控技术无处不在,美国军事行动如今普遍具有一种模糊而没有终点的性质,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被各种防护措施包围。但与此同时,如果仔细审视这种现实中最具反乌托邦色彩的部分,9·11的影响也并不像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独一无二。它是美国社会分裂史中的一个中间章节,而非惊天动地的开场。

几乎每一篇关于9·11的记录都会提到那天的天气。人们总是说,那是纽约一个完美的早晨,天空呈现出近乎不自然的纯蓝,没有一丝云彩——除非你把那弥漫在一切之上的残酷反讽也算作一片云。

理查德·贝克在其2024年出版的《国土》(Homeland)一书中指出,在美国航空11号航班撞击北塔前几分钟,“早安美国”节目正在播出一条关于通用电气电器缺陷的调查报道,采访了一位在字幕中被标为“洗碗机火灾受害者”的男子。这正是9·11之前那个世界的漫画式写照:一个阳光明媚、岁月静好的地方,没有人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一切有多么美好,也没有人料到接下来的一切会有多么糟糕。

但9·11之前的美国其实比人们如今凭印象所记得的要更为焦躁。在“历史终结”带来的舒适安逸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隐隐感到不安。我们如今对这个国家在袭击发生后最初反应的回顾性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些镜头的影响——画面里,一脸惊愕的电视新闻主播正实时播报着这一切;但震惊并不完全等同于意外:当时距离第一次世贸中心袭击案仅仅过去八年,距离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也不过六年,这场新的悲剧几乎是立刻被纳入了旧有的争论框架之中。

对于左翼自由派知识阶层而言,如果认为这场袭击不可想象,便等于是承认了一种不可接受的无知:对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怨恨一无所知,对美国享受着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冲突也一无所知。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写道:“只要有一点点历史意识,也许就能帮助我们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及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什么。”

而在右翼阵营看来,袭击激起了一种期望:冷战后美国的软弱,以及自越战以来始终挥之不去的、对张扬爱国主义的自由派式暧昧态度或许终于迎来了令人欣慰的终结。把它称作新珍珠港事件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期许。在最近的一次播客访谈中,歌手兼词曲作者达里尔·沃利回忆道,9·11当天,他在纳什维尔郊外一条小路上看到沿途飘扬的美国国旗时深感震撼。“那阵仗已经像是……像是变成了游行路线,”他说道。他记得自己当时心想:“难道非得走到这一步,我们才愿意升起星条旗?”沃利那首咄咄逼人的伊拉克战争主题曲《你忘了吗?》是21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文本之一。

当然,到头来,美国既没有获得自我认识,也没有实现自我完善。15年后,它得到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总统,常被视为“反恐战争衰败阶段”(记者斯宾塞·阿克曼在其2021年出版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一书中就是这样描述这一阶段的)最终发展到顶点的结果。

特朗普从真人秀明星走向总统宝座的道路穿过了后9·11时代右翼阵营中那片伊斯兰恐惧症滋生的泥潭——从归零地清真寺恐慌,到奥巴马出生证明阴谋论—,也经历了日益超越党派的对反恐战争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2016年已演变为一种犬儒主义。特朗普是第一位打破这一强大禁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公开承认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相信的一点:美国在9·11之后的军事冒险是一场错误。他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也没有真正大幅削减这些军事行动,在第二个任期中更是积极扩大了这些行动。

长期以来,人们很容易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视为9·11后时代种种荒谬行径的必然结果,并以此佐证自由派的一种观点:当时右翼的爱国主义呼吁其实始终是为了夺取国内权力。但特朗普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甚至包括近代史,这种审视使得9·11事件首要地位的叙事变得复杂。

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在美学上借鉴了9·11后军事化国家的特种作战风格,但在实质上更多源于20世纪90年代:红宝石岭事件、韦科惨案,以及那个年代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国土安全部重塑为不受问责的内政部,印证了民权自由主义者们在反恐战争最初几天的可怕预言。然而,这种做法服务于一种反移民理念,这种理念与其说是源于9·11后的恐怖主义恐慌,不如说是源于此前几十年本土主义的保守主义,例如帕特·布坎南和萨姆·弗朗西斯等人的思想。

约翰·甘茨在其新著《当时钟停摆》(When the Clock Broke)中写道,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因素的结晶”。这本书讲述了那个时期被低估的社会颓势。回头来看,9·11事件矛既为当时已然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病态提供了暂时的喘息之机,又悖论般地加速了这些现象的发展。它让美国人暂时忽略了这些,直到它们以加倍的势头卷土重来。

主张9·11事件的独特性也意味着假设公共生活中的时代划分最自然地围绕地缘政治来划定。对于经历过冷战结束、越战或二战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假设。但对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来说,这种假设就不再那么成立。

如果你不记得柏林墙,但你的青春期是被社交媒体和手机塑造的,那么近代史上最明亮的分界线就是技术层面的。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这种趋势正愈发明显。这一点在Z世代的怀旧情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多岁的年轻人将过去零碎的记忆当作逝去黄金时代的象征:《老友记》、小约翰·F·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肯尼迪、90年代高中课堂的家庭录像、“外星蚂蚁养殖场”(Alien Ant Farm)和“烂泥巴”(Puddle of Mudd)等乐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片段。

这些物件跨越9·11事件前后的岁月,而它们所代表的失落纯真与那场袭击无关。它们的魅力来自它们所唤起的那个时期:那时人们会与朋友面对面相聚,在夜店和音乐节与陌生人一起流汗;青少年对着镜头毫不扭捏地嬉闹,而不是像世故的明星那样摆拍;流行文化可以喧闹而肤浅,而不会在数字全景监狱中因其社会政治内涵而遭到细究。笼罩在它们之上那道不祥的阴影不是世贸双子塔,而是iPhone。

但即使是一些看似与9·11事件并无直接关联的社会变迁,也很难将它们与9·11完全剥离开来。前不久,我第一次参观9·11事件纪念馆和博物馆时,在博物馆的中心展区前待了近一个小时,那里按分钟还原了袭击当天的事件经过。在视频和静态图像中,在玻璃罩下保存的遗物中,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关注它们讲述的关于袭击事件的那些可怕却又熟悉的故事,更吸引我的反而是那些被展览保存的、四分之一世纪前纽约生活中更不起眼的证据——那是我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但突然显得非常遥远。

一堆从世贸中心废墟中回收的软盘尤其令我流连,它们像古代文明的遗存一样覆满灰尘。我努力回忆自己最后一次使用软盘是什么时候;大概是9·11事件之后不久。我想到这些软盘所代表的世界,那时数字生活已经存在,但尚未无所不在。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它至少和对美国本土的重大恐怖袭击一样难以想象。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具体来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所知道的、博物馆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时刻,有什么是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很可能不是9·11事件本身特有的东西——毕竟该事件已被详尽地记载下来。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它在那天的记录中依然可见:在那些尚未身穿凯夫拉尔防弹衣、尚未配备无人机和Palantir软件的警察身上;在那些由专业人士和专注的爱好者拍摄、而非成千上万自主数字监控镜头拍下的视频素材里;在尚未布满防撞柱的公共空间里;在人们手写的寻亲传单里——那时失踪仍然是一种可能性,无论好坏。

这是一个处于巨大变革边缘的国家的图景,有些变革是9·11事件的直接结果,有些不是,还有一部分在时隔多年后已难以厘清,袭击的余波与余波的回声模糊在一起。但如果你当时身处其中,你现在就能看清:在那时,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许多事物虽已初现端倪,却尚未显得如此不可避免。9·11事件的众多叙述者会谈及那天早上的天空,这并没有错。那确实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空气是那样澄澈。

9·11是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21年写道:“当美国深陷中东和南亚事务时……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和一个更有实力、更自信的中国相继崛起,导致欧洲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天平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编者按:本文2027年9月11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英文标题和题记为“Sept. 11 Changed the World Order. But Not for the Reason We May Think–The terrorist attacks consumed U.S. resources and attention, and left the country unable to address the bigger threats to its economy and global leadership”,中文标题和题记是“‘9·11’改变了世界秩序,但原因或许并非我们所想–‘9·11’恐怖袭击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使其无暇顾及对其经济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的更大威胁”,作者是John Bussey。目前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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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双子塔轰然坍塌,引发了一场似乎震碎原有世界秩序的巨大冲击波。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向国会发出警告,称现在已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宣称:“世界分为‘9·11’前和‘9·11’后。”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补充道:“那一天改变了一切。”

他们说得没错,但有一个前提。那次袭击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世界秩序确实改变了。但真正带来改变的并非恐怖主义本身,而是其引发的余波: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

“9·11”事件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袭击,由一个没有国籍且规模相对较小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团体发动。然而,美国为此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回应:一场反恐战争。美国打击了两个国家,其中一个与“9·11”事件无关。华盛顿当时的论调极为宏大,甚至借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措辞,宣称美国当时正与一个“邪恶轴心”对抗。

由于全身心投入于反恐战争,美国当时无暇顾及其他全球要务,例如中国举足轻重的崛起以及敌意日增的俄罗斯。这种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力量的忽视,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原因。

曾在多届政府任职、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2019年表示,美国领导人“无疑是分心了”,“我们不断发现自己被重新拖入我们在中东冒进行动所造成的泥潭”。他说道:“试想一下,如果将耗费在全球反恐战争上的大把时间、精力和资源,转而用于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构建积极愿景,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8年写道,“中国和俄罗斯乐见反恐战争的展开,因为这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使其无暇顾及中俄两国。”

实力与乐观主义

回想一下“9·11”事件发生前美国的地位。那是一个充满实力与乐观主义的时代。美国赢得了冷战,享有国际主导地位。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战胜伊拉克的余威犹存:美军如此强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以微小的伤亡代价,粉碎远方的威胁。

那种乐观心态塑造了“9·11”之前的战略。许多美国领导人当时相信,将各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将使它们向西方靠拢,降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正是这一宏图的核心。

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表示:“我们越是让中国融入世界,世界就越能给中国带来变革和自由。”华盛顿方面倡导中国融入世界,并欢迎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G7),使其扩容为八国集团(G8)。

当然也有现实的考量。中国有望为美国企业带来超过10亿的新客户。而俄罗斯庞大的油气资源则为欧洲和全球经济提供了动力。

乐观情绪高涨的同时,警告之声依然不绝于耳。“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会失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它几乎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试图主导东北亚……简言之,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注定会成为对手。”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也同样强调:“当务之急是,绝对不能让能够主宰欧亚大陆、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出现。”

在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劫持的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后不久,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美军入侵阿富汗,以击溃发动袭击的“基地”组织(al Qaeda)。由于一次历史性的情报失误,美国还入侵了伊拉克,部分原因是为了搜寻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后是两场漫长的战争。根据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这两场战争导致超过7,000名美国军人以及数十万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人员、警察和平民丧生。这些冲突交织着战争和国家建设,耗费了美国数万亿美元,并搅动了南亚和中东局势。

这些战争也牵制了连续多届美国政府的精力。外交政策在多条战线上继续推进。不过,随着世界重新回到大国竞争的格局,美国似乎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21年写道:“当美国深陷中东和南亚事务时……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和一个更有实力、更自信的中国相继崛起,导致欧洲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天平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当俄罗斯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入侵格鲁吉亚,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内吞并克里米亚时,西方的回应未能阻止俄罗斯进一步的扩张行为。俄罗斯后来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战争。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西方本应在当时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更好地武装俄罗斯脆弱的邻国,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威慑失败的真实写照,”美国陆军驻欧洲前总司令本·霍奇斯(Ben Hodges)写道。“我们当时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团结一致地认识到俄罗斯构成现实威胁。”

中国与WTO

至于中国,此时一场真正的地缘政治巨变已经发生。这与恐怖主义无关。

这一幕发生在2001年12月11日。当时,美国正在轰炸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山区洞穴,小布什总统正领导全球纪念“9·11”事件过去三个月。

就在这一天,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美国政商界等各方的支持下,中国加入了WTO,这进一步向全球贸易开放了中国经济,也让中国进入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影响立竿见影:中国出口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外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将更多制造业转移到这个成本更低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相继倒闭,工作岗位流失。

很快,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指责声浪日益高涨。他们称,中国在窃取知识产权,强迫外国公司以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操纵汇率以提振出口,补贴国有企业以助其在全球市场攫取不公平优势,并且违反或规避了其他WTO承诺。

中国随后的崛起速度令各国震惊。年度商品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0亿美元猛增至2024年的3.58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从4%升至15%。经济学家将这场剧变称为“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

伴随经济实力而来的是军事实力。中国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推进军事化,建造人工岛屿和前哨基地,并挑战邻国。中国于2012年列装了第一艘航空母舰,2019年列装了第二艘,2025年列装了第三艘。在两人最近于北京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警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即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威胁到一个老牌强国时,战争往往容易爆发。

错失的时机

许多外交官和学者认为,由于被战争分散了注意力,美国错失了制衡中国并管控其崛起的关键时机。他们认为,美国在利用WTO保障条款和其他制裁措施来打击中国贸易行为方面行动迟缓。美国本可以建立替代性贸易组织,并拒绝接纳中国,直到其行为发生改变。美国也本应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与联盟体系。这些学者承认,无论如何,中国最终都会在经济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问题在于这个过程会有多快,又会带来多大的颠覆性。

在此期间,小布什政府的官员错过了亚洲几次重要的区域会议,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简称:东盟)的峰会。“美国的领导力究竟在哪里?”一名新加坡官员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奥巴马政府随后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并试图建立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替代性贸易组织,该协定最初将中国排除在外。但到那时,许多美国人已对贸易协定态度转冷。国内政治的掣肘最终扼杀了美国参与该计划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Biden)政府动用了关税和出口管制,并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但中国早已越过了拐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庞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长远的投资眼光以及绕过西方限制的能力已变得过于强大。中国保持着增长势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发展轨迹在“9·11”事件发生几十年前就已启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随后的岁月里,助力中国积蓄经济实力的也并非只有华盛顿。或许,西方企业才是背后那股更为强大的推手。

曾在霍尼韦尔(Honeywell)和德勤(Deloitte)中国区任职高管的沈达理(Shane Tedjarati)在今年5月份写道:“三十年来,西方公司奉行着一种逐季看是理性、但累积起来却是自掘坟墓的战略:将制造能力、运营诀窍、工程规范和间接市场准入系统性地转移到中国,以换取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率和短期的股东回报。”这种战略带来的苦果是:“亲手培养出了如今兵临城下的竞争对手。”

全球化退潮

美国未能解决因中国崛起而造成的混乱,加剧了“9·11”之后世界秩序的另一道裂痕: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愤怒。战争、移民以及一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看似毫无关联的金融危机,让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愈发阴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数据,到2025年,只有17%的美国人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

这种不满情绪助长了一股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暗流,为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许多支持者开始质疑甚至抵制现有基于规则的多边全球秩序,包括北约(NATO)、欧洲联盟以及WTO。在他们看来,这套体系根本无法保障自身的利益。

这些现象并非完全是新事物。早在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触顶时,自动化、业务外包(outsourcing)以及外国竞争就已在重塑美国的蓝领阶层。当时大量工作岗位开始流向墨西哥、台湾以及其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冲击”到来之前,“日本冲击”便已将美国汽车工业打得溃不成军。

但在“9·11”事件后的岁月里,这种不满情绪获得了更响亮的政治发声。部分由于中国的强势崛起,类似的动荡也已蔓延至欧洲,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势力的抬头、仇外心理的滋生,以及针对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盟的攻击。反全球化浪潮本身已经实现了“全球化”。

那些亲历过“9·11”袭击的人,都深感那一天彻底撼动了世界。事实确实如此。然而,最深刻的震撼并非源自袭击本身,而是源自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做出的种种抉择,以及它选择袖手旁观的那些时刻。

步入新世纪,主导局势的依然是那些积蓄已久的深层力量。全球化、社会动荡以及大国博弈,这些犹如地壳运动般的巨变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便已悄然演进。单凭“9·11”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塑造当今的世界秩序。然而,那一天及其引发的余波却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是一个交织着悲剧、误判与深远后果的时代印记。

谁能代表“全球南方”?中国还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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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砖国家(BRICS)峰会本周末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一个越来越引人关注的问题也摆在会场之外: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面前,究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更有资格代表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

《纽约时报》11日报道称,近12个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将齐聚新德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金砖国家峰会。此时,战争、高企的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正在扰乱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也迫使越来越多国家重新考虑: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靠近美国及其盟友,还是进一步向中国靠拢。

金砖国家最初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组成,其成立初衷之一,就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个能够抗衡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G7)的平台。但自2009年成立以来,这一集团始终受到中印两国不同战略设想的牵引。中国希望不断扩大金砖成员规模,以削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印度则对金砖扩员更加谨慎,更倾向于把这一机制作为连接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两种不同理念,也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和莫迪身上——两人都是各自国家数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中印关系回暖,但竞争并未消失

习近平此次出席金砖峰会,将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此举尤其受到关注,因为中印关系曾在2020年跌入低谷。当年,两国军队在存在领土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致命冲突。此后,中印暂停直航,双方驱逐对方记者;印度还封禁TikTok等中国应用,并限制中国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中印边境地区的防御设施建设和定居点建设。

2024年,习近平和莫迪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上开始推动两国关系解冻。此后,两国又在一些共同的不满情绪推动下逐渐靠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以及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冲击。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印关系的回暖并没有消除两国之间的竞争。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对印度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北京当然不会放过重新争取印度的机会。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Tanvi Madan则认为,中印目前是在“管理竞争”,而不是解决竞争。她表示,习近平此次访问印度,也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一个信号:中国仍然是一个稳定、可靠、拥有众多朋友的外交伙伴,而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印度也希望证明自己可以与不同阵营的国家保持关系,包括中国和俄罗斯。Tanvi Madan指出,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更加紧密,因此印度希望向西方传递的信号是:“我们正在保留自己的选择,但并没有抛弃你们。”

莫迪借主场强调“全球南方”领导力

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是印度,因此莫迪拥有一个重要优势:他可以决定峰会的议程。

新德里街头已经随处可见今年金砖峰会的标识。峰会官方标志采用五种颜色组成的花朵,分别代表金砖集团最初的五个成员国。印度使用代表莫迪政治理念的藏红花色,并以一双合十的手置于莲花中央,这也是莫迪所属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象征之一。

印度政府对峰会议程公布的信息并不多,但目前释放出的信号与莫迪此前提出的全球领导理念相一致,其中一个核心主题仍然是“包容性全球增长”。

《纽约时报》指出,这让人想起印度2023年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的外交姿态。当时,印度将非洲联盟纳入G20视为自己的外交成果,同时推动G20发表了一份避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明确选边的联合声明。印度当时试图塑造一种形象:它代表的是那些不希望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富裕国家支配的发展中国家。

但三年过去,印度以及莫迪的这种定位也面临一些挑战。莫迪提出的让印度成为“世界导师”(vishwaguru)的愿景,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国内政治成果。2024年G20峰会结束9个月后,莫迪所在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他不得不更加依赖地方选举来巩固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印度虽然仍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在经济和产业实力方面依然难以与中国匹敌。印度为高科技和战略产业提供的大量补贴,并没有完全把电池、太阳能组件等绿色产业的关键制造环节吸引到国内。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给印度传统重工业带来压力;而全球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则让印度面临另一个问题——印度目前几乎没有能够与全球主要AI企业竞争的本土巨头,其股市也因此表现低迷。

中国拥有明显的经济和战略优势

从很多指标来看,中国似乎拥有领导发展中国家的天然优势。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和军事实力仍在增长。中国人均GDP超过印度5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印度目前仍不是。去年中美贸易战中,中国与美国形成相互抗衡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在关键矿产和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拥有压倒性优势,使其对发达经济体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甚至质疑,印度究竟在哪些领域能够与中国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他表示,对于长期研究中印关系的人而言,很难看出两国之间存在多少真正对等的竞争。

印度则对中国继续把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如今拥有的经济和外交实力已经使其进入了不同的层级。印度甚至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自己主导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这一论坛每年吸引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

不过,中国的经济模式本身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压力。中国依靠政府补贴和低成本贷款推动的国家主导型出口模式,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在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除了快时尚、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之外,其他制造业尤其如此。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去年就曾批评中国的增长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部分建立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之上,并称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公平竞争为代价实现的。

从《纽约时报》的分析来看,这场中印竞争的核心并不仅仅是谁能主导金砖国家,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竞争加剧、全球秩序重新调整的背景下,谁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大国之间更重要的中间力量,谁又能够定义所谓“全球南方”的利益和立场。

中国拥有明显的经济、工业、军事和外交实力优势,并且正在积极扩大金砖机制的成员范围;印度则更希望保持战略自主,在中国、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更大的回旋空间。

因此,印度并不一定要把金砖国家变成一个明确反美的集团,而是希望利用这个平台扩大自己的外交影响力,同时保持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则希望通过扩大金砖合作,把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合作网络。

这也意味着,本届金砖峰会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习近平和莫迪谁能够“代表”全球南方,而是印度究竟会把金砖国家带向一个更加独立于美国和西方的方向,还是继续把它作为连接中国、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战略桥梁。

线下活动: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国和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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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t GWU)

地点: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om 505, Washington, DC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0月2日中午12点到下午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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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从2022年开始在中国国内就民情和舆情进行线上实验调查。经过测试不同的方法和与多家机构合作之后,2024年年底,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政治学系塞克斯通教授(Dr. Renard Sexton)的团队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线上试调查。2025年4月30日,联合民调项目在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华盛顿分校举办了介绍会。参加这次介绍的中国事务和中美关系问题的专家就改善线上民调的方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在采纳这些建议之后,联合民调项目在2025年下半年正式在中国国内进行了第一次线上民调。2025年3月10日,卡特中心在纽约亚洲协会的中国分析中心举行了这次民调的发布会(点击这里查看第一次正式联合民调的英文报告)。

2025年,卡特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还就中国人民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进行过一次手机民意调查。点击这里查看这次民调结果的报告。

CCGA-Carter Center_China-US Relations Report (芝加哥全球事务中心和卡特中心中美关系民调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