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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调：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美国、台湾、伊朗等问题

分析

10/07/2026

《中国脉搏》(China Pulse)是一项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的半年期调查研究项目，旨在了解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本次调查于2026年4月至6月进行，以下各份报告均将最新调查结果与2025年末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还对比了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此次中美峰会视为所有中国公众意见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对于涉及中美关系的调查结果而言，峰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外，将调查分为峰会前后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揭示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2026年初，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度趋于缓和，但这一趋势在春末夏初往往出现逆转，中国公众再次倾向于支持北京采取比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多数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

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中国脉搏》数据平台，向公众开放大部分调查数据，包括本次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结果，供公众自行探索和分析。该项目将持续开展，我们也欢迎用户对数据平台提出意见和建议。读者可以通过点击此链接或《中国脉搏》页面顶部的链接访问数据平台。

以下是本期报告的主要发现。

长期缓和，短暂转冷：中国公众对伊朗战争与地区安全的看法

2025年末至本次调查期间，中国公众对周边国家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但在2026年春末夏初，这一趋势出现逆转，许多国家的好感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从2026年1月开始，中国公众对北京采取强硬国际立场的支持度一度有所下降，但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的几周内，这种支持度再次上升。

本次报告涉及众多地理区域、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因此，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不可能成为所有强硬态度上升的决定性原因。不过，将峰会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比较，有助于揭示整体平均数据所掩盖的中国公众态度转变。

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的强硬倾向不仅体现在对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具有优势的认同感增强，也体现在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等方面。尽管没有2025年末关于中国公众对伊朗看法的数据可供比较，但本次调查显示，2026年4月至6月期间，支持中国派遣海军舰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上升至明显的多数。

除少数例外，中国公众的整体趋势是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比北京通常通过官方声明所表达的立场更为强硬的姿态。

主要调查发现

中国与世界

认为中国优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比例，在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已高达89%，峰会后进一步升至95%，接近形成共识。本次调查期间的平均比例为93%。
尽管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大多数国家持负面看法，但对俄罗斯、泰国、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好感度均显著上升。其中，对俄罗斯的好感度从55分升至59分（满分100分）；对泰国从35分升至39分；对韩国从33分升至38分；对越南从28分升至33分；对菲律宾从26分升至30分。与2025年末相比，中国公众对新加坡和印度的好感度也有所提高。
对比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发现，除美国和台湾外，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好感度均显著下降。其中，对新加坡、伊朗和俄罗斯的好感度降幅最大，分别下降10分、8分和8分。

伊朗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呼吁调解（60%），并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54%）。相比之下，支持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受访者占23%，支持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仅占15%。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中国公开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47%降至40%。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伊朗没有义务的少数派比例则显著上升，从11%增至15%。
峰会后，支持派遣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上升，从51%增至59%，形成明确的多数支持。

俄罗斯

即使面临西方制裁，仍有6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即使中国自身也因此面临制裁，仍有52%的受访者支持继续与俄罗斯合作。然而，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军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获胜将使中国受益。
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支持在中国可能遭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57%降至52%；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比例也从31%降至22%。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受访者比例从16%上升至25%。这很可能与特朗普访华后普京与习近平立即举行会晤有关，但本次调查无法证实这一推断。

朝鲜

略超过半数（5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而支持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比例更低，仅为39%。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反对向朝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均显著上升。反对经济援助的比例从16%增至28%，反对军事援助的比例从26%增至36%。

韩国

如果韩国获得核武器，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北京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增加军费开支（67%）、提出外交抗议（61%）以及实施经济制裁（56%）。相比之下，对韩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所有实质性应对选项中支持度最低的，仅为24%。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较为温和的应对措施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支持禁止韩国文化产品的比例从42%降至33%；支持提出外交抗议的比例从65%降至59%；支持实施经济制裁的比例从60%降至52%。

日本

对于日本正式允许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中国公众最倾向于采取的应对措施与韩国军事化情景下的选择相似，包括增加国防开支（69%）、实施经济制裁（66%）和提出外交抗议（62%）。相比之下，支持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受访者比例要低得多，仅为29%。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支持禁止日本文化产品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而这一选项原本就不是广受欢迎的应对措施。

菲律宾

调查向受访者提出了三种情景：菲律宾以支持中国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减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或终止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为条件，换取中国减少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调查显示，这三种方案总体上均不受中国公众欢迎。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对这三种方案的支持度均有所下降。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中国公众对于通过谈判调整领土主张的看法变化不大。

台湾：不支持诉诸战争，但支持采取胁迫手段

今年年初，两岸关系持续升温。2025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共同参与，演练对台湾实施全面海上封锁。演习期间发射的火箭弹落在距离台湾岛24海里以内的区域，使解放军在台湾邻接区的活动逐渐常态化。

2026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备受关注的正式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会晤期间，郑丽文呼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则重申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的一贯表述，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台湾海峡事务。

2026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华，引发了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担忧，他们担心特朗普可能会以改善对华贸易关系为交换条件，在台湾问题上放弃华盛顿的承诺。尽管双方并未达成正式交易，但特朗普推迟了向台湾出售价值140亿美元武器的签署程序，并称这笔军售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

本次调查反映了两岸关系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国公众态度的变化。中国公众对台湾看法的许多变化发生在本次调查启动之前，表明郑丽文的正式访问可能产生了影响。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则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总体而言，中国公众仍然倾向于通过和平与外交方式处理两岸关系，但如果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他们支持使用武力。此外，尽管文化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因素仍然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最主要原因，但中国公众对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以及中美高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主要调查发现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好感度最高。本轮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中，对台湾的平均好感度均为61分（满分100分）。
中国公众对于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看法仍存在分歧，但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37%）与不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46%）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
略超过半数（51%）的受访者认为，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关系问题进一步恶化。
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公众最支持的应对措施是攻击金门和马祖（77%），其次是实施海上封锁（59%）和经济制裁（56%）。
四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尽管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最低，但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支持这一选项的比例从21%上升至29%。这一增幅主要来自40岁以下的中国受访者，他们对全面军事进攻的支持率从17%升至34%。
在非胁迫性的两岸关系处理方式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加强文化交流（83%）、促进贸易往来（82%），以及放宽台湾居民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的政策（72%）。
目前，三分之二的中国受访者支持通过官方谈判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这一比例较2025年末略高于半数的52%显著上升。
单方面向台湾作出让步以缓和两岸关系总体上不受欢迎，仅有15%的受访者支持这一选项。不过，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受访者对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显著上升。
5月峰会后，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两个原因显著增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其支持比例从46%升至58%；台湾作为开放社会的典范，其支持比例从44%升至53%。

中国公众支持贸易与安全合作，但仍将美国视为威胁

自2025年秋季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数据，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24年的历史低点回升，在2025年末达到100分制中的35分，并在2026年进一步升至39分。尽管整体态度仍然偏负面，但已经接近中立水平。同一份报告显示，支持与中国接触而非采取遏制政策的美国受访者已占微弱多数，比例为57%。

本次调查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公众的看法目前已相当接近。然而，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不同，自2025年10月以来，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在显著改善后仍然偏于负面，但两国公众对彼此的看法正在逐渐接近，唯独在国家安全威胁认知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比2025年末下降1分。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安全威胁认知。十分之九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干涉台湾事务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同样构成重大威胁。

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似乎缓和了中国公众的许多负面看法，但总体而言，峰会带来的是双方看法的趋同，而非中国公众对美国态度的整体转变。

与美国公众支持对华接触的态度相似，尽管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评价仍然偏低，但他们依然高度支持与美国开展贸易和安全合作。

对于希望实现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的人士而言，这些调查结果提供了一定的谨慎乐观依据。调查显示，尽管两国公众之间存在不信任，但双方都愿意开展合作。如果两国政府能够与各自国内公众的态度相协调，正式外交关系就有望为取得更实质性的成果创造机会。

主要调查发现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情绪依然低迷。本次调查中，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而2025年秋冬季的平均分为33分。
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与其他教育程度的群体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仍然最有可能认同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不过，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美国的台湾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仍然是中国公众最常提及的国家安全威胁，分别有85%和78%的受访者认同这两项政策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源于政治价值观的威胁认知，例如对民主和人权的担忧，也大幅上升，从2025年的28%增至2026年的40%。
5月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对美国台湾政策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显著下降，从90%降至81%。女性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也从87%降至81%，40岁以下受访者则从88%降至84%。
尽管整体威胁认知变化不大，但40岁以下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地缘经济威胁的认知在5月峰会后明显下降，从85%降至78%。
5月峰会后，40岁以下、未接受大学教育以及男性受访者对美国文化价值观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有所上升。其中，40岁以下受访者的比例从33%升至45%；未接受大学教育者从38%升至46%；男性受访者从40%升至49%。
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应积极寻求与美国在国际贸易（73%）、科学与技术创新（68%）以及全球安全（64%）等议题上的合作。曾经被视为中美交流重要支柱的教育合作，如今获得的支持度最低，仅为33%。

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

快报

KSLiu

10/07/2026

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KS Liu

中方领导人访问白宫后，人们普遍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也是中美关系究竟是否有所突破的核心问题。

截至10月5日，公开证据显示：9月24日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军售推进的节奏仍受到关注。

中方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但这一措辞没有出现在美方的会谈说明或特朗普的公开讲话中。台湾“外交部”次长陈明祺9月27日也表示，中方的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公开认可。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会后表示，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仍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为基础。他还明确表示，美方没有改变措辞和立场。

台湾“防长”顾立雄9月29日表示，既有军售及合作没有收到变更通知，双方继续讨论具体项目。不过，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方案仍未获放行。据美联社报道，该方案是在今年5月北京会谈后暂停的，并非9月会谈后才暂停。

北京此次没有公开取得要求美国“反对台独”的政策突破，华盛顿维持原有立场，同时在军售审批上保留调整空间。因此，“政策未变”有事实依据，但不能据此认为对台支持的力度和速度完全不受中美关系影响。军售方案何时获批，比会谈中的友好言辞更能检验后续走向。

美国会两党主要涉台议员都支持推进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并反对把它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当前的主要分歧在国会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这不等于两党每位议员都已表态，但跨党派支持相当明确。

9月23日，麦康奈尔、科宁、穆尔科斯基和蒂利斯等共和党议员联名与要求白宫推进军售及援助，并对特朗普把台湾称为“很好的谈判筹码”表示担忧。

9月2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台湾自卫“不可谈判”，要求立即推进140亿美元军售、其他武器交付及13亿美元援助资金。

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与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9月23日共同致函特朗普，要求立即批准军售，明确表示对台军售不应成为与中国谈判的事项。

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拖延声音尤其值得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威克在峰会后再次强调：对台防务决定应依据军事需要，国会授权拨款应按原定目的使用，并应遵守不就对台军售与北京磋商的承诺。

特朗普可以控制审批时间，但要长期停止这笔军售，甚至用它交换中国的让步，将面对两党国会议员的明显阻力。不过，两党施压并不能保证军售立即获批，白宫目前仍掌握推进程序的主动权。

如果要判断近期美台关系是否出现实质变化，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能否获批，是最关键的观察指标之一。它比“政策没有改变”的口头保证，更能显示美国支持台湾自卫的实际力度。是否批准新军售，最能检验特朗普是否愿意在北京反对下继续加强台湾防务。

特朗普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加强自身防务、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如果要求台湾承担防务的主要责任，却长期限制台湾购买必要的武器，势必形成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其实美国对日本、韩国、北约等也是如此要求的，更何况特朗普把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作为“盟友”的重要指标。

10月2日，台湾收到首批两架此前订购的F-16V战机，说明既有军售仍在执行。

美国的军售决定是否与北北京挂钩，这是原则问题。两党议员要求政府不得把对台军售作为中美谈判筹码。如果美国实际接受北京对军售的限制，其意义将超过一次审批延迟。

因此，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

美智库：习特会之后，中美关系能否迎来新的稳定期？

分析

ZHANG Juan

10/06/202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同意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并延长贸易休战，为下一阶段经贸谈判争取时间。美国多家智库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尚不足以改变两国战略竞争的基本格局。

峰会释放缓和信号，但实质性突破有限

据路透社9月24日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双方围绕贸易、人工智能、台湾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习近平强调，中美应建立更加稳定、负责任的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竞争，并为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的商业环境。特朗普则着重强调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以及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

此次峰会安排了高规格的国事访问仪式和晚宴，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美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然而，峰会的外交氛围并未转化为所有重大议题上的实质性进展。双方虽然就部分商品关税减让达成初步安排，但在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和关键矿产供应等核心争议上，仍未形成全面解决方案。

路透社9月28日刊发的另一篇分析指出，峰会虽然取得了有限的贸易成果，但并未改变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同意对总额约600亿美元的部分商品推进对等关税减让，并将贸易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以便继续磋商。不过，减税商品范围有限，具体落实时间和部分重要产品的安排仍存在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豆等美国对华重要农产品并未被纳入此次关税减让安排。这表明，尽管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摩擦重新升级，但在农业市场准入、关键矿产和高科技领域，仍然将各自的经济优势作为谈判筹码。

中国获得战略缓冲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9月30日刊发的分析《习近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What’s Next for US-China Relations After Xi Jinping’s State Visit?），由该机构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慈恩（Jonathan Czin）和凯尔·陈（Kyle Chan）共同参与。

文章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实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包括争取时间和空间加强中国国内发展，以及缓解美国施加的部分经济压力。双方延长贸易休战的决定，说明尽管中美仍在努力减少对彼此关键产业的依赖，但在短期内，双方都难以完全摆脱对对方的需求。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特别指出，美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仍然依赖中国，而中国在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仍需要来自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种相互依赖构成了双方在谈判中相互制衡的重要基础，也使全面脱钩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

从这一角度看，贸易休战不仅是缓解关税压力的临时安排，也为双方争取了调整产业政策、巩固国内经济基础的时间。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外部压力有助于稳定经济预期，并继续推进科技自主和产业升级；对于美国而言，避免与中国发生新的大规模贸易冲突，也有利于减少国内企业和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

美国智库对峰会成果存在不同解读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9月28日发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白宫峰会的主要启示》（Takeaways from the Trump-Xi White House Summit），汇集了多位专家对峰会的评估，涵盖贸易、台湾、伊朗、人工智能、芬太尼以及全球战略竞争等议题。

CSIS专家普遍认为，峰会有助于延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这种稳定仍然十分脆弱。该中心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主任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此次峰会延长了中美近一年来的缓和期，但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并未消失。

CSIS专家还注意到，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并要求美国坚持相关立场，而美国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关切也没有得到明确回应。双方虽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但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仍未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

CSIS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峰会前发表的分析中则指出，峰会的重要性在于避免局势恶化，而不是解决所有长期问题。他认为，峰会所设定的有限目标与中美两国面临的广泛全球挑战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也反映出当前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缺口。

台湾、科技与全球安全仍是关键分歧

台湾问题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特习峰会期间，中国方面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而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仍面临来自中国的持续压力。

美国此前暂停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台湾防务部门在峰会结束后表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保证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这项大型军售方案仍未获得推进，台湾与美国仍在就具体军售项目进行沟通。

人工智能也是双方竞争与潜在合作并存的重要领域。CSIS在峰会前发布的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状及其对中美峰会的影响》（The State of AI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Summit）指出，华盛顿需要探索与中国开展AI治理对话的途径，尤其是在全球技术标准、安全风险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

然而，人工智能不仅涉及技术合作，也与国家安全、军事应用和产业竞争紧密相连。中美双方对于技术开放程度、监管机制以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认识仍有差异，这意味着相关合作可能首先集中在风险管理等有限领域，而不是形成全面的技术协定。

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双方对于伊朗核问题、地区冲突以及国际秩序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CSIS专家指出，峰会虽然提供了高层沟通平台，但没有就一些重大安全挑战形成具体、可执行的共同方案。

稳定不等于战略竞争结束

从此次峰会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表现出避免关系急剧恶化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有助于降低贸易和供应链风险，并为国内经济政策创造相对可预测的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缓解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压力，有利于集中资源推进国内发展和科技创新。

不过，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和CSIS的相关分析均显示，双方的战略疑虑仍然存在。美国继续寻求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国则持续推进半导体等战略产业的自主发展。台湾问题、技术出口管制和地区安全等争议，也仍然可能成为新的摩擦来源。

因此，此次峰会更像是双方在激烈竞争中寻求管控风险的一次外交努力，而非中美关系的根本转折。贸易休战能否持续、双方是否能够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以及未来能否在AI安全等领域形成具体合作，将成为判断中美关系能否进入较长期稳定阶段的重要指标。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也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政策、科技竞争和外交互动将持续影响国际市场、全球供应链和地区安全。如何在竞争中维持沟通、避免冲突升级，仍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课题。

(综合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报道与分析)

法德推动欧盟建立快速贸易反制机制，矛头或指向中国

快报

ZHANG Juan

10/06/2026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周一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建立新的快速贸易反制机制，以应对被认为损害欧洲经济和工业基础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外界一致认为这是针对中国。

虽然法德提案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路透社指出，其中所描述的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关键资源出口等做法，与欧盟近年来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担忧高度吻合。法德还希望欧盟能够在数日内启动反制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风险。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以应对他们所称的“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而中国很可能成为这一新机制的主要目标。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10月5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建立新的快速反应贸易工具。就在10天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与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马克龙和默茨在信中表示，一些“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正在威胁欧盟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因此欧盟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这封信及其附带的法德联合提案，称其为有关地缘经济风险和全球经济失衡讨论的重要贡献，并表示这与冯德莱恩关于提高欧洲竞争力以及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关系的立场相一致。

新机制不点名中国，但针对性十分明显

法德提出的新机制并不会明确针对某一个国家。不过，提案特别提到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货币兑换等“市场扭曲”行为，而这些恰恰是欧盟领导人近年来批评中国时经常提及的问题。

路透社指出，欧盟近年来一直担心中国工业产能扩大以及大量低价商品进入欧洲市场，认为这正在对欧洲制造业形成压力。欧洲尤其关注汽车、化工以及其他工业产品领域的竞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在贸易越来越被当作地缘政治工具的情况下，欧盟需要拥有类似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关税措施那样强有力的工具，也需要能够应对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法德的联合文件还认为，欧盟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需要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包括扩大调查范围，并针对整个行业采取行动，而不仅仅针对个别企业或产品。文件特别指出，化工产品、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以及混合动力汽车进口等领域已经迫切需要采取措施。

法德希望建立两项新的贸易工具

除了要求更快使用现有贸易防御工具之外，法国和德国还呼吁欧盟委员会尽快提出两项新的机制，以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和供应链多元化。第一项措施旨在减少欧洲企业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尤其针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物资。第二项措施则更具针对性：如果某些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盟可以限制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目前，法德提案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这一机制，也没有具体说明欧盟可以采取哪些反制措施。但提案提出，欧盟委员会如果建议对某一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只要没有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合格多数”反对，该措施就应当获得通过。这一程序门槛低于欧盟目前针对部分贸易措施所采用的决策方式。

法德还希望欧盟委员会能够迅速启动新的反制措施。德国政府官员表示，所谓“迅速”可能意味着几天之内就可以采取行动，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政策程序。不过，建立这一新工具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议会批准相关立法。

法国敦促欧盟结束对贸易问题的“天真”， 德国对华经贸政策出现进一步调整

一名法国总统顾问表示，欧盟采取行动已经十分紧迫，因为欧洲与一些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失衡已经变得“不可持续”。这名顾问还表示，法国和德国希望欧盟尽快使用现有的反倾销措施。“法国和德国非常希望结束在贸易问题上的天真态度。”这名顾问对记者说。

法德此次提出新的贸易工具，意味着两国希望欧盟在面对外部经济压力时拥有更大的反制能力，而不仅仅依赖现有的贸易防御体系。此次法德联合倡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立场变化。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与中国市场存在广泛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因此，德国过去在处理中欧经贸关系时通常比法国更加谨慎，更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损害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

但近几个月来，德国国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对华贸易政策的声音不断增加。欧盟近期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正在对欧洲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欧洲央行9月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向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升级，正在使欧洲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发生变化。2026年上半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大幅增加，而对华出口继续下降，导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因此，法德此次共同提出新的贸易反制工具，也反映出欧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越来越重视所谓“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问题。法德的提议并不意味着欧盟已经决定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制裁。相关新机制仍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最终能否实施以及具体针对哪些国家，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但从政策方向来看，此次倡议显示，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从传统的贸易防御模式转向更加迅速、更加具有反制能力的经济安全政策。这也发生在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欧盟领导人此前已经讨论如何应对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并寻求加强贸易防御工具。法国近年来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立场，而德国过去相对谨慎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法德此次联合行动因此可能成为欧盟未来对华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继续保持与中国贸易和对话的同时，欧盟正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工具，以便在认为中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损害欧洲利益时迅速采取反制措施。

华尔街日报：英国消费者为何钟爱中国汽车？

快报

ZHANG Juan

10/06/2026

中国汽车品牌正在英国市场迅速扩大影响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奇瑞汽车旗下的捷酷（Jaecoo）7今年9月成为英国销量最高的车型。今年上半年，在英国销售的新车中约每六辆就有一辆来自中国品牌。

当英国南部居民马克·特维利斯（Mark Thewlis）今年夏天准备购买一辆家庭用车时，他发现中国奇瑞汽车旗下的捷酷7在外观和配置上与一些豪华品牌车型相似，但价格却低得多。这名33岁的英国消费者计算后发现，他心仪的捷酷7售价约为5万美元，只有外观相似的路虎车型价格的一半左右。

由于捷酷7与路虎揽胜极光在外观上的相似性，这款中国SUV甚至在英国获得了一个带有调侃意味的绰号——“Temu版路虎”。“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猫腻吗？”特维利斯说。但试驾之后，他认为购买捷酷7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华尔街日报指出，在大型工业化经济体中，英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接受程度尤其高。价格相对低廉、具有豪华车风格的外观以及丰富的科技配置，正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迅速打开英国市场。由奇瑞生产的捷酷7在今年9月成为英国销量最高的车型。根据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英国市场销售的新车中，接近六分之一为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仅低于挪威。

与此同时，今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数量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两倍。随着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销量增长放缓，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积极寻找海外市场。英国市场因此成为观察中国汽车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窗口。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未来中国汽车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英国目前出现的情况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在英国利兹的一家汽车经销商工作的萨姆·卢斯科姆表示，中国汽车的吸引力其实很简单：“它看起来很贵，开起来也感觉很贵——然后你才发现它的价格是多少。”中国汽车品牌今年在英国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奇瑞推动。奇瑞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之一，截至9月底，其英国销量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并超过了长期占据英国市场重要位置的福特汽车。奇瑞英国公司董事总经理法雷尔·许表示，英国消费者对于新汽车品牌的接受程度，为中国汽车进入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捷酷7于2025年1月在伦敦附近正式进入英国市场。不到两年时间，该品牌在英国已经售出约8.7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去年秋天推出的较小车型捷酷5。一些经销商表示，中国汽车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他们此前的预期。一家同时销售捷酷和欧萌达（Omoda）汽车的英国经销商原本计划第一年销售350辆汽车，但最终卖出了500多辆，今年预计销量将超过1200辆，目前甚至有部分车型需要排队等候。经销商史蒂夫·杨估计，捷酷买家中约五分之三此前拥有宝马、奔驰或路虎等豪华品牌汽车。随着利率上升，传统豪华车的融资成本增加，而捷酷通过提供免息贷款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的月度支出。“为什么不买一辆功能相似、但每月还款低得多的汽车呢？”杨说。

捷酷7与路虎揽胜极光的相似外观，也并非完全没有历史背景。奇瑞早在2012年就与捷豹路虎成立合资企业。当时，中国消费者对西方豪华汽车的需求旺盛，双方在中国生产包括揽胜极光在内的车型。

直到今年夏天，这家合资企业还在上海附近的常熟生产中国版揽胜极光。捷豹路虎在2024年决定停止相关车型的生产，与此同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开始转向新的产品，包括利用奇瑞电动汽车技术开发车型，并使用路虎历史悠久的Freelander品牌。

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PB Balaji今年5月表示，路虎目前的高端价格定位与中国进口汽车并不构成直接竞争。不过，捷豹路虎过去也曾针对中国市场出现的仿制车型采取法律行动。2019年，该公司曾在北京赢得一起针对“陆风X7”的诉讼，该车型被认为与揽胜极光高度相似。

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的快速扩张已经引起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关注。欧洲最大的两家汽车制造商之一大众，以及Stellantis集团，都警告称，新竞争者可能进一步压缩欧洲汽车企业的利润空间。大众此前也把来自汽车行业的竞争压力作为削减就业岗位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英国消费者来说，中国汽车品牌的进入首先意味着更多选择以及更低的价格。

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英国汽车总销量增长约10%，尽管英国经济增长依然有限。中国汽车品牌提供的价格较低的车型被认为是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并不全部是电动汽车。捷酷7等车型包括传统燃油车和混合动力车型，而中国汽车出口过去几年在欧洲最受关注的领域主要是电动汽车。前阿斯顿·马丁首席执行官安迪·帕尔默说：“消费者从更低的成本中获益。”但他同时指出，围绕中国汽车的争论仍然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种竞争究竟是公平竞争还是不公平竞争。

对于汽车经销商而言，中国品牌的进入同样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经历疫情后的低迷以及福特、Stellantis等传统汽车制造商关闭部分展厅后，英国经销商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英国Vertu汽车经销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福雷斯特认为，英国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代人以来的变化”。

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英国并不是从捷酷开始的。最早成功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之一是上汽集团。上汽收购了曾经陷入困境的英国品牌MG，并重新将这一历史悠久的英国汽车品牌投入市场。MG最初诞生于英国牛津，曾以跑车闻名。上汽接手后，开始利用MG这一英国品牌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疫情期间，由于英国市场缺乏价格较低的电动车，MG迅速获得消费者关注。早期一些MG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这个品牌背后的中国所有者，但如今，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已经不再介意购买明确标注为中国品牌的汽车。

利兹经销商卢斯科姆表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的是“价值”和“配置”——也就是他们花同样的钱能够得到什么功能。“他们在寻找性价比，也在看配置：我的钱能够买到什么功能？”他说。“汽车不是在英国生产的这一事实，并不会让他们望而却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的迅速扩张，正在改变欧洲汽车市场长期由欧洲、日本和韩国品牌主导的竞争格局。英国市场的变化也显示，随着价格、配置和产品质量成为消费者更加直接的考量，“中国制造”本身可能正在越来越少成为消费者购买汽车时的障碍。

悼石文安：倾听中国故事的人

快报

乔桥

10/06/2026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于2026年10月2日上午去世。消息来自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位相交近五十年的老朋友。听到噩耗的人，第一反应多半是难以置信——这位永远衣着优雅、精神矍铄的中国问题专家，似乎永远不会倒下。

石文安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写下过一句话：“我是倾听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的人——然后在西方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我们和讲故事的人都能理解。”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她五十年的学术与人生。

1977年，她开始在香港大学的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由此进入中国研究领域。1978年，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1979年4月，第一个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访美的中国学者，石文安是陪同人员之一。代表团成员大多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过残酷迫害，他们讲述的经历与官方出版物大相径庭。石文安当即决定：要到中国去，以受害者的口述历史为基础，研究文革。她后来回忆，1979年4月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相遇，是她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一刻起，她认定自己的角色，就是“倾听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1987年出版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Enemies of the People）——至今仍是理解文革最重要的英文著作之一。

此后二十多年，石文安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写作、讲学、并为很多机构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咨询，其中六年在中国度过。这些年，她主要依赖国家人文基金会、威尔逊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维系着这份“非正统”却丰饶的学术生涯。

1991年，她出版《A Chinese Odyssey》，讲述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在70年代末的遭遇；1994年，她为李志绥代笔《中国领导人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成为全球畅销书，让全世界得以一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日常生活；2015年，她与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合著《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讲述西藏流亡群体的故事；2021年，她主编《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汇集学界、政界与非政府组织人士，对半个世纪的美中接触史作出多学科的回顾与反思。

但石文安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她是行动者，涉足领域包括人权、西藏和村民选举——她不仅对这些议题怀有热情，更身体力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改变。1990年代，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揭露中国福利院中被遗弃儿童的悲惨处境，文章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并推动了中国相关政策的改变；1996年前后，她将美国卡特中心介绍给主管中国村民选举的民政部的官员，卡特中心从此开始观摩和考察中国的基层民主，并于2002年创办了中文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同年，石文安在美国国会就中国村级选举作证；自2003年起，她常年在青海藏区工作，与当地藏族非政府组织合作。晚年，石文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找到了学术之家，担任中国基层研究中心（the Grassroots China Initiative）的主任和高级研究教授。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文安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顾问；2000年代中期，全国委员会创办“公共知识分子计划”（Public Intellectual Program, PIP），她在PIP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出谋划策，委员会成立后成为最投入的成员之一——尤其在遴选每一届成员时，她“万无一失的判断力”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员；在学员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上，她的发言总能为讨论增添历史的纵深与细腻的层次。

石文安的朋友们难以忘怀的还有她的风度。无论身在何处、去往何方，她总是衣着优雅。西藏问题专家扎西拉贝（Tashi Rabgey）回忆，有一次在尘土飞扬的藏区小镇结古（在青海玉树地区），石文安“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如既往地穿着精致的套装，带着她那股势不可挡、勇往直前的精神。”

晚年疾病缠身，石文安无法再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计划和全国委员会的活动，也无法投身她热爱的那些事业，但她始终急切地想知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近况。

石文安走了，但她留下了那些被她倾听并讲述的故事——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等待处决的异议者、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医生、西藏的流亡者，以及半个世纪美中关系的亲历者。她听得认真，也讲得精彩。她是学者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前，她早就已经是了。

正如石文安的老朋友白莉娟（Jan Berris）所说：“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她写或编的几本好书，不妨找时间读一读——那是关于中国的最好的文字。”

附录：石文安主编《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目录

（《接触中国：美中关系五十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

第一部分：美中关系的形成与解体

接触中国：美中关系五十年 ——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接触的逻辑与成效：目标、假设与影响 —— 冯稼时（Thomas Fingar）

误判中国崛起：南海争端与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到战略对手的转变 —— 高龙江（John W. Garver）

第二部分：反思我们如何认识中国

半个世纪的接触：中国研究与中国学者群体的角色 —— 麦朝伟（Andrew Mertha）

美国梦与中国梦：不平静的演变 —— 马德森（Richard Madsen）

美中关系回顾：四十年的商业关系 —— 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

中国经济透视：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未能预见什么？ ——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

第三部分：在地、非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

战略调适：美国基金会、宗教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 —— 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

美中关系：公共卫生视角 —— 黄严忠（Yanzhong Huang）

思想者、建设者、象征、间谍？接触时代的中美教育关系 —— 戴博（Robert Daly）

第四部分：断层线、对和平的威胁与对未来的反思

美中军事关系：从敌对到和解，或许再回头 ——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中国周边：美中关系中的断裂带 —— 傅瑞珍（Carla P. Freeman）

四十余年的美中外交：现实与建议 ——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董云裳（Susan Thornton）

对华接触：一篇悼词与风暴将至的反思 ——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后记 · 致谢 · 作者简介 · 索引

共和党戴恩斯：美中应避免脱钩，峰会利于降温和缓和

《中美印象》转发

10/04/2026

戴恩斯在会上谈到自己的中国经历时说，他从1991年开始接触中国，后来与家人搬到广州，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他表示，过去几十年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他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了解中国的原因。

【编者按：尼克松基金会每年在华盛顿主办一次名为“大国战略”的峰会（Grand Strategy Summit）。这个峰会一般涉及三个主题，尼克松的外交遗产、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2026年的峰会只有一个单元涉及中美关系，由来自蒙大拿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发表演讲。戴恩斯这两年曾三次访问中国。2025年3月，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改革高层论坛，2026年5月，他率领一个跨党派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到访了上海、北京等地），期间受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及外交部长王毅的接见。 8月，他再度前往中国，先后考察了杭州、广州等地的科技企业（如亿航智能等），并与地方官员会面。戴恩斯跟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常被媒体说成是白宫的“中国事务特使”，在沟通双方议程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他在从政前曾做过美国保洁公司（Proctor & Gamble）的高管，并在中国广州生活了6年。蒙大拿州在中美关系方面也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60年代到70年代，该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直主张改善美中关系。来自该州的另一个参议员鲍克斯（Max Baucus）2014年到2017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本文2026年10月3日由VOA首发，作者是李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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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表示，美国不应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应在保持接触的同时降低风险。他强调，美国需要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并通过外交沟通避免美中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台湾议题上，戴恩斯主张“保持现有路线”。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恩斯星期四(10月1日)在尼克松基金会举行的“大国战略峰会”上谈到上星期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时说，这次会晤的主要意义在于稳定和缓和两国关系，而不是立即解决所有具体问题。

“就(峰会)结果而言，我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松了一大口气，因为此次访问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总统对习近平表现出了极大的礼遇和尊重，”戴恩斯说。

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习近平在此次访问中得到了尊重。

“我认为，这72小时的整个过程更多是一种礼仪性和仪式性的安排，实质性的内容相对少一些。不过，说实话，我本来也没有期待这次访问能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我们只是想确保，在关税和言辞等方面，这种关系能够继续降温、缓和，而目前看来，我们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

谈到乌克兰和伊朗等议题，戴恩斯表示，美中双方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主要是在闭门场合进行，公开场合的讨论相对较少。

针对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对北京的立场不够强硬的批评，戴恩斯说，无论是在商业环境还是外交场合，根据他与中方打交道的经验，如果目标是推动问题取得实际结果，“坦诚而激烈的对话、艰难的对话”最好在闭门场合进行。

“相信我，双方私下正在进行一些非常强硬的对话。但总的来说，如果把这些强硬立场变成公开的言辞，通常只会把中方推向错误的方向，”戴恩斯说。

现年64岁的戴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一个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在华盛顿的美中峰会之前，戴恩斯参议员今年8月底访问了广州和浙江等地，并参访当地科技企业。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戴恩斯还率领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

戴恩斯也是上周唯一出席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晚宴的美国参议员。

戴恩斯在星期四的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应在保持接触的同时降低风险。

“我认为贝森特部长的说法非常准确，我们不能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去风险，” 戴恩斯说，“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从战术和战略层面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

戴恩斯说，美中关系能否保持稳定，一方面取决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双方是否保持沟通。他特别强调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保持直接沟通的重要性。

“这些外交沟通渠道至关重要。我认为，美中关系中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事实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频繁沟通，两人会通过电话交谈，” 戴恩斯说。

戴恩斯于2015年进入美国参议院，此前曾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众议员。他也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任职于宝洁公司(P&G)期间，他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参与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并协助建立生产设施。

戴恩斯说，中国变化迅速，美国官员需要通过实地访问不断更新对中国的认识。他回忆说，自己曾对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表示：“唯一比从未去过中国的参议员更危险的，是五年前去过中国的参议员。”

在台湾问题上，戴恩斯强调美国应当“保持现有路线”，并维持对台政策的一致性。他认为，美国政策出现摇摆可能增加误判和冲突风险。

“简单来说，答案就是，不要改变路线，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坚定。如果中方察觉到我们开始有些腿软、立场出现动摇，那将极有可能迅速引发他们产生采取军事行动的可怕念头，”戴恩斯说。

特朗普与习近平上星期举行的峰会结束后，中美双方发布的会谈成果均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星期六也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台湾问题。此前，外界曾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在峰会上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路透社在峰会前曾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中方可能要求特朗普依据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停止对台军售。

不过，戴恩斯表示，他对台湾海峡未来短期和中期局势持相对乐观的看法。

“事实上，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相对更加乐观一些，”戴恩斯说，“至少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中国不太愿意冒险对台湾采取可能造成动荡的某种行动。他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遭遇。”

中美峰会后台湾棋子角色愈发明显

《中美印象》转发

10/03/2026

由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华盛顿峰会：评估与展望”研讨会29日以在线形式举行。多位与会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转向特朗普式的“生意思维”，台湾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的“棋子”角色愈发明显。学者指出，美方暂停对台军售释出短期良性信号，且本质上更倾向于商业行为而非战略思维，这是台湾方面应紧张的。

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5月习特会时是负面表述，强调台湾问题是破坏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这次变成正面表述，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可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坚持了反对“台独”的政策立场。

信强认为，美国暂停对台军售是重要的良性信号，美台互动也相对更为谨慎克制。但美台情报共享、军事演训层级和程度一直没有停，而且不断升级，这些是中美关系隐患。对台军售延缓能否持续，中方希望至少延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前，但很难做到，值得观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讲座教授杨永明表示，台湾议题仍然高度敏感，这次难以形成公开文字的议题，因此被排除在经贸、AI、伊朗等可协调清单之外。但在整个新的中美协调和重复赛局过程中，台湾议题一定会跟其他议题挂钩。美国因整体利益考量、战略收缩和美国优先的考虑，将来再介入台海议题的空间必将受限。

杨永明认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已经转变——从过去的“是否军事保台”的战略模糊，转变为“对台湾议题”的战略模糊。

杨永明指出，台湾议题的关键在于，年底选举会影响台湾大选。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继续连任，将完全撼动两岸关系和整个区域及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他认为，日本的角色会非常关键。他指出，高市政府有三项错误：第一，不清楚日本已经不是科技大国、中等国家的地位，在中美大国关系中很难挑战任何强权；第二，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是不需要的，而且是错误的；第三，依然认为美国对第一岛链甚至台湾海峡是重视的。他认为，中国采取政经分离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内部开始有更多不同声音。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可以分为四部曲：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不反对和平统一、支持和平统一。现在美国还在第一部曲，希望有所突破不现实。他认为，对台军售是暂时搁置，三大原因决定美国对台军售不可能终止：军工复合体（MIC）与台湾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会跨党派强烈支持；台湾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积极游说。

朱志群提到，峰会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曾问习主席中国需不需要购买美国武器。“这引发了炸锅式的讨论”，朱志群说，“特朗普没有把对台军售看成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是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问题，就是美国的一个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就可以讨价还价。台湾那边可能非常紧张——对台军售讲了半天不是为了保护台湾，仅仅是个商业行为。”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也对此提到，庞德伟的言论呈现的是：在特朗普眼里，对台军售完全是生意思维，而非战略思维，改变了之前的战略模糊定义。孙太一还说，台湾议题本身没有任何口头上的交易声明或签署文件，但本身是两国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继续维持着双边关系的稳定。

中国评论通讯社驻美首席记者余东晖观察，峰会之前大家认为最大的热点是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怎么表态，但最后中方重申了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并没有提到对台军售，这出乎很多媒体意料。“中方提坚持反对‘台独’立场，可理解成美方已反对‘台独’，中方要求继续坚持。”余东晖认为，这说明过去几个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是让中方满意的，“中方觉得他在目前政治可行性底下已经达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好地步。”

余东晖提到，鲁比奥在会前关于军售的表态也让人感到意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以军火不足为由说明140亿美元军售为何延迟，说军售延迟的原因很多，不仅是对台湾，卖给谁都一样。这既是借口也是一种实情。”余东晖说，“特朗普回应记者否认他曾经问过中国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但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台湾在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作用现在确实越来越明显了。”（中评社香港9月30日电，记者卢哲）

从三个民调看美国协防台湾的民意

柳金财

10/03/2026

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柳金财

【编者按：本文2026年10月3日由台湾梅花新闻网发布，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的柳金财教授，原文标题为“川习会后美国会更为台湾而战吗？从三个组织民调推估美协防台湾的民意”，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近年台湾社会讨论“疑美论”，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是：如果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然而，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协防台湾，同样影响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内政治空间。尤其川习会后，美中建立建设性战后稳定关系后，若逐步由高度竞争走向“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直接军事介入意愿，仍可能继续变化。

我们先比较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Reagan Institute）、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4至2026年的调查，可以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台海安全与美国利益相关，也多数支持军援、经济制裁等方式援助台湾；但一旦涉及“直接派遣美军参战”，支持程度便因调查机构及题目设计，而产生相当大的落差。

一、三大民调的年度数据：从三成多到六成以上

首先，里根研究所的调查呈现相对较高的协防意愿。2024年11月调查显示，若中国入侵台湾，48%美国民众支持投入美军协防，37%反对；相较之下，2022年为43%、2023年46%，形成43%→46%→48%的逐年上升。2024年另有61%支持增加台湾附近的美军部署、55%支持增加对台军售，显示直接派兵的支持度虽低于军事部署与军售，但已接近半数。

2025年里根研究所的数字进一步提高。11月“国防调查”显示，60%支持美国派兵协助台湾抵抗中国入侵，27%反对；77%认为中国入侵时由美军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性，71%支持增加军事装备、70%支持将航空母舰等美军资产调往附近地区，62%支持建立禁航区。换言之，里根研究所2024至2025年直接派兵支持度由48%上升至60%。

里根研究所2025年夏季采取另一种问法，询问若中国“入侵或封锁”台湾，是否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结果高达70%支持；在向受访者说明半导体、盟友安全及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更提高到78%。这显示“采取军事行动”与明确询问“派遣美军”本身，就可能产生约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其次，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呈现的则是相对谨慎的美国民意。2024年只有36%支持中国入侵台湾时派遣美军协防，约58%反对直接军事介入；但74%支持运送粮食与医疗物资，59%支持提供武器。2025年派兵支持度由36%提高至43%，反对者仍有51%；支持美国海军突破中国对台封锁者，则由2024年的37%提高到2025年的47%。因此，美国民众对“援助台湾”与“美军直接参战”具有明显层次差异。

至202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7月调查显示，支持美军在中国入侵时协防台湾者降为38%，共和党41%、独立选民38%、民主党37%，三者差距并不大。与2025年的43%相比下降5%，也低于2021年曾出现的52%高点。同一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由2024年的26分升至2026年的39分，认为中国领土企图构成美国“重大威胁”者亦有所下降。对中国威胁感知降低，可能是理解直接协防台湾支持度变化的背景因素之一。

最后，皮尤研究中心则不能直接拿来形成“派兵”时间序列，因为其题目有所不同。2024年1月，75%美国人认为中台紧张情势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到了2024年9月，在是否应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方面，36%表示应该、26%表示不应该，34%不确定。2025年9月则变成32%支持提供军事援助、28%反对，36%不确定。也就是说，即使题目只是“军事援助”而非“派兵作战”，皮尤调查仍显示美国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犹豫。

二、民意差距大关键在“派兵”、“军事行动”与“军援”概念并不相同

三个机构最值得研究之处，不是谁的数字“最正确”，而是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明显。里根研究所具有“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研究传统，其国防调查经常把台湾问题置于美国全球领导、军事实力、中国威胁及盟友安全架构中。因此，当受访者被提示半导体供应、亚洲盟友安全、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支持军事行动者由70%提高至78%，显示战略资讯及问题脉络可能影响回答。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长期采取较固定的危机情境题组，把援助方式拆成不同层级，因此特别能看出“介入阶梯”。2025年若中国入侵台湾，77%支持运送粮食及医疗物资，71%支持经济与外交制裁，63%支持增加武器及军事物资，47%支持美国海军突破封锁，最后只有43%支持派遣美军作战。这呈现非常清楚的规律：美国民众并非完全不愿支持台湾，而是介入成本及美中直接战争风险愈高，支持率通常愈低。

皮尤的特色又不同。它没有预设美国必须“保卫台湾”，而是让受访者在“应提供、不应提供、不确定”之间选择，因此2025年出现32%支持、28%反对、36%不确定。这个“不确定”相当重要，它说明部分美国民众对台海议题尚未形成稳固的政策偏好，不能简单归类成“支持台湾”或“反对协防台湾”。

三、从高度竞争走向管理竞争：川习会可能改变美国民意的安全情境

2026年美国民众协防台湾意愿的变化，还必须放回川习会后美中关系调整的背景观察。2026年5月川普访中后，美中领导人即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访美，双方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就经贸、人工智能、禁毒、危机沟通及国际安全等议题形成合作安排。

这显示美中关系并未终止战略竞争，而是呈现由高度对抗与极度竞争，逐渐转向管理竞争、控制分歧、防止冲突并选择性扩大合作的趋势。美中官方文件均确认“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这种关系气氛的改变，可能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与台海战争风险的主观判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调查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回升，而支持美军协防台湾者由2025年的43%降至2026年的38%，两者至少在时间上同时出现。

然目前尚不能据此建立川习会后，会导致协防支持度下降的因果关系，尤其芝加哥调查是在7月进行，早于9月习近平访美。较适当的解释是，2026年以来美中互动趋于和缓、威胁感知下降与直接军事介入支持度降低，共同构成新的民意环境；9月川习会则进一步制度化这种“竞争仍在、冲突受控、合作增加”的关系方向。

四、台湾社会应理解支持台湾，不等于愿意为台湾作战

尽管三家民调数字差距很大，仍存在若干共同趋势。第一，美国民众普遍承认台湾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国家利益。皮尤2024年有75%认为中台紧张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里根研究所2025年则有75%认为台海战争攸关美国安全与繁荣。换言之，台湾确实并非美国民意中的完全边陲议题。

第二，非直接作战型援台措施的支持度，通常高于直接派兵。军售、人道援助、经济制裁及增加区域军事部署，比较容易取得多数支持；一旦进入美军直接与解放军交战，支持度便明显下降。芝加哥2025年的43%与2026年的38%，尤其清楚反映这项限制。

第三，美国民意并非固定不变。2024至2025年间，芝加哥调查的派兵支持度从36%升至43%，里根调查则从48%升至60%；但芝加哥2026年又降至38%。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军事协防，可能受到中国威胁认知、美中关系、总统政策、国际战争经验及问题设定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不是一项永久不变的“美国会保台”承诺。

从台湾角度而言，三套民调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能只挑选最高或最低的一个数字证明“美国一定会救台湾”或“美国一定不会救台湾”。里根研究所2025年的60%派兵支持与芝加哥2025年的43%，相差17个百分点；若再使用里根夏季较广义的“军事行动”题目，更达70%。这种差距本身即说明，美国民意高度受到问题措辞、危机情境与介入成本设定影响。

更重要的是，民意支持并不等于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也不等于战争发生时的实际决策。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

职是，台湾社会对这些数据较适当的理解是：美国社会对“支持台湾”具有相当基础，但对“为台湾直接与中国作战”仍存在明显保留。因此，台湾安全政策，就不宜建立在单一“美国是否出兵”的二分命题之上。支持台湾、援助台湾、武装台湾、威慑中国与直接为台湾作战，是不同程度的政策选择。这须分开观察，始能掌握美国社会对台海安全问题的复杂态度。若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趋于缓和稳健、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认知也下降，相对为台而战民意基础也会趋下滑；反之，则有可能增升。

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的局限和意义

编译

徐宇深

10/03/2026

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并未解决美中关系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会晤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双边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两国首脑见面本身就意义重大。

【编者按：David Sacks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亚洲研究项目研究员，研究重点包括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特朗普与习近平华盛顿会晤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研究员戴维·萨克斯迅速撰文，从经贸、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及台湾问题等多个维度评析此次会晤的成果与局限。为及时呈现美国政策界对此次峰会的观察与讨论，译者于文章发布当日完成翻译，现将全文译介如下，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发布的英文原文。】

如今，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会晤“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然而，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或许又将象征意义推向了新的高点，同时也将实质成果降至新的低点。特朗普与习近平未能就双方立场相左的任何重大地缘政治问题达成共识，也未能在规范人工智能（AI）发展方面取得进展，更没有让双边经贸关系走上一条更加可持续的轨道。事实上，此次会谈唯一明确的赢家似乎是亚特兰大动物园——该园将迎来两只大熊猫。

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热切等候贵宾到来，这也为此次访问定下了基调。美军人员甚至亲手为习近平铺平红毯。除教皇来访外，习近平成为六十多年来首位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受到美国总统亲自迎接的外国国家元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习近平并未给予特朗普同样的礼遇。

特朗普决定给予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反映出他相信，与习近平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可以有效掩盖美中之间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则会利用这些象征性画面，宣示中国如今已与美国平起平坐，并应得到相应的待遇。

根据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此次访问取得了八项相对有限的成果。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情况说明则没有直接重复这八项成果。

在经贸领域，据特朗普政府称，双方确定了双向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这些商品可能享受较低关税。中国还同意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煤炭。两国还成立了“美中投资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Investment）。然而，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并未提及煤炭采购或该投资委员会。

特朗普与习近平还同意将2025年11月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经贸休战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根据该协议，美国降低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国则承诺恢复美国获取稀土的渠道，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并打击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出口。

尽管达成了上述协议，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仍低于历史水平。特朗普政府也指出，美国仍然“担忧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未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稀土出口会在未来几个月恢复，还是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此次峰会也未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之一。担忧人类可能很快失去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控制的人士，一直敦促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同意放缓发展速度并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另一些人则敦促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其限制“蒸馏”（distillation），即一种通过复制竞争对手模型输出来训练人工智能的技术。北京方面则希望华盛顿放松对最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因为开发和训练先进人工智能模型需要这些芯片。

最终，双方同意建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下一次会议计划于11月举行，并建立人工智能事故双边沟通渠道。特朗普似乎更加关注让中国同意将人工智能重新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根据美国方面的情况说明，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使用‘超级智能’这一术语”，尽管中国尚未采用这一新的命名方式。

双方似乎将地缘政治分歧暂时搁置。特朗普与习近平一致认为，伊朗不应发展核武器，国际水道也不应被征收通行费。据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称，特朗普向习近平重申，中国对伊朗提供任何援助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习近平则“向他保证，相关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双方没有宣布任何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或朝鲜核武器计划有关的重要成果。

争取时间

不出所料，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晤期间提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的声明指出：

“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要求特朗普“坚持”反对“台独”——作者认为，相较于中方官方英文译文中语气较弱的“adhere to”，“persist”更准确地传达了“坚持”的含义——表明在萨克斯看来，北京已经认为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政策，而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延续这一政策方向。习近平同时将美国的对台政策描述为给双边关系“打下良好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译者注】

尽管中方在峰会召开前几天以及峰会期间释放了上述信息，但双方在峰会结束后发布的官方纪要均未提及台湾。特朗普没有屈服于中国要求其明确反对台湾独立的压力，而特朗普政府官员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虽然台北方面可能会对此感到安心，但其更为关切的可能是正在等待批准的140亿美元美国对台军售将何去何从。北京试图无限期推迟这笔军售，这将加深台湾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同时延误重要武器装备抵台。

庞德伟在峰会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每次见面都会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甚至询问习近平未来是否愿意购买美国武器。随着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意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并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再度见面，中国很可能相信，它能够将美国对台军售拖延至2027年。

特朗普与习近平并未在双边关系的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峰会彻底失败。两位领导人所掌管的政治体系均呈现出高度自上而下的决策特征，因此，两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他们似乎都满足于参加那些无法解决摩擦问题、而只是将诸多棘手问题继续向后推延的峰会。两人都在争取时间：对特朗普而言，是为了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对习近平而言，则是为了克服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

面对伊朗、朝鲜、台湾和乌克兰等一系列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明确传达各自底线并消除潜在误解至关重要。如果特朗普与习近平定期举行会晤，能够让双方清楚表达各自立场，并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那么这样的会晤就值得鼓励。

然而，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会晤来实现这一目的，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佐治亚州众议院第50选区候选人辩论通知

活动

《中美印象》转发

10/03/2026

这是一场在选区选民和非选区美籍华人的倡议下由社区组织的非党派辩论（Nonpartisan Community Debate），辩论人为现任议员Michelle Au （欧晓瑜）与挑战者Azure Duan （段颖哲），欢迎广大社区选民和关心政治的美籍华人参加。

活动主题：GA State House Candidate Debate – District 50（佐治亚州第50选区众议院候选人辩论）
辩论时间：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晚上 7:00 – 8:00 PM
特邀主持：Dawei Yang （杨大巍）& Yawei Liu（刘亚伟）
活动地点：YIFAN RESTAURANT & EVENT CENTER

(地址：6000 Medlock Bridge Pkwy, Ste F100, Johns Creek, GA 30022)
晚餐安排（可选）：晚上 6:00 PM 提供晚餐自助，每位 $25（现场付费）
入场说明：免费入场，但必须提前预约（RSVP REQUIRED）。请扫描海报二维码或点击【这里】注册。关于地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rsvp.yifanrestaurant.com。

👥 候选人情况介绍

参与本次第50选区（涵盖约翰·克里克 Johns Creek 及阿尔法利塔 Alpharetta 部分地区）角逐的两位候选人背景如下：

1. 民主党现任议员：Michelle Au 医生（Dr. Michelle Au，欧晓瑜）

个人与教育背景：
- Michelle Au（中文名：欧晓瑜）出生于纽约市，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父母于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
- 毕业于纽约曼哈顿著名的亨特学院高中（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随后获得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心理生物学文学士学位，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医学博士（M.D.）学位及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M.P.H.）学位。
职业与政治履历：
- 职业为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名麻醉医师（Anesthesiologist）及医疗机构合伙人。
- 从政经历：她曾于2021至2023年担任佐治亚州参议院第48选区参议员；自2023年起担任佐治亚州众议院第50选区众议员，是佐治亚州议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亚裔女性政治人物之一。
- 在议会中主要关注公共及社区健康、财政预算监督以及民生权益。

2. 共和党挑战者：Azure Duan 博士（段颖哲）

个人与教育背景：
- Azure Duan 拥有多元的教育背景：1997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卡托分校获学士学位，200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后于2009年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学位。
- 她与丈夫育有两名子女，近15年前移居佐治亚州约翰·克里克。
职业与政治诉求：
- 早期曾担任软件工程师（如在 Best Buy 和 Accenture 任职项目主管），后转型为小企业主，在北富尔顿（North Fulton）经营“Harmony Acupuncture & TCM”诊所。
- 竞选主张：作为“非职业政客”和母亲参选，她强调美国梦与社区安全，其核心政纲包括：全力支持执法力量（Back the Blue）、提供房产与所得税减免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支持学校选择权（School Choice）及家长对教育内容的监督权、精简不必要的政府繁文缛节以扶持小企业。

纽时：赵长鹏如何重返全球加密货币舞台

编译

ZHANG Juan

10/02/2026

《纽约时报》近日刊发长篇调查报道，追踪赵长鹏从加密货币创业者、美国刑事案件被告到国际商业与政治圈重要人物的经历，揭示其如何借助跨国资本、政治关系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差异，在法律风波之后重建自己的商业版图。

曾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律而入狱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如今已在阿联酋过上富豪生活，并重新成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他之前，币安已与特朗普家族旗下的加密货币企业建立商业联系，而阿联酋王室也积极拉拢赵长鹏，借助其行业资源推动本国成为新兴科技中心。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日刊发记者大卫·亚菲-贝拉尼（David Yaffe-Bellany）撰写的长篇报道《亿万富翁的乐园：与加密货币领域最有权势的前囚犯共处》（Inside a Billionaire’s Paradise With Crypto’s Most Powerful Ex-Convict），通过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的多次采访，呈现了这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在阿联酋的生活，以及他与阿联酋王室、美国特朗普家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商业联系。

赵长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中的反洗钱规定，于2023年认罪，并于2024年被判处四个月监禁。尽管辞去了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他仍保留着公司的多数股权。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赦免了赵长鹏。这一决定引发了外界对特朗普家族商业利益与总统赦免权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如今，赵长鹏居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投资科技企业、为各国政府提供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建议，并参与推动数字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赵长鹏的经历不仅是个人财富和商业成功的故事，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如何利用不同国家的监管环境、政治资源和资本网络寻求发展空间。他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币安与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交易，以及其获得美国总统赦免的过程，都使他成为观察加密货币资本与政治权力交织关系的一个案例。

从比特币投资到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现年49岁的赵长鹏出生于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后就读于麦吉尔大学，并先后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从事科技相关工作。2013年，他在上海与一位同事打扑克时，首次接触比特币。经过数月研究，他决定押注这一新兴数字资产，将上海一套用于家庭居住的三居室公寓出售，把所得约90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

这一决定风险极高，但赵长鹏认为，即使投资失败，自己仍然能够凭借此前的金融和科技行业经验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此后，他陆续加入亚洲多家加密货币初创企业，并逐渐认识到当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存在的不足，包括运营管理不善、容易遭受黑客攻击，以及无法充分满足投资者对高风险交易产品的需求。

2017年7月，赵长鹏创立币安。公司成立后迅速扩张，几个月内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并长期保持这一市场地位。

《纽约时报》指出，币安早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项商业策略。首先，赵长鹏敏锐地意识到，许多加密货币投资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美元或日元购买数字资产，而是希望通过借贷和杠杆交易获取更高回报。币安因此提供保证金交易服务，让投资者借入资金，对比特币及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走势进行高风险押注。

其次，币安在创立初期对客户身份验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在最初四年里，用户甚至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了解你的客户”（KYC）信息，就可以开设账户。传统金融机构通常要求客户完成身份验证，以防止洗钱、欺诈及其他金融犯罪，而币安早期的宽松做法吸引了大量不愿披露身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报道援引加密货币咨询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的评价，将当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市场比作社交媒体行业：其他交易平台如同早期的MySpace，而赵长鹏则打造了类似Facebook的币安。随着加密货币市场迅速扩张，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收取费用，迅速积累了巨额利润。赵长鹏在自传《金钱自由》（Freedom of Money）中称，币安的利润很快便达到10亿美元。

然而，币安高速增长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合规问题。由于早期身份验证机制不足，该平台被指成为部分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美国检方在相关法律文件中指出，币安未能有效阻止俄罗斯洗钱者、规避伊朗制裁的人员以及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利用其平台进行资金交易。

赵长鹏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早期合规问题部分归因于自己缺乏经验，称自己是一名技术人员，而非金融监管专家。但美国检方收集的证据显示，赵长鹏曾与下属讨论如何掩盖币安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的事实，以规避美国相关监管要求。法律文件还记录了他曾告诫下属不要留下书面记录。

报道认为，赵长鹏将自己塑造成一名专注于技术、意外取得巨大成功的创业者，但这一形象与美国检方掌握的部分证据存在明显差异。赵长鹏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但始终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持有不同看法。

阿联酋：为全球加密货币资本提供新基地

对于赵长鹏而言，阿联酋不仅是一个适合生活和投资的地方，更是他在全球监管环境中寻找商业发展空间的重要落脚点。

2017年，中国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运营，赵长鹏及币安团队不得不连夜离开中国。此后，他先后尝试在日本、新加坡等地发展，但始终未能找到完全符合币安需求的经营环境。2021年，在一位商业伙伴、曾担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加布里埃尔·阿贝德（Gabriel Abed）建议下，赵长鹏开始关注迪拜。

赵长鹏抵达迪拜后不久，便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积极接待。阿联酋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国务部长奥马尔·苏丹·阿拉马（Omar Sultan Al Olama）亲自前往拜访，并向赵长鹏提供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权的“黄金签证”。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审批流程，赵长鹏不到12小时便获得批准。

这一经历给赵长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抵达迪拜的第四天便开始看房，并很快购买了其中一套房产。同年年底，币安与当地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参与制定加密货币运营监管框架。币安派出三名员工协助当地政府制定相关规则，草案于2022年初完成，并在数周后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赵长鹏的商业伙伴阿贝德表示，阿联酋很早就意识到赵长鹏及币安的价值，并积极争取其加入当地的科技发展计划。阿联酋希望逐步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其他新兴技术，而币安恰好能够为这一转型提供技术、资本和行业资源。

阿联酋对赵长鹏的吸引力还不仅仅来自宽松的商业环境。该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治安状况相对稳定，同时也为富裕投资者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居留和投资条件。对于在多个国家辗转经营、频繁面对监管挑战的赵长鹏而言，这些条件具有很大吸引力。

《纽约时报》指出，阿联酋对赵长鹏的热情接待并非所有人都能享有。该国长期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相关争议包括大规模监控、限制政治异议，以及外籍劳工遭受剥削和虐待等问题。报道将赵长鹏获得的特殊待遇置于这一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下，显示出该国在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人才方面所采取的积极策略。

赵长鹏很快进入阿联酋的高层商业与政治社交圈，与当地对科技感兴趣的王室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包括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的兄弟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塔赫农掌管着规模庞大的投资资源，并积极推动阿联酋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

赵长鹏逐渐成为当地王室的重要商业伙伴，并开始向其他国际企业家推荐阿联酋。他曾建议人工智能企业家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设立业务，称其他国家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监管障碍。

在赵长鹏看来，阿联酋的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决策效率。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主制度虽然长期被视为理想的治理形式，但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往往效率较低；如果拥有一位仁慈的独裁者，决策则可能更加迅速，因为不需要经历大量讨论。

《纽约时报》将赵长鹏在阿联酋的生活描述为一种由王室、亿万富翁和科技企业家构成的精英网络。在这个圈子里，商业利益、技术发展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赵长鹏凭借币安在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从法律危机到特朗普家族的商业伙伴

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的关系，为他在法律困境中提供了新的商业和政治资源，而他与特朗普家族建立的商业联系，则成为其重返美国市场和获得总统赦免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环。

2023年，美国司法部对币安及赵长鹏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币安未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制度，允许非法资金通过平台流动。赵长鹏最终承认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币安则同意支付43亿美元罚款。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前，赵长鹏已在阿联酋获得国籍。《纽约时报》报道称，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曾在私人晚宴上询问赵长鹏是否有意获得阿联酋国籍。赵长鹏提交相关文件后，数月后便收到包括他和家人在内的护照。

赵长鹏向《纽约时报》表示，阿联酋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这一身份让他在面对美国司法调查时感到更加安全。随着美国检方持续收集币安涉及洗钱和规避制裁的证据，赵长鹏聘请律师团队与美国司法部谈判，并认真考虑过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自己可能需要长期留在阿联酋、限制国际旅行的情况。

最终，赵长鹏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并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2024年5月，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州洛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并于同年8月获释。

尽管经历了刑事定罪和监禁，赵长鹏仍然保留着币安的多数股权，个人财富也没有受到根本性影响。出狱后，他乘坐私人飞机返回阿布扎比，从被美国司法系统定罪的企业家重新成为活跃于国际市场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和行业顾问。

与此同时，特朗普家族正在积极进入加密货币行业。特朗普及其三个儿子创立了加密货币初创企业World Liberty Financial，该企业随后与币安建立商业联系。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纽约时报》援引相关财务信息称，World Liberty在2025年为特朗普带来约7.99亿美元收入，成为其最赚钱的单项资产，超过房地产投资组合和社交媒体业务。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特朗普逐渐成为加密货币行业的支持者，其家族也积极拓展数字资产相关业务。赵长鹏与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由此出现交集，而阿联酋王室的投资布局进一步将双方联系起来。

阿联酋王室成员塔赫农领导的投资基金MGX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领域。2025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笔交易对币安的估值达到750亿美元。MGX认为，币安能够成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重要平台，未来或可支持人工智能代理代表用户自动完成支付等金融活动。

在这笔交易中，支付方式成为争议焦点。赵长鹏称自己曾希望以比特币结算，但阿联酋投资方担心比特币价格波动过大，更倾向于使用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最终，这笔20亿美元交易采用了World Liberty Financial发行的稳定币USD1。该稳定币当时缺乏成熟的市场记录，其被选为交易结算工具，引发了外界对商业利益与政治影响之间关系的质疑。

MGX方面表示，基金在评估多种稳定币后，基于商业适用性选择了USD1。而《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币安曾要求MGX使用USD1支付。赵长鹏则否认自己在这一选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称最终决定由MGX作出，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具体使用哪一种稳定币，只要其具有可信度。

这笔交易的时间节点同样引起关注。2025年1月，一家由阿联酋支持的投资公司获得World Liberty Financial 49%的股权，塔赫农也进入该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希望获得用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计算芯片出口许可，而币安也希望美国政府放宽此前对其施加的部分限制。

2025年5月，特朗普家族与阿联酋方面宣布相关交易，引发美国民主党议员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将这笔交易称为“稳定币腐败”，认为其涉及的利益规模和潜在影响令人担忧。

赵长鹏坚决否认交易存在不当行为，并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持有USD1，而是将其用于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儿子经营家族企业，而总统本人担任公职的安排在法律上是合理的。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笔交易之后不久，白宫同意向阿联酋分享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使用渠道，克服了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顾虑。特朗普政府与阿联酋之间的商业和技术合作由此进一步发展。

总统赦免引发利益冲突争议

赵长鹏获得特朗普赦免，是其从法律危机中恢复政治与商业活动的重要转折点。

《纽约时报》报道称，赵长鹏的法律团队早在2024年12月便开始与一位知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Brett Tolman）合作，探讨获得总统赦免的可能性。相关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币安还向一家与特朗普长子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支付了210万美元，购买包括争取行政赦免在内的服务。

赵长鹏在采访中称，自己是在2025年3月，看到媒体报道其他加密货币企业高管获得宽大处理后，才认真考虑申请赦免。不过，《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其法律团队更早便已着手研究相关途径。

赵长鹏还表示，在申请赦免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自称能够安排他与特朗普会面的中间人主动接触他，试图从中牟利，但他选择不理会这些人。

2025年10月，特朗普正式赦免赵长鹏。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加密货币行业部分人士欢迎，但也引发了国会议员及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关注。

赵长鹏的赦免与此前币安和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商业联系存在时间上的交集。对于外界提出的利益交换质疑，相关企业和白宫方面作出了否认或不同解释。World Liberty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赦免决定。白宫发言人则表示，特朗普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并未参与赦免程序。

不过，赦免对于赵长鹏和币安具有重要商业意义。赵长鹏被定罪后，币安在美国的业务受到多方面限制，其美国业务实体失去部分州级经营许可。赦免可能为币安重新与美国监管机构接触、争取恢复业务创造条件。

赵长鹏本人则始终认为，自己受到的刑罚过于严厉。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币安平台缺乏完善的客户身份验证机制而入狱，并质疑美国在其他公共事务中对身份验证采取不同标准的做法。

但美国司法部门对币安的调查不仅涉及客户身份验证问题，也包括平台长期未能有效阻止洗钱、诈骗和规避制裁活动等指控。赵长鹏认罪并接受刑罚，正是相关法律程序的结果。

《纽约时报》的报道通过商业交易、游说活动和赦免程序之间的时间联系，提出了有关政治权力、商业利益和司法宽大处理之间关系的问题，但这些联系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赦免是以商业利益为交换条件。

出狱后的赵长鹏：仍然深度参与全球加密货币行业

如今，赵长鹏在阿布扎比拥有一座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别墅，房屋有九间卧室，配备私人厨师和四名保镖，并拥有一艘名为“Da Moon”的游艇。尽管如此，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仍试图强调自己生活方式的简单，常常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普通人。

他会驾驶一辆白色日产SUV在阿布扎比市内出行，也会在家中处理工作。由于长期背部疼痛，他有时需要躺在床上办公。他还饲养两条狗，其中一条名为Broccoli，名字取自区块链（blockchain）的谐音联想。

赵长鹏声称，尽管《福布斯》估算他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但他认为自己的实际财富可能只有100亿至300亿美元。他表示，自己只需要1000万美元就足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赵长鹏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一般投资者。他频繁乘坐私人飞机前往亚洲各国，为政府提供有关加密货币监管的建议，并协助推动相关政策和投资安排。他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建立了联系，并就与当地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等议题展开交流。报道还提到，他曾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滑雪，并收到对方赠送的中亚犬种塔伊干犬。

赵长鹏在国际加密货币行业中的地位，也使他得以继续影响币安的战略方向。尽管认罪协议禁止他继续“运营或管理”币安，但他仍然是公司的多数股东，而其伴侣何一（He Yi）也是接替他出任币安联合首席执行官的人选之一。

币安近年来仍面临合规争议。报道提到，币安曾解雇或暂停四名合规部门工作人员的职务，这些人员此前报告称，近20亿美元资金从客户账户流向了与伊朗有关联的一批实体。币安否认有人因提出相关问题而遭到处分，并对员工报告的调查结果提出异议。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企业曾利用币安洗钱转移伊朗石油销售所得，但并未因此对币安提出新的指控。

与此同时，币安与阿联酋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毫无摩擦。2025年12月，币安获得在阿布扎比运营的许可，当地监管机构曾将其视为监管进步的代表。然而，随后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短暂遭到拘留，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平台可能涉及的金融犯罪问题。这一事件令币安在当地的员工感到不安。

赵长鹏表示，他曾向阿联酋警方及王室相关人士反映，希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认为阿联酋依然是币安友好的经营基地，并强调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情况显示，赵长鹏虽然在阿联酋获得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和商业环境，但币安的合规问题仍然持续存在，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经营时所面临的监管挑战也并未完全消失。

赵长鹏的创业经历表明，加密货币行业的全球化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调整经营地点和业务布局。币安早期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发展经历，以及后来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显示出企业如何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政策环境作出选择。

与此同时，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及特朗普家族的商业联系，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正在与传统政治和经济权力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新兴科技产业的政府而言，拥有全球市场资源和技术网络的企业家具有重要吸引力。而对于加密货币企业而言，与掌握政策制定权和资本资源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建立联系，也可能影响其在不同市场的发展机会。

不过，这种关系也带来有关透明度、利益冲突和监管独立性的疑问。当大型加密货币企业与政府投资基金、政治家族及政策制定者开展商业合作时，如何确保相关决策符合公共利益，避免私人商业收益影响公共政策，成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图片来源：凤凰网）

美多位学者解析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走向

分析

ZHANG Juan

10/02/2026

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IPD）近日组织多位学者和政策专家，就习特峰会的成果、中美战略互动的变化以及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峰会虽然缺乏实质性突破，但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降低冲突风险；也有学者指出，双方在战略目标和利益分配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当前的缓和可能只是下一轮摩擦到来之前的短暂间歇。

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一组题为“习近平访华盛顿与中美关系的未来”（Xi in Washington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专家观点综述，作为该机构“战略前瞻简报”（Strategic Foresight Brief）的一部分。此次讨论延续了该机构5月举办的相关研讨活动，邀请来自美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分析特朗普与习近平再次会晤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未来仍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此次华盛顿峰会距离两国领导人5月在北京会晤仅四个月。此前，双方已在经贸领域达成阶段性休战，并开始探索经济对话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等合作安排。此次峰会进一步延长了贸易休战期限，也为两国继续开展高层沟通创造了条件。不过，台湾问题、先进技术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发展、双方在地区及国际秩序上的竞争，以及伊朗战争引发的中东局势，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峰会的意义存在不同解读。一些学者认为，峰会反映出中美双方逐渐认识到彼此作为大国的地位，正在寻求一种以持续接触和管理竞争为基础的共处方式；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峰会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成果，双方目前仍在争夺战略优势，尚未就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形成明确的共同理解。

峰会象征意义突出，实质性成果有限

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华盛顿研究员苏曼特拉·梅特拉（Sumantra Maitra）认为，此次峰会在象征意义上十分突出，但实质性进展有限。他指出，峰会没有提及人权问题，而隆重的接待仪式则显示，中国如今已成为美国的平等大国，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现实。

梅特拉认为，贸易休战的延长反映出美国通过施压迫使中国作出重大让步的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台湾、关税、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更广泛的战略关系等核心问题，均未在峰会上得到解决。不过，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双方越来越认识到，保持直接沟通对于避免亚洲地区的竞争升级为危机十分必要。

梅特拉还指出，在伊朗战争和乌克兰问题持续牵动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中美开展对话具有现实意义。但从整体互动来看，中国似乎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可以在维持对话的同时观察特朗普政府接下来的政策走向。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则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峰会。他认为，此次峰会虽然可能被视为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标志，但双方建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合作机制，而更接近于一套沟通基础设施，包括对话渠道和风险预警机制，目的是在竞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防止意外事件演变为严重危机。

埃斯波西托指出，随着前沿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复杂，其运行可能出现双方都无法完全预见的问题，而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部署速度加快，也压缩了各方理解对方行为、作出判断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直接沟通渠道，能够为双方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热线机制无法消除双方的利益分歧，但在人工智能能力被误判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及时沟通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埃斯波西托也强调，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层矛盾并不会因为建立沟通机制而消失。芯片获取、模型蒸馏技术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扩散控制，涉及产业利益和战略优势的分配，双方仍存在根本性冲突。因此，他预计，中美人工智能沟通渠道在处理安全事故时可能发挥作用，但一旦涉及商业竞争优势，合作就可能受到限制。

他还特别关注到此次峰会中科技企业高管的参与，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和中国都在逐渐承认，人工智能系统的实际运营者已成为相关治理不可忽视的参与方。人工智能治理不再只是政府间的外交和政策议题，掌握技术和运营系统的企业也正在成为重要角色，而其他缺乏先进模型和参与渠道的国家，则需要关注这一变化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斯泰西·戈达德（Stacie E. Goddard）对峰会的实质成果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她认为，峰会不太可能带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尽管双方预计讨论了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战争等重要议题，但会晤本身更多体现出特朗普希望与习近平达成广泛协议的意愿，而非围绕大国竞争展开深入磋商。

戈达德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就表现出希望与习近平建立广泛协议框架的倾向。特朗普政府此前曾释放出希望通过领导人直接对话，就贸易、投资和核武器等问题达成安排的信号。她认为，这反映出特朗普更倾向于寻求大国之间的协调，而非单纯强调大国竞争。

戈达德还特别提及此次峰会的高规格接待安排，包括数百名美国军人列队欢迎、21响礼炮、B-2隐形轰炸机飞行展示，以及邀请科技界亿万富翁出席的国宴。她认为，这些安排凸显了峰会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在她看来，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的隆重礼遇与美国国内民主制度所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值得关注的张力。她同时强调，与大国竞争对手开展外交接触本身是必要的，但外交礼遇与政治价值之间的关系仍值得审视。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莱斯特·克朗美国外交政策中心高级非常驻研究员韩磊（Paul J. Heer）也认为，峰会的仪式和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政策成果。他指出，习近平此次访美期间，双方用于实质性政策讨论的时间有限，主要成果是将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并初步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的设想。峰会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延续特朗普与习近平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叙事，而非深入解决两国之间棘手的双边问题。

韩磊认为，双方在5月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至今仍缺乏具体定义和实施方案。尽管中美领导人都曾表达希望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意愿，但双方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不一致。习近平在华盛顿再次明确提及这一目标，而美国方面则有人在表述上有所保留，甚至将其视为中国试图设置的战略框架。

在韩磊看来，中美关系实现稳定的主要障碍在于，双方仍然试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都认为自身拥有足够的战略筹码，且时间站在自己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然都表达了推动关系稳定的愿望，却仍未形成可以共同遵循的具体路径。

中国的战略地位与中美力量互动

国际危机组织美国与中国关系高级研究与倡导顾问阿里·韦恩（Ali Wyne）认为，此次峰会最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双方达成了哪些具体协议，而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所反映出的战略心理变化。

韦恩指出，峰会的仪式和政治表演明显多于实质性成果。特朗普与习近平维持了友好互动，并同意延长贸易休战，但在台海紧张局势、中东危机以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等棘手问题上，双方似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不过，韦恩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发展前景以及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信心。习近平长期以来希望在与美国领导人的互动中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而此次访美期间，特朗普似乎更积极地希望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象。这种互动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

韦恩指出，去年中美贸易对峙凸显了中国能够通过关键供应链和贸易领域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的能力。面对这种局面，华盛顿正在努力恢复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和外界认知中的战略优势。

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中美是两个大国，双方合作对于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并再次提出建立“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构想。韦恩认为，这表明北京不仅希望在实力层面获得与美国相当的地位，也希望在中美关系的概念框架和未来发展方向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威拉米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梁燕（Yan Liang）同样认为，此次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指出，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11年来首次。过去十余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逐渐从欢迎中国和平发展转向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去年，中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贸易战，随后双方在釜山达成阶段性休战，并在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提出了构建“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愿景。

梁燕认为，习近平此次访问期间再次强调这一愿景，并呼吁双方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尽管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有限，但中国仍可能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收获。

首先，双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的反复确认，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公开叙事正在出现变化，即合作而非单纯竞争，正在成为双方讨论双边关系时的重要概念。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会晤消息称，习近平希望美国继续反对“台独”。梁燕指出，如果美国政策从“不支持台湾独立”转向“反对台湾独立”，将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重大变化。不过，她同时指出，这一表述尚未得到白宫公布的会晤消息证实，因此不能据此认定美国政策已经发生改变。

第三，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习近平强调通过对话防止人工智能被滥用和误用的重要性。这一表述与特朗普更强调赢得人工智能竞争、对人工智能监管相对宽松的立场形成一定对照，也反映出双方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上的不同侧重点。

梁燕还指出，特朗普也有理由将此次峰会视为一次外交成果。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特朗普通过高规格接待展示了自己的外交能力以及与另一大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同时还释放出推动美国农产品出口和达成商业协议的积极信号，以展现其谈判成果。

不过，梁燕提醒，中美关系在年底前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加强技术限制、因中国与伊朗贸易而产生的次级制裁风险、人工智能领域的争议，以及稀土供应链可能出现的中断。她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可能维持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矛盾已经消失，而是一种动态平衡。双方都在争取时间，管理现有的战略依赖和关键领域的制约，同时防止新的矛盾演变为公开对抗。

台湾问题与经贸摩擦仍是关系稳定的关键障碍

太平洋研究与咨询公司负责人康大卫（David C. Kang）认为，此次峰会基本符合外界预期，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两国领导人都回避了中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议题，更多通过仪式和象征性安排营造积极氛围。

康大卫指出，峰会前宣布将中美贸易战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是此次会晤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之一。但这一安排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出现实质性改善，市场期待的关税削减也尚未实现。

他尤其关注台湾问题在峰会公开议程中的缺席。尽管有报道称习近平在私下会谈中敦促特朗普反对“台独”，但特朗普没有公开确认双方是否讨论了台湾问题。康大卫指出，特朗普近来在公开言论中较少直接提及台湾，其相关表态有时带有批评性，有时则较为模糊。这种态度或许会受到北京关注，但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并承认中国的相关立场、但不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张，是其既有政策的一部分。

康大卫认为，特朗普在此次峰会期间淡化台湾问题，可能令华盛顿对华强硬派感到不满，但也延续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相对较少公开关注台湾问题的趋势。考虑到贸易和关税问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此次峰会所营造的积极氛围可能已是双方在当前条件下能够实现的主要成果。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Suisheng Zhao）也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此次会晤不太可能推动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经贸和技术争端、台湾问题，以及双方对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不同构想，仍然是双边关系的根本性矛盾。

赵穗生认为，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实现全面战略协议的机会，而应被理解为管理日益复杂的双边关系的一次努力。双方当前的重点，是通过贸易休战、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农产品贸易等具体领域的有限安排，维持近年来谈判形成的脆弱稳定。

但他同时强调，峰会的重要性不能仅以具体协议的数量来衡量。领导人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特殊作用，尤其是在双方战略互信不足、正式危机管理机制有限的情况下，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可以影响双方对彼此信号的理解，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发挥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

赵穗生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互动、沟通能力以及建立非正式共识的意愿，都可能影响双方如何应对分歧和危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习近平和特朗普是长期交往、相互尊重的世界级领导人，双方持续沟通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资产。赵穗生认为，持续的领导人会晤有助于防止误判、误算和意外升级，为高度竞争的双边关系建立必要的防护机制。

在他看来，中美领导人不可能通过一次峰会消除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但可以通过建立持续沟通的惯例，将竞争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因此，未来评估峰会的意义，关键不在于其是否达成宏大的全面协议，而在于双方能否保持直接沟通，建立危机管理渠道，避免竞争演变为直接对抗。

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Zhiqun Zhu）也认为，尽管此次峰会盛况空前，但实质成果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稳定中美关系。

朱志群指出，特朗普在此次峰会期间给予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包括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习近平，并举行隆重的国宴。这种接待方式在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导人的历史上十分罕见，也引发了不同反应。一些人支持特朗普重新推动对华接触，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对中国表现得过于热情。

朱志群认为，特朗普当前面临一系列国内外挑战，包括能源价格上涨、持续的伊朗战争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并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新的重大波折，因此主动推动与习近平保持稳定关系，具有现实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朱志群强调，中美关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竞争甚至零和博弈。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双方关系既包含竞争，也存在合作空间。管理竞争、扩大合作，不仅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全球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即使峰会没有带来重大政策突破，维持高层沟通、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理解仍存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室主任何晓（Xiao He）对峰会的评价相对积极。他认为，此次华盛顿峰会顺利举行，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带来了积极前景。继5月北京会晤后，中美关系在战略和经济领域保持了不同寻常的稳定，此次峰会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势头。

何晓认为，美国如果能够摒弃冷战思维，中美就有机会克服双边关系中的干扰因素，推动两国实现和谐共处。双方重申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目标，而过去美国强调以具体议题为基础的合作，并往往要求中国作出单方面让步，对更广泛的合作框架持保留态度，这在他看来主要源于地缘政治上的自信，而非所谓文化差异。

何晓指出，中国寻求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双边共处关系。北京希望华盛顿能够抑制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保持克制、一致的对华政策。中国并不期待美国在国内尚未形成充分共识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大幅政策调整，但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展现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善意，以维持中美关系的改善势头。

相比之下，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希尔认为，双方虽然都提及战略稳定，但仍在利用这一概念争取各自的战略利益，尚未建立真正一致的政策框架。这一分歧也体现出中美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期待：北京希望将合作和稳定确立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美国内部对于是否接受这一框架，仍存在不同看法。

从这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虽然已经成为中美高层外交的重要表述，但其具体内涵、执行方式以及双方各自需要作出的政策调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双方能否将这一概念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将直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程度。

中美关系的未来：管理竞争，而非消除竞争

综合此次研讨活动中各位专家的观点，一个共同的判断是，中美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并未因峰会而消失，但在相互依存程度较高、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维持沟通和管理竞争已成为双方的重要现实需求。

多位学者认为，领导人直接接触能够发挥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互信不足、正式沟通机制有限的情况下，持续的高层对话有助于减少误判，并为处理突发危机提供渠道。与此同时，峰会所达成的有限协议和初步安排，也说明双方仍然能够在特定领域寻找共同利益。

然而，专家们也提醒，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并不代表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实现了趋同。贸易、先进技术、人工智能、台湾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依然可能成为未来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伊朗战争及其引发的中东局势，也进一步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可能随时影响现有的外交成果。

赵穗生强调，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并不是通过一次峰会解决长期存在的战略竞争，而是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埃斯波西托则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指出，双方需要建立能够应对意外风险的沟通机制，但这种机制无法替代对技术和经济领域深层利益冲突的处理。

梁燕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稳定更接近一种动态平衡，而非矛盾的终结。双方都在通过谈判和沟通争取时间，以管理彼此在关键领域的相互依赖和战略制约，但新的摩擦仍可能不断出现。

此次峰会究竟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迈向更加持久的战略稳定，还是仅仅代表两国在下一轮危机到来前获得了一段缓冲期，目前仍难以确定。正如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此次研讨活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中美能否将领导人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关系管理机制，仍有待未来的政策实践加以检验。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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