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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达成初步贸易协议 汽车和稀土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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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高层贸易谈判,中国与欧盟10月9日在北京宣布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旨在缓解双方因贸易失衡、汽车出口和关键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而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相关安排有望使中国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减少多达50%。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还将改善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并推动稀土供应问题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双方此次谈判的重点是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谢夫乔维奇表示,初步协议不仅涉及汽车贸易,还包括降低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以及采取措施稳定稀土供应链。不过,双方尚未公布协议的具体执行细节,协议还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相关领导人批准。

汽车出口成为谈判核心

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成为中欧贸易关系中的重要争议。

据《纽约时报》报道,欧盟两年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7.8%至35.3%的额外关税,叠加欧盟通常适用的10%进口汽车关税,但当时没有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同类额外关税。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欧盟汽车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持续上升。

《纽约时报》援引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的话说,欧盟公众和领导人都期待欧方迅速采取行动。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的共识,有望在未来四年内显著减少中国汽车对欧出口。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共识”。这一表述显示,双方寻求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处理汽车贸易争端,而不是立即采取新的关税措施。

美联社报道指出,双方并未公布初步协议的具体内容。谢夫乔维奇则表示,相关安排可能使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减少多达50%,避免数百万辆汽车进入欧洲市场。

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有望改善

汽车贸易之外,欧盟也希望扩大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减少双方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

据美联社报道,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同意降低部分欧洲商品的进口关税,涉及汽车零部件、橄榄油和鞋类等产品。这些商品目前的出口额合计接近40亿欧元。

《纽约时报》援引谢夫乔维奇的话称,相关关税调整预计每年可为欧洲出口商节省约1.25亿欧元的关税支出。不过,中欧联合声明的措辞相对谨慎,仅表示双方将继续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探讨对部分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此次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相关贸易优惠的具体范围和实施方式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稀土供应问题仍是重要议题

稀土及相关产品供应也是此次中欧谈判的重要内容。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继续审批对欧出口稀土及稀土磁体的申请。自2025年4月以来,中国一直对稀土及稀土磁体出口实施限制,并曾表示,如果欧盟针对中国出口采取措施,中方可能进一步收紧相关出口。

稀土是电动汽车、风力发电设备及其他高技术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其供应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欧洲相关产业的生产与发展。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如何保障欧洲企业获得相关材料,已成为中欧经贸磋商中的突出问题。

中方声明还表示,欧洲同意帮助解决双方围绕出口管制产生的争议。不过,双方尚未就所有相关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多项贸易分歧仍待解决

尽管此次谈判有助于缓解短期贸易紧张局势,中欧之间仍存在多项重要分歧。

据《纽约时报》报道,双方尚未解决欧盟是否会放弃要求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等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必须在欧洲生产的计划,也没有就欧盟是否继续对中国风力发电机征收反补贴关税作出最终决定。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计划于明年初继续举行谈判。

欧盟一直担心,大量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可能削弱欧洲本土工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反对欧盟采取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出口或迫使其将生产转移至欧洲的措施。

中欧此次达成的初步协议,为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贸易争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其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具体条款、执行机制以及双方后续能否在汽车贸易、稀土供应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继续取得进展。

(综合美联社、《纽约时报》报道)

专访吴心伯: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吴心伯

9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正在通过经贸、AI和安全等领域的安排逐步落地。9月28日,中方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机制安排得到进一步明确,“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进一步细化;双方同意建立AI对话机制,并计划于11月举行下一次交流;两军也同意尽快就危机沟通和预防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这一进程中,台湾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约束性承诺?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AI领域又能否从技术竞争拓展至应用和风险治理合作?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将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变量?《凤凰大参考》独家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核心提要 

  1. 9月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拓展出“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这一表述源自中美经贸谈判中的“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并将原本适用于经贸关系的相处准则推广至整体中美关系,进一步规范双方合作方式、竞争限度与分歧管控路径。2. 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美国将涉台议题纳入对华政策考量的举措,中国应通过相应举措增加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成本。无论美国采取“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中国都应保持战略主动。3. 从经贸关系来看,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已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美国若推动“脱钩”“去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未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更加务实、精细化,在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且具备替代条件的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但在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经贸往来。4. 在AI领域,中美除了技术的竞争,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可在技术应用、商业化以及风险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当前的重要障碍是美国决策者的“零和思维”,尤其在AI安全领域,中美合作“不是要不要,而是必须合作”。但由于AI风险涉及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其治理难度极高。5. 在国际地区冲突相关议题上,美国次级制裁若波及中国金融机构,可能产生“金融核弹”效应,并进一步影响美元地位,美国对此也会权衡。在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俄乌局势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拓展第三方合作的空间。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仍需要对华关系的“成功叙事”,在中美经贸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有助于其向国内展示外交成果。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价值观、对华投资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宋东泽)

一、“尊重、公平、对等”六字从何而来

《凤凰大参考》: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丰富了“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在今年5月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时,您将其解读为从“战术稳定”提升到“战略稳定”。那么这一次拓展的内涵您如何评价?这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

吴心伯:这次拓展的“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源自中美经贸谈判期间提出来的“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方针。基本上,我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态度也是按照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处理的,所以谈判取得了进展,经贸关系也稳定了下来。而现在,双方不仅要稳定经贸关系,还需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现在拓展了新的内涵,道理是同样的:在经贸领域,要稳定经贸关系,就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精神;那么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其实这六个字也同样适用。

而具体来看,这次有一个字面上的调整:“平等、尊重、互惠”变成了“尊重、公平、对等”。美方在5月北京会晤之后,白宫的稿件中其实就使用了公平和“reciprocity”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就是从中方的谈判精神中来的。“reciprocity”这个词有“对等”的意味,但其实跟“互惠”的意思差不多,属于同一个英文词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六个字就是比照中国在经贸谈判期间秉持的六个字的精神来的。现在在双方讨论以后,把这六个字应用于整个中美关系,来谋求整个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美方在口号和概念上的重视程度其实也是相当之高的。特朗普于此次在白宫的欢迎致辞中也特地提到,他和习主席建立了“以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伟大友谊”。所以美方也提这个东西:一个是相互尊重,还有一个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那就要讲究公平和对等。因此,这六个字反映的是中美之间关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最新共识。

《凤凰大参考》:您此前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比以往更谨慎的处理方式,这是维持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下,您认为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转化为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承诺?

吴心伯:我觉得美方必须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倒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则本身——因为原则是限制不住美国人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习主席这次访美重点阐述了我们的对台政策立场。习主席讲的主要是三层意思:第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追求国家统一;第二,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因为从特朗普访华以后,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第三,处理好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中美的战略稳定包括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都无从谈起。这是告诉他,后果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我们讲最重要的是:我们手上有牌。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后退、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它就会在对华关系中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所以我们讲的“尊重、公平、对等”这个“尊重”,首先就是要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在习主席访美之前,谢锋大使在《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了中美关系的四条红线——当然,以前习主席跟拜登也提到过——就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应该讲,这六个字的新内涵,进一步规范了接下来中美合作的方式、竞争的限度,还有分歧的管控。这六个字把这些方面都管到了。

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也好“清晰”也罢,中国都掌握绝对主动权

《凤凰大参考》: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中美关于台海的具体问题,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前后,他一度将一笔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称为可以对华使用的“谈判筹码”,美国官员随后又宣称,这笔军售并不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这再次暴露了该议题的解决难点,外交交涉往往难以遏制美方持续推进军售。您认为中国应通过何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避免美方将对台军售筹码化?

吴心伯:过去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外交上的抗议,对美国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以及包括在台海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施加一点压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分量不够,对美国的打击没有让它感到疼。我觉得今后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打击。比如说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卖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那中国就取消跟美国的采购合同,比如说两倍、五倍于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对美采购合同,让美国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凤凰大参考》:除军售之外,美国整体涉台战略的走向也引发广泛讨论。近年来,美国内部鼓吹放弃所谓“战略模糊”的声音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美方持续推进对台军售,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推动“美台无人系统”联合开发、深化军事技术合作,并考虑扩大台湾参与地区军事交流。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步放弃所谓“战略模糊”?从战略层面来看,这种变化又可能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是战略清晰也好,还是战略模糊也好,我们都不要太在意,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台海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操之在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强大的实力和决心,以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只能根据中国的选择来确定政策,而不是以战略模糊、战略清晰来决定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其实你看拜登四年四次表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要保卫台湾,这是战略清晰的,到了特朗普,他不这么讲了,他现在搞战略模糊。

但是实际上,拜登搞战略清晰也未必那么清晰,特朗普搞战略模糊也未必那么模糊,什么意思呢?因为拜登搞战略清晰说美国要保卫台湾,真的打起来了他就保卫吗?他有这个胜算吗?他付得起这个代价吗?特朗普搞战略模糊说我不讲介入也不讲不介入,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两岸爆发冲突,美国介入没有胜算,代价太大。所以我觉得不要在乎它什么清晰也好,模糊也好,关键是台海问题操之在我,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就行了。

三、台积电若赴美将“偷鸡不成蚀把米”

《凤凰大参考》:台湾半导体产业也正在成为中美博弈中的一个重要变量。9月2日,台湾方面表示当地企业计划追加约200亿美元赴美投资;此前,台积电已将美国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在美国的推动之下,台湾先进半导体产业更深地嵌入美国供应链。美国刻意将科技产业博弈叠加到台湾问题之上,会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这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担心台海如果爆发冲突,那么就会影响到美国芯片供应的可靠性。所以它主要是考虑到芯片供应的可靠性,你不能在台湾生产卖给我,你必须到我这来生产,这样我才放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本来觉得自己配合美国,到美国去设厂、去生产、去解决美国对于供应链的担忧,这样好像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份厚礼,拉近了“台美关系”的距离,美国可能会更支持台湾,但是我觉得后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美国传统上关注台湾有地缘政治因素,但是现在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主要考虑的就是高端芯片的问题。如果台湾企业能够在美国生产足够供应美国市场的芯片,那他就不用担心台海的风险。这样一来,台湾实际上对美国的价值大幅下降。本来台湾以为可以通过投资美国生产芯片,争取更多的美国的保护,实际上反而是降低了自己的价值。特朗普一看,反正我芯片有保障了,who cares台湾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可能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是这样一个结果。

四、美国“脱钩”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不可替代性”超出想象

《凤凰大参考》:从半导体产业延伸开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走向同样值得关注。关于中美经贸问题,您此前提到,判断一国在经贸博弈中的韧性,不能只看贸易额,还要看关键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很多领域,几乎是在一个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比如说讲到上游,大家很快就想到稀土、关键矿产以及原料药,这是美国要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地方。但是中游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中间品,美国也是离不开中国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发展AI要建很多的数以千计的数据中心。那建这些数据中心,各种计算机和电气设备,实际上都要从中国进口,所以离不开中国。还有在高端制造领域,比如说机器人、无人机,美国也是要依赖的。所以应该讲,中国的不可替代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这一点,美国现在也越来越清醒甚至痛苦地意识到了。 

《凤凰大参考》:面对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举动,中美经贸并未走向彻底脱钩,这一状态后续会如何发展,未来双方的经贸联系又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吴心伯:我觉得以前美国人提出来的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这些口号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美国现在发现几乎在供应链的全链条都有要依赖中国的地方。所以它脱不了钩,也没办法“去中国化”。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恐怕要越来越走向务实,就是要重新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边界。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哪些领域美国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它是做得到的;在哪些领域它想摆脱但是做不到,那就妥协一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安排;还有在一些所谓的非敏感非战争领域,不需要脱钩,也没有什么风险,那就继续开展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概率必须朝着一个更加务实、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新边界。

《凤凰大参考》:所以中美经贸可能会演变为一个部分脱钩的状态? 

吴心伯:拜登时期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在上海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中美贸易中“有问题的”只是1%,其他99%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要脱钩,那可能只有1%是非脱不可而且美国也是做得到的,但是99%、98%是不需要脱钩的。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边界,就知道怎么样重新来界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美AI合作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零和心态” 

《凤凰大参考》:经贸之外,科技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当前中美在先进芯片、AI技术等领域的角力仍在加剧。从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看出,美国既希望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算力,又难以完全忽视企业的商业利益。在科技领域的较量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中美能否在AI领域实现有限合作,还是说,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延续,AI领域也很难出现实质性协作?

吴心伯:我觉得如果实事求是来讲,中美在AI领域已经有合作,未来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决策者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美AI产业的发展。他觉得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且要尽可能地打压、放慢中国AI发展的步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中美之间合作的现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合作的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和现实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AI可以分成AI技术的开发,AI技术的应用、商业化,还有AI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其实在这三个领域中美都是有合作的。比如说AI技术的发展,美国是技术上领先,但是中国也做出了贡献。像美国很多AI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用中国AI公司的模型。我们是开源的,而且我们这个资源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使用中国AI的模型。在AI的应用端,你今后会看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我们走得快,所以不管是应用于机器人,还是应用于高端制造,其实美国是需要的,这是中国的强项。在治理端,我们看到AI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中美作为AI领域两个领先的国家,大家必须来讨论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哪些风险,怎么样识别这些风险,怎么样管控这些风险,怎么样加强合作。所以,事实上在AI领域中美有大量合作的空间。关键就是美国人现在心胸太狭窄了,老是觉得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先就要打压中国。所以他就无视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无视合作这样一个现实,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特别提到,中美在共同防范AI风险的问题上有合作空间。有观点认为中美在防范一些极端风险上存在共识,比如都不希望强大的AI被恐怖组织等恶意利用。您觉得,防范这类风险能不能成为中美开展AI安全合作的一个切入口?

吴心伯:我觉得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就是应对AI风险。这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合作的问题。因为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挑战,它的风险现在远远没有被人类所认知到。所以随着更多风险的可能性暴露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关注。 而且AI风险是有独特性的,AI可能完全就是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就不一定是国家了,所以更多的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就没办法去掌控,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AI还在刚刚开始应用的阶段。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各种形式的甚至颠覆性的危害和风险,这个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所以管控AI风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很大的。

六、美对伊次级制裁后果需自负,其他地区议题可成为中美合作抓手

《凤凰大参考》:把视野放到更广泛的国际局势,俄乌、美伊等地区冲突同样在影响中美关系。8月24日,美国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推出针对伊朗的次级制裁,波及中国内地、香港等第三方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制裁也持续影响中俄正常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正常经贸合作也面临更大的次级制裁风险。在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既维护正常经贸合作,又避免被美国的制裁体系牵制?这种制裁外溢又会如何改变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吴心伯:我们以美伊冲突为例,美国要加大制裁,包括威胁要对中国动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就两个,第一个,反对美国的制裁,就是告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制裁是没有道理的,是没有国际法意义的。在伊朗问题上,当年奥巴马时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是达成了美伊协议的。最后是美方单方面破坏了协议,违反了国际法,然后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单方面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既违反了国际法,又是一个侵略者。美国本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处在一个既违法又不占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上。所以美国搞的这个制裁,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果制裁,可能是威胁针对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那我们就要给美国讲清楚,你如果这么做后果在哪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是用美元支付的,我们还持有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券。所以中国对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国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美国要制裁中国的银行,那就是引爆了金融核弹。那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去美元化冲击,你后果自负。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如果去美元化,那你得好好掂量掂量。所以把这些东西跟美国讲清楚,刚才讲过了,美国人会算账,他知道该怎么做。

《凤凰大参考》:除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影响,当前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地区热点也在持续牵动全球安全形势。中美虽然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避免冲突失控、保障能源和航运安全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共同利益。那么,中美有没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实际合作?

吴心伯:我觉得当下比较紧迫的当然是美伊冲突,中东的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关系到世界范围的能源供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那么这个领域中美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呢?当然有,因为对中国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自由通行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我们一方面可以做伊朗的工作,就是美伊冲突不应该拿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道、国际水域,有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做美国的工作,告诉美国你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不对的,你要认错,然后要纠正你的政策,不仅不能再打,也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你该赔偿就赔偿,该保证不再对伊朗动武就要做出保证,这样一来,伊朗才能够相信你,跟你达成新的协议。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的就是做双方的工作,既要做伊朗的工作,更要做美国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立场才有建设性。

《凤凰大参考》:除了美伊问题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性的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开展有限合作的切入点?吴心伯:我觉得其他的比如说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俄乌冲突问题上现在特朗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俄乌谈判相关各方也发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我觉得一旦直接相关方愿意坐下来谈判,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为最后俄乌如果达成协议,恐怕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而应该是一个多边的协议。包括美国、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可能都要充当这个协议的担保人,就有点像奥巴马时期美伊协议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然是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也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李在明政府希望改善南北关系,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特朗普也屡屡表态,希望跟朝鲜领导人见面,讨论改善美朝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跟朝鲜的友邻关系,发挥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包括促进沟通,甚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各方去考虑。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地区国际问题还是很多的。过去特朗普政府,特别是他第一任期,他的外交议程很狭隘,只关心他关心那些事情,比如说跟中国他只关心贸易。第二任期除贸易以外还有芬太尼问题,现在发现好像还不止,伊朗问题出现后,其实美国也是希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俄乌问题上中国也能够发挥作用。本来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就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我们在元首外交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中美在第三方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就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增加了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动力。

七、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希望借中美关系打造外交政绩

《凤凰大参考》:最后,我们把视线从地区热点拉回美国国内。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您认为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还有多大的调整和谈判空间?

吴心伯:我觉得特朗普在对华外交上还是依赖于成功叙事,意思就是你看我跟中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我外交的一个亮点,不仅要稳住对华关系,而且要能够取得进展。比如说在贸易问题上,在打击毒品执法合作领域,这都是他可以在国内对选民展示的成果。

《凤凰大参考》:如果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对华政策?长期来看,又会如何影响特朗普任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吴心伯:民主党如果控制众议院,在对华外交、对华关系上,其影响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它会批评特朗普跟中国搞关系主要就是做生意,不重视人权、民主、价值观,所以不行,你必须重视这些问题,所以要打价值观牌,这是一个冲击。 第二个,特朗普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中美之间要成立一个投资理事会,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投资理事会,推动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朗普觉得这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中国来投资提供就业、创造税收是好事情。但是民主党基于背后的工会势力,可能会担心中国这边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汽车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写信给特朗普说,你不能开放美国的汽车市场。拜登的时候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100%的关税,就是要阻止中国去投资。民主党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特朗普对中国的投资严加看管、严加控制,这是第二个有可能的影响。

第三个领域就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从5月中美元首会晤到现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还是处理得比较谨慎,包括军售等等。民主党回来以后,可能会说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你得给台湾卖武器。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台湾问题的处理。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我想主要可能就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凤凰大参考》:那您觉得国会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制约可能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国会的无视似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吴心伯: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共和党里面有不少亲台势力,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总统现在你得给台湾卖点武器,好久没卖了。所以民主党讲的话特朗普未必听,但是共和党讲的话恐怕他就不得不听。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民主党的压力实际上是通过共和党来体现出来。 

《凤凰大参考》:感谢吴心伯教授的深度分析,为我们厘清中美在台海、经贸、科技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博弈。

美国暂停八家科技公司参与H-1B签证项目,九所大学因J-1签证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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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联邦政府将暂停微软、奥多比(Adobe)等八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PERM)计划。该计划是持有H-1B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职业移民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因“涉嫌J-1签证欺诈”面临调查,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被暂停的八家公司为:微软、奥多比(Adobe),以及六家IT外包巨头——高知特(Cognizant)、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咨询(TCS)、威普罗(Wipro)、HCL科技和凯捷(Capgemini)。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劳工部将不再接受或处理涉及这些公司的任何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万斯指控这些公司在招聘时刻意压低在美国本土的职位广告投放,以便用外籍员工替代美国工人,并点名微软去年裁员约6000名美国员工的同时使用了6300个H-1B名额和近3000个绿卡名额。据劳工部数据,自2009年以来,这八家公司累计提出了近300万份外籍劳工申请,获得超过23万个H-1B批准和10万余份永久劳工认证。估计约5万名H-1B持有者的绿卡计划可能受到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暂停针对的是绿卡申请通道,并不会取消相关员工现有的H-1B身份。

在J-1签证方面,万斯点名的九所大学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万斯指称这些学校利用J-1访问学者项目压低美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水平。麻省理工学院发言人回应称,该校已收到一份“范围非常广泛”的传票,正在审阅,并强调每一位J-1持有者都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查和授权。

这一系列动作是特朗普政府收紧职业移民政策的延续:8月24日,国土安全部提议对H-1B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去年9月发布的10万美元H-1B费用公告已延期至2027年9月;10月7日,国土安全部又提议向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OPT(选择性实习训练)收取7万美元费用,延期再收3万美元。

H-1B与J-1签证持有者规模

美国目前约有60万至73万名H-1B签证持有者。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数据,2025财年共批准40.6万份H-1B申请(包括续签),其中印度出生者占69.9%(约28.4万人),中国出生者占12.1%(约4.9万人)。按此比例估算,在美H-1B持有者中印度人约49万,中国人约8万至9万。

J-1交流访问者方面,2025年约有27.5万人来美参加各类交流项目(2024年为30万人)。在高校相关的类别中,中国是最大来源国:2025年新增研究学者1.76万人中,中国占4129人居首,印度1588人居第三;新增高校学生交流访问者3.2万人中,中国3513人居首,印度935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宣布制裁的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白宫向微软CEO纳德拉颁发了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而微软正是此次被暂停名单上的第一家公司。

资料来源

1. CNN:Trump admin bars Microsoft and other tech companies from seeking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foreign workers

2. 新华社:美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 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

3. 美联社: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uspending Microsoft from a green card program

4. 彭博 via Moneyweb:Harvard, MIT face visa probes amid US crackdown on global talent

5. USCIS FY2025 H-1B approvals data

6. 美国务院 J-1 BridgeUSA 2025年数据

两科技巨头纽时辩论:盖茨警告AI风险逼近,黄仁勋反驳“末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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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但它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未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纽约时报》的深度专访中,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的两次采访中,盖茨警告称,人工智能已经具备助长生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能力,未来几年还可能对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不能指望科技企业自行管控风险。黄仁勋则认为,围绕人工智能的恐慌已经过度,技术进步更可能在改变工作内容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他主张把安全问题作为工程问题解决,而不是急于引入新的监管措施。两人都相信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但对于如何应对转型期的风险、如何平衡创新与安全,以及政府和企业应承担什么责任,他们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盖茨接采访的六大要点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助长网络攻击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

盖茨承认,未来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失控并危及人类生命。但他认为,人们尚未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现实风险:人类利用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制造破坏。

盖茨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人工智能已经跨过了他所说的“生物门槛”和“网络门槛”——也就是具备设计新分子,以及迅速发现并利用代码漏洞的能力。

他说:“人工智能已经跨过了一道门槛:它能够帮助生物恐怖分子杀死数亿人,这种能力今天已经存在。发动网络攻击、扰乱所有银行账户、关闭电网的能力,也已经存在,而且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

  1. 盖茨认为,让人工智能实验室自行监管是“疯狂的”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埃兹拉·克莱因秀》中表示,人工智能行业不需要新的监管,因为企业本身就有动力推出安全的产品,否则就可能遭到起诉。

当主持人埃兹拉·克莱因向盖茨提出这一观点时,盖茨回应说:“我几乎不敢相信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人类涉足过的最危险的事物。”

盖茨以其他行业为例,质疑为何人工智能行业可以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和事后诉讼来保障安全。他指出,药品需要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审批,航空业有安全监管机构,汽车也有安全带等强制性要求。

他认为,社会建立安全制度,不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让责任方破产,而是为了事先保护公众安全。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就业“灾难”

盖茨承认,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无疑多于其取代的岗位。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旦人工智能模型的可靠性达到一定水平,大量工作岗位就可能被取代。

他说,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在会计、法律工作、电话销售和电话客服等领域跨过这一门槛。这些服务可以全天候运行、使用任何语言交流、回答各种问题,而且不需要等待。

盖茨强烈反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随着自动化普及,人们可能会更加青睐人类提供的服务,从而推动护理、驾驶等需要人与人互动的职业增长。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最终将达到足以改变消费者偏好的水平。无论是驾驶员、护士,还是电话客服人员,在人工智能进入的领域,人们对人工智能服务的偏好都可能非常强烈。

  1. 盖茨支持对机器人征税,并将部分工作岗位保留给人类

为缓解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的冲击,盖茨提出了两项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对机器人劳动征税。他认为,这笔税收可以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同时减缓企业以自动化取代人类员工的速度。现行税收制度在他看来实际上是在鼓励,而不是抑制人工智能自动化。

盖茨提出,如果企业解雇一名员工、改用机器人完成其工作,为什么税收制度还要如此鼓励这种取代人类劳动的做法,却不要求机器人也为养老金体系作出贡献?

第二,通过监管将某些工作明确保留给人类。他提出,儿童照护、老年人照护、部分医疗服务以及部分教育工作,都可以被划为“人类专属岗位”。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完成这些工作,但应保留相应的人类就业机会。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平等的力量

盖茨表示,人工智能可能导致较富裕国家出现大规模失业,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它总体上将带来巨大利好,因此应尽可能迅速地推广。

他解释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农民了解最适合种植的种子,也可以为那些一生中从未见过医生的人提供医疗建议。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1. 盖茨希望,人类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而人工智能最终可能带来“极大丰富”

盖茨仍然对人工智能可能创造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工智能将带来令人惊叹的进步,降低食品、住房和教育的成本,并最终有可能使人类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对盖茨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人类如何度过眼前的转型期。

他说,当代人的任务是确保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掌握主动权,同时尽可能减少转型带来的伤害,包括生物恐怖主义事件,以及因失业而生活受到损害的人数。他认为,这一转型过程可能持续二十年以上。

如果人类能够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下一代将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甚至是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如果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物质匮乏的限制,人们为什么还需要学习?又该如何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黄仁勋访谈的六个要点

  1. 人工智能不会简单地消灭工作,而是改变工作的内容

黄仁勋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将大规模摧毁就业岗位的说法存在根本性误区。人们往往把一份工作的具体任务与这份工作的根本目的混为一谈。以放射科医生为例,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分析医学影像,但医生的职责不仅是阅读影像,还包括诊断疾病、帮助患者和指导后续治疗。自动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使医院处理更多病例,反而可能增加对医生的需求。

黄仁勋承认,电话客服等工作内容与具体任务高度重合的岗位,确实可能被自动化取代。但他相信,人工智能也会催生新产业、新企业和新岗位。人类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照顾家庭和实现个人目标的动力,将继续创造新的需求。

  1.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其恐惧,不如尽快学会使用

黄仁勋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他并不否认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存在风险,也承认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大规模的就业结构变化。但在他看来,技术进步越快,普通人就越应该尽早掌握并利用它。

过去,人们需要学习编程语言才能充分利用计算机;如今,人们只需用自然语言表达需求,就可以让人工智能协助完成复杂任务。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有可能让更多人获得过去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能使用的能力。

对于年轻一代,黄仁勋认为,未来的学生必须学会使用人工智能,并与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AI智能体协作。他预计,熟悉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毕业生将拥有显著优势,并可能推动新一轮创新浪潮。

  1. 人工智能安全首先是工程问题:无法确保安全,就不应发布产品

黄仁勋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安全无关紧要。相反,他强调,企业必须对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害负责。

针对人工智能智能体突破测试环境、协同执行未经授权的操作等事件,他认为,问题涉及测试环境的隔离与控制、系统目标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对齐,以及工程流程是否足够严谨。企业应当查明问题根源、改进技术方案,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他的原则很明确:如果企业尚未找到确保产品安全的方法,就不应该将产品推向市场。如果实验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以至于可能对外部世界造成严重损害,那么就应该停止相关实验。

不过,与主张加强监管的人不同,黄仁勋相信,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更好的工程设计、测试和安全控制来解决。

  1. 他反对急于出台新的AI监管规定,但强调企业必须承担责任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企业已经有充分的商业和法律动机来保证产品安全:不安全的产品可能失去客户,引发民事诉讼,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因此,他不认同必须通过新的监管措施来迫使企业谨慎行事。

他同时强调,企业负责人和董事会有责任采取正确行动,不能以技术太复杂、风险难以控制为借口逃避责任。他也认可第三方安全审计等措施的重要性,并反对人工智能企业借监管之名寻求反垄断或产品责任方面的豁免。

他与采访者之间的核心分歧在于:黄仁勋更相信企业自身的责任机制、现有法律和工程改进能够解决问题;采访者则担心,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国家竞争压力下,企业未必能够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利润之前。

  1. 开放式AI模型对创新、安全和国家技术能力至关重要

黄仁勋是开放式人工智能模型的重要支持者。他认为,世界既需要由企业控制和运营的封闭模型,也需要允许用户获取模型权重、进行调整和自行部署的开放模型。

对于企业而言,开放模型可以帮助它们根据自身数据和专业知识改进系统,减少对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依赖。对于研究人员和创业者而言,开放模型能够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人开发新的应用。

黄仁勋还将开放模型与网络安全联系起来。他认为,开放模型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和国家开发技术,也能让它们更好地建设自身的防御能力。

谈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时,他指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长期受益于开源生态,开放模型社区也十分活跃。他将这一现象与中国庞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人才群体、人才流动以及企业通过应用和服务而非单纯依靠模型收费的商业模式联系起来。

  1. 人工智能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其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落地应用

黄仁勋将人工智能产业比作一座由五层组成的蛋糕:能源和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基础设施、模型,以及最上层的应用。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只是聊天机器人或语言模型,还包括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医疗等领域的专用模型。

在他看来,真正改变社会的将是应用层:人工智能进入医疗、法律、制造业等领域,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他将这场变革与电力和互联网的发展相提并论。电力让人类能够为各种活动提供动力,互联网让人们能够寻找信息,而人工智能有望进一步帮助人们获取知识、完成任务并解决问题。

黄仁勋也承认,未来某个时点,人工智能的供给可能超过市场需求,产业可能经历周期性调整。但他不认为这会否定人工智能的长期价值。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正在从实验室技术转变为真正有用的产品,其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企业能否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广泛的实际应用。

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对美国有利吗?

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初期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后,美中关系似乎已经找到了新的运行轨道。这是我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与我正式会面的几位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所表达的看法。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的研究人员,我在疫情暴发前曾居住在北京。六年多后,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代表团的一员重返北京。除了增加了几条地铁线路之外,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大变化,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策圈弥漫着一股胜利主义情绪。

一些学者和智库人士认为,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所体现的“零和式意识形态和技术竞争”相比,特朗普更具交易色彩的做法已经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启,这将使双方都受益。

他们认为,如今关税和稀土出口管制引发的激烈争端已经成为过去,两国可以着手开展一项艰难但必要的工作,即建立一种“共赢”关系,并加强在贸易、技术和安全等领域的协调。这些协调主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以及一项目前仍缺乏明确框架的人工智能风险对话来推进。一位尤其乐观的与谈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不再那么强硬,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演变”。

对于中国可能因过度扩张而破坏这一正在形成的缓和局面,我的中国同行们很快打消了我的担忧。他们认为,缓解紧张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将促使北京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克制。他们甚至表示,中国正在惋惜美国退出多个多边外交倡议。

尽管北京淡化了特朗普提出的中美正在形成“G2”格局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给中国带来好处。他已经收回了此前激进的关税政策,放松了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并暂停向台湾运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称赞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以及中国的实力。

以暂停对台军售为例。台海两岸的威慑取决于双方实力之间的微妙差距。推迟武器交付会改变力量平衡,使其向北京倾斜,从而可能增强北京进一步向台湾施压的能力。

因此,中国官员所欢迎的并不是一项同时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军售暂停,而是北京与台北之间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退出多边机构的问题。美国腾出来的席位,可以由中国或其代理方来填补。对于这类问题,中国战略界对特朗普政策的满意程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认真权衡的证据。

坐在北京,很难不同意其中许多观点。尽管中国自身也面临诸多经济问题,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消费数据疲软,但特朗普似乎正在为北京提供一条战略生命线,同时助推美国实力和国际声望的下降。

他损害了美国的盟友体系,而且这种损害可能已经无法逆转;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和科研经费;使长期以来推动美国创新的高技能移民受到抑制;同时还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两极化,进一步消耗美国的活力和行动能力。与我会面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有许多人曾担任外交官,他们出于礼貌,没有把特朗普政策对美国长期竞争力造成的损害完整地说出来。

这并不是说缓和紧张关系对美国毫无益处。华盛顿应当积极探索重新调整更广泛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评估哪些中国对美投资可以通过降低风险而得到妥善处理,并推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对话,以降低近期风险。

然而,除了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之外,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员和学者对特朗普政策表现出的热切欢迎,应该让我们警醒。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存在风险;北京认为华盛顿有意遏制中国,并阻止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崛起。

但现在,特朗普的做法却为北京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战略空间,与此同时,美国糟糕的经济、安全和科技政策选择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

特朗普“单打独斗式”的交易主义正在帮助北京,却损害华盛顿。中国对拜登多边主义政策的蔑视,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清楚地表明,北京认为那种做法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合作固然重要,但更好的对华政策,应当首先利用好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所构成的力量,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却一直在把这些国家推的远远的。

(原文发表于《新闻周刊》(Newsweek)

Johns Creek选区和欧晓瑜的从政经历

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从手术室到州议会:一位医生议员在亚裔郊区的三场胜选与即将到来的考验

在亚特兰大东北郊,Johns Creek 是佐治亚州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亚裔比例最高的郊区社区之一。完全位于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境内的州众议院第50选区以这座城市为核心,另涵盖相邻 Alpharetta 市的部分地区。自2023年起,在州议会众议院代表这个选区的是第二代华裔、麻醉科医生欧晓瑜(Michelle Au)。她的从政路径,恰好与这个选区的人口变迁重叠。

从医生到议员:专业身份成为政治入口

欧晓瑜1978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1960年代赴美的华人移民,均为医生。她先后就读于纽约市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与 Wellesley College,1999年以优等成绩获心理生物学学士学位;2003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M.D.),后又在同一学校完成公共卫生硕士(M.P.H.),并接受儿科与麻醉科住院医训练。2008年,她与家人迁居佐治亚州,在 Emory-St. Joseph’s 医院从事麻醉科临床工作,育有三名子女。她还出版过医学回忆录,是活跃的公共演讲者与专栏作者。

医生身份塑造了她进入政坛的方式。无论是竞选文宣还是议会发言,她反复强调的逻辑是临床上为病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倾听、诊断、以证据决策——同样适用于公共政策。她关注的核心议题高度集中:医疗普及性、公共卫生沟通,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方法来应对枪支暴力。这份专业履历让她在一个高学历选民占多数的选区里拥有天然的说服力。

三次参选:三役皆胜,两度改写纪录

欧晓瑜首次参选是在2020年,竞逐州参议院第48选区(SD 48)。当年6月的民主党初选中,她以16,238票、77.64%的得票率大胜对手 Josh Uddin;11月大选中再以49,184票、56.18%击败共和党人 Matt Reeves 的38,358票,于2021年1月宣誓就职,成为佐治亚州参议院历史上第一位亚裔议员,也是首位当选该职位的亚裔女性。

2021年,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完成十年一度的选区重划,她的参议院选区被重塑为白人占多数、更偏保守的版图。2021年12月,她宣布放弃竞选参议员连任,转战州众议院第50选区——该席位因民主党现任议员 Angelika Kausche 不再连任而空缺。2022年5月初选她无对手出线;11月大选面对经共和党初选胜出的印度裔商人 Narender Reddy,她以11,989票、54.04%对10,198票、45.96%获胜,顺利完成从参议院到众议院的转身。2024年,两人再度对决,她把优势略为扩大,以15,868票、55.3%对12,801票、44.7%连任成功。

选举 对手 欧晓瑜得票 对手得票 结果
2020 州参议院 SD48 大选 Matt Reeves(共和党) 49,184(56.18%) 38,358(43.82%) 胜选,首位亚裔州参议员
2022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1,989(54.04%) 10,198(45.96%) 胜选,转战众议院
2024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5,868(55.3%) 12,801(44.7%) 连任

 

三场大选,她的得票率稳定在54%至56%之间,既没有压倒性优势,也从未真正陷入险境。这恰是 HD50 的政治写照:民主党占优,但共和党仍保有四成以上的基本盘,任何一次竞选都不能掉以轻心。

立法成就:一位医生议员的两条主线

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佐治亚州议会里,民主党议员的立法机会有限,欧晓瑜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议题设定与跨党派推动上。她最具标志性的工作在枪支安全领域:提出将私人枪支买卖与转让纳入普遍背景审查、设立购枪冷静期,以及《儿童健康安全存枪法案》,要求枪主把未成年人可能接触到的枪支安全存放,并推动安全存枪税收抵免的跨党派讨论。她的儿童安全存枪提案曾获得多年未见的委员会实质性听证。这条路线为她赢得了 Everytown / Moms Demand Action 评选的“2022年度州议员”。

第二条主线是儿童与患者健康。她被佐治亚州儿科学会评为“2022年度议员”;2025年,美国医学会(AMA)授予她杰出政府服务奖,表彰她在医疗普及与公共卫生沟通上的工作。据法案追踪记录,她推动的镰状细胞病保护等提案在2026年会期获得推进,并参与规范迷幻药辅助治疗、干细胞疗法等新兴领域。

2021年3月亚特兰大按摩馆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成为她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案发后,她牵头提出一系列应对仇恨与枪支暴力的法案。2022年11月,她与多位同僚共同创立佐治亚州历史上首个正式的两党立法亚太裔(AAPI)议员党团,并任创始成员。此后,她在州议会中的角色已不限于单一选区的代表,更成为亚裔社区在州府的代言人之一。

“把枪支暴力当作公共卫生问题来处理”——这句她反复引用的判断,既是医生的职业语言,也是她区别于传统政客的标签。

选区画像:约5.8万人,亚裔约占三分之一

第50选区人口规模不大,却极具代表性。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21年重划方案边界),选区总人口为58,754人;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ARC)根据2023年12月法院命令重划选区,2020至2024年,选区人口约为57,508人。2022年与2024年两次大选使用的并非同一张地图:后者新增了多个 Alpharetta 与 Johns Creek 的投票区,构成随之有一些变化。

图:HD 50 人口构成(ARC,现行边界,2020–2024年美国社区调查估计)

族群 占比 数值
非西语裔白人 █████████████████████ 42.2%
非西语裔亚裔 ██████████████████ 36.0%
非西语裔黑人 ████ 9.6%
西语裔 ██ 5.5%

白人仍是最大族群,但优势大幅收窄:2010年非西语裔白人占56.2%、亚裔占24.8%;其后白人下降14个百分点,亚裔上升11.3个百分点。来源:Atlanta Regional Commission, 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

这是一个典型的富裕专业郊区:居民本科以上学历者占72.4%,贫困率仅4.4%,自有住房率约76%,平均年龄42.6岁。在选民登记方面,2024年11月大选时选区共有42,881名登记选民;当年仅州众议员一职就投出28,669票,约占登记选民的66.9%(实际投票率略高,因部分选民只投总统而不投州议员的票)。2022年该职共投22,187票。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仅公布郡一级的族裔登记统计,不发布按州众议院选区划分的选民族裔数据,故“亚裔选民精确占比”无官方数字;按人口普查,2020年普查亚裔占29.5%,ARC重新划定的选区亚裔人口估计为36.0%。

选区速览

·        范围:富尔顿县境内,以 Johns Creek 为主体,含 Alpharetta 部分地区(Windward 一带)

·        人口:约 57,500–58,800 人(因边界版本而异) | 登记选民(2024):42,881 人

·        最大族群:白人(人口口径 42%–50%) | 亚裔约三成,为全州亚裔最集中的州议会选区之一

·        现任议员:欧晓瑜(民主党),2023年1月就任 HD50,此前任州参议员(2021–2023)

2026年选举:一场罕见的“双华裔女性对决”

佐治亚州众议院全部180个席位每两年改选一次,2026年选举日为11月3日。欧晓瑜将寻求她在 HD50 的第三个任期。这一次,她的对手不再是 Reddy,而是一位同为华裔女性的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段颖哲(Azure Duan)。段颖哲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拥有软件工程硕士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早年从事软件工程与顾问工作,后投入中医与针灸领域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这是她首次参选公职。她的政见主打降低生活成本与税负、支持小企业、教育与社区安全。

两党候选人同为华裔女性,这在佐治亚政坛极为罕见,也让这场地方选举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关注。10月8日晚,两人将在 Johns Creek 的一凡餐厅活动中心同台辩论,由社区积极分子杨大巍和刘亚伟共同主持,教育、医疗、枪支安全与家庭税负预计是交锋焦点。欧晓瑜此轮纲领延续一贯路线:加强公立学校与心理健康服务、应对青少年电子烟成瘾、推动安全存枪、降低医疗与救护车费用,并以减税与儿童保育税收抵免减轻家庭压力。

从基本面看,现任者仍占优势:HD50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倾向民主党领先约13个百分点,欧晓瑜本人两度以约55%得票率获胜。但变数同样明显:中期选举投票率通常低于大选,候选人动员效率将直接决定票数;双方共享华裔身份,传统的靠族裔认同做政治动员的效果肯定不明显,选战更可能回到税负、学区与公共安全等具体议题。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资料来源:美联社佐治亚州选举结果、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Ballotpedia、维基百科(Michelle Au 及 HD50 选区条目)、佐治亚州议会官网议员小传、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美国医学会(AMA)新闻稿、世界日报 / Chinese Media USA 2026年9月11日关于10月8日候选人辩论的报道。2026年选举信息截至2026年10月6日;未获官方选区级发布的选民族裔数据已注明口径限制。)

台海危机正逼近 利用当前平静为风暴做准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学者秦江南(Jonathan A. Czin)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随着2028年美国和台湾总统选举临近,当前台海相对平静的局面可能只是下一轮紧张局势到来前的窗口期。作者认为,未来两年是美国与台湾加强防务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时期,华盛顿应利用这一窗口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为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复杂的台海局势做好准备。以下为原文的编译版。)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敏感焦点的台海近期显得异常平静。中国军机仍在频繁越过台海“中线”,军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中国海警也持续对附近船只进行骚扰,但过去近一年,北京一直没有再次举行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逐渐成为常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信心的上升。尽管特朗普政府并未正式改变对台政策,但特朗普今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后发表的言论,已经令台北对美国是否继续坚定支持台湾产生疑虑。

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要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可不想这样。”

过去几年,华盛顿以及亚太地区许多人一直将2027年视为北京对台政策可能发生转折的时间点,因为习近平曾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应对台海军事冲突的能力。但随着2027年临近,目前看来,习近平近期动用致命武力的可能性反而非常低。习近平甚至能够系统性清洗军队高层,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担心短期内会爆发台海危机。至少目前,他似乎相信自己能够同时有效处理华盛顿和台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没有认真为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真正值得关注的下一个关键时间点可能不是2027年,而是2028年——届时美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选举,而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习近平很可能会对台湾2028年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届时台海局势可能比现在更加紧张。因此,未来两年将成为华盛顿与台北加强准备的重要窗口期,以应对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动荡的台海局势。

北京押注国民党,但前景并不乐观

习近平目前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希望之上:执政12年的民进党在2028年失去政权,由国民党重新执政。北京一直将民进党视为“分裂主义”政党,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北京几乎没有与台湾政府保持公开接触,这与习近平对待此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2015年,习近平曾与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握手,成为自毛泽东以来首位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此类会面的中国领导人。这一突破显然符合习近平对两岸关系的期待。然而,此后台湾并没有按照北京设想的方向发展,反而逐渐远离大陆,使习近平推动台湾政治进程、最终实现所谓“统一”的目标受到挫折。

对习近平而言,吞并台湾,而不是代价高昂且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入侵,才是最终目标。

北京对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希望在2025年11月进一步上升。当时,郑丽文出人意料地当选国民党主席。她对中国大陆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强调两岸民众共同的中华属性,并主张恢复两岸对话。2026年4月,她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会面,而就在几周之后,习近平将在北京会见特朗普。

这次会面使习近平能够将自己的对台政策塑造成一种具有建设性、较为温和的政策,尽管过去十年来北京对民进党政府一直采取强硬路线。

习近平愿意接待郑丽文,显示她已经成为北京推动2028年后两岸政治地位讨论的重要一环。但希望并不是战略。郑丽文能否代表国民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尚且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最终赢得大选。她亲北京的立场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并非得到广泛认同。她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仅获得略高于50%的选票,而目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仅占27%。

因此,到了2028年,习近平很可能面对两种局面:要么是现任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带领民进党连续第四次执政,要么是由一名比郑丽文更加谨慎、对习近平的示好更为警惕的温和派国民党领导人执政。

如果赖清德赢得连任,同时民进党重新取得台湾“立法院”多数席位,这将严重打击习近平对国民党的期待。赖清德在2024年赢得总统选举后,北京曾以他只是获得相对多数票、而国民党赢得“立法院”控制权来安慰自己,并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台湾多数选民并不支持赖清德的大陆政策。

这种解释虽然带有宣传性质,但也确实是北京面对其两岸政策明显失利时的一种自我合理化。然而,到2028年,这种解释将更加难以成立,尤其如果台湾选民再次支持赖清德,并将这一结果视为对国民党较温和两岸立场的否定,那么习近平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现实:经过十多年,其对台政策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政治进展。

强化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习近平在第四个任期内可能会更加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到这一任期结束时,他将接近80岁。虽然他目前可能认为时间仍站在自己一边,但届时这种感觉可能会发生变化。

尤其如果2028年台湾选举结果令他失望,他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胁迫措施。

佩洛西访问台湾后的局势已经向习近平证明,北京可以在对台施压方面走得相当远。2022年,中国的强烈反应包括首次在1990年代台海危机以来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并在台湾周边划设海上禁航区域。然而,这些行动并没有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危机,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明显的实际后果。

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之后,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信心也可能进一步增强。届时,他预计将重新调整领导班子,并基本完成对第三任期内被清洗的大批高级军官的替换,同时可能全面重组军队高层。

但如果要让台北和华盛顿真正重视北京的诉求,习近平可能需要采取比2022年更加严厉的措施。这可能包括持续时间更长、具有惩罚性且风险更高的军事施压行动,即使不直接开火,也可以拦截海上外国船只,宣布台湾附近多个海域禁止国际航运通行,甚至试图阻止美国通过商业运输船向台湾运送重要武器。

这些措施虽然还达不到华盛顿长期担心的全面封锁或“隔离”程度,却能够向台湾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需要得到北京的默许。

问题在于,一旦采取这种行动,北京如何结束危机并不明确。中国升级施压可能迫使台湾民众勉强接受大陆统治,但同样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台湾形成“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反北京情绪。

1990年代第三次台海危机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北京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对民进党发出威胁,结果反而帮助民进党首次赢得总统选举。

当然,习近平也可以选择实施全面封锁,或者夺取台湾控制的、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的岛屿。但习近平执政14年来表现出的外交风格并不冲动,也并非特别倾向于使用暴力。他更喜欢持续、渐进的施压,而不是一次性采取决定性行动。

更加冒险的做法很可能最终失败,从而损害习近平数十年来一直试图塑造的政治遗产——成为推动台湾走向北京所谓“统一”道路的领导人。

此外,封锁或“隔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发挥美国的优势。在危机过程中,美国可以利用时间组织一个愿意共同对北京施加代价的国际联盟。

如果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一名对传统美国盟友关系持怀疑态度、强调“克制”的总统入主白宫,这些更具风险的选择可能对习近平更具吸引力。这样的美国总统可能质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也可能不愿重新强化美国为保护台湾所需要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即便2028年最终当选的是一名较为传统的总统,中国也可能从当前与伊朗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以及华盛顿在政治和物质资源方面长期坚持的能力。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需要数年才能补充,而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暴露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军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这些问题可能延续到下一届政府,限制美国在危机中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能力。

台湾正在成为“模范伙伴”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等待2028年选举结果之际,美国和台湾拥有一个加强台湾防御能力的机会。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结束了多年来对大陆威胁的自满态度,加大国防投入,并大幅降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其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等许多国家。台湾也越来越表现出应对大陆挑战的政治意愿、经济实力以及初步能力。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国防改革方面。多年来,台湾采购了大量在与中国大陆冲突中可能作用有限的美国武器系统,如今终于开始认真推动国防改革。今年5月,台湾通过一项追加预算,为军方拨款250亿美元。

台湾军队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是采购新的军事能力,更是如何将这些能力真正整合进现有军事体系。今年台湾政治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防改革,尤其是扩大本土无人机产业的相关拨款。国民党曾阻挠相关立法,随后在台湾11月举行地方选举之前同意通过。无论如何,政党争论的焦点已经变成如何加强台湾防务能力,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台湾加强韧性的计划也并不局限于军队。台湾政府正在认真推动更加棘手的“全社会韧性”建设,在让民众认识大陆威胁以及未来可能遭到入侵或封锁的同时,又要避免造成恐慌或消极认命。

台湾企业同世界各地企业一样,也有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的诱因,但台湾政府正努力确保政府采购供应链中不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零部件。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台湾将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支持军事现代化。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大幅下降。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中超过80%流向中国大陆,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

台湾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推动,而这一产业又从人工智能热潮中受益。台湾人口仅约2300万,却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其主要企业还承诺向美国经济投资数千亿美元。

今年2月,台湾成为最早与特朗普政府敲定贸易协议的经济体之一。与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不同,台湾似乎对协议结果相当满意,因为该协议缩小了台湾商品关税与日本、韩国等地区竞争对手商品关税之间的差距。

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

遗憾的是,华盛顿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以及台北日益认真的国防姿态,反而正在削弱这些基础。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美台关系发展的方向显然越来越紧密;但本应是最容易处理的外交层面,却成为这一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时,台北曾担心他会通过某种重大政治交易牺牲台湾利益。然而,在大部分行程中,特朗普都谨慎维持既定政策表述,直到后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出现转变。

特朗普将对台军售描述为可以用来与北京谈判的筹码,这令台湾感到不安,也打破了美国历届总统长期坚持的不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的惯例。此后几天和几周,美国高层官员不断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损害已经造成。

相比特朗普的言论,那些更加熟悉美国对台政策的观察人士更担心他的实际行动,尤其是迟迟没有推进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武器采购体系存在不足,即使这项军售方案获得批准,其中的军事能力也不可能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交付台湾,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对该方案缺乏热情。

而即便武器最终交付,台湾也仍然需要时间将这些军事能力整合进自身军力,并形成真正有效的作战能力。

然而,漫长的交付周期恰恰说明美国政府现在更应该加快行动。眼下,台湾是一个愿意加强合作的伙伴,而且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进行采购;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等待2028年选举会带来什么结果。

下一届美国政府未必拥有如此好的机会来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而台湾将需要尽可能强大的能力来应对一个日益年长、同时可能变得更加焦躁的习近平。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重新执政,它也可能不像民进党那样积极推动与华盛顿的防务合作。

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军队高层重组。这场重组完成后,也可能改变北京对台政策的计算。因此,目前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脆弱的“君子协定”,反而可能为美国和台湾利用这一窗口提供必要的外交空间,而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危机。

鲁比奥雅典发表意识形态演讲:呼吁西方重拾“征服”与卓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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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7日在希腊雅典发表一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呼吁美国及欧洲摆脱对历史的“负疚感”和对衰退的消极接受,重新拥抱探索、开拓、竞争乃至征服的精神,以应对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

鲁比奥选择在雅典普尼克斯山(Pnyx)发表演讲。这一地点曾是古雅典公民大会的举行地,正对着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鲁比奥借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将古希腊的政治和文明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当前的大国竞争联系起来。

他在演讲开篇表示,西方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数十年乃至一个世纪走向的历史关头。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的选择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鲁比奥说,“我们所走的方向,将决定西方是继续屹立于世界之巅,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奴役与衰退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采取行动,要么将彻底失去选择行动的机会。”

鲁比奥认为,西方近年来出现了信心下降、过度反思自身历史以及对国家力量缺乏信心等问题。他警告说,西方不能接受一种“管理式衰退”(managed decline),也不能因为担心冲突和竞争而陷入停滞。

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需要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重新建立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芯片、网络技术、无人机和太空探索等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

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阐述者之一,鲁比奥在演讲中将古希腊的政治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直接联系起来。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他说。

鲁比奥同时强调,追求本国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国际合作。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联盟和合作应当建立在各自拥有强大国家认同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能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他说,“他们深知,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绝非自私或错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奋斗也绝非自私或错误。”

鲁比奥还援引古希腊思想中的“Thumos”概念。这个希腊词汇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与荣誉、勇气、激情、意志和追求卓越有关的精神力量。

他说,古希腊人相信伟大人物可以通过非凡的成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恒。鲁比奥借此批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自身历史的过度反思,认为年轻一代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探索、开拓和征服而感到羞耻。

鲁比奥认为,西方文明的历史不仅包括战争和殖民,也包含探索、科学、哲学、政治制度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西方社会如果因为历史上的错误而彻底否定自身文明传统,最终可能失去维护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意愿。

历数亚历山大、恺撒和科尔特斯

为了阐释这一观点,鲁比奥在演讲中列举了多位历史上的帝国缔造者和征服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查理曼大帝,以及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

鲁比奥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广大地区的历史,也谈及恺撒和查理曼等人建立和扩张政治帝国的经历。他还特别提到了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这些人物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复杂而富有争议。但鲁比奥将他们作为一种“雄心、行动力和文明自信”的象征,用来说明他所主张的西方应该重新拥有的精神。

他还提到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以及2500年前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的历史,并借用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战士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军队的著名故事。

在鲁比奥的叙述中,温泉关之战象征着一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的意志。他由此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在外交和其他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使用武力的能力。

“我们必须具备在慎重与外交手段失效时果断运用武力的能力。”他说。这一历史典故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并不陌生。过去美国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保守派评论人士就曾将斯巴达300勇士抵抗波斯入侵的故事作为英雄主义和文明抵抗的象征。

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欧洲,再到美国拓荒

鲁比奥并没有把自己所描述的“西方精神”局限于古希腊。他将古希腊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与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美国的拓荒历史连接起来。他谈到中世纪欧洲建造宏伟大教堂的“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也谈到推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殖民拓荒者。

他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共同体现了一种不断探索、建设、竞争和扩张的文明动力。他说,“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重新点燃数千年前在这里发源的火种。”

他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而不是一个不断衰退、缺乏信心的欧洲。“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这一表述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基本期待: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同时继续作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盟友。

对欧洲的要求:增加军费、加强边境控制

鲁比奥此次访问希腊,是其冰岛、希腊和葡萄牙欧洲三国之行的核心环节。

在当天与希腊外长乔治斯·杰拉佩特里蒂斯(Giorgos Gerapetritis)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鲁比奥特别赞扬希腊提高国防支出的做法。希腊已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以上,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投入的目标。鲁比奥将其视为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也是鲁比奥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作为古巴移民之子,鲁比奥长期以来一直将移民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他在雅典表示,美国和希腊在边境安全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希腊是我们在边境安全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极密切战略伙伴。”他说,“我们绝不希望看到西方的发源地因错误的决策或应对失误而陷入危机。”

这也是鲁比奥此次演讲与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议程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中,边境控制、国家主权、军事力量和经济竞争并非彼此孤立的问题,而被视为维护西方国家政治秩序和国家实力的一整套政策。

从慕尼黑到雅典:鲁比奥再次阐述西方文明观

此次雅典演讲也是鲁比奥第二次选择欧洲历史文化象征性地点发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

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鲁比奥曾向欧洲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批评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并警告欧洲可能面临所谓“文明抹杀”的危险。

与慕尼黑讲话相比,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延续了对欧洲衰退、移民政策和西方文明自信的担忧,但鲁比奥没有再次使用“文明抹杀”这一颇具争议的说法。

不过,他在雅典所传递的信息更加系统地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近年来形成的一套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一思潮的一些重要思想构建者认为,美国和欧洲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殖民、探索和征服而持续道歉。相反,在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西方社会需要重新建立文明自信,并恢复在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性。

将中国等非西方力量置于更广泛的大国竞争背景下

虽然鲁比奥的演讲大量使用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历史典故,但其现实指向十分明确。

特朗普政府目前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最重要的长期竞争者之一。鲁比奥此次谈到芯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网络、无人机、太空探索以及工业能力,实际上都与美国试图保持对关键战略技术和产业链的优势有关。因此,他所说的“西方复兴”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复兴,也包含经济、军事和科技竞争的含义。

在鲁比奥看来,如果美国和欧洲继续接受相对实力下降的趋势,那么最终不仅会影响西方的经济地位,也可能削弱其军事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他还将中东安全问题纳入这一更大的竞争框架。在演讲后半部分,鲁比奥猛烈抨击伊朗现政权,将其称为“伊朗的激进穆拉”。

“西方必须存续下来”

鲁比奥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充满历史典故,但其核心是强调在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美国与欧洲自身又面临人口、经济、军事和政治挑战的情况下,西方是否仍然有意愿和能力维持其全球影响力。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西方必须重新建立国家力量和文明自信。“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鲁比奥说。

他结束对古希腊历史的回望后,将话题重新拉回当代世界。他认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必须重新认识到国家利益、军事实力、科技优势和边境控制的重要性,并在面对竞争和威胁时表现出更强的行动意志。

此次演讲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一次集中阐释:西方不应再以“衰退管理”为目标,而应该重新追求力量、竞争和卓越。西方不仅需要守住现有的国际地位,还需要重新找回他所认为曾经推动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那种雄心与意志。

(综合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报道;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华盛顿“习特会”观察:成长中的新共识与试探性“触底爬升”

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刘学伟

序章:被重新锚定的现实主义

2026年9月的华盛顿,充斥着一种极其诡异而又绚烂的外交气场。

特朗普打破长达64年的外交惯例,亲自步入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21响礼炮轰鸣,美军B-1战略轰炸机飞越致敬,将外交规格拉到了近年来的某种极致。傍晚的白宫东厅国宴上,英伟达CEO黄仁勋、OpenAI CEO奥尔特曼、苹果CEO库克、特斯拉CEO马斯克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悉数到场,仿佛整个西方的资本与科技权贵都在向这场两国元首的聚会致意。

然而,与以往某些媒体批评的“外交娱乐化”(Diplotainment)不同,这一次,盛大的仪式背后并非全无实质内容。

在峰会收官之际,白宫正式发布了一份涵盖经贸、前沿科技、地缘安全与执法合作的《成果清单》(Fact Sheet)。这份清单涵盖了设立“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执法合规、对等关税豁免、全球能源稳定以及重申“二战盟友”等具体协作点,扎实勾勒出了两国的战术互动边界。

此前,舆论界习惯用带缓冲的“低温共处”来定调当前的中美关系。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定调恐怕需要往上调升一点了。

从釜山到华盛顿,中美两国似乎绝不仅仅是在冰冷的大西洋风暴中维持单纯“不失控”[cite: 1, 6, 8];真实的历史图景或许表明,中美关系正尝试从那个大名鼎鼎的“修昔底德陷阱”底部,转向这场审慎的“触底爬升”。

这无疑是一场深刻且复杂的历史转折。美方在经历了数年漫长而残酷的攻守拉锯后,终于撞上了中国实力的硬墙。在承认“攻不动”的现实后,美方开始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单边幻想,转而与中方在一份份明细账单上重新锚定现实主义的平衡。

然而,必须保持清醒的是:“触底爬升”是一个有用的假设,但必须被打上极其明确的“可逆性”标签。 它不是一个方向确定的既定轨道,而是一个高度脆弱的条件性试探。在条件尚存时,战术缓和得以维持;而一旦临界条件被破坏,这一进程随时可能逆转滑落。

一、 撞墙转向:实用主义下的战术收缩

要理解这场战术上的缓和,恐怕首先要剖析特朗普这个极其特殊的政治变量。

必须承认,特朗普在其执政生涯中的激进举措数不胜数:肆意挥舞关税大棒、退群毁约、强行尝试重塑全球供应链、乃至对盟友的主权与安全承诺肆意“重新定价”。然而,严肃的时评人应当保持公允——在察觉到单边施压撞上硬墙之后,特朗普能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极其敏捷地调整战术方向,客观上或许确实功不可没。

网络上常用来戏谑他的缩写“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意为“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换个角度看,恰恰反映了一种商人本能:面对现实边界及时调整策略,撞上硬墙就立刻拐弯,绝不为虚妄的教条死磕到底。

面对中国挺过高压封锁的现实、面对美国最高法院剥离其普遍关税大棒的法理尴尬,特朗普没有选择在死胡同里同归于尽,而是凭着直觉切入了一种“明细账本式的交易模式”。当他主动在白宫将外交规格拉满,当他推出了涵盖农业、能源与前沿科技对话的清单时,这种战术上的退让,客观上为两国关系避开剧烈对撞提供了某种契机。

二、 新共识萌芽:民意驱动与建制阻力

正是在特朗普这种战术转向的示范下,华盛顿的政治空气中似乎隐约浮现出一股新的动向。

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公开重申:“美中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认为美方不应该与中方在最高层进行沟通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荒谬的。” 几乎同时,副总统万斯也坦言:“拒绝与世界制造强国谈判绝不代表坚韧,而是战略上的盲目。” 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是将高层对话视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防爆网”。

曾经以极端强硬姿态著称的鹰派高官们,如今竟异口同声地高唱“沟通有理”,这恐怕构成了当前大国博弈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

笔者认为,高层表态的反转并非凭空出现,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呈现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在全球数十个主要国家中,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观感与好感度,已经出现超越美国的势头;甚至在美国本土,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也正从过去几年的历史谷底开始温和攀升。

这一民意图谱的悄然翻转,再次验证了笔者数次引用的那句名言:“店大欺客,客大也能欺店。” 美国过去凭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店大”地位傲视群雄,但当关税带来的通胀切实伤害到普通人生活,当中国市场成为美国农场主与高科技巨头无法割舍的命脉时,基于政治恐惧制造的敌意终究敌不过现实利益的硬逻辑。高层战术姿态的软化,恰恰顺应了这种社会民意与现实利益的底层倒逼。

据此观察,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华盛顿新共识”似乎正在萌芽与成长——即意识到全面脱钩与彻底击垮对手是不切实际的,大国之间必须建立常态化的高层管控机制。在这一进程中,特朗普恐怕又一次领了风气之先。

然而,我们必须极其清醒地看到:这一“新共识”目前在华盛顿绝非主流,甚至尚处于极其脆弱的成长早期。

美国国会、军方以及广大建制派精英对中国的结构性猜忌与敌意依然根深蒂固,对华遏制在华盛顿内部依然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惯性。特朗普和几位内阁高官的姿态转变,更多是出于战术应对与国内政经安全的现实考量。特朗普个人的性格色彩也相当浓厚。这股新风气能否战胜华盛顿主流的反华惯性并固化为长期的制度性政策,恐怕尚有待时间检验,绝不可过早下肯定结论。

三、 隐忧浮现:随时可能颠覆爬升的“脆弱性清单”

正因为“华盛顿新共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分析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单向预测“会不会一路爬升”,而是清醒地识别那些随时可能打断甚至颠覆爬升的“共识脆弱性清单”。

如果说白宫公布的《成果清单》展示了战术缓和的果实,那么这份隐形的《脆弱性清单》,则揭示了这种“触底爬升”的极度不稳定:

  • 其一,台湾议题的“筹码悬刀”: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仅是被战术性挂起,美方将台湾工具化、资产化的交易心态从未消除。悬而未决的红线碰撞,随时可能让好不容易建立的战术信任瞬间归零。
  • 其二,高科技封锁的“微米级撕裂”:虽然美方技术壁垒已被压缩至极其微观的尺度,但华盛顿建制派在芯片与核心算法上的终极遏制执念并未根除。哪怕一次极端的单边行政指令加码,都可能推翻刚建立的通报机制。
  • 其三,盟友阵营的“离心与反弹”:从东京对美方重提“二战盟友”的极度焦虑,到欧洲在安全依赖与经济现实间的挣扎,美盟体系内部的动荡可能反向倒逼华盛顿鹰派重新收紧对华姿态。
  • 其四,两国内政政治的“承压极限”:美国党争与中期选举的狂热,随时可能将对华强硬转化为最廉价的选票收割机;而中国国内经济景气不足、青年就业承压等结构性难题,也要求决策层在外部博弈中必须严守核心底线、不容半点战略失算。

爬升并非必然的宿命,维持方见真正的功夫。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双方画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而取决于双方决策层能否在这个高摩擦时代,小心翼翼地规避这份“脆弱性清单”上的每一个爆雷点。

四、 历史叙事:“二战盟友”表述与盟友格局震荡

在此次白宫公布的官方文件与两国元首的公开表述中,最具有地缘穿透力的一幕,发生在美方对历史记忆的突如其来的激活。

美方在《成果清单》中明确写道:“两国领导人共同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作为战时盟友(Wartime Allies)、肩并肩作战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历史。” 特朗普更是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使我们两国人民跨越了无数分歧,在二战中成为了盟友。” 习近平随即回应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曾肩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从未忘记这段历史。”

这一看似属于历史叙事的“温情互动”,却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东京的政界与舆论场激起了剧烈的恐慌。日本《读卖新闻》与共同社等主流媒体连日发布紧急分析,指责特朗普直接使用“二战抗日盟友”这一措辞“极其罕见、影响深远且令人担忧”。刚在联合国大会上高调提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敌国条款”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战略焦虑。

东京的恐慌是有充分理由的。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将其塑造为美方在亚太围堵中国“最忠诚、不可替代的领头羊”。然而,当特朗普为了在农业采购、关税停火以及中东地缘上换取中国的配合,毫不犹豫地在白宫南草坪重提“中美并肩抗日”的历史时,日本瞬间感受到了作为美方“战术资产”被随时重估的寒意。

然而,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我们必须拿捏好分寸:以为西方共识或大西洋联盟已经彻底瓦解,那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便对于美日韩同盟而言,目前也只是出现了某种削弱与缝隙,绝非走向了废止。

美国与日欧等传统盟友在安全、制度与价值观上的深度交织,绝非一两次战术交易所能彻底撼动。特朗普的商人做法固然让盟友心生疑虑[cite: 1, 4],但美日防务条约与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依然在实质性运转。我们既要看到美盟关系的松动与裂痕,也要承认其既有阵营的强大韧性。

五、 代表团变化:“去商业化”的战略定力

如果说美方在外交场面上极尽奢华,那么中方在代表团构成上的精心设计,则展现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定力。

细心的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一个显著细节:与此前特朗普访问北京时前呼后拥带上数十位顶级美国CEO、大搞“签单嘉年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中国领袖抵华盛顿,随行团队中并没有出现声势浩大的中国企业领袖代表团。

这种安排上的冷热反差,折射出两国在战略心理与博弈模式上的根本改变。

缺席商业大秀,恰恰体现了中方的战略定力:当下的中美问题早已不是买几架飞机就能化解的简单经贸问题,而是涉及供应链底座与地缘红线的结构性博弈。中方以极其凝练的官方团队直接对接白宫,不仅将焦点牢牢钉在主权与安全底牌上,也让急于拿采购订单宣扬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难以施展其造牌术。

六、 攻守转换:贸易战落幕与科技差距收窄

中方这种“去商业化”的硬核定力,根植于过去数年博弈中双方实力的真实消长。

如果说几年前华盛顿决策层还能靠“加征关税能轻松击垮对手”的幻想自我催眠,那么时至今日,美国发动的这场普遍贸易战在事实上已经公认失败。美国最高法院在2026年初春的一声槌响,以6比3的裁定剥离了总统随意支取《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普遍关税的权力,将无上限的关税大棒缩水为150天的临时补救杠杆;而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与债务高悬,也宣告了“以关税强行重塑全球产业链”计划的阶段性流产。

贸易战打不动,美方唯一的战略执念便落在了高科技出口封锁上。平心而论,美方在基础芯片和底层算力架构上确实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领跑,但只要仔细拆解这种优势,就会发现领先优势已缩小至以月、以纳米计的有限范围:特朗普口中洋洋自得的“领先一年”,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专业视角下承认的“几纳米差距”,以及业界公认的“大体仅剩六个月左右”。

总之,优势已经不多了。

在快速迭代的技术生态与完整产业体系面前,单纯封锁的效能正在被持续稀释。六个月或几纳米的差距,在庞大的工程化应用与庞大市场迭代面前几乎只是一道极薄的屏障。美国倾全国乃至盟友之力构筑的科技铁幕,不仅未能制造出预想中的“算力断层”,反而倒逼中国完成了全产业链的自我进化与国产替代。当所谓“高不可攀”的技术壁垒被压缩到微米与月份的尺度时,美方以科技封锁为筹码进行战略威逼的底气,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

七、 前沿共识:“超级智能”对话与战略格局对比

正是在这种攻守易势的背景下,本次华盛顿峰会所达成的《成果清单》,显现出超越战术止血的文明高度。

在关乎人类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不仅做出了重大的概念统一定位,决定将相关前沿技术统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SI),更正式建立了机制化的“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不少前沿研究与专家预判,未来数年内AGI或超级智能有望取得关键突破,其发展潜力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与安全挑战。两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藩篱,直接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利益交换意见,这标志着两国决策层在最高的战略维度上,开始为全人类构建一条底线护栏——即使这个护栏在本人看来还远远不够。

然而,当人类各大国还在为关税、芯片、地缘防区与”公平贸易”锱铢必较时,一场超越所有国家内部争斗的终极风暴正在逼近——这场风暴的轮廓,其实在本次峰会的SI对话机制中已初现端倪。那就是”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的爆发。在2030年前后,超级智能极可能降临地球。届时,其总体智能将超过人类总和的成千上万倍,人类在它面前,也许连襁褓中的婴儿都算不上。超级智能一旦失控,人类面对的将不再是霸权的更迭,而是整个文明存续的风险。

从这个维度来看,本次华盛顿峰会上双方设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具有超越地缘政治的文明意义。在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面前,中美两国能够暂时偃旗息鼓,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收益建立对话机制,这表明两国决策层至少在最高维度上,开始窥见那种超越人类内部打闹的终极风险。

八、战略格局对比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贸与执法领域。关税停火协议展期至2027年1月,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械与中国消费品的对等降税豁免落地;中方对北美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涉案嫌疑人依法逮捕;双方还就增加成品油供给、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比如,共同拒绝收费)达成共识。这一系列成果表明,中美关系正从过去的“阵地对撞”转向“明细账单式的常态管理”。

这种气势上的转向,如果放在全球地缘大棋局中审视,则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对比。美俄两大传统强权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极其沉重的战争与地缘泥潭:俄罗斯在东欧战场上承受着长期的经济消耗与战术僵局;而美国则在支持代理人战争、中东局势翻滚以及大美洲战略的过度扩张中疲于奔命,财政赤字与政治资源被推至极限。

当主要对手和潜在威胁者都被卡在硝烟弥漫的战坑里拔不出腿来时,中国却始终安坐在岸上。

“在岸上相机行事”,这种保持战略定力、根据自身节奏行事的姿态,在当下地缘博弈中总是便宜得多。中国既无需为远方的炮火支付无休止的财政代价,又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与战略定力充当全球贸易的定海神针。岸上的观棋者不仅拥有充沛的战术回旋余地,更可以根据自身节奏决定何时出牌、何处发力。这种“敌动我不动,敌疲我守拙”的战略优势,正是美方在华盛顿不得不拉满接机规格、调整应对姿态的深层原因。

九、 清醒审视:内部挑战与转型重任

严肃的时评人决不能落入单向自喜的认知盲区。在外部呈现战略主动姿态的同时,我们更需清醒地直面自身:战略主动不等于万事大吉,外部缓和恰恰为解决深层内部问题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

平心而论,外部战术的主动,并不能掩盖内部经济循环承压的现实:

国内经济景气度不足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消费与投资信心的修复依然艰难;由此直接引发的青年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结构性脱节,触及社会承压极限;叠加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危机,这些内生性难题无一不需要漫长而痛苦的结构性再造。

因此,中国的“守拙”与在岸上的冷静,并非因为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因为决策层深刻意识到,内部的经济转型与民生生机的修复才是决定国运长久的根本。外部的气势必须依赖内部的硬核治理,这种客观、分寸感极强的双重审视,才是大国博弈中应有的理智底色。

十、 历史纵深:周期更迭与文明的共同命题

将这场华盛顿峰会放在更长维度的历史长河中审视,我们实际上正在见证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循环走向终局。

五百年来,西方一直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那是他们生产力领先时代的信心。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制造业、金融业、航运业远远压倒全球,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开放市场”,因为自由竞争有利于他们。

然而历史的钟摆从不会永远停在一边。当新兴国家的生产力赶上来,特别是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追近时,自由贸易便不再“公平”。于是,特朗普们高呼的新口号变成了“公平贸易”。“公平”的实质,是保护,是高关税,是产业补贴,是筑起他们曾劝别人拆除的壁垒。这说明美西方的竞争优势已经在不可逆转地消退,五百年的“自由贸易周期”,正在走向尾声,全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高摩擦的保护主义新周期。

结语:在“修昔底德陷阱”底部实现审慎爬升

华盛顿的深秋落叶纷飞。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已启程离美,白宫南草坪的喧嚣重归平静。

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为这场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画上了明确的句号。双方用盛大的外交礼仪与一系列实打实的战术契约,证明了中美关系绝非只能在冷冰冰的僵局中滑向深渊。除本次会晤外,双方还约定于11月APEC、12月G20期间再次会面,加上此前釜山会晤,一年四会的高频互动前所未有,本身就是防止关系滑坡的坚实护栏。

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新旧强权之间不可避免的惨烈碰撞,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滑到了这个陷阱的底部——再往下是深渊,横向转向并向上攀升,反而展现出了宽广的航道。两国或许无法彼此喜欢,甚至无法建立起完全的战略信任,但双方都在极致的碰撞中看清了对方的毁灭底线与战术韧性,都在学习如何彼此“不被摧毁”。

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

必须强调的是,华盛顿萌芽中的“新共识”依然面临着主流建制力量的强大阻力,美盟体系虽然承压但也绝未瓦解。中美关系从修昔底德陷阱底部的这一轮“触底爬升”,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反复。然而,在五百年自由贸易大循环落幕与超级智能文明风险逼近的双重阴影下,中美在华盛顿达成的这种实打实成果支持下的战略缓释,这或许正是动荡时代里,人类社会走向新稳态最珍贵、也最坚实的那一道护栏。

最新民调: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美国、台湾、伊朗等问题

《中国脉搏》(China Pulse)是一项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的半年期调查研究项目,旨在了解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本次调查于2026年4月至6月进行,以下各份报告均将最新调查结果与2025年末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还对比了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此次中美峰会视为所有中国公众意见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对于涉及中美关系的调查结果而言,峰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外,将调查分为峰会前后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揭示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2026年初,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度趋于缓和,但这一趋势在春末夏初往往出现逆转,中国公众再次倾向于支持北京采取比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多数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

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中国脉搏》数据平台,向公众开放大部分调查数据,包括本次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结果,供公众自行探索和分析。该项目将持续开展,我们也欢迎用户对数据平台提出意见和建议。读者可以通过点击此链接或《中国脉搏》页面顶部的链接访问数据平台。

以下是本期报告的主要发现。

长期缓和,短暂转冷:中国公众对伊朗战争与地区安全的看法

2025年末至本次调查期间,中国公众对周边国家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但在2026年春末夏初,这一趋势出现逆转,许多国家的好感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从2026年1月开始,中国公众对北京采取强硬国际立场的支持度一度有所下降,但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的几周内,这种支持度再次上升。

本次报告涉及众多地理区域、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因此,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不可能成为所有强硬态度上升的决定性原因。不过,将峰会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比较,有助于揭示整体平均数据所掩盖的中国公众态度转变。

调查显示,中国公众的强硬倾向不仅体现在对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具有优势的认同感增强,也体现在支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等方面。尽管没有2025年末关于中国公众对伊朗看法的数据可供比较,但本次调查显示,2026年4月至6月期间,支持中国派遣海军舰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上升至明显的多数。

除少数例外,中国公众的整体趋势是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比北京通常通过官方声明所表达的立场更为强硬的姿态。

主要调查发现

中国与世界

  • 认为中国优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比例,在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已高达89%,峰会后进一步升至95%,接近形成共识。本次调查期间的平均比例为93%。
  • 尽管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大多数国家持负面看法,但对俄罗斯、泰国、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好感度均显著上升。其中,对俄罗斯的好感度从55分升至59分(满分100分);对泰国从35分升至39分;对韩国从33分升至38分;对越南从28分升至33分;对菲律宾从26分升至30分。与2025年末相比,中国公众对新加坡和印度的好感度也有所提高。
  • 对比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前后的调查结果发现,除美国和台湾外,中国公众对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好感度均显著下降。其中,对新加坡、伊朗和俄罗斯的好感度降幅最大,分别下降10分、8分和8分。

伊朗

  •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呼吁调解(60%),并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54%)。相比之下,支持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受访者占23%,支持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仅占15%。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中国公开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47%降至40%。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伊朗没有义务的少数派比例则显著上升,从11%增至15%。
  • 峰会后,支持派遣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上升,从51%增至59%,形成明确的多数支持。

俄罗斯

  • 即使面临西方制裁,仍有6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即使中国自身也因此面临制裁,仍有52%的受访者支持继续与俄罗斯合作。然而,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支持派遣中国军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获胜将使中国受益。
  • 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支持在中国可能遭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从57%降至52%;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比例也从31%降至22%。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派兵援助俄罗斯的受访者比例从16%上升至25%。这很可能与特朗普访华后普京与习近平立即举行会晤有关,但本次调查无法证实这一推断。

朝鲜

  • 略超过半数(52%)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而支持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比例更低,仅为39%。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反对向朝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均显著上升。反对经济援助的比例从16%增至28%,反对军事援助的比例从26%增至36%。

韩国

  • 如果韩国获得核武器,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北京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增加军费开支(67%)、提出外交抗议(61%)以及实施经济制裁(56%)。相比之下,对韩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所有实质性应对选项中支持度最低的,仅为24%。
  •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支持较为温和的应对措施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支持禁止韩国文化产品的比例从42%降至33%;支持提出外交抗议的比例从65%降至59%;支持实施经济制裁的比例从60%降至52%。

日本

  • 对于日本正式允许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中国公众最倾向于采取的应对措施与韩国军事化情景下的选择相似,包括增加国防开支(69%)、实施经济制裁(66%)和提出外交抗议(62%)。相比之下,支持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受访者比例要低得多,仅为29%。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支持禁止日本文化产品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而这一选项原本就不是广受欢迎的应对措施。

菲律宾

  • 调查向受访者提出了三种情景:菲律宾以支持中国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减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或终止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为条件,换取中国减少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调查显示,这三种方案总体上均不受中国公众欢迎。与2025年末相比,本次调查中对这三种方案的支持度均有所下降。
  • 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后,中国公众对于通过谈判调整领土主张的看法变化不大。

台湾:不支持诉诸战争,但支持采取胁迫手段

今年年初,两岸关系持续升温。2025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共同参与,演练对台湾实施全面海上封锁。演习期间发射的火箭弹落在距离台湾岛24海里以内的区域,使解放军在台湾邻接区的活动逐渐常态化。

2026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备受关注的正式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会晤期间,郑丽文呼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则重申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的一贯表述,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台湾海峡事务。

2026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华,引发了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担忧,他们担心特朗普可能会以改善对华贸易关系为交换条件,在台湾问题上放弃华盛顿的承诺。尽管双方并未达成正式交易,但特朗普推迟了向台湾出售价值140亿美元武器的签署程序,并称这笔军售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

本次调查反映了两岸关系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国公众态度的变化。中国公众对台湾看法的许多变化发生在本次调查启动之前,表明郑丽文的正式访问可能产生了影响。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则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总体而言,中国公众仍然倾向于通过和平与外交方式处理两岸关系,但如果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他们支持使用武力。此外,尽管文化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因素仍然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最主要原因,但中国公众对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以及中美高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主要调查发现

  •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好感度最高。本轮调查和2025年末的调查中,对台湾的平均好感度均为61分(满分100分)。
  • 中国公众对于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看法仍存在分歧,但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37%)与不反对使用武力的受访者(46%)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
  • 略超过半数(51%)的受访者认为,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关系问题进一步恶化。
  • 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公众最支持的应对措施是攻击金门和马祖(77%),其次是实施海上封锁(59%)和经济制裁(56%)。
  • 四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尽管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最低,但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支持这一选项的比例从21%上升至29%。这一增幅主要来自40岁以下的中国受访者,他们对全面军事进攻的支持率从17%升至34%。
  • 在非胁迫性的两岸关系处理方式中,大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加强文化交流(83%)、促进贸易往来(82%),以及放宽台湾居民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的政策(72%)。
  • 目前,三分之二的中国受访者支持通过官方谈判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这一比例较2025年末略高于半数的52%显著上升。
  • 单方面向台湾作出让步以缓和两岸关系总体上不受欢迎,仅有15%的受访者支持这一选项。不过,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举行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受访者对这一选项的支持度显著上升。
  • 5月峰会后,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两个原因显著增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其支持比例从46%升至58%;台湾作为开放社会的典范,其支持比例从44%升至53%。

中国公众支持贸易与安全合作,但仍将美国视为威胁

自2025年秋季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数据,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24年的历史低点回升,在2025年末达到100分制中的35分,并在2026年进一步升至39分。尽管整体态度仍然偏负面,但已经接近中立水平。同一份报告显示,支持与中国接触而非采取遏制政策的美国受访者已占微弱多数,比例为57%。

本次调查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公众的看法目前已相当接近。然而,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不同,自2025年10月以来,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在显著改善后仍然偏于负面,但两国公众对彼此的看法正在逐渐接近,唯独在国家安全威胁认知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比2025年末下降1分。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安全威胁认知。十分之九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干涉台湾事务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同样构成重大威胁。

2026年5月,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似乎缓和了中国公众的许多负面看法,但总体而言,峰会带来的是双方看法的趋同,而非中国公众对美国态度的整体转变。

与美国公众支持对华接触的态度相似,尽管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评价仍然偏低,但他们依然高度支持与美国开展贸易和安全合作。

对于希望实现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的人士而言,这些调查结果提供了一定的谨慎乐观依据。调查显示,尽管两国公众之间存在不信任,但双方都愿意开展合作。如果两国政府能够与各自国内公众的态度相协调,正式外交关系就有望为取得更实质性的成果创造机会。

主要调查发现

  •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情绪依然低迷。本次调查中,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而2025年秋冬季的平均分为33分。
  • 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 与其他教育程度的群体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仍然最有可能认同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不过,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 美国的台湾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仍然是中国公众最常提及的国家安全威胁,分别有85%和78%的受访者认同这两项政策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源于政治价值观的威胁认知,例如对民主和人权的担忧,也大幅上升,从2025年的28%增至2026年的40%。
  • 5月峰会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公众对美国台湾政策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显著下降,从90%降至81%。女性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也从87%降至81%,40岁以下受访者则从88%降至84%。
  • 尽管整体威胁认知变化不大,但40岁以下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地缘经济威胁的认知在5月峰会后明显下降,从85%降至78%。
  • 5月峰会后,40岁以下、未接受大学教育以及男性受访者对美国文化价值观所构成威胁的认知有所上升。其中,40岁以下受访者的比例从33%升至45%;未接受大学教育者从38%升至46%;男性受访者从40%升至49%。
  • 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应积极寻求与美国在国际贸易(73%)、科学与技术创新(68%)以及全球安全(64%)等议题上的合作。曾经被视为中美交流重要支柱的教育合作,如今获得的支持度最低,仅为33%。

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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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KS Liu

中方领导人访问白宫后,人们普遍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也是中美关系究竟是否有所突破的核心问题。

截至10月5日,公开证据显示:9月24日中美元首会谈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军售推进的节奏仍受到关注。

中方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但这一措辞没有出现在美方的会谈说明或特朗普的公开讲话中。台湾“外交部”次长陈明祺9月27日也表示,中方的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公开认可。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会后表示,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仍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为基础。他还明确表示,美方没有改变措辞和立场。

台湾“防长”顾立雄9月29日表示,既有军售及合作没有收到变更通知,双方继续讨论具体项目。不过,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方案仍未获放行。据美联社报道,该方案是在今年5月北京会谈后暂停的,并非9月会谈后才暂停。

北京此次没有公开取得要求美国“反对台独”的政策突破,华盛顿维持原有立场,同时在军售审批上保留调整空间。因此,“政策未变”有事实依据,但不能据此认为对台支持的力度和速度完全不受中美关系影响。军售方案何时获批,比会谈中的友好言辞更能检验后续走向。

美国会两党主要涉台议员都支持推进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并反对把它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当前的主要分歧在国会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这不等于两党每位议员都已表态,但跨党派支持相当明确。

9月23日,麦康奈尔、科宁、穆尔科斯基和蒂利斯等共和党议员联名与要求白宫推进军售及援助,并对特朗普把台湾称为“很好的谈判筹码”表示担忧。

9月2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台湾自卫“不可谈判”,要求立即推进140亿美元军售、其他武器交付及13亿美元援助资金。

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与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9月23日共同致函特朗普,要求立即批准军售,明确表示对台军售不应成为与中国谈判的事项。

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拖延声音尤其值得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威克在峰会后再次强调:对台防务决定应依据军事需要,国会授权拨款应按原定目的使用,并应遵守不就对台军售与北京磋商的承诺。

特朗普可以控制审批时间,但要长期停止这笔军售,甚至用它交换中国的让步,将面对两党国会议员的明显阻力。不过,两党施压并不能保证军售立即获批,白宫目前仍掌握推进程序的主动权。

如果要判断近期美台关系是否出现实质变化,这笔约140亿美元军售能否获批,是最关键的观察指标之一。它比“政策没有改变”的口头保证,更能显示美国支持台湾自卫的实际力度。是否批准新军售,最能检验特朗普是否愿意在北京反对下继续加强台湾防务。

特朗普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加强自身防务、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如果要求台湾承担防务的主要责任,却长期限制台湾购买必要的武器,势必形成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其实美国对日本、韩国、北约等也是如此要求的,更何况特朗普把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作为“盟友”的重要指标。

10月2日,台湾收到首批两架此前订购的F-16V战机,说明既有军售仍在执行。

美国的军售决定是否与北北京挂钩,这是原则问题。两党议员要求政府不得把对台军售作为中美谈判筹码。如果美国实际接受北京对军售的限制,其意义将超过一次审批延迟。

因此,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在,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收到审批拖延的影响。若新方案获批,可视为华盛顿继续支持军售;若长期搁置,华盛顿对军售的支持力度就会受到削弱;若华盛顿明确因对华交易而取消或缩减,则是更有力的美方对台政策转向证据。单凭暂缓,还不足以认定美国已经改变对台政策。

美智库:习特会之后,中美关系能否迎来新的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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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同意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并延长贸易休战,为下一阶段经贸谈判争取时间。美国多家智库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尚不足以改变两国战略竞争的基本格局。

峰会释放缓和信号,但实质性突破有限

据路透社9月24日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双方围绕贸易、人工智能、台湾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习近平强调,中美应建立更加稳定、负责任的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竞争,并为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的商业环境。特朗普则着重强调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以及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

此次峰会安排了高规格的国事访问仪式和晚宴,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美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然而,峰会的外交氛围并未转化为所有重大议题上的实质性进展。双方虽然就部分商品关税减让达成初步安排,但在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和关键矿产供应等核心争议上,仍未形成全面解决方案。

路透社9月28日刊发的另一篇分析指出,峰会虽然取得了有限的贸易成果,但并未改变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同意对总额约600亿美元的部分商品推进对等关税减让,并将贸易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以便继续磋商。不过,减税商品范围有限,具体落实时间和部分重要产品的安排仍存在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豆等美国对华重要农产品并未被纳入此次关税减让安排。这表明,尽管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摩擦重新升级,但在农业市场准入、关键矿产和高科技领域,仍然将各自的经济优势作为谈判筹码。

中国获得战略缓冲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9月30日刊发的分析《习近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What’s Next for US-China Relations After Xi Jinping’s State Visit?),由该机构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高级研究员秦江南(Jonathan Czin)和陈凯欣(Kyle Chan)共同参与。

文章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实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包括争取时间和空间加强中国国内发展,以及缓解美国施加的部分经济压力。双方延长贸易休战的决定,说明尽管中美仍在努力减少对彼此关键产业的依赖,但在短期内,双方都难以完全摆脱对对方的需求。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特别指出,美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仍然依赖中国,而中国在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仍需要来自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种相互依赖构成了双方在谈判中相互制衡的重要基础,也使全面脱钩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

从这一角度看,贸易休战不仅是缓解关税压力的临时安排,也为双方争取了调整产业政策、巩固国内经济基础的时间。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外部压力有助于稳定经济预期,并继续推进科技自主和产业升级;对于美国而言,避免与中国发生新的大规模贸易冲突,也有利于减少国内企业和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

美国智库对峰会成果存在不同解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9月28日发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白宫峰会的主要启示》(Takeaways from the Trump-Xi White House Summit),汇集了多位专家对峰会的评估,涵盖贸易、台湾、伊朗、人工智能、芬太尼以及全球战略竞争等议题。

CSIS专家普遍认为,峰会有助于延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但这种稳定仍然十分脆弱。该中心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主任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此次峰会延长了中美近一年来的缓和期,但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并未消失。

CSIS专家还注意到,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并要求美国坚持相关立场,而美国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关切也没有得到明确回应。双方虽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但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仍未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

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峰会前发表的分析中则指出,峰会的重要性在于避免局势恶化,而不是解决所有长期问题。他认为,峰会所设定的有限目标与中美两国面临的广泛全球挑战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也反映出当前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缺口。

台湾、科技与全球安全仍是关键分歧

台湾问题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特习峰会期间,中国方面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而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仍面临来自中国的持续压力。

美国此前暂停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台湾防务部门在峰会结束后表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保证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这项大型军售方案仍未获得推进,台湾与美国仍在就具体军售项目进行沟通。

人工智能也是双方竞争与潜在合作并存的重要领域。CSIS在峰会前发布的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状及其对中美峰会的影响》(The State of AI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Summit)指出,华盛顿需要探索与中国开展AI治理对话的途径,尤其是在全球技术标准、安全风险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

然而,人工智能不仅涉及技术合作,也与国家安全、军事应用和产业竞争紧密相连。中美双方对于技术开放程度、监管机制以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认识仍有差异,这意味着相关合作可能首先集中在风险管理等有限领域,而不是形成全面的技术协定。

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双方对于伊朗核问题、地区冲突以及国际秩序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CSIS专家指出,峰会虽然提供了高层沟通平台,但没有就一些重大安全挑战形成具体、可执行的共同方案。

稳定不等于战略竞争结束

从此次峰会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表现出避免关系急剧恶化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有助于降低贸易和供应链风险,并为国内经济政策创造相对可预测的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缓解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压力,有利于集中资源推进国内发展和科技创新。

不过,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和CSIS的相关分析均显示,双方的战略疑虑仍然存在。美国继续寻求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国则持续推进半导体等战略产业的自主发展。台湾问题、技术出口管制和地区安全等争议,也仍然可能成为新的摩擦来源。

因此,此次峰会更像是双方在激烈竞争中寻求管控风险的一次外交努力,而非中美关系的根本转折。贸易休战能否持续、双方是否能够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以及未来能否在AI安全等领域形成具体合作,将成为判断中美关系能否进入较长期稳定阶段的重要指标。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也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政策、科技竞争和外交互动将持续影响国际市场、全球供应链和地区安全。如何在竞争中维持沟通、避免冲突升级,仍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课题。

(综合路透社、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报道与分析)

法德推动欧盟建立快速贸易反制机制,矛头或指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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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周一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建立新的快速贸易反制机制,以应对被认为损害欧洲经济和工业基础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外界一致认为这是针对中国。

虽然法德提案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路透社指出,其中所描述的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关键资源出口等做法,与欧盟近年来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担忧高度吻合。法德还希望欧盟能够在数日内启动反制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风险。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以应对他们所称的“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而中国很可能成为这一新机制的主要目标。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10月5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建立新的快速反应贸易工具。就在10天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与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马克龙和默茨在信中表示,一些“系统性扭曲市场的做法”正在威胁欧盟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因此欧盟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这封信及其附带的法德联合提案,称其为有关地缘经济风险和全球经济失衡讨论的重要贡献,并表示这与冯德莱恩关于提高欧洲竞争力以及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关系的立场相一致。

新机制不点名中国,但针对性十分明显

法德提出的新机制并不会明确针对某一个国家。不过,提案特别提到倾销、大规模补贴以及限制货币兑换等“市场扭曲”行为,而这些恰恰是欧盟领导人近年来批评中国时经常提及的问题。

路透社指出,欧盟近年来一直担心中国工业产能扩大以及大量低价商品进入欧洲市场,认为这正在对欧洲制造业形成压力。欧洲尤其关注汽车、化工以及其他工业产品领域的竞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在贸易越来越被当作地缘政治工具的情况下,欧盟需要拥有类似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关税措施那样强有力的工具,也需要能够应对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法德的联合文件还认为,欧盟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需要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包括扩大调查范围,并针对整个行业采取行动,而不仅仅针对个别企业或产品。文件特别指出,化工产品、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以及混合动力汽车进口等领域已经迫切需要采取措施。

法德希望建立两项新的贸易工具

除了要求更快使用现有贸易防御工具之外,法国和德国还呼吁欧盟委员会尽快提出两项新的机制,以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和供应链多元化。第一项措施旨在减少欧洲企业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尤其针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物资。第二项措施则更具针对性:如果某些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盟可以限制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目前,法德提案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这一机制,也没有具体说明欧盟可以采取哪些反制措施。但提案提出,欧盟委员会如果建议对某一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只要没有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合格多数”反对,该措施就应当获得通过。这一程序门槛低于欧盟目前针对部分贸易措施所采用的决策方式。

法德还希望欧盟委员会能够迅速启动新的反制措施。德国政府官员表示,所谓“迅速”可能意味着几天之内就可以采取行动,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政策程序。不过,建立这一新工具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议会批准相关立法。

法国敦促欧盟结束对贸易问题的“天真”, 德国对华经贸政策出现进一步调整

一名法国总统顾问表示,欧盟采取行动已经十分紧迫,因为欧洲与一些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失衡已经变得“不可持续”。这名顾问还表示,法国和德国希望欧盟尽快使用现有的反倾销措施。“法国和德国非常希望结束在贸易问题上的天真态度。”这名顾问对记者说。

法德此次提出新的贸易工具,意味着两国希望欧盟在面对外部经济压力时拥有更大的反制能力,而不仅仅依赖现有的贸易防御体系。此次法德联合倡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立场变化。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与中国市场存在广泛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因此,德国过去在处理中欧经贸关系时通常比法国更加谨慎,更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损害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

但近几个月来,德国国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对华贸易政策的声音不断增加。欧盟近期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正在对欧洲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欧洲央行9月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向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升级,正在使欧洲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发生变化。2026年上半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大幅增加,而对华出口继续下降,导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因此,法德此次共同提出新的贸易反制工具,也反映出欧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越来越重视所谓“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问题。法德的提议并不意味着欧盟已经决定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制裁。相关新机制仍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最终能否实施以及具体针对哪些国家,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但从政策方向来看,此次倡议显示,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从传统的贸易防御模式转向更加迅速、更加具有反制能力的经济安全政策。这也发生在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欧盟领导人此前已经讨论如何应对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并寻求加强贸易防御工具。法国近年来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立场,而德国过去相对谨慎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法德此次联合行动因此可能成为欧盟未来对华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继续保持与中国贸易和对话的同时,欧盟正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工具,以便在认为中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损害欧洲利益时迅速采取反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