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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可不战而得台湾:特朗普模糊态度的代价

编者按:近期,美中领导人北京会晤后的涉台互动,引发美国政策界对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台政策走向的担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研究员石宇(David Sacks)在《外交事务》撰文(文章英文题目为“China Could Win Taiwan Without Fighting:The Cost of Trump’s Equivocation”)指出,北京正试图通过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涉台决策,逐步重塑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边界,并削弱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信誉。

作者认为,台湾不仅是美中关系中最具危险性的议题之一,也已成为检验美国联盟体系与国际秩序韧性的关键节点。本站特约作者徐宇森(Emerson Tsui)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

美中两国政府均主张,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也都认同,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引发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上月在北京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借此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

然而,此次美中峰会的结果远非令人安心。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迈出了第一步,启动了将持续推进、旨在促使特朗普政府疏远台湾的努力。特朗普的访问刚一开始,中方就发表声明,披露了中国领导人向特朗普发出的警告: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反之,“两国将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使整个关系陷入严重危机”。

中国领导人意在重新定义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与他的前任前任一样,中国现任领导人认为防止台湾永久分裂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并将台湾维持自治状态视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的体现。然而,与前任不同的是,现任领导人似乎将推动台湾纳入中国管辖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视为其政治遗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早在2013年任期伊始,中国领导人便指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延下去。此后,他多次强调,实现对台掌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必须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完成的任务。

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指示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他更倾向于不发一枪一弹便控制台岛。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发动战争——即便对手实力较弱——总是充满风险。如果中国领导人下令攻台并陷入持久战,他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将面临威胁。此外,中国领导人也深知,对台动武将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至少会采取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实施重创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制裁等反制措施。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定,若想兵不血刃地控制台湾,最稳妥的途径在于特朗普;特朗普素来频频批评台湾,并质疑协防台湾是否明智。在5月峰会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特朗普在谈及台湾内部政治时借用了北京方面的论调,并暂缓推进原定对台军售。随后,特朗普重申了“台湾窃取了美国芯片产业”的说法,并表示不愿让美国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台湾卷入战争。其政府团队领会了这一意图。此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只字未提台湾:这是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同类演讲中未提及台湾。

究竟是什么驱使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并背离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台军售政策——尚不清楚。他或许认为,这是缓和台海紧张局势、避免(美中)爆发武装冲突的最佳途径;也可能是因为他认定,削弱对台支持,是换取更大的对华市场准入或与北京实现更广泛的缓和关系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则清晰得多。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常态”。如果中国能促使美国政策发生转变,从而加深外界对华盛顿可靠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已因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普遍持怀疑态度而有所蔓延——那么台湾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除了按北京的条件寻求妥协外,别无选择。这种事态发展将引发整个地区的警觉。美国的盟友将开始质疑把自身安全托付给华盛顿是否明智,这将导致实力平衡发生决定性转变,使局势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美国的决策者应当认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停止在对台承诺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眼下,中国领导人正一步步逼近他想要实现的目标。

新常

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着手推进其计划中的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让特朗普相信台湾正在谋求法理独立,并认为除非华盛顿约束台北,否则这一趋势将引发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最终甚至可能导致美中战争。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已经奏效:特朗普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台湾现在有人想搞独立”,而且台湾领导层“想发动战争,并相信美国的支持。” 这些言论与事实恰恰相反: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并未推动法理独立,并以克制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下一步,与此同时也是涉及到更为直接顾虑的事宜,在于确保特朗普不会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此,中国领导人同样捷足先登。在同一场福克斯访谈中,特朗普说,他正将军售计划“搁置”并认为这一搁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从北京返回美国的航班上,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同中国领导人就(对台)军售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与长期以来美国不同中国协商对台军售事宜的政策完全相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曾重申这一承诺,但现在总统本人则在返程航班上摒弃了这一点。

即便这项军售案最终得以推进,这种延宕也已让北京获益。中国并不特别在意具体武器是否交付给台湾——尤其是考虑到即便军售获批,相关武器也要数年后才会运抵岛内。相反,促使特朗普暂缓批准的真正意图在于树立先例,即华盛顿在未来对台军售问题上需与北京磋商;同时,此举旨在动摇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信心,进而削弱台湾的防卫决心,并助长岛内的亲华政治倾向。

美中峰会非令人安心

既然现在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乐意重新协商长达数十年的美国对台政策,他将继续施压,迫使美方作出更多让步。比如,他将有可能敦促特朗普明确背书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将代表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并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还可能要求华盛顿降低与台湾,乃至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层级。这将进一步削弱威慑。他还可以游说特朗普,转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避免干预台海事宜。

中国正试图就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建立一种“新常态”。通过促使特朗普做出前任总统未曾作出的表态,并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中国领导人正在确立一种新的行为基准,并将在未来要求特朗普及其继任者遵循这一基准,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与北京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未来甚至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就台湾独立问题向台湾领导人发出类似警告,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北京磋商,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代价。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中国便可能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台湾的胁迫,并对美国采取惩罚性措施。我们不妨称这一切措施为“中国式联动”。

与此同时,北京正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力度。美中峰会结束数周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起了一场所谓的“特别海上执法行动”,期间中国海警对商业航运进行了干预。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还进入了台湾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的禁限水域。通过这两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北京正试图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并为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海上隔离(quarantine)奠定基础。

连锁

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特朗普作出的这些让步,目的在于加深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从而服务于中国将台湾进一步纳入自身轨道、削弱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更直接的后果是,美国信誉的受损可能逆转台湾近年来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已增加一倍,目前约占GDP的3.3%;台北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前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于2035年前实现的水平。今年5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用于向美国采购关键军事能力,包括防空拦截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坦克和反装甲导弹。

但如果台湾不再相信美国会通过军售帮助其强化防卫能力,并在必要时出面干预,那么台湾政治人物将越来越难以证明,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能够有效威慑或击退中国的攻击。根据2026年一项在台湾进行的民意调查,仅有34%的受访者认同“美国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过去五年间,这一比例已下降逾十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言论以及其在军售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很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一数字。

随着台湾社会对美国保护承诺的信心逐渐流失,对防务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将更加不愿支持他们认为效果有限的国防预算。而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多妥协与接触的论调,则将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北京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推动在野的国民党朝更公开的亲中方向转变,并在2028年重新扶持一个经过重塑的国民党重新执政。

北京更向于不而屈人之兵。

美国削弱对台支持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在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对台政策被视为衡量美国安全承诺强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华盛顿愿意通过谈判削弱对台支持,地区国家将得出结论:它们已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充军备,考虑获取核武器,并推行更具自主性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未必与美国利益完全一致。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则会认为,除了顺应北京的偏好之外,它们已别无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支撑美国亚洲战略地位、并构成华盛顿相较北京最重要优势的地区联盟网络,都将遭受严重损害。中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北京甚至可能借此限制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面对一个更加大胆自信的中国,而自身又缺乏强有力盟友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国防资源来保障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外界认为美国正在削弱对台湾的支持,其他国家将更难采取强化威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动摇台海稳定。近年来,美国在推动台湾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英国的双边声明已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做出强调,七国集团的多边声明亦然。华盛顿已鼓励其盟友和伙伴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并思考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它们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国家冒激怒中国之险的意愿取决于对美国支持的信心。如果美国降低对台湾的承诺力度,它们也会重新评估自身的立场。

平衡

美国有充分理由不让中国在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制造裂痕。从军事角度看,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而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至台湾和菲律宾。一旦中国控制台湾,其在太平洋进行力量投射并威胁美国领土将变得容易得多,美国也将难以保护其条约盟友——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免受中国的侵略。中国还将能够控制日本赖以获取能源和粮食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使北京对东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允许台湾受制于中国的管控将会是对自由民主的致命一击。纵使面临着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极权主义近邻的生存威胁,台湾民众已成功建立起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一。对中国公民而言,台湾是一个例子,说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能够以民主形式欣欣向荣。扼杀这一民主将使区域内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噤若寒蝉。

涉台冲突在经济方面同样致命。根据彭博社的估计,这一战争将会从全球总产值中吞食10万亿美元。这是比新冠病毒还要严重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台湾生产了绝大多数世界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从智能手机到电脑,武器,以及人工智能服务器,它们为一切所需。但芯片生产并非使将台湾至于全球经济核心的原因。整条人工智能供应链经由台湾运转,并且由一个包含上百家台湾公司的生态系统所支持。因此,台湾现今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要多于从中国进口的。尽管美国正在寻求将半导体生产本土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仍将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伙伴。当前美国生产的最先进芯片仍需运往台湾进行后端加工。即便本土化生产获得广泛成功,在未来多年内,全球绝大多数最先进芯片仍将由台湾生产。

假如中国在建立美国对台政策新常态的尝试方面获得成功,最坏的情况将愈发有可能上演。但华盛顿仍有机会打乱北京的战略,并弥补特朗普涉台言论和暂停军售决定所造成的损害。第一项任务是批准对台军售案。中国领导人或许将以取消九月份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作为回应,但这将会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领导人最终明白台湾并非是他的囊中之物。

眼下中国领导已越接近他所求的成功

然而,仅凭新的对台军售,并不足以消除特朗普言论所引发的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特朗普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威慑中国的侵略行为,例如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移,协助台湾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台湾现在必须加大投资,以确保其能够在危机期间——即外部补给极为困难之时——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发出明确信号,明确表态其致力于保卫台湾,并期待伙伴国家为美国主导的防卫行动作出贡献。拜登总统曾在四个不同场合公开作出这一承诺,为我们于2020年在《外交事务》提出的“战略清晰”进行了背书。尽管高级官员后来令人遗憾地试图淡化总统的表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言论并未引发美中关系危机。恰恰相反,这些表态很可能打消了北京试探美国决心的念头。

使美国对台承诺在今日可信,需要美国在区域内维系充分的军事实力,以及军队的充分部署以应对台湾突发情况。这同样需要美国反击中国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的行动,比如谋求同台湾海岸警卫队的更充分的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应使中国明白,华盛顿并不寻求对抗。美国应当向中国做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将继续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支持任何关于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只要它们获得台湾人民的准允。

美国已对中国攻台维系了数十年的威慑,并且能够继续维持这一威慑。中国军队发动两栖入侵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台湾的防务优势,美国在水下战争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友军队的联合实力,都对华盛顿有利——只要盟友——特别是台湾和日本——认为美国值得信赖。

但现在,华盛顿还必须抵御来自北京的另一条战线。一个日益强大、自信且更具进取性的中国,正试图通过一步步说服华盛顿疏远台北来挤压台湾,而这一过程正始于推迟甚至取消拟议中的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正中中国领导人下怀的言行,并认识到,防止台海爆发冲突、避免中国吞并台湾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北京毫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外媒: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在G7又因珍珠港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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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G7)领导人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进行了约5分钟的一对一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

据日媒《日刊现代》6月19日报道,在法广综合频道“France Inter”18日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回声报》记者透露,在该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G7峰会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了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

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似乎是因为特朗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名法国记者称,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今年3月19日高市早苗访美时,一名日本记者质问特朗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被特朗普拿珍珠港事件回怼,直言“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这个“地狱级笑话”当时就让高市绷不住,惊恐瞪大双眼,倒吸一口气。

今年3月,特朗普当着高市早苗的面提起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视频截图

日媒提到,《回声报》是法国老牌经济媒体,而该报记者做客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法国政府部长级官员也经常参与,颇具影响力,暗示关于特朗普和高市早苗争吵的爆料有一定的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法媒的爆料属实,就在被曝发生争执后的第二天,高市早苗仍与特朗普举行了一场约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消息,高市当面向特朗普表达了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欢迎,重申了继续执行日美关税协议的必要性,还谈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及中东等国际形势,并确认日美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而特朗普的态度就更耐人寻味了。在G7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他言辞间流露出对日本的不满,称美方曾要求日本加入对伊军事行动,却被日方以“不愿卷入其中”为由拒绝。不过,在记者会接近尾声时,特朗普又称高市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她认为我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自美国挑起对伊朗的战事以来,高市早苗没有就此事发表过任何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她一边称“只有唐纳德(特朗普)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边又承认全球经济因中东冲突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两面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批评。

在野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说,高市对美以攻击伊朗一句批评也没有,反而赞美特朗普,这种对美追随式外交实在令人遗憾。

(来源:观察网)

美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报告:美中关系走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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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近日发布了一份题为《美中关系走向稳定》的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在备受瞩目的北京“特习会”举行前夕,美中两国的专家学者于2026年5月举行了年度“第二轨道”(Track II)闭幕对话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尽管两国的战略竞争仍将长期持续,但“稳定双边关系”已成为当前最现实且可行的短期目标 。

报告共同执笔人、NCAFP亚太安全论坛主任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与副主任艾米丽·斯帕克曼(Emily Sparkman)在报告中指出,美中双方均清醒地认识到,一场失控的对抗将带来无法承受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 。因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护栏”成为两国当务之急 。

报告密切关注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峰会 。两国元首同意将未来双边关系框架定调为寻求“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这一框架表明,两国的根本利益都在于“避免冲突” 。 然而,报告也坦言,华盛顿与北京对“稳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北京更看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提升关系的预测性,并希望遏制美方的“技术打压” ;而华盛顿则在声明中强调“公平与互惠”,折射出其对供应链依赖和技术竞争的持续顾虑与不信任 。这种缺乏互信的心理使得双方往往将已达成的协议(如中方购买200架飞机的意向)视作应对未来局势升级的“谈判筹码” 。

在区域安全方面,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潜在冲突源 。中方学者对美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台军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媒体的推波助澜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 ;美方学者则对中方加大军事施压和威慑手段表示担忧,认为这容易引发螺旋上升的挑衅 。 不过专家普遍预测,短期内两岸并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军事对抗 。特朗普总统在峰会后的表态也释放出其希望维持“战略模糊”的信号 。此外,报告还提醒,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向、南海争端以及中东(伊朗)局势等第三方地缘政治风险,都有可能外溢并冲击美中关系 。

报告指出,贸易、技术和投资的“安全化”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战场,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 。美国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以及对“双用途”技术的界定,让中方更加坚信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了“相互确保经济毁灭”(MAED)的新概念,指出过去由于经济高度互补而产生的威慑力正在减弱,两国正步入深水区的“选择性脱钩” 。但有趣的是,这种“相互脆弱性”——即中国对先进半导体的需求与美国对关键矿产的依赖——反而可能转化为一种倒逼力量,迫使两国有意愿去管理竞争,避免触发破坏性的全面经济崩盘 。

尽管本次峰会并未达成太多具体的实质性交易,而是侧重于两国元首的“关系建立”,但双方宣布成立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为未来的机制化沟通提供了可能 。

NCAFP报告在总结中呼吁,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已不可逆,但未来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效地预防竞争演变为冲突 。报告建议两国政府应超越政治周期,在人工智能(AI)安全、芬兰太禁毒执法、危机管理、两军沟通以及教育学术交流等利益交汇的领域,积极扩大并深化制度化的沟通管道,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来稀释误判风险 。

上海美商会前主席季恺文:中国制造业依然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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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吸引了无数西方企业进入其广阔的市场。然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目前正承受着严峻的压力。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威胁着全球贸易,并迫使企业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中国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改变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使双方的关系陷入了更具对抗性的局面。

上海美国商会的前主席季恺文(Ker Gibbs)亲眼见证了这些转变。作为一名讲流利普通话并在亚洲生活了20多年的高管,季恺文还曾在苹果(Apple)、迪士尼(Disney)和汇丰银行(HSBC)担任过要职,并曾出任汇丰大中华区技术与媒体主管。目前,他是财务顾问公司 Foresight 的合伙人,同时也是旧金山大学的驻校高管。

在他的新书《脆弱的巨龙:贸易、特朗普与中国的软肋》(The Fragile Dragon: Trade, Trump, and China’s Vulnerabilities)中,季恺文挑战了美中关系叙事中最常见的一个假设:即中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超级大国。相反,他认为中国在结构上比表面看起来更脆弱——这表现在其对全球市场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国内债务和房地产失衡的削弱,以及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政治僵化限制。

Vimi Wang: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脆弱的巨龙”这个书名听起来颇具挑衅性。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深信不疑。您为什么用“脆弱”这个词?

季恺文: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在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几个关键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崛起大国,而且似乎正准备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复制同样的成功。结果就是,中国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变成了一个“10英尺高的巨人”般的敌人,我认为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定义为敌人,那它几乎肯定会变成敌人。而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某种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那就会扭曲我们对实际应对对象的理解。是的,中国是一条巨龙——它很强大。它的经济、劳动力、企业和创新能力都非常惊人。但它并非样样精通,它的确存在真正的棘手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是地缘战略上的。一些是自找的——我认为正是这些政策选择造成了真正的结构性弱点。还有一些纯粹是地理事实,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无法改变。拿中国的地理位置来说,它与14个国家接壤,并且与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有着延续几个世纪的边界纠纷。如今,最明显的是与印度的争端,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海上边界,中国面临着与日本、菲律宾的摩擦,更不用说更广泛的南海紧张局势了。

现在把这与美国对比一下。我们只有两个陆地边界,而且都是相对友好的邻国,两侧则是广阔的大洋。从地理上讲,我们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两个陆地边界和14个陆地边界之间的区别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我所说的脆弱性。我并不是在论证中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不是我的论点。

Vimi Wang:基于您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在数据指标反应出来之前,您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什么,从而坚信这个超级大国的根基存在真正的脆弱性?

季恺文: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中央集权的体制确实提供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的协调力和高效率。对于在华运营的企业来说,这种确定性实际上非常有价值——政府很少会掩饰其在哪些领域鼓励投资,在哪些领域不鼓励。如果你在政府支持的行业或地区运营,你会很清楚。如果你不符合规划,你也会很快发现,通常表现为事情迅速变得寸步难行。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府通过其“五年规划”来传达其优先事项,外国商业界对此进行了密切研究。在勾勒中央政府想要鼓励什么和不鼓励什么方面,他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矛盾之处在于:虽然目标传达清楚了,但决策过程本身却极其不透明——而这完全是设计使然。中国的领导层根本没有兴趣让外界看清其内部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美国截然相反。在美国,透明度有时甚至到了过头的地步。你可以打开 C-SPAN 频道,实时观看参议院委员会辩论国家安全问题。然而,在中南海内部放一个摄像头的想法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种不透明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当一个系统必须同时控制信息、资本和人才——当“控制”成为运行原则时,这并不是力量的象征。这是脆弱性的表现。一个真正自信的系统不需要去控制一切。

Vimi Wang:关于“双刃剑”的观点引人深思——抓得越紧,往往越暴露出底层的软肋。您在书中写到了中国内部的几个“灰犀牛”式的慢动作危机。哪些危机在您看来最为严重?又是什么让它们没有彻底对经济造成全面冲击?

季恺文: 每个人都在关注的危机是人口问题——即中国正在面临人口枯竭。劳动力人口在 2012 年左右见顶后便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但实际上,我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一场“生产率危机”,而非单纯的人口危机。

在人口方面,任何政府在改变人们生育意愿上能做的事情都非常有限。目前,官方正在做惯常的事——刷标语、挂横幅、向女性施加生育压力。但这不起作用。家庭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处境来做决定的,而不是看政府的宣传活动。

政府真正能控制的是生产率。在经济学中,GDP 增长来自三个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如果你看看中国增长最快的年份——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两位数扩张——在这场暴涨之前很久,人口增长其实就已经趋于平缓了。当时推动增长的是生产率的超常飙升,而这个引擎现在已经熄火了。前几年对科技行业的整顿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选择案例,它在人工智能使生产率变得最关键的时刻,主动压制了生产率。

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 21 世纪初,政府对互联网公司采取了极度“甩手掌柜”的态度——新浪、搜狐、百度都是在相对宽松的监管下发展起来的。而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治理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一位风格截然不同的领导人。他将共同富裕置于高增长之上,虽然作为一种价值观这并没有错,但这确实给 GDP 的扩张设定了一个上限。

一些分析师看到这种轨迹,认为中国正走向属于自己的“失落十年”——类似于日本式的长期停滞。考虑到目前的政策走向,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官方数据显示 GDP 增长在 4% 到 5% 左右,虽然没有人会全盘接受官方统计数据,但实际数字可能仍然在 2% 到 3% 的区间。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来说,这依然意味着庞大的经济活动总量。

贸易是另一个值得密切观察的慢动作危机。中国深度依赖出口——它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产能,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来消化。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是大约 80 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它与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贸易顺差。澳大利亚是个显着的例外,它向中国出口矿产从而拥有贸易顺差。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地方,不平衡都向中国倾斜——这正日益成为摩擦的源头,中国无法再单纯靠增加出口来摆脱这个困境。

Vimi Wang: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先是在 2018 年,现在又在第二任期内继续——其目的是强迫中国的经济发生结构性改变。这实际上伤害到中国了吗?还是反过来为北京提供了政治借口,从而加速了其自主可控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季恺文: 绝大程度上是后者。贸易战并没有对中国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更没有迫使其经济发生任何结构性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它赋予了北京更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去追求自给自足,并加速使其多元化布局以远离美国。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下降了,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上升了。净效应可以说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超过了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这是一个典型的“墨菲定律”或“事与愿违”的案例。

贸易政策真的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原因之一是商业就像水一样——它总能找到出路。你堵死了一条通道,它就会流向另一个地方。我们在第一轮特朗普贸易战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予以反击时,加州杏仁进入中国突然面临高额的进口税。几乎在同一时间,越南对杏仁的需求量激增。原因显而易见——越南购买这些杏仁,然后再转运到中国。当你制定政策却不考虑市场如何自我调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夸大“脱钩”的程度。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欧洲仍将是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市场,这就带出了一个核心点——双边关系必须得到修复。中国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遵循类似的模式,但那里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乌克兰。这场冲突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它实际上阻碍了中欧之间任何实质性的关系重启。

Vimi Wang:在关税、供应链重组以及新冠疫情发生的五年后,在这场经济相互依存的博弈中,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华盛顿还是北京?

季恺文: 说实话,很难说谁是赢家,因为两个国家都在互相伤害,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在伤害自己。如果你看看现在的美国经济,真的很难去定性。股市虽然维持在高位,但就业、GDP增长以及大多数其他指标都比较疲软,通胀也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疾。我不会说美国经济疲软,但在大多数关键指标上它确实表现欠佳。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目前很疲软。你可以将其归结为新冠后遗症,但我可以说得更精确一些:这是一种“新冠政策后遗症”。问题不在于新冠病毒本身,而在于中国应对它的方式,特别是在第三年,当病毒已经从德尔塔(Delta)变异为奥密克戎(Omicron)、且动态清零政策显然已经失效的时候。北京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而是选择硬挺——这种僵化让他们付出了比 GDP 更难恢复的代价:公众的信任。

在疫情的前一年半到两年里,政府的防疫管理实际上是非常高效的,民众也非常信任。但当政策未能顺应变化、封控接踵而至时,这种信任就被侵蚀了。其结果是导致了持续低迷的消费信心,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有所回升。

所以,我不认为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很明显的是,两国一直在采取意图伤害对方的行动,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都伤害了自己。美国是否能在这场博弈中获得更好的贸易平衡并在国内实现制造业复兴?我没看到这方面的证据。而中国虽然大幅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但还远未达到彻底消除依赖的地步,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两个经济体仍然深度交织在一起。

Vimi Wang:在您领导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些年里,外国公司在进入中国时,至今仍在犯的最大单一错误是什么?

季恺文: 每个案例的情况都不同,但其中存在某种规律。eBay 是我在书中写到的案例之一,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当时,其 CEO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将中国视为必须赢下的市场,这导致她从美国总部施加了过多的控制。在一个以速度定义胜负的市场中,这是致命的。

中国市场变化太快了,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快速做出决策。当每一个电话都必须打回加州总部请示时,仅仅因为时差和审批链,你就已经损失了好几天。与此同时,本土竞争对手能瞬间做出同样的决策。这种差距会迅速呈指数级放大,eBay 从未缩小过这一差距。此外还有文化上的误判。当 eBay 与淘宝竞争时,他们没有完全搞懂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他们继续以一种刻板、结构化的方式运营,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则更具变通性。

看看当下的商业环境,我看到很多公司正在犯相反的错误——一种对建立合资企业(JV)本能的抗拒。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像福特和通用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是被迫与国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的,那些国企庞大、低效,且主要目标是为了提取技术和执行政府政策。那些确实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那段经历给西方企业如何看待在华合资企业留下了持久的心理阴影。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在我们这次对话之前,我还正在跟一家我担任顾问的公司通电话,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认真考虑建立合资企业。在 2026 年的今天,潜在中国合作伙伴的质量——他们的管理团队、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市场敏锐度——与 30 年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本土公司其实根本不需要外国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出于特定原因想要一个,但他们不是必须需要。这彻底改变了合作的动态关系。

因此,现在的错误在于盲目假设“单干”自动成为了最佳选择。中国市场竞争极其惨烈且极其复杂。对于今天的许多公司来说,与本土企业合作、甚至是向其提供技术授权,可能是更明智的出路。

Vimi Wang: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是永久性的吗?还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构性转型的早期迹象,只是还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中国似乎意图在供应链的每一个层级都保留制造业。您认为这有多大的可行性?

季恺文: 现在的制造业比人们通常假设的要细分得多,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在低端领域——基础金属加工、服装裁剪缝纫、简单的组装——中国已经由于成本原因放手了。这些行业已经转移到了越南、孟加拉国、墨西哥等地,而且我认为它们不会再回来了。中国单纯是在这一层级的成本上把自己淘汰了,这本身就是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

但先进制造业完全是另一码事。中国从根本上是一个“建设者经济体”,这在文化、体制和基础设施中根深蒂固。如今中国的工厂干净、高度自动化,且越来越多地由机器人驱动。这不是大多数人脑海中对中国制造的固有印象,但这是现实。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制造物品方面将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更让我担心的是美国这一边。我们已经在相反的方向上偏离得太远了——说服自己我们只需要服务业经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而蓝领技术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低人一等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在我们应对这一转变时,需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对美国来说,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想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来支持它?我目前没有看到国内在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我看到的反而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锁死在同样的政治口水仗中,而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却无人解答。

Vimi Wang:在竞争、遏制和共存之中,华盛顿应该将哪一个作为核心目标?政策制定者对中国至今还抱有的最危险的幻觉是什么?

季恺文: 最危险的幻觉就是“遏制”本身——特别是混淆了“军事遏制”与“经济遏制”。在军事层面上,遏制是有意义的。比如在南海进行反制,或震慑针对台湾的潜在行动。这些都是合法的战略目标,那种威慑既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经济遏制完全是一个幻想。遏制中国经济是做不到的,坦白说,这也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我们已经丢掉了美国历史上对待对手的成功逻辑。回到一百年前——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和德国。我们在军事上击败了他们,然后我们做了与遏制他们完全相反的事。我们投资于他们的战后重建,因为我们明白,繁荣的国家会成为市场和合作伙伴,而不是永久的威胁。这一逻辑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简单地重演战后的剧本——世界已经变得太不一样了。但底层的原则依然适用。如果我们把中国定义为敌人,我们就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如果遏制成为我们的指导框架,我们就是在让自己致力于一个既无法实现又注定自食其果的战略。

正确的方法是“竞争性共存”——在贸易和经济上与中国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涉,同时在安全领域保持清晰的底线。这比直接挑起冲突要难得多,它需要华盛顿展现出比近期更多的政治智慧。但这却是唯一一条不会导致两败俱伤的道路。

中国成为G7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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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5-16日,G7峰会在法国埃维昂召开。

开会前,由于美欧之间的争吵和G7的内部分裂,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本次峰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却想不到会议不仅发表了“联合公报”和“领导人声明”等文件,还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

巴西、印度等非成员国作为观察员或伙伴国出席了本次峰会的扩大会议,中国不仅没有被邀请参加,还成为本次峰会在经济博弈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被高频讨论的核心议题。

峰会直接指责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战略新兴领域,通过国家政策扶持造成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并向全球市场输出,严重破坏了自由市场竞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期间公开列举数据警告,称欧洲在刚过去的2025年经历了史上首次“所有成员国均对华出现贸易赤字”的局面(总赤字高达3600亿欧元),直言这种经济失衡“完全不可持续”。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成为了G7防范中国的重中之重。峰会指出,当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有“极少数玩家”垄断了从开采、精炼到工业加工的整条价值链(暗指中国)。G7批评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链风险,容易演变成特定大国将经济依赖性作为制裁他国的“武器化”手段或“经济胁迫”。为此,G7在公报中专门达成协议,要筑起高排他的供应链防线来对华“去风险”。

在地缘政治安全板块,G7发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用辞非常强硬,直指中国的周边海洋政策。声明中明确写道,G7“强烈反对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进行任何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峰会重申了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法治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要求所有分歧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以此对中国在周边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形成集体施压。

在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成果文件中,虽然G7将主要制裁矛头对准俄罗斯,但字里行间同样包含了对中国的“敲打”。峰会承诺要进一步向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施压,并强化了对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向其提供军民两用技术或物资支持的第三方国家(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警告与制裁预期。

尽管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严厉,但作为东道国的法国也展现了务实和分寸感。在本届峰会正式开幕前的6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特意主持了一场“全球趋同促增长”视频会议,邀请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大国代表参会。

G7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及了这一活动,并写道:“重申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就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原因达成共识并共同应对的共同利益。” 这表明,G7目前对华的整体策略依然是“一边在安全和供应链上筑墙死守,一边在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上保持接触”。

随着近几年G7的对华议程日益强化,其公报频繁涉及中国主权、台海、南海以及“经济胁迫”等指责,中国对G7的定性已经转变为“小圈子政治”和“冷战思维的产物”。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也不想加入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富人俱乐部”。中国更倾向于在G20(二十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BRICS)等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平台上,发挥核心大国的作用。

美欧之间的分裂在表面上达成了戏剧性的“阶段性缓和”,但在底层逻辑和长远战略上,欧洲的战略自主与美国的“美国优先”依然存在无法掩盖的错位。

过去一年,欧洲最深层的焦虑之一就是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导致能源危机再次席卷欧洲,并引发新一轮难民潮。特朗普主导的美伊最新协议,在本次峰会上得到了法、德、英等欧洲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和正面背书。这一协议直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风险。对欧洲而言,美国愿意通过外交斡旋稳定中东,极大程度缓解了美欧此前在国际安全政策上的对立,为大西洋两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政治安全公约数”。

在对俄和对华政策上,美欧本有着不同的温差,但本次峰会通过利益交换,达成了一致的对外交响:欧洲极度渴望美国维持对乌支持。本届峰会公报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防空和远程打击能力的交付承诺,这让法、德等欧洲大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作为交换,欧洲在公报中对美国重点关切的“反制非市场政策、应对产能过剩”进行了妥协与跟进。美欧同意在半导体、新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筑起联合防线。这种“你帮我顾后院,我帮你防前线”的默契,让本届峰会的联合公报看起来比外界预期的要团结得多。

尽管有上述缓和,但仔细研读轮值主席国法国的表态和峰会的深层议题,美欧的本质矛盾并未解决。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前明确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已成为“力量对抗与强权支配的空间”。欧洲对美国持续推进的排他性工业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的延续政策)极度不满,认为美国在通过“吸血”欧洲制造业来搞美国本土的绿色转型。

法国极力推动将传统的“单向援助”改为“互利伙伴关系”,并邀请了巴西、印度、肯尼亚等国,试图展示欧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南方战略;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将G7打造成一个地缘对抗的“战时内阁”。这种叙事上的不同,折射出欧洲不愿完全捆绑在美国“新冷战”战车上的拉锯心理。

峰会表明,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如俄乌、中东),美欧选择暂时搁置争议、抱团取暖。裂痕确实有所掩盖和缓和,但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危机的精明结盟”,而非价值观的重新回归。 一旦外部危机稍微降温,美欧之间关于关税、工业补贴和欧洲战略自主的摩擦,随时会再度浮上水面。

本次峰会,面对高度动荡的全球地缘和经济环境,七国集团发表了多份核心领导人联合声明与联合公报,一改过去“流于务虚”的传统,展现出极强的行动导向和西方内部的“抱团”防御色彩。

地缘政治是本次峰会成果最密集的领域,G7领导人发表了专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达成了两大关键共识:

中东危机:峰会全力背书“美伊新协议” 峰会成果文件中,G7领导人集体表态热烈欢迎并支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多国斡旋达成的美伊(美国与伊朗)最新历史性协议。G7将其定性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缓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为了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危机与水雷威胁,G7正式认可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独立、防御性多国护航倡议,以确保全球能源大动脉的通航安全。

乌克兰战局:峰会提供“新势头”军事援助 鉴于近期战场出现的局势变化,G7达成一致,将加大力度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能力、额外武器系统、拦截弹以及远程打击能力,并探讨发放许可支持乌克兰本土扩大军事生产。在经济上,承诺在接下来的冬季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韧性,并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G7联合公报聚焦于如何应对外部经济挑战,达成了一套极具进攻性的防御机制。

公报将矛头直接对准特定国家大规模、不透明的工业补贴以及扭曲市场的非市场行为,明确达成协议要在G7内部强化政策工具开发与数据共享,共同反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不公平竞争。

面对关键矿产高度集中的风险,G7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各方计划研究出台一套联合协调机制,包含共同的“韧性标准”、供需端多样化要求、价格差额补贴(price-gap subsidies)以及联合采购工具,严防关键战略物资被“武器化”。

在发展援助和对“全球南方”的关系上,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成功推动G7联手特邀伙伴国(如肯尼亚、韩国)发表了《关于互利国际伙伴关系的领导人宣言》:正式提出将传统的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单向救济”模式,转变为尊重长期经济主权的“互利共赢伙伴关系”。

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G7承诺强化落实G20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进行有序债务重组。同时,G7明确将利用各自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和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风险共担、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等市场化工具,大力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建设中。

除了宏观的大国博弈,本届埃维昂峰会还在社会治理领域推出了三份具备量化目标或具体行动的专项协议:

《关于抗击癌症的领导人倡议》: 这是G7历史上首次将癌症列为首要议题,各国承诺加强临床研究合作与医疗数据共享,并设定了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的长期数字化量化目标。

《关于打击毒品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针对跨境有组织犯罪,G7达成国际协同协议,将联合安全监管重心直接放在各大港口,切断毒品流入与恐怖主义的资金链。

《关于打击跨国人口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进一步收紧并协调了G7内部关于移民和反走私的司法与安全合作。

2026年埃维昂峰会的最核心成果,归根结底是西方阵营在“安全、能源与工业供应链”上完成了一次深度绑定的重组。它一方面体现为西方对中东和乌克兰地缘变局的最新外交与军事回应,另一方面体现为美欧日试图在绿色工业和关键矿产上筑起一道高排他的“经济防火墙”。

在刚刚落幕的法国埃维昂(Évian)G7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现场表现与反应极具其个人色彩。他将自己主导的“美伊新协议”作为核心外交成就带到峰会,在极力邀功的同时,对传统的跨大西洋盟友展现出了既务实又强硬的“双面”态度。

峰会开幕前,美伊达成60天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忘录。特朗普在峰会上将其作为重磅成果,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欢呼:世界各国的货轮们,发动你们的引擎,让石油流淌吧!

特朗普在现场签署了G7领导人联合声明,同意未来有必要签署后续协议以遏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面对欧洲盟友和国内鹰派关于“美国是否会向3000亿美元伊朗投资基金注资”的质疑,特朗普在峰会侧边会上公开愤怒反驳,表示“美国连10美分都不会出”。他坚称如果伊朗违约,美国随时准备“重新把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上”。他表示不反对海湾国家去投资,但那是别人拿钱,不是美国。

尽管欧洲领导人极力试图将乌克兰问题重新推回特朗普的议程中心,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但特朗普的反应让欧洲感到焦虑和分裂:特朗普在面对记者时发表了非常割裂的言论,直言:看,我们和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它对我们毫无影响,除了我们向乌克兰卖武器。我们离那里几千英里远。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应该达成协议”,并形容这场战争的伤亡是“荒谬的”。德国外交渠道透露,特朗普虽然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比以往更弱,但他显然失去了逼迫乌克兰割让领土的耐心,更倾向于促成两国元首前往美国直接谈判。不过,泽连斯基在会后透露,特朗普在提供导弹援助以增强乌克兰谈判筹码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

即使在盟友聚会的场合,特朗普依然坚定奉行“美国优先”和关税武器。就在飞往法国参会前,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当面警告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如果巴黎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美国将“别无选择”,直接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的报复性关税

虽然特朗普政府支持了公报中关于反制中国“非市场行为和绿色产能过剩”的强硬表态,但他对待供应链“去风险”的逻辑更多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而不是为了维护欧洲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在峰会上的互动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例如,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峰会期间未能获得与特朗普进行单独双边会晤(Bilateral meeting)的机会,引发了英国媒体关于“英国被冷落(Snubbed)”的讨论(尽管斯塔默随后在群发集体讨论中极力澄清对话很顺畅)。

特朗普在本次G7峰会上的反应表明,他正试图淡出欧洲的传统防务负担(如乌克兰),转而将美国的外交重心收缩到中东变局、石油通道安全以及美国本土的关税保护上。他对G7的联合宣言虽然签了字,但其行为方式依然表明他更倾向于“单边交易”,而非长期的多边同盟纽带。

中国已经从过去G7讨论中的一个经济议题,逐渐上升为连接经济、科技、安全、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综合战略议题。如果说冷战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苏联;全球化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经济增长;那么未来十年的G7,越来越可能围绕中国因素来定义自身的战略方向。

 

G7峰会聚焦全球失衡,但矛头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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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前后,围绕中国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本次峰会的主题虽然定在“全球经济失衡”、“供应链安全”与“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因素,尤其是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各种报道显示,与会各方立场分歧明显,可能难以形成统一对付中国的行动。

政客新闻网站6月12日的报道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推动G7就中国大量补贴驱动的出口、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市场扭曲问题达成共识,并将相关议题延伸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继续讨论。然而,由于G7并非中国参与机制,中方对相关倡议反应冷淡。在G7会议召开之前,法国组织了一场名为“全球增长对话”的视频会议,仅有部分G7领导人参与,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国方面则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重申“真正的多边主义”等立场,但未就“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作出直接回应。欧洲官员表示,这一对话更多体现为“象征性接触”,难以产生实质成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无动力在G7框架内调整其产业与贸易政策,而将相关问题转至其他多边场合更符合各方既有立场。

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士胡锡进认为,马克龙虽然总体对华友好,呼吁与中国加强合作,但他经常强调“全球经济失衡”,话锋直指中国对一些欧洲人来说,谈“全球经济失衡”就等于谈“中欧贸易失衡”,他们热衷于强调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3600亿欧元,并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扩大。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试图利用G7会议,向中国“出口扩张”施压。

政客新闻的报道进一步写道,欧洲内部对华贸易立场正在趋于强硬。法国近年来持续呼吁欧盟加强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马克龙近期亦表示,应赋予欧盟类似美国的更强贸易权力,并强调相关措施属于“公平保护”而非保护主义。德国方面的态度也出现变化。长期以来倾向对华保持谨慎的德国,如今在应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表现出更多支持加强措施的倾向。欧盟委员会也已表示,将采取行动应对与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不过,报道同时指出,欧美之间在对华政策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华盛顿不会等待欧洲协调立场,并将继续推进自身贸易政策路径。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背景下,G7内部难以就对华经济政策形成统一立场,本次峰会更多可能停留在“承认问题存在但难以形成共识”的阶段。

此外,《财富》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本次G7峰会的另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问题。分析认为,G7国家正同时面临两种结构性依赖:一方面依赖中国在关键矿产、制造业及绿色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依赖美国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美国对部分前沿模型实施差异化出口与使用限制,引发欧洲盟友不满。有欧洲政策研究人士指出,这种做法被部分国家视为“美国将AI能力工具化”的表现,可能标志着关键技术管制进入更加选择性阶段。尽管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峰会,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G7在AI治理与产业规则制定方面仍难以形成统一框架,其核心原因在于全球AI产业高度集中于美国与中国两大体系之间,其他成员国影响力有限。

政客新闻网站的6月15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G2”构想正在对G7内部协调机制造成冲击。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提出,中美两国可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框架,这一表述被解读为对G7多边机制的某种替代性设想。报道指出,美国在本次G7议程中并未将中国作为核心议题,而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渠道推进相关事务。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不会等待盟友形成统一立场,但在必要时仍愿意协调合作。这一立场使欧洲方面的政策推进更加复杂。欧盟虽已开始采取包括钢铁关税在内的贸易防御措施,但整体仍强调通过谈判与多元化供应链降低风险,避免引发全面贸易冲突。

胡锡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反思的是竞争力失衡,在中美欧三大经济板块中,欧洲竞争力下降是最严重的。欧盟工业生产2025年仅比2007年高5%,年均增长不到0.3%。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欧盟从2000年的26%大幅下降为约15%,中国这个数据是30%。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评论到,欧洲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主要经济体里最短,欧洲把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给拒了,无形中又把生产成本涨了一块。欧洲深度卷入乌克兰战争,而且经济的事情总要加入意识形态视角,寻求过度的“政治正确”。福利大把花钱的同时,像样的投资却跟不上,形同坐吃山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欧洲经济怎么能有竞争力的不断刷新?欧洲不能总想着保存量,搞“维持会”,它得展现内在的爆发力和各个主要领域的新张力。这比他们夸夸其谈“全球经济失衡”要有益得多。

美国政客新闻网15日援引分析称,面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攀升,西方国家都在讨论如何“加强协调”以“应对挑战”,但真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欧洲却显得万分谨慎。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查德·鲍恩认为,欧洲之所以迟迟无法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迈出更强硬的步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遭到中国反制,同时也担心一旦遭遇经济压力,美国不会站出来支持自己。

在此背景下,法国推动G7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被部分观察人士解读为试图在多边框架下为欧洲争取更多政策空间,同时向外部施加产业竞争压力。

纽时:伊朗战争意外检验中国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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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达成框架协议,全球能源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6月15日报道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冲击之后,国际油价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些分析师担心的失控式飙升,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大幅减少了原油进口,并利用庞大的战略储备和新能源体系缓冲了冲击。

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员胡锡进则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中东危机,更像是一次对中国能源安全、经济韧性和发展道路的“压力测试”。在他看来,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向世界展示了长期战略布局的成果。

因此,从这两篇文章的报道可以看出,伊朗战争不仅是一场中东地区冲突,也成为观察中国能源转型成果的一次特殊窗口。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持续推进石油储备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电动车普及以及高铁网络扩张。这些原本被视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政策的举措,在突如其来的地缘政治冲击面前,意外展现出能源安全价值。

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中国需求变化已成为影响国际油价的重要变量;而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这场危机则再次凸显了能源多元化和经济电气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纽约时报》指出,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受到影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量。

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一度逼近每桶120美元。市场曾出现油价冲向200美元的预测,但最终并未发生。报道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约1160万桶,而到5月份,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800万桶,创下八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杰森·博尔多夫表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是当前油价没有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负责人米夏尔·迈丹分析认为,中国并未急于进入国际市场争夺替代供应,而是大量动用石油储备,同时降低炼油厂开工率,并增加煤炭等其他能源使用。她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无需大举入市寻购替代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油价上涨。”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能够从容应对石油供应冲击,与过去十多年持续推进的能源转型密切相关。报道称,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中国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约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电动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同样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仅电动汽车的普及就已替代大量汽油消费,显著降低了中国石油需求。与此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扩大高铁网络建设。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4.217亿人次,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高级政策研究员马蒂亚斯·拉尔森表示,中国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核心动机并非气候变化,而是能源安全。他说:“这一战略使中国在伊朗战争导致化石能源价格飙升时,受到的冲击远小于原本可能遭受的程度。”

《纽约时报》还援引数据分析公司Kpler高级石油分析师徐慕宇的观点称,中国未来两个月可能继续每天释放约100万桶商业库存石油。按照这一速度,中国甚至可以持续动用库存至明年年中,而不必启用约12.3亿桶规模的官方战略石油储备。

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即使是中国也难以无限期依赖库存。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赖特表示,最终中国仍需重返国际市场采购石油,而那可能成为油价重新上涨的重要信号。

对于这场危机,胡锡进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实际上对应着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战略担忧:如果全球关键能源通道因战争突然中断,中国经济能否承受冲击?他认为,这次危机相当于一次没有预告的“总演习”。

胡锡进分析称,中国能够较为平稳地度过这场能源冲击,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规模庞大的战略储备体系、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电动车高普及率以及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结构。

他指出,2025年石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7%,同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7%,日本等很多亚洲国家的这个数字都在90%左右。而中国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只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42%,日本等国的这个数字也是90%左右。中国外部石油供应地至少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八大来源。

他写道,危机期间,中国社会运行总体保持稳定。虽然油价有所上涨,但并未出现一些国家加油站排队抢购的现象,也没有实施大规模节能动员。在胡锡进看来,这反映出中国长期推进能源安全战略的成效正在显现。

除了能源安全问题,胡锡进还将此次战争视为一次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检验。他认为,美国在战争中暴露出高强度军事行动的成本与消耗问题,而中国则通过长期和平发展积累了产业、供应链和技术优势。胡锡进表示,与一些国家频繁依靠军事行动维护国际影响力不同,中国的发展路径更多依靠经济合作、产业竞争力和互利共赢模式。他援引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称,伊朗战争暴露出美国实力和联盟体系面临的挑战,也使中国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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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特朗普与中方达成共识,共同提出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愿景。

这种“战略稳定”关系的特点,首先是“危机可控”。大国之间难免有竞争和摩擦,但战略稳定要求双方拥有高效的沟通渠道(如元首会晤、军事热线、外交高层对话),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如南海或台海的摩擦)时,双方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防止因误判导致局部冲突像滚雪球一样升级为全面战争。

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美国和中国不举行会议、不进行对话、不为我们的领导人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将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

其次,在军事与核力量层面,战略稳定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自己拥有“能够发动首轮打击并彻底摧毁对方报复能力”的绝对优势。双方承认或事实上面临“相互保证毁灭”的现实,不打破核均势。在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AI)等新兴战略领域,双方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或保持实力平衡,避免因一方取得压倒性优势而打破和平。

“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而是“在规则下和护栏内竞争”。这意味着双方需要对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有清晰的认知。例如,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底线,与美国在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及国际规则上的关切,需要通过对话找到一种互不越界的动态平衡。

在非军事领域,“战略稳定”还表现为:尽管存在“去风险”或供应链调整,但双方承认彻底“脱钩”会给各自及全球经济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因此在宏观经济上维持基本的稳定。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全球公共卫生等重大议题上,大国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这也是全球结构性稳定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本质上是寻找一种“高水平竞争、低风险对抗”的共处模式。它不要求双方成为盟友或放弃各自的战略目标,而是要求双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共同承担“不走向毁灭性冲突”的底线责任。

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稳定”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战略稳定”不等于没有冲突。他明确指出即便在稳定状态下,仍将长期存在三个摩擦领域:首先,美国依然视台海与南海为台湾与地缘安全的核心关切;其次,美国无法接受在关键矿产、制药、供应链等领域对单一国家的高达90%的依赖,美国将继续推进供应链的多样化;第三,一场“全球全面贸易战”将对双方和世界经济造成不可承受的灾难,因此,当前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贸上的“事实停战”。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作为五角大厦的掌门人,对华军事戒备的本质并为改变。他强调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历史性军事扩张”存在“合理的恐慌”。他明确表示,美国绝不容许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 所主导,他将美国的对华策略描述为“有克制的、深思熟虑的实力、强大、安静和清晰”,即老罗斯福总统“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传统。

在对华军事遏制层面,赫格塞思提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务实要求:美国不会再为富裕国家提供无底线的国防补贴,盟友必须“自掏腰包”,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5%。

他创造了一句名言:“少一点香格里拉(指开会论道),多一点舰艇和潜艇”(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他的看法,本质上是以强大的军事预算和盟友体系为“底牌”,同时用务实的交易心态和北京保持接触,试图在中美关系的激烈博弈中,为美国谋求最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终极晴雨表永远是贸易数字和具体的商业合同。

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主导设立了两个政府间的新机构:“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其核心逻辑是将中美贸易划分为“非敏感领域”和“敏感领域”,美国在“敏感领域”坚决卡脖子,而在“非敏感领域”中则通过两个委员会实施“贸易和投资管理”,特别是鼓励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投资美国的制造业。

在台湾和地区安全等敏感问题上,特朗普表现了与传统华盛顿政客截然不同的商人风格。他甚至公开表示要与中方和台方讨论“对台军售”问题,把这一问题视为整体博弈中的筹码。

特朗普眼中的“战略稳定”,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多买美国货、双方互不越界、在核心利益上进行一事一议、务实交易的平衡状态。”

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究竟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海和平”能维持多久。

目前中方针对“台湾问题”在底线和军事、法律反制上毫不退让,对“台独”和外部干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打击力度,但是在民间交往、经济融合上在展现了极大的诚意和耐心,试图通过“和平统一后的红利蓝图”来引导台湾内部民意的变化。

尽管近两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被国际社会视为“碰撞热区”,但北京、华盛顿和台北的各自考量和最新动态表明,全面摊牌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台海形势更倾向于易一种“高压强制、动态平衡”的状态。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公开评估,中国最高领导层目前没有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固定计划或时间线。尽管军方仍在密集制定和优化攻击计划、持续扩充先进军备,但这些动作目前更多是为了在接获指令时具备随时行动的能力,为最终的统一“创造有利条件”,而非针对近期的实战时间表。

对于北京而言,当前最大的战略目标依然是确保国内经济的稳步转型与长期复苏。全面武统意味着高难度的跨海登陆战和面临美、日乃至国际社会的强大协同抵制和制裁风险,在没有绝对胜算把握前,盲目动武不符合其深思熟虑的风险评估。

特朗普政府2.0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带有明显的“交易化”和“筹码化”倾向,但实际上美方对台的实质武器输送和培训并未停止。

2026年,国际智库广泛建议台湾采用“地狱景象”(Hellscape)战略,即通过大量无人机结合传统武器建立多层次海上战场,大幅拉高解放军跨海登陆的潜在伤亡成本。日本方面对台海安全的积极表态,使得台海冲突的国际化风险持续增加,也进一步反向提高了大陆的决策门槛。

近期的台海不会风平浪静,大陆的施压、常态化军演和法理斗争会继续保持历史高位,两岸依然处于高度紧绷的对抗状态。但就纯粹的“全面武统”而言,北京目前依然将“非战争的全面施压”与“和平统一的利益融合” 作为主途径,近期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依然处于可控的低谷期。

目前的南海形势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局部“灰色地带”对抗持续升级(特别是中菲之间),展现出高度的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地区外交和规制谈判也在提速,试图为危机降温。

菲律宾是当前南海最活跃、外交与行动最激进的声索国。中菲在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的摩擦已从早期的“水炮驱离”和“船只擦撞”进一步升级。

由于菲律宾防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发表涉华强硬言论,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对其及家人实施入境限制,并禁止中国实体与其进行任何交易。这种针对高官个人的直接制裁,标志着两国围绕南海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更具对抗性的新阶段。

为了应对与中国的实力差距,马科斯政府正通过引入外部军事盟友来加速构建“反向吓阻”:美菲正在频繁举行南海海上合作活动(MCA)。由于此前中东局势升级影响了全球航道与油价,菲律宾在国际场合(如6月上旬华盛顿的CSIS论坛)反复强调不能让南海成为“第二个霍尔木兹海峡”,借此游说美国及国际社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安全背书。

菲律宾正在向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积极采购先进防务装备(如向韩国采购FA-50战斗机、向日本引入舰艇和海事技术),并着手与日本谈判划定专属经济区(EEZ),试图在南海外围织密一张针对中方的多边安全网。

与前几年的停滞不同,在爆发大国冲突的共同担忧下,中国与东盟(ASEAN)在规制谈判上展现出了积极的迫切感。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官方于6月10日明确对外透露,东盟与中国正全力推动在2026年底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签署。

双方的磋商已从过去的“每季度一次”全面升级为“每月一次”。目前谈判正进入深水区,核心焦点在于该准则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以及如何定义“自我克制”。尽管细节仍有分歧,但两双都希望借此为南海局势建立一道制度化的“防撞护栏”。

相比于菲律宾的激进,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其他南海声索国则采取了更加平衡和低调的务实策略: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一方面也在其控制的岛礁进行小规模的“灰色填海”或油气开发,但在外交层面上,他们极力避免与北京公开撕破脸。例如,中国海警与马来西亚海警近期举行了首次工作会谈,在信息共享和联合搜救上达成多项共识。这种“双边沟通”有效防止了摩擦的扩大。

目前的南海局势被精准地卡在“斗而不破”的齿轮里。菲律宾在美日支持下的频频试探,以及中方海警强硬的刚性反制,让南海随时随地都有发生局部突发擦撞的火星。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一旦引发致命升级,极可能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把中美两个核大国直接拖入非理性对抗。因此,两边在海上“秀肌肉、打太极”的同时,正通过每月一次的COC谈判在外交桌上“踩刹车”,试图在2026年底前用一份制度性文件来维持住南海的低烈度平衡。

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两三年内,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似乎不难保持,但如果我们放眼今后10年,那么真正决定中美“战略稳定”寿命的,也许是未来十年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科技竞争和经济依赖关系的变化。这是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

当前的“战略稳定”无论是基于特朗普、卢比奥等人的现实主义交易,还是基于台海及南海局势下的“斗而不破”,本质上都是对当下现有筹码的动态出牌。但如果把目光投向“未来10年”,这三大变量的消长,将真正决定这种稳定是走向结构性制度化,还是走向彻底的失控。

未来10年,中国在常规海军舰艇总量、高超音速武器库、反海域拒止(A2/AD)能力上的增量,是否会彻底填平美国目前在核存量、远程战略打击和全球盟友网络上的绝对优势?一旦西太平洋的力量天平出现结构性逆转,美国现有的“威慑成本”将成倍上升。届时,战略稳定将不再取决于华盛顿“愿不愿意给中国划框子”,而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在一个全新的、对等的力量基座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科技竞争是未来10年最核心的“胜负手”,它直接决定了上层力量对比的成色。这里的科技竞争早已超越了5G和芯片制造,而是聚焦于通用人工智能(AGI)、自主智能化武器系统(无人机集群系统)、量子计算、太空轨道控制以及新材料。

如果未来5-10年,美国成功通过联合盟友的“小院高墙”策略,在人工智能和尖端半导体领域对华形成两代以上的代差,那么美国将拥有巨大的战略主动权;反之,若中国在这些前沿赛道实现弯道超车或全面自主化,现有的科技威慑网络就会面临系统性失效,战略稳定的“寿命”和内涵也将被重新定义。

经济关系曾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未来10年,这种依赖关系正在被重新编程为“去风险”与“反挂钩”的拉锯战。

现阶段的战略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家“公司”还无法承受彻底脱钩带来的全盘崩溃。未来10年,双方都在拼命做两件事:一是降低自己对对方的依赖,二是保持或扩大对方对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例如美国在核心知识产权、金融霸权上的控制,中国在稀土、新能源供应链、基础制造产能上的垄断)。

10年后,如果双方各自完成了关键供应链的“本土化”或“友岸外包”,彼此对对方的经济依赖降到了临界点以下,那么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经济顾虑”将大幅降低。经济依赖关系的寿命,直接反向锁定了战略稳定的寿命。

所有的外交辞令、首脑峰会和危机热线,都只是“战略稳定”这栋大厦的外墙涂料。真正决定这栋大厦在未来10年是稳如磐石还是轰然倒塌的,是承重墙里的钢筋水泥——也就是两国的硬实力对比、科技无人区的占领速度、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 这是一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达十年的系统性长跑。

 

Supreme Court Decision Rewrites the Rules of the Voting Righ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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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uesday, June 2, 2026, the mid-term elections were drastically influenced by an emergency per curiam order from the Supreme Court. In a 6–3 decision on the Allen v Milligan case that split the high court strictly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the justices granted the state of Alabama permission to resurrect its highly controversial 2023 congressional map. By reverting to the 2023 map, the Court eliminated the second Black-majority opportunity district, which the Court had previously preserved in 2023 to uphol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VRA), which had long prot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pportunity districts. The decision is in effect for the fast-approaching 2026 midterm elections, and the emergency stay has effectively blocked Alabama’s lower court’s injunction that rejected the 2023 map.

Crucially, this order in Milligan stands as a direct extension of the Court’s definitive ruling in Louisiana v. Callais handed down just thirty-four days prior on April 29, 2026. This landmark decision, also nailed down at 6-3, decided that Louisiana’s newly drawn second Black-opportunity district is unconstitutional. The Court found that this map, drawn with race as the dominant factor, was an act of racial gerrymandering; thus, a new standard for interpreting the VRA was established.  As of Milligan, the high court had essentially instructed the lower judiciary to apply the newly minted Callais doctrine as a binding precedent.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s on the ground in Alabama are swift and disruptive. By resurrecting the 2023 boundaries, the Court effectively eliminated a hard-fought second Black-majority opportunity district—a seat occupied by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Shomari Figures,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under a court-ordered map for the 2024 elections to rectify vote dilution. Its sudden elimination transforms a competitive 5–2 map into a secure 6–1 Republican stronghold, diluting Democrat as well as Black voting power across the state.

The Court’s decisions in Callais and Milligan resulted in a push for mid-decade redistricting across the American South. Republican-led states including Alabama, Louisiana, and Tennessee had advanced plans to redistrict for the 2026 midterm, and more states look to further redistrict for the 2028 election. In total, this GOP-led push could net around 10 additional U.S. House seats, building an advantage for the GOP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e originally thin-cut division. In response, blue states like California are already exploring mid-decade counter-redistricting strategies to neutralize these losses; among them, Virginia’s redistricting efforts have already been struck down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Legal Saga of the Contended VRA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contentions, one must trace back to the Callais decision, which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the 40-year-old Gingles Test established in Thornburg v. Gingles (1986). The Gingles test had long served as the primary litigation framework for Section 2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VRA), which prohibits vot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district maps tha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or language minority status; the Act specifically forbids racial dilution via districting. Historically, the Gingles framework analyzed the discriminatory effect of a voting map. If a minority group was large and cohesive enough to form a compact district, and white voters voted sufficiently as a bloc to defeat the minority’s preferred candidates, the state was generally required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district—the 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to ensure fair representation.

Writing for the conservative majority in Callais, Justice Samuel Alito dismantled this framework by introducing a steeper qualification. Firs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partisan pretext shield, illustrative maps submitted by civil rights plaintiffs must now satisfy all of a state legislature’s self-defined 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maximizing partisan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ing political incumbents. Second, under the court’s revised polarization analysis, plaintiffs must conclusively prove that racially polarized voting cannot be explained by partisan affiliation. Because race and political alignment are deeply intertwined in the American South—where white voters lean overwhelmingly Republican and Black voters lean reliably Democratic—the Court has established a paradox. State legislatures can now dismantle minority-majority districts under purely partisan-based intentions to disadvantage Democrats rather than Black voters. Under Callais, this standard partisan gerrymandering is treated as perfectly constitutional.

It was this precise doctrine that the Supreme Court harnessed in June when it issued its per curiam stay in Alabama. A three-judge federal district panel had attempted to hold the line by issuing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the 2023 map, stating they could not see their way clear to forcing citizens to vote under a system tainted by clear racial animus. In overriding them, the high court rebuked the lower panel for failing to grant the legislature a “presumption of good faith” under the new Callais guidelines. By shifting the VRA’s core requirement from proving discriminatory outcome to proving an almost impossible standard of explicit, un-masked intent, the Court has aligned voting rights with its broader conservative jurisprudence against race-conscious public policy. Civil rights attorneys are left with a hollowed-out statute, as structural data showing a reduction in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prove a violation on its own.

Chaos All-Around: Partisan Echoes, Fractured Elections, and Media Schism

The political battle lines over these combined decisions feature a stark divide between national leaders, state executives, and civil rights advocates. The primary momentum for the multi-state redrawing stems from a public mandate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riven by a strategic imperative to secure the narrow House GOP majority, the executive branch has actively encouraged southern governors to nullify existing court-mandated maps and secure safe partisan seats. State executives have framed the Supreme Court’s actions as an important victory for federalism and state sovereignty. Following Tuesday’s order, Alabama Governor Kay Ivey celebrated the legal validation of state legislative independence, asserting that the ruling confirmed the state’s right to control its own district designs without federal micromanagement.

Conversely, national Democrats and civil rights litigators view the back-to-back rulings as an authoritarian overreach designed to manufacture an unbreakable, artificial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Former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and other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has publicly condemned the decision on Louisiana and the subsequent Alabama intervention as “backdooring racism through politics.” Outside of elected office,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expressed deep alarm. Deuel Ross, Director of Litigation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Legal Defense Fund, spoke out sharply against Tuesday’s order, arguing that the Court’s decision gives cover to states to deliberately and openly discriminate against Black voters without fear of consequence. Davin Rosborough,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s (ACLU) Voting Rights Project, similarly warned that the ruling delays essential relief for minority communities who have spent years fighting for equal access to the ballot. On May 16, the NAACP, ACLU, and numerous other organizations gathered in Montgomery, AL under the name “All Roads Lead to the South”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 Calais ruling.

This fierce debate is closely mirrored by the sharp divide inside the Supreme Court itself, where the three liberal justices formed a unified front of resistance. The fact that the conservative majority chose to issue a definitive 6–3 order, rather than a narrow 5–4 decision, signals an uncompromising party-line ideological bloc. Justice Sonia Sotomayor authored a sharp, direct dissent, warning that the Court was actively causing “a chaotic election.” Sotomayor strongly admonished the majority for “choos[ing] a pass that disregards both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ule of law,” warning the Court is “rewarding Alabama’s gamesmanship and outright defiance of court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haos are evident in the changing electoral processes of several states. In Alabama,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lection has been fractured. While voters in three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cast their ballots on May 19 under the old district configurations, the electoral apparatus for Districts 1, 2, 6, and 7 was abruptly frozen. Governor Ivey moved the primary election deadline for these four districts to August 11, 2026. In deep-red areas, the sudden shift back to the 2023 map lines has thrown sitting GOP incumbents into unexpected geographic matchups against one another. For Democrat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econd opportunity district has fractured the Black electorate across southwest and central Alabama, including historic voting hubs in Birmingham and Selma. This has diluted Democratic fundraising power and forced minority candidates into sudden, resource-draining primary face-offs for the state’s sole remaining safe Democratic seat.

As this political turmoil unfolds on the grou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se events remains heavily divided by a polarized media ecosystem. Left-leaning and reform media outlets, such as MSNBC, Slate, and the Democracy Docket, have framed the decisions as an emergenc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Their prevailing narrative portrays the rulings as a coordinated assault on minority voting rights, focusing heavily on voter suppression,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rect disenfranchisement of Black communities. Conversely, platforms like Fox News offer a stark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heir reporting frames the rulings as an important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 colorblindness and a victory against race-based discrimination. This institutional viewpoint presents the decisions as a long-overdue return to orderly constitutional limits, asserting that federal “racial quotas” unconstitutionally force state legislatures to sort citizens by race.

The overarching journalistic takeaway from this redistricting battle is the clear breakdown of the Purcell Principle. Named after the 2006 case Purcell v. Arizona, this doctrine dictates that federal courts should not alter state voting rules close to an election to prevent mass voter confus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sruption. The Court had previously invoked Purcell Principle in Alabama redistributing disputes in 2023, but now in 2026, the high court’s own mid-cycle interventions have caused unprecedented administrative chaos across the country.

By dropping the Callais decision like a political bomb in late April, followed by the sudden Alabama stay in June, the high court forced multiple states—including Louisiana, Alabama, and Tennessee—to rapidly alter their election dates, shift filing deadlines, and upend active campaigns. In Louisiana, the fallout led to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here civil rights groups argued that halting an active primary process after early absentee ballots had already been cast was a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core purpose of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electoral stability, the Court’s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has created a perverse incentive structure. State legislatures are now effectively encouraged to pass highly partisan or discriminatory maps right before deadlines, knowing the high court will likely block any lower-court attempt to fix them before Election Day.

最高法院一纸决定颠覆了美国1965年《投票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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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英文文章题目为“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Milligan and Callais Rewrites the Rules of the Voting Right Act”。】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最高法院一纸决定(per curiam)深刻改变了中期选举的走向。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严格按意识形态阵营投票,在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中以6比3的票数作出裁决,允许阿拉巴马州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中恢复使用其极具争议的2023年国会选区地图。该地图抹去了阿拉巴马州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而此前,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依据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保留了该选区——长久以来,《投票权法案》一直保护着少数群体及他们的机会选区。此次紧急中止令直接取缔了了下级联邦法院不允许使用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区地图的禁令。

此次艾伦诉米利根案的裁定,是最高法院仅三十四天前——2026年4月29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Louisiana v. Callais)中所作的里程碑式判决的直接延伸。卡莱案的判决将路易斯安那州新设立的第二个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视为违宪的、有种族歧视的划分,并以卡莱案确立了解释《投票权法案》的全新标准;米利根案的发布,实质上是最高法院要求所有下级司法机构将新铸的”卡莱原则”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加以适用。

随着2023年选区边界的恢复,米利根案的结果直接导致了阿拉巴马州废除了一个历经艰辛才得以确立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该席位由民主党众议员肖马里·菲格雷斯(Shomari Figures)出任,系依据法院命令地图于2024年选举中特别划设,旨在纠正选票稀释之弊。此席位的骤然消失,将一幅原本竞争性的5比2格局地图,改造成共和党牢不可破的6比1铁板阵营,黑人与民主党选民的政治力量由此同遭稀释。

卡莱案与米利根案的双重裁决,在美国南方催生了一股中期选举周期外重新划定选区的浪潮。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等共和党主政的州份已率先推进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新划界计划,更多的州蠢蠢欲动,意图在2028年选举周期前进一步重划。这场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整行动,预计可净增约10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令共和党优势远超此前微弱的多数格局。为抵消这些损失,加利福尼亚州等蓝州已在积极探索中期反向重划策略;其中,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民主党优势选图已遭最高法院否决。

《投票权法案》在2026年的法律谱系

理解这场争议的根源,须追溯至卡莱案这一里程碑式判决——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确立于1986年桑伯格诉金格尔斯案(Thornburg v. Gingles)和沿用长达四十年的“金格尔斯检验”(Gingles Test)。金格尔斯检验长期作为《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款诉讼的核心框架,该条款明确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或语言少数族裔身份的歧视性投票实践、程序或选区规划;通过地图划分以稀释种族投票效力是《投票权法案》尤其注重的歧视性行为。历史上,金格尔斯框架着重审查选区地图的歧视性效果:若某一少数族裔群体规模足够庞大、内聚力足够强,能够在紧凑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一个选区,且白人选民作为整体以足够强烈的方式反对少数族裔支持的候选人,则该州通常须划设机会选区——即多数-少数族裔选区——以确保公平代表。

在卡莱案的保守派多数意见中,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将金格尔斯框架彻底拆解,引入了门槛更高的新标准。其一,他创设了”党派借口盾牌”:民权原告提交的示意性地图,必须满足州立法机构自行界定的全部政治目标,包括最大化党派利益分配与保护现任政客。其二,在修订后的极化分析框架下,原告必须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种族极化投票无法以党派归属加以解释。然而,在美国南方,种族身份与党派归属本来就紧密相连——白人选民压倒性地倾向共和党,黑人选民则高度可靠地倾向民主党——最高法院由此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悖论: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可以以针对民主党的纯粹党派意图为由,而非基于针对黑人选民的种族意图,来拆解少数族裔多数选区。在卡莱原则之下,这种标准化的党派性选区操弄被视为完全符合宪法。

正是这一原则,被最高法院在六月的米利根案中加以运用。一个有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区法院曾试图维持对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取划分的初步禁令,声称无法接受让公民在一个被明显种族敌意污染的制度下进行投票。然而,最高法院在推翻这一禁令时,谴责下级合议庭未能在新卡莱准则下给予州立法机构“善意推定”。通过将《投票权法案》的核心要求,从证明歧视性后果转移至证明一个近乎无法达成的“明确、未经掩盖的歧视意图”标准,最高法院已将投票权判例与其更广泛的反对种族意识公共政策的保守主义法理学完全对齐。民权律师手中的法律武器已被掏空——能够证明少数族裔代表减少的结构性数据,本身已不再足以单独证明《投票权法案》遭到违反。

持续混乱:党派回响、选举变动、媒体割裂

围绕这两项裁决,全国领导人、州行政长官与民权倡导者之间的政治对阵泾渭分明。多州同步重划选区的主要动力,源自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公开授权。出于巩固共和党在众议院脆弱多数席位的战略需要,行政当局积极鼓励南方各州州长否定现行法院命令地图,为共和党锁定安全选区。各州行政长官将最高法院的行动定性为联邦主义与州权的重要胜利。周二裁令发布后,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Kay Ivey)庆祝了该法律对州立法独立性的认可,宣称裁决确认了该州在无需联邦干预的前提下自主设计选区的权力。

相反,全国民主党人与民权诉讼律师将这两次接连而至的裁决视为一场旨在制造牢不可破、人为操弄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的威权越位。前副总统卡马拉·哈利斯(Kamala Harris)及其他国会民主党人,公开谴责路易斯安那案及随后的阿拉巴马干预是”借党派政治之名行种族主义之实的后门操弄”。在民选官员群体之外,民权组织亦深表警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辩护基金诉讼主任迪尤尔·罗斯(Deuel Ross)就周二裁令予以强烈回应,指出该裁决为各州明目张胆地歧视黑人选民提供了掩护,且无需担忧任何法律后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投票权项目副主任达文·罗斯伯勒(Davin Rosborough)同样警告称,这一裁决拖延了少数族裔社区多年来争取平等投票机会所急需的救济。5月16日,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及众多民权组织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以”所有道路通向南方”为名集会示威,抗议卡莱案裁决。

这场激烈的博弈,在最高法院内部同样以高度对称的方式呈现: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抵抗阵线。保守派多数选择发布6比3的明确裁令,而非5比4的险胜,彰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党派意识形态联盟。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er)撰写了措辞犀利的异议意见,警告本院正在主动制造”一场混乱的选举”。她严厉斥责多数方”选择了一条无视民主价值与法治精神的道路”,并警告法院正在”奖励阿拉巴马州的投机取巧与对法院命令的公然蔑视”。

这场司法拉锯战最直接的现实后果,是2026年初选周期正在进行的数个州陷入行政与政治双重混乱。在阿拉巴马州,选举事务已被打乱。5月19日,三个国会选区的选民按原选区划分完成了投票,而第1、2、6、7选区的选举机制却被骤然冻结。艾维州长将这四个选区的初选日期推迟至2026年8月11日。在深红色地区,2023年选区划分的突然回归,将原本无交集的共和党现任议员卷入了意想不到的地理对决。对民主党而言,第二机会选区的消除,已将阿拉巴马州西南部与中部地区——包括伯明翰Birmingham)与塞尔玛(Selma)这两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重镇——的黑人选民群体四散撕裂,稀释了民主党的筹款能力,并迫使少数族裔候选人仓促投入资源消耗性的初选对决,争夺该州仅存的一个安全民主党席位。

就在地面政治乱局持续发酵之际,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则受到高度分化的媒体生态的深度切割。MSNBC、Slate及”民主台面”(Democracy Docket)等左倾改革派媒体将这两次裁决定性为美国民主的紧急危机,主导叙事着力渲染选民压制、结构性歧视与黑人社区遭受直接剥夺选举权的现实。相比之下,福克斯新闻等平台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诠释框架——其报道将裁决定性为维护宪法”色盲”原则的重要胜利,以及对抗基于种族的歧视之凯旋。这一机构立场将裁决呈现为宪法秩序之迟来的归位,并断言联邦”种族配额”强制各州立法机构按种族区分公民,本身违背宪法精神。

这场选区重划之争所呈现出的最深层新闻启示,在于“珀塞尔原则”(Purcell Principle)的全面失守。这一原则得名于2006年的珀塞尔诉亚利桑那州案(Purcell v. Arizona),其核心要义是:联邦法院不应在选举临近时改变各州投票规则,以防止大规模选民混乱与行政失序。最高法院曾于2023年在阿拉巴马州选区重划争议中援引珀塞尔原则,而如今在2026年,最高法院自身在选举周期中途的干预,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行政乱局。

4月底抛出卡莱案裁决,犹如一枚政治炸弹,继而于6月骤然发布阿拉巴马中止令,最高法院迫使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等多个州份在极短时间内仓促调整选举日期、变更候选人申报截止期、打乱已在进行中的竞选布局。在路易斯安那州,事态甚至演化至史无前例的境地——民权团体指出,在缺席选票已提前寄发的情况下强行中断初选进程,从根本上违背了珀塞尔原则的立法初衷。

最高法院对这一原则的选择性适用,非但未能维护选举稳定,反而制造了一套扭曲的激励结构。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实际上被鼓励在截止期限前夕匆忙通过高度党派化甚至带有歧视性的选区地图,因为他们深知,最高法院极有可能在选举日到来之前封堵下级法院的任何纠正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