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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选区和欧晓瑜的从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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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选区和欧晓瑜的从政经历

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从手术室到州议会：一位医生议员在亚裔郊区的三场胜选与即将到来的考验

在亚特兰大东北郊，Johns Creek 是佐治亚州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亚裔比例最高的郊区社区之一。完全位于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境内的州众议院第50选区以这座城市为核心，另涵盖相邻 Alpharetta 市的部分地区。自2023年起，在州议会众议院代表这个选区的是第二代华裔、麻醉科医生欧晓瑜（Michelle Au）。她的从政路径，恰好与这个选区的人口变迁重叠。

从医生到议员：专业身份成为政治入口

欧晓瑜1978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1960年代赴美的华人移民，均为医生。她先后就读于纽约市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与 Wellesley College，1999年以优等成绩获心理生物学学士学位；2003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M.D.），后又在同一学校完成公共卫生硕士（M.P.H.），并接受儿科与麻醉科住院医训练。2008年，她与家人迁居佐治亚州，在 Emory-St. Joseph’s 医院从事麻醉科临床工作，育有三名子女。她还出版过医学回忆录，是活跃的公共演讲者与专栏作者。

医生身份塑造了她进入政坛的方式。无论是竞选文宣还是议会发言，她反复强调的逻辑是临床上为病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倾听、诊断、以证据决策——同样适用于公共政策。她关注的核心议题高度集中：医疗普及性、公共卫生沟通，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方法来应对枪支暴力。这份专业履历让她在一个高学历选民占多数的选区里拥有天然的说服力。

三次参选：三役皆胜，两度改写纪录

欧晓瑜首次参选是在2020年，竞逐州参议院第48选区（SD 48）。当年6月的民主党初选中，她以16,238票、77.64%的得票率大胜对手 Josh Uddin；11月大选中再以49,184票、56.18%击败共和党人 Matt Reeves 的38,358票，于2021年1月宣誓就职，成为佐治亚州参议院历史上第一位亚裔议员，也是首位当选该职位的亚裔女性。

2021年，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完成十年一度的选区重划，她的参议院选区被重塑为白人占多数、更偏保守的版图。2021年12月，她宣布放弃竞选参议员连任，转战州众议院第50选区——该席位因民主党现任议员 Angelika Kausche 不再连任而空缺。2022年5月初选她无对手出线；11月大选面对经共和党初选胜出的印度裔商人 Narender Reddy，她以11,989票、54.04%对10,198票、45.96%获胜，顺利完成从参议院到众议院的转身。2024年，两人再度对决，她把优势略为扩大，以15,868票、55.3%对12,801票、44.7%连任成功。

选举 对手 欧晓瑜得票 对手得票 结果
2020 州参议院 SD48 大选 Matt Reeves（共和党） 49,184（56.18%） 38,358（43.82%） 胜选，首位亚裔州参议员
2022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1,989（54.04%） 10,198（45.96%） 胜选，转战众议院
2024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5,868（55.3%） 12,801（44.7%） 连任

 

三场大选，她的得票率稳定在54%至56%之间，既没有压倒性优势，也从未真正陷入险境。这恰是 HD50 的政治写照：民主党占优，但共和党仍保有四成以上的基本盘，任何一次竞选都不能掉以轻心。

立法成就：一位医生议员的两条主线

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佐治亚州议会里，民主党议员的立法机会有限，欧晓瑜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议题设定与跨党派推动上。她最具标志性的工作在枪支安全领域：提出将私人枪支买卖与转让纳入普遍背景审查、设立购枪冷静期，以及《儿童健康安全存枪法案》，要求枪主把未成年人可能接触到的枪支安全存放，并推动安全存枪税收抵免的跨党派讨论。她的儿童安全存枪提案曾获得多年未见的委员会实质性听证。这条路线为她赢得了 Everytown / Moms Demand Action 评选的“2022年度州议员”。

第二条主线是儿童与患者健康。她被佐治亚州儿科学会评为“2022年度议员”；2025年，美国医学会（AMA）授予她杰出政府服务奖，表彰她在医疗普及与公共卫生沟通上的工作。据法案追踪记录，她推动的镰状细胞病保护等提案在2026年会期获得推进，并参与规范迷幻药辅助治疗、干细胞疗法等新兴领域。

2021年3月亚特兰大按摩馆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成为她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案发后，她牵头提出一系列应对仇恨与枪支暴力的法案。2022年11月，她与多位同僚共同创立佐治亚州历史上首个正式的两党立法亚太裔（AAPI）议员党团，并任创始成员。此后，她在州议会中的角色已不限于单一选区的代表，更成为亚裔社区在州府的代言人之一。

“把枪支暴力当作公共卫生问题来处理”——这句她反复引用的判断，既是医生的职业语言，也是她区别于传统政客的标签。

选区画像：约5.8万人，亚裔约占三分之一

第50选区人口规模不大，却极具代表性。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21年重划方案边界），选区总人口为58,754人；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ARC）根据2023年12月法院命令重划选区，2020至2024年，选区人口约为57,508人。2022年与2024年两次大选使用的并非同一张地图：后者新增了多个 Alpharetta 与 Johns Creek 的投票区，构成随之有一些变化。

图：HD 50 人口构成（ARC，现行边界，2020–2024年美国社区调查估计）

族群 占比 数值
非西语裔白人 █████████████████████ 42.2%
非西语裔亚裔 ██████████████████ 36.0%
非西语裔黑人 ████ 9.6%
西语裔 ██ 5.5%

白人仍是最大族群，但优势大幅收窄：2010年非西语裔白人占56.2%、亚裔占24.8%；其后白人下降14个百分点，亚裔上升11.3个百分点。来源：Atlanta Regional Commission, 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

这是一个典型的富裕专业郊区：居民本科以上学历者占72.4%，贫困率仅4.4%，自有住房率约76%，平均年龄42.6岁。在选民登记方面，2024年11月大选时选区共有42,881名登记选民；当年仅州众议员一职就投出28,669票，约占登记选民的66.9%（实际投票率略高，因部分选民只投总统而不投州议员的票）。2022年该职共投22,187票。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仅公布郡一级的族裔登记统计，不发布按州众议院选区划分的选民族裔数据，故“亚裔选民精确占比”无官方数字；按人口普查，2020年普查亚裔占29.5%，ARC重新划定的选区亚裔人口估计为36.0%。

选区速览

·        范围：富尔顿县境内，以 Johns Creek 为主体，含 Alpharetta 部分地区（Windward 一带）

·        人口：约 57,500–58,800 人（因边界版本而异）　|　登记选民（2024）：42,881 人

·        最大族群：白人（人口口径 42%–50%）　|　亚裔约三成，为全州亚裔最集中的州议会选区之一

·        现任议员：欧晓瑜（民主党），2023年1月就任 HD50，此前任州参议员（2021–2023）

2026年选举：一场罕见的“双华裔女性对决”

佐治亚州众议院全部180个席位每两年改选一次，2026年选举日为11月3日。欧晓瑜将寻求她在 HD50 的第三个任期。这一次，她的对手不再是 Reddy，而是一位同为华裔女性的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段颖哲（Azure Duan）。段颖哲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拥有软件工程硕士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早年从事软件工程与顾问工作，后投入中医与针灸领域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这是她首次参选公职。她的政见主打降低生活成本与税负、支持小企业、教育与社区安全。

两党候选人同为华裔女性，这在佐治亚政坛极为罕见，也让这场地方选举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关注。10月8日晚，两人将在 Johns Creek 的一凡餐厅活动中心同台辩论，由社区积极分子杨大巍和刘亚伟共同主持，教育、医疗、枪支安全与家庭税负预计是交锋焦点。欧晓瑜此轮纲领延续一贯路线：加强公立学校与心理健康服务、应对青少年电子烟成瘾、推动安全存枪、降低医疗与救护车费用，并以减税与儿童保育税收抵免减轻家庭压力。

从基本面看，现任者仍占优势：HD50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倾向民主党领先约13个百分点，欧晓瑜本人两度以约55%得票率获胜。但变数同样明显：中期选举投票率通常低于大选，候选人动员效率将直接决定票数；双方共享华裔身份，传统的靠族裔认同做政治动员的效果肯定不明显，选战更可能回到税负、学区与公共安全等具体议题。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资料来源：美联社佐治亚州选举结果、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Ballotpedia、维基百科（Michelle Au 及 HD50 选区条目）、佐治亚州议会官网议员小传、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美国医学会（AMA）新闻稿、世界日报 / Chinese Media USA 2026年9月11日关于10月8日候选人辩论的报道。2026年选举信息截至2026年10月6日；未获官方选区级发布的选民族裔数据已注明口径限制。）

台海危机正逼近 利用当前平静为风暴做准备

秦江南（Jonathan A. C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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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正逼近 利用当前平静为风暴做准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学者秦江南（Jonathan A. Czin）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随着2028年美国和台湾总统选举临近，当前台海相对平静的局面可能只是下一轮紧张局势到来前的窗口期。作者认为，未来两年是美国与台湾加强防务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时期，华盛顿应利用这一窗口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为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复杂的台海局势做好准备。以下为原文的编译版。）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敏感焦点的台海近期显得异常平静。中国军机仍在频繁越过台海“中线”，军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中国海警也持续对附近船只进行骚扰，但过去近一年，北京一直没有再次举行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逐渐成为常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信心的上升。尽管特朗普政府并未正式改变对台政策，但特朗普今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后发表的言论，已经令台北对美国是否继续坚定支持台湾产生疑虑。

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要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可不想这样。”

过去几年，华盛顿以及亚太地区许多人一直将2027年视为北京对台政策可能发生转折的时间点，因为习近平曾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应对台海军事冲突的能力。但随着2027年临近，目前看来，习近平近期动用致命武力的可能性反而非常低。习近平甚至能够系统性清洗军队高层，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担心短期内会爆发台海危机。至少目前，他似乎相信自己能够同时有效处理华盛顿和台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没有认真为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真正值得关注的下一个关键时间点可能不是2027年，而是2028年——届时美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选举，而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习近平很可能会对台湾2028年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届时台海局势可能比现在更加紧张。因此，未来两年将成为华盛顿与台北加强准备的重要窗口期，以应对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动荡的台海局势。

北京押注国民党，但前景并不乐观

习近平目前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希望之上：执政12年的民进党在2028年失去政权，由国民党重新执政。北京一直将民进党视为“分裂主义”政党，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北京几乎没有与台湾政府保持公开接触，这与习近平对待此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2015年，习近平曾与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握手，成为自毛泽东以来首位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此类会面的中国领导人。这一突破显然符合习近平对两岸关系的期待。然而，此后台湾并没有按照北京设想的方向发展，反而逐渐远离大陆，使习近平推动台湾政治进程、最终实现所谓“统一”的目标受到挫折。

对习近平而言，吞并台湾，而不是代价高昂且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入侵，才是最终目标。

北京对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希望在2025年11月进一步上升。当时，郑丽文出人意料地当选国民党主席。她对中国大陆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强调两岸民众共同的中华属性，并主张恢复两岸对话。2026年4月，她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会面，而就在几周之后，习近平将在北京会见特朗普。

这次会面使习近平能够将自己的对台政策塑造成一种具有建设性、较为温和的政策，尽管过去十年来北京对民进党政府一直采取强硬路线。

习近平愿意接待郑丽文，显示她已经成为北京推动2028年后两岸政治地位讨论的重要一环。但希望并不是战略。郑丽文能否代表国民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尚且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最终赢得大选。她亲北京的立场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并非得到广泛认同。她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仅获得略高于50%的选票，而目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仅占27%。

因此，到了2028年，习近平很可能面对两种局面：要么是现任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带领民进党连续第四次执政，要么是由一名比郑丽文更加谨慎、对习近平的示好更为警惕的温和派国民党领导人执政。

如果赖清德赢得连任，同时民进党重新取得台湾“立法院”多数席位，这将严重打击习近平对国民党的期待。赖清德在2024年赢得总统选举后，北京曾以他只是获得相对多数票、而国民党赢得“立法院”控制权来安慰自己，并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台湾多数选民并不支持赖清德的大陆政策。

这种解释虽然带有宣传性质，但也确实是北京面对其两岸政策明显失利时的一种自我合理化。然而，到2028年，这种解释将更加难以成立，尤其如果台湾选民再次支持赖清德，并将这一结果视为对国民党较温和两岸立场的否定，那么习近平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现实：经过十多年，其对台政策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政治进展。

强化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习近平在第四个任期内可能会更加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到这一任期结束时，他将接近80岁。虽然他目前可能认为时间仍站在自己一边，但届时这种感觉可能会发生变化。

尤其如果2028年台湾选举结果令他失望，他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胁迫措施。

佩洛西访问台湾后的局势已经向习近平证明，北京可以在对台施压方面走得相当远。2022年，中国的强烈反应包括首次在1990年代台海危机以来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并在台湾周边划设海上禁航区域。然而，这些行动并没有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危机，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明显的实际后果。

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之后，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信心也可能进一步增强。届时，他预计将重新调整领导班子，并基本完成对第三任期内被清洗的大批高级军官的替换，同时可能全面重组军队高层。

但如果要让台北和华盛顿真正重视北京的诉求，习近平可能需要采取比2022年更加严厉的措施。这可能包括持续时间更长、具有惩罚性且风险更高的军事施压行动，即使不直接开火，也可以拦截海上外国船只，宣布台湾附近多个海域禁止国际航运通行，甚至试图阻止美国通过商业运输船向台湾运送重要武器。

这些措施虽然还达不到华盛顿长期担心的全面封锁或“隔离”程度，却能够向台湾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需要得到北京的默许。

问题在于，一旦采取这种行动，北京如何结束危机并不明确。中国升级施压可能迫使台湾民众勉强接受大陆统治，但同样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台湾形成“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反北京情绪。

1990年代第三次台海危机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北京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对民进党发出威胁，结果反而帮助民进党首次赢得总统选举。

当然，习近平也可以选择实施全面封锁，或者夺取台湾控制的、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的岛屿。但习近平执政14年来表现出的外交风格并不冲动，也并非特别倾向于使用暴力。他更喜欢持续、渐进的施压，而不是一次性采取决定性行动。

更加冒险的做法很可能最终失败，从而损害习近平数十年来一直试图塑造的政治遗产——成为推动台湾走向北京所谓“统一”道路的领导人。

此外，封锁或“隔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发挥美国的优势。在危机过程中，美国可以利用时间组织一个愿意共同对北京施加代价的国际联盟。

如果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一名对传统美国盟友关系持怀疑态度、强调“克制”的总统入主白宫，这些更具风险的选择可能对习近平更具吸引力。这样的美国总统可能质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也可能不愿重新强化美国为保护台湾所需要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即便2028年最终当选的是一名较为传统的总统，中国也可能从当前与伊朗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以及华盛顿在政治和物质资源方面长期坚持的能力。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需要数年才能补充，而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暴露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军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这些问题可能延续到下一届政府，限制美国在危机中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能力。

台湾正在成为“模范伙伴”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等待2028年选举结果之际，美国和台湾拥有一个加强台湾防御能力的机会。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结束了多年来对大陆威胁的自满态度，加大国防投入，并大幅降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其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等许多国家。台湾也越来越表现出应对大陆挑战的政治意愿、经济实力以及初步能力。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国防改革方面。多年来，台湾采购了大量在与中国大陆冲突中可能作用有限的美国武器系统，如今终于开始认真推动国防改革。今年5月，台湾通过一项追加预算，为军方拨款250亿美元。

台湾军队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是采购新的军事能力，更是如何将这些能力真正整合进现有军事体系。今年台湾政治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防改革，尤其是扩大本土无人机产业的相关拨款。国民党曾阻挠相关立法，随后在台湾11月举行地方选举之前同意通过。无论如何，政党争论的焦点已经变成如何加强台湾防务能力，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台湾加强韧性的计划也并不局限于军队。台湾政府正在认真推动更加棘手的“全社会韧性”建设，在让民众认识大陆威胁以及未来可能遭到入侵或封锁的同时，又要避免造成恐慌或消极认命。

台湾企业同世界各地企业一样，也有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的诱因，但台湾政府正努力确保政府采购供应链中不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零部件。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台湾将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支持军事现代化。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大幅下降。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中超过80%流向中国大陆，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

台湾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推动，而这一产业又从人工智能热潮中受益。台湾人口仅约2300万，却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其主要企业还承诺向美国经济投资数千亿美元。

今年2月，台湾成为最早与特朗普政府敲定贸易协议的经济体之一。与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不同，台湾似乎对协议结果相当满意，因为该协议缩小了台湾商品关税与日本、韩国等地区竞争对手商品关税之间的差距。

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

遗憾的是，华盛顿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以及台北日益认真的国防姿态，反而正在削弱这些基础。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美台关系发展的方向显然越来越紧密；但本应是最容易处理的外交层面，却成为这一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时，台北曾担心他会通过某种重大政治交易牺牲台湾利益。然而，在大部分行程中，特朗普都谨慎维持既定政策表述，直到后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出现转变。

特朗普将对台军售描述为可以用来与北京谈判的筹码，这令台湾感到不安，也打破了美国历届总统长期坚持的不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的惯例。此后几天和几周，美国高层官员不断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损害已经造成。

相比特朗普的言论，那些更加熟悉美国对台政策的观察人士更担心他的实际行动，尤其是迟迟没有推进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武器采购体系存在不足，即使这项军售方案获得批准，其中的军事能力也不可能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交付台湾，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对该方案缺乏热情。

而即便武器最终交付，台湾也仍然需要时间将这些军事能力整合进自身军力，并形成真正有效的作战能力。

然而，漫长的交付周期恰恰说明美国政府现在更应该加快行动。眼下，台湾是一个愿意加强合作的伙伴，而且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进行采购；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等待2028年选举会带来什么结果。

下一届美国政府未必拥有如此好的机会来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而台湾将需要尽可能强大的能力来应对一个日益年长、同时可能变得更加焦躁的习近平。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重新执政，它也可能不像民进党那样积极推动与华盛顿的防务合作。

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军队高层重组。这场重组完成后，也可能改变北京对台政策的计算。因此，目前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脆弱的“君子协定”，反而可能为美国和台湾利用这一窗口提供必要的外交空间，而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危机。

鲁比奥雅典发表意识形态演讲：呼吁西方重拾“征服”与卓越精神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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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奥雅典发表意识形态演讲：呼吁西方重拾“征服”与卓越精神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7日在希腊雅典发表一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呼吁美国及欧洲摆脱对历史的“负疚感”和对衰退的消极接受，重新拥抱探索、开拓、竞争乃至征服的精神，以应对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

鲁比奥选择在雅典普尼克斯山（Pnyx）发表演讲。这一地点曾是古雅典公民大会的举行地，正对着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鲁比奥借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将古希腊的政治和文明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当前的大国竞争联系起来。

他在演讲开篇表示，西方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数十年乃至一个世纪走向的历史关头。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的选择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鲁比奥说，“我们所走的方向，将决定西方是继续屹立于世界之巅，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奴役与衰退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采取行动，要么将彻底失去选择行动的机会。”

鲁比奥认为，西方近年来出现了信心下降、过度反思自身历史以及对国家力量缺乏信心等问题。他警告说，西方不能接受一种“管理式衰退”（managed decline），也不能因为担心冲突和竞争而陷入停滞。

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需要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重新建立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芯片、网络技术、无人机和太空探索等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

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阐述者之一，鲁比奥在演讲中将古希腊的政治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直接联系起来。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他说。

鲁比奥同时强调，追求本国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国际合作。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联盟和合作应当建立在各自拥有强大国家认同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能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他说，“他们深知，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绝非自私或错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奋斗也绝非自私或错误。”

鲁比奥还援引古希腊思想中的“Thumos”概念。这个希腊词汇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与荣誉、勇气、激情、意志和追求卓越有关的精神力量。

他说，古希腊人相信伟大人物可以通过非凡的成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恒。鲁比奥借此批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自身历史的过度反思，认为年轻一代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探索、开拓和征服而感到羞耻。

鲁比奥认为，西方文明的历史不仅包括战争和殖民，也包含探索、科学、哲学、政治制度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西方社会如果因为历史上的错误而彻底否定自身文明传统，最终可能失去维护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意愿。

历数亚历山大、恺撒和科尔特斯

为了阐释这一观点，鲁比奥在演讲中列举了多位历史上的帝国缔造者和征服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查理曼大帝，以及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

鲁比奥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广大地区的历史，也谈及恺撒和查理曼等人建立和扩张政治帝国的经历。他还特别提到了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这些人物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复杂而富有争议。但鲁比奥将他们作为一种“雄心、行动力和文明自信”的象征，用来说明他所主张的西方应该重新拥有的精神。

他还提到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以及2500年前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的历史，并借用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战士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军队的著名故事。

在鲁比奥的叙述中，温泉关之战象征着一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的意志。他由此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在外交和其他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使用武力的能力。

“我们必须具备在慎重与外交手段失效时果断运用武力的能力。”他说。这一历史典故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并不陌生。过去美国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保守派评论人士就曾将斯巴达300勇士抵抗波斯入侵的故事作为英雄主义和文明抵抗的象征。

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欧洲，再到美国拓荒

鲁比奥并没有把自己所描述的“西方精神”局限于古希腊。他将古希腊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与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美国的拓荒历史连接起来。他谈到中世纪欧洲建造宏伟大教堂的“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也谈到推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殖民拓荒者。

他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共同体现了一种不断探索、建设、竞争和扩张的文明动力。他说，“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重新点燃数千年前在这里发源的火种。”

他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而不是一个不断衰退、缺乏信心的欧洲。“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这一表述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基本期待：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同时继续作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盟友。

对欧洲的要求：增加军费、加强边境控制

鲁比奥此次访问希腊，是其冰岛、希腊和葡萄牙欧洲三国之行的核心环节。

在当天与希腊外长乔治斯·杰拉佩特里蒂斯（Giorgos Gerapetritis）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鲁比奥特别赞扬希腊提高国防支出的做法。希腊已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以上，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投入的目标。鲁比奥将其视为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也是鲁比奥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作为古巴移民之子，鲁比奥长期以来一直将移民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他在雅典表示，美国和希腊在边境安全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希腊是我们在边境安全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极密切战略伙伴。”他说，“我们绝不希望看到西方的发源地因错误的决策或应对失误而陷入危机。”

这也是鲁比奥此次演讲与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议程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中，边境控制、国家主权、军事力量和经济竞争并非彼此孤立的问题，而被视为维护西方国家政治秩序和国家实力的一整套政策。

从慕尼黑到雅典：鲁比奥再次阐述西方文明观

此次雅典演讲也是鲁比奥第二次选择欧洲历史文化象征性地点发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

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鲁比奥曾向欧洲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批评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并警告欧洲可能面临所谓“文明抹杀”的危险。

与慕尼黑讲话相比，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延续了对欧洲衰退、移民政策和西方文明自信的担忧，但鲁比奥没有再次使用“文明抹杀”这一颇具争议的说法。

不过，他在雅典所传递的信息更加系统地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近年来形成的一套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一思潮的一些重要思想构建者认为，美国和欧洲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殖民、探索和征服而持续道歉。相反，在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西方社会需要重新建立文明自信，并恢复在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性。

将中国等非西方力量置于更广泛的大国竞争背景下

虽然鲁比奥的演讲大量使用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历史典故，但其现实指向十分明确。

特朗普政府目前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最重要的长期竞争者之一。鲁比奥此次谈到芯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网络、无人机、太空探索以及工业能力，实际上都与美国试图保持对关键战略技术和产业链的优势有关。因此，他所说的“西方复兴”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复兴，也包含经济、军事和科技竞争的含义。

在鲁比奥看来，如果美国和欧洲继续接受相对实力下降的趋势，那么最终不仅会影响西方的经济地位，也可能削弱其军事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他还将中东安全问题纳入这一更大的竞争框架。在演讲后半部分，鲁比奥猛烈抨击伊朗现政权，将其称为“伊朗的激进穆拉”。

“西方必须存续下来”

鲁比奥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充满历史典故，但其核心是强调在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美国与欧洲自身又面临人口、经济、军事和政治挑战的情况下，西方是否仍然有意愿和能力维持其全球影响力。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西方必须重新建立国家力量和文明自信。“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鲁比奥说。

他结束对古希腊历史的回望后，将话题重新拉回当代世界。他认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必须重新认识到国家利益、军事实力、科技优势和边境控制的重要性，并在面对竞争和威胁时表现出更强的行动意志。

此次演讲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一次集中阐释：西方不应再以“衰退管理”为目标，而应该重新追求力量、竞争和卓越。西方不仅需要守住现有的国际地位，还需要重新找回他所认为曾经推动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那种雄心与意志。

（综合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报道；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华盛顿“习特会”观察：成长中的新共识与试探性“触底爬升”

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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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习特会”观察：成长中的新共识与试探性“触底爬升”

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刘学伟

序章：被重新锚定的现实主义

2026年9月的华盛顿，充斥着一种极其诡异而又绚烂的外交气场。

特朗普打破长达64年的外交惯例，亲自步入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21响礼炮轰鸣，美军B-1战略轰炸机飞越致敬，将外交规格拉到了近年来的某种极致。傍晚的白宫东厅国宴上，英伟达CEO黄仁勋、OpenAI CEO奥尔特曼、苹果CEO库克、特斯拉CEO马斯克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悉数到场，仿佛整个西方的资本与科技权贵都在向这场两国元首的聚会致意。

然而，与以往某些媒体批评的“外交娱乐化”（Diplotainment）不同，这一次，盛大的仪式背后并非全无实质内容。

在峰会收官之际，白宫正式发布了一份涵盖经贸、前沿科技、地缘安全与执法合作的《成果清单》（Fact Sheet）。这份清单涵盖了设立“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执法合规、对等关税豁免、全球能源稳定以及重申“二战盟友”等具体协作点，扎实勾勒出了两国的战术互动边界。

此前，舆论界习惯用带缓冲的“低温共处”来定调当前的中美关系。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定调恐怕需要往上调升一点了。

从釜山到华盛顿，中美两国似乎绝不仅仅是在冰冷的大西洋风暴中维持单纯“不失控”[cite: 1, 6, 8]；真实的历史图景或许表明，中美关系正尝试从那个大名鼎鼎的“修昔底德陷阱”底部，转向这场审慎的“触底爬升”。

这无疑是一场深刻且复杂的历史转折。美方在经历了数年漫长而残酷的攻守拉锯后，终于撞上了中国实力的硬墙。在承认“攻不动”的现实后，美方开始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单边幻想，转而与中方在一份份明细账单上重新锚定现实主义的平衡。

然而，必须保持清醒的是：“触底爬升”是一个有用的假设，但必须被打上极其明确的“可逆性”标签。 它不是一个方向确定的既定轨道，而是一个高度脆弱的条件性试探。在条件尚存时，战术缓和得以维持；而一旦临界条件被破坏，这一进程随时可能逆转滑落。

一、 撞墙转向：实用主义下的战术收缩

要理解这场战术上的缓和，恐怕首先要剖析特朗普这个极其特殊的政治变量。

必须承认，特朗普在其执政生涯中的激进举措数不胜数：肆意挥舞关税大棒、退群毁约、强行尝试重塑全球供应链、乃至对盟友的主权与安全承诺肆意“重新定价”。然而，严肃的时评人应当保持公允——在察觉到单边施压撞上硬墙之后，特朗普能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极其敏捷地调整战术方向，客观上或许确实功不可没。

网络上常用来戏谑他的缩写“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意为“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换个角度看，恰恰反映了一种商人本能：面对现实边界及时调整策略，撞上硬墙就立刻拐弯，绝不为虚妄的教条死磕到底。

面对中国挺过高压封锁的现实、面对美国最高法院剥离其普遍关税大棒的法理尴尬，特朗普没有选择在死胡同里同归于尽，而是凭着直觉切入了一种“明细账本式的交易模式”。当他主动在白宫将外交规格拉满，当他推出了涵盖农业、能源与前沿科技对话的清单时，这种战术上的退让，客观上为两国关系避开剧烈对撞提供了某种契机。

二、 新共识萌芽：民意驱动与建制阻力

正是在特朗普这种战术转向的示范下，华盛顿的政治空气中似乎隐约浮现出一股新的动向。

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公开重申：“美中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认为美方不应该与中方在最高层进行沟通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荒谬的。” 几乎同时，副总统万斯也坦言：“拒绝与世界制造强国谈判绝不代表坚韧，而是战略上的盲目。” 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是将高层对话视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防爆网”。

曾经以极端强硬姿态著称的鹰派高官们，如今竟异口同声地高唱“沟通有理”，这恐怕构成了当前大国博弈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

笔者认为，高层表态的反转并非凭空出现，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呈现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在全球数十个主要国家中，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观感与好感度，已经出现超越美国的势头；甚至在美国本土，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也正从过去几年的历史谷底开始温和攀升。

这一民意图谱的悄然翻转，再次验证了笔者数次引用的那句名言：“店大欺客，客大也能欺店。” 美国过去凭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店大”地位傲视群雄，但当关税带来的通胀切实伤害到普通人生活，当中国市场成为美国农场主与高科技巨头无法割舍的命脉时，基于政治恐惧制造的敌意终究敌不过现实利益的硬逻辑。高层战术姿态的软化，恰恰顺应了这种社会民意与现实利益的底层倒逼。

据此观察，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华盛顿新共识”似乎正在萌芽与成长——即意识到全面脱钩与彻底击垮对手是不切实际的，大国之间必须建立常态化的高层管控机制。在这一进程中，特朗普恐怕又一次领了风气之先。

然而，我们必须极其清醒地看到：这一“新共识”目前在华盛顿绝非主流，甚至尚处于极其脆弱的成长早期。

美国国会、军方以及广大建制派精英对中国的结构性猜忌与敌意依然根深蒂固，对华遏制在华盛顿内部依然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惯性。特朗普和几位内阁高官的姿态转变，更多是出于战术应对与国内政经安全的现实考量。特朗普个人的性格色彩也相当浓厚。这股新风气能否战胜华盛顿主流的反华惯性并固化为长期的制度性政策，恐怕尚有待时间检验，绝不可过早下肯定结论。

三、 隐忧浮现：随时可能颠覆爬升的“脆弱性清单”

正因为“华盛顿新共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分析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单向预测“会不会一路爬升”，而是清醒地识别那些随时可能打断甚至颠覆爬升的“共识脆弱性清单”。

如果说白宫公布的《成果清单》展示了战术缓和的果实，那么这份隐形的《脆弱性清单》，则揭示了这种“触底爬升”的极度不稳定：

  • 其一，台湾议题的“筹码悬刀”：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仅是被战术性挂起，美方将台湾工具化、资产化的交易心态从未消除。悬而未决的红线碰撞，随时可能让好不容易建立的战术信任瞬间归零。
  • 其二，高科技封锁的“微米级撕裂”：虽然美方技术壁垒已被压缩至极其微观的尺度，但华盛顿建制派在芯片与核心算法上的终极遏制执念并未根除。哪怕一次极端的单边行政指令加码，都可能推翻刚建立的通报机制。
  • 其三，盟友阵营的“离心与反弹”：从东京对美方重提“二战盟友”的极度焦虑，到欧洲在安全依赖与经济现实间的挣扎，美盟体系内部的动荡可能反向倒逼华盛顿鹰派重新收紧对华姿态。
  • 其四，两国内政政治的“承压极限”：美国党争与中期选举的狂热，随时可能将对华强硬转化为最廉价的选票收割机；而中国国内经济景气不足、青年就业承压等结构性难题，也要求决策层在外部博弈中必须严守核心底线、不容半点战略失算。

爬升并非必然的宿命，维持方见真正的功夫。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双方画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而取决于双方决策层能否在这个高摩擦时代，小心翼翼地规避这份“脆弱性清单”上的每一个爆雷点。

四、 历史叙事：“二战盟友”表述与盟友格局震荡

在此次白宫公布的官方文件与两国元首的公开表述中，最具有地缘穿透力的一幕，发生在美方对历史记忆的突如其来的激活。

美方在《成果清单》中明确写道：“两国领导人共同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作为战时盟友（Wartime Allies）、肩并肩作战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历史。” 特朗普更是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使我们两国人民跨越了无数分歧，在二战中成为了盟友。” 习近平随即回应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曾肩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从未忘记这段历史。”

这一看似属于历史叙事的“温情互动”，却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东京的政界与舆论场激起了剧烈的恐慌。日本《读卖新闻》与共同社等主流媒体连日发布紧急分析，指责特朗普直接使用“二战抗日盟友”这一措辞“极其罕见、影响深远且令人担忧”。刚在联合国大会上高调提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敌国条款”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战略焦虑。

东京的恐慌是有充分理由的。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将其塑造为美方在亚太围堵中国“最忠诚、不可替代的领头羊”。然而，当特朗普为了在农业采购、关税停火以及中东地缘上换取中国的配合，毫不犹豫地在白宫南草坪重提“中美并肩抗日”的历史时，日本瞬间感受到了作为美方“战术资产”被随时重估的寒意。

然而，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我们必须拿捏好分寸：以为西方共识或大西洋联盟已经彻底瓦解，那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便对于美日韩同盟而言，目前也只是出现了某种削弱与缝隙，绝非走向了废止。

美国与日欧等传统盟友在安全、制度与价值观上的深度交织，绝非一两次战术交易所能彻底撼动。特朗普的商人做法固然让盟友心生疑虑[cite: 1, 4]，但美日防务条约与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依然在实质性运转。我们既要看到美盟关系的松动与裂痕，也要承认其既有阵营的强大韧性。

五、 代表团变化：“去商业化”的战略定力

如果说美方在外交场面上极尽奢华，那么中方在代表团构成上的精心设计，则展现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定力。

细心的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一个显著细节：与此前特朗普访问北京时前呼后拥带上数十位顶级美国CEO、大搞“签单嘉年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中国领袖抵华盛顿，随行团队中并没有出现声势浩大的中国企业领袖代表团。

这种安排上的冷热反差，折射出两国在战略心理与博弈模式上的根本改变。

缺席商业大秀，恰恰体现了中方的战略定力：当下的中美问题早已不是买几架飞机就能化解的简单经贸问题，而是涉及供应链底座与地缘红线的结构性博弈。中方以极其凝练的官方团队直接对接白宫，不仅将焦点牢牢钉在主权与安全底牌上，也让急于拿采购订单宣扬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难以施展其造牌术。

六、 攻守转换：贸易战落幕与科技差距收窄

中方这种“去商业化”的硬核定力，根植于过去数年博弈中双方实力的真实消长。

如果说几年前华盛顿决策层还能靠“加征关税能轻松击垮对手”的幻想自我催眠，那么时至今日，美国发动的这场普遍贸易战在事实上已经公认失败。美国最高法院在2026年初春的一声槌响，以6比3的裁定剥离了总统随意支取《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普遍关税的权力，将无上限的关税大棒缩水为150天的临时补救杠杆；而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与债务高悬，也宣告了“以关税强行重塑全球产业链”计划的阶段性流产。

贸易战打不动，美方唯一的战略执念便落在了高科技出口封锁上。平心而论，美方在基础芯片和底层算力架构上确实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领跑，但只要仔细拆解这种优势，就会发现领先优势已缩小至以月、以纳米计的有限范围：特朗普口中洋洋自得的“领先一年”，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专业视角下承认的“几纳米差距”，以及业界公认的“大体仅剩六个月左右”。

总之，优势已经不多了。

在快速迭代的技术生态与完整产业体系面前，单纯封锁的效能正在被持续稀释。六个月或几纳米的差距，在庞大的工程化应用与庞大市场迭代面前几乎只是一道极薄的屏障。美国倾全国乃至盟友之力构筑的科技铁幕，不仅未能制造出预想中的“算力断层”，反而倒逼中国完成了全产业链的自我进化与国产替代。当所谓“高不可攀”的技术壁垒被压缩到微米与月份的尺度时，美方以科技封锁为筹码进行战略威逼的底气，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

七、 前沿共识：“超级智能”对话与战略格局对比

正是在这种攻守易势的背景下，本次华盛顿峰会所达成的《成果清单》，显现出超越战术止血的文明高度。

在关乎人类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不仅做出了重大的概念统一定位，决定将相关前沿技术统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SI），更正式建立了机制化的“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不少前沿研究与专家预判，未来数年内AGI或超级智能有望取得关键突破，其发展潜力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与安全挑战。两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藩篱，直接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利益交换意见，这标志着两国决策层在最高的战略维度上，开始为全人类构建一条底线护栏——即使这个护栏在本人看来还远远不够。

然而，当人类各大国还在为关税、芯片、地缘防区与”公平贸易”锱铢必较时，一场超越所有国家内部争斗的终极风暴正在逼近——这场风暴的轮廓，其实在本次峰会的SI对话机制中已初现端倪。那就是”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的爆发。在2030年前后，超级智能极可能降临地球。届时，其总体智能将超过人类总和的成千上万倍，人类在它面前，也许连襁褓中的婴儿都算不上。超级智能一旦失控，人类面对的将不再是霸权的更迭，而是整个文明存续的风险。

从这个维度来看，本次华盛顿峰会上双方设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具有超越地缘政治的文明意义。在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面前，中美两国能够暂时偃旗息鼓，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收益建立对话机制，这表明两国决策层至少在最高维度上，开始窥见那种超越人类内部打闹的终极风险。

八、战略格局对比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贸与执法领域。关税停火协议展期至2027年1月，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械与中国消费品的对等降税豁免落地；中方对北美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涉案嫌疑人依法逮捕；双方还就增加成品油供给、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比如，共同拒绝收费）达成共识。这一系列成果表明，中美关系正从过去的“阵地对撞”转向“明细账单式的常态管理”。

这种气势上的转向，如果放在全球地缘大棋局中审视，则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对比。美俄两大传统强权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极其沉重的战争与地缘泥潭：俄罗斯在东欧战场上承受着长期的经济消耗与战术僵局；而美国则在支持代理人战争、中东局势翻滚以及大美洲战略的过度扩张中疲于奔命，财政赤字与政治资源被推至极限。

当主要对手和潜在威胁者都被卡在硝烟弥漫的战坑里拔不出腿来时，中国却始终安坐在岸上。

“在岸上相机行事”，这种保持战略定力、根据自身节奏行事的姿态，在当下地缘博弈中总是便宜得多。中国既无需为远方的炮火支付无休止的财政代价，又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与战略定力充当全球贸易的定海神针。岸上的观棋者不仅拥有充沛的战术回旋余地，更可以根据自身节奏决定何时出牌、何处发力。这种“敌动我不动，敌疲我守拙”的战略优势，正是美方在华盛顿不得不拉满接机规格、调整应对姿态的深层原因。

九、 清醒审视：内部挑战与转型重任

严肃的时评人决不能落入单向自喜的认知盲区。在外部呈现战略主动姿态的同时，我们更需清醒地直面自身：战略主动不等于万事大吉，外部缓和恰恰为解决深层内部问题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

平心而论，外部战术的主动，并不能掩盖内部经济循环承压的现实：

国内经济景气度不足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消费与投资信心的修复依然艰难；由此直接引发的青年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结构性脱节，触及社会承压极限；叠加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危机，这些内生性难题无一不需要漫长而痛苦的结构性再造。

因此，中国的“守拙”与在岸上的冷静，并非因为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因为决策层深刻意识到，内部的经济转型与民生生机的修复才是决定国运长久的根本。外部的气势必须依赖内部的硬核治理，这种客观、分寸感极强的双重审视，才是大国博弈中应有的理智底色。

十、 历史纵深：周期更迭与文明的共同命题

将这场华盛顿峰会放在更长维度的历史长河中审视，我们实际上正在见证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循环走向终局。

五百年来，西方一直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那是他们生产力领先时代的信心。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制造业、金融业、航运业远远压倒全球，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开放市场”，因为自由竞争有利于他们。

然而历史的钟摆从不会永远停在一边。当新兴国家的生产力赶上来，特别是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追近时，自由贸易便不再“公平”。于是，特朗普们高呼的新口号变成了“公平贸易”。“公平”的实质，是保护，是高关税，是产业补贴，是筑起他们曾劝别人拆除的壁垒。这说明美西方的竞争优势已经在不可逆转地消退，五百年的“自由贸易周期”，正在走向尾声，全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高摩擦的保护主义新周期。

结语：在“修昔底德陷阱”底部实现审慎爬升

华盛顿的深秋落叶纷飞。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已启程离美，白宫南草坪的喧嚣重归平静。

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为这场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画上了明确的句号。双方用盛大的外交礼仪与一系列实打实的战术契约，证明了中美关系绝非只能在冷冰冰的僵局中滑向深渊。除本次会晤外，双方还约定于11月APEC、12月G20期间再次会面，加上此前釜山会晤，一年四会的高频互动前所未有，本身就是防止关系滑坡的坚实护栏。

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新旧强权之间不可避免的惨烈碰撞，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滑到了这个陷阱的底部——再往下是深渊，横向转向并向上攀升，反而展现出了宽广的航道。两国或许无法彼此喜欢，甚至无法建立起完全的战略信任，但双方都在极致的碰撞中看清了对方的毁灭底线与战术韧性，都在学习如何彼此“不被摧毁”。

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

必须强调的是，华盛顿萌芽中的“新共识”依然面临着主流建制力量的强大阻力，美盟体系虽然承压但也绝未瓦解。中美关系从修昔底德陷阱底部的这一轮“触底爬升”，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反复。然而，在五百年自由贸易大循环落幕与超级智能文明风险逼近的双重阴影下，中美在华盛顿达成的这种实打实成果支持下的战略缓释，这或许正是动荡时代里，人类社会走向新稳态最珍贵、也最坚实的那一道护栏。

最新民调：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美国、台湾、伊朗等问题

翟乐南 （Nick Z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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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调：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美国、台湾、伊朗等问题

《中国脉搏》(China Pulse)是一项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的半年期调查研究项目，旨在了解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本次调查于2026年4月至6月进行，以下各份报告均将最新调查结果与2025年末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还对比了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此次中美峰会视为所有中国公众意见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对于涉及中美关系的调查结果而言，峰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外，将调查分为峰会前后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揭示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2026年初，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度趋于缓和，但这一趋势在春末夏初往往出现逆转，中国公众再次倾向于支持北京采取比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多数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

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中国脉搏》数据平台，向公众开放大部分调查数据，包括本次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结果，供公众自行探索和分析。该项目将持续开展，我们也欢迎用户对数据平台提出意见和建议。读者可以通过点击此链接或《中国脉搏》页面顶部的链接访问数据平台。

以下是本期报告的主要发现。

长期缓和，短暂转冷：中国公众对伊朗战争与地区安全的看法

2025年末至本次调查期间，中国公众对周边国家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但在2026年春末夏初，这一趋势出现逆转，许多国家的好感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从2026年1月开始，中国公众对北京采取强硬国际立场的支持度一度有所下降，但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的几周内，这种支持度再次上升。

本次报告涉及众多地理区域、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因此，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不可能成为所有强硬态度上升的决定性原因。不过，将峰会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比较，有助于揭示整体平均数据所掩盖的中国公众态度转变。

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的强硬倾向不仅体现在对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具有优势的认同感增强，也体现在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等方面。尽管没有2025年末关于中国公众对伊朗看法的数据可供比较，但本次调查显示，2026年4月至6月期间，支持中国派遣海军舰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上升至明显的多数。

除少数例外，中国公众的整体趋势是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比北京通常通过官方声明所表达的立场更为强硬的姿态。

主要调查发现

中国与世界

  • 认为中国优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比例，在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已高达89%，峰会后进一步升至95%，接近形成共识。本次调查期间的平均比例为93%。
  • 尽管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大多数国家持负面看法，但对俄罗斯、泰国、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好感度均显著上升。其中，对俄罗斯的好感度从55分升至59分（满分100分）；对泰国从35分升至39分；对韩国从33分升至38分；对越南从28分升至33分；对菲律宾从26分升至30分。与2025年末相比，中国公众对新加坡和印度的好感度也有所提高。
  • 对比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发现，除美国和台湾外，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好感度均显著下降。其中，对新加坡、伊朗和俄罗斯的好感度降幅最大，分别下降10分、8分和8分。

伊朗

  •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呼吁调解（60%），并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54%）。相比之下，支持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受访者占23%，支持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仅占15%。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中国公开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47%降至40%。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伊朗没有义务的少数派比例则显著上升，从11%增至15%。
  • 峰会后，支持派遣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上升，从51%增至59%，形成明确的多数支持。

俄罗斯

  • 即使面临西方制裁，仍有6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即使中国自身也因此面临制裁，仍有52%的受访者支持继续与俄罗斯合作。然而，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军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获胜将使中国受益。
  • 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支持在中国可能遭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57%降至52%；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比例也从31%降至22%。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受访者比例从16%上升至25%。这很可能与特朗普访华后普京与习近平立即举行会晤有关，但本次调查无法证实这一推断。

朝鲜

  • 略超过半数（5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而支持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比例更低，仅为39%。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反对向朝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均显著上升。反对经济援助的比例从16%增至28%，反对军事援助的比例从26%增至36%。

韩国

  • 如果韩国获得核武器，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北京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增加军费开支（67%）、提出外交抗议（61%）以及实施经济制裁（56%）。相比之下，对韩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所有实质性应对选项中支持度最低的，仅为24%。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较为温和的应对措施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支持禁止韩国文化产品的比例从42%降至33%；支持提出外交抗议的比例从65%降至59%；支持实施经济制裁的比例从60%降至52%。

日本

  • 对于日本正式允许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中国公众最倾向于采取的应对措施与韩国军事化情景下的选择相似，包括增加国防开支（69%）、实施经济制裁（66%）和提出外交抗议（62%）。相比之下，支持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受访者比例要低得多，仅为29%。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支持禁止日本文化产品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而这一选项原本就不是广受欢迎的应对措施。

菲律宾

  • 调查向受访者提出了三种情景：菲律宾以支持中国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减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或终止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为条件，换取中国减少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调查显示，这三种方案总体上均不受中国公众欢迎。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对这三种方案的支持度均有所下降。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中国公众对于通过谈判调整领土主张的看法变化不大。

台湾：不支持诉诸战争，但支持采取胁迫手段

今年年初，两岸关系持续升温。2025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共同参与，演练对台湾实施全面海上封锁。演习期间发射的火箭弹落在距离台湾岛24海里以内的区域，使解放军在台湾邻接区的活动逐渐常态化。

2026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备受关注的正式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会晤期间，郑丽文呼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则重申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的一贯表述，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台湾海峡事务。

2026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华，引发了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担忧，他们担心特朗普可能会以改善对华贸易关系为交换条件，在台湾问题上放弃华盛顿的承诺。尽管双方并未达成正式交易，但特朗普推迟了向台湾出售价值140亿美元武器的签署程序，并称这笔军售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

本次调查反映了两岸关系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国公众态度的变化。中国公众对台湾看法的许多变化发生在本次调查启动之前，表明郑丽文的正式访问可能产生了影响。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则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总体而言，中国公众仍然倾向于通过和平与外交方式处理两岸关系，但如果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他们支持使用武力。此外，尽管文化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因素仍然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最主要原因，但中国公众对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以及中美高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主要调查发现

  •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好感度最高。本轮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中，对台湾的平均好感度均为61分（满分100分）。
  • 中国公众对于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看法仍存在分歧，但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37%）与不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46%）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
  • 略超过半数（51%）的受访者认为，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关系问题进一步恶化。
  • 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公众最支持的应对措施是攻击金门和马祖（77%），其次是实施海上封锁（59%）和经济制裁（56%）。
  • 四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尽管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最低，但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支持这一选项的比例从21%上升至29%。这一增幅主要来自40岁以下的中国受访者，他们对全面军事进攻的支持率从17%升至34%。
  • 在非胁迫性的两岸关系处理方式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加强文化交流（83%）、促进贸易往来（82%），以及放宽台湾居民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的政策（72%）。
  • 目前，三分之二的中国受访者支持通过官方谈判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这一比例较2025年末略高于半数的52%显著上升。
  • 单方面向台湾作出让步以缓和两岸关系总体上不受欢迎，仅有15%的受访者支持这一选项。不过，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受访者对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显著上升。
  • 5月峰会后，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两个原因显著增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其支持比例从46%升至58%；台湾作为开放社会的典范，其支持比例从44%升至53%。

中国公众支持贸易与安全合作，但仍将美国视为威胁

自2025年秋季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数据，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24年的历史低点回升，在2025年末达到100分制中的35分，并在2026年进一步升至39分。尽管整体态度仍然偏负面，但已经接近中立水平。同一份报告显示，支持与中国接触而非采取遏制政策的美国受访者已占微弱多数，比例为57%。

本次调查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公众的看法目前已相当接近。然而，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不同，自2025年10月以来，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在显著改善后仍然偏于负面，但两国公众对彼此的看法正在逐渐接近，唯独在国家安全威胁认知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比2025年末下降1分。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安全威胁认知。十分之九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干涉台湾事务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同样构成重大威胁。

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似乎缓和了中国公众的许多负面看法，但总体而言，峰会带来的是双方看法的趋同，而非中国公众对美国态度的整体转变。

与美国公众支持对华接触的态度相似，尽管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评价仍然偏低，但他们依然高度支持与美国开展贸易和安全合作。

对于希望实现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的人士而言，这些调查结果提供了一定的谨慎乐观依据。调查显示，尽管两国公众之间存在不信任，但双方都愿意开展合作。如果两国政府能够与各自国内公众的态度相协调，正式外交关系就有望为取得更实质性的成果创造机会。

主要调查发现

  •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情绪依然低迷。本次调查中，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而2025年秋冬季的平均分为33分。
  • 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 与其他教育程度的群体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仍然最有可能认同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不过，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 美国的台湾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仍然是中国公众最常提及的国家安全威胁，分别有85%和78%的受访者认同这两项政策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源于政治价值观的威胁认知，例如对民主和人权的担忧，也大幅上升，从2025年的28%增至2026年的40%。
  • 5月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对美国台湾政策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显著下降，从90%降至81%。女性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也从87%降至81%，40岁以下受访者则从88%降至84%。
  • 尽管整体威胁认知变化不大，但40岁以下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地缘经济威胁的认知在5月峰会后明显下降，从85%降至78%。
  • 5月峰会后，40岁以下、未接受大学教育以及男性受访者对美国文化价值观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有所上升。其中，40岁以下受访者的比例从33%升至45%；未接受大学教育者从38%升至46%；男性受访者从40%升至49%。
  • 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应积极寻求与美国在国际贸易（73%）、科学与技术创新（68%）以及全球安全（64%）等议题上的合作。曾经被视为中美交流重要支柱的教育合作，如今获得的支持度最低，仅为33%。

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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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

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KS Liu

中方领导人访问白宫后，人们普遍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也是中美关系究竟是否有所突破的核心问题。

截至10月5日，公开证据显示：9月24日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军售推进的节奏仍受到关注。

中方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但这一措辞没有出现在美方的会谈说明或特朗普的公开讲话中。台湾“外交部”次长陈明祺9月27日也表示，中方的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公开认可。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会后表示，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仍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为基础。他还明确表示，美方没有改变措辞和立场。

台湾“防长”顾立雄9月29日表示，既有军售及合作没有收到变更通知，双方继续讨论具体项目。不过，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方案仍未获放行。据美联社报道，该方案是在今年5月北京会谈后暂停的，并非9月会谈后才暂停。

北京此次没有公开取得要求美国“反对台独”的政策突破，华盛顿维持原有立场，同时在军售审批上保留调整空间。因此，“政策未变”有事实依据，但不能据此认为对台支持的力度和速度完全不受中美关系影响。军售方案何时获批，比会谈中的友好言辞更能检验后续走向。

美国会两党主要涉台议员都支持推进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并反对把它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当前的主要分歧在国会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这不等于两党每位议员都已表态，但跨党派支持相当明确。

9月23日，麦康奈尔、科宁、穆尔科斯基和蒂利斯等共和党议员联名与要求白宫推进军售及援助，并对特朗普把台湾称为“很好的谈判筹码”表示担忧。

9月2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台湾自卫“不可谈判”，要求立即推进140亿美元军售、其他武器交付及13亿美元援助资金。

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与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9月23日共同致函特朗普，要求立即批准军售，明确表示对台军售不应成为与中国谈判的事项。

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拖延声音尤其值得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威克在峰会后再次强调：对台防务决定应依据军事需要，国会授权拨款应按原定目的使用，并应遵守不就对台军售与北京磋商的承诺。

特朗普可以控制审批时间，但要长期停止这笔军售，甚至用它交换中国的让步，将面对两党国会议员的明显阻力。不过，两党施压并不能保证军售立即获批，白宫目前仍掌握推进程序的主动权。

如果要判断近期美台关系是否出现实质变化，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能否获批，是最关键的观察指标之一。它比“政策没有改变”的口头保证，更能显示美国支持台湾自卫的实际力度。是否批准新军售，最能检验特朗普是否愿意在北京反对下继续加强台湾防务。

特朗普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加强自身防务、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如果要求台湾承担防务的主要责任，却长期限制台湾购买必要的武器，势必形成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其实美国对日本、韩国、北约等也是如此要求的，更何况特朗普把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作为“盟友”的重要指标。

10月2日，台湾收到首批两架此前订购的F-16V战机，说明既有军售仍在执行。

美国的军售决定是否与北北京挂钩，这是原则问题。两党议员要求政府不得把对台军售作为中美谈判筹码。如果美国实际接受北京对军售的限制，其意义将超过一次审批延迟。

因此，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

美智库：习特会之后，中美关系能否迎来新的稳定期？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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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习特会之后，中美关系能否迎来新的稳定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同意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并延长贸易休战，为下一阶段经贸谈判争取时间。美国多家智库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尚不足以改变两国战略竞争的基本格局。

峰会释放缓和信号，但实质性突破有限

据路透社9月24日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双方围绕贸易、人工智能、台湾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习近平强调，中美应建立更加稳定、负责任的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竞争，并为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的商业环境。特朗普则着重强调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以及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

此次峰会安排了高规格的国事访问仪式和晚宴，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美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然而，峰会的外交氛围并未转化为所有重大议题上的实质性进展。双方虽然就部分商品关税减让达成初步安排，但在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和关键矿产供应等核心争议上，仍未形成全面解决方案。

路透社9月28日刊发的另一篇分析指出，峰会虽然取得了有限的贸易成果，但并未改变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同意对总额约600亿美元的部分商品推进对等关税减让，并将贸易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以便继续磋商。不过，减税商品范围有限，具体落实时间和部分重要产品的安排仍存在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豆等美国对华重要农产品并未被纳入此次关税减让安排。这表明，尽管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摩擦重新升级，但在农业市场准入、关键矿产和高科技领域，仍然将各自的经济优势作为谈判筹码。

中国获得战略缓冲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9月30日刊发的分析《习近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What’s Next for US-China Relations After Xi Jinping’s State Visit?），由该机构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高级研究员秦江南（Jonathan Czin）和陈凯欣（Kyle Chan）共同参与。

文章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实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包括争取时间和空间加强中国国内发展，以及缓解美国施加的部分经济压力。双方延长贸易休战的决定，说明尽管中美仍在努力减少对彼此关键产业的依赖，但在短期内，双方都难以完全摆脱对对方的需求。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特别指出，美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仍然依赖中国，而中国在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仍需要来自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种相互依赖构成了双方在谈判中相互制衡的重要基础，也使全面脱钩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

从这一角度看，贸易休战不仅是缓解关税压力的临时安排，也为双方争取了调整产业政策、巩固国内经济基础的时间。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外部压力有助于稳定经济预期，并继续推进科技自主和产业升级；对于美国而言，避免与中国发生新的大规模贸易冲突，也有利于减少国内企业和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

美国智库对峰会成果存在不同解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9月28日发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白宫峰会的主要启示》（Takeaways from the Trump-Xi White House Summit），汇集了多位专家对峰会的评估，涵盖贸易、台湾、伊朗、人工智能、芬太尼以及全球战略竞争等议题。

CSIS专家普遍认为，峰会有助于延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这种稳定仍然十分脆弱。该中心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主任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此次峰会延长了中美近一年来的缓和期，但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并未消失。

CSIS专家还注意到，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并要求美国坚持相关立场，而美国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关切也没有得到明确回应。双方虽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但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仍未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

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峰会前发表的分析中则指出，峰会的重要性在于避免局势恶化，而不是解决所有长期问题。他认为，峰会所设定的有限目标与中美两国面临的广泛全球挑战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也反映出当前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缺口。

台湾、科技与全球安全仍是关键分歧

台湾问题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特习峰会期间，中国方面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而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仍面临来自中国的持续压力。

美国此前暂停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台湾防务部门在峰会结束后表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保证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这项大型军售方案仍未获得推进，台湾与美国仍在就具体军售项目进行沟通。

人工智能也是双方竞争与潜在合作并存的重要领域。CSIS在峰会前发布的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状及其对中美峰会的影响》（The State of AI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Summit）指出，华盛顿需要探索与中国开展AI治理对话的途径，尤其是在全球技术标准、安全风险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

然而，人工智能不仅涉及技术合作，也与国家安全、军事应用和产业竞争紧密相连。中美双方对于技术开放程度、监管机制以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认识仍有差异，这意味着相关合作可能首先集中在风险管理等有限领域，而不是形成全面的技术协定。

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双方对于伊朗核问题、地区冲突以及国际秩序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CSIS专家指出，峰会虽然提供了高层沟通平台，但没有就一些重大安全挑战形成具体、可执行的共同方案。

稳定不等于战略竞争结束

从此次峰会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表现出避免关系急剧恶化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有助于降低贸易和供应链风险，并为国内经济政策创造相对可预测的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缓解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压力，有利于集中资源推进国内发展和科技创新。

不过，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和CSIS的相关分析均显示，双方的战略疑虑仍然存在。美国继续寻求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国则持续推进半导体等战略产业的自主发展。台湾问题、技术出口管制和地区安全等争议，也仍然可能成为新的摩擦来源。

因此，此次峰会更像是双方在激烈竞争中寻求管控风险的一次外交努力，而非中美关系的根本转折。贸易休战能否持续、双方是否能够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以及未来能否在AI安全等领域形成具体合作，将成为判断中美关系能否进入较长期稳定阶段的重要指标。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也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政策、科技竞争和外交互动将持续影响国际市场、全球供应链和地区安全。如何在竞争中维持沟通、避免冲突升级，仍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课题。

(综合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报道与分析)

法德推动欧盟建立快速贸易反制机制，矛头或指向中国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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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推动欧盟建立快速贸易反制机制，矛头或指向中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周一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建立新的快速贸易反制机制，以应对被认为损害欧洲经济和工业基础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外界一致认为这是针对中国。

虽然法德提案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路透社指出，其中所描述的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关键资源出口等做法，与欧盟近年来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担忧高度吻合。法德还希望欧盟能够在数日内启动反制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风险。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以应对他们所称的“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而中国很可能成为这一新机制的主要目标。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10月5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建立新的快速反应贸易工具。就在10天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与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马克龙和默茨在信中表示，一些“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正在威胁欧盟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因此欧盟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这封信及其附带的法德联合提案，称其为有关地缘经济风险和全球经济失衡讨论的重要贡献，并表示这与冯德莱恩关于提高欧洲竞争力以及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关系的立场相一致。

新机制不点名中国，但针对性十分明显

法德提出的新机制并不会明确针对某一个国家。不过，提案特别提到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货币兑换等“市场扭曲”行为，而这些恰恰是欧盟领导人近年来批评中国时经常提及的问题。

路透社指出，欧盟近年来一直担心中国工业产能扩大以及大量低价商品进入欧洲市场，认为这正在对欧洲制造业形成压力。欧洲尤其关注汽车、化工以及其他工业产品领域的竞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在贸易越来越被当作地缘政治工具的情况下，欧盟需要拥有类似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关税措施那样强有力的工具，也需要能够应对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法德的联合文件还认为，欧盟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需要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包括扩大调查范围，并针对整个行业采取行动，而不仅仅针对个别企业或产品。文件特别指出，化工产品、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以及混合动力汽车进口等领域已经迫切需要采取措施。

法德希望建立两项新的贸易工具

除了要求更快使用现有贸易防御工具之外，法国和德国还呼吁欧盟委员会尽快提出两项新的机制，以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和供应链多元化。第一项措施旨在减少欧洲企业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尤其针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物资。第二项措施则更具针对性：如果某些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盟可以限制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目前，法德提案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这一机制，也没有具体说明欧盟可以采取哪些反制措施。但提案提出，欧盟委员会如果建议对某一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只要没有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合格多数”反对，该措施就应当获得通过。这一程序门槛低于欧盟目前针对部分贸易措施所采用的决策方式。

法德还希望欧盟委员会能够迅速启动新的反制措施。德国政府官员表示，所谓“迅速”可能意味着几天之内就可以采取行动，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政策程序。不过，建立这一新工具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议会批准相关立法。

法国敦促欧盟结束对贸易问题的“天真”， 德国对华经贸政策出现进一步调整

一名法国总统顾问表示，欧盟采取行动已经十分紧迫，因为欧洲与一些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失衡已经变得“不可持续”。这名顾问还表示，法国和德国希望欧盟尽快使用现有的反倾销措施。“法国和德国非常希望结束在贸易问题上的天真态度。”这名顾问对记者说。

法德此次提出新的贸易工具，意味着两国希望欧盟在面对外部经济压力时拥有更大的反制能力，而不仅仅依赖现有的贸易防御体系。此次法德联合倡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立场变化。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与中国市场存在广泛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因此，德国过去在处理中欧经贸关系时通常比法国更加谨慎，更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损害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

但近几个月来，德国国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对华贸易政策的声音不断增加。欧盟近期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正在对欧洲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欧洲央行9月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向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升级，正在使欧洲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发生变化。2026年上半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大幅增加，而对华出口继续下降，导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因此，法德此次共同提出新的贸易反制工具，也反映出欧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越来越重视所谓“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问题。法德的提议并不意味着欧盟已经决定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制裁。相关新机制仍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最终能否实施以及具体针对哪些国家，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但从政策方向来看，此次倡议显示，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从传统的贸易防御模式转向更加迅速、更加具有反制能力的经济安全政策。这也发生在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欧盟领导人此前已经讨论如何应对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并寻求加强贸易防御工具。法国近年来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立场，而德国过去相对谨慎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法德此次联合行动因此可能成为欧盟未来对华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继续保持与中国贸易和对话的同时，欧盟正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工具，以便在认为中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损害欧洲利益时迅速采取反制措施。

华尔街日报：英国消费者为何钟爱中国汽车？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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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英国消费者为何钟爱中国汽车？

中国汽车品牌正在英国市场迅速扩大影响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奇瑞汽车旗下的捷酷（Jaecoo）7今年9月成为英国销量最高的车型。今年上半年，在英国销售的新车中约每六辆就有一辆来自中国品牌。

当英国南部居民马克·特维利斯（Mark Thewlis）今年夏天准备购买一辆家庭用车时，他发现中国奇瑞汽车旗下的捷酷7在外观和配置上与一些豪华品牌车型相似，但价格却低得多。这名33岁的英国消费者计算后发现，他心仪的捷酷7售价约为5万美元，只有外观相似的路虎车型价格的一半左右。

由于捷酷7与路虎揽胜极光在外观上的相似性，这款中国SUV甚至在英国获得了一个带有调侃意味的绰号——“Temu版路虎”。“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猫腻吗？”特维利斯说。但试驾之后，他认为购买捷酷7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华尔街日报指出，在大型工业化经济体中，英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接受程度尤其高。价格相对低廉、具有豪华车风格的外观以及丰富的科技配置，正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迅速打开英国市场。由奇瑞生产的捷酷7在今年9月成为英国销量最高的车型。根据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英国市场销售的新车中，接近六分之一为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仅低于挪威。

与此同时，今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数量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两倍。随着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销量增长放缓，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积极寻找海外市场。英国市场因此成为观察中国汽车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窗口。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未来中国汽车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英国目前出现的情况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在英国利兹的一家汽车经销商工作的萨姆·卢斯科姆表示，中国汽车的吸引力其实很简单：“它看起来很贵，开起来也感觉很贵——然后你才发现它的价格是多少。”中国汽车品牌今年在英国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奇瑞推动。奇瑞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之一，截至9月底，其英国销量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并超过了长期占据英国市场重要位置的福特汽车。奇瑞英国公司董事总经理法雷尔·许表示，英国消费者对于新汽车品牌的接受程度，为中国汽车进入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捷酷7于2025年1月在伦敦附近正式进入英国市场。不到两年时间，该品牌在英国已经售出约8.7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去年秋天推出的较小车型捷酷5。一些经销商表示，中国汽车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他们此前的预期。一家同时销售捷酷和欧萌达（Omoda）汽车的英国经销商原本计划第一年销售350辆汽车，但最终卖出了500多辆，今年预计销量将超过1200辆，目前甚至有部分车型需要排队等候。经销商史蒂夫·杨估计，捷酷买家中约五分之三此前拥有宝马、奔驰或路虎等豪华品牌汽车。随着利率上升，传统豪华车的融资成本增加，而捷酷通过提供免息贷款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的月度支出。“为什么不买一辆功能相似、但每月还款低得多的汽车呢？”杨说。

捷酷7与路虎揽胜极光的相似外观，也并非完全没有历史背景。奇瑞早在2012年就与捷豹路虎成立合资企业。当时，中国消费者对西方豪华汽车的需求旺盛，双方在中国生产包括揽胜极光在内的车型。

直到今年夏天，这家合资企业还在上海附近的常熟生产中国版揽胜极光。捷豹路虎在2024年决定停止相关车型的生产，与此同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开始转向新的产品，包括利用奇瑞电动汽车技术开发车型，并使用路虎历史悠久的Freelander品牌。

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PB Balaji今年5月表示，路虎目前的高端价格定位与中国进口汽车并不构成直接竞争。不过，捷豹路虎过去也曾针对中国市场出现的仿制车型采取法律行动。2019年，该公司曾在北京赢得一起针对“陆风X7”的诉讼，该车型被认为与揽胜极光高度相似。

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的快速扩张已经引起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关注。欧洲最大的两家汽车制造商之一大众，以及Stellantis集团，都警告称，新竞争者可能进一步压缩欧洲汽车企业的利润空间。大众此前也把来自汽车行业的竞争压力作为削减就业岗位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英国消费者来说，中国汽车品牌的进入首先意味着更多选择以及更低的价格。

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英国汽车总销量增长约10%，尽管英国经济增长依然有限。中国汽车品牌提供的价格较低的车型被认为是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并不全部是电动汽车。捷酷7等车型包括传统燃油车和混合动力车型，而中国汽车出口过去几年在欧洲最受关注的领域主要是电动汽车。前阿斯顿·马丁首席执行官安迪·帕尔默说：“消费者从更低的成本中获益。”但他同时指出，围绕中国汽车的争论仍然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种竞争究竟是公平竞争还是不公平竞争。

对于汽车经销商而言，中国品牌的进入同样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经历疫情后的低迷以及福特、Stellantis等传统汽车制造商关闭部分展厅后，英国经销商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英国Vertu汽车经销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福雷斯特认为，英国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代人以来的变化”。

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英国并不是从捷酷开始的。最早成功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之一是上汽集团。上汽收购了曾经陷入困境的英国品牌MG，并重新将这一历史悠久的英国汽车品牌投入市场。MG最初诞生于英国牛津，曾以跑车闻名。上汽接手后，开始利用MG这一英国品牌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疫情期间，由于英国市场缺乏价格较低的电动车，MG迅速获得消费者关注。早期一些MG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这个品牌背后的中国所有者，但如今，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已经不再介意购买明确标注为中国品牌的汽车。

利兹经销商卢斯科姆表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的是“价值”和“配置”——也就是他们花同样的钱能够得到什么功能。“他们在寻找性价比，也在看配置：我的钱能够买到什么功能？”他说。“汽车不是在英国生产的这一事实，并不会让他们望而却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的迅速扩张，正在改变欧洲汽车市场长期由欧洲、日本和韩国品牌主导的竞争格局。英国市场的变化也显示，随着价格、配置和产品质量成为消费者更加直接的考量，“中国制造”本身可能正在越来越少成为消费者购买汽车时的障碍。

悼石文安：倾听中国故事的人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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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石文安：倾听中国故事的人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于2026年10月2日上午去世。消息来自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位相交近五十年的老朋友。听到噩耗的人，第一反应多半是难以置信——这位永远衣着优雅、精神矍铄的中国问题专家，似乎永远不会倒下。

石文安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写下过一句话：“我是倾听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的人——然后在西方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我们和讲故事的人都能理解。”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她五十年的学术与人生。

1977年，她开始在香港大学的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由此进入中国研究领域。1978年，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1979年4月，第一个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访美的中国学者，石文安是陪同人员之一。代表团成员大多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过残酷迫害，他们讲述的经历与官方出版物大相径庭。石文安当即决定：要到中国去，以受害者的口述历史为基础，研究文革。她后来回忆，1979年4月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相遇，是她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一刻起，她认定自己的角色，就是“倾听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1987年出版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Enemies of the People）——至今仍是理解文革最重要的英文著作之一。

此后二十多年，石文安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写作、讲学、并为很多机构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咨询，其中六年在中国度过。这些年，她主要依赖国家人文基金会、威尔逊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维系着这份“非正统”却丰饶的学术生涯。

1991年，她出版《A Chinese Odyssey》，讲述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在70年代末的遭遇；1994年，她为李志绥代笔《中国领导人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成为全球畅销书，让全世界得以一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日常生活；2015年，她与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合著《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讲述西藏流亡群体的故事；2021年，她主编《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汇集学界、政界与非政府组织人士，对半个世纪的美中接触史作出多学科的回顾与反思。

但石文安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她是行动者，涉足领域包括人权、西藏和村民选举——她不仅对这些议题怀有热情，更身体力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改变。1990年代，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揭露中国福利院中被遗弃儿童的悲惨处境，文章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并推动了中国相关政策的改变；1996年前后，她将美国卡特中心介绍给主管中国村民选举的民政部的官员，卡特中心从此开始观摩和考察中国的基层民主，并于2002年创办了中文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同年，石文安在美国国会就中国村级选举作证；自2003年起，她常年在青海藏区工作，与当地藏族非政府组织合作。晚年，石文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找到了学术之家，担任中国基层研究中心（the Grassroots China Initiative）的主任和高级研究教授。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文安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顾问；2000年代中期，全国委员会创办“公共知识分子计划”（Public Intellectual Program, PIP），她在PIP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出谋划策，委员会成立后成为最投入的成员之一——尤其在遴选每一届成员时，她“万无一失的判断力”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员；在学员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上，她的发言总能为讨论增添历史的纵深与细腻的层次。

石文安的朋友们难以忘怀的还有她的风度。无论身在何处、去往何方，她总是衣着优雅。西藏问题专家扎西拉贝（Tashi Rabgey）回忆，有一次在尘土飞扬的藏区小镇结古（在青海玉树地区），石文安“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如既往地穿着精致的套装，带着她那股势不可挡、勇往直前的精神。”

晚年疾病缠身，石文安无法再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计划和全国委员会的活动，也无法投身她热爱的那些事业，但她始终急切地想知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近况。

石文安走了，但她留下了那些被她倾听并讲述的故事——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等待处决的异议者、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医生、西藏的流亡者，以及半个世纪美中关系的亲历者。她听得认真，也讲得精彩。她是学者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前，她早就已经是了。

正如石文安的老朋友白莉娟（Jan Berris）所说：“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她写或编的几本好书，不妨找时间读一读——那是关于中国的最好的文字。”

附录：石文安主编《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目录

（《接触中国：美中关系五十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

第一部分：美中关系的形成与解体

  1. 接触中国：美中关系五十年 ——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1. 接触的逻辑与成效：目标、假设与影响 —— 冯稼时（Thomas Fingar）
  1. 误判中国崛起：南海争端与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到战略对手的转变 —— 高龙江（John W. Garver）

第二部分：反思我们如何认识中国

  1. 半个世纪的接触：中国研究与中国学者群体的角色 —— 麦朝伟（Andrew Mertha）
  1. 美国梦与中国梦：不平静的演变 —— 马德森（Richard Madsen）
  1. 美中关系回顾：四十年的商业关系 —— 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
  1. 中国经济透视：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未能预见什么？ ——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

第三部分：在地、非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

  1. 战略调适：美国基金会、宗教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 —— 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
  1. 美中关系：公共卫生视角 —— 黄严忠（Yanzhong Huang）
  1. 思想者、建设者、象征、间谍？接触时代的中美教育关系 —— 戴博（Robert Daly）

第四部分：断层线、对和平的威胁与对未来的反思

  1. 美中军事关系：从敌对到和解，或许再回头 ——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1. 中国周边：美中关系中的断裂带 —— 傅瑞珍（Carla P. Freeman）
  1. 四十余年的美中外交：现实与建议 ——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董云裳（Susan Thornton）
  1. 对华接触：一篇悼词与风暴将至的反思 ——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后记 · 致谢 · 作者简介 · 索引

共和党戴恩斯：美中应避免脱钩，峰会利于降温和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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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戴恩斯：美中应避免脱钩，峰会利于降温和缓和

戴恩斯在会上谈到自己的中国经历时说，他从1991年开始接触中国，后来与家人搬到广州，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他表示，过去几十年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他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了解中国的原因。

【编者按：尼克松基金会每年在华盛顿主办一次名为“大国战略”的峰会（Grand Strategy Summit）。这个峰会一般涉及三个主题，尼克松的外交遗产、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2026年的峰会只有一个单元涉及中美关系，由来自蒙大拿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发表演讲。戴恩斯这两年曾三次访问中国。2025年3月，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改革高层论坛，2026年5月，他率领一个跨党派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到访了上海、北京等地），期间受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及外交部长王毅的接见。 8月，他再度前往中国，先后考察了杭州、广州等地的科技企业（如亿航智能等），并与地方官员会面。戴恩斯跟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常被媒体说成是白宫的“中国事务特使”，在沟通双方议程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他在从政前曾做过美国保洁公司（Proctor & Gamble）的高管，并在中国广州生活了6年。蒙大拿州在中美关系方面也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60年代到70年代，该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直主张改善美中关系。来自该州的另一个参议员鲍克斯（Max Baucus）2014年到2017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本文2026年10月3日由VOA首发，作者是李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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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表示，美国不应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应在保持接触的同时降低风险。他强调，美国需要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并通过外交沟通避免美中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台湾议题上，戴恩斯主张“保持现有路线”。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恩斯星期四(10月1日)在尼克松基金会举行的“大国战略峰会”上谈到上星期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时说，这次会晤的主要意义在于稳定和缓和两国关系，而不是立即解决所有具体问题。

“就(峰会)结果而言，我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松了一大口气，因为此次访问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总统对习近平表现出了极大的礼遇和尊重，”戴恩斯说。

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习近平在此次访问中得到了尊重。

“我认为，这72小时的整个过程更多是一种礼仪性和仪式性的安排，实质性的内容相对少一些。不过，说实话，我本来也没有期待这次访问能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我们只是想确保，在关税和言辞等方面，这种关系能够继续降温、缓和，而目前看来，我们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

谈到乌克兰和伊朗等议题，戴恩斯表示，美中双方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主要是在闭门场合进行，公开场合的讨论相对较少。

针对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对北京的立场不够强硬的批评，戴恩斯说，无论是在商业环境还是外交场合，根据他与中方打交道的经验，如果目标是推动问题取得实际结果，“坦诚而激烈的对话、艰难的对话”最好在闭门场合进行。

“相信我，双方私下正在进行一些非常强硬的对话。但总的来说，如果把这些强硬立场变成公开的言辞，通常只会把中方推向错误的方向，”戴恩斯说。

现年64岁的戴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一个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在华盛顿的美中峰会之前，戴恩斯参议员今年8月底访问了广州和浙江等地，并参访当地科技企业。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戴恩斯还率领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

戴恩斯也是上周唯一出席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晚宴的美国参议员。

戴恩斯在星期四的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应在保持接触的同时降低风险。

“我认为贝森特部长的说法非常准确，我们不能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去风险，” 戴恩斯说，“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从战术和战略层面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

戴恩斯说，美中关系能否保持稳定，一方面取决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双方是否保持沟通。他特别强调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保持直接沟通的重要性。

“这些外交沟通渠道至关重要。我认为，美中关系中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事实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频繁沟通，两人会通过电话交谈，” 戴恩斯说。

戴恩斯于2015年进入美国参议院，此前曾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众议员。他也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任职于宝洁公司(P&G)期间，他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参与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并协助建立生产设施。

戴恩斯在会上谈到自己的中国经历时说，他从1991年开始接触中国，后来与家人搬到广州，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他表示，过去几十年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他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了解中国的原因。

戴恩斯说，中国变化迅速，美国官员需要通过实地访问不断更新对中国的认识。他回忆说，自己曾对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表示：“唯一比从未去过中国的参议员更危险的，是五年前去过中国的参议员。”

在台湾问题上，戴恩斯强调美国应当“保持现有路线”，并维持对台政策的一致性。他认为，美国政策出现摇摆可能增加误判和冲突风险。

“简单来说，答案就是，不要改变路线，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坚定。如果中方察觉到我们开始有些腿软、立场出现动摇，那将极有可能迅速引发他们产生采取军事行动的可怕念头，”戴恩斯说。

特朗普与习近平上星期举行的峰会结束后，中美双方发布的会谈成果均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星期六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台湾问题。此前，外界曾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在峰会上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路透社在峰会前曾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中方可能要求特朗普依据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停止对台军售。

不过，戴恩斯表示，他对台湾海峡未来短期和中期局势持相对乐观的看法。

“事实上，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相对更加乐观一些，”戴恩斯说，“至少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中国不太愿意冒险对台湾采取可能造成动荡的某种行动。他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遭遇。”

中美峰会后台湾棋子角色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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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峰会后台湾棋子角色愈发明显

由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华盛顿峰会：评估与展望”研讨会29日以在线形式举行。多位与会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转向特朗普式的“生意思维”，台湾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的“棋子”角色愈发明显。学者指出，美方暂停对台军售释出短期良性信号，且本质上更倾向于商业行为而非战略思维，这是台湾方面应紧张的。

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5月习特会时是负面表述，强调台湾问题是破坏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这次变成正面表述，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可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坚持了反对“台独”的政策立场。

信强认为，美国暂停对台军售是重要的良性信号，美台互动也相对更为谨慎克制。但美台情报共享、军事演训层级和程度一直没有停，而且不断升级，这些是中美关系隐患。对台军售延缓能否持续，中方希望至少延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前，但很难做到，值得观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讲座教授杨永明表示，台湾议题仍然高度敏感，这次难以形成公开文字的议题，因此被排除在经贸、AI、伊朗等可协调清单之外。但在整个新的中美协调和重复赛局过程中，台湾议题一定会跟其他议题挂钩。美国因整体利益考量、战略收缩和美国优先的考虑，将来再介入台海议题的空间必将受限。

杨永明认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已经转变——从过去的“是否军事保台”的战略模糊，转变为“对台湾议题”的战略模糊。

杨永明指出，台湾议题的关键在于，年底选举会影响台湾大选。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继续连任，将完全撼动两岸关系和整个区域及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他认为，日本的角色会非常关键。他指出，高市政府有三项错误：第一，不清楚日本已经不是科技大国、中等国家的地位，在中美大国关系中很难挑战任何强权；第二，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是不需要的，而且是错误的；第三，依然认为美国对第一岛链甚至台湾海峡是重视的。他认为，中国采取政经分离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内部开始有更多不同声音。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可以分为四部曲：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不反对和平统一、支持和平统一。现在美国还在第一部曲，希望有所突破不现实。他认为，对台军售是暂时搁置，三大原因决定美国对台军售不可能终止：军工复合体（MIC）与台湾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会跨党派强烈支持；台湾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积极游说。

朱志群提到，峰会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曾问习主席中国需不需要购买美国武器。“这引发了炸锅式的讨论”，朱志群说，“特朗普没有把对台军售看成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是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问题，就是美国的一个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就可以讨价还价。台湾那边可能非常紧张——对台军售讲了半天不是为了保护台湾，仅仅是个商业行为。”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也对此提到，庞德伟的言论呈现的是：在特朗普眼里，对台军售完全是生意思维，而非战略思维，改变了之前的战略模糊定义。孙太一还说，台湾议题本身没有任何口头上的交易声明或签署文件，但本身是两国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继续维持着双边关系的稳定。

中国评论通讯社驻美首席记者余东晖观察，峰会之前大家认为最大的热点是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怎么表态，但最后中方重申了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并没有提到对台军售，这出乎很多媒体意料。“中方提坚持反对‘台独’立场，可理解成美方已反对‘台独’，中方要求继续坚持。”余东晖认为，这说明过去几个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是让中方满意的，“中方觉得他在目前政治可行性底下已经达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好地步。”

余东晖提到，鲁比奥在会前关于军售的表态也让人感到意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以军火不足为由说明140亿美元军售为何延迟，说军售延迟的原因很多，不仅是对台湾，卖给谁都一样。这既是借口也是一种实情。”余东晖说，“特朗普回应记者否认他曾经问过中国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但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台湾在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作用现在确实越来越明显了。”（中评社香港9月30日电，记者 卢哲）

从三个民调看美国协防台湾的民意

柳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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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民调看美国协防台湾的民意

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柳金财

【编者按：本文2026年10月3日由台湾梅花新闻网发布，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的柳金财教授，原文标题为“川习会后美国会更为台湾而战吗？从三个组织民调推估美协防台湾的民意”，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近年台湾社会讨论“疑美论”，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是：如果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然而，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协防台湾，同样影响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内政治空间。尤其川习会后，美中建立建设性战后稳定关系后，若逐步由高度竞争走向“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直接军事介入意愿，仍可能继续变化。

我们先比较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Reagan Institute）、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4至2026年的调查，可以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台海安全与美国利益相关，也多数支持军援、经济制裁等方式援助台湾；但一旦涉及“直接派遣美军参战”，支持程度便因调查机构及题目设计，而产生相当大的落差。

一、三大民调的年度数据：从三成多到六成以上

首先，里根研究所的调查呈现相对较高的协防意愿。2024年11月调查显示，若中国入侵台湾，48%美国民众支持投入美军协防，37%反对；相较之下，2022年为43%、2023年46%，形成43%→46%→48%的逐年上升。2024年另有61%支持增加台湾附近的美军部署、55%支持增加对台军售，显示直接派兵的支持度虽低于军事部署与军售，但已接近半数。

2025年里根研究所的数字进一步提高。11月“国防调查”显示，60%支持美国派兵协助台湾抵抗中国入侵，27%反对；77%认为中国入侵时由美军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性，71%支持增加军事装备、70%支持将航空母舰等美军资产调往附近地区，62%支持建立禁航区。换言之，里根研究所2024至2025年直接派兵支持度由48%上升至60%。

里根研究所2025年夏季采取另一种问法，询问若中国“入侵或封锁”台湾，是否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结果高达70%支持；在向受访者说明半导体、盟友安全及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更提高到78%。这显示“采取军事行动”与明确询问“派遣美军”本身，就可能产生约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其次，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呈现的则是相对谨慎的美国民意。2024年只有36%支持中国入侵台湾时派遣美军协防，约58%反对直接军事介入；但74%支持运送粮食与医疗物资，59%支持提供武器。2025年派兵支持度由36%提高至43%，反对者仍有51%；支持美国海军突破中国对台封锁者，则由2024年的37%提高到2025年的47%。因此，美国民众对“援助台湾”与“美军直接参战”具有明显层次差异。

至202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7月调查显示，支持美军在中国入侵时协防台湾者降为38%，共和党41%、独立选民38%、民主党37%，三者差距并不大。与2025年的43%相比下降5%，也低于2021年曾出现的52%高点。同一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由2024年的26分升至2026年的39分，认为中国领土企图构成美国“重大威胁”者亦有所下降。对中国威胁感知降低，可能是理解直接协防台湾支持度变化的背景因素之一。

最后，皮尤研究中心则不能直接拿来形成“派兵”时间序列，因为其题目有所不同。2024年1月，75%美国人认为中台紧张情势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到了2024年9月，在是否应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方面，36%表示应该、26%表示不应该，34%不确定。2025年9月则变成32%支持提供军事援助、28%反对，36%不确定。也就是说，即使题目只是“军事援助”而非“派兵作战”，皮尤调查仍显示美国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犹豫。

二、民意差距大关键在“派兵”、“军事行动”与“军援”概念并不相同

三个机构最值得研究之处，不是谁的数字“最正确”，而是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明显。里根研究所具有“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研究传统，其国防调查经常把台湾问题置于美国全球领导、军事实力、中国威胁及盟友安全架构中。因此，当受访者被提示半导体供应、亚洲盟友安全、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支持军事行动者由70%提高至78%，显示战略资讯及问题脉络可能影响回答。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长期采取较固定的危机情境题组，把援助方式拆成不同层级，因此特别能看出“介入阶梯”。2025年若中国入侵台湾，77%支持运送粮食及医疗物资，71%支持经济与外交制裁，63%支持增加武器及军事物资，47%支持美国海军突破封锁，最后只有43%支持派遣美军作战。这呈现非常清楚的规律：美国民众并非完全不愿支持台湾，而是介入成本及美中直接战争风险愈高，支持率通常愈低。

皮尤的特色又不同。它没有预设美国必须“保卫台湾”，而是让受访者在“应提供、不应提供、不确定”之间选择，因此2025年出现32%支持、28%反对、36%不确定。这个“不确定”相当重要，它说明部分美国民众对台海议题尚未形成稳固的政策偏好，不能简单归类成“支持台湾”或“反对协防台湾”。

三、从高度竞争走向管理竞争：川习会可能改变美国民意的安全情境

2026年美国民众协防台湾意愿的变化，还必须放回川习会后美中关系调整的背景观察。2026年5月川普访中后，美中领导人即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访美，双方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就经贸、人工智能、禁毒、危机沟通及国际安全等议题形成合作安排。

这显示美中关系并未终止战略竞争，而是呈现由高度对抗与极度竞争，逐渐转向管理竞争、控制分歧、防止冲突并选择性扩大合作的趋势。美中官方文件均确认“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这种关系气氛的改变，可能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与台海战争风险的主观判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调查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回升，而支持美军协防台湾者由2025年的43%降至2026年的38%，两者至少在时间上同时出现。

然目前尚不能据此建立川习会后，会导致协防支持度下降的因果关系，尤其芝加哥调查是在7月进行，早于9月习近平访美。较适当的解释是，2026年以来美中互动趋于和缓、威胁感知下降与直接军事介入支持度降低，共同构成新的民意环境；9月川习会则进一步制度化这种“竞争仍在、冲突受控、合作增加”的关系方向。

四、台湾社会应理解支持台湾，不等于愿意为台湾作战

尽管三家民调数字差距很大，仍存在若干共同趋势。第一，美国民众普遍承认台湾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国家利益。皮尤2024年有75%认为中台紧张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里根研究所2025年则有75%认为台海战争攸关美国安全与繁荣。换言之，台湾确实并非美国民意中的完全边陲议题。

第二，非直接作战型援台措施的支持度，通常高于直接派兵。军售、人道援助、经济制裁及增加区域军事部署，比较容易取得多数支持；一旦进入美军直接与解放军交战，支持度便明显下降。芝加哥2025年的43%与2026年的38%，尤其清楚反映这项限制。

第三，美国民意并非固定不变。2024至2025年间，芝加哥调查的派兵支持度从36%升至43%，里根调查则从48%升至60%；但芝加哥2026年又降至38%。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军事协防，可能受到中国威胁认知、美中关系、总统政策、国际战争经验及问题设定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不是一项永久不变的“美国会保台”承诺。

从台湾角度而言，三套民调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能只挑选最高或最低的一个数字证明“美国一定会救台湾”或“美国一定不会救台湾”。里根研究所2025年的60%派兵支持与芝加哥2025年的43%，相差17个百分点；若再使用里根夏季较广义的“军事行动”题目，更达70%。这种差距本身即说明，美国民意高度受到问题措辞、危机情境与介入成本设定影响。

更重要的是，民意支持并不等于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也不等于战争发生时的实际决策。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

职是，台湾社会对这些数据较适当的理解是：美国社会对“支持台湾”具有相当基础，但对“为台湾直接与中国作战”仍存在明显保留。因此，台湾安全政策，就不宜建立在单一“美国是否出兵”的二分命题之上。支持台湾、援助台湾、武装台湾、威慑中国与直接为台湾作战，是不同程度的政策选择。这须分开观察，始能掌握美国社会对台海安全问题的复杂态度。若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趋于缓和稳健、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认知也下降，相对为台而战民意基础也会趋下滑；反之，则有可能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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