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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停火谈判的进展及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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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美伊战场形势虽然还很不稳定,但霍尔木兹海峡的确暂时开放通行,大量石油现货投入市场,导致油价大跌。根据最新市场报价,布伦特原油价跌破每桶75美元,美国原油价险些跌破每桶70美元,国际油价几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明明是短期和临时的,国家油价为什么竟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相信美、伊之间有可能在60天的短期内达成比较长期和稳定的停战协定。但这种愿景是否能成为现实,目前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2026年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远程共同签署了《伊斯兰堡备忘录》(又称凡尔赛备忘录),标志着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正式告一段落。

6月21日至22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外长阿格拉奇领衔的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Bürgenstock)举行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高级别技术谈判。尽管过程充满火药味,但最终取得了重大里程碑式的成果:伊朗已正式同意重新允许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对其此前遭到轰炸的核设施等进行长期武器核查。作为对等条件,美国财政部正在准备一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令,允许伊朗重新向外(主要是中国)出口石油和石油化工产品并接收款项。同时,此前因美国二级制裁而被冻结在卡塔尔银行账户中的数百亿美元伊朗资产也将逐步释放,但美方限制其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等民生物资。

美伊双方为本轮谈判设了60天的冲刺期(由6月18日开始计算),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将这份松散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一份长期的、全面的和平协定。不过,目前的局势依然非常脆弱,主要面临几个重大变数。

在瑞士谈判期间,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警告伊朗必须立刻管束黎巴嫩真主党并停止在黎行动,否则“将再次发起比上周更猛烈的打击”。这导致伊朗代表团在21日一度愤而暂停谈判。尽管在中间人斡旋下谈判得以连夜继续,但美方领导人的不可预测性依然让德黑兰深感焦虑。

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莫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对该停战备忘录及后续的直接和平谈判表达了“保留支持、形式背书”的态度。

在6月中旬美伊两国远程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后,小哈梅内伊6月18日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了正式书面声明。这也是他在今年2月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受伤、并接任最高领袖职位以来的首次重大外交表态。

他的态度可以非常微妙地概括为:“我个人不同意,但我允许政府去谈。”

小哈梅内伊在声明中坦言,他与现任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在这个协议上“持有不同的观点”(held a different view)。但他强调,由于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全体成员做出了郑重承诺,他最终正式颁布了允许进行直接谈判的“最高许可”。

这是伊朗最高领袖一贯的“两手准备”政治艺术。通过公开表达保留意见,小哈梅内伊成功拉开了自己与“向美方妥协”的距离,不仅维护了自己强硬派的基本盘,还将未来的谈判责任和潜在政治风险完全推给了佩泽希齐扬政府。

虽然同意放行,但小哈梅内伊对未来的60天技术谈判以及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设立了非常严厉的限制:他警告称,未来与美国的面对面谈判绝对不等于“接受敌人的观点”。他明确放出狠话:“如果美国人想要开出更过分、超出接受范围的勒索条件,德黑兰将绝不屈服,并随时终止协议。” 在声明中,他将本轮和谈定性为“美国总统在面临经济灾难和各方施压时,出于绝望(out of desperation)而动用了各种杠杆才促成的”,意在向国内展示伊朗并非战败求和,而是“掌握着主动权”。

分析普遍认为,小哈梅内伊之所以在百般不情愿下依然给和平协议盖了章,是为了伊朗内部的局势稳定:历经数月战火和美国的高强度封锁,伊朗国内通胀严重,多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受损。由于备忘录承诺了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允许重新出口石油)以及未来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基金,这笔巨额资金对处于权力交接过渡期、亟需稳住国内民生的小哈梅内伊政权来说是难以拒绝的。

佩泽希齐扬等高层向他做出了保证,协议将优先确保伊朗的国家利益和海外代理人网络(如黎巴嫩真主党等)的安全不被彻底摧毁。

小哈梅内伊目前对和平协议的支持是工具性、防御性的。他允许谈判团队在瑞士与美方死磕,但他绝没有对华盛顿产生任何信任。这轮60天谈判对小哈梅内伊而言更像是一场“阶段性休战的试探”,一旦他发现美方的解除制裁诚意不足,或者以色列在前线的越界行动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他随时有能力撤销这份“领袖许可”,重启对抗。

对于美国与伊朗近期签署停战备忘录并开启全面谈,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硬、极为愤怒,甚至将其公开视为一种“背叛”。在以色列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通过给伊朗“松绑”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这无异于一种“投降”与“耻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正通过外交抵制、舆论施压以及军事上的“极限扩大化”,试图彻底将以色列的战线与美伊和谈脱钩。

以色列媒体和评论家普遍用“甚至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来形容美伊凡尔赛备忘录。以色列驻美大使叶希尔·莱特(Yechiel Leiter)在华盛顿的外交会晤中直接将美方的妥协比喻为一场“火车对撞惨剧”(A train wreck)。

内塔尼亚胡在过去几个月对伊战争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他原计划通过彻底摧毁伊朗的核潜能和“抵抗之弧”来为自己几个月后的艰难大选捞取政治资本。如今美国突然收兵并解除封锁,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是沉重一击。

尽管德黑兰声称该备忘录中包含了“以色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行动”的条款,但内塔尼亚胡多次发表声明公开反驳,坚称以色列没有签署该备忘录,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绝不受美伊谈判的约束。

以色列国防与安全部门最深层的焦虑在于,这份协议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给德黑兰送去了喘息之机。备忘录中虽然要求伊朗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但完全没有涉及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更没有强迫伊朗解除对其庞大海外代理人网络(如胡塞、真主党)的资金与武器支持。

随着美国准备给伊朗60天的制裁豁免并释放数百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以色列认为这些钱最终会变成射向特拉维夫的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Gideon Sa’ar)直接警告:“伊朗正在通过真主党间接占领黎巴嫩,以色列绝不接受。”

现在的以色列就像是美伊和平饭局上最不可控的“单干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鲁比奥等美方高层正在全力安抚并试图将“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拆分成两个独立的轨道。然而,只要以色列认为其自由行动权受到了限制,或者真主党在前线实施了反击,以军随时可能用一场更大规模的空袭或地面推进行动,直接震碎特朗普在波斯湾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60天和平路线图。

除了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红海局势也可能影响美伊之间的和平进程。

尽管胡塞武装长期接受伊朗的武器和资金支持,但他们拥有极强的自主决策权。美伊签署的停战备忘录主要约束美伊两国的直接军事行为,并未包含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领袖明确表示,红海的封锁行动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停止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只要以色列在前线的空袭不停止,胡塞武装就不会在红海收兵。

当前的全球海上贸易航道呈现出极端的“冰火两重天”:东边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排队且有水雷,但随着美伊让步正在艰难地“解冻”;而西边的红海-曼德海峡则随着胡塞武装在6月份的正式宣战,重新陷入了硝烟弥漫的全面危机中。

关于400公斤纯度为60%的浓缩铀(接近武器级) 应该如何处置,是当前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全面和平谈判中最核心、最焦灼、也最具火药味的技术博弈点。双方的交锋主要集中在“运出国”还是“就地稀释”上。

华盛顿方面的立场极为坚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彻底清除伊朗的核潜能”作为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坚持这400公斤的高浓缩铀必须物理性地全部移出伊朗国土,交由第三方独立国家(如此前曾讨论过的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进行无限期托管,或者由美方控制。

美方认为,只要这批接近武器级的材料继续留在伊朗境内,即使处于封存状态,伊朗依然拥有在几周内将其快速提纯至90%(制造核武级别)的“临界能力”。因此,“清空库存”是美国不可逾越的红线。

伊朗最高层对此展现了极其强硬的反对姿态,将其上升到了“国家主权与尊严”的高度:

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已下达明确的铁律,高级别外交官员也公开向媒体证实:将这400公斤浓缩铀运往国外的方案被“完全、不可逆转地排除”。伊朗绝不接受这种“战败国式的投降屈辱”。

为了换取美国60天的石油制裁豁免以及数百亿冻结资产的释放,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政府提出了替代意见——伊朗可以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严密监督下,在伊朗国内将这400公斤的60%高浓浓缩铀“就地稀释(Down-blending)”,降解为无法直接用于制造武器的低丰度民用核燃料(如3.67%或5%)。

作为中间的技术监督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后,已公开表示随时准备参与制定具体的处置执行步骤。但IAEA目前面临巨大的技术与信任危机。

去年美军的轰炸将伊朗部分核设施化为废墟,这400公斤浓缩铀目前据信被转移或掩埋在某些残存的地下深处掩体中。由于伊朗此前暂停了与IAEA的合作,核查人员已经数月没有亲眼看到这批材料。

尽管瑞士谈判中伊朗初步同意核查人员重新进入,但如何精准清点这400公斤材料的数量、如何验证其纯度,以及如何在废墟或秘密地点中部署稀释设备,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

目前这400公斤浓缩铀的处理,卡在了“美国要运走,伊朗要就地稀释”的死胡同里。在目前的60天谈判期内,美伊技术代表团正在瑞士尝试拼凑一个折中模型:例如由伊朗在未来数周内先期开启第一阶段的就地稀释,向美方展示诚意;而美方则视稀释进度逐步延长制裁豁免。 这场关于核材料所有权的拉锯战,将直接决定本轮美伊和平路线图的最终生死。

郑丽文访美受冷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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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郑丽文访问北京时,受到超高规格的礼遇,大大提高了郑丽文本人的政治资本和国民党的地位。

对于北京而言,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官方沟通完全断绝的背景下,国民党主席愿意亲赴北京,本身就是对大陆“和平统一、反独促统”叙事的巨大支持。因此,北京必须给予极高规格,用来向台湾和国际社会展示:只要承认共同的民族身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北京给予郑丽文的高规格接待,也是寄望国民党能够利用立法院多数席次,在国防预算、对美军购以及两岸经贸法案上,实质性地制衡民进党的政策。

本月初,郑丽文访问华盛顿。她试图向美方传达:在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当下,政治解方与对话仍然可行。国民党希望向美方论证,其主张的“重启两岸对话、维持台海常态化和平”的愿景,不仅对两岸有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郑丽文带着在北京获得的“第一手观察”来到华盛顿,期望能以“美中两岸桥梁”的身份受到美方的重视,甚至可能获得特朗普本人的接见。但是,与其期待相反,郑丽文在华府被冷处理。

郑丽文随行团队表示,此行安排了与美国联邦政府涉台系统(含国务院、国防部等)官员的会面,但秉持互信原则,具体会面的官员名单与层级采取保密不公开的方式处理。但根据媒体的报导,在华盛顿期间,郑丽文仅仅拜会了八名国会议员,与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会面在最后一个被白宫取消。

美国的做法显然与过去对台湾在野党领导人的接待大相径庭。

2023年9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候友宜访美,顺利进入与白宫相连的行政办公大楼,会晤了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候友宜当时提出了涵盖“吓阻、对话、降风险”的“3D战略”,并明确承诺国民党如果执政,将把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5%以上。美方对此表达了高度肯定,认为其论述务实、符合美方预期。

2022年6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闭门接待,会晤了时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以及国安会中国事务助理杜如松的接待。朱立伦在会晤中向美方重审国民党的“亲美和陆”双轨路线。

2006年3月马英九访美,获得美方国安会的超高规格接待。当时马英九被视为2008年几乎必胜的“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不仅会见了副国务卿佐立克,更在白宫与国安会亚洲部门代理资深主任韦德宁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对话,马英九提出了两岸“维持现状、务实全面开放”的稳健论述,让当时饱受“麻烦制造者”陈水扁困扰的国安会放下了心,为国民党2008年重返执政奠定基础。

那么,华府这次对郑丽文为何如此冷淡?

首先,美方不接受国民党拿着从北京带回来的“和平叙事”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政治学者和媒体分析指出,郑丽文在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演说中,高度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复兴”、“两岸一家亲”等词汇。这些语言体系与中国领导人的核心外交与对台政治话语(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重合。质疑者认为,她试图将两岸的政治主权冲突淡化为“家人之间的历史分歧”,是在帮北京柔性包装其扩张意图。

其次,华盛顿对郑丽文最大的不满,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从1.25万亿新台币腰斩至7800亿。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明确表示对她“没有特定期望”;加州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的发言人说得更加直白,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并施压郑丽文支持更多国防开支”。美国国会很多成员认为,国民党一方面嘴上说亲美,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削减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这场华盛顿的“温差体验”,显然极大地刺激了郑丽文和国民党高层。在访问临近尾声的6月12日,郑丽文在华府记者会上做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立场退让与修正:她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朋友对国民党抱有高度期待,国民党现在“很认真在考虑并愿意主动研究”由国民党自己提出“党版强化国防的相关法案”。

这表明,国民党终于意识到,如果一味在立法院阻挡、删减国防预算,在华盛顿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亲中反美”。为了洗刷这个致命的标签、为了2028年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她不得不在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下,承诺国民党未来也将“主动强化国防”。

从这次郑丽文访美所遭遇的冷待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台湾政党的判断标准已经越来越简单:“你是否愿意自我防卫?” 美国战略界有一个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如果台湾自己都不愿意花钱防卫,美国为什么要替台湾承担风险?

可见,华盛顿评价台湾政治人物的第一标准并非“统独立场“,而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多少? 后备军人改革进展如何? 对美武器采购是否有所扩大? 抗登陆能力是否增强? 在美国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最主要差异是谁更愿意强化台岛的防卫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台湾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反共前哨,演变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核心战略支点。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希望为了台湾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因此未来最可能继续看到的是:美国的“三不变”,即不支持台独、 不接受武统、 不允许改变现状 。而唯一越来越明确的是:美国希望台湾变成一只“豪猪”,如果中国未来果真使用武力,浑身是刺的台湾将使大陆付出极高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今天看待台湾政党最重要的标准已经不是“亲美”或“亲中”,而是这个政党能否让台湾保持足够的威慑力,从而使台海现状得以长期维持。美国对国民党最敏感的问题并非“两岸对话”,而是任何可能削弱台湾防卫能力的政策。因为在华盛顿战略界看来,对话可以建立在威慑之上,但威慑不能建立在对话之上。

随着中美竞争全面展开,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而成为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中心节点。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如果台湾被大陆控制,后果不仅是两岸统一,而是整个亚洲力量的结构改变。

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出口,中国一旦控制台湾,中国海军可以直接进入菲律宾海、 关岛方向、 西太平洋。 美国几十年来建立的海上优势将被削弱。因此美国军方常把台湾称为:西太平洋战略支点。

美国最重视的盟友体系其实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美国亚洲战略核心盟友。美国担心:如果台湾失守,日本会认为美国无法保护伙伴,届时日本可能自主扩军, 韩国可能发展核武, 菲律宾可能转向中立, 整个联盟体系会动摇。

美国如今越来越重视台湾成为全球先进芯片的重要生产基地。美国虽然正在推动本土化,但短期仍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具有“军事价值 + 科技价值”的双重战略资产。

郑丽文访美如何吹皱华府一池春水:美国对台政策的再评估与疑台论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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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随着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其为期两周的访美行程,台海局势在华盛顿政策圈、外交官僚与顶尖智库界激起新一轮的结构性辩论。此次访问紧接在同年5月10日北京“郑习会”之后,本质上是台湾在野阵营在美中结构性对抗体系下,试图开辟“两岸和平第三条路径”的战略外交尝试。

与此同时,国民党高调推出二○二六和平之旅纪录片《造局者》,试图将郑丽文塑造为能在美中双边“开创新局”、“扭转对抗”的能动者。然而,从美方实际接见规格的断崖式下跌,到《华尔街日报》与《日本经济新闻》等国际主流媒体的严厉质疑,这场出访展现出不同的极端评价。

国民党主观上宣传的“造局”宏图,在美中大国博弈的客观现实下,在华府建制派造成对国民党政治路线的“疑K论”;更深层的地缘政治隐忧在于,这种信任赤字呼应北京非对称的“不统而统”战略,客观上在华府决策圈营造出有利于北京的“疑台论”与“弃台论”温床,使台湾陷入被动“入局”的危机。

然而,这种效应在美方未必是全然负面,美国甚至关心起随后的韩国瑜访美行程,试图从另一个面向理解国民党和台湾社会怎么看郑丽文效应。某种方面而言,这种拒绝反而让华府更想厘清,郑丽文治下的国民党是如何思考美中台关系的。

一、造局者理想与规训者现实

国民党将此行冠以《造局者》的隐喻,意在宣示在野党有能力打破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僵局,透过与北京及华府的“双重接触”来重新形塑台海的安全架构。然而,郑丽文在华盛顿遭遇的实质冷遇,却暴露出这种“造局”叙事与美国的建制派“规训”现实之间的严重认知断裂。

尽管国民党官方与郑丽文极力强调此行交流成果“超出预期”,宣称对美方投下促成两岸对话的“深水炸弹”,但客观事实却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临时取消会晤,美国国务院更是史无前例地“连降三级”,仅派出科室级(desk-officer)官员低规格接见,且在拜会美国在台协会(AIT)总部时会晤不足一小时。

这种实质的降格,与其过往国民党高层访美的规格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国民党当前中央有关部门对美认识的不足,反衬大陆事务部的话语权和成绩更为突出。

华府决策层之所以集体采取高度戒备与冷处理,核心症结在于国民党在立法院阻挡高达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案。在华府战略界看来,台湾是否具备强烈的自我防卫决心,是维持美台安全承诺的物质基础与政治前提。

当《造局者》在国内高唱“和”的路径、在立法院冻结防御预算,却赴美倡导“和平红利”时,其论述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显得缺乏实质支撑。这使得郑丽文非但未能扮演积极的“造局者”,反而沦为美方眼中的“天真理想主义者”,甚至被质疑其背后的防卫意志,从而启动华府对其政治路线的“战略规训”。

二、智库圈与郑丽文之间的交互震荡

郑丽文此行拜会“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与“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华府顶尖智库,试图透过知识菁英的政策游说来促成美方“脑力激荡”。

史汀生中心的印太安全专家与东亚研究员在座谈后指出,国民党在两岸安全保障上缺乏具体、可执行的“路线图”(roadmap),而仅仅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当局的“善意”。这种“天真”在美中正值结构性对抗的当下,极易在战术上被北京用作分化美台同盟的统战筹码。

同样地,在CSIS的闭门座谈中,专家学者的关切核心直指台湾在野党的“防卫赤字”。美方专家明确示警,台湾在野党一方面在国内删除或冻结包括AI指管系统、C5ISR等前瞻防卫项目,另一方面赴美却宣称支持国防自主并希望引入先进科技,这种言行不一的战略矛盾,正迅速腐蚀美台之间长期积累的“安全互信基础”。

此外,在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地缘政治学者葛兰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会谈时,艾利森虽秉持“少说多听”的学术观察态度,但哈佛与纽约政学界在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的午餐会后流出的共识指出,台湾若在没有实质威慑力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推动向北京让步的“超越零和”话语,本质上是在瓦解防御意志。

三、过度理想主义与入局疑虑

在国际智库与主流媒体的透视下,郑丽文访美不仅未能消弭华府的疑虑,反而使国际社会对台湾主要在野党的战略定格更趋负面,揭示其“造局”的理想,并未能解释“入局”的疑虑。

在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座谈会上,郑丽文面对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丹尼·罗素(Danny Russel)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时,极力转述习近平在“郑习会”中释放出的“善意”,宣称习近平“温柔、善良且真诚”。

然而,这种高度非政治化的个人感性描述,在崇尚现实主义的华府政策圈引起反弹。国际舆论随即对此进行严厉的评价:

  • 《日本经济新闻》由资深记者克里斯·霍顿(Chris Horton)撰文,直接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结成反对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为题,指出国共两党在“郑习会”后,在反对台独与虚化台湾主权的政治基础上达成高度的一致,将其归类为北京消融台湾主权计划的一部分。
  • 《华尔街日报》社论则公开向美方决策层与总统川普示警,强调北京在川习会前夕特意款待郑丽文,其本质是分化台美关系、削弱台湾抗击威权扩张意志的统战阴谋,警告华府切勿落入北京的“和平陷阱”。
  • 《福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更是直接质疑郑丽文的立场,直指其言行与北京在台海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

这种舆论定格表明,所谓的“造局者”在国际战略现实的局限下,已经被贴上“入局”的标签,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北京的工具。

在华府政策圈看来,相较于表态愿意聆听、具备沟通弹性的蓝营地方诸侯如卢秀燕,郑丽文在军购与两岸论述上的理想化,已使其政治光谱被定性为“无法沟通的倾中派”。这正是《造局者》的战略悖论:主观上意图“造美中和解之局”,客观上却“入了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

四、北京不统而统战略的投射与疑台论的发酵

从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来看,郑丽文访美所引发的效应,在客观上完美地嵌套进北京对台政策的新典范——“不统而统”。

近年来,历经俄乌战争的消耗与其内部军工体制腐败的教训,北京当局已深切体认到,单纯依赖高风险、高代价的军事武统,极易引发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与美日同盟的实质干预。

因此,北京的对台战略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移,抛弃传统“和统”与“武统”的二元对立,转向融合硬性治理权延伸与软性结构性渗透的“不统而统”路径。

“不统而统”战略的核心,在于将“时间”转化为对抗台湾民主体制与主体认同的非对称武器。其具体机制由两条轴线交织而成:在硬性维度上,透过常态化的近海执法与军事演习,逐步虚化台海防线与治权边界;在软性维度上,则是在台湾内部扶持代理人、吸纳知识系统,利用台湾内部的民主撕裂与安全焦虑,埋下分化社会根基的种子。

郑丽文此行倡导的“疑美论”与对北京“和平善意”的背书,恰恰为北京的“不统而统”提供关键的战略养分。当华府的“疑K论”因为郑丽文的言行而建制化时,其最危险的突变,就是转化为对整个台湾防卫决心的“疑台论”,进而演变为“弃台论”。

北京的战略图谋,正是希望透过《造局者》所宣传的和平叙事,向美国传递“台湾内部防卫意志彻底分裂、多数民意拒绝抵抗”的错误信号。一旦华府决策圈判定台湾社会缺乏捍卫民主主权的“本体安全感”,美国主张的“拒止性吓阻”(Deterrence by Denial)政策便会发生动摇。

这种战略意志的软化,将为北京开创致命的“机会之窗”,使其得以在美日同盟的准备完全成形前,对台实施预防性升级或实质的融合统一。

郑丽文的访美,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吹皱了华盛顿的一池春水。它不仅是一场在野党的外交挫败,更是一面照出美台互信底牌的镜子。国民党主观上宣传的《造局者》叙事,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下,间接的帮助北京在华府激起一片波澜,甚至对台湾进行更严厉的再评估,被动的成就北京所期望的目标。

中国或可不战而得台湾:特朗普模糊态度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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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中领导人北京峰会后对台湾局势的一系列说法引发了美国政策界的极大担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与该协会(CFR)的研究员石宇(David Sacks)在《外交事务》撰文(文章英文题目为“China Could Win Taiwan Without Fighting: The Cost of Trump’s Equivocation”)指出,北京正试图通过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涉台决策,逐步重塑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边界,并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信誉。他们认为,台湾不仅是美中关系中最具危险性的议题之一,也是检验美国联盟体系与国际秩序韧性的关键节点。他们提出,要修复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言行对美国台海政策造成的重创,白宫必须马上批准目前被搁置的对台军售,即使这个决定会造成中国领导人取消今年9月下旬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们还说,拜登总统在任内四次表示一旦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必将武装干预;这样的表态是正确的,应该用它取代美国现在在台海问题上奉行的“模糊战略”(strategic ambiguity)。

本站特约作者徐宇深(Emerson Tsui)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

美中两国政府均主张,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也都认同,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引发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上月在北京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借此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

然而,此次美中峰会的结果远非令人安心。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迈出了第一步,启动了将持续推进、旨在促使特朗普政府疏远台湾的努力。特朗普的访问刚一开始,中方就发表声明,披露了中国领导人向特朗普发出的警告: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反之,“两国将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使整个关系陷入严重危机”。

中国领导人意在重新定义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与他的前任前任一样,中国现任领导人认为防止台湾永久分裂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并将台湾维持自治状态视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的体现。然而,与前任不同的是,现任领导人似乎将推动台湾纳入中国管辖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视为其政治遗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早在2013年任期伊始,中国领导人便指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延下去。此后,他多次强调,实现对台掌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必须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完成的任务。

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指示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他更倾向于不发一枪一弹便控制台岛。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发动战争——即便对手实力较弱——总是充满风险。如果中国领导人下令攻台并陷入持久战,他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将面临威胁。此外,中国领导人也深知,对台动武将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至少会采取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实施重创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制裁等反制措施。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定,若想兵不血刃地控制台湾,最稳妥的途径在于特朗普;特朗普素来频频批评台湾,并质疑协防台湾是否明智。在5月峰会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特朗普在谈及台湾内部政治时借用了北京方面的论调,并暂缓推进原定对台军售。随后,特朗普重申了“台湾窃取了美国芯片产业”的说法,并表示不愿让美国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台湾卷入战争。其政府团队领会了这一意图。此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只字未提台湾:这是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同类演讲中未提及台湾。

究竟是什么驱使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并背离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台军售政策——尚不清楚。他或许认为,这是缓和台海紧张局势、避免(美中)爆发武装冲突的最佳途径;也可能是因为他认定,削弱对台支持,是换取更大的对华市场准入或与北京实现更广泛的缓和关系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则清晰得多。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常态”。如果中国能促使美国政策发生转变,从而加深外界对华盛顿可靠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已因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普遍持怀疑态度而有所蔓延——那么台湾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除了按北京的条件寻求妥协外,别无选择。这种事态发展将引发整个地区的警觉。美国的盟友将开始质疑把自身安全托付给华盛顿是否明智,这将导致实力平衡发生决定性转变,使局势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美国的决策者应当认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停止在对台承诺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眼下,中国领导人正一步步逼近他想要实现的目标。

新常

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着手推进其计划中的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让特朗普相信台湾正在谋求法理独立,并认为除非华盛顿约束台北,否则这一趋势将引发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最终甚至可能导致美中战争。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已经奏效:特朗普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台湾现在有人想搞独立”,而且台湾领导层“想发动战争,并相信美国的支持。” 这些言论与事实恰恰相反: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并未推动法理独立,并以克制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下一步,与此同时也是涉及到更为直接顾虑的事宜,在于确保特朗普不会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此,中国领导人同样捷足先登。在同一场福克斯访谈中,特朗普说,他正将军售计划“搁置”并认为这一搁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从北京返回美国的航班上,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同中国领导人就(对台)军售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与长期以来美国不同中国协商对台军售事宜的政策完全相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曾重申这一承诺,但现在总统本人则在返程航班上摒弃了这一点。

即便这项军售案最终得以推进,这种延宕也已让北京获益。中国并不特别在意具体武器是否交付给台湾——尤其是考虑到即便军售获批,相关武器也要数年后才会运抵岛内。相反,促使特朗普暂缓批准的真正意图在于树立先例,即华盛顿在未来对台军售问题上需与北京磋商;同时,此举旨在动摇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信心,进而削弱台湾的防卫决心,并助长岛内的亲华政治倾向。

美中峰会非令人安心

既然现在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乐意重新协商长达数十年的美国对台政策,他将继续施压,迫使美方作出更多让步。比如,他将有可能敦促特朗普明确背书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将代表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并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还可能要求华盛顿降低与台湾,乃至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层级。这将进一步削弱威慑。他还可以游说特朗普,转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避免干预台海事宜。

中国正试图就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建立一种“新常态”。通过促使特朗普做出前任总统未曾作出的表态,并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中国领导人正在确立一种新的行为基准,并将在未来要求特朗普及其继任者遵循这一基准,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与北京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未来甚至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就台湾独立问题向台湾领导人发出类似警告,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北京磋商,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代价。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中国便可能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台湾的胁迫,并对美国采取惩罚性措施。我们不妨称这一切措施为“中国式联动”。

与此同时,北京正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力度。美中峰会结束数周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起了一场所谓的“特别海上执法行动”,期间中国海警对商业航运进行了干预。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还进入了台湾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的禁限水域。通过这两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北京正试图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并为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海上隔离(quarantine)奠定基础。

连锁

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特朗普作出的这些让步,目的在于加深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从而服务于中国将台湾进一步纳入自身轨道、削弱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更直接的后果是,美国信誉的受损可能逆转台湾近年来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已增加一倍,目前约占GDP的3.3%;台北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前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于2035年前实现的水平。今年5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用于向美国采购关键军事能力,包括防空拦截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坦克和反装甲导弹。

但如果台湾不再相信美国会通过军售帮助其强化防卫能力,并在必要时出面干预,那么台湾政治人物将越来越难以证明,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能够有效威慑或击退中国的攻击。根据2026年一项在台湾进行的民意调查,仅有34%的受访者认同“美国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过去五年间,这一比例已下降逾十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言论以及其在军售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很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一数字。

随着台湾社会对美国保护承诺的信心逐渐流失,对防务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将更加不愿支持他们认为效果有限的国防预算。而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多妥协与接触的论调,则将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北京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推动在野的国民党朝更公开的亲中方向转变,并在2028年重新扶持一个经过重塑的国民党重新执政。

北京更向于不而屈人之兵。

美国削弱对台支持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在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对台政策被视为衡量美国安全承诺强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华盛顿愿意通过谈判削弱对台支持,地区国家将得出结论:它们已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充军备,考虑获取核武器,并推行更具自主性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未必与美国利益完全一致。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则会认为,除了顺应北京的偏好之外,它们已别无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支撑美国亚洲战略地位、并构成华盛顿相较北京最重要优势的地区联盟网络,都将遭受严重损害。中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北京甚至可能借此限制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面对一个更加大胆自信的中国,而自身又缺乏强有力盟友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国防资源来保障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外界认为美国正在削弱对台湾的支持,其他国家将更难采取强化威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动摇台海稳定。近年来,美国在推动台湾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英国的双边声明已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做出强调,七国集团的多边声明亦然。华盛顿已鼓励其盟友和伙伴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并思考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它们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国家冒激怒中国之险的意愿取决于对美国支持的信心。如果美国降低对台湾的承诺力度,它们也会重新评估自身的立场。

平衡

美国有充分理由不让中国在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制造裂痕。从军事角度看,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而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至台湾和菲律宾。一旦中国控制台湾,其在太平洋进行力量投射并威胁美国领土将变得容易得多,美国也将难以保护其条约盟友——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免受中国的侵略。中国还将能够控制日本赖以获取能源和粮食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使北京对东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允许台湾受制于中国的管控将会是对自由民主的致命一击。纵使面临着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极权主义近邻的生存威胁,台湾民众已成功建立起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一。对中国公民而言,台湾是一个例子,说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能够以民主形式欣欣向荣。扼杀这一民主将使区域内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噤若寒蝉。

涉台冲突在经济方面同样致命。根据彭博社的估计,这一战争将会从全球总产值中吞食10万亿美元。这是比新冠病毒还要严重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台湾生产了绝大多数世界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从智能手机到电脑,武器,以及人工智能服务器,它们为一切所需。但芯片生产并非使将台湾至于全球经济核心的原因。整条人工智能供应链经由台湾运转,并且由一个包含上百家台湾公司的生态系统所支持。因此,台湾现今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要多于从中国进口的。尽管美国正在寻求将半导体生产本土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仍将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伙伴。当前美国生产的最先进芯片仍需运往台湾进行后端加工。即便本土化生产获得广泛成功,在未来多年内,全球绝大多数最先进芯片仍将由台湾生产。

假如中国在建立美国对台政策新常态的尝试方面获得成功,最坏的情况将愈发有可能上演。但华盛顿仍有机会打乱北京的战略,并弥补特朗普涉台言论和暂停军售决定所造成的损害。第一项任务是批准对台军售案。中国领导人或许将以取消九月份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作为回应,但这将会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领导人最终明白台湾并非是他的囊中之物。

眼下中国领导已越接近他所求的成功

然而,仅凭新的对台军售,并不足以消除特朗普言论所引发的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特朗普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威慑中国的侵略行为,例如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移,协助台湾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台湾现在必须加大投资,以确保其能够在危机期间——即外部补给极为困难之时——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发出明确信号,明确表态其致力于保卫台湾,并期待伙伴国家为美国主导的防卫行动作出贡献。拜登总统曾在四个不同场合公开作出这一承诺,为我们于2020年在《外交事务》提出的“战略清晰”进行了背书。尽管高级官员后来令人遗憾地试图淡化总统的表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言论并未引发美中关系危机。恰恰相反,这些表态很可能打消了北京试探美国决心的念头。

使美国对台承诺在今日可信,需要美国在区域内维系充分的军事实力,以及军队的充分部署以应对台湾突发情况。这同样需要美国反击中国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的行动,比如谋求同台湾海岸警卫队的更充分的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应使中国明白,华盛顿并不寻求对抗。美国应当向中国做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将继续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支持任何关于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只要它们获得台湾人民的准允。

美国已对中国攻台维系了数十年的威慑,并且能够继续维持这一威慑。中国军队发动两栖入侵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台湾的防务优势,美国在水下战争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友军队的联合实力,都对华盛顿有利——只要盟友——特别是台湾和日本——认为美国值得信赖。

但现在,华盛顿还必须抵御来自北京的另一条战线。一个日益强大、自信且更具进取性的中国,正试图通过一步步说服华盛顿疏远台北来挤压台湾,而这一过程正始于推迟甚至取消拟议中的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正中中国领导人下怀的言行,并认识到,防止台海爆发冲突、避免中国吞并台湾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北京毫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美国经济为何在G7国家中表现最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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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届七国集团(G7)峰会6月15日到17日在法国上萨瓦省的埃维昂莱班(Évian-les-Bains)举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G7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依然“一枝独秀”,显著领跑其他成员国。

尽管一季度美国GDP年化增长率为1.6%有所放缓,但IMF对美国2026全年的实际GDP增长预测仍高达2.3%。这表明市场预期其下半年在科技投资和强劲内生的资源优势带动下,整体势头依然稳健。加拿大(1.5%)紧随其后。作为同属北美的资源型经济体,加拿大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对冲,在图表中位列第二,预期明显好于欧洲和日本。法国(0.9%)、英国(0.8%)、德国(0.8%)、日本(0.7%)和意大利(0.5%)的全年预测均未破1%。

从名义GDP的维度来进行比较:美国32.4万亿美元,英国月4.26万亿美元,其他G7国家则更低。

美国经济的最大弱点和隐患也很清楚:高赤字和高债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2026年财政赤字约1.9万亿美元,占GDP 5.8%,长期会继续扩大。

6月14日BBC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为什么美国经济不断逆势而上?》。文章提出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已久的一个谜题:尽管面临同样的全球冲击,为什么美国经济仍然能够继续优于许多同行?

文章指出:“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大多遭受了一系列冲击。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政策扰乱了全球贸易。大规模遣返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而中东冲突则导致油价暴跌。许多经济学家曾预期这些压力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然而,美国经济却持续稳步增长。尽管通胀有时难以控制,但许多人担心的经济增长疲软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局面并未出现。”

最近SpaceX上市、估值突破2万亿美元,而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豪”这一趋势能够持续,那么它说明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发财了,而是反映了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正在发生几个深层变化。

SpaceX已经不是普通企业,它承担任务美国国家安全、军事卫星、乌克兰战场通信、导弹预警系统、太空探索等重大任务。投资者给予SpaceX极高估值,并不是因为它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市场相信它未来可能控制全球卫星互联网(Starlink)、 商业航天发射、月球与火星运输、军事通信网络和AI算力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实际上是在为未来20年的战略地位定价。

这也说明: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的创新融资体系。中国能造高铁,德国能造机床,日本能造汽车,但目前只有美国能够把一个烧钱二十年的火箭公司,最终变成价值2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欧洲和日本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往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美国经济能够持续领先其他G7国家,最核心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政策,而是同时拥有其他G7国家无法全部具备的优势:

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第一。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企业,例如微软、苹果、英伟达、Alphabet、亚马逊等,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最近最热门的OpenAI 、SpaceX、xAI等,也全部来自美国。未来增长最快的AI、云计算、商业航天、生物科技,美国占据绝对优势。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资本市场,能够把创新快速转化为资本例如:SpaceX、OpenAI、Tesla,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获得数百亿美元融资。欧洲很难做到,日本更难做到,中国近几年融资环境也明显收缩。美国拥有:华尔街、 纳斯达克、 风险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全球美元体系,形成完整融资链条。因此创新企业成长速度远快于G7其他国家。

美国的人口结构明显优于欧洲和日本,这是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日本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降,意大利老龄化严重,德国出生率长期偏低。美国虽然出生率下降,但依靠移民持续补充劳动力。美国人口已经超过3.4亿,而且高学历移民不断流入,很多AI企业创始人本身就是移民。因此美国的人口红利远强于日本和欧洲。

美国的能源优势,在俄乌战争后差距更加明显。美国同时拥有页岩油、 页岩气、核电、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则眼中依赖进口能源,能源成本直接影响工业竞争力。

美元是美国独有优势。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国政府发行国债时,全球资金都会购买。美国企业融资成本长期低于多数国家。美国出现危机时,资金往往反而流入美国。这是一种其他G7国家都没有的优势。

美国的大学和科研体系领先全球。全球顶级大学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例如哈佛、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州理工等。这些大学不断输出AI技术、 半导体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航天技术,形成创新循环。

美国经济之所以在面临全球性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重组以及通胀压力等多重冲击时,依然能表现出强于其他G7国家的韧性,其庞大的内需市场(尤其是占GDP约70%的居民消费)确实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缓冲垫”与“主引擎”作用。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和海外需求疲软的打击。而美国经济的结构特征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本土市场内部实现自我循环。海外市场的萎缩或波动,传导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深度和速度,会被这层巨大的内需缓冲垫显著稀释。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超前消费”文化、完善的信用消费体系,使得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具有极强的惯性。即使在经济预期走弱的周期中,居民服务类消费(医疗、娱乐、金融、餐饮等)依然保持刚性,为经济增速提供了一个不可跌破的下限。

庞大的消费市场并非空中楼阁,它能够持续繁荣,得益于美国独特的财富传导机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过去几年中,尽管面临高利率环境,美国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历史低位,劳动力市场持续供不应求。薪资的稳步增长直接转化为居民口袋里的购买力。只要就业不崩塌,消费的底座就依然稳固。

在全球供应链遭遇瓶颈、商品价格飙升时,美国内需市场的另一个演变稀释了这一冲击——即向服务业消费的深度转型。医疗保健、科技服务、法律金融、娱乐旅游等服务业,占到了美国居民消费的绝大部分。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不可贸易品”,其生产和消费均在本土发生,不依赖长距离的跨国物流,也不易受到海外关税波动的干扰。这种结构使得美国经济在面对诸如全球航运受阻、海外能源危机时,本土的服务业生态链依然能够全速运转,创造就业并消化内部购买力。

美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能够长期维持“入不敷出”(低储蓄率、高负债消费)的状态,背后有全球独一无二的机制在支撑,即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储备货币的红利。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和美债,直接从全世界购买廉价的商品和资源。换言之,全球的制造大国都在加班加点为美国的内需市场提供源源不断、价格相对低廉的实物商品。当全球发生动荡、爆发地缘危机时,全球资金为了避险反而会疯狂涌入美国资本市场,推高美元汇率。强势的美元进一步提升了美国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实际购买力,变相让全球为美国的内需“缓冲垫”注入资金。

但是,美国并非没有问题。最大的三个隐患是:

财政赤字过大。美国国债规模已超过36万亿美元。这是所有G7国家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

贫富差距扩大。科技产业创造大量财富,但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和个人。例如马斯克、贝索斯等超级富豪。

制造业基础相对削弱。虽然高端制造仍强,但中低端制造大量外移。这也是美国近年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从未来十年的角度看,真正可能决定美国是否继续领跑G7的,不是传统制造业,而是AI、半导体、商业航天和生物科技这四个领域能否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外媒: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在G7又因珍珠港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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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G7)领导人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进行了约5分钟的一对一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

据日媒《日刊现代》6月19日报道,在法广综合频道“France Inter”18日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回声报》记者透露,在该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G7峰会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了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

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似乎是因为特朗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名法国记者称,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今年3月19日高市早苗访美时,一名日本记者质问特朗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被特朗普拿珍珠港事件回怼,直言“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这个“地狱级笑话”当时就让高市绷不住,惊恐瞪大双眼,倒吸一口气。

今年3月,特朗普当着高市早苗的面提起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视频截图

日媒提到,《回声报》是法国老牌经济媒体,而该报记者做客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法国政府部长级官员也经常参与,颇具影响力,暗示关于特朗普和高市早苗争吵的爆料有一定的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法媒的爆料属实,就在被曝发生争执后的第二天,高市早苗仍与特朗普举行了一场约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消息,高市当面向特朗普表达了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欢迎,重申了继续执行日美关税协议的必要性,还谈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及中东等国际形势,并确认日美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而特朗普的态度就更耐人寻味了。在G7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他言辞间流露出对日本的不满,称美方曾要求日本加入对伊军事行动,却被日方以“不愿卷入其中”为由拒绝。不过,在记者会接近尾声时,特朗普又称高市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她认为我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自美国挑起对伊朗的战事以来,高市早苗没有就此事发表过任何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她一边称“只有唐纳德(特朗普)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边又承认全球经济因中东冲突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两面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批评。

在野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说,高市对美以攻击伊朗一句批评也没有,反而赞美特朗普,这种对美追随式外交实在令人遗憾。

(来源:观察网)

美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报告:美中关系走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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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近日发布了一份题为《美中关系走向稳定》的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在备受瞩目的北京“特习会”举行前夕,美中两国的专家学者于2026年5月举行了年度“第二轨道”(Track II)闭幕对话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尽管两国的战略竞争仍将长期持续,但“稳定双边关系”已成为当前最现实且可行的短期目标 。

报告共同执笔人、NCAFP亚太安全论坛主任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与副主任艾米丽·斯帕克曼(Emily Sparkman)在报告中指出,美中双方均清醒地认识到,一场失控的对抗将带来无法承受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 。因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护栏”成为两国当务之急 。

报告密切关注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峰会 。两国元首同意将未来双边关系框架定调为寻求“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这一框架表明,两国的根本利益都在于“避免冲突” 。 然而,报告也坦言,华盛顿与北京对“稳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北京更看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提升关系的预测性,并希望遏制美方的“技术打压” ;而华盛顿则在声明中强调“公平与互惠”,折射出其对供应链依赖和技术竞争的持续顾虑与不信任 。这种缺乏互信的心理使得双方往往将已达成的协议(如中方购买200架飞机的意向)视作应对未来局势升级的“谈判筹码” 。

在区域安全方面,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潜在冲突源 。中方学者对美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台军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媒体的推波助澜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 ;美方学者则对中方加大军事施压和威慑手段表示担忧,认为这容易引发螺旋上升的挑衅 。 不过专家普遍预测,短期内两岸并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军事对抗 。特朗普总统在峰会后的表态也释放出其希望维持“战略模糊”的信号 。此外,报告还提醒,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向、南海争端以及中东(伊朗)局势等第三方地缘政治风险,都有可能外溢并冲击美中关系 。

报告指出,贸易、技术和投资的“安全化”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战场,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 。美国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以及对“双用途”技术的界定,让中方更加坚信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了“相互确保经济毁灭”(MAED)的新概念,指出过去由于经济高度互补而产生的威慑力正在减弱,两国正步入深水区的“选择性脱钩” 。但有趣的是,这种“相互脆弱性”——即中国对先进半导体的需求与美国对关键矿产的依赖——反而可能转化为一种倒逼力量,迫使两国有意愿去管理竞争,避免触发破坏性的全面经济崩盘 。

尽管本次峰会并未达成太多具体的实质性交易,而是侧重于两国元首的“关系建立”,但双方宣布成立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为未来的机制化沟通提供了可能 。

NCAFP报告在总结中呼吁,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已不可逆,但未来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效地预防竞争演变为冲突 。报告建议两国政府应超越政治周期,在人工智能(AI)安全、芬兰太禁毒执法、危机管理、两军沟通以及教育学术交流等利益交汇的领域,积极扩大并深化制度化的沟通管道,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来稀释误判风险 。

上海美商会前主席季恺文:中国制造业依然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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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吸引了无数西方企业进入其广阔的市场。然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目前正承受着严峻的压力。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威胁着全球贸易,并迫使企业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中国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改变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使双方的关系陷入了更具对抗性的局面。

上海美国商会的前主席季恺文(Ker Gibbs)亲眼见证了这些转变。作为一名讲流利普通话并在亚洲生活了20多年的高管,季恺文还曾在苹果(Apple)、迪士尼(Disney)和汇丰银行(HSBC)担任过要职,并曾出任汇丰大中华区技术与媒体主管。目前,他是财务顾问公司 Foresight 的合伙人,同时也是旧金山大学的驻校高管。

在他的新书《脆弱的巨龙:贸易、特朗普与中国的软肋》(The Fragile Dragon: Trade, Trump, and China’s Vulnerabilities)中,季恺文挑战了美中关系叙事中最常见的一个假设:即中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超级大国。相反,他认为中国在结构上比表面看起来更脆弱——这表现在其对全球市场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国内债务和房地产失衡的削弱,以及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政治僵化限制。

Vimi Wang: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脆弱的巨龙”这个书名听起来颇具挑衅性。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深信不疑。您为什么用“脆弱”这个词?

季恺文: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在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几个关键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崛起大国,而且似乎正准备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复制同样的成功。结果就是,中国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变成了一个“10英尺高的巨人”般的敌人,我认为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定义为敌人,那它几乎肯定会变成敌人。而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某种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那就会扭曲我们对实际应对对象的理解。是的,中国是一条巨龙——它很强大。它的经济、劳动力、企业和创新能力都非常惊人。但它并非样样精通,它的确存在真正的棘手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是地缘战略上的。一些是自找的——我认为正是这些政策选择造成了真正的结构性弱点。还有一些纯粹是地理事实,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无法改变。拿中国的地理位置来说,它与14个国家接壤,并且与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有着延续几个世纪的边界纠纷。如今,最明显的是与印度的争端,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海上边界,中国面临着与日本、菲律宾的摩擦,更不用说更广泛的南海紧张局势了。

现在把这与美国对比一下。我们只有两个陆地边界,而且都是相对友好的邻国,两侧则是广阔的大洋。从地理上讲,我们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两个陆地边界和14个陆地边界之间的区别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我所说的脆弱性。我并不是在论证中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不是我的论点。

Vimi Wang:基于您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在数据指标反应出来之前,您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什么,从而坚信这个超级大国的根基存在真正的脆弱性?

季恺文: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中央集权的体制确实提供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的协调力和高效率。对于在华运营的企业来说,这种确定性实际上非常有价值——政府很少会掩饰其在哪些领域鼓励投资,在哪些领域不鼓励。如果你在政府支持的行业或地区运营,你会很清楚。如果你不符合规划,你也会很快发现,通常表现为事情迅速变得寸步难行。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府通过其“五年规划”来传达其优先事项,外国商业界对此进行了密切研究。在勾勒中央政府想要鼓励什么和不鼓励什么方面,他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矛盾之处在于:虽然目标传达清楚了,但决策过程本身却极其不透明——而这完全是设计使然。中国的领导层根本没有兴趣让外界看清其内部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美国截然相反。在美国,透明度有时甚至到了过头的地步。你可以打开 C-SPAN 频道,实时观看参议院委员会辩论国家安全问题。然而,在中南海内部放一个摄像头的想法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种不透明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当一个系统必须同时控制信息、资本和人才——当“控制”成为运行原则时,这并不是力量的象征。这是脆弱性的表现。一个真正自信的系统不需要去控制一切。

Vimi Wang:关于“双刃剑”的观点引人深思——抓得越紧,往往越暴露出底层的软肋。您在书中写到了中国内部的几个“灰犀牛”式的慢动作危机。哪些危机在您看来最为严重?又是什么让它们没有彻底对经济造成全面冲击?

季恺文: 每个人都在关注的危机是人口问题——即中国正在面临人口枯竭。劳动力人口在 2012 年左右见顶后便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但实际上,我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一场“生产率危机”,而非单纯的人口危机。

在人口方面,任何政府在改变人们生育意愿上能做的事情都非常有限。目前,官方正在做惯常的事——刷标语、挂横幅、向女性施加生育压力。但这不起作用。家庭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处境来做决定的,而不是看政府的宣传活动。

政府真正能控制的是生产率。在经济学中,GDP 增长来自三个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如果你看看中国增长最快的年份——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两位数扩张——在这场暴涨之前很久,人口增长其实就已经趋于平缓了。当时推动增长的是生产率的超常飙升,而这个引擎现在已经熄火了。前几年对科技行业的整顿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选择案例,它在人工智能使生产率变得最关键的时刻,主动压制了生产率。

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 21 世纪初,政府对互联网公司采取了极度“甩手掌柜”的态度——新浪、搜狐、百度都是在相对宽松的监管下发展起来的。而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治理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一位风格截然不同的领导人。他将共同富裕置于高增长之上,虽然作为一种价值观这并没有错,但这确实给 GDP 的扩张设定了一个上限。

一些分析师看到这种轨迹,认为中国正走向属于自己的“失落十年”——类似于日本式的长期停滞。考虑到目前的政策走向,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官方数据显示 GDP 增长在 4% 到 5% 左右,虽然没有人会全盘接受官方统计数据,但实际数字可能仍然在 2% 到 3% 的区间。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来说,这依然意味着庞大的经济活动总量。

贸易是另一个值得密切观察的慢动作危机。中国深度依赖出口——它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产能,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来消化。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是大约 80 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它与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贸易顺差。澳大利亚是个显着的例外,它向中国出口矿产从而拥有贸易顺差。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地方,不平衡都向中国倾斜——这正日益成为摩擦的源头,中国无法再单纯靠增加出口来摆脱这个困境。

Vimi Wang: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先是在 2018 年,现在又在第二任期内继续——其目的是强迫中国的经济发生结构性改变。这实际上伤害到中国了吗?还是反过来为北京提供了政治借口,从而加速了其自主可控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季恺文: 绝大程度上是后者。贸易战并没有对中国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更没有迫使其经济发生任何结构性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它赋予了北京更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去追求自给自足,并加速使其多元化布局以远离美国。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下降了,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上升了。净效应可以说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超过了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这是一个典型的“墨菲定律”或“事与愿违”的案例。

贸易政策真的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原因之一是商业就像水一样——它总能找到出路。你堵死了一条通道,它就会流向另一个地方。我们在第一轮特朗普贸易战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予以反击时,加州杏仁进入中国突然面临高额的进口税。几乎在同一时间,越南对杏仁的需求量激增。原因显而易见——越南购买这些杏仁,然后再转运到中国。当你制定政策却不考虑市场如何自我调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夸大“脱钩”的程度。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欧洲仍将是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市场,这就带出了一个核心点——双边关系必须得到修复。中国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遵循类似的模式,但那里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乌克兰。这场冲突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它实际上阻碍了中欧之间任何实质性的关系重启。

Vimi Wang:在关税、供应链重组以及新冠疫情发生的五年后,在这场经济相互依存的博弈中,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华盛顿还是北京?

季恺文: 说实话,很难说谁是赢家,因为两个国家都在互相伤害,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在伤害自己。如果你看看现在的美国经济,真的很难去定性。股市虽然维持在高位,但就业、GDP增长以及大多数其他指标都比较疲软,通胀也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疾。我不会说美国经济疲软,但在大多数关键指标上它确实表现欠佳。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目前很疲软。你可以将其归结为新冠后遗症,但我可以说得更精确一些:这是一种“新冠政策后遗症”。问题不在于新冠病毒本身,而在于中国应对它的方式,特别是在第三年,当病毒已经从德尔塔(Delta)变异为奥密克戎(Omicron)、且动态清零政策显然已经失效的时候。北京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而是选择硬挺——这种僵化让他们付出了比 GDP 更难恢复的代价:公众的信任。

在疫情的前一年半到两年里,政府的防疫管理实际上是非常高效的,民众也非常信任。但当政策未能顺应变化、封控接踵而至时,这种信任就被侵蚀了。其结果是导致了持续低迷的消费信心,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有所回升。

所以,我不认为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很明显的是,两国一直在采取意图伤害对方的行动,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都伤害了自己。美国是否能在这场博弈中获得更好的贸易平衡并在国内实现制造业复兴?我没看到这方面的证据。而中国虽然大幅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但还远未达到彻底消除依赖的地步,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两个经济体仍然深度交织在一起。

Vimi Wang:在您领导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些年里,外国公司在进入中国时,至今仍在犯的最大单一错误是什么?

季恺文: 每个案例的情况都不同,但其中存在某种规律。eBay 是我在书中写到的案例之一,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当时,其 CEO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将中国视为必须赢下的市场,这导致她从美国总部施加了过多的控制。在一个以速度定义胜负的市场中,这是致命的。

中国市场变化太快了,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快速做出决策。当每一个电话都必须打回加州总部请示时,仅仅因为时差和审批链,你就已经损失了好几天。与此同时,本土竞争对手能瞬间做出同样的决策。这种差距会迅速呈指数级放大,eBay 从未缩小过这一差距。此外还有文化上的误判。当 eBay 与淘宝竞争时,他们没有完全搞懂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他们继续以一种刻板、结构化的方式运营,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则更具变通性。

看看当下的商业环境,我看到很多公司正在犯相反的错误——一种对建立合资企业(JV)本能的抗拒。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像福特和通用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是被迫与国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的,那些国企庞大、低效,且主要目标是为了提取技术和执行政府政策。那些确实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那段经历给西方企业如何看待在华合资企业留下了持久的心理阴影。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在我们这次对话之前,我还正在跟一家我担任顾问的公司通电话,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认真考虑建立合资企业。在 2026 年的今天,潜在中国合作伙伴的质量——他们的管理团队、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市场敏锐度——与 30 年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本土公司其实根本不需要外国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出于特定原因想要一个,但他们不是必须需要。这彻底改变了合作的动态关系。

因此,现在的错误在于盲目假设“单干”自动成为了最佳选择。中国市场竞争极其惨烈且极其复杂。对于今天的许多公司来说,与本土企业合作、甚至是向其提供技术授权,可能是更明智的出路。

Vimi Wang: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是永久性的吗?还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构性转型的早期迹象,只是还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中国似乎意图在供应链的每一个层级都保留制造业。您认为这有多大的可行性?

季恺文: 现在的制造业比人们通常假设的要细分得多,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在低端领域——基础金属加工、服装裁剪缝纫、简单的组装——中国已经由于成本原因放手了。这些行业已经转移到了越南、孟加拉国、墨西哥等地,而且我认为它们不会再回来了。中国单纯是在这一层级的成本上把自己淘汰了,这本身就是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

但先进制造业完全是另一码事。中国从根本上是一个“建设者经济体”,这在文化、体制和基础设施中根深蒂固。如今中国的工厂干净、高度自动化,且越来越多地由机器人驱动。这不是大多数人脑海中对中国制造的固有印象,但这是现实。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制造物品方面将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更让我担心的是美国这一边。我们已经在相反的方向上偏离得太远了——说服自己我们只需要服务业经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而蓝领技术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低人一等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在我们应对这一转变时,需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对美国来说,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想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来支持它?我目前没有看到国内在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我看到的反而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锁死在同样的政治口水仗中,而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却无人解答。

Vimi Wang:在竞争、遏制和共存之中,华盛顿应该将哪一个作为核心目标?政策制定者对中国至今还抱有的最危险的幻觉是什么?

季恺文: 最危险的幻觉就是“遏制”本身——特别是混淆了“军事遏制”与“经济遏制”。在军事层面上,遏制是有意义的。比如在南海进行反制,或震慑针对台湾的潜在行动。这些都是合法的战略目标,那种威慑既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经济遏制完全是一个幻想。遏制中国经济是做不到的,坦白说,这也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我们已经丢掉了美国历史上对待对手的成功逻辑。回到一百年前——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和德国。我们在军事上击败了他们,然后我们做了与遏制他们完全相反的事。我们投资于他们的战后重建,因为我们明白,繁荣的国家会成为市场和合作伙伴,而不是永久的威胁。这一逻辑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简单地重演战后的剧本——世界已经变得太不一样了。但底层的原则依然适用。如果我们把中国定义为敌人,我们就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如果遏制成为我们的指导框架,我们就是在让自己致力于一个既无法实现又注定自食其果的战略。

正确的方法是“竞争性共存”——在贸易和经济上与中国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涉,同时在安全领域保持清晰的底线。这比直接挑起冲突要难得多,它需要华盛顿展现出比近期更多的政治智慧。但这却是唯一一条不会导致两败俱伤的道路。

中国成为G7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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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5-16日,G7峰会在法国埃维昂召开。

开会前,由于美欧之间的争吵和G7的内部分裂,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本次峰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却想不到会议不仅发表了“联合公报”和“领导人声明”等文件,还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

巴西、印度等非成员国作为观察员或伙伴国出席了本次峰会的扩大会议,中国不仅没有被邀请参加,还成为本次峰会在经济博弈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被高频讨论的核心议题。

峰会直接指责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战略新兴领域,通过国家政策扶持造成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并向全球市场输出,严重破坏了自由市场竞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期间公开列举数据警告,称欧洲在刚过去的2025年经历了史上首次“所有成员国均对华出现贸易赤字”的局面(总赤字高达3600亿欧元),直言这种经济失衡“完全不可持续”。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成为了G7防范中国的重中之重。峰会指出,当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有“极少数玩家”垄断了从开采、精炼到工业加工的整条价值链(暗指中国)。G7批评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链风险,容易演变成特定大国将经济依赖性作为制裁他国的“武器化”手段或“经济胁迫”。为此,G7在公报中专门达成协议,要筑起高排他的供应链防线来对华“去风险”。

在地缘政治安全板块,G7发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用辞非常强硬,直指中国的周边海洋政策。声明中明确写道,G7“强烈反对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进行任何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峰会重申了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法治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要求所有分歧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以此对中国在周边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形成集体施压。

在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成果文件中,虽然G7将主要制裁矛头对准俄罗斯,但字里行间同样包含了对中国的“敲打”。峰会承诺要进一步向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施压,并强化了对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向其提供军民两用技术或物资支持的第三方国家(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警告与制裁预期。

尽管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严厉,但作为东道国的法国也展现了务实和分寸感。在本届峰会正式开幕前的6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特意主持了一场“全球趋同促增长”视频会议,邀请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大国代表参会。

G7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及了这一活动,并写道:“重申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就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原因达成共识并共同应对的共同利益。” 这表明,G7目前对华的整体策略依然是“一边在安全和供应链上筑墙死守,一边在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上保持接触”。

随着近几年G7的对华议程日益强化,其公报频繁涉及中国主权、台海、南海以及“经济胁迫”等指责,中国对G7的定性已经转变为“小圈子政治”和“冷战思维的产物”。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也不想加入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富人俱乐部”。中国更倾向于在G20(二十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BRICS)等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平台上,发挥核心大国的作用。

美欧之间的分裂在表面上达成了戏剧性的“阶段性缓和”,但在底层逻辑和长远战略上,欧洲的战略自主与美国的“美国优先”依然存在无法掩盖的错位。

过去一年,欧洲最深层的焦虑之一就是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导致能源危机再次席卷欧洲,并引发新一轮难民潮。特朗普主导的美伊最新协议,在本次峰会上得到了法、德、英等欧洲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和正面背书。这一协议直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风险。对欧洲而言,美国愿意通过外交斡旋稳定中东,极大程度缓解了美欧此前在国际安全政策上的对立,为大西洋两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政治安全公约数”。

在对俄和对华政策上,美欧本有着不同的温差,但本次峰会通过利益交换,达成了一致的对外交响:欧洲极度渴望美国维持对乌支持。本届峰会公报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防空和远程打击能力的交付承诺,这让法、德等欧洲大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作为交换,欧洲在公报中对美国重点关切的“反制非市场政策、应对产能过剩”进行了妥协与跟进。美欧同意在半导体、新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筑起联合防线。这种“你帮我顾后院,我帮你防前线”的默契,让本届峰会的联合公报看起来比外界预期的要团结得多。

尽管有上述缓和,但仔细研读轮值主席国法国的表态和峰会的深层议题,美欧的本质矛盾并未解决。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前明确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已成为“力量对抗与强权支配的空间”。欧洲对美国持续推进的排他性工业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的延续政策)极度不满,认为美国在通过“吸血”欧洲制造业来搞美国本土的绿色转型。

法国极力推动将传统的“单向援助”改为“互利伙伴关系”,并邀请了巴西、印度、肯尼亚等国,试图展示欧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南方战略;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将G7打造成一个地缘对抗的“战时内阁”。这种叙事上的不同,折射出欧洲不愿完全捆绑在美国“新冷战”战车上的拉锯心理。

峰会表明,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如俄乌、中东),美欧选择暂时搁置争议、抱团取暖。裂痕确实有所掩盖和缓和,但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危机的精明结盟”,而非价值观的重新回归。 一旦外部危机稍微降温,美欧之间关于关税、工业补贴和欧洲战略自主的摩擦,随时会再度浮上水面。

本次峰会,面对高度动荡的全球地缘和经济环境,七国集团发表了多份核心领导人联合声明与联合公报,一改过去“流于务虚”的传统,展现出极强的行动导向和西方内部的“抱团”防御色彩。

地缘政治是本次峰会成果最密集的领域,G7领导人发表了专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达成了两大关键共识:

中东危机:峰会全力背书“美伊新协议” 峰会成果文件中,G7领导人集体表态热烈欢迎并支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多国斡旋达成的美伊(美国与伊朗)最新历史性协议。G7将其定性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缓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为了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危机与水雷威胁,G7正式认可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独立、防御性多国护航倡议,以确保全球能源大动脉的通航安全。

乌克兰战局:峰会提供“新势头”军事援助 鉴于近期战场出现的局势变化,G7达成一致,将加大力度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能力、额外武器系统、拦截弹以及远程打击能力,并探讨发放许可支持乌克兰本土扩大军事生产。在经济上,承诺在接下来的冬季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韧性,并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G7联合公报聚焦于如何应对外部经济挑战,达成了一套极具进攻性的防御机制。

公报将矛头直接对准特定国家大规模、不透明的工业补贴以及扭曲市场的非市场行为,明确达成协议要在G7内部强化政策工具开发与数据共享,共同反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不公平竞争。

面对关键矿产高度集中的风险,G7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各方计划研究出台一套联合协调机制,包含共同的“韧性标准”、供需端多样化要求、价格差额补贴(price-gap subsidies)以及联合采购工具,严防关键战略物资被“武器化”。

在发展援助和对“全球南方”的关系上,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成功推动G7联手特邀伙伴国(如肯尼亚、韩国)发表了《关于互利国际伙伴关系的领导人宣言》:正式提出将传统的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单向救济”模式,转变为尊重长期经济主权的“互利共赢伙伴关系”。

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G7承诺强化落实G20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进行有序债务重组。同时,G7明确将利用各自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和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风险共担、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等市场化工具,大力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建设中。

除了宏观的大国博弈,本届埃维昂峰会还在社会治理领域推出了三份具备量化目标或具体行动的专项协议:

《关于抗击癌症的领导人倡议》: 这是G7历史上首次将癌症列为首要议题,各国承诺加强临床研究合作与医疗数据共享,并设定了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的长期数字化量化目标。

《关于打击毒品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针对跨境有组织犯罪,G7达成国际协同协议,将联合安全监管重心直接放在各大港口,切断毒品流入与恐怖主义的资金链。

《关于打击跨国人口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进一步收紧并协调了G7内部关于移民和反走私的司法与安全合作。

2026年埃维昂峰会的最核心成果,归根结底是西方阵营在“安全、能源与工业供应链”上完成了一次深度绑定的重组。它一方面体现为西方对中东和乌克兰地缘变局的最新外交与军事回应,另一方面体现为美欧日试图在绿色工业和关键矿产上筑起一道高排他的“经济防火墙”。

在刚刚落幕的法国埃维昂(Évian)G7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现场表现与反应极具其个人色彩。他将自己主导的“美伊新协议”作为核心外交成就带到峰会,在极力邀功的同时,对传统的跨大西洋盟友展现出了既务实又强硬的“双面”态度。

峰会开幕前,美伊达成60天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忘录。特朗普在峰会上将其作为重磅成果,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欢呼:世界各国的货轮们,发动你们的引擎,让石油流淌吧!

特朗普在现场签署了G7领导人联合声明,同意未来有必要签署后续协议以遏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面对欧洲盟友和国内鹰派关于“美国是否会向3000亿美元伊朗投资基金注资”的质疑,特朗普在峰会侧边会上公开愤怒反驳,表示“美国连10美分都不会出”。他坚称如果伊朗违约,美国随时准备“重新把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上”。他表示不反对海湾国家去投资,但那是别人拿钱,不是美国。

尽管欧洲领导人极力试图将乌克兰问题重新推回特朗普的议程中心,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但特朗普的反应让欧洲感到焦虑和分裂:特朗普在面对记者时发表了非常割裂的言论,直言:看,我们和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它对我们毫无影响,除了我们向乌克兰卖武器。我们离那里几千英里远。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应该达成协议”,并形容这场战争的伤亡是“荒谬的”。德国外交渠道透露,特朗普虽然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比以往更弱,但他显然失去了逼迫乌克兰割让领土的耐心,更倾向于促成两国元首前往美国直接谈判。不过,泽连斯基在会后透露,特朗普在提供导弹援助以增强乌克兰谈判筹码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

即使在盟友聚会的场合,特朗普依然坚定奉行“美国优先”和关税武器。就在飞往法国参会前,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当面警告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如果巴黎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美国将“别无选择”,直接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的报复性关税

虽然特朗普政府支持了公报中关于反制中国“非市场行为和绿色产能过剩”的强硬表态,但他对待供应链“去风险”的逻辑更多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而不是为了维护欧洲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在峰会上的互动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例如,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峰会期间未能获得与特朗普进行单独双边会晤(Bilateral meeting)的机会,引发了英国媒体关于“英国被冷落(Snubbed)”的讨论(尽管斯塔默随后在群发集体讨论中极力澄清对话很顺畅)。

特朗普在本次G7峰会上的反应表明,他正试图淡出欧洲的传统防务负担(如乌克兰),转而将美国的外交重心收缩到中东变局、石油通道安全以及美国本土的关税保护上。他对G7的联合宣言虽然签了字,但其行为方式依然表明他更倾向于“单边交易”,而非长期的多边同盟纽带。

中国已经从过去G7讨论中的一个经济议题,逐渐上升为连接经济、科技、安全、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综合战略议题。如果说冷战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苏联;全球化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经济增长;那么未来十年的G7,越来越可能围绕中国因素来定义自身的战略方向。

 

G7峰会聚焦全球失衡,但矛头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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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前后,围绕中国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本次峰会的主题虽然定在“全球经济失衡”、“供应链安全”与“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因素,尤其是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各种报道显示,与会各方立场分歧明显,可能难以形成统一对付中国的行动。

政客新闻网站6月12日的报道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推动G7就中国大量补贴驱动的出口、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市场扭曲问题达成共识,并将相关议题延伸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继续讨论。然而,由于G7并非中国参与机制,中方对相关倡议反应冷淡。在G7会议召开之前,法国组织了一场名为“全球增长对话”的视频会议,仅有部分G7领导人参与,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国方面则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重申“真正的多边主义”等立场,但未就“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作出直接回应。欧洲官员表示,这一对话更多体现为“象征性接触”,难以产生实质成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无动力在G7框架内调整其产业与贸易政策,而将相关问题转至其他多边场合更符合各方既有立场。

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士胡锡进认为,马克龙虽然总体对华友好,呼吁与中国加强合作,但他经常强调“全球经济失衡”,话锋直指中国对一些欧洲人来说,谈“全球经济失衡”就等于谈“中欧贸易失衡”,他们热衷于强调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3600亿欧元,并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扩大。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试图利用G7会议,向中国“出口扩张”施压。

政客新闻的报道进一步写道,欧洲内部对华贸易立场正在趋于强硬。法国近年来持续呼吁欧盟加强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马克龙近期亦表示,应赋予欧盟类似美国的更强贸易权力,并强调相关措施属于“公平保护”而非保护主义。德国方面的态度也出现变化。长期以来倾向对华保持谨慎的德国,如今在应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表现出更多支持加强措施的倾向。欧盟委员会也已表示,将采取行动应对与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不过,报道同时指出,欧美之间在对华政策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华盛顿不会等待欧洲协调立场,并将继续推进自身贸易政策路径。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背景下,G7内部难以就对华经济政策形成统一立场,本次峰会更多可能停留在“承认问题存在但难以形成共识”的阶段。

此外,《财富》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本次G7峰会的另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问题。分析认为,G7国家正同时面临两种结构性依赖:一方面依赖中国在关键矿产、制造业及绿色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依赖美国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美国对部分前沿模型实施差异化出口与使用限制,引发欧洲盟友不满。有欧洲政策研究人士指出,这种做法被部分国家视为“美国将AI能力工具化”的表现,可能标志着关键技术管制进入更加选择性阶段。尽管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峰会,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G7在AI治理与产业规则制定方面仍难以形成统一框架,其核心原因在于全球AI产业高度集中于美国与中国两大体系之间,其他成员国影响力有限。

政客新闻网站的6月15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G2”构想正在对G7内部协调机制造成冲击。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提出,中美两国可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框架,这一表述被解读为对G7多边机制的某种替代性设想。报道指出,美国在本次G7议程中并未将中国作为核心议题,而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渠道推进相关事务。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不会等待盟友形成统一立场,但在必要时仍愿意协调合作。这一立场使欧洲方面的政策推进更加复杂。欧盟虽已开始采取包括钢铁关税在内的贸易防御措施,但整体仍强调通过谈判与多元化供应链降低风险,避免引发全面贸易冲突。

胡锡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反思的是竞争力失衡,在中美欧三大经济板块中,欧洲竞争力下降是最严重的。欧盟工业生产2025年仅比2007年高5%,年均增长不到0.3%。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欧盟从2000年的26%大幅下降为约15%,中国这个数据是30%。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评论到,欧洲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主要经济体里最短,欧洲把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给拒了,无形中又把生产成本涨了一块。欧洲深度卷入乌克兰战争,而且经济的事情总要加入意识形态视角,寻求过度的“政治正确”。福利大把花钱的同时,像样的投资却跟不上,形同坐吃山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欧洲经济怎么能有竞争力的不断刷新?欧洲不能总想着保存量,搞“维持会”,它得展现内在的爆发力和各个主要领域的新张力。这比他们夸夸其谈“全球经济失衡”要有益得多。

美国政客新闻网15日援引分析称,面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攀升,西方国家都在讨论如何“加强协调”以“应对挑战”,但真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欧洲却显得万分谨慎。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查德·鲍恩认为,欧洲之所以迟迟无法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迈出更强硬的步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遭到中国反制,同时也担心一旦遭遇经济压力,美国不会站出来支持自己。

在此背景下,法国推动G7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被部分观察人士解读为试图在多边框架下为欧洲争取更多政策空间,同时向外部施加产业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