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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在参议院听证的“闹剧”告诉了我们什么?

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智时代,不但美国如是,别处也有不同形式的世相。但我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反智主义还在横行,当下国会批斗会就是一种国家级别的精神错乱。由此念及,川普降世真不是偶然的。–孔捷生

【本站编者按:本文2026年8月3日由美国中文网站“辟谣吧(Piyaoba.org)”,作者是旅美作者孔捷生,原文题目为“福奇听证会:美国反智时代,一箩筐可怜虫”。本站转发此文的目的在于1)更多了解最近发生的福奇听证会;2)美国反智思潮的沉渣泛起及其后果;3)在美一部分华人对美国当今政治的看法。

编者按:美国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于2026年7月29日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面对共和党人就新冠病毒起源、防疫日记及涉嫌误导国会等尖锐质询,福奇在律师建议下连续106次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默不作声,拒绝回答问题,以防陷入反对派设下的伪证罪陷阱。 疫情期间,福奇主张社交距离、佩戴口罩与疫苗接种等主流公共卫生干预,这与部分保守派议员倡导的经济重开和反强制措施立场,以及羟氯喹、伊维菌素等未经科学证实的疗法水火不容。

主持听证会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激烈冲突中驱逐了福奇的辩护律师,民主党人则强烈谴责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式”的恶性作秀。保罗已正式宣布将在下周举行委员会投票,动议指控福奇藐视国会”。这场科学与政治高度撕裂的交锋,折射出美国社会对公共卫生权威及联邦体制信任的彻底崩塌,科学防疫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正变的举步维艰。

国会正在上演的闹剧,正是这个反智时代的水印。世界著名的免疫学家、传染病专家、已退休的85岁医生福奇, 正被一帮反智并笃信阴谋论、相信羟氯喹和兽药伊维菌素的议员群殴,发誓要把他关入大牢。

形同红羊劫的现场斗争会,揭发控诉者个个眼底充血,颈现青筋。俄亥俄州MAGA参议员莫里诺(Moreno)是反疫苗悍将,他在大雅之堂用F造句辱骂老科学家:“你他妈的算老几!(Who do you think you are?)马上公开道歉!”

这使我想起火红年代的电影《决裂》。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的臭老九被群起而攻之,最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时隔一甲子梦魇重临,而且在国家最高殿堂上演,这个国家是美国。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按指印画押而后死去的医生,福奇博士庶几近之。

法律不是挡箭牌

福奇并非政客,从里根到拜登被七位美国总统委任,服务国家近40年,他参与及领导应对的公共卫生危机,计有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新冠病毒。身为拯救过无数生命的世界著名免疫学家、传染病专家,他经历过多次国会听证,总是有问必答,但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斗争大会,只能以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持沉默。他在行使这项权利之前,作出如下声明——

“鉴于保罗参议员显然执着于要求起诉我,屡次对我发表诽谤性言论,最近更公开了我未经遮蔽的个人日记,意图使我难堪并对我进行恐吓,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他把我召集到本委员会面前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我说出些什么,任何能证明他多次公开誓言——让我最终关入监狱——这就是他所用的言辞。任何关注过他对我这种失控执念的理性之人,都会轻易得出相同结论。因此,尽管基于对政府立法机关的尊重,以及我数十年来与国会合作的记录,做出这个决定让我感到痛苦,但在律师建议下,我将行使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

在自由国度应对野火般的新冠疫情,不能采取另一种制度下的方式。福奇医生和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医学同行别无二致,呼吁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接种新冠疫苗。而这个领导美国苦海慈航渡过新冠劫厄的科学家正面临政治迫害,又因为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被威胁起诉“藐视国会”要入狱一年。原来在美国,法律不是挡箭牌,宪法亦然。

反观川普,在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说喝漂白消毒水和紫外线深入照射肛门可以防疫。他在2022年8月10日纽约州总检察长民事欺诈调查的庭前宣誓取证程序,超过400次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却仍受死忠川粉簇拥并二进宫任总统。

还有川普时代才有的政治荒诞,国会两院几乎全票通过的公布爱泼斯坦档案的议案,川普也不得不签署为法律,却动用2000名FBI雇员去大量涂黑档案,这些特工不是去灭罪而是为权势者掩盖罪行,到最后爱泼斯坦档案也没有依法全部公开。但福奇医生的私人日记却无遮无挡地被公开了。

一个医学界泰斗能有什么值得深揭狠批的政治言论呢?无非如下寥寥几段——“总统对这场疫情毫无兴趣。他把精力都放在阻止拜登成为总统上。他让美国蒙羞。然而,却有7200万人投票支持他。这令人难以理解。疯狂已经吞噬了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以上是2020年11月16日大选后没几天的福奇日记。

还有更早的2020年2月,他写道:“我甚至从政治角度对他(川普)说,如果他继续淡化病毒可能在美国传播的风险,那么这对他连任的伤害可能比坦率承认美国可能面临严重问题、甚至股市进一步下跌还要大。至少那样他是诚实的,全国人民也会因此尊重他。”

福奇日记多次提到川普打电话给他,要他淡化疫情。“你必须表现得积极一些”和“表现得更加乐观”。福奇并没有附和川普“所有事情已得到控制”的说法,反而在日记里担忧“让我们看看这是否会让和总统产生矛盾。”

当然会产生,再来看看福奇日记。这些只言片语与政治无涉,完全是真实描述。福奇形容川普:满嘴跑火车、语无伦次(Rambling);疯狂(Crazy);绝望(Desperate) ;蠢笨(Bumbling);无能(Incompetent ); 一个白痴(An idiot) ; 真正的耻辱(A true embarrassment );简直疯了(Totally nuts );如同青春期令人生厌的不良少年(Truly an obnoxious adolescent )。

国会公布这些私人日记人物速写般的片语,对福奇有什么杀伤力吗?对MAGA而言,确实会煽旺他们的愤怒,但对更多民众而言,只会给福奇加分,实在太形象了!那甚至不是福奇近距离观察的感性描述,而是基本事实。

我曾提到川普是从小霸凌别人的不良少年,这话并非转述,而是川普自己对传记作家说的。他还在六岁童年期,隔壁母亲有事走开几步,把一岁幼童留在院子里,母亲片刻即回,却发现川普正隔着栅栏对这个叫丹尼斯·伯纳姆的幼儿扔石头。

川普在学校也是小霸王,二年级时他对音乐老师动手,这也是他自己说的——““我想我大概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因为觉得我的音乐老师什么都不懂,就一拳打了他。我记得他眼睛被打得乌青。我自己都很惊讶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这种事多了去,以致他13岁时被老爸送去军校,倒留下了一张川粉常拿来怒赞川普如何英武的军装照。殊不知那间学校并非真教军事,而是管束调教不良少年的“少管所”(编者注:川普被送去的纽约军事学院是一家私立军事化学校,因多收富家“熊孩子”,被部分媒体和网民讽刺和调侃为“富家子弟的高级少管所”)。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

若说福奇医生日记里有什么自曝其“短”的内容,那就是他不但爱惜羽毛,而且相当在意外界对他的评价——但我们大多数人不都如此吗?何况那只在私密的个人日记里。福奇复印保存了大量赞扬性的媒体报道,记录自己所得到的荣誉,以及哪位名人来电、送花等等,日记里还提到“福奇5个高光时刻(Fauci5)”,即同时登上五大媒体ABC、CBS、NBC、FOX、CNN的晨间新闻节目。这多少有点顾盼自雄,至少是自我陶醉,但和超级自恋的川普相比,那真是小意思。

川普在从政之前的信条就是:宁有负面报道,也不愿无人报道。这句话原始出处最早见于《交易的艺术》“正面宣传当然比负面宣传好,但从商业效果来看,负面宣传有时也比毫无宣传要好。Good publicity is preferable to bad, but from a bottom-line perspective, bad publicity is sometimes better than no publicity at all.”

或赞或骂来者不拘,甚至更享受被别人恨。此信念贯穿了川普从商从政的一生,虽则他两者都不成功,但全世界媒体都在追逐他、坊间都在谈论他,如此个人品牌效应确实无出其右。对于MAGA与华川粉来说,福奇连涉嫌揽镜自赏都属可鄙,而川普却是永远的例外。

福奇算老几?这又回到国会听证会上那句:“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以为你是谁!”在MAGA的认知里,福奇援引百余次宪法第五修正案就是”自证其罪“,川普援引援引四百余次同一修正案,却证明他是被诬陷的。不得不说,川粉真是很奇特的物种。

其实福奇在日记里已嘴下留德,没有直斥川普是骗子。川普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力荐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用于治疗新冠,福奇试图阻止,因为疗效从未被证实。但川普一家三口都染上新冠,他们没有服用羟氯喹,而是接受特别护理。

川普一家子不但打了mRNA疫苗,还打了加强针。但他不像克林顿、奥巴马、拜登在电视镜头前打疫苗,向民众以身作则。只缘MAGA多反智反科学,为了骗取基本盘的选票,宁可遮遮掩掩,继续冒充反疫苗的硬汉。

(此处删去部分内容)

(这次听证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福奇说他对病毒起源的看法。)至今新冠病毒起源全世界科学家都未有定论,更多倾向于“自然起源”,只有CIA有过未有证据的“实验室起源”猜想,CIA自认此评估属于“低信心值”。我不是MAGA,关于这点我不敢妄加判断。

至于那款什么羟氯喹,非但证明无效,连“新冠特效药羟氯喹”假论文都已经被下架撤稿了。最可悲的是被川普(加上班农、红通诈骗犯)忽悠吃此药预防及治疗新冠的几百万美国人。

更可悲的是美国率先推出mRNA新冠疫苗,使mRNA成为现实的基础科学的发明者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暨医学奖。但死于新冠的美国人高达近130万,比起晚一步获得mRNA疫苗的欧洲和加拿大,美国从绝对死亡数字到病患者死亡率都要高得多。这些多出来的枉死者都是死于反智。真是:成也美国,败也美国。

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智时代,不但美国如是,别处也有不同形式的世相。但我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反智主义还在横行,当下国会批斗会就是一种国家级别的精神错乱。由此念及,川普降世真不是偶然的。

希拉里2016年曾说MAGA有一半是“一篮子可悲之人”,她后来为此道歉。我看大可不必,她没错,还说轻了。我改用口语化中文——一箩筐可怜虫!

专访廖振荣:新加坡如何在中美竞争中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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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段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Shou Zi Chew)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听证会上,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一再追问周受资是否拥有中国国籍、是否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关联,而周受资则不断强调,自己是新加坡公民。

科顿看似无知的提问背后,折射出一个基本事实: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这一独特的人口结构也使这个城市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面临比多数国家更为复杂的外交处境。

过去几十年来,新加坡与中国、美国分别建立了怎样的外交关系?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战略竞争,新加坡如何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当今东南亚面临的最紧迫地缘政治挑战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卡特中心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约瑟夫·廖(Joseph Liow),请他解析新加坡的战略平衡之道,以及大国政治的局限。

Alice Liu (以下简称问): 不少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您认同这种判断吗?

廖振荣(Joseph Chinyong Liow,以下简称答): 我认为,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尤其是认为它正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是一种误判。

美国当然面临不少挑战。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国内政治、经济,还是移民等问题——尤其是移民,已经成为本届政府最棘手的议题之一——都需要认真应对。但如果从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些衡量标准来看,我认为很难得出美国正在明显衰落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迎头赶上。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在科技、军事能力、经济等多个领域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但中国不断追赶,并不等同于美国正在衰落。

问: 您曾评价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带有“自我削弱”(self-destructive)的倾向。您为什么会这样评价?

答: 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亚洲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和善意,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许多国家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的盟友或伙伴,与美国在战略目标和地区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相当高程度的共识。

长期以来,美国也一直被视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因此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种更加交易化(transactional)的外交方式,无论面对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都倾向于以交易逻辑处理双边关系。

其实,交易主义并非国际政治中的新鲜事,它一直都是国家间交往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哪些问题,而在于它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是它所关注的问题本身,而是它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推进这些方案的方式。

这些做法往往让盟友感到失望,甚至心生反感,也疏远了一些原本与美国立场接近、并长期支持美国在地区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国家。

问: 您认为,美国政府如今表现出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根源在哪里?是出于政治焦虑,还是其他因素?

答: 提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总统本人。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个人风格,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美国总统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习惯按照直觉作出决策。他毫不掩饰自己作为纽约房地产商人的思维方式,并将这种商业直觉带入几乎所有事务,包括外交政策。

不过,除了总统个人的特殊风格之外,我认为,美国政治精英内部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感。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认为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是错误的。但与此同时,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在几乎所有重要指标上都迅速增强实力的竞争者——也就是中国。正是这种竞争加速推进的态势,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引发了相当明显的焦虑。

过去,美国也曾战胜过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但正如许多人指出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竞争者。苏联主要是在核武器和军事领域与美国抗衡,在经济、科技等其他方面都无法与美国匹敌。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不仅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众多高科技领域,也已经具备与美国最先进技术竞争的能力。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仍低于美国,但过去二三十年间,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

本世纪初,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还不到10%;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7%至18%左右。事实上,如果你还记得,大约七八年前、最多十年前,很多人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5年或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这种情况最终并没有发生,我也认为这并不会轻易发生。但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本身就足以让美国政治精英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问: 您认为冷战是否仍然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参照?还是说,今天的国际局势远比冷战时期复杂?

答: 一提到“冷战”,人们想到的通常都是上世纪美苏之间的那场冷战。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当年的美苏对峙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不是苏联,它所带来的竞争也是一种全新的竞争。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几乎完全割裂,彼此往来十分有限。有时候双方甚至连体育比赛都拒绝参加,比如互相抵制奥运会。

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美两国经济深度交织、相互依存。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强调”脱钩”,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当然,两国政府都在努力推动某些领域的”脱钩”,尤其是在关键技术方面。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去和企业界人士交流,他们都会告诉你,重建一套新的供应链体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困难。

这不仅意味着巨额投资,也伴随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因此,很多企业宁愿选择暂时观望,而不是轻易调整已经运行多年的供应链布局。因此,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相比,是一种复杂得多、也更加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

问: 什么是”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您认为,它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吗?

答: 简单来说,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与一个相对衰落的既有霸权逐渐接近时,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达到最高。

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美关系,并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一理论认为,随着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它最终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和领导地位感到不满足,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主导力量;而美国作为现有霸权,则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双方由此可能陷入冲突,甚至战争。

至于这种情况是否一定会发生,我认为,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出现。因为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严重冲突,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两国,而会波及整个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两国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而且这种沟通不仅应存在于最高领导人之间,也应覆盖政府各个层级。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想象中美之间最终爆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战争。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虽然不能保证和平,却极大提高了战争的代价。因此,当局势升级、紧张加剧时,人们仍然希望理性最终能够占据上风。

问: 您认为,在中美竞争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答: 我认为,第一个挑战,是双方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毫无疑问,中美两国都有许多学者毕生都在研究对方国家。但我更担心的是决策层,也就是政治精英群体。

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党的领导人,他们作出决策都不会脱离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如果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对方国家形成今天立场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就会更容易理解对方为什么会作出某些选择。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当前中美关系中最需要加强的一环。

另一方面,我想谈谈来自新加坡这个小国的视角。我来自新加坡,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国。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最大的担忧就在于,大国竞争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把许多小国卷入其中。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来说,这至少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处境。遗憾的是,大国似乎很少真正理解小国的处境,也很少认真倾听小国的关切。

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人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美竞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它同样深刻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缺乏足够战略回旋空间的小国。

问: 让我们回到新加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新加坡是如何处理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如今,它是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

答: 新加坡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原因很简单,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代价。

我们同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且在经济、安全、人员往来等许多方面都与两国联系紧密,因此,很难想象主动选择站在任何一方。当然,这与被某一个大国逼迫作出选择是两回事。而后者正是新加坡始终努力避免的局面。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的思路是,不断提升自身的战略价值,使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迫使新加坡选边站队并不符合自身利益。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并不会天然拥有大国所看重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值得合作”。如果新加坡能够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都重视的伙伴,那么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愿意为了彼此竞争而损害新加坡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

东南亚各国采取的具体做法或许有所不同,但整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大家都希望同时保持与中国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而不是无论作为东盟整体还是单个国家,都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问: 新加坡具体是如何分别成为中国和美国都需要的合作伙伴?

答: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大量美国跨国企业在东南亚经营,其中不少业务遍及多个东盟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也不断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正逐渐成为本地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很多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都把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长期致力于营造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无论是生活品质、税收制度,还是法治环境,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企业来说,最宝贵的并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可预期性。新加坡努力提供的,正是一个政治稳定、政策连续、法治完善的营商环境,让跨国企业不必担心政策突然发生重大变化。这正是新加坡能够同时为美国和中国利益创造价值的地方。

问: 能否请您回顾一下,新加坡分别与美国、中国建立关系的历史?

答: 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我就不展开细讲了。简单来说,新加坡长期以来与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密切关系。独立以来,我们一直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当时的新加坡领导层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我知道,这一点即使今天在美国仍然充满争议。但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当时更重要的是,希望美国继续作为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参与者,在本地区保持战略存在。

此后,新加坡与美国在经济投资、科技、教育、防务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建立了深厚合作关系。新加坡军队大量采用美国防务技术,虽然并非全部如此,但美国装备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许多最优秀的新加坡学生赴美国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美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成为连接新加坡与美国的重要纽带。至于中国,新中关系则更加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认同。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也是中国之外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因此,许多新加坡人与中国之间天然存在文化上的亲近感。这种文化联系有助于双方交流合作——我们讲同一种语言,庆祝许多相同的传统节日。这些本身都是积极的。

真正复杂的是,当文化认同延伸到政治认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拥有共同的族群背景,有时外界会期待新加坡在政治立场上也应与中国保持完全一致,而这种期待往往会与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国家认同发生冲突。因此,新加坡长期以来始终强调:虽然我们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我们的忠诚首先属于新加坡。

这也是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不仅仅是新加坡需要拿捏分寸,中国同样需要。中国必须意识到,正因为双方拥有深厚的文化纽带,更需要谨慎处理这一议题。这种文化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它能够促进双方互信;处理不好,则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敏感和压力。

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新加坡当时希望向周边国家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前哨”。直到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先后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新加坡才正式与中国建交。马来西亚于1974年同中国建交,印度尼西亚于1990年恢复与中国外交关系,新加坡也是在此之后才正式建立中新外交关系。

问: 谈到中国与东南亚,目前双方最突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答: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南海领土争议。中国与多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并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海洋权益主张。目前,与中国存在直接争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如果把印度尼西亚部分海域争议也计算在内,也有人认为涉及五个国家。围绕海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海底资源,各方至今仍未达成一致。

目前,中国与东盟正在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磋商。这一机制并不是为了裁定各方主权归属,而是希望建立一套规则,管控分歧,防止争端进一步升级,避免演变为严重对立,甚至军事冲突。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湄公河。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都依赖湄公河流域,这条河流不仅关系农业生产,也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由于中国位于湄公河上游,当中国修建水坝、调节水流时,下游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用水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下游国家始终担心,自己会过度依赖上游国家,从而在水资源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近年来,另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

更重要的是,大量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正与当地产业形成直接竞争,尤其是在纺织、消费电子等领域,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都受到明显冲击。大量价格低、质量高的中国商品进入东南亚市场,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当地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增长放缓,对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强,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随之向海外延伸。这种竞争不仅影响企业生存,也会拖累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最终,这些经济问题往往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引发抗议示威、社会不满,甚至影响国内政治。不少东南亚国家近年来都不同程度经历过类似情况。

因此,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一直希望中方能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在扩大出口时适当兼顾当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避免出口那些与本地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的产品。这些都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仍有待妥善解决的重要议题。

从外交政策来看,今天的中国显然比过去更加积极主动,也更加具有进取性。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霸权的大国,也无意成为霸权国家,中国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对自身发展定位的理解。但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一个实力不断增强的大国,而且越来越积极地影响周边乃至全球事务。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战略关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关注周边地区,逐渐延伸到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等更广泛的地区。其他国家也看到,中国正运用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努力推动国际事务朝着符合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正如我在采访开始时提到的,大国往往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理解世界,却未必能够充分理解小国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并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利益时,自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

而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在追求自身合理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过去十多年里,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尤其是在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外交姿态比过去更加积极主动,也更加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

(图片来源:新加坡旅游局网站)

为什么美国要出手稳定疲软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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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时8月2日和3日报道,当日元近期跌至近40年来对美元的最低水平时,美国财政部上周罕见地出手,与日本政府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通过购买日元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在日元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寻求一些帮助”。他还解释说,美国将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也有好处”。

报道称,特朗普强调,通过买入日元支撑日元汇率“首先是友谊的象征”。他表示:“日本对我们一直很好,除了偷袭珍珠港。”

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他表示“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疲软而采取的行动。他还表达了进一步开展协调干预的意愿,称“我们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密切合作”。

贝森特还提到,各国央行可以利用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从美联储筹集美元资金,并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这一机制的规模”。这被视为支持日本获取美元资金以实施追加干预措施的信号。

纽时的报道称,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再次凸显了日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日本金融市场波动可能产生的跨境影响。美日两国拥有深厚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日本投资者持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股票及其他资产,这意味着日本金融市场的任何剧烈波动,都可能迅速传导至美国乃至全球市场。

文章列举了日元走势为何对美国如此重要的几个原因。

紧密的金融联系

在美国加入干预之前,日本政府已动用数百亿美元干预汇市,试图支撑日元,但效果有限。这引发了市场的一项担忧:日本可能不得不出售外汇储备中的部分美国国债,为继续在外汇市场买入日元筹措美元资金。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日本目前持有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如果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债,势必压低债券价格,并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从而增加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由于市场对通胀前景仍存担忧,美债收益率近几周持续攀升。上周,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日元的大幅波动还可能波及韩元等亚洲货币。支持日元也有助于降低其他亚洲经济体因汇率承压而被迫动用美元储备、干预汇市的风险。

“对华盛顿而言,支撑日元是一份成本相对较低的保险,”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驻悉尼经济学家约翰·布罗姆海德(John Bromhead)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这并非今年日本金融市场的动荡第一次引起美国政府关注。今年1月,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可能推高美国借贷成本后,美国财政部便曾考虑对日元进行干预。

关键的贸易伙伴

日元贬值意味着美元相对日元升值,这会提高美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削弱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则可能获得更大的价格优势。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去年美国自日本进口商品约1460亿美元,而对日本出口约820亿美元。

不过,即使美国财政部加入干预,市场仍不确定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日元跌势。投资者普遍认为,日元持续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包括高企的债务水平以及政府持续推进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居于首位。

日本财政面临的压力仍在增加。随着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寻求帮助企业和家庭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政府借贷规模持续扩大,而融资成本也在同步攀升。与此同时,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供应受扰,能源价格上涨,也加剧了市场对于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进而拖累日元的担忧。

联动的金融市场

随着通胀回升,日本央行今年6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创下31年来最高水平。过去多年,日本央行一直通过大规模购买国债,将利率维持在超低甚至负利率水平,以刺激经济增长,如今则开始缓慢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只要日本利率仍明显低于美国,日元面临的贬值压力就难以消除。目前,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之间。虽然今年以来美联储尚未调整利率,但官员们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分歧正在加大,市场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也有所升温,这可能继续扩大美日之间的利差。

上周,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市场普遍预计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然而,日本利率上升也可能反过来削弱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因为更高的收益率将促使部分投资者增加对日本资产的配置,从而减少对美国资产的投资。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日本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不仅包括美国国债,还包括近1.2万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和超过300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

命运紧密相连

美元无疑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在全球近90%的外汇交易中都处于交易的一方。而日元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日元是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交易货币,其交易份额明显高于英镑、瑞士法郎和人民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Satsuki Katayama)均表示,如有必要,两国未来可能继续采取行动支撑日元。周一,美元兑日元汇率报157,创下5月初以来新高。

“日本财务省正保持高度警惕,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片山皋月在声明中表示,“如有必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再次采取联合干预行动。”

另据参考消息报道,此次是日美15年来首次协调干预日元汇率,上一次联手行动还是为应对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日元升值。如果具体到联手买入日元遏止日元贬值,则是28年来的首次,上一次共同买入日元还要追溯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吴瑛与蒋濛:一个国家,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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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瑛满怀悲愤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家人正在通过法律途径为她索取正义和公正。蒋濛现在是被告方的最高领导,上任就碰上学校上下对校方的不信任。希望他能妥善处理此事,继续为自己非同凡响的成功之书添加新的篇章。美国州(和联邦)司法部门最后的判决也将是个这个法制国家是不是有法和守法提供一个新的脚注。

近一年来,两个与美国西北大学有关的华人的不同境遇受到美籍华人的普遍关注。

一位是华裔终身教授吴瑛(Jane Y. Wu)。她是神经生物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数十年,却在“中国行动计划”阴影下遭遇长期调查、实验室关闭、强制精神病收治以及职业生涯崩塌,最终不幸自杀身亡。目前其家属对西北大学和西北纪念医院提起的诉讼已经进入证据开示阶段,大部分核心指控获得法院支持继续审理。

另一位则是蒋濛(Mung Chiang)。这位出生于天津、成长于香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渡大学取得巨大成功后,于2026年7月成为西北大学第18任校长,也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亚裔校长。

同样是华人,同样在美国最高水平的学术体系中奋斗,两人的人生轨迹却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反差,不仅揭示了美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复杂性,也折射出中美关系深层变化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一个美国梦成功者,一个美国梦受害者

如果只看蒋濛的经历,人们会看到美国高等教育最令人钦佩的一面。从中国天津到香港,再到斯坦福大学,从年轻教授到普林斯顿讲席教授,再到普渡大学校长和西北大学校长,蒋濛的职业生涯几乎是美国精英教育体系“择优录取、开放竞争”的最佳案例。

他的成功证明美国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流动性。对于具备能力的人而言,无论出生何地、种族如何,都有可能进入社会顶层。这种开放性正是美国长期吸引世界人才的重要原因。

但吴瑛的遭遇又让人看到另一面。作为长期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终身教授,她最终被证明没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结果确认其清白。可是在此之前,她已经承受了多年压力,实验室被关闭、科研事业被中断、个人健康严重恶化,甚至被校方强行押送至精神病院。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瑛也是美国梦的实现者。但她后来又成为美国政治环境变化的受害者。这说明美国并非一个只有机会、没有风险的社会。

吴瑛事件揭示了中美关系的新现实

吴瑛事件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仅在于个人悲剧。更在于它反映出近年来中美关系性质发生的重要变化。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总体上以合作为主。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到欢迎;美国大学积极与中国开展合作;华人学者被视为连接两国的重要桥梁;拥有中美双重学术背景常常是一种优势。

然而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上升。“中国行动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虽然美国政府在2022年终止了该计划,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吴瑛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是当两个大国从“合作关系”逐步转向“竞争关系”时,夹在中间的跨国学者与移民群体,往往首先承受压力。他们既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地缘政治时代最大的受害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吴瑛因其与中国科研部门的关系受到调查的时候,蒋濛从普渡大学请长假到美国国务院出任国务卿蓬皮奥的科技顾问。他是美国对华施行高科技封锁的主要智囊之一。

华人身份既是优势,也可能成为负担

吴瑛和蒋濛都拥有华裔背景。但两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华裔身份本身既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所处环境和历史阶段。蒋濛成长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希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而吴瑛遭遇调查时,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战略竞争时代。

同样的华裔背景,在不同时代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对美籍华人而言是一个重要提醒:不能简单地把自身定位为“局外人”。当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完全置身事外。

美国大学的伟大与脆弱

吴瑛与蒋濛的故事,也折射出美国大学体系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大学确实是世界最开放的科研体系之一。蒋濛能够成为西北大学校长,本身就证明美国顶尖大学愿意让来自移民背景的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蒋濛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遴选委员会是不是考虑他的出任可以让西北大学挽回因吴瑛事件带来的名誉损失我们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吴瑛事件又暴露出大学制度的脆弱性。许多人原本以为终身教职能够保护学者,学术自由不会受到外部政治影响,大学能够独立于政治压力之外。但诉讼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终身教职制度本身。西北大学律师甚至主张教师手册中关于终身教职和学术自由的内容不构成可执行的合同权利,这一立场已经引发校内广泛争议。这说明再完善的制度,也需要持续维护。否则制度本身可能逐渐失去原有功能。

美国教育体制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尽管吴瑛事件令人遗憾,但如果从更宏观角度看,美国教育体系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首先是人才选拔机制。蒋濛从留学生成长为美国顶尖大学校长,本质上说明美国高校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能力和学术成就作为评价标准。

其次是创新生态。蒋濛不仅是教授,也是创业者,还参与政府科技咨询工作。这种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流动机制,是美国科技创新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尽管存在争议和缺陷,但吴瑛案件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并持续受到媒体、教授协会和社会组织关注,本身说明美国社会仍保留着制度纠错和公开监督机制。

给美籍华人的启示

吴瑛与蒋濛的人生轨迹共同说明美国既不是一个彻底排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完全超越政治和身份因素的国家。它既能够让一位华裔移民成为顶尖大学校长,也可能让另一位华裔终身教授在政治气候变化中承受巨大压力。

对于广大美籍华人而言,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有三点:第一,保持专业卓越始终是立身之本。第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而不是只专注于个人成功。第三,在中美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下,努力成为两国沟通的桥梁,而不是被迫成为对立的一部分。

结语

吴瑛和蒋濛,一个代表美国高等教育最令人敬佩的开放性,一个代表地缘政治时代最令人不安的脆弱性。他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个案。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的一幅真实图景,即这里依然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开放的教育体系和向上流动机会;但与此同时,也正在经历战略竞争、身份政治和制度信任危机带来的冲击。

对于所有关注中美关系的人来说,两人的经历传递出的或许是同一个信息,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仅将决定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数百万海外华人的命运与处境。

吴瑛满怀悲愤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家人正在通过法律途径为她索取正义和公正。蒋濛现在是被告方的最高领导,上任就碰上学校上下对校方的不信任。希望他能妥善处理此事,继续为自己非同凡响的成功之书添加新的篇章。美国州(和联邦)司法部门最后的判决也将是个这个法制国家是不是有法和守法提供一个新的脚注。

编辑说明:本文是本站记者乔桥借助Copilot的帮助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俄乌战争刺激了乌克兰军工的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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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对乌克兰军工的刺激作用极其显著,可以说是二战后最典型的“战争推动军工现代化”案例之一。

乌克兰人口相对较少、兵员资源有限,是乌克兰大力发展无人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前,乌克兰人口约4000多万;经过多年战争、难民外流和人口下降,实际可动员的人口资源受到明显影响。

与此同时,乌克兰需要长期维持大量部队,而每一名训练有素士兵的培养都需要时间和成本。因此,乌军越来越强调用机器替代人,用无人系统承担高风险任务。

无人机产业实现爆炸式发展,是乌克兰军工最大的成功。

战争初期,乌克兰几乎没有成熟的大规模无人机工业,如今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产品包括FPV自杀无人机、远程攻击无人机、海上无人艇、拦截无人机、AI辅助自主攻击系统和光纤制导无人机(抗电子干扰) 等。

目前已有160多家企业参与无人机生产,年生产能力达到数百万架,成为世界最大的战时无人机制造体系之一。美国国防部甚至公开表示,美国短期内仍难达到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产能。

战争也刺激了乌克兰导弹工业等重新崛起。战争前乌克兰继承苏联部分导弹技术,但生产能力有限。 战争期间,乌克兰重新发展巡航导弹、远程攻击无人机、新型弹道导弹计划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目前乌军远程攻击能力已经能够深入俄罗斯腹地1000—2000公里以上,对炼油厂、军火库、机场实施打击。

由于俄罗斯黑海舰队占据绝对优势,乌克兰采取了:”没有舰队,就发展无人舰队,于是出现无人快艇、自杀艇和海空协同无人平台。这种模式的成本只有传统军舰几十分之一,却成功迫使俄罗斯黑海舰队大量后撤。这是现代海战的一次重大创新。

战争还刺激了乌克兰电子战能力的快速成长。电子战争每天都在进行,包括GPS干扰、通信干扰、反无人机系统和网络战。双方不断升级,形成了世界最先进的电子战”实验室”。很多产品的研发周期只有几个月,立即投入战场,再根据反馈升级。这种速度远快于和平时期。

乌克兰大量IT人才进入军工,刺激了软件和AI军工的快速发展,例如AI识别目标、自动规划航线、战场数据融合、无人机集群控制和数字化指挥系统 。乌克兰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军事软件开发中心之一。

战争还改变了军工研发模式。过去的模式是实验室 → 试验 → 军队采购,现在变成前线提出需求 → 企业一两周内改进 → 士兵立即测试 → 再改进,形成一种”战场即时研发”模式。很多西方国家都派人到乌克兰研究这种模式。

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乌克兰的军事工业。欧洲越来越把乌克兰看成未来欧洲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联合生产、技术合作、资金投入和建设工厂。乌克兰正逐渐融入欧洲防务工业体系。

2026年7月,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并推进相关生产合作)的许可,这是一个重要政策变化。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2026年底具备生产美国爱国者导弹的技术能力

RTX(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已经开始谈判在乌克兰量产导弹。RTX负责系统及GEM-T拦截弹,洛克希德·马丁负责PAC-3 MSE拦截弹。 两家公司都已确认,正在与美国政府和乌克兰研究授权生产、联合生产和供应链合作方案,但强调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战争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工门类都同步崛起。乌克兰目前仍严重依赖西方提供防空导弹(如”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高端战斗机、大口径炮弹、坦克和部分装甲车辆、航空发动机和部分高端芯片等。

如果战争最终结束,乌克兰军工很可能不会回到战前水平,而是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重要军工中心。其优势未必在传统坦克或大型战舰,而是在无人作战、电子战、人工智能和低成本精确打击等领域。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影响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建军思路,也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未来战争中军工研发、生产和采购的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自主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少乌克兰政界人士和学者认为,1994年放弃核武器后,所获得的安全保障未能阻止后来发生的战争,因此有人提出重新讨论核威慑问题。

乌克兰并非一个完全没有核工业基础的国家。

前苏联时期,乌克兰拥有大型核电工业(目前仍有多座核电站)、核物理研究机构、导弹设计能力(如南方设计局、南方机械制造厂曾参与洲际导弹研发)和丰富的铀矿资源。

此外,1991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境内一度部署有约1700枚战略核弹头和大量战术核武器,当时是世界第三大核武库所在地。不过,这些核弹头的控制权和发射密码掌握在俄罗斯手中,乌克兰随后根据《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等安排,于1990年代中期完成无核化。

因此,从工业和科研基础来看,乌克兰并非零起点。不过,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启动核武器计划,也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其正在秘密制造核武器。

如果只看技术能力,乌克兰拥有一定基础,长期来看具备发展核武器的潜力。但如果综合考虑国际支持、战争环境、国际法和战略后果,短期内(未来数年)乌克兰正式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如果未来出现极端情形,例如西方安全承诺彻底瓦解,战争长期僵持且外部援助大幅减少,国际核不扩散秩序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乌克兰重新评估核选项的可能性会有所上升。

乌克兰军工产品的出口前景非常乐观,而且很可能成为战后乌克兰最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前,出口仍将受到本国国防需求的严格限制。

在2014年以前,乌克兰长期位居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国之列,

如今,乌克兰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是各类无人机,这是未来最大的出口项目。这些产品具有几个优势:价格低、战场验证充分、更新速度快和操作简单,许多国家都希望采购乌克兰无人机技术。

其次是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艇。乌克兰率先将无人艇大规模用于实战,例如:自杀无人艇、侦察无人艇和电子战无人艇。未来沿海国家都会关注这类装备。

现代战争已经证明,反无人机能力几乎和无人机同样重要。乌克兰积累了大量经验,包括:无线电干扰、光学识别、AI识别和综合防御系统,这些系统未来市场需求很大。

很多国家感兴趣的乌克兰军工产品不只是硬件,还包括:战场管理系统、AI目标识别、无人机集群控制、指挥系统和后勤软件等。未来软件出口甚至可能比硬件利润更高。

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几乎暂停了武器出口,把产能优先用于本国军队。2026年乌克兰政府开始逐步放宽限制,准备建立受监管的武器出口制度,并强调只有在满足乌军需求的前提下,允许出口剩余产能,同时鼓励与盟国开展联合生产。

2026年7月,乌克兰正式实施新的战时军品出口管理机制,对可出口国家、可出口产品和技术实行严格审批,并规定部分出口收入将用于支持本国国防工业发展。

许多国家关注的不是传统重装备,而是经过高强度实战检验的无人系统和反无人机技术。

无人机尚未彻底颠覆现代战争,但它已经成为继坦克、飞机、导弹之后最具革命性的军事技术之一。 它改变了战场感知、打击方式、军工生产和战术组织,并正在推动各国重新思考未来战争的建军模式和装备体系。

美国进口乌克兰无人机的这一趋势已经进入到”开始合作和测试”阶段,并非直接购买乌克兰无人机,而是引进乌克兰的设计和作战经验,在美国本土联合生产,让乌克兰无人机参加美军测试和未来采购竞争。

美国国防部公开承认美国目前在低成本战术无人机方面,已经落后于乌克兰。

根据近期的媒体报道,乌克兰2026年预计生产 600万—700万架 FPV攻击无人机,平均每月约50万架,而美国国防部”Drone Dominance(无人机优势)”计划,到2027年初累计采购量还不到20万架。

因此,美国希望学习乌克兰的快速研发模式、低成本制造能力和战场快速迭代能力。

2026年7月,美乌达成突破性协议。协议的重要内容包括乌克兰陆上、空中、海上无人系统可以出口到美国,供五角大楼测试和评估,为未来美军采购建立正式渠道。 美国已经把乌克兰视为重要的无人系统技术来源,而不仅仅是武器接受国。

已有6家乌克兰无人机公司获准向美国出口约100架无人机,用于五角大楼”Drone Dominance”计划的测试与评估。虽然数量不大,但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军事思维的一次重要调整。过去,美国一直是先进武器的输出国。如今却出现一种少见的情况:美国主动学习一个正在战争中的国家。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向以色列学习城市作战、导弹防御经验有相似之处。

从战略角度看,这意味着乌克兰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它不仅是西方武器的使用者,也正在成为西方无人作战技术的重要创新中心。这一变化对未来美国和北约的建军模式可能具有长期影响。Top of Form

鸠山由纪夫:在“友爱主权”的基础上构建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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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东亚各国之间能友爱相通,东亚共同体终将实现。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其一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正如我刚才所说,日本应当履行无限责任;其二则是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

[编者按:本文是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的主旨发言。该论坛由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和晨曦基金(The Chancy Foundation)会共同主办,于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举行。鸠山首相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为构建东亚共同体付出的努力和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所面临的巨大障碍。作为前首相,他对现任首相直言不讳的批评也给与会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提出的理念也正是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毕生追求的理想。本文由Gemini翻译成中文,编辑做了润色。】

今天,我谨对卡特中心与晨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东亚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在早稻田大学盛大开幕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卡特总统是一位热爱和平、重视人权的大总统,但他在1982年创立卡特中心之后的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在美古关系恶化之后,他是首位以美国前总统身份于2002年访问古巴并与卡斯特罗主席举行会谈的人。由于这些卓越贡献,他于200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等同于卡特中心荣获了该奖项。

此外,早稻田大学在其创办初期,我的曾祖父和夫曾担任过校长,这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缘分。和夫的长子鸠山一郎,其政治理念正是源自理查德·库登霍夫-卡莱吉伯爵(Count 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的“友爱”哲学。卡莱吉伯爵于1947年创立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古老的组织——“泛欧洲联合”。伯爵的泛欧洲主义在二战后孕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历经坎坷,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欧盟,使整个欧洲在事实上成为了“不战共同体”。我希望效仿这一模式,以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为中心,构建“东亚共同体”,使东亚成为不再发生战争的不战共同体。

有人批评说,欧洲各国的国土规模、经济实力、政治体制、民族和宗教等条件相对均衡,因此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而东亚国家规模与经济实力悬殊,政治体制各异,民族和宗教也大相径庭,因此这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我相信东方有着“以和为贵”的思想,既然欧洲能够做到,东方就没有理由做不到。习近平主席也曾指出,不仅是东方,整个世界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友爱的精神所在。

我将“友爱”定位为国家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扶助”,并提出了“友爱的主权”这一理念,即履行“共生”——亦即“为了共同生存而承担责任”。我本人创立了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屡次访问中国、韩国等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殖民统治表达道歉,并持续开展和解活动。因为战败国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例如不能因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就由战败国单方面声称问题已经解决。我认为,在遭受侵略的中国和遭受殖民统治的韩国等国主动表示“不再追究责任”之前,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反省与道歉的心态。我相信,唯有当他们产生这样的心境时,东亚共同体构想才能迎来实质性的推进。因为我坚信,对过去承担责任的伦理,才是构建民主主义未来的基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世界许多领导人之间所缺乏的,恰恰正是对“友爱的主权”的践行。

主权国家固然有保护本国国民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在行使该主权时,也理应负有“不无端伤害他国国民尊严”的责任。“友爱的主权”正是一种试图同时承担这两项责任的态度。具体而言:

  • 在思考本国安全保障时,亦要顾及周边国家的顾虑与历史经验。
  • 在追求经济利益时,绝不忽视他国的贫困与环境负担。
  • 不单靠同盟或军事力量平衡来谈论和平,而是建立让整个地区“共同生存”的机制。

我想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称为“友爱的主权”。近代主权国家建立在“本国事务由本国决定”、“不受他国干涉”这一大原则之上。从历史来看,这在防止国内专制、促进国民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气候变化、传染病、巨大的贫富差距、战争以及难民问题等,积攒了大量仅靠单一主权国家无法解决的课题。尽管如此,如果各国仍高举“本国优先”相互竞争主权,整个地球的可持续性将会丧失。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主权本身的内涵。从“用于排斥他国的主权”,转变为“用于实现共生与友爱的主权”。这就是我所说的“友爱的主权”。

话说到这里,纵观全球,以主权之名施行的暴力正在各地发生。在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感到威胁,以“主权”之名主张本国的安全保障与势力范围,从而采取了军事入侵。而支援乌克兰的西方各国,也高举“国家主权”与“维护国际秩序”的旗帜持续提供军事援助。在此,双方都在主张“主权”与“正义”。这正是排中律(非黑即白)的体现。然而,其结果却是无数生命的消逝,人们的生活毁于一旦。面对这一现实,我认为我们被赋予了一道考题:究竟该如何重新思考“主权”?

关于这一主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曾严厉批评道:“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独立国家,即使过了80年依然被美国占领,北约各国亦是如此。”他指出日本和北约诸国算不上独立国家。再过19年,日本就将迎来战后100周年。难道在战后100年之际,以冲绳为首的许多日本领土上依然要存在美军基地吗?日本的飞机至今无法在自己首都的上空自由飞行。这样的国家,别说是“友爱的主权”了,真的能被称为具有真正主权的独立国家吗?

此外,关于美国攻击伊朗一事,萨克斯教授也表示:“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声称伊朗是攻击者。这简直是黑白颠倒。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对占领自己国家的势力说出真相。”事实正如他所言。正如大家从高市首相访美时所看到的那样,日本政府至今不仅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反而声称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发表了仿佛过错全在伊朗的言论。

我曾于2011年访问伊朗,当时的内贾德总统表示,伊朗与日本一样,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但由于美国不相信这一点,他当时表达了想要中断谈判的想法。我记得当时我劝说道,日本过去也因为美国难以置信而花费了很长时间,希望伊朗一定要保持耐心、继续努力。此后,伊朗确实坚持了谈判,并于2015年与伊核问题六国(P5+1)达成《全面协议》(JCPOA),当时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之后,直至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之前,伊朗一直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其教义本身就是禁止持有核武器的。因此,“存在迫在眉睫的核威胁”这一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以核武器为由攻击伊朗的正当性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攻击中暗杀了本就禁止核武器的哈梅内伊领袖,这难道不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重大失策吗?

6月17日,伊朗与美国签署了旨在全线停火与缓解紧张局势的谅解备忘录,规定设立60天的谈判期限就核问题等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原本也预定在7月中旬实现,但如今两国已再次陷入空袭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伊朗重新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主张征收高额通行费放行船只。目前双方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我祈祷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沦为废纸。

从“友爱的主权”视角来看,主权不应站在追求“本国完全胜利”的排中律立场,而应站在寻求“为了共同生存而妥协与和解”的容中律立场来行使。如果没有将对方国民的尊严也纳入考量的安全保障思维,战争就无法停止。从友爱的主权的视角来看,主权绝非“屈服对方的权利”,而是“为了与对方共同生存而克己自律的责任”。如果不拿出“我方亦有大义,但即便如此,仍愿退后一步”的决定勇气,暴力就难以止息。虽然让战争当事国浸润友爱之心看似极其困难,但理解友爱主权的调停者,必须向战争当事国阐明“与对方共同生存”的重要性。原本这一角色应由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友好关系的日本来承担,但在追随美国的高政权统治下,这已无从奢望。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权究竟应当基于何种价值观来行使?是将“主权在民”局限于本国优先的“国民统治国家的权利”?还是将其升华扩展为“国民之间、进而与他国国民共同生存的责任”?我想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称为“友爱的主权”。

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争,宣告了局部战争影响全球的时代的到来。其结果是,许多国家正在快速增加军事预算。现任日本政府也以“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为借口,将原本占GDP约1%的防卫费提高到了2%,甚至令人担忧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增至3%以上。

然而,威胁 = 能力 × 意图。如果我们单方面提升军事能力,对方自然也会提升能力,结果反而可能导致对方带来的威胁进一步加剧。关键在于削减对方攻击我方的“意图”。为此,需要通过对话等方式努力建立与对方的信任关系。政府间对话固然好,民间交流也同样重要。相互尊重、承认彼此差异并加深理解,在必要时互补互助。只要友爱之心相通,就无需徒然提升军事力量。

若东亚各国之间能友爱相通,东亚共同体终将实现。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其一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正如我刚才所说,日本应当履行无限责任;其二则是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高市首相发表了被解读为“台湾有事之际,日本将与美国合作支援台湾并与中国交战”的言论,触怒了中国。这一言论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时的约定大相径庭,只要高市首相不撤回该言论,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就绝无可能实现。

照此下去,世界恐将因主权的碰撞而无法消除战争,我也深切担忧东亚共同体会因日本的自私自利而悬在半空。

我们是要继续固守“只要能守住本国就好”这种排他性的主权思维?还是敢于迈出一步,迈向在保护本国的同时也守护他国国民尊严的更高层次的主权?我认为,当下这个世界正迫使我们每一个人做出这一决断。

然而,我绝不放弃。我希望借此契机,将“友爱的主权”推广至全世界,愿整个世界都能成为“不战共同体”;同时也希望东亚共同体能够与欧美的各位携手合作,共同迈向“世界共同体”之路。聚集在卡特中心和平论坛的各位,为了履行对世界民主与和平未来的责任,让我们携手同行吧!

2013年1月鸠山由纪夫参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题字

鸠山由纪夫简历

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1947年—,日本第93任首相(2009—2010年在任),也是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首位首相。出身于政治世家(其祖父鸠山一郎亦曾任日本首相),毕业于东京大学,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他在政治上高举“友爱”哲学,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主张摆脱过度的“对美追随”,推动日本走向更加重视亚洲的多元外交政策。

在中日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与姿态

  1. 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确立重视亚洲的外交主线: 执政期间,鸠山打破以往自民党政权“日美同盟唯一”的单一框架,主张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构建深化经济与人文合作的“东亚共同体”,力求实现区域合作与和平共处。
  2. 直面历史责任,勇于反省与道歉: 卸任首相后,鸠山依然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与民间交流。他主张日本对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承担“无限责任”,并多次访问中国:
    •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3年专程前往祭奠默哀,公开表达深刻反省与歉意;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多次参访并对受害者致歉,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
  3. 深化交流,促进两国民间与学术合作: 创办“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理事长,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开展学术研讨、民间对话与和平倡议,在促进中日民间互信、化解矛盾、推动两国关系回暖与健康发展方面作出了持久且重要的贡献。

专访傅瑞珍:从全球南方到外太空,美中竞争的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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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通过发展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投资,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在美国削减部分对外发展援助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些举措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中国是否能够完全填补美国影响力收缩后留下的空间,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中两国正在加速进入一场被许多人称为“新太空竞赛”的竞争阶段。随着月球资源开发、卫星网络建设以及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外太空治理、资源利用和军事化风险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议题。

傅瑞珍(Carla Freeman)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国际事务高级讲师兼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全球战略竞争。在本次采访中,她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扩展、美中关系演变以及太空领域的新竞争趋势分享了她的观察。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您成长于外交官家庭。这种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职业选择,并促使您关注中国?

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以下简称 答):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女儿,这段成长经历无疑对我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我最初并没有刻意规划走上外交和国际研究这条道路。

年轻时,我其实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后来这条道路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于是我转向了国际政治研究。在接近20岁的时候,我随家人搬到了北京,并开始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那是1981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此前,我曾在印度和台湾生活过,因此亚洲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在那个时间点来到中国,仍然令人感到无比兴奋,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推进改革开放。

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开放和发展的氛围。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也带来了新的交流机会。中国社会对美国人普遍抱有友好和开放的态度,这种环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一段令人着迷的经历。与此同时,对中文的系统学习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任何学习过中文的人都会理解其中的魅力:刚开始接触时,你可能觉得它的语法相对直接,但随着深入学习,你会逐渐发现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正是中文学习推动我进一步了解中国,也开启了之后的职业道路。直到今天,我面对中国时仍然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因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令人难以想象。

问:您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与如今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一代相比,您最初关注中国时的时代背景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答: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我亲眼见证了研究者认识和理解中国方式的变化,也看到了不同世代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差异。在我职业生涯早期,中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甚至带有某种“拓荒”的色彩。当时,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接触机会。很多人认为,即使不会一辈子生活在中国,也至少可以在那里工作多年,建立专业经验、人际网络,甚至尝试创业。那个时期,中国提供了大量发展空间,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人际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

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走向制度化。外国人在中国创业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机会不像过去那么开放,但仍然有大量人员在中美之间学习、工作和交流。近年来,这种情况又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一些硕士生经常提醒我,当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开始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时,他们还只是中学生。这一代年轻研究者看待中国的方式,与上一代存在明显差异。

他们依然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也希望深入理解中国,但他们同时将中国视为美国必须面对的重要竞争者,并认为在一些领域中国仍然可能是合作伙伴。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无法忽视的重要国际参与者。这一代人通常拥有非常出色的中文能力,但他们未必像早期中国问题专家那样,有长期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历。这也是研究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问:您曾长期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和政治参与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重要经济伙伴。同时,在安全领域,中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国家,中国不仅是经济合作伙伴,也是安全合作伙伴,甚至是武器供应方和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来,双方经济联系持续扩大。例如,中国与东盟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机制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不过,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利益不断扩大,北京也越来越重视如何保护自身投资、贸易通道以及海外资产。这意味着安全因素在中国对东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此外,中国也关注一些跨境问题,例如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可能对中国国内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也面临复杂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它们希望继续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担心自身经济过度依赖中国资本。同时,在安全领域,它们需要在与中国合作和维护自身战略自主之间寻找平衡。

这种复杂性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沿海国家,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议,但与此同时,它们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在经济利益、安全关切和主权诉求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随着近年来美中竞争加剧,这种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对于中国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如何处理与两个大国的关系,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挑战。

问:您刚才提到了南海问题。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导致东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不同立场。东盟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地区安全意味着什么?

:东盟内部存在分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长期以来,成员国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就存在不同看法。柬埔寨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近年来,中国与柬埔寨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同时双方军事合作也不断深化。例如,中国参与了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相关设施建设,中国军舰也曾在那里停靠。这使得柬埔寨在一些南海问题讨论中经常被认为与中国立场较为接近。这也是为什么东盟在推动统一立场方面面临困难。由于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东盟很难在涉及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

目前,东盟与中国仍在推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之一,希望推动相关谈判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也是与中国海洋争议最为突出的国家。考虑到当前地区摩擦不断,东盟与中国是否能够达成一份真正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协议,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分歧,它们也在努力维持经济合作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

主权问题涉及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任何涉及妥协的行动都会非常困难。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存在海洋争端,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在持续深化。这种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存的状态,本身就是当代亚洲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问:随着美国减少部分国际发展投入,许多人认为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您认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主导的机制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主导的发展机构有何不同?

答: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深化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而是有着长期历史基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开始发展与亚非国家的政治联系。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合作,则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江泽民时期鼓励企业、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走出去”的战略。如果讨论美国发展援助减少所带来的影响,需要认识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特别是自2000年代以来,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种合作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中国进入了一些美国发展融资机构由于风险考虑而较少涉足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关注非洲的战略价值。而中国过去多年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网络,如今正在转化为重要的战略优势。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深化与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过,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密切贸易和投资关系,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但相比非洲,中国并没有在拉美采取一种覆盖整个区域的全面战略。

在公共卫生等发展领域,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减少援助后留下的空间,目前仍然存在疑问。虽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和相关支持有所增加,但中国并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那样、长期向大量国家提供援助资金的制度体系。这其中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结合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模式。

随着美国在一些领域收缩,我们确实看到其他国家对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国际机制兴趣增加。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断扩大成员规模,目前已经吸引众多国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具有吸引力,成员范围持续扩大。这些变化反映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调整。许多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合作平台,以应对全球治理中的变化。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机制也值得关注。中国正在通过建立和参与新的国际机构,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这既与中美竞争有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利益全球化之后,对海外安全和稳定环境的现实需求。

问:我们将话题转向东北亚。朝鲜和俄罗斯都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朝鲜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而俄罗斯也因战争承受巨大压力。您如何看待中俄朝三边关系未来的发展?

答: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化最明显的是俄朝关系。两国合作迅速深化,达到近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复杂局面。作为朝鲜长期以来的重要伙伴和邻国,中国一直希望保持对朝鲜事务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北京并不一定乐见俄罗斯与朝鲜在多个领域迅速加强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也非常不希望外界将中俄朝描述为一个类似“战略同盟集团”的存在。这样的叙事可能促使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加强协调,将三国视为共同挑战。

从中国角度来看,俄朝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复杂性。一方面,北京希望地区保持稳定,也不反对朝鲜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并不希望俄朝合作进一步演变为长期、制度化的军事联盟。

目前,俄朝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合作。俄罗斯需要朝鲜提供军事支持,而朝鲜则从俄罗斯获得经济收益和外交支持。据报道,朝鲜近年来经济表现有所改善,其中部分与对俄军事合作以及劳务输出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经济已经实现全面复苏。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可控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个新的地区性集团形成。因此,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密切关注俄朝关系的发展,并希望维持当前局面,而不是看到三方关系进一步走向对抗性的战略联盟。

问:您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重点研究中国与外太空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太空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处于什么位置?

答: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常被称为“新太空竞赛”的美中竞争。

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民用和军事航天项目,并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例如,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今年5月,中国航天员也开始执行中国空间站长期驻留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合作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计划,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区域开展长期科学探索。该地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里可能存在水冰资源,而水资源对于未来深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包括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参与者已经加入这一合作框架。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推进“阿耳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并通过《阿耳忒弥斯协定》推动更多国家参与月球探索和资源利用。这只是美中太空竞争的一部分。中国还在发展与太空相关的军事能力,并建设了规模庞大的卫星网络。目前,许多国家正在使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在部分功能上具有与GPS不同的技术优势。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占据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如今,美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它不再是唯一具有强大航天能力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其在太空领域的重要竞争者,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不过,这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太空竞争并不意味着所有关系都必须走向对抗。人类仍然有巨大的科学探索空间,也存在许多合作可能。目前,由于美国长期限制NASA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法律框架(即《沃尔夫修正案》),双方在太空合作方面面临较大限制。但未来,如果双方能够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有限合作,这将符合双方以及全人类的利益。

问:谈到合作,《沃尔夫修正案》严格限制NASA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您认为未来美中在太空领域是否仍存在合作空间?这种合作可能带来哪些收益?

答:我认为太空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科学研究本身具有国际合作属性。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共同面对问题,往往能够产生更多创新成果。从科学界角度来看,许多人都希望扩大太空合作,而这种合作也是维护太空环境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外太空和平利用的重要原则。虽然今天太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截至目前,人类仍避免在轨道空间部署攻击性武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冷战时期美苏第一次太空竞争阶段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即和平、可持续地利用太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太空力量,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大量共同利益。太空蕴含着巨大的探索潜力,也提供了促进人类发展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太空环境非常脆弱。如果缺乏有效的轨道管理,一次碰撞可能产生大量太空碎片,并引发长期影响。如果未来太空军事化进一步升级,不仅可能破坏太空环境,也可能增加更广泛安全危机的风险。因此,美中两国如何建立沟通机制,就太空活动规则和风险管理展开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太空经常被称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进入太空探索领域,这一理念将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如何维护太空和平?

答:关于外太空是否仍应被视为“全球公域”,目前存在广泛讨论。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曾提出,太空不应被简单定义为全球公域。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将太空完全视为公共领域,可能会限制国家和企业进行商业开发和资源利用。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商业航天发展。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承认美国企业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其获取的太空资源权益。这体现了美国推动商业化利用太空的政策方向。但与此同时,《外层空间条约》仍然强调,外太空属于全人类探索和利用的领域,应服务于全人类利益。

如今,新的挑战在于:过去人类主要讨论太空探索,而现在一些国家和企业已经具备开发月球资源的技术能力。这使得资源利用、实际控制以及活动边界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阿耳忒弥斯协定》和“国际月球科研站”都强调其活动符合《外层空间条约》的原则,但双方对于如何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存在不同理解。

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阿耳忒弥斯协定》中提出的“安全区”(Safety Zones)概念。支持者认为,这些区域只是为了避免不同活动之间产生干扰,保护科学研究和投资安全;但批评者担心,这可能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空间控制,甚至形成类似领土占有的效果。

如果未来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可能会偏离外太空作为全球公域的基本理念。因此,月球可能成为检验国际社会能否有效管理外太空资源利用的第一个重要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也开始更多使用“全球公域”这一概念。不过,在中国政策语境中,这一概念往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等理念联系在一起。

未来,这些不同理念如何影响太空治理规则,将是国际社会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东乡和彦:东北亚大国关系和亚太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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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日本前驻荷兰大使东乡何彦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的主旨发言。该论坛由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和晨曦基金(The Chancy Foundation)会共同主办,于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举行。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到会发表了讲话。东乡大使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变迁和当今日本面临的挑战。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先有国家利益,才有安全保障;而不是先有安全保障,才有国家利益。”点击【这里】下载论坛的议程。

尊敬的美国卡特中心高级顾问刘亚伟先生、各位来宾:

今天能够受邀在卡特中心和诚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作主旨发言演,我深感荣幸,并由衷表示感谢。下面我想直接进入主题。

当前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及其周边国家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如何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发展?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处理与这一地区“看不见的巨象”——美国–的关系。

今天我想从这一视角谈五个问题。==

  • 第一,先从美国谈起。但在谈论今天的特朗普时代美国之前,我想回顾大约35年前冷战胜利后的美国,探讨为何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最终演变成一个战争不断的世界。
  • 第二,转到今天的“特朗普2.0时代”。如果聚焦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我将首先谈谈2025年的特朗普政府。
  • 第三,在我看来,进入2026年以来,特朗普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将讨论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 第四,在分析当前东北亚局势时,必须关注今年5月开始举行的三场重要峰会——美中峰会、中俄峰会和中朝峰会,并思考其意义。
  • 最后,我想谈谈今后的日本外交,包括高市早苗外交的功过,以及日本必须坚守的外交根基究竟是什么。

第一部分:特朗普2.0登场之前的美国

谈论美国,就必须思考历史应追溯到何处。

我认为,至少需要回到1989年美国赢得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美国不仅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还获得了苏联自行崩溃这一“额外礼物”,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帝国。

美国自认为已经在人权、民主、法治等世界核心价值方面达到最高阶段,因此希望以这些价值观来塑造世界秩序。这种思想被统称为“新保守主义(Neocon)”。虽然不同总统有所差别,但此后历经六任总统,大体都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世界上有些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有些则不接受。在欧洲,对此最有力的挑战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

起初,普京与欧美关系良好,但后来因为两项因素与美国发生冲突。

首先,在2007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认可了“乌克兰原则上加入北约”的方向。对此,普京强烈反对,而推动这一决定的重要力量正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小布什总统。

其次,2014年2月,乌克兰国内亲俄派与亲欧洲派发生激烈冲突,引发所谓“迈丹革命”(“Maidan Revolution”)。普京认为,这一变化将导致亲俄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通过公投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普京认为,“迈丹革命”背后的重要支持者正是当时担任奥巴马副总统的新保守主义者拜登。

随后,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俄罗斯族人口聚居地区,俄语居民保护问题成为新的争议。许多人认为,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通过设立“特殊地区”已解决了这一问题。

然而,自拜登于2021年1月就任总统后,乌克兰问题不断升级,最终于2022年2月演变成俄罗斯针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表面上看,这是俄乌战争;但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已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理战争(Proxy War)的工具。

美国冷战胜利后的另一项负面遗产,则是中东问题。

最初,情况似乎是乐观的。以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为基础,在克林顿总统调停下,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实现历史性和解,同意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实行五年过渡自治。Aq

然而,此后美英影响力逐渐下滑。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势力不断扩大。

2024年10月,在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之际,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并劫持人质。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相互呼应,而其背后都存在什叶派大国伊朗的支持。于是,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2.0于2025年1月登场。

第二部分:2025年的特朗普2.0——以和平为目标开启“MAGA”

特朗普总统最大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关税手段恢复美国经济实力,从而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然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

“我们将建设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但衡量成功的标准将是结束战争,并避免卷入战争。”

这体现了其作为“追求和平的总统”的理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承诺,就是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一无谓冲突。

在我看来,特朗普确实花了一年的时间认真努力,希望成为一名“公平的调停者”。

他这一年工作的总结体现在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之中。该战略实际上否定了历届新保守主义总统的政策路线,并提出总统的职责在于消除这些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一位“和平总统”开展行动。

主要观点包括:

  • 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
  • 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已经终结;
  • 美国将在西半球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作者称之为“特朗普门罗主义”);
  • 欧洲失去了文明自信,被各种监管机制束缚,乌克兰战争之后更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
  • 遏制乌克兰战争扩大、尽快结束战争,并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符合美国核心利益。

第三部分:2026年的特朗普2.0——是否已经转变为“全能自信型总统”

进入2026年后,特朗普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

1月3日凌晨,美军攻击位于西半球核心地带的委内瑞拉,拘捕总统夫妇,美国似乎由此掌控了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资源利益。

随后在1月4日,特朗普再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企图。一度引发全球对于美国可能诉诸武力的担忧。

2月28日,特朗普与以色列协同行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击毙了霍梅尼之后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时宣称目标在于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然而,我认为这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因为特朗普早在2025年6月便曾宣称,利用钻地炸弹已“彻底摧毁”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如果当时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消灭,那么如今再次以摧毁其核能力为理由发动攻击,显然缺乏合理性。

如果特朗普无法阻止与伊朗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也无法建立新的和平秩序,那么2026年的特朗普,很可能将在历史上被记录为一位“因全能自信而走向战争的总统”。

参加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第三次亚太发展论坛的部分代表合影

第四部分:2026年5月开始的峰会外交

(一)美中峰会(5月13日至15日)

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借助峰会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发展。

在政治安全领域,会谈期间频繁出现报道称美国希望中国协助尽快结束对伊朗战争。但中国没有理由为美国过度扩张的战争承担代价,因此这些说法后来逐渐平息。

另一方面,此次特朗普访华最引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清晰展现了中国当前的战略认知。

在5月14日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性稳定关系”,并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基础。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

当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时,双方最终极有可能走向战争。

在当前背景下,既有霸权显然是美国,而挑战者则是中国。因此,习近平实际上是向美国表达了中国终将超越美国的自我定位。

当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避免战争,这本身没有问题。但紧接着,习近平将台湾问题列为避免战争的核心条件,并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失当,中美将陷入对抗和冲突,使双边关系进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特朗普在北京访问期间几乎没有公开表态,仅在返程专机上的记者会上零星发表意见,似乎仍保留了大量谈判内容。

目前来看,他的应对是成功的。

未来关键在于:

  • 能否避免被针对伊朗问题的“全能感”所支配;
  • 能否准确把握台湾问题上的分寸。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以9月24日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为契机,中美对话很可能进一步加速。

(二)中俄峰会(5月19日至20日)

美中峰会结束仅5天后,普京总统即访问北京。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已6次正式访问俄罗斯,普京则8次访华,平均每年都有高层互访。

俄罗斯能源资源与中国巨大市场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互补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约2281亿美元,这一点在会谈中被多次强调。

如果说美中峰会显示了双方紧张关系仍然存在,那么其后举行的中俄峰会则向外界展示了欧亚大陆中俄关系的稳定性。

这次峰会无论对习近平还是普京都是一次政治加分。

(三)中朝峰会(6月8日至9日)

第三场重要峰会是习近平访问平壤期间举行的中朝峰会。

朝鲜在东北亚的地位因两件事情明显提高:

  • 2024年普京访问平壤;
  • 俄朝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以及朝鲜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

一个明显体现是:在202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活动中,金正恩获得了仅次于普京和习近平的第三号待遇。

因此,习近平此次访朝,可以理解为中国试图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朝鲜战争盟友和朝鲜最大影响力国家的地位。

第五部分:在这种局势下,日本外交应如何思考?

安倍长期执政之后,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三届内阁均较为短命。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内阁成立。

总体而言,高市政府采取亲美、保守主义路线,并开始推动自身政策议程。然而,11月7日,高市在国会表示:如果台湾发生事态并构成日本存立危机,日本有可能与美国共同作战。

此言激怒中国。

结果导致日中关系陷入1972年建交以来可能最严重的低谷,而且目前尚无改善迹象。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日本外交应重点关注四项任务:

第一

如果无论是新保守主义美国,还是特朗普2026的美国,都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再向世界提供过去那种“公共产品”,那么日本更应重视那些“无法搬家的邻国”。

所谓“无法搬家的邻国”,指:

  • 中国
  • 朝鲜半岛
  • 俄罗斯

第二

日本应奉行确保东亚绝不爆发战争的外交。

为此,必须维持:

  • 威慑与对话的平衡;
  • 防卫力与外交力的平衡。

这不是消极和平主义。

增强自卫能力是必要的,但必须始终以外交与对话作为补充。

第三

高市内阁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日本外交出现了巨大空缺,必须全力以赴加以弥补。

第四

面对仍然是同盟国的美国,日本必须牢记:

“安全保障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服务于安全保障。”

因此,对美外交必须保持谨慎和清醒。

最后允许我谈一件私事。

我的父亲东乡文彦曾参与《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谈判,也曾担任驻美大使。

1982年退休后,他出版了回忆录《日美外交三十年》。

在序言第9页中,他这样写道:

“我在各种演讲中总会强调,对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这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因为以其为基轴符合日本利益、对日本有利。”

换言之:

“先有国家利益,才有安全保障;而不是先有安全保障,才有国家利益。”

我认为这是值得深思的一句话。

以上就是我的结语。

感谢各位聆听。

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日本前驻荷兰大使东乡何彦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上交谈

日本可能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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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近年来美日联合指挥合作加强,美日菲、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合作机制不断深化,日本成为重要节点,承担更多地区安全任务,因此提出,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太最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即“亚洲的以色列”。美国在中东长期依靠以色列作为重要战略伙伴,今后美国在印太可能越来越依赖日本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

以色列和日本毫无疑问存在很多不同点,不可等量齐观,尤其是以色列存在“生存危机”,承受来自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巨大压力,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参与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日本的外部处境显然并非无此,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强调台海和南海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越来越重视海上交通线安全、能源运输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一些中国分析认为,这种安全观的变化可能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

日本正在建立完整军工体系,这是近年来中国战略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点。不少分析认为,日本拥有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和高科技基础,如果这些工业能力进一步向国防领域转化,日本的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能力可能继续提升。从这一角度看,一些评论将日本与以色列都视为依靠科技推动国防发展的国家。

近期(2025—2026年),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战后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新阶段。推动因素主要有三个:政府防卫预算连续大幅增加,目标达到GDP约2%;高市早苗政府(此前岸田政府奠定基础)继续推进防卫产业改革;中国军事现代化、朝鲜导弹试射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经验,加速了日本军工扩张。

战后七十多年,日本一直受到三方面约束:和平宪法、武器出口限制和防卫预算长期控制在GDP约1%左右。日本很多军工企业只能维持较小规模生产,甚至一度考虑退出军工业务。

过去几十年,日本军工企业主要依赖自卫队订单,规模小、利润低。目前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过去是小批量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求,民用企业兼职军工,政府压低利润,现在是扩大生产线,开始考虑出口,政府将军工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基础产业,补贴产能,避免关键企业退出军工市场。

近两年变化最大的是日本导弹生产的大规模扩张,重点企业包括三菱重工(MHI)、川崎重工、IHI 、三菱电机。正在扩大伸长的武器项目有12式改进型远程导弹(已部署地面型,射程约1000公里,舰载和空射型随后跟进)、高超音速武器、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防区外打击武器。日本还正在与美国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拦截导弹(GPI),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防御项目之一。

目前日本军工企业的最核心项目是第六代战机GCAP(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参与国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日方的负责单位为三菱重工,其他参与企业为IHI(发动机)、 三菱电机(雷达) 、富士通和NEC。目标为2035年前形成六代隐身战斗机。第六代战斗机如果成功,将使日本进入全球最先进战斗机研发国家行列。

日本造船能力本来就是世界领先。日本已经拥有亚洲最先进的舰艇建造能力之一,包括宙斯盾驱逐舰、最上级护卫舰、苍龙级、大鲸级潜艇和两栖作战能力。现在重点发展最上级(Mogami)护卫舰,特点为自动化程度高、少量舰员、隐身设计、综合电力推进,不仅大量装备海上自卫队,还开始出口。例如澳大利亚已经选择日本新型护卫舰方案,日本还向印度、新西兰积极推介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

日本过去无人机比较落后,近两年防卫省投入大量预算,重点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舰载无人机、长航时无人机、AI自主飞行和无人僚机,同时加强与美国企业合作。

过去几十年日本几乎禁止武器出口,现在出口限制不断放宽,2026年进一步调整规则,允许向符合条件的伙伴国家出口更多防卫装备,以增强盟友能力并扩大产业规模。目前潜在出口对象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越南、英国、意大利和孟加拉国等。

美国正在帮助日本建设军工能力,这是近几年一个重要趋势。美国越来越把日本定位为西太平洋的重要军工基地。合作方向包括导弹联合生产、导弹维修、美军舰艇维修、弹药储备、零部件共用和后勤保障体系等,目的在于提高印太地区持续作战能力。

不过,与美国相比,日本军工规模仍明显较小;与韩国相比,日本在军工出口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但凭借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电子技术和精密加工能力,未来十年,日本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全球重要高端防务装备供应国之一,尤其在导弹、舰艇、电子系统和第六代战斗机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潜力。

与许多国家不同,日本并不需要从零建立产业链。它已经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世界级电子工业、航空制造能力、世界领先的造船工业和完整的精密机械体系。如果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政府继续增加投入,这些民用产业的一部分可以较快转化为军工产能。俄乌战争也让日本更加重视弹药储备、导弹生产和持续作战能力。

与以色列相比,日本的人口多得多,日本的经济体量也大得多。日本的军事力量一旦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会比以色列严重得多。

日本最可能的发展方向不是复制美国,而是成为印太地区技术最先进、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军事强国之一,并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何况美军在日本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没有。

军工产业与汽车产业类似,都需要一定规模才能降低单位成本。仅依靠日本国内约1.2亿人口和有限规模的自卫队,很多高端武器项目难以形成长期经济效益。如果没有出口,这些项目的成本将主要由日本国内承担,价格会更高,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动力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武器出口政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扩大市场规模,使研发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未来十多年日本军工出口持续增长,并形成稳定的国际客户群,那么日本军工企业的利益重心可能逐渐从国内防务采购转向国际市场。

这不仅意味着企业规模扩大,也意味着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可能随之增强。不过,这种发展仍受到武器出口政策、地区政治环境、国际竞争以及与美国同盟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目前更适合将其视为一种具有较高可能性的趋势,而不是已经确定的结果。

日本的军事实力一旦崛起,有可能不再完全听命于美国,正如以色列虽然高度依赖美国支持,但也曾在伊朗、黎巴嫩等问题上采取美国并不完全赞同或节奏不同的行动。

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自主性增强的迹象。近年来,日本不仅是在购买美国装备,还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能力,例如:建设自主的国防工业;研发下一代战斗机(GCAP,与英国、意大利合作,而非完全依赖美国)、发展远程导弹、强化网络、太空和电子战能力、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欧洲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举措说明,日本希望在同盟框架内拥有更大的行动能力,而不仅仅依赖美国。

中国因素无疑是日本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考量之一,虽然并非唯一考量。

日本近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等文件,没有把中国称为”敌国”。但这些文件指出:中国军事活动快速扩大;东海局势值得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对日本及国际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表述在近年的日本安全文件中出现)。 因此,官方表述不是”只针对中国”,而是把中国列为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关注对象之一。

日本近年来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已经从冷战时期主要关注北方(苏联/俄罗斯),转向同时关注西南方向。其中,中国因素在日本的战略规划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日本整体防务建设仍是面向多方向、多情景,而不是只围绕中国设计。

从温州肯恩大学看中美教育合作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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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8日,新泽西州联邦城(Union)的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举行了一场签字仪式,校方在致辞中称之为建校151年来“最重要的时刻”。率团见证签字的,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那一年的肯恩,在校生一万三千人,基金(endowment)只有五百万美元,州政府又在削减教育拨款,学校急需新的财源和名气;而浙江正想在温州办一所全英文授课、面向国际的大学。双方一拍即合。《纽约时报》记者当时发问:“为什么是肯恩?”报道引用了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的评论:“教育是有待美资进入的最后几个领域之一。而在中国,赚钱本来就是办教育的重要一环——如今,美国的学校正纷纷东进,寻找新的财源。”(原文:“Education is about the only area the American economy hasn’t entered yet. But making money is a big part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now American schools are moving east to find new sources of revenue.”)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所美国公立名校也在中国落地:密西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密西根学院,设置的专业为机械、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全英文授课,一度被誉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金字招牌”。温肯与密西根学院,算得上同一个乐观年代的孪生子。二十年后,两校命运迥异:2025年1月,密西根大学宣布终止与上海交大的合作;同一年,温州肯恩大学录取了一千七百多名新生,博士项目刚刚起步,新校区还在施工之中。

一、温肯这二十年

温肯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2011年11月,中国教育部批准建校;2012年秋,首批约两百名学生入学;2014年3月31日,温肯正式获批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双方签约10年之后,2016年,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约五百英亩的校园,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市和浙江省,肯恩本部基本没有掏钱。

到今天,温肯早已不是当年的试验田。按肯恩大学2024年发布的机构简报,温肯在校生约五千一百人;按温肯2026年元旦的新年致辞,2025年录取本科生1,413人、硕博研究生309人。学校设18个本科专业、8个硕士项目、3个博士项目,263名全职教师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数拥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所有课程用英语讲授。本科毕业生同时获得温肯与肯恩两张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由肯恩授予,均获中国教育部认证。

对肯恩本部来说,这所中国校园是一笔实打实的生意。时任校长法拉希(Dawood Farahi)2018年11月在致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公开信中披露:温肯已为肯恩带来750多万美元收入,此后每年还将按学费收入的9%向美方分成。法拉希写道,靠着这笔钱,肯恩才能连续五年把本部学费涨幅控制在3%以内。

不过,温肯这二十年也没少上美国媒体,前后有四场风波。

2015年7月,《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报道,温肯几则学生事务岗位的招聘启事写明“中共党员优先”,报名表还要求提交照片、填写出生年月、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代表新泽西州立高校教师的工会联合会提出抗议。肯恩的解释是:教学岗位按美方标准招聘,行政和学生事务岗位由中方按中国的法规办理,两边规矩不同。

2018年,风波升级。肯恩宣布,在温肯任教的百余名教师将不再由美方直接聘用,改由温肯作为中国法人单位聘用,2019年秋生效。肯恩教师工会及其上级组织美国教师联合会公开反对。他们担心的有四件事:失去美国工会的集体谈判保护,失去终身教职,学术自由能否在中方雇主之下得到保障,以及薪酬合同的具体条款。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此调阅了文件。肯恩的回应始终如一:人事关系转到中国,学术权仍在美方——课程、考核、学位标准都由肯恩本部说了算。转换最终如期完成,沿用至今。

新冠疫情期间又起争执。按老规矩,温肯教师的续聘和晋升材料要送回新泽西,由肯恩本部的教授评审。本部的教师评议机构和工会提出:这是替中国校区做事,不该算进本职工作,要做也得自愿参加、另付报酬。校方最后让了步。2023年,《高等教育内参》在一篇关于美国在华校园的综述中,引用了几位不愿具名的温肯前教师的说法:课堂上有些话题要绕着走,有人曾因涉台内容被提醒,教师在校务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肯恩公开否认,强调温肯的学术事务由美方统一管理,学术自由受到保护。这些说法均出自匿名者之口,至今没有具名的、可查证的投诉记录。

比风波更伤筋动骨的,还是新冠疫情本身。2020年到2022年底,中国边境管控收紧,温肯赖以立校的外籍师资进出两难,招人难上加难,离职的却一个接一个,网课断断续续上了近三年。直到2023年初国门重开,学校才缓过劲来。可以说,温肯是带着这场大病的底子,走进它的第二个十年的。

把这些风波放在一起看,有两点耐人寻味。其一,闹得再凶,也始终是劳资纠纷、治理之争,从来没有沾上“国家安全”四个字。其二,温肯最亮眼的几步——博士项目获批、在校生破五千、新校区动工——偏偏都发生在2021年以后,正是中美关系趋冷、贸易战科技战步步升级的那几年。

二、风向变了

风向是从科研领域先变的。2018年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追查受资助科学家“未申报的外国关系”,数十所大学卷入,一批华裔学者因此去职;涉事领域不是导弹雷达,而是癌症、心脏病、亨廷顿氏症这样的基础医学。到2025年4月,NIH干脆关上了数据的大门:中国研究者被禁止访问21个生物医学数据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癌症病例库。

大学层面的多米诺骨牌,从2024年秋天开始倒。当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点名批评几所名校的在华工程类合作项目“帮助中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同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宣布退出与天津大学在深圳合办的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着手退出与清华大学合办的深圳研究院;2025年1月,轮到密西根学院——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五名经该学院来美的中国学生被控在密歇根州一处军事基地附近拍照后向调查人员撒谎。到2025年春,连东密西根大学那种只教课、不搞科研的工程合作项目,也在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压力下关停了。

但同一个华盛顿,还有另一副面孔。2025年5月,国务卿鲁比奥宣布,将“强力吊销”攻读“关键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几个星期后,特朗普亲自出面降温,宣布欢迎中国学生,甚至给出六十万的数字——“中国学生来上我们的大学,这对我从来都是好事。”他不讳言这是一门生意。在美国官方贸易统计里,留学生的学费和消费本就记作服务出口:仅2025年前九个月,这一项就超过四百亿美元。

三、收的是技术,放的是生意

这些事看似矛盾,放在一起,华盛顿的盘算其实清楚:凡是沾技术的,一律从严——前沿科研、工程诀窍、科学数据、顶尖人才,都被当作大国竞争的家底看护起来,哪怕是癌症数据,哪怕项目只教课不搞研究;凡是不沾技术、只做教育生意的——课堂、学费、文凭——不但不拦,反而欢迎。一手收紧,一手放开。

被关停的项目有三个共同点:内容是工程技术,中方合作院校与国防工业有渊源,美方学校自己又握着必须保住的联邦科研经费。幸存下来的,是四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教学为主的合办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杜克昆山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和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它们的日子也并非高枕无忧:2024年秋起,国会两个委员会致函点名仍在运营合办机构的美国高校,杜克、纽约大学和肯恩都在名单上;2025年9月的后续报告批评这些学校“至今没有动作”,昆山杜克更被立案调查,与武汉大学的合作协议2028年到期,能否续签还是未知数。今天没事,不等于明天没事。

四所学校里,上纽大和杜克昆山常被并称,其实与温肯不可同日而语。它们背靠世界级名校,走精英博雅路线,学费直追美国私立大学,招生面向全球;纽约大学与华东师大的合作已获准延至2042年。温肯的家底则朴素得多:母校肯恩是一所服务本地工薪家庭、少数族裔和“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的州立学校,没有名校光环可借,一举一动还要接受州公开记录法和教师工会的盯梢。名气小,盘子小,华盛顿的聚光灯也就很少照到它身上。

这份“冷清”不全是运气。温肯的主打专业是商科、管理、传媒和教育,中方伙伴温州大学和浙江省政府与军工无涉,美方母校肯恩几乎不承接联邦安全类科研经费,整个模式靠学费运转。说到底,温肯做的是教育服务的生意,卖的不是前沿知识。要解释它为什么能在寒流里继续生长,这比“勇气”或“运气”都更靠得住。

换个角度看,温肯能立得住,还因为温州、浙江和肯恩各有各的舍不得。对地方政府,一所运转正常、全英文授课、师资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大学,不是说复制就能复制的,撤了它,多年的建设和心血一笔勾销;对肯恩,这是一条不用自己掏基建钱、却年年有现金进账的路子,何况在四所独立法人合办大学里,肯恩是唯一的公立母校,这个位置独一份。谁都有舍不得的东西,合作才走得远。

四、下一个十年

往后看,有几件事大致已成定局。像密西根学院那样的工程类合办项目,短期内不会再有了;腾出来的位子正被别人补上——上海交大已把原密西根学院改组为“全球学院”,新伙伴中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美国大学退出的,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那一层合作;补位的,是不必顾忌华盛顿脸色的第三方。

人的往来则换了一副模样。赴美中国学生从2019年前后的三十七万降到二十六万多,印度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生源国。反过来,在华长期留学的美国学生只剩一千七百多人,不到疫情前的六分之一。习近平2023年提出“五年五万”,邀请美国青少年访华;到2026年5月,中方宣布目标提前两年半完成。只是细看之下,完成任务的主力是短期参访团,不是长期留学生——数字上去了,深度下来了。

北京的算盘同样值得一看。这些年,中国教育部一边清理办学质量不高的中外合作项目,一边给办得好的开绿灯——温肯的博士点,就是这个背景下批下来的。地方政府的热情也没退:海南自贸港已允许境外理工类名校独立办学,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第一个落了户。换句话说,在合作办学这件事上,眼下往后退的是美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政策。

教育生意这条路,短期内倒不必担心走不通。国际学生的学费是许多美国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家庭对文凭的需求也没有降温,特朗普政府把留学生当作贸易谈判里的筹码,恰恰说明这门生意双方都还想做。真正的悬念在别处:国会收紧涉外办学的法案还在参议院等着表决,杜克昆山2028年就要续约,能否获批不得而知。

从庚款留学算起,教育交流做了中美关系一百多年的压舱石;留学生里出过科学家、外交官,也出过两边社会里最懂对方的那批人。如今文凭和学费照旧跨着太平洋流动,知识和人的来往却越来越难。只剩生意的教育往来,还能不能养出下一代真正懂得对方的人,这才是未来十年最要紧的问题。至少在温州,眼下的答案还是肯定的:温肯还在继续往下去。

参考资料

1)John Koblin, “A Far-Eastern Campus for Kean,” The New York Times, 2006年5月14日。
2)Elizabeth Redden, “Chinese Communists Preferred,” Inside Higher Ed, 2015年7月22日。
3)Elizabeth Redden, “Is Kean Giving Control of Its Overseas Faculty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side Higher Ed, 2018年11月15日。
4)Inside Higher Ed 关于美国在华合办校园的综述报道,2023年。
5)肯恩大学时任校长Dawood Farahi致新泽西州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公开信,2018年11月。
6)肯恩大学2024年机构简报(Institutional Profile);温州肯恩大学官网及2026年1月新年致辞。
7)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 “CCP on the Quad,” 2024年9月;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等报告 “Joint Institutes, Divided Loyalties,” 2025年9月。
8)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告,2024年9月6日;密西根大学公告,2025年1月10日;东密西根大学公告,2025年5月28日。
9)“Researchers from China and five other ‘countries of concern’ barred from NIH databases,” Science, 2025年4月。
10)美国国务院声明,2025年5月28日;特朗普相关表态,2025年6月及8月。
11)美国国际贸易署(ITA)2025年服务贸易数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2025。
12)“China’s 50,000-Youth Initiative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hina-US Exchange,” The Diplomat, 2026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2026年5月29日。
13)《南华早报》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全球学院的报道,2026年3月。

Former Kean president Dawood Farahi (far left) with Xi Jinping (center) at Kean University in 2006.

延伸阅读

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

新华社北京2024年6月6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表示,2006年,我在贵校见证了中美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签约仪式。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果显著,已经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令人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相知相近,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工程。你在信中表示,将深化与温州肯恩大学的合作,鼓励美国学生来华交流学习,我很赞赏。希望两国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交流合作,培养既了解中国也熟知美国的青年使者,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欢迎你和美国教育界其他人士多来中国走走看看,也请转达我对前任校长法拉希博士的问候。

  2006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关心推动下,温州大学和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决定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正式设立,目前共有本硕博学生约4500人,已培养8届本科毕业生总计3300余人。近日,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致信习近平主席,介绍合作办学情况及成果,表示将积极响应习主席倡议,助力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推动中美青年一代加强交流。

省教育厅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

浙江省教育厅传达学习习近平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

2026年6月8日 浙江省教育厅网站

6月7日,省教育厅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重要复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复信,既是对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果的肯定勉励,也是对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殷切希望,为办好温州肯恩大学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也为浙江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教育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为指引,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学习方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一时间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传递给广大师生,感恩奋进、先行探路,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浙江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行动和实践成果。

会议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精神走深走实,是助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浙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契机。要聚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精神,进一步增强办好温州肯恩大学、扩大对美交流合作、高质量推动浙江教育对外开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把握温州肯恩大学成为中美教育合作标志性项目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把握教育交流合作是发展中美关系未来工程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把握以地方外事工作推动中美民间交流的独特价值,用好温州肯恩大学的特色资源,讲好中美民间交往交流的生动故事,擦亮中美教育合作金名片,打造中外合作办学新标杆,建设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要聚焦推动温州肯恩大学高质量发展,汇聚资源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发挥好部省市校协同联动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温州肯恩大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全力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着眼推动学校内涵发展,在党建思政、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组织专家工作小组“组团式”为学校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学校治理等提供咨询服务,推动温州肯恩大学加快办成高水平、国际化应用型大学。要聚焦扩大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切实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来”两篇文章,扩大多领域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温州肯恩大学“桥头堡”“主渠道”作用,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以承担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任务为契机,推进温州肯恩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面提质增效,积极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打响“留学浙江”品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来浙江学习交流。推进“留学报国”,吸引更多留学人才回浙江创新创业。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有序推动“丝路学院”建设。加强国际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浙江、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为打造“重要窗口”贡献浙江教育力量。

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参会。

特朗普政府考虑向毕业后留美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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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向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费用。若该政策最终实施,将大幅削弱美国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报道写道,这一举措若落地,将进一步推进特朗普政府收紧合法移民渠道的政策目标。美国高校长期依赖国际学生作为重要收入来源,而硅谷和华尔街的许多大型企业也高度依赖招聘国际毕业生填补技术岗位,因此上述两类机构预计将受到较大冲击。

这项10万美元的费用拟与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挂钩。OPT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继续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工作一至三年。根据最新官方数据,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国毕业生通过OPT在美国就业。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特朗普政府此前试图通过对H-1B工作签证征收10万美元费用所达到的政策目标。去年,政府提出对H-1B签证收取高额费用,一度在硅谷引发广泛担忧,但上周被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叫停。

政府最初计划将10万美元费用适用于所有H-1B签证申请者,但由于微软、谷歌等科技企业的强烈反对,最终将适用范围缩小至直接从海外招聘赴美工作的申请人。

不过,美国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招聘模式与IT外包公司有所不同。直接申请H-1B签证赴美工作的人员,大多受雇于IT服务公司和会计事务所;而大型科技企业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则更倾向于从美国高校招聘国际毕业生,再在工作数年后协助他们将学生身份转换为H-1B。因此,相较于此前的H-1B收费方案,新提出的OPT收费将更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人才招聘。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政策在正式公布前都不应视为最终决定。国土安全部始终在讨论如何运用现有政策工具,维护美国合法移民体系的完整性。”

据知情人士介绍,特朗普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利用高额收费作为移民政策工具,希望借此提高外国人赴美的经济门槛。

除了H-1B签证和OPT项目外,美国国务院也在研究另一项方案:要求在美国境外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的人缴纳10万美元保证金,申请人只有在移居美国并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才能取回这笔保证金。

目前,针对OPT的新收费方案仍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之中,尚不清楚白宫是否会批准,也尚未决定最终应由国际学生本人还是聘用他们的雇主承担这笔费用。

这一费用预计将与特朗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新规定配套实施。根据新规,国际学生如希望使用OPT,必须另外申请延长学生签证有效期。此前,学生签证在整个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的最长三年工作授权期间均自动保持有效。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还在起草一项更全面的监管规定,对OPT项目进行整体调整,预计最早将于今年秋季公布。

OPT一直被视为美国吸引国际学生的重要优势之一。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OPT,大多数国际学生毕业后将不得不立即离开美国,美国高校培养的人才及其专业技能也将流向其他国家。

但长期主张限制移民的人士一直希望改革甚至取消OPT项目。他们认为,该项目允许企业直接雇佣外国毕业生,却缺乏足够监管机制,以确保其薪酬待遇不会低于美国本土毕业生。

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包括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内的一些强硬派官员就曾主张取消STEM OPT项目。该项目允许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获得最长三年的工作许可。不过,这一建议最终被包括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内、倾向商业利益的政府成员否决。

美拟增加数亿美元预算,恢复及扩大在全球对抗中国影响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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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系列趋于紧张的新动向。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制裁一批中国内地和香港航运公司,指控它们运营将伊朗石油运往中国的船只,称这些船只协助伊朗建立所谓的“影子船队”。此前一天,美方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外界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占据优势的中国企业。

另外,路透社报道称,伊朗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收到一批多达400套中国制造的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器。对此,中国外交部周四迅速予以否认,表示有关报道“毫无根据、不符合事实”。目前,除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外,尚无独立证据证实相关武器已经交付。

此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还在酝酿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AI大模型。由于这一计划遭到英伟达、微软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反对,目前尚未正式出台。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评论称,“美方又在挑事,以切香肠的方式损害中国利益。对中国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以及酝酿封杀中国AI大模型在美国的使用,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阻拦面越来越宽,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科技进步不断发力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阔。”

本周,美联社(AP)和POLITICO又分别报道了美国在另外两条战线推进针对中国的新举措。

美联社周二报道称,根据其获得的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和通知,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并扩大一系列旨在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外交项目。其中,国务院正考虑重新拨付近5亿美元,用于西半球、非洲和亚洲等地区的涉华项目。

报道称,这些项目中有不少曾在特朗普政府早前推动政府精简和预算削减过程中被冻结或取消。本轮计划的重点并非完全新增项目,而是恢复此前被叫停的项目,并在部分领域扩大投入,以重新加强美国在相关地区的外交影响力。

根据美联社看到的文件,美国国务院已于上周晚些时候通知国会,计划拨款约1.758亿美元,用于更换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老旧的海底通信电缆,改用美方认为更加“安全、可信赖”的替代方案,涉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等多个国家。近年来,海底通信电缆已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直希望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通信网络建设中的影响力。

内部文件还显示,美方计划安排超过3.4亿美元,在全球50多个项目中加强应对中国影响力,包括在阿根廷和伯利兹建立安全运营中心,监测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面临的潜在威胁;并在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等国恢复涉及港口运营、远洋捕捞及关键矿产开发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称,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外交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证实,政府确有增加涉华项目预算的计划,但表示不少大型项目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具体资金安排和实施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针对海底电缆问题,林剑表示,海底电缆是全球重要基础设施,将其政治化、安全化只会破坏国际市场规则,危害全球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另据POLITICO周一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正联合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共同协调和制定6G发展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报道称,虽然6G领域主要的非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如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均不是美国本土公司,但美国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共同建设下一代通信产业链,扩大“民主国家”阵营的市场规模,并在未来国际通信标准制定中占据更大主动权。

这一思路也反映出美国通信政策近年来的重要调整。5G时代,美国主要着力推动盟友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设备;而进入6G时代,美国开始更加重视与盟友共同制定技术标准、构建供应链体系,以弥补自身缺乏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短板。

报道称,6G预计将在2030年代逐步取代5G,并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美国希望提前布局,在下一代通信网络和AI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保持竞争优势。

联合国旗下机构预计将在上海举办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届时各国将讨论未来无线电频谱分配及全球通信标准。POLITICO认为,美国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协调盟友立场,以增强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美方官员则表示,与“可信赖的伙伴”合作,有助于确保下一代通信网络既推动技术创新,也兼顾共同安全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国推出的上述措施虽然涉及制裁、科技、外交、安全等多个领域,但其共同特点都是围绕全球影响力竞争展开布局。从恢复海外外交项目、推动海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到联合盟友抢占6G标准制定,再到讨论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对华竞争进一步制度化,并延伸至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国际技术标准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如果秋季的习近平访美成行,上述举措也显示,美国并未因双方可能恢复高层接触而放缓对华竞争节奏。相反,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试图在保持沟通渠道的同时,继续推进其在科技、外交和全球影响力等领域的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很可能继续呈现“竞争与接触并行”的特征,即一方面维持高层互动、防止冲突失控,另一方面则在关键技术、国际规则和全球影响力等领域展开更加长期、更加制度化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