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位于纽约的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美首脑峰会所达成的一个重要成果，即一个新的政策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她指出，其本质并非真正的战略和解，而是通过新设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等双边谈判机制来“管理竞争”。美国在峰会中更侧重于获得农产品采购和机制建设等具体务实成果，而中国则着眼于塑造长期的双边关系框架并重申其核心利益。总体而言，这次峰会建立了一种新的竞争管理模式，虽然降低了短期风险、提升了可预期性，但并未根除两国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带来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大突破，而是一种更为罕见的成果：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战略性模糊”。华盛顿宣扬的是一系列具体成果，北京则着力宣传一种新的关系理念。双方都声称实现了“稳定”，但仔细比较双方发布的会晤纪要便会发现，他们所理解的“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白宫将此次峰会包装为一揽子务实成果。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强调，双方同意建立一种建立在“公平与互惠”基础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宣布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访问华盛顿，并就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朝鲜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同时，白宫还重点宣传了此次峰会取得的经贸成果，包括围绕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达成的安排、波音飞机采购、农产品采购、美国牛肉市场准入以及禽类产品进口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将新设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Trade）和“美中投资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Investment）称为此次协议的“基石”（cornerstone）。换句话说，真正被视为峰会核心成果的，并非波音订单或农产品采购，而是未来用于管理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一项制度性机制。

中国方面的通稿并未否认白宫提出的“战略稳定”这一表述，而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其更丰富的内涵。双方都使用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提法，但北京赋予这一概念更广泛的政治意义。按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表述，所谓“稳定”，不仅意味着保持沟通、降低风险，更意味着将竞争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妥善管控分歧，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并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双边关系的基础。

这种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对华盛顿而言，此次峰会的重点是让竞争变得足够可控，从而为美国带来经济和政治收益；而对北京而言，其重点则在于重新塑造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美国强调的是具体交易和现实利益，中国强调的则是关系定位、国际地位以及双方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同一场峰会服务于截然不同的战略目标——这也正是我在峰会举行前所指出的不对称性：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取得一系列看得见的成果，而习近平则着眼于一场更长期、更具耐心的战略布局。

新设委员会意味着什么

新成立的两个委员会，是此次峰会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变化。它们与过去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以及中美商贸联委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等机制存在相似之处，但覆盖范围明显更窄，也更加注重交易导向。过去这些机制虽然并不完美，却试图管理一个涵盖宏观经济协调、市场准入、气候变化、金融改革以及战略安全等广泛议题的整体性双边关系。而新的委员会似乎承担着一个更加有限的目标：防止贸易和投资争端演变成双边危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白宫将其称为此次峰会的“基石”。政府没有将农产品采购或飞机订单视为峰会成果的基础，因为这些成果虽然具有政治价值，却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可以购买飞机，也可以增加对美国大豆、高粱、小麦、牛肉或禽类产品的采购，但这些采购可以延期、重新分类、通过商业渠道完成，甚至悄然调整。相比之下，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性机制更具价值，因为它为未来持续开展谈判提供了一张可以反复使用的谈判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委员会毫无意义。对于中美这样两个经济高度交织、竞争激烈且关系复杂的大国而言，沟通渠道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定期接触有助于减少误判，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政策可预见性，也为双方政府在矛盾升级之前表达关切、解决争议提供了一个正式平台。

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委员会也揭示了此次峰会成果的局限性。它们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达成某种战略性和解，而更像是一套管理竞争、防止危机失控的制度安排。

“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似乎主要负责处理“非敏感商品”（non-sensitive goods）领域，而这一表述本身就耐人寻味。这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可能正在划出一个可供谈判的空间，将农业、能源、消费品、部分工业制成品以及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商品纳入谈判范围，而将最棘手的问题——包括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AI）、军事技术、台湾问题、出口管制、产业产能过剩以及关键基础设施——排除在谈判之外。

稀土则处于两类议题之间的灰色地带。白宫情况说明明确将稀土列为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而中国外交部的主要新闻稿却没有点名提及稀土，只是将相关经济成果概括为扩大市场准入、相互降低关税以及继续开展磋商等更为宽泛的表述。

相比之下，“投资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的定位则更加模糊。白宫仅将其描述为一个讨论投资相关事务的政府间平台；而中国商务部则表示，当前达成的贸易与投资成果仍属初步安排，具体细节仍在进一步谈判之中。

一个真正完善的投资框架，需要回答许多双方通稿尚未涉及的基本问题：哪些中国投资是受欢迎的？哪些投资将受到限制？如何界定“控制权”？如何界定对敏感数据或敏感技术的获取？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将如何处理？政府背景资本、私募股权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风险投资以及被动持股又将如何区分？

特朗普政府现行的投资政策已经对此划出了一条较为宽泛的界线。根据2025年2月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备忘录，美国将继续欢迎不具有控制权的被动型外国投资，同时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及其他监管工具，对涉及中国政府背景资本在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原材料、农地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实施限制。这项政策并非全面禁止中国资本，而是一套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监管原则。

不过，这套原则目前仍停留在理念层面，尚未真正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只要中国资本属于被动投资、不具有控制权、且远离国家安全风险，美国仍可能予以欢迎；但一旦涉及战略产业、敏感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粮食安全或可能形成战略胁迫能力，中国资本便会受到高度警惕。然而，由于这些概念本身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最终的界线仍将需要针对每一个具体投资项目逐案判断。

未来，“投资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或许会成为一个筛选政治上可接受投资项目的平台；它也可能成为北京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美国放宽投资限制，并以采购承诺或其他让步作为交换条件的重要谈判场所。

“中美国”（Chimerica）不会回归

正因如此，不应将此次峰会误解为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接触政策”（engagement）时代。这并不是曾经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那个将中国制造与美国消费视为全球化两大相互支撑支柱的时代。它也不是拜登政府所提出的“设立护栏的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guardrails）。如今出现的，是一种更加注重交易、也可能更加不稳定的新模式：通过双边谈判来管理竞争（managed rivalry through bilateral bargaining）。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安排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吸引力。这使他能够宣称，对华施压已经取得成果：波音飞机销售、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恢复、关税谈判以及中国在部分国际议题上的合作。白宫表示，中国将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履行此前作出的大豆采购承诺；同时，中国还批准了首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的计划。不过，路透社指出，中国商务部并未公布许多协议的具体时间表、金额或采购数量，并表示多项重要成果仍有待最终敲定。这再次提醒人们，此次北京峰会达成的只是一个持续谈判的框架，而并非一份内容已经完全明确的最终协议。

对于习近平而言，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则更为深远。只要最终能够换取更多时间、更大的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上的承认，北京完全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商业让步。购买美国商品，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自身的产业发展模式；恢复部分市场准入，也不等于接受美国关于产能过剩、产业补贴、科技政策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方面的要求。按照中国的逻辑，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并不是那份贸易采购清单，而是美国总统至少在外交表述层面，似乎接受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strategic stability）。

台湾问题框架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这一表述本身值得仔细推敲。在华盛顿的话语体系中，“战略稳定”通常意味着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降低风险、避免误判和防止危机升级。而在北京的语境下，这一概念则具有更加广泛的政治内涵：美国应当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应再将中美关系主要定义为“战略竞争”，并应将双方分歧控制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王毅外长对此作出的解释就明确指出，“战略稳定”应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台湾并非此次峰会的边缘议题，而是其理解整个峰会成果的核心所在。根据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并警告称，如果处理失当，将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对抗”。随后，王毅再次强调，台湾是此次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并且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相比之下，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却完全没有提及台湾。这种回避或许具有外交上的便利性，但也恰恰反映出双方对于“战略稳定”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华盛顿希望获得经济层面的稳定，而北京则希望美国在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保持克制。

这种认知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此次峰会更像是一场“G2式的政治编排”（G-2 choreography），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2架构”（G-2 architecture）。特朗普一直表现出对大国交易（great-power bargaining）的浓厚兴趣，而习近平也乐于被视为华盛顿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与谈判对象。但北京并不一定愿意承担真正共同管理国际秩序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伊朗战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我此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论述的，中国所担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过于强大，不如说是美国过于难以预测。中东局势动荡威胁着中国的能源安全、贸易运输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但北京既缺乏足够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去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新的安全提供者。

这正体现出中国所追求国际秩序的一种内在悖论。北京希望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而不承担战略过度扩张的代价；希望扩大国际影响力，却不愿承担联盟体系带来的责任；希望享有稳定，却不愿承担维护这种稳定所需付出的成本。在伊朗问题上，这种差异同样十分明显。白宫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呼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的正常航运。而中国方面的声明则更加谨慎，重点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推动停火，并继续发挥中国促进和平谈判的作用。这种区别虽然细微，却十分重要：华盛顿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解决危机，而北京则更希望避免自己被卷入危机之中。

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而言，此次峰会释放出的信号也是复杂而矛盾的。中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无疑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贸易战降温、供应链冲击减少以及两国领导人重新保持沟通，总比竞争完全失控更符合各方利益。然而，北京峰会所形成的新机制，本质上仍是一种双边的、领导人主导的、交易导向的安排。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未来可能更多是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才被告知结果，而不是在政策形成之前参与磋商。他们固然欢迎稳定，却也担心，涉及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供应链、能源流动以及地区安全等重大议题，正越来越多地由中美两国私下谈判决定。

因此，国际社会不应对这次峰会作出过于简单的解读。它并不是一项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的“大战略交易”（grand bargain）；但它也绝非一场毫无意义的外交表演。它比一场政治秀更具实质意义，因为它建立了一套新的机制、一套新的外交话语以及一种新的管理竞争的政治节奏；但它又远未达到真正战略妥协的程度，因为造成中美竞争的根本矛盾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北京峰会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中美竞争已经结束，而在于双方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华盛顿希望实现“可管理的贸易”（managed trade）；北京希望实现“可管理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特朗普需要的是可以向国内展示的政治成果；习近平需要的是更多时间来巩固自身实力，并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地位的认可。而世界其他国家所期待的是可预期性，但最终得到的，也许是一种更加模糊的现实：一种足够稳定、能够降低短期风险的大国关系，同时又足够灵活，使双方继续围绕国际规则展开长期竞争。

这或许才是此次北京峰会真正的成果。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只是同意对这些分歧进行管理，并把这种管理称之为“战略稳定”。

在唐纳德·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个月举行峰会之后，不同政治派别的美中问题观察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状况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共识：缓和（détente）。即使是此前曾警告警惕“缓和陷阱”的最强硬派声音，如今也不得不承认，就目前而言，中美两国都具备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痛苦的能力，而此时双方都无法承受因两败俱伤的大国经济对抗所带来的干扰。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做。华盛顿的许多人将当前的竞争阶段视为纠正以往政策缺陷的机会，以及一场获取更多筹码、最大程度减少自身脆弱性的竞赛。对美国而言，这相当于某种“脱钩 2.0”：将战略制造业回流或“友岸外包”；实现关键供应链的多元化，使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从精炼稀土到制药原料）；并完善手段，利用北京对外国能源、金融和技术的持续依赖来制约对方。

我们同意美中两国目前正处于缓和期，也同意这一时期不仅是摆脱过去政策失败的契机，也是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机遇。然而，“脱钩 2.0”冒着重复早期方法错误、同时进一步削弱美国竞争力的风险。

相反，我们呼吁采取一种“战略杠杆”政策，借鉴北京过去的成功经验。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美国企业应该与中国的行业领头羊建立伙伴关系，并在确保本国产业获得知识产权转让、劳动力培训及其他利好产业的让步作为交换的前提下，为中国企业提供他们最需要的——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渠道。

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模式是福特汽车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ATL）在 2023 年达成的技术许可协议。在此框架下，福特从宁德时代获得磷酸铁锂（LFP）电池技术的许可，同时保留对生产的完整所有权和运营控制权；这不涉及外资股权投资或董事会控制。目前，福特位于密歇根州马歇尔市的新蓝莓电池公园（BlueOval Battery Park）已经开始招聘和培训，计划于今年开始进行磷酸铁锂电池的生产。

另一个模式是合资企业，即由中国或中资控股的实体在项目中持有股权。一个颇具前景的例子是“亮光美国”（Illuminate USA）项目，这是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Invenergy 与中国光伏巨头隆基绿能（LONGi）的合资项目。根据 2023 年宣布的协议，Invenergy 是 Illuminate 的大股东，控制着该项目在俄亥俄州工厂的所有有形资产，而隆基绿能则提供技术和运营诀窍，同时行使有限的治理权。

这些交易已经引发了争议，而任何涉及生物技术等更敏感领域、或给予中国及中资实体高达 50% 控制权的新合资关系，其争议只会更大。尽管存在许多混淆理性公众辩论和政策制定的、无益的恐惧和偏执，但严重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难想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像北京那样，对寻求进入其控制的巨大市场的外国企业施加持续的压力。

此外，怀疑者还可以指出，现在并非经济自由化开始的 1978 年，也不是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后加倍推进改革的 1992 年，更不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2001 年。几十年前，中国在经济上还十分落后，以至于通过向美国投资开放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两国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每一次让步都显得举足轻重。如果这些伙伴关系真的对美国企业如此有利，北京绝不会允许它们通关。

但现实戳破了这种零和思维。仅仅因为北京手里有一副好牌，并不意味着它对现状感到满意。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的融合度从未像今天这样高，虽然这赋予了北京巨大的杠杆和力量（例如通过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来抵抗单边压力，但这也伴随着一个致命的脆弱性：即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鉴于国内消费疲软，中国日益全球化的企业对海外市场充满饥渴。德国和法国等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正推动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无法消化中国所有的出口，且长远来看，在它们推动发展本国工业、迈向价值链上游的过程中，绝不会容忍目前的贸易失衡。因此，我们不应低估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

此外，尽管北京可能不愿帮助促进美国经济，但它非常热衷于缓解双边经济关系。中国已证明自己有能力挺过华盛顿引发的供应冲击（例如伊朗战争期间的全球石油供应问题）和经济动荡（例如关税战，以及近期在秘鲁、巴拿马和叙利亚等第三国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压力），但它仍然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上月会晤后，双方宣布达成建立双边投资委员会的协议，这表明作为更大范围地缘政治转圜的一部分，北京可能会允许其企业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

零和思维的问题不仅在于它误读了北京的策略。更在于它低估了伙伴关系对美国带来的益处。华盛顿的决策者需要接受一个清醒的现实：在许多将定义 21 世纪先进经济体含义的关键行业中，中国企业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从可再生能源、电池、航运、先进材料，甚至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中国战略倡议（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一份新报告所惊恐指出的，某些类型的制药和生物技术。美国企业在许多关键行业和前沿研究中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技术和经济竞争的核心领域，现在的挑战不再是如何遏制中国，而是如何追赶中国。

好消息是，许可协议和其他形式的伙伴关系可以对更广泛的技术和工业生态系统产生复合效应：技术转让的好处不仅局限于特定协议的狭窄垂直领域。上述提及的隆基绿能案例就是一个明证。通过 Illuminate USA，Invenergy 不仅获得了隆基绿能的光伏板制造专业技术，还接触到了支撑中国制造能力的更广泛的要素，包括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先进材料。

此类伙伴关系也有潜力在美国解锁新的进步，从而造福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怀疑者的一个观点是对的，即美国无法复制中国的工业和政治体系，那种体系需要对高度的低效和中央控制有极大的容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能享受该体系和环境所催生的成果：尤其是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先进制造和自动化。即使美国继续在前沿技术和前沿研究方面保持领先，如果不借助中国顶尖企业在残酷的国内竞争和有效的产业政策结合下被迫开发出的尖端制造系统，这些进步的效益将无法实现规模化落地。

在人工智能（AI）领域，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得益于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庞大的资金池以及作为前沿研究中心的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在算力方面被认为对中国保持着重大优势。但算力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中国在先进半导体上的短板，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巨大的电力产量所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和规模化应用。简而言之，如果美国想要保持领先地位，就不能任由“电力缺口”扩大，应当抓住一切机会——包括与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以及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来缩小这一差距。

回到当前被重新认知的缓和现实：中国太大、太强大、太先进，是无法被孤立或遏制的。它同样是一个巨大到无法被忽视的机遇。归根结底，美国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排除中国，而在于针对中国进行优化：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合理限制内，识别关键部门，从而利用中国的制造和技术诀窍。

（艾伦·格拉瑟曼（Aaron Glasserma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密奇·普莱斯尼克（Mitch Presnick）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领域的非常驻名誉研究员。本文首发于中美印象英文版。）

最近，海内外媒体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欧盟正摆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应对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日益增强的冲击。

据路透社6月18日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布鲁塞尔欧盟首脑会议上，如何应对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成为核心议题。数据显示，欧盟目前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达到日均10亿欧元（约合11.5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onio Costa）在主持峰会时直言，日均10亿欧元的巨额逆差“完全不可持续”。他警告称：“我们不能总是在口头上提出这个问题，却看不到任何具体进展。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给出令欧洲满意的结果。”

文章提到，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同比增长15%；而2026年前四个月，这一数字再度扩大10%。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筑起的关税壁垒，导致中国商品更加集中地流向相对开放的欧洲市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欧盟外交官用极具戏剧性的语言向路透社表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狼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粉红小马和彩虹的童话世界了。”

由于认为欧洲企业自发推进的“对华去风险”步伐过于缓慢，欧盟委员会准备祭出法律工具。路透社6月19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布鲁塞尔峰会后宣布，欧盟将提出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欧盟企业对其关键供应链进行强制性的多元化布局。在敏感领域，欧洲企业未来可能被要求拥有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来源。

冯德莱恩此举主要针对欧洲在关键矿产和稀土加工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高度依赖。此前，针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税措施，中国于2025年4月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引发欧洲工业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不过，冯德莱恩同时表示，希望通过立法释放政策信号，推动企业主动加快供应链多元化进程，从而使该法案更多发挥威慑作用，而成为一种“备用工具”。针对西方动作，七国集团（G7）此前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峰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对此中方已明确敦促G7国家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停止搞“小圈子”。

据路透社18日报道，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普遍认同“逆差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主张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立陶宛。上个月，这四国曾推动一份联合提案，主张欧盟引入新的限制工具，包括对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或实施配额限制，以保护欧洲本土制造商。

相比之下，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更加谨慎。作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德国深知对华贸易战可能给自身汽车和机械工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西班牙作为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也一直强调保持平衡。西班牙一度被视为相关联合倡议的支持者，但随后选择与法国等国保持距离。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在峰会前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平衡的关系。欧洲必须保持务实，我们不仅需要与传统盟友（美国）建立桥梁，也需要与中国这样潜在的盟友和主要经济体建立桥梁。”

这种分歧在具体贸易案件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在欧盟开展的21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18项针对中国。尽管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达35%的额外关税，并引发中方对欧洲乳制品和白兰地采取反制措施，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欧盟委员会承认，关税虽然使中国纯电动车进口量一度下降，但中国厂商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混动车型出口，而纯电动车进口量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反弹。

另据彭博社、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谈到了中欧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问题。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发表了人民币“被低估30%”的言论，呼吁欧盟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并建议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的经验。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默茨的观点时，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G7）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这完全证明了G7领导人之间，以及其他造成这种‘过度失衡’的国家之间，就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问题进行讨论的合理性。”不过，她同时表示，今天的情况与1985年并不相同，因此简单复制《广场协议》模式并不现实。

美联社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冲击2.0》的文章认为，当前正在上演的“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其剧烈程度和产业影响与2000年代初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出口份额仅占全球商品出口的4%；而如今，中国出口额已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6%，位居世界第一。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家具和低端电子产品等领域；而当前的主导产业则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高端机械、工业机器人和化工产品。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美联社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特点是，中国企业在越来越广泛的制造业领域扩大出口优势。这直接冲击了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实现制造业复兴的一系列核心产业。”

这种变化已经在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身上得到体现。过去长期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如今发现中国需求增长放缓，而来自中国的工业机械、建筑设备和化工产品竞争力则不断增强，对德国本土制造商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受此影响，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萎缩，2025年仅实现微弱增长。

美联社援引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冲击2.0”的重要背景在于中国长期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国内消费相对偏弱。在充裕融资支持下，制造业产能持续扩张，而国内需求增长不足，使越来越多产品流向海外市场，并凭借价格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不过，中国官方则多次反驳“产能过剩”说法，认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主要来自完整产业链、规模经济和持续创新，而非政府补贴。

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和欧盟仍试图在谈判桌上寻找转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2日证实，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于6月29日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新任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举行面对面会谈。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对此评论称，北京过去一直希望利用全球市场吸收不断增长的制造业产能，但随着美国关税壁垒全面落下，如果欧洲也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可能面临新的临界点，现有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更大考验。

(编者注：题图由谷歌AI软件Gemin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