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已成为当代国际政策讨论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然而，围绕中国崛起或潜在衰退的讨论，往往陷入同一种二元叙事：要么中国即将超越西方，成为新的全球主导力量；要么中国经济已走到尽头，正滑向不可避免的衰退。这两种判断都过于简单，忽略了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中国既不是西方发展模式的复制品，也不是传统威权国家的翻版，而是一个在不断调整中既取得巨大成功、又面临深刻挑战的发展体系。
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印象》专访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
Vimi Wang（以下简称问）： 在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几乎从未停止。其中有些基于中国确实存在的问题，但也有不少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您认为，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究竟是什么？
洪源远（Yuen Yuen Ang，以下简称答）： 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会遇到严峻挑战，而且这些挑战会随着发展阶段不断变化。
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都与过去的增长模式有关，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压力，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模式正在走向尾声，而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这是当前最重要的背景。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叙事——只要中国出现问题，就认定它必然走向崩溃。这正是所谓”中国封顶论（Peak China）”的逻辑。这种观点在2023年至2024年达到高潮，不仅频繁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甚至成为疫情结束后《经济学人》的封面主题。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于是很多人断言：中国的崛起已经结束。
但仔细来看，这种论证其实存在明显缺陷。它所谓的”证据”，无非是列举了一长串中国面临的问题，然后直接得出”中国已经走到尽头”的结论。这并不是严谨的分析，而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推断。
正因如此，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概念——”中国经济悖论（The China Paradox）”。
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正经历着由国家推动的科技创新繁荣，另一方面又面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放缓。这两种现象并不是彼此矛盾，而是同一转型过程的两个侧面，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悖论源于中国正在摆脱旧的发展模式。过去，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据估计，中国家庭约70%的财富都集中在房地产上。长期以来，人们把毕生积蓄投入住房，相信房价会持续上涨。如今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房价回落，家庭财富缩水，消费信心受到冲击，这种影响几乎波及整个社会。
面对各种关于中国的讨论，我们尤其要警惕那些因为过于简单而格外吸引人的叙事。无论是”中国将统治世界”，还是”中国即将崩溃”，这样的说法都很容易成为新闻标题。它们足够醒目，也容易传播，却并不需要太多深入思考。
某种意义上，这类论调更像是一种”思想快餐”——看似严肃，实际上更接近娱乐。相比之下，”悖论”这样的概念远没有那么吸引眼球。但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接受现实本身往往比任何简单叙事都复杂。保持清醒，意味着不断追求事实，而不是追逐那些最流行、最容易传播的结论。
问： 您在《中国如何逃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书中提出，反对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贫穷国家必须先建立起强有力、治理良好的制度，然后才能发展市场经济。您为什么认为这种观点存在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又是如何挑战这一传统叙事的？
答： 主流的发展理论一直在问：”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制度’，它为什么还能成功发展？”但我更愿意先退一步，问另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所谓’正确的制度’？”
过去，人们给它起过很多不同的名字——良好制度、强有力制度、包容性制度、非榨取性制度……但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它们隐含的标准其实都差不多：一个经过理想化处理、看起来像西方的发展模式。
显然，中国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但如果我们认真回顾美国自己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个高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美国当时真的拥有今天人们口中的那些”正确制度”吗？
这正是我后来写《中国的镀金时代》（China’s Gilded Age）这本书的原因。
我之所以使用”镀金时代”这个书名，就是希望提醒大家：中国真的那么特殊吗？还是说，我们之所以觉得中国特殊，只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西方自身的发展历史理想化了，甚至遗忘了它真实的样子？
很多人对美国发展的理解，其实来自一个经过高度简化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美国建国先贤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法治，保护了私有产权，于是——仿佛一夜之间——繁荣便顺理成章地到来了。
但真实的美国历史并不是这样。19世纪末的美国，也就是所谓的”镀金时代”，同样充斥着腐败、垄断资本、贫富悬殊以及各种政治交易。那是一个混乱、充满冲突、有时甚至十分丑陋的发展时期。更不用说，美国的发展还伴随着奴隶制度以及对美洲原住民土地的掠夺。
换句话说，西方的发展历程远没有后来流行的发展理论描绘得那么光鲜。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再回头看中国，就会发现它其实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特殊”。
当然，中国确实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它是在单一政党的领导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因此，我的大量研究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邓小平在保持既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是如何推动市场化改革，并让整个体制具备适应能力的？
我把这一过程称为”有方向的即兴发挥（directed improvisation）”。很多人习惯把中国的发展简单归因于威权体制，认为正是强有力的政府创造了经济奇迹，甚至得出”威权主义让中国再次伟大”这样的结论。
但如果威权本身就是成功的答案，那么毛泽东时代理应早已实现经济腾飞。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是长期贫困和巨大的社会代价，而不是今天的发展成就。因此，仅仅用”威权”两个字，根本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如何逃脱贫困陷阱》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威权创造奇迹”的故事，而是一个单一政党如何通过不断调整、不断学习，实现适应性发展的故事。
我的观点也并不是：”西方依靠良好制度成功，而中国只是一个例外。”恰恰相反，我认为，虽然中国和西方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它们的发展轨迹远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加相似。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一直非常珍视民主的价值。事实上，我所在的阿戈拉研究所（Agora Institute）本身就是一家致力于促进民主研究的机构。但我认为，支持民主，不应该建立在一个经验上并不成立的论证之上——即”只要复制西方民主制度，就一定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是一个错误的宣传方式。
民主值得珍视，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例如个人权利、多元社会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包容，而不是因为它能够保证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我认为，当下一些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感到焦虑，恰恰是因为他们过去过于依赖后一种论述。
如果你始终用经济表现来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那么一旦经济增长放缓，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民主本身。但如果民主的价值本来就建立在自由、权利、尊严和多元这些内在原则之上，那么经济周期的起伏，并不会动摇它存在的意义。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经验经常被一些人拿来证明：”民主根本不重要。”这绝不是我的观点。
我还想进一步区分民主的”形式”和”功能”。我们通常讨论的民主，大多是在谈它的形式。例如，一个国家是不是多党制？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有没有一部宪法？这些都属于制度形式。但民主的功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制度是否能够实现民主所应当发挥的作用？它是否具备问责机制？是否存在竞争？政府是否能够回应社会的需求？
在我看来，邓小平并没有证明威权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加优越。他真正证明的是：一个威权体制如果希望持续发展，同样必须吸收一些具有民主功能的治理机制。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混合体。它保留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问责、竞争以及对权力的约束等治理机制。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中国今天依然会停留在毛泽东时代，而历史已经证明，那样的发展道路是难以持续的。
问： 将“民主价值”与“用来推销民主的叙事”区分开来，这一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一书中，您提出腐败与发展可以并行演进，而非简单对立。您认为，主流叙事在理解腐败问题时最大的误区是什么？中国的经验又是如何打破“腐败必然阻碍发展”这一传统认知的？
答： 一个非常普遍的假设是，腐败是贫穷国家独有的问题。像“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这样的国际排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富裕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总是位居榜首，被认为最清廉；而贫穷国家则长期排在后面。因此，当人们看到中国时，便会感到困惑：中国显然存在腐败，为何仍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
我的第二本书《中国的镀金时代》，正是借助中国这一“悖论”，去打破一种更深层的迷思——仿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已经不存在腐败。我真正想表达的是，中国并不是一个脱离规律的特例，它只是走在一条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上，只不过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传统的发展叙事很简单：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富裕，腐败便会自然消失；法治不断完善，公民不再遭遇警察勒索，政府运作越来越透明，一切最终都变得井然有序，故事也因此迎来一个圆满结局。
但我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想说明的是，真实的发展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腐败未必会消失，它更多是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早期以掠夺、敲诈、小额贿赂为主的“低端腐败”，逐渐演变为精英之间更加复杂、更隐蔽的利益交换。在其最高阶段，这种腐败甚至可能被制度化、合法化，并隐藏在各种正式制度之中。我将这种形态称为“权钱交易”（Access Money）。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腐败演变，大体遵循了这一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普遍存在贪污、小额贿赂以及针对企业的直接勒索。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逐步遏制了那些最直接损害经济活力的腐败形式，但与此同时，以获取市场准入、土地、融资或政策资源为目的的交易型腐败却不断增加，也就是我所说的“权钱交易”。
如果把中国与美国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来看，中国只是处于这一演进过程的较早阶段，而美国则发展出了更加成熟的形态。美国的“权钱交易”往往披着合法制度的外衣，表现得更加制度化，也更加隐蔽。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边界往往难以界定。例如，游说（lobbying）究竟属于正常政治参与，还是利益交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相比之下，中国的权钱交易仍然具有明确的违法性质——例如，一位市长收受数百万美元贿赂，一旦查实，就会受到刑事处罚。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分析框架，是希望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放到同一个坐标系中理解，而不是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我把这种尝试称为对腐败研究的一种“去殖民化”，尽管我并没有刻意使用这个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如何塑造我们理解腐败的方式。
比如，“什么算腐败”“谁会被定义为腐败”“腐败又该如何衡量”，这些概念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由具体的人、机构和社会环境建构出来的。腐败指数当然有其价值，但它同样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工具，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和制度偏好。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否定这些指数，而是说，在使用它们之前，我们需要意识到它们本身也带有特定的视角。
无论面对关于腐败的新闻报道，还是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各种预测，我们都应该进一步追问：是谁拥有定义这些概念、塑造这些叙事的权力？我把这种思考称为“道德政治经济学”（Moral Political Economy）。这里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指一个人是否善良，而是指社会如何界定是非、如何赋予概念以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判断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问： 在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概念范畴是由权力塑造的”这一观点非常发人深省。“即兴发挥（Improvisation）”则是您著作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它挑战了那种认为“中国政府因过度干预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看法。从经济政策演进的角度来看，“即兴发挥”与“中央指令”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并且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答： 作为一个单一政党体制，中国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控制特征，也存在压制性的一面。但如果中国仅仅如此，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不会与毛泽东时代有任何本质区别。然而，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今天的中国，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治理体系。它既保留了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治理特点，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调整机制。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其中任何一方，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轨迹。
在邓小平时代，我把这种治理方式概括为“有方向的即兴发挥”（directed improvisation）。所谓“有方向”，是指中央政府负责设定总体目标、划定政策方向，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所谓“即兴发挥”，则意味着地方政府、企业乃至基层干部并不是机械执行命令，而是在既定方向下，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试验，并寻找最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
换句话说，北京的角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个试图事无巨细安排一切的“总指挥”，而更像是一位导演。它负责确定故事的大方向，却不会预先写好每一个细节，而是允许不同地区通过实践不断摸索，再把行之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国。
不过，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始终如一的直线。
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他的领导风格以及政策取向，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外交领域，都与邓小平时期存在明显差异，更加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更加重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以及战略统筹。
但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有方向的即兴发挥”已经消失了。它只是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领域差异。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这一机制依然十分活跃。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把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等领域作为国家战略重点，但它并不知道哪一条技术路线最终能够成功。因此，它更倾向于设定目标、配置资源，同时鼓励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大胆探索，让不同方案在竞争中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在这些领域，你仍然能够看到“有方向的即兴发挥”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在另一些高度敏感的领域，例如社会治理，情况则有所不同。以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为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地方拥有的自主调整空间明显缩小，自上而下的控制再次成为治理的主导方式。
因此，当我们讨论今天的中国时，不应简单地问它究竟是“集权”还是“分权”，也不应认为不同领域之间存在自相矛盾的治理逻辑。更准确地说，这些看似不同的治理方式，其实共同构成了同一种政治制度的不同侧面。中国并不是在两种制度之间来回切换，而是在一个混合型治理体系中，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目标，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
问： 多年来，各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复制吗？”您的研究似乎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学习并不意味着复制。那么，在您看来，其他国家真正能够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到什么？又有哪些东西是不应该照搬的？
答： 长期以来，我们把“学习”和“复制”混为一谈。每当讨论中国经验时，人们往往陷入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只要照搬中国的发展模式，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另一种则认为，既然中国的制度条件无法复制，那么中国经验就没有任何借鉴意义。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站不住脚。其实，我们对美国的发展经验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当其他国家研究美国时，难道真正的目标是把自己变成另一个美国吗？当然不是。
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们总是如此执着于“复制”，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与殖民历史有很大关系。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特点，就是要求被殖民社会按照宗主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进行改造，本质上是一种同化，而不是鼓励各个社会根据自身条件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种历史经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今天的发展观念。很多人一谈到“学习”，第一反应就是模仿：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别人建立了什么制度，我也照着建立一套。
但真正有价值的学习，从来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就像一个人希望向另一位优秀的人学习，并不是意味着要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走同样的路，而是要思考：对方有哪些品质、方法或者思维方式，可以融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如果能够摆脱这种源自殖民时代的思维惯性，我们就能以一种更加开放、也更加适应性的方式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照搬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复制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思考，中国有哪些治理理念、政策方法和实践经验，可以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调整和运用。
例如，邓小平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政府？他如何坚持务实主义？又如何通过明确发展方向、建立激励机制，调动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积极性？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
同样，当各国研究美国时，也不应执着于“像美国”，而应该思考，美国的发展经验中有哪些东西适合自己的国情，又有哪些并不适用。
问： 您刚才提到，“被赋予的制度”和“自发性增长”之间的张力，这其实也触及当前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近年来，西方国家正在重新讨论产业政策。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中国经验中学习的问题，也涉及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经济位置的国家而言，中国经验能够提供哪些不同的启示？
答：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实，西方正在经历一场产业政策的复兴。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都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向：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思想强调限制政府干预，而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接受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但我认为，在这场产业政策复兴中，人们忽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今天的政策制定环境，与过去相比，具有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
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指未来完全无法预测，而是指我们面临大量未知领域，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今天，世界正经历多重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旧的发展模式正在衰退，而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形成。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世纪90年代。如果当时你是一名中国经济规划者，发展方向其实相对明确：那就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全球化正在扩张，国际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造业出口融入全球经济。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执行这条道路，而不是不知道道路在哪里。
但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问题是，游戏规则本身正在变化。以许多非洲国家为例，它们无法简单复制中国过去的发展路径，因为支撑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全球化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被视为一种必然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发展机会。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在服务业等领域展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尼日利亚的数字经济和电影产业发展，就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经验、也不同于西方经验的新探索。因此，今天制定产业政策时，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试图简单复制中国经验，甚至复制20世纪西方的发展经验，就可能陷入一个危险：试图提前选择赢家。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本质上就是政府选择重点产业，并集中资源扶持，希望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冠军”。
但问题在于，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我们并不确定谁最终会成为赢家。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产业政策越来越多是由“经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提升竞争力”推动的。结果是，越来越多领域都被定义为战略重点。
但如果一个国家有三四十个“重点产业”，而不是一两个明确方向，那么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再像20世纪那样理解产业政策。
21世纪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中。中国一些最成功的新产业，例如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并不是最初由政府挑选出来的战略产业。很多时候，它们是市场先发现机会，政府随后才进行支持。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
问：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严肃问题时，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不严肃”。比如在网络上，我们会用表情包（memes）回应一些非常严峻的话题，这常常让其他世代的人感到不解。但考虑到我们同时面对如此多的冲击，这或许也是一种应对方式。
这种看似轻松、甚至颠覆性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也贯穿在您的研究中，并且在您著作最后一章关于“诺莱坞”（Nollywood，尼日利亚电影产业）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诺莱坞诞生于一个长期被贫困和国家衰退叙事笼罩的社会。那么，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GDP数据无法体现的发展经验？
答： 我把诺莱坞作为一个“国家与经济共同演进”的案例，因为它的发展过程与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它最初并不是来自一个精心设计的发展规划，而是来自基层民众在有限条件下寻找机会的过程——也就是我所说的“利用你已有的资源”（using what you have）。
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展故事。20世纪90年代的尼日利亚经济状况非常困难，城市暴力严重，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甚至不敢晚上外出观看电影。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二十年后按电影产量计算位居世界第三的电影产业，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你阅读这一章，会发现诺莱坞与中国的发展经验存在一些相似逻辑。尼日利亚电影制作者与盗版商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盗版商一方面复制电影，另一方面却也成为非正式的发行网络，帮助这些电影进入更广泛的市场。
这当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理想发展模式，但它展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发展并不总是按照既定规则发生。它挑战了西方关于“发展应该如何发生”的一些固有想象。我写这一章，其实也是为了回应一种我预期会出现的质疑——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只是一个特殊案例，它无法被其他国家借鉴。”
但诺莱坞说明，如果我们真正观察不同社会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存在一些相似的发展逻辑。我还想强调，我在最后一章中也讨论了19世纪美国公共财政的发展过程。它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有限资源出发、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过程。
当然，这些案例所处的历史时期、制度环境以及行动主体都完全不同。但它们背后存在一些共同动力：企业家精神、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创新，以及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寻找新的可能性。这正是比较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于诺莱坞，我最近收到了一篇来自尼日利亚视角的书评，评论的是我的第一本书。这让我非常受鼓舞，因为作者最认同的，正是“利用你已有的资源”这一理念。
在发达国家，人们有时会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简单，甚至不够复杂。但从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视角来看，这种观点具有赋权意义，因为长期以来，许多非洲国家一直被告知：它们必须先获得自己缺少的东西，才能实现发展。
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发展往往始于发现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创造新的可能。
问： 今年是《中国如何逃脱贫困陷阱》出版十周年。回顾过去十年，您认为书中的哪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又有哪些观点是您今天会重新思考或者修改的？
答：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评价“哪些观点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最佳人选。至于哪些地方我会修改，我认为，我不会改变这本书的核心理论。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最大的局限，都来自书名中的“中国”。
优势在于，“中国”这个词本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经济体，因此很多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希望了解中国经验能够带来什么启示。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尼日利亚到柬埔寨，再到巴西——传播得很好。很多人希望从中国的发展经历中寻找经验。
但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一种误解：很多人认为，我讨论的只是“中国故事”。事实上，如果你认真阅读这本书，会发现其中提出的概念、理论、发展路径以及研究方法，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只是一个“示范案例”，而不是这个理论的边界。甚至严格来说，中国也不是这些理论概念最初产生的地方。恰恰相反，我先提出这些概念，然后将它们应用到中国案例中。
如果当年我写的是一本《英国如何实现富强》的书，我可能不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默认西方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以发展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案例之一——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为例。这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的重要案例之一，该书建立在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学者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
传统解释认为，1688年的革命建立了更加开放的政治制度，随后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这成为“制度带来繁荣”这一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不平衡：很多人会问我：“你的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之外？”
但几乎没有人问那些经典理论家：“他们基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经验提出的理论，为什么可以应用于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些理论却被默认具有普遍适用性，并长期成为大学课堂中的主流观点，也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讨论。
这正是我所说的：权力不仅塑造理论和概念，也塑造我们对于什么是‘普遍经验’、什么是‘特殊案例’的判断。而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在于，这些判断往往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因此，回答你关于我会修改什么的问题：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尝试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这一次，书名中不会再出现“中国”。我们将看看读者会如何回应。有些人对此感到不适，因为过去我一直被视为“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好像我的研究只是一个专门讨论中国的“小众领域”。
但我的观点是：不，我一直在研究的是更普遍的发展问题。中国只是这些理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不是它们的边界。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会把同样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美国、西欧以及其他地区。归根结底，这正体现了权力如何塑造知识分类。
它不仅影响哪些思想被接受，也影响谁被认为有资格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及哪些经验被视为“普遍经验”。
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已成为当代政策讨论中最具争议的主题之一。然而，关于中国崛起与潜在衰退的讨论，往往都会归结为同一种二元对立：要么中国即将超越西方，要么其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但这些讨论往往忽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这是一个通过既不符合西方模板、也不符合传统威权模板的方法，同时取得了成功并陷入了挣扎的系统。就此，中美印象采访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资深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
（图片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