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对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高度执着塑造了一种被恐惧浸透的文化。来自政界、媒体、公民社会以及不断膨胀的“反恐工业复合体 的声音反复宣称，美国正面临一种生存性威胁。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政府被赋予广泛的新权力，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圣战主义活动的地方进行搜查和起诉；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另一场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这种预期也开始重塑美国社会本身。

作者：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史蒂文·N·西蒙（Steven N. Simon）翻译：Emerson Tsui

作者介绍：丹尼尔·本杰明现任柏林美国学院院长。2009年至2012年，他曾任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1994年至1999年，他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史蒂文·N·西蒙现任达特茅斯学院客座教授、杰出研究员，并担任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此前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

译者注：美国反恐战争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两位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领域资深人士丹尼尔·本杰明和史蒂文·西蒙，在近期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场战争的政治遗产：从军人与平民伤亡、社会观念的变化，到这场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二十余年的“永久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两位作者看来，反恐战争的“战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国外延伸至国内；与此同时，随着行政权力不断扩张，“敌人”的概念也从外部恐怖主义威胁逐渐延伸至移民、国内政治对手，以及美国民主的核心：公民社会。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War is nothing but a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with the admixture of other means）。反恐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反作用，或许也为这句名言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思考的注脚。文章原文于2026年9月11日发布。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中美印象团队将持续译介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延伸阅读

布西：9·11是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

霍曼斯：9·11不过是美国聚变交响乐中的一个变奏

刘亚洲：9·11是一面镜子

嵇伟：9·11彰显美国是伟大的移民国家的特征

译文：

多年来，人们往往将美国的政治失灵归因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专家们通常以全球化的失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或二十多年前“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长期余波，来解释美国今天出现的极端政治极化、制度信任崩塌、民主倒退、反移民情绪以及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然而，要理解美国当前的困局，还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忽视、却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反恐战争。

通常，当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谈论全球反恐战争——这场战争定义了长达二十年的国际事务——他们讨论的是恐怖组织遭受了多大打击、多少袭击阴谋遭到挫败、圣战主义意识形态（jihadi ideology）如何兴衰、情报工作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以及或许最重要的，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两场“永久战争”。这些构成了当代反恐行动的主要“成绩单”。然而，这种叙事却遗漏了这场规模庞大的反恐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仅仅是人员伤亡数字，就已经勾勒出一幅令人震惊的图景：超过7,000名美军官兵阵亡，53,000人负伤，另有远超30,000人死于自杀——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Costs of War Project）的统计，这些战争使美国国债增加了8万亿美元；未来，美国还预计需要为退伍军人的医疗保障支出数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约50万名患有创伤性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美军人员。

然而，即便是这些数字，也不足以展现二十年的战争究竟以多少种不同方式改变了美国。多年来，对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高度执着塑造了一种被恐惧浸透的文化。来自政界、媒体、公民社会以及不断膨胀的“反恐工业复合体 （counterterrorism-industrial complex）的声音反复宣称，美国正面临一种生存性威胁。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政府被赋予广泛的新权力，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圣战主义活动的地方进行搜查和起诉；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另一场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这种预期也开始重塑美国社会本身。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美国社会团结在一个共同且界定明确的敌人面前，反而导致社会凝聚力大幅下降。它进一步推动了原本在此前数十年间就已不断削弱的两党合作走向衰亡。与此同时，反恐战争助长了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惊人增长，并损害了美国政治精英和外交政策精英的公信力。

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行政权力不受限制的扩张。这种推动力并非始于反恐战争；几代美国领导人和学者都曾寻求扩大总统权力，并设计出能够搁置公民自由、模糊军事活动与警务活动界限的制度机制。然而，9·11事件之后，这些原本作为特殊情况预备的机制被实际启用，以维护国内安全之名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新权力。而今天，一位威权主义总统正在利用这些权力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因此，美国早就应该认真清算反恐战争留下的政治遗产。

梦魇的力量

在美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始终令政府官员感到忧虑。美国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曾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保全自己的自由。”

一个半多世纪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发出警告，提醒人们防范他那句著名表述中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获得“不应有的影响力”。正如艾森豪威尔预先警告的那样：“错置的权力灾难性崛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

此后几十年间，这种担忧主要集中于政府内部以及更广泛战争机器中的权力集中。然而，在反恐战争时期，社会中的一部分力量也与国家同步动员起来，并试图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一类“假想敌”。

恐怖主义行动通常由秘密行动者在一国境内实施，9·11事件正是最典型的例子。针对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受此类攻击——由身处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实施。

这些袭击者受到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所鼓吹的特定圣战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这套意识形态认为，对美国本土发动重大袭击，将迫使华盛顿撤回对穆斯林世界所谓“叛教统治者”的支持。其中还包含一种“对等报复”的观念，即为此前被美国杀害的穆斯林人数实施报复。

这些思想以及袭击本身，为美国社会各界的伊斯兰恐惧主义者提供了口实，其中也包括政界和政策圈人士。影响最大的一些声音来自福音派教会：富兰克林·葛培理（Franklin Graham）、约翰·哈吉（John Hagee）和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等知名电视布道者面对庞大的受众，将伊斯兰教描述为“撒旦的”和“来自地狱深渊的异端”，并将其信徒描绘成恋童癖者组成的邪教。

乔治·W·布什总统试图平息这种仇恨，坚持强调反恐战争并不是一场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然而，尽管布什一再作出这样的声明，许多人仍将反恐战争视为一场“十字军东征”——布什本人在早期也曾使用这一词语，直到幕僚提醒他，这一说法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极为负面的反响。

美国政府自身的一些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布什上述表态的说服力。例如，至少1,200名穆斯林男性遭到拘押，其中许多人因移民相关问题被羁押，却被作为高度安全风险人员对待；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执法机构也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为由，严重限制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自由。9·11劫机者曾得到美国境内一个运转高效的穆斯林支持网络的协助，这一事实无疑推动了上述措施；对网络激进化风险的合理担忧同样如此。

特朗普模糊了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移民情绪之间的界限。

此后的几十年间，煽动恐惧的言论持续存在，反穆斯林情绪和仇恨犯罪也不断增加，这些现象显而易见。当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反恐战争中抓获并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国囚犯转移至美国境内设施时，共和党人将这些人描绘成具有超乎常人能力的恐怖分子，声称美国没有任何监狱能够安全关押他们。最终，这项计划被取消。

2014年，人们发现，在叙利亚伊德利卜一处“伊斯兰国”（ISIS）藏身点找到的一台圣战分子笔记本电脑中存有一些有关生物武器的基础资料。此后，日益壮大的反恐评论界有人宣称，恐怖分子计划从非洲埃博拉病毒死者的尸体中提取病毒，并在美国城市地区大规模喷洒。

竞选高级公职的政治人物也发现，恐怖主义威胁是一份取之不尽的政治馈赠。我们两人都曾任教的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些政治学者回忆说，2016年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曾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偏远村庄告诉当地老年女性，如果她们不把票投给那位在反恐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候选人，圣战分子可能会闯进她们家中并将她们劫为人质。

然而，这些说法与当时恐怖主义威胁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到2016年，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已经过去数年，而基地组织15年来也未能再次对美国发动袭击。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少数表面上与伊斯兰主义有关的袭击，大多属于“独狼”式行动，即这些袭击者并非由身处美国境外的基地组织成员部署和直接指挥。相反，他们是在当地受到新闻报道、网络宣传、布道以及志同道合者群体的影响而发生激进化。

2009年的胡德堡枪击案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例外。实施袭击的是一名美国陆军少校，他曾与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通信。这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美国籍教士后来在也门被美国击杀。

2014年，ISIS凭借其建立“哈里发国”的宣称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叛乱吸引了全球关注；它在欧洲和北美招募追随者的能力也超过基地组织。该组织在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实施了或宣称对多起血腥袭击负责。其中一些造成严重的大规模人员伤亡，但没有一起达到9·11事件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ISIS是在美国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崛起的。因此，ISIS的兴起是反恐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反恐战争的起因。

袭击数量减少也并非纯属运气。在这些年间，美国情报和执法专业人员远离那个时代过热的政治修辞，以有条不紊而有效的方式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这一时期，政府机构之间实现了较9·11之前大幅提升的整合程度。外国情报机构与国内民事部门在相关工作中密切协调，使美国能够掌握哪些人员正试图跨越其边境。

事实上，等到基地组织再次袭击美国时——即2019年佛罗里达州一处海军基地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该组织已经只剩下昔日实力的影子。当然，正如ISIS所显示的那样，基地组织的衰落并没有带来一个天下太平的新时代。然而，根据可靠的长期民意调查，美国公众对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再与日常现实中的威胁相匹配。

这一时期留下了一个尚无答案、或许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9·11之后数十年间美国人享有的相对安全，究竟更多应归功于情报、执法和国内安全措施，还是应归功于旨在从所谓源头根除问题的海外战争和定点清除行动？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负责预测恐怖主义威胁、并为此设计防御性和进攻性应对措施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永久战争”到“内战”

回过头看，2016年是反恐战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此时，主要问题从遥远海外的军事冲突转向了据称危险的国内新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已不仅仅来自伊斯兰主义者。

美国在9·11之前当然已经有着丰富的本土主义历史。然而，长达十五年的恐惧煽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局面。反恐战争留下的遗产或许没有任何一处比恐怖主义恐惧与更广泛反移民情绪的融合更加有害。

正如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多项事后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煽动反穆斯林情绪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动员了自己的基本盘，尽管最终帮助他赢得这场势均力敌选举的主要因素是经济问题。

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都不断模糊伊斯兰恐惧症与更广泛的反移民情绪之间的界限。一天，他谴责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而来的杀人犯、罪犯和强奸犯；第二天，他又宣称移民潮为圣战分子潜入美国提供了掩护。

特朗普将恐怖主义威胁与非法移民问题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象征，是他在2018年反复警告一支从中美洲前往美墨边境的移民“车队”。特朗普宣称，这支车队中混有“身份不明的中东人”。

公平地说，美国情报界确实担心圣战分子可能利用边境的混乱局势渗透美国，但由于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数据库彼此割裂，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

为了表现得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强硬，特朗普呼吁恢复水刑，并采用某种没有具体说明、但据他说“比水刑糟糕得多”的审讯手段。在谈到ISIS成员时，他还表示自己将“干掉他们的家人”。（“Take out their families”）

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一方面谴责9·11之后那些旷日持久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依然能够传播伊斯兰恐惧症。这使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以及最终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都难以应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反恐战争决定性地转向美国本土。两位总统候选人之一、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公开将美国一个规模庞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与外部敌人混为一谈。

此前的政策即使隐含着对美国穆斯林的怀疑，联邦政府领导人也从未公开表达敌意。特朗普则不同。

当选后，他实施了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上任仅一周便首次推出相关措施，并反复修改，直至18个月后最高法院最终批准。他还创造了一种纵容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环境，推动针对各种少数群体的仇恨犯罪大幅增加，并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作者认为，在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走得更远。2025年，特朗普政府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针对被指控属于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Tren de Aragua）帮派的成员，将其描述为一支入侵力量，并把被拘留者送往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监禁中心”。

最高法院要求政府给予被拘留者充分通知，以便他们能够提出人身保护令诉讼，但遣送行动当时已经开始。

在佛罗里达州，政府在偏远的埃弗格莱兹地区建立了一座被称为“鳄鱼恶魔岛”（Alligator Alcatraz）的拘留设施。由于其地理隔绝以及远离正常法律体系的特点，可以把它理解为移植到美国本土的关塔那摩。（译者注：该临时设施已于2026年6月25日关闭。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该设施总体上符合入所标准和武力使用标准，但在环境卫生与安全、特殊管理单元、医疗服务、食品供应、个人卫生以及康乐活动等方面未达到相关标准。）

这座设施一年后关闭，但原因仅仅是成本问题；其每年的运营费用超过10亿美元。而到那时，特朗普政府已经与反恐战争建立起更加直接的联系：一些移民被拘留者如今被直接送往关塔那摩。

五角大楼也参与其中，现役军人为国土安全部的拘留任务提供后勤和行动支持。换言之，原本分别为对外战争、边境执法和国内警务而建立的机构，如今已经成为一套针对移民的惩罚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其中一些移民甚至没有犯罪记录。

作者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成为拘押政治犯的一块试验场——或者按照特朗普对这些人的说法，即拘押“人民的敌人”的试验场。

特朗普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利用伊斯兰恐惧症推动反移民议程的政治力量。例如，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长期以来就以强烈抨击非法移民而闻名。

但正如《纽约时报》在8月援引共和党顾问的话所说，对选民而言，“伊斯兰教已经取代边境成为一个主要关切”。

迄今为止，得克萨斯州官员已经阻止了一项包含清真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威胁要停止向为穆斯林祈祷提供清洗设施的机场拨付州政府资金，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共和党政治人物也纷纷谴责穆斯林政治人物在选举中的成功，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以及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

其中一些人甚至暗示，这些官员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应被剥夺美国国籍。特朗普则曾表示：“圣战分子正在各地当选。”

反恐工业复合体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近代早期的国家形成，也适用于美国反恐行动如何导致国家权力急剧扩张。

反恐战争推动美国收集并整合各种信息，其中也包括本国公民的信息；对其认为危险的人进行分类；将现役和预备役军事力量结合起来，用于人口控制和执法；并依据各种紧急权力使用强制力量。

与此同时，反恐战争还强化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公共生活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政治分歧可以被重新解释为不忠，而整个少数群体都可能被预设为可疑对象。即便是在通常抵制威权主义诉求的美国人当中，对持续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也提高了他们对强制性政策的支持。

当然，美国在9·11之前就面临安全威胁。然而，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体系依赖于准确掌握对手的军事力量和关键资产，而反恐工作的重点却不是寻找大规模军事编队或固定设施，而是寻找隐藏在庞大人口之中的个人——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外国社会。

防御基地组织要求政府官员识别可疑人员、追踪资金和旅行活动、绘制个人关系网络，并在袭击发生之前采取行动。

在9·11袭击造成的巨大冲击之后，华盛顿建立起一套跨越对外与国内领域的信息共享网络，可以检索海关、移民、情报以及普通执法部门的记录。

联邦调查局建立的联合反恐特遣队，以及国土安全部推动各州和城市建立的“融合中心”，则在地方层面平行落实这一模式。很快，这些机构的任务就超出了恐怖主义范畴，扩大到公共安全的其他领域。

久而久之，国家安全机构开始经常性地大量收集普通警务信息，而地方执法人员则开始检索联邦情报。这套体系最初是为了从干草堆中寻找针而建立的。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针”。

如果一位民选领导人选择利用这些能力扩大政治控制和行政权力，这套体系就很容易被用于这一目的。

政府高层不仅能够识别嫌疑人，还可以掌握他们的社会关系、行动轨迹、通信以及支持者。这使得这些工具非常便于针对个人和群体——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人为虚构的群体——以及受到污名化的社群。

商业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能力的覆盖范围。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这个机构本身就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已经与美国软件公司Palantir签订合同，使用其ImmigrationOS系统，以协助筛选和抓捕遣返对象。

人工智能及其天然具有的可扩展性，则通过消除全面监控所面临的主要瓶颈——有限的人力——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这种逻辑在2020年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抗议活动期间已经清晰可见。当时，国土安全部官员监控社交媒体、调取旅行和移民记录，并为抗议者和记者建立档案。

身份不明的武装联邦执法人员使用没有标识的租赁车辆拘留人员，并将其中一些人带往联邦法院内的拘留室，却没有解释究竟是哪个机构拘押他们，也没有说明拘押原因。

9·11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其活动和能力上，也体现在其庞大的规模上。

自ICE于2003年成立以来，其年度预算已从33亿美元增加到接近290亿美元；同期，该机构武装执法人员的规模也从3,000人增加到22,000人。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也从装备相对轻型的治安力量逐渐转变为小型军队。

9·11之前，美国国防部向地方警察部门移交的军事装备价值仅为2,700万美元。自袭击发生以来，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超过16亿美元。

在美国许多司法辖区，警察如今可以使用防地雷装甲车、迷彩服、防弹装备和大口径武器来应对示威活动。

美国政府的目标范围同样不断扩大。

2025年，白宫发布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7）。该备忘录将“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作者将其描述为一个基本上并不存在统一组织、结构松散、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以及顾名思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尽管美国法律并未正式承认这种身份类别。

该备忘录要求联合反恐特遣队调查由这个所谓网络成员实施的有组织政治暴力。

备忘录列出的相关行为包括“反美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教……在移民、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极端主义……以及对那些在家庭、宗教和道德问题上持传统美国观点者的敌意”。

而要求特遣队调查的所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

随后于2026年5月发布的一份反恐战略文件，则特别提到“出于政治动机杀害基督徒和保守派人士”。

该文件将对基督教的敌意，与反资本主义和反美主义一道，视为识别有组织政治暴力的诊断性指标之一。

特朗普政府还利用反恐战争时期形成的先例，为广泛使用致命武力提供正当性。

从2025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将涉嫌贩毒者称为“毒品恐怖分子”（narcoterrorists），从而为使用军事力量打击拉丁美洲的船只和陆上目标提供法律依据。

截至2026年8月，这些行动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而政府往往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死者实施了犯罪，甚至没有提供被打击者最基本的身份信息。

与此同时，2026年5月针对伊朗的袭击导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高层的大量人员死亡。

虽然美国政府在这些行动中援引的法律依据并不相同，但与针对所谓毒贩的行动类似，白宫都利用反恐战争时期形成的分类方法和军事行动惯例，为这些行动提供正当性并加以实施。

尽管以色列先发制人和报复性使用定点清除行动受到广泛关注，但这种战争方式几乎从美国反恐战争一开始就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为无人机装备武器以执行此类任务；第一架武装“捕食者”无人机于2001年10月升空。

在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境内移民开展的行动中，有4名美国人死亡、3人受伤。作者将这种行动方式与反恐战争后期美国在传统战区之外实施的定点打击相联系：2009年至2016年，美国在战区之外实施了526次定点袭击。

换言之，反恐战争对“危险个人”的聚焦提供了一套模板，而如今这套模板正在被应用于涉嫌犯罪者、外国官员、政府首脑、移民和抗议者。

在美国国内部署军队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2002年，华盛顿成立美国北方司令部，负责指挥国土防御并为民事当局提供支援。

2025年，美国陆军又将陆军部队司令部、陆军北方司令部和陆军南方司令部合并，成立西半球司令部，由一个四星级司令部统一负责战备、国土防御以及整个美洲地区的行动。

这两项改革都没有取消法律对军队参与国内执法设置的限制。但它们都缩短了为海外作战准备的军事力量与美国本土任务之间的组织距离。

自2025年6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向6座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人员或现役海军陆战队员。政府还安排现役军人为ICE的处理和拘留设施提供支援。

这些措施并没有在正式意义上将军队与国土安全部合并，但它们创造了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机制，使国内强制性任务能够借此进一步扩张。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特朗普正在推动美国军队政治化，根据党派忠诚度决定任命和晋升，并削弱、甚至完全无视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

这些变化很可能削弱阻止军队被用于政治目的的制度性屏障。一个例子就是总统在洛杉矶赋予军人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人员陪同联邦移民执法行动。

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军队人员被系统性地指示执行包括巡逻和交通管制在内的执法职能，违反了《地方保安队法》（Posse Comitatus Act）。特朗普政府最终停止了这些行动。

但特朗普已经表示，这些行动将以更大的规模恢复。

在他看来，美国本土正是美军进行战斗的理想场所。

特朗普在2025年9月说：“我们应该把其中一些危险城市当作军队的训练场。”

他还表示：“我们正遭到来自内部的入侵。这与外国敌人没有区别，但从很多方面来说更加棘手，因为他们不穿制服。”

于是，对城市内部反对力量的描述也被纳入了战争的语言体系。

这一切将止于何处？

战争不仅改变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基调，并促成行政权力大规模扩张，也对部分美国民众产生了激进化影响，其中包括战争退伍军人。

这一现象令人联想到魏玛德国时期的“自由军团”（Freikorps）：这些由复员军人组成的团体在获得打击所谓“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治安权力之后，很快发展成为具有致命暴力能力的准军事组织。

研究白人权力运动的学者凯瑟琳·贝卢（Kathleen Belew）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一部分越战退伍军人与平民一道构建了一套“遭到背叛”的叙事，并将军事技能和组织形式带入准军事政治活动，随后将这些能力转而用于打击国内敌人。

1992年的红宝石山脊对峙事件以及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都产生于这一社会环境。

如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模式重新出现。

“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和“三百分之一者”（Three Percenters）等组织都会招募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警察。

这些组织的成员在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采用了军事队形，而“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后来被判犯有煽动叛乱阴谋罪。

在这些案件中，相关人员后来均获得撤诉、总统赦免或减刑。

这些组织如今究竟仍具有多大危险性，人们了解得很少。

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学者与军事人员接触，除非相关交流属于职业军事教育框架，因此，目前没有关于军队人员政治态度的最新调查数据或定性资料。

政府公开发布的有关民兵组织的报告也已经枯竭。

考虑到这些组织曾获得现政府在实际行动和政治修辞上的支持，作者认为，未来发生更多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当然，反恐战争对于塑造美国今天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伊朗如今成为一个能力更强的对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伊拉克战争将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逊尼派政权转变成了一个受到伊朗影响的政权，并帮助伊朗在整个地区建立起由其支持的网络，即所谓“抵抗轴心”。

伊斯兰恐惧症也推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以及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领土所造成的移民危机也发挥了作用。

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威权政权通过宣称自己正在坚守抵御恐怖分子的防线，巩固了国内控制并获得美国支持。

此外，多达50万外国平民在反恐战争中被杀害或因战争后果死亡——这段历史同样在海外留下了沉重而阴暗的遗产。

反恐战争创造了一个权力大得多的政府。

9·11袭击发生后的25年间，美国的纪念活动往往遵循着一种可以预见的模式：回忆那个可怕日子发生的事件，宣读遇难者姓名，点燃蜡烛。

除了如今已近乎仪式化的共识——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巨大的错误，而阿富汗才是遭到忽视的主要战场——美国对9·11袭击作出的反应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这些反应如何重塑了美国自身，仍然出人意料地缺乏深入审视。

现在早已到了更加认真研究这些后果的时候。

9·11袭击加速了美国政治冲突性质的转变：它不再只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联盟之间的分歧，而逐渐成为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社会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

伊斯兰恐惧症既是这种转变的早期表现，也是美国人学习如何界定“内部敌人”的一个重要机制。

在随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一机制所针对的对象从穆斯林逐渐扩展至移民、种族问题抗议者、文化少数群体，并最终扩展到党派政治对手本身。

事实上，反恐战争最重要的美国国内政治遗产或许就在于，“恐怖分子”这一类别逐渐从描述政治暴力的概念，转变成了理解和看待政治对手的一种模式。

与此同时，反恐战争创造了一个权力大得多的政府。

9·11之后，美国建立起一个经过高度优化、旨在在威胁真正出现之前识别威胁的国家体系。这套体系依赖无处不在的监控、相互整合的数据库、观察名单、预防性警务、军事化的边境执法、广泛的保密制度、远程强制力量、宽泛的紧急权力，以及一个如同“魔法师学徒”般不断自行扩张的国家安全官僚体系。

乔治·W·布什总统构建了这套架构中的很大一部分。

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虽然对其中一些部分施加了限制，但也接受了自己继承下来的大部分制度安排。

国会则一次又一次地批准这些制度，或者选择不去拆除它们。

于是，总统的自我约束（Presidential self-restraint）成为决定民主命运这一方程式中的自变量。

这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潜在危险。

这些制度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总统能够区分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和自己的政治敌人。只有在历任总统继续作出这种区分的情况下，这些制度才是安全的。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行政权力观，并以煽动性的威胁话语为其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他已经可以利用一套发展得极为成熟的国家权力工具。

反恐战争并没有创造美国的威权主义，但它无疑降低了威权主义总统政治的启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