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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eer:美国不应该冷落台湾的郑丽文

编者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久前访问美国,但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都退避三舍,把她当成北京的“传声筒”。本站专栏作者、旅美华人KS Liu在题为“郑丽文访美受冷遇的启示”的文章说,“从这次郑丽文访美所遭遇的冷待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台湾政党的判断标准已经越来越简单:‘你是否愿意自我防卫?’美国战略界有一个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如果台湾自己都不愿意花钱防卫,美国为什么要替台湾承担风险?”台湾的学者汤名晖在其评论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说,“郑丽文的访美,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吹皱了华盛顿的一池春水。它不仅是一场在野党的外交挫败,更是一面照出美台互信底牌的镜子。国民党主观上宣传的《造局者》叙事,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下,间接的帮助北京在华府激起一片波澜,甚至对台湾进行更严厉的再评估,被动的成就北京所期望的目标。”(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全文。)在郑丽文访美之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前会长与该协会台湾问题专家联合著文,说特朗普最近一系列涉台言论严重背离了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台海政策,这样做不仅会把台湾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也会使美国在盟国眼中变成言而无信的变色龙,导致它们最终背离华盛顿。(点击“中国或可不战而得台湾:特朗普模糊态度的代价”查看该文全文。)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可谓反潮流,而且一针见血。他说,华府冷落郑丽文而仅仅聚焦北京武力统一的可能性和美台如何联动阻遏这一企图,“掩盖了美国甚至对‘和平统一’情景也日益感到不安的事实——因为新近兴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关乎美国利益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落入中国控制。”他在文章中指出,三方都在用“免除自身责任”的方式定调台海局势,而华盛顿过度聚焦军事威慑,恰恰掩盖了其自身“一个中国政策”被掏空的现实。作为曾长期为美国决策人提供台海情报分析的希尔能如此质问美国当前的台海政策可谓难能可贵。

关于作者:保罗·希尔(Paul Heer) 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他在2007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东亚国家情报官。他是《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的作者。他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访问研究员,并于2001年当选为该协会的终身会员。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研究中心的罗伯特·E·威廉赫姆(Robert E. Wilhelm)研究员,随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担任兼职教授。

译文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KMT)领导人郑丽文近期访美,再度折射出华盛顿在涉台地缘博弈中的复杂处境及其历史演变。然而,除去当地亲蓝营的传统侨界,郑丽文此行在华府主流舆论中普遍遭遇冷遇与质疑。个中症结,在于她今年4月赴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举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国民党正在向北京主导的两岸关系既定框架全盘靠拢。

鉴于北京对台施压日益加剧,许多美方人士对其执意与大陆接触的举动深表质疑。舆论在总结郑丽文此番访美行程时指出,她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虽具政治魅力,却未免过于天真”。

这一冷淡局面,与美方历史上同国民党长达数十年的亲密纽带形成了鲜明反差。自二战时期直至21世纪初,华盛顿在冷战及后冷战时代持续巩固这一盟友关系,不仅因为国民党曾长期贵为台湾执政党,更因双方在反共立场以及“一中政策”的内涵上高度契合。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台湾本土民主化转型,以及主张“台独”的民进党(DPP)异军突起,这一传统格局开始发生质变。特别是自2016年民进党连续斩获执政权以来,两岸及美台关系已被重新洗牌。

郑丽文此行在美遭遇的待遇,不禁引人瞩目:华盛顿是否已实质上将其政治天平与战略庇护倾向了民进党?然而,鉴于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其对“一中”的解构,与华盛顿的既定政策存在诸多潜在掣肘,这种战略重心的转移,恐怕将为美方自身带来难以调和的多重困境。

更宏观的背景,则植根于华盛顿、台北与北京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以及三方对两岸格局的根本认知分歧。在华盛顿的视角下,台湾是一个繁荣、和平且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民主政体;而北京则正通过全方位渗透、极限施压和武力慑控对台施加裹挟,除非台北同意以统一为导向展开对话。台北的战略认知与华盛顿大体合拍,但其间更夹杂着一层战略寄托——即确信(或寄望)一旦遭遇大陆的强权施压或军事蹈厉,美国必将挺身而出,为台湾提供安全庇护。

然而,在北京的叙事中,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其非但背弃了国民党先前的政治承诺,反而大肆谋求将台湾从中国永久分裂出去。与此同时,北京认为华盛顿正对民进党的“台独”图谋给予默许与暗中支持,这无疑公然违背了美方在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历程中向中方所作出的严肃承诺。

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有一个共同点:三方都形成了一套使自身免于承担两岸紧张局势责任的信念体系。华盛顿和台北认为,北京应对其胁迫性恐吓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相反,北京则认为,华盛顿和台北应对其“一中政策”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承担全部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讨论维护“现状”的稳定毫无意义:因为“现状”对各方而言含义不同,而且正因为如此,“现状”本身并不稳定。

然而,三方都应为台湾问题的动荡承担责任,也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缓和局势。北京需要向台湾提供“胡萝卜”,而不仅仅是“大棒”。而台北和华盛顿则需要提供外交手段,而不仅仅是威慑。

华盛顿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的特殊脆弱性,体现在围绕其对郑丽文及国民党的态度所存在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美国对郑丽文的许多批评,集中在国民党反对民进党政府国防预算及其中部分项目上,而华盛顿认为这些预算对于威慑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至关重要。

尽管郑丽文支持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她坚持认为,这必须与同北京的接触相结合,以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她还认为,这种接触应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即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北京之间据称达成的“一中框架”协议。然而,民进党拒绝将这一协议作为对话基础,而华盛顿似乎已经默认接受了民进党的立场。此外,许多美国观察人士只是简单地认为,郑丽文及国民党对于北京及其统一目标过于同情。

郑丽文对华政策的立论基础,固然需要接受各方严审,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敏锐地戳中了华盛顿与台北民进党当局共同回避的棘手难题与战略现实。例如,她直言“唯国防论无法催生和平”,这样说难道错了吗?正如她在2026年3月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中所述:“缺乏高效沟通机制的威慑,非但无法提供战略缓冲的解套出口,反而会通过逼迫双方在‘屈从’与‘升级’间作生死抉择,从而让紧张局势螺旋上升。”

难道她暗示任何和平解决两岸困境的方案都必须与北京进行谈判,或者“同时与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是错误的吗?还有她在访美期间所断言的“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华盛顿难道要拒绝这一概念吗?

对于美国的观察家而言,将郑丽文的观点描绘为幼稚且误入歧途,要比正面回应这些问题以及两岸对话的可能轻松得多。这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观点: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以一种能够免除自身责任的方式,来对台湾问题进行定调。而面对郑丽文所提出的严肃问题,将需要华盛顿去正视自己是否也承担了部分责任。

华盛顿通过将战略焦点全盘绑架在“中国军事威胁”这一单一议题上,实际上是在掩盖或转移公众的视线,使其忽略过去数十年里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内容与可信度已遭严重侵蚀的现实。美方究竟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又因何种动机,使其政策天平全面倒向民进党,而非坚守国民党的传统路线?这种对军事威慑的过度聚焦,同样巧妙地遮蔽了另一个核心事实:华盛顿在实质上正默许民进党基于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一既成事实,去追求两岸的永久分离。

考虑到华盛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民进党“台独”议程的担忧,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最后,聚焦于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掩盖了美国甚至对“和平统一”情景也日益感到不安的事实——因为新近兴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关乎美国利益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落入中国控制。

主流叙事非但没有承认这些困境,反而认为北京应该对台湾海峡正在酝酿的危机负全部责任。这种观点将郑丽文和国民党定性为正中中国下怀的“易受骗者”。但如果说郑丽文对待北京的方法是误入歧途,那么台北或华盛顿又提出了什么可行或具有潜在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呢?当他们强调郑丽文的立场中固有的挑战时,他们是否也在正视自身立场——以及彼此立场之间——的不一致?除了军事威慑之外,他们是否有一条能够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且能够回应北京关于华盛顿和台北均已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指责?

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成为台湾问题上最大的“战略变量”,上述质问在当下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且迫在眉睫。尽管郑丽文因在台海议题上迎合了北京“长期地缘政治叙事”的部分主张而饱受抨击,但特朗普本人似乎也展现出了微妙的同频倾向——这从他于2026年5月北京“习特会”后发表的数次公开言论中,便可窥见端倪。

特朗普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并暗示如果台湾这样做,美国可能不会防卫台湾。随后,特朗普推迟了一项对台军售计划。因此,在军事威慑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台北是两岸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一观点上,特朗普似乎与郑丽文和国民党站在一起。

然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观点上向来反复无常且冲动。因此,目前尚不清楚他对台湾的摇摆态度是否会重新转回华盛顿的长期立场——即支持台湾的自决,以及在“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台湾”的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与此同时,特朗普很可能正在削弱台湾对其自身安全以及对华盛顿依赖能力的信心。

事实上,在特朗普访华两周后,台湾一项由官方资助的民意调查显示,近30%的台湾居民赞成向中国“释放善意”,而只有12%的人倾向于“深化与美国合作”。这表明,在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可靠性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郑丽文对待北京方式的接受度可能会有所提高。

华盛顿应当正视郑丽文与北京接触所提出的那些复杂且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斥为绥靖政策、在军事威慑上加倍下注,并假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清晰、一贯且可信。

线上讲座:重新思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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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大学沙龙和《中美印象》网站

主讲人:黄征宇

评议人:卓睿

主持人:王开元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7月5日上午8点;北京时间2026年7月5日晚上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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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介绍:放大的“安全困境”?大学沙龙和《中美印象》网站联合邀请《重新思考中国》(Rethinking China)作者黄征宇和常驻上海的《纽约时报》撰稿人卓睿(Jocab Dreyer)同台对话。两位长期穿梭于中美两国、拥有独特视角的学者将带领我们超越传统“亲华”或“反华”的二元对立框架,用扎实的数据与一手的观察,剖析复杂关系下真实的中国与美国及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如何读懂中国的研讨,更是一场关于在动荡时代如何保持理性、避免由偏见或恐惧而驱动战略误判的深刻思辨。

主讲人黄征宇出生于上海,童年来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工业工程、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他曾在美国企业和投资公司做高管,并被选为白宫学者,后出任美国著名华人机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会长。他著有四本畅销书,其中包括新近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国》。黄征宇的公开演讲与政策交流活动影响广泛,有利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当今一些核心国际关系议题的多维审视与深入思考。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黄征宇的采访,英文题目为“Fear, Competition, and U.S.-China Relations–Rethinking China, Rethinking America”。

评议人卓睿(Jacab Dreyer)常年居住在上海,是自然集团(Nature)旗下的出版公司Palgrave的高级编辑。他拥有威廉玛丽大学文化研究学士学位、伦敦大学人文硕士学位和纽约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他的研究聚焦中国发展和中美文化比较议题,曾在《自然》和《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多篇时评,并是《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作家。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卓睿的采访,题目是“住在上海 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点击【这里】查看本站转发的卓睿在《纽时》发表的三篇时评。

主持人王开元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和大学沙龙的创办人和资深义工。

直面“中国冲击2.0”:欧盟为何酝酿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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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内外媒体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欧盟正摆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应对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日益增强的冲击。

据路透社6月18日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布鲁塞尔欧盟首脑会议上,如何应对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成为核心议题。数据显示,欧盟目前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达到日均10亿欧元(约合11.5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onio Costa)在主持峰会时直言,日均10亿欧元的巨额逆差“完全不可持续”。他警告称:“我们不能总是在口头上提出这个问题,却看不到任何具体进展。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给出令欧洲满意的结果。”

文章提到,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同比增长15%;而2026年前四个月,这一数字再度扩大10%。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筑起的关税壁垒,导致中国商品更加集中地流向相对开放的欧洲市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欧盟外交官用极具戏剧性的语言向路透社表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狼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粉红小马和彩虹的童话世界了。”

由于认为欧洲企业自发推进的“对华去风险”步伐过于缓慢,欧盟委员会准备祭出法律工具。路透社6月19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布鲁塞尔峰会后宣布,欧盟将提出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欧盟企业对其关键供应链进行强制性的多元化布局。在敏感领域,欧洲企业未来可能被要求拥有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来源。

冯德莱恩此举主要针对欧洲在关键矿产和稀土加工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高度依赖。此前,针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税措施,中国于2025年4月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引发欧洲工业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不过,冯德莱恩同时表示,希望通过立法释放政策信号,推动企业主动加快供应链多元化进程,从而使该法案更多发挥威慑作用,而成为一种“备用工具”。针对西方动作,七国集团(G7)此前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峰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对此中方已明确敦促G7国家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停止搞“小圈子”。

据路透社18日报道,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普遍认同“逆差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主张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立陶宛。上个月,这四国曾推动一份联合提案,主张欧盟引入新的限制工具,包括对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或实施配额限制,以保护欧洲本土制造商。

相比之下,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更加谨慎。作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德国深知对华贸易战可能给自身汽车和机械工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西班牙作为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也一直强调保持平衡。西班牙一度被视为相关联合倡议的支持者,但随后选择与法国等国保持距离。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在峰会前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平衡的关系。欧洲必须保持务实,我们不仅需要与传统盟友(美国)建立桥梁,也需要与中国这样潜在的盟友和主要经济体建立桥梁。”

这种分歧在具体贸易案件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在欧盟开展的21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18项针对中国。尽管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达35%的额外关税,并引发中方对欧洲乳制品和白兰地采取反制措施,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欧盟委员会承认,关税虽然使中国纯电动车进口量一度下降,但中国厂商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混动车型出口,而纯电动车进口量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反弹。

另据彭博社、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谈到了中欧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问题。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发表了人民币“被低估30%”的言论,呼吁欧盟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并建议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的经验。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默茨的观点时,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G7)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这完全证明了G7领导人之间,以及其他造成这种‘过度失衡’的国家之间,就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问题进行讨论的合理性。”不过,她同时表示,今天的情况与1985年并不相同,因此简单复制《广场协议》模式并不现实。

美联社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冲击2.0》的文章认为,当前正在上演的“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其剧烈程度和产业影响与2000年代初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出口份额仅占全球商品出口的4%;而如今,中国出口额已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6%,位居世界第一。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家具和低端电子产品等领域;而当前的主导产业则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高端机械、工业机器人和化工产品。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美联社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特点是,中国企业在越来越广泛的制造业领域扩大出口优势。这直接冲击了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实现制造业复兴的一系列核心产业。”

这种变化已经在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身上得到体现。过去长期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如今发现中国需求增长放缓,而来自中国的工业机械、建筑设备和化工产品竞争力则不断增强,对德国本土制造商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受此影响,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萎缩,2025年仅实现微弱增长。

美联社援引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冲击2.0”的重要背景在于中国长期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国内消费相对偏弱。在充裕融资支持下,制造业产能持续扩张,而国内需求增长不足,使越来越多产品流向海外市场,并凭借价格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不过,中国官方则多次反驳“产能过剩”说法,认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主要来自完整产业链、规模经济和持续创新,而非政府补贴。

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和欧盟仍试图在谈判桌上寻找转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2日证实,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于6月29日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新任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举行面对面会谈。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对此评论称,北京过去一直希望利用全球市场吸收不断增长的制造业产能,但随着美国关税壁垒全面落下,如果欧洲也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可能面临新的临界点,现有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更大考验。

(编者注:题图由谷歌AI软件Gemini生成)

美前太平洋司令:解放军真的准备好台海战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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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编者按:曾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的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在刚刚发表的《外交事务》7/8月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剖析了当前台海局势的军事平衡,指出尽管中国大陆进行了长达30年的高强度军事建设,但其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不具备武力攻占台湾的能力 。布莱尔的这篇文章与华府流行的另外一种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大陆对台湾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此必须加大军援。)

一、引言:台海冲突的代价与当前战略僵局

文章开篇指出,如果中国大陆通过武力夺取台湾,无论对台湾、美国还是全球秩序而言,都将造成深远影响。台湾这一近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可能脱离现有自由市场体系,转而纳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框架;台湾长期发展的民主制度将受到根本冲击;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信誉和地区影响力也将遭受重大考验,而中国大陆则可能进一步扩大其区域影响力。

不过,作者认为,这一前景能否发生,并不取决于北京是否具有政治意愿,而取决于其是否具备成功发动并完成统一行动的军事能力。尽管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但只要北京无法对武力统一具有足够高的成功预期,其政治诉求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

作者指出,过去七十多年来,台海始终维持着一种相互威慑下的战略僵局。北京可以持续通过军事演训、海空巡航等方式施加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完成大规模两栖登陆并长期控制台湾的能力。

因此,作者认为,美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些关于“中国大陆即将轻易赢得台海战争“的论调,不仅可能误判当前军事平衡,也可能削弱台湾及盟友维持威慑的信心,同时向北京释放错误信号。

二、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并非完全围绕攻台展开

文章认为,中国大陆近年来持续增加军费投入,但其军事现代化并非完全围绕对台登陆作战这一单一目标展开,而是服务于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战略。

作者指出,如果北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将统一台湾作为唯一军事目标,那么理论上应优先建设大规模两栖运输力量,包括更多登陆舰艇、两栖运输平台以及支援登陆作战所需的近程防空、反潜和后勤体系。然而实际上,北京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远洋海军、航空母舰、战略核力量以及面向更广泛区域的远程打击体系,这些能力更多体现出维护全球利益、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及构建战略威慑的考虑,而不仅仅服务于台海登陆行动。

作者认为,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包括远程常规导弹、潜艇部队、防空体系和海岸雷达网络,确实能够提高对外部干预力量的威慑能力,但这些能力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实施并完成跨海登陆作战的能力。

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解放军内部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例如,高层长期由陆军背景主导,在大规模海空联合作战方面经验相对有限;部分关键打击力量分属不同军种,跨军种协同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反腐行动也反映出军队建设中曾存在一定管理问题。

作者特别引用美国国防部2025年底报告指出,目前解放军仍被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栖举升能力“不足,即缺乏足够运输兵力和装备实施大规模跨海登陆的能力。此外,在复杂登陆环境下持续实施火力压制、后续补给以及前线指挥等方面,仍面临较高挑战。

作者进一步表示,在过去多年美国军方组织的多次内部兵棋推演中,中国大陆实施全面征服台湾的方案普遍难以取得成功;而部分公开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则可能受到模型设定、参数假设等因素影响。

三、有限军事选项的约束与风险

如果全面登陆作战难以确保成功,那么北京是否可以通过导弹打击、海空封锁、夺取外岛或实施“斩首行动”等有限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作者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些选项虽然能够对台湾施加压力,但都难以单独实现统一目标,同时可能带来更大的战略成本。

作者认为,单纯依靠导弹和空袭虽然可能对台湾部分军事设施造成破坏,但台湾近年来不断推进军事资产地下化、分散部署和机动化建设,使其关键作战能力具有一定生存能力。相比之下,对基础设施或民用目标的大规模打击,更可能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并进一步强化台湾社会的抵抗意愿。作者援引历史案例指出,仅依靠空中打击往往难以迫使对手迅速接受政治条件。

对于海空封锁,作者认为,台湾自身难以完全解除封锁压力,但长期封锁国际商船将面临国际法和外交层面的挑战,也可能促使美国及其盟友组织护航行动,以维持台湾对外贸易和航运通道。作者同时指出,若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北京采取经济和外交反制措施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加。

文章还讨论了夺取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的可能性。作者认为,解放军具备夺取部分外岛的能力,但这些岛屿本身并非台湾防卫体系的核心,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本岛的战略态势,也未必能够迫使台北接受北京提出的政治条件。

至于所谓“斩首行动”,作者认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高度复杂的情报和军事协同,还必须在短时间内瘫痪台湾政治、军事和治安体系,现实操作难度极高,因此难以成为可靠的战略选择。

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有限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反应,包括对华经济制裁、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以及地区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作者看来,这意味着有限军事行动未必能够实现有限政治目标,反而可能促使冲突进一步扩大。

此外,作者认为,现代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的发展,也显著降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实现战略突然性的可能。即便以演习作为掩护,大规模兵力和后勤集结仍较难完全避开外部侦察,从而为台湾及其伙伴提前采取应对措施提供时间。

四、美台及盟友的威慑能力正在持续调整

作者认为,近年来,美台及其盟友在军事部署和防卫理念上的调整,正在对台海军事平衡产生新的影响。

文章指出,美军近年来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持续推进的新技术部署,有助于提升其在高强度冲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作者结合近期中东地区冲突认为,现代舰队防空、电子战以及联合作战体系在实战中展现出较强效能,也促使各方重新评估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实际效果。不过,这一判断主要反映作者对近期军事行动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未来台海冲突将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作战经验。

作者还认为,美国正在部署的新一代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等,将进一步增强其对固定军事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同时,电子战、网络战和情报侦察能力的发展,也使现代战争更加依赖体系对抗,而不仅仅是单一武器平台之间的竞争。

作者特别强调,台海地理环境对双方具有不同影响。美国及其盟友的海空力量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分散部署,而跨海登陆行动则要求登陆部队在台湾海峡有限空间内集中运输兵力和装备。这意味着登陆行动天然面临更高的侦察和火力打击风险。

与此同时,台湾近年来不断调整防卫战略,更加强调以无人机、机动导弹、机动火炮和分散部署为核心的不对称防卫能力,并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延长义务兵役期限,以提升整体防卫韧性。

文章同时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国防投入,发展远程反击能力,并加强西南诸岛防卫部署;菲律宾则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框架下持续改善可供美军使用的军事设施。作者认为,这些变化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一岛链方向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也使台海安全环境呈现出更明显的多边联动态势。

五、结论:通过维持可信威慑降低战争风险

作者最后认为,未来十年,高超音速武器、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战等技术的发展,仍将持续影响台海军事平衡。只要美国、台湾及其地区伙伴继续保持军事投入、深化联合演训,并维持可信的威慑能力,北京在考虑是否诉诸武力时仍将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作者认为,这种威慑并非旨在追求军事冲突,而是通过提高战争成本,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一框架下,台海竞争更有可能继续体现为经济、科技、外交和制度层面的长期竞争,而不是全面军事对抗。

基于上述判断,作者建议,北京应避免因过度自信而高估自身军事能力,也应避免将统一目标与短期政治压力过度绑定;与此同时,美国同样应避免夸大中国大陆军事优势或渲染“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而应继续通过稳健的军事部署和联盟合作维持地区威慑。

在作者看来,维持一种既具有威慑力、又能够避免误判升级的战略均势,仍是维护台海和平最现实的路径。

美伊停火谈判的进展及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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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美伊战场形势虽然还很不稳定,但霍尔木兹海峡的确暂时开放通行,大量石油现货投入市场,导致油价大跌。根据最新市场报价,布伦特原油价跌破每桶75美元,美国原油价险些跌破每桶70美元,国际油价几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明明是短期和临时的,国家油价为什么竟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相信美、伊之间有可能在60天的短期内达成比较长期和稳定的停战协定。但这种愿景是否能成为现实,目前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2026年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远程共同签署了《伊斯兰堡备忘录》(又称凡尔赛备忘录),标志着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正式告一段落。

6月21日至22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外长阿格拉奇领衔的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Bürgenstock)举行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高级别技术谈判。尽管过程充满火药味,但最终取得了重大里程碑式的成果:伊朗已正式同意重新允许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对其此前遭到轰炸的核设施等进行长期武器核查。作为对等条件,美国财政部正在准备一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令,允许伊朗重新向外(主要是中国)出口石油和石油化工产品并接收款项。同时,此前因美国二级制裁而被冻结在卡塔尔银行账户中的数百亿美元伊朗资产也将逐步释放,但美方限制其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等民生物资。

美伊双方为本轮谈判设了60天的冲刺期(由6月18日开始计算),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将这份松散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一份长期的、全面的和平协定。不过,目前的局势依然非常脆弱,主要面临几个重大变数。

在瑞士谈判期间,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警告伊朗必须立刻管束黎巴嫩真主党并停止在黎行动,否则“将再次发起比上周更猛烈的打击”。这导致伊朗代表团在21日一度愤而暂停谈判。尽管在中间人斡旋下谈判得以连夜继续,但美方领导人的不可预测性依然让德黑兰深感焦虑。

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莫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对该停战备忘录及后续的直接和平谈判表达了“保留支持、形式背书”的态度。

在6月中旬美伊两国远程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后,小哈梅内伊6月18日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了正式书面声明。这也是他在今年2月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受伤、并接任最高领袖职位以来的首次重大外交表态。

他的态度可以非常微妙地概括为:“我个人不同意,但我允许政府去谈。”

小哈梅内伊在声明中坦言,他与现任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在这个协议上“持有不同的观点”(held a different view)。但他强调,由于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全体成员做出了郑重承诺,他最终正式颁布了允许进行直接谈判的“最高许可”。

这是伊朗最高领袖一贯的“两手准备”政治艺术。通过公开表达保留意见,小哈梅内伊成功拉开了自己与“向美方妥协”的距离,不仅维护了自己强硬派的基本盘,还将未来的谈判责任和潜在政治风险完全推给了佩泽希齐扬政府。

虽然同意放行,但小哈梅内伊对未来的60天技术谈判以及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设立了非常严厉的限制:他警告称,未来与美国的面对面谈判绝对不等于“接受敌人的观点”。他明确放出狠话:“如果美国人想要开出更过分、超出接受范围的勒索条件,德黑兰将绝不屈服,并随时终止协议。” 在声明中,他将本轮和谈定性为“美国总统在面临经济灾难和各方施压时,出于绝望(out of desperation)而动用了各种杠杆才促成的”,意在向国内展示伊朗并非战败求和,而是“掌握着主动权”。

分析普遍认为,小哈梅内伊之所以在百般不情愿下依然给和平协议盖了章,是为了伊朗内部的局势稳定:历经数月战火和美国的高强度封锁,伊朗国内通胀严重,多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受损。由于备忘录承诺了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允许重新出口石油)以及未来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基金,这笔巨额资金对处于权力交接过渡期、亟需稳住国内民生的小哈梅内伊政权来说是难以拒绝的。

佩泽希齐扬等高层向他做出了保证,协议将优先确保伊朗的国家利益和海外代理人网络(如黎巴嫩真主党等)的安全不被彻底摧毁。

小哈梅内伊目前对和平协议的支持是工具性、防御性的。他允许谈判团队在瑞士与美方死磕,但他绝没有对华盛顿产生任何信任。这轮60天谈判对小哈梅内伊而言更像是一场“阶段性休战的试探”,一旦他发现美方的解除制裁诚意不足,或者以色列在前线的越界行动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他随时有能力撤销这份“领袖许可”,重启对抗。

对于美国与伊朗近期签署停战备忘录并开启全面谈,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硬、极为愤怒,甚至将其公开视为一种“背叛”。在以色列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通过给伊朗“松绑”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这无异于一种“投降”与“耻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正通过外交抵制、舆论施压以及军事上的“极限扩大化”,试图彻底将以色列的战线与美伊和谈脱钩。

以色列媒体和评论家普遍用“甚至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来形容美伊凡尔赛备忘录。以色列驻美大使叶希尔·莱特(Yechiel Leiter)在华盛顿的外交会晤中直接将美方的妥协比喻为一场“火车对撞惨剧”(A train wreck)。

内塔尼亚胡在过去几个月对伊战争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他原计划通过彻底摧毁伊朗的核潜能和“抵抗之弧”来为自己几个月后的艰难大选捞取政治资本。如今美国突然收兵并解除封锁,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是沉重一击。

尽管德黑兰声称该备忘录中包含了“以色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行动”的条款,但内塔尼亚胡多次发表声明公开反驳,坚称以色列没有签署该备忘录,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绝不受美伊谈判的约束。

以色列国防与安全部门最深层的焦虑在于,这份协议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给德黑兰送去了喘息之机。备忘录中虽然要求伊朗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但完全没有涉及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更没有强迫伊朗解除对其庞大海外代理人网络(如胡塞、真主党)的资金与武器支持。

随着美国准备给伊朗60天的制裁豁免并释放数百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以色列认为这些钱最终会变成射向特拉维夫的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Gideon Sa’ar)直接警告:“伊朗正在通过真主党间接占领黎巴嫩,以色列绝不接受。”

现在的以色列就像是美伊和平饭局上最不可控的“单干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鲁比奥等美方高层正在全力安抚并试图将“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拆分成两个独立的轨道。然而,只要以色列认为其自由行动权受到了限制,或者真主党在前线实施了反击,以军随时可能用一场更大规模的空袭或地面推进行动,直接震碎特朗普在波斯湾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60天和平路线图。

除了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红海局势也可能影响美伊之间的和平进程。

尽管胡塞武装长期接受伊朗的武器和资金支持,但他们拥有极强的自主决策权。美伊签署的停战备忘录主要约束美伊两国的直接军事行为,并未包含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领袖明确表示,红海的封锁行动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停止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只要以色列在前线的空袭不停止,胡塞武装就不会在红海收兵。

当前的全球海上贸易航道呈现出极端的“冰火两重天”:东边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排队且有水雷,但随着美伊让步正在艰难地“解冻”;而西边的红海-曼德海峡则随着胡塞武装在6月份的正式宣战,重新陷入了硝烟弥漫的全面危机中。

关于400公斤纯度为60%的浓缩铀(接近武器级) 应该如何处置,是当前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全面和平谈判中最核心、最焦灼、也最具火药味的技术博弈点。双方的交锋主要集中在“运出国”还是“就地稀释”上。

华盛顿方面的立场极为坚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彻底清除伊朗的核潜能”作为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坚持这400公斤的高浓缩铀必须物理性地全部移出伊朗国土,交由第三方独立国家(如此前曾讨论过的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进行无限期托管,或者由美方控制。

美方认为,只要这批接近武器级的材料继续留在伊朗境内,即使处于封存状态,伊朗依然拥有在几周内将其快速提纯至90%(制造核武级别)的“临界能力”。因此,“清空库存”是美国不可逾越的红线。

伊朗最高层对此展现了极其强硬的反对姿态,将其上升到了“国家主权与尊严”的高度:

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已下达明确的铁律,高级别外交官员也公开向媒体证实:将这400公斤浓缩铀运往国外的方案被“完全、不可逆转地排除”。伊朗绝不接受这种“战败国式的投降屈辱”。

为了换取美国60天的石油制裁豁免以及数百亿冻结资产的释放,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政府提出了替代意见——伊朗可以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严密监督下,在伊朗国内将这400公斤的60%高浓浓缩铀“就地稀释(Down-blending)”,降解为无法直接用于制造武器的低丰度民用核燃料(如3.67%或5%)。

作为中间的技术监督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后,已公开表示随时准备参与制定具体的处置执行步骤。但IAEA目前面临巨大的技术与信任危机。

去年美军的轰炸将伊朗部分核设施化为废墟,这400公斤浓缩铀目前据信被转移或掩埋在某些残存的地下深处掩体中。由于伊朗此前暂停了与IAEA的合作,核查人员已经数月没有亲眼看到这批材料。

尽管瑞士谈判中伊朗初步同意核查人员重新进入,但如何精准清点这400公斤材料的数量、如何验证其纯度,以及如何在废墟或秘密地点中部署稀释设备,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

目前这400公斤浓缩铀的处理,卡在了“美国要运走,伊朗要就地稀释”的死胡同里。在目前的60天谈判期内,美伊技术代表团正在瑞士尝试拼凑一个折中模型:例如由伊朗在未来数周内先期开启第一阶段的就地稀释,向美方展示诚意;而美方则视稀释进度逐步延长制裁豁免。 这场关于核材料所有权的拉锯战,将直接决定本轮美伊和平路线图的最终生死。

郑丽文访美受冷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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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郑丽文访问北京时,受到超高规格的礼遇,大大提高了郑丽文本人的政治资本和国民党的地位。

对于北京而言,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官方沟通完全断绝的背景下,国民党主席愿意亲赴北京,本身就是对大陆“和平统一、反独促统”叙事的巨大支持。因此,北京必须给予极高规格,用来向台湾和国际社会展示:只要承认共同的民族身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北京给予郑丽文的高规格接待,也是寄望国民党能够利用立法院多数席次,在国防预算、对美军购以及两岸经贸法案上,实质性地制衡民进党的政策。

本月初,郑丽文访问华盛顿。她试图向美方传达:在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当下,政治解方与对话仍然可行。国民党希望向美方论证,其主张的“重启两岸对话、维持台海常态化和平”的愿景,不仅对两岸有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郑丽文带着在北京获得的“第一手观察”来到华盛顿,期望能以“美中两岸桥梁”的身份受到美方的重视,甚至可能获得特朗普本人的接见。但是,与其期待相反,郑丽文在华府被冷处理。

郑丽文随行团队表示,此行安排了与美国联邦政府涉台系统(含国务院、国防部等)官员的会面,但秉持互信原则,具体会面的官员名单与层级采取保密不公开的方式处理。但根据媒体的报导,在华盛顿期间,郑丽文仅仅拜会了八名国会议员,与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会面在最后一个被白宫取消。

美国的做法显然与过去对台湾在野党领导人的接待大相径庭。

2023年9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候友宜访美,顺利进入与白宫相连的行政办公大楼,会晤了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候友宜当时提出了涵盖“吓阻、对话、降风险”的“3D战略”,并明确承诺国民党如果执政,将把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5%以上。美方对此表达了高度肯定,认为其论述务实、符合美方预期。

2022年6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闭门接待,会晤了时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以及国安会中国事务助理杜如松的接待。朱立伦在会晤中向美方重审国民党的“亲美和陆”双轨路线。

2006年3月马英九访美,获得美方国安会的超高规格接待。当时马英九被视为2008年几乎必胜的“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不仅会见了副国务卿佐立克,更在白宫与国安会亚洲部门代理资深主任韦德宁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对话,马英九提出了两岸“维持现状、务实全面开放”的稳健论述,让当时饱受“麻烦制造者”陈水扁困扰的国安会放下了心,为国民党2008年重返执政奠定基础。

那么,华府这次对郑丽文为何如此冷淡?

首先,美方不接受国民党拿着从北京带回来的“和平叙事”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政治学者和媒体分析指出,郑丽文在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演说中,高度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复兴”、“两岸一家亲”等词汇。这些语言体系与中国领导人的核心外交与对台政治话语(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重合。质疑者认为,她试图将两岸的政治主权冲突淡化为“家人之间的历史分歧”,是在帮北京柔性包装其扩张意图。

其次,华盛顿对郑丽文最大的不满,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从1.25万亿新台币腰斩至7800亿。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明确表示对她“没有特定期望”;加州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的发言人说得更加直白,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并施压郑丽文支持更多国防开支”。美国国会很多成员认为,国民党一方面嘴上说亲美,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削减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这场华盛顿的“温差体验”,显然极大地刺激了郑丽文和国民党高层。在访问临近尾声的6月12日,郑丽文在华府记者会上做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立场退让与修正:她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朋友对国民党抱有高度期待,国民党现在“很认真在考虑并愿意主动研究”由国民党自己提出“党版强化国防的相关法案”。

这表明,国民党终于意识到,如果一味在立法院阻挡、删减国防预算,在华盛顿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亲中反美”。为了洗刷这个致命的标签、为了2028年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她不得不在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下,承诺国民党未来也将“主动强化国防”。

从这次郑丽文访美所遭遇的冷待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台湾政党的判断标准已经越来越简单:“你是否愿意自我防卫?” 美国战略界有一个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如果台湾自己都不愿意花钱防卫,美国为什么要替台湾承担风险?

可见,华盛顿评价台湾政治人物的第一标准并非“统独立场“,而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多少? 后备军人改革进展如何? 对美武器采购是否有所扩大? 抗登陆能力是否增强? 在美国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最主要差异是谁更愿意强化台岛的防卫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台湾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反共前哨,演变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核心战略支点。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希望为了台湾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因此未来最可能继续看到的是:美国的“三不变”,即不支持台独、 不接受武统、 不允许改变现状 。而唯一越来越明确的是:美国希望台湾变成一只“豪猪”,如果中国未来果真使用武力,浑身是刺的台湾将使大陆付出极高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今天看待台湾政党最重要的标准已经不是“亲美”或“亲中”,而是这个政党能否让台湾保持足够的威慑力,从而使台海现状得以长期维持。美国对国民党最敏感的问题并非“两岸对话”,而是任何可能削弱台湾防卫能力的政策。因为在华盛顿战略界看来,对话可以建立在威慑之上,但威慑不能建立在对话之上。

随着中美竞争全面展开,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而成为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中心节点。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如果台湾被大陆控制,后果不仅是两岸统一,而是整个亚洲力量的结构改变。

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出口,中国一旦控制台湾,中国海军可以直接进入菲律宾海、 关岛方向、 西太平洋。 美国几十年来建立的海上优势将被削弱。因此美国军方常把台湾称为:西太平洋战略支点。

美国最重视的盟友体系其实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美国亚洲战略核心盟友。美国担心:如果台湾失守,日本会认为美国无法保护伙伴,届时日本可能自主扩军, 韩国可能发展核武, 菲律宾可能转向中立, 整个联盟体系会动摇。

美国如今越来越重视台湾成为全球先进芯片的重要生产基地。美国虽然正在推动本土化,但短期仍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具有“军事价值 + 科技价值”的双重战略资产。

郑丽文访美如何吹皱华府一池春水:美国对台政策的再评估与疑台论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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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随着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其为期两周的访美行程,台海局势在华盛顿政策圈、外交官僚与顶尖智库界激起新一轮的结构性辩论。此次访问紧接在同年5月10日北京“郑习会”之后,本质上是台湾在野阵营在美中结构性对抗体系下,试图开辟“两岸和平第三条路径”的战略外交尝试。

与此同时,国民党高调推出二○二六和平之旅纪录片《造局者》,试图将郑丽文塑造为能在美中双边“开创新局”、“扭转对抗”的能动者。然而,从美方实际接见规格的断崖式下跌,到《华尔街日报》与《日本经济新闻》等国际主流媒体的严厉质疑,这场出访展现出不同的极端评价。

国民党主观上宣传的“造局”宏图,在美中大国博弈的客观现实下,在华府建制派造成对国民党政治路线的“疑K论”;更深层的地缘政治隐忧在于,这种信任赤字呼应北京非对称的“不统而统”战略,客观上在华府决策圈营造出有利于北京的“疑台论”与“弃台论”温床,使台湾陷入被动“入局”的危机。

然而,这种效应在美方未必是全然负面,美国甚至关心起随后的韩国瑜访美行程,试图从另一个面向理解国民党和台湾社会怎么看郑丽文效应。某种方面而言,这种拒绝反而让华府更想厘清,郑丽文治下的国民党是如何思考美中台关系的。

一、造局者理想与规训者现实

国民党将此行冠以《造局者》的隐喻,意在宣示在野党有能力打破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僵局,透过与北京及华府的“双重接触”来重新形塑台海的安全架构。然而,郑丽文在华盛顿遭遇的实质冷遇,却暴露出这种“造局”叙事与美国的建制派“规训”现实之间的严重认知断裂。

尽管国民党官方与郑丽文极力强调此行交流成果“超出预期”,宣称对美方投下促成两岸对话的“深水炸弹”,但客观事实却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临时取消会晤,美国国务院更是史无前例地“连降三级”,仅派出科室级(desk-officer)官员低规格接见,且在拜会美国在台协会(AIT)总部时会晤不足一小时。

这种实质的降格,与其过往国民党高层访美的规格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国民党当前中央有关部门对美认识的不足,反衬大陆事务部的话语权和成绩更为突出。

华府决策层之所以集体采取高度戒备与冷处理,核心症结在于国民党在立法院阻挡高达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案。在华府战略界看来,台湾是否具备强烈的自我防卫决心,是维持美台安全承诺的物质基础与政治前提。

当《造局者》在国内高唱“和”的路径、在立法院冻结防御预算,却赴美倡导“和平红利”时,其论述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显得缺乏实质支撑。这使得郑丽文非但未能扮演积极的“造局者”,反而沦为美方眼中的“天真理想主义者”,甚至被质疑其背后的防卫意志,从而启动华府对其政治路线的“战略规训”。

二、智库圈与郑丽文之间的交互震荡

郑丽文此行拜会“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与“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华府顶尖智库,试图透过知识菁英的政策游说来促成美方“脑力激荡”。

史汀生中心的印太安全专家与东亚研究员在座谈后指出,国民党在两岸安全保障上缺乏具体、可执行的“路线图”(roadmap),而仅仅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当局的“善意”。这种“天真”在美中正值结构性对抗的当下,极易在战术上被北京用作分化美台同盟的统战筹码。

同样地,在CSIS的闭门座谈中,专家学者的关切核心直指台湾在野党的“防卫赤字”。美方专家明确示警,台湾在野党一方面在国内删除或冻结包括AI指管系统、C5ISR等前瞻防卫项目,另一方面赴美却宣称支持国防自主并希望引入先进科技,这种言行不一的战略矛盾,正迅速腐蚀美台之间长期积累的“安全互信基础”。

此外,在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地缘政治学者葛兰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会谈时,艾利森虽秉持“少说多听”的学术观察态度,但哈佛与纽约政学界在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的午餐会后流出的共识指出,台湾若在没有实质威慑力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推动向北京让步的“超越零和”话语,本质上是在瓦解防御意志。

三、过度理想主义与入局疑虑

在国际智库与主流媒体的透视下,郑丽文访美不仅未能消弭华府的疑虑,反而使国际社会对台湾主要在野党的战略定格更趋负面,揭示其“造局”的理想,并未能解释“入局”的疑虑。

在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座谈会上,郑丽文面对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丹尼·罗素(Danny Russel)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时,极力转述习近平在“郑习会”中释放出的“善意”,宣称习近平“温柔、善良且真诚”。

然而,这种高度非政治化的个人感性描述,在崇尚现实主义的华府政策圈引起反弹。国际舆论随即对此进行严厉的评价:

  • 《日本经济新闻》由资深记者克里斯·霍顿(Chris Horton)撰文,直接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结成反对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为题,指出国共两党在“郑习会”后,在反对台独与虚化台湾主权的政治基础上达成高度的一致,将其归类为北京消融台湾主权计划的一部分。
  • 《华尔街日报》社论则公开向美方决策层与总统川普示警,强调北京在川习会前夕特意款待郑丽文,其本质是分化台美关系、削弱台湾抗击威权扩张意志的统战阴谋,警告华府切勿落入北京的“和平陷阱”。
  • 《福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更是直接质疑郑丽文的立场,直指其言行与北京在台海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

这种舆论定格表明,所谓的“造局者”在国际战略现实的局限下,已经被贴上“入局”的标签,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北京的工具。

在华府政策圈看来,相较于表态愿意聆听、具备沟通弹性的蓝营地方诸侯如卢秀燕,郑丽文在军购与两岸论述上的理想化,已使其政治光谱被定性为“无法沟通的倾中派”。这正是《造局者》的战略悖论:主观上意图“造美中和解之局”,客观上却“入了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

四、北京不统而统战略的投射与疑台论的发酵

从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来看,郑丽文访美所引发的效应,在客观上完美地嵌套进北京对台政策的新典范——“不统而统”。

近年来,历经俄乌战争的消耗与其内部军工体制腐败的教训,北京当局已深切体认到,单纯依赖高风险、高代价的军事武统,极易引发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与美日同盟的实质干预。

因此,北京的对台战略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移,抛弃传统“和统”与“武统”的二元对立,转向融合硬性治理权延伸与软性结构性渗透的“不统而统”路径。

“不统而统”战略的核心,在于将“时间”转化为对抗台湾民主体制与主体认同的非对称武器。其具体机制由两条轴线交织而成:在硬性维度上,透过常态化的近海执法与军事演习,逐步虚化台海防线与治权边界;在软性维度上,则是在台湾内部扶持代理人、吸纳知识系统,利用台湾内部的民主撕裂与安全焦虑,埋下分化社会根基的种子。

郑丽文此行倡导的“疑美论”与对北京“和平善意”的背书,恰恰为北京的“不统而统”提供关键的战略养分。当华府的“疑K论”因为郑丽文的言行而建制化时,其最危险的突变,就是转化为对整个台湾防卫决心的“疑台论”,进而演变为“弃台论”。

北京的战略图谋,正是希望透过《造局者》所宣传的和平叙事,向美国传递“台湾内部防卫意志彻底分裂、多数民意拒绝抵抗”的错误信号。一旦华府决策圈判定台湾社会缺乏捍卫民主主权的“本体安全感”,美国主张的“拒止性吓阻”(Deterrence by Denial)政策便会发生动摇。

这种战略意志的软化,将为北京开创致命的“机会之窗”,使其得以在美日同盟的准备完全成形前,对台实施预防性升级或实质的融合统一。

郑丽文的访美,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吹皱了华盛顿的一池春水。它不仅是一场在野党的外交挫败,更是一面照出美台互信底牌的镜子。国民党主观上宣传的《造局者》叙事,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下,间接的帮助北京在华府激起一片波澜,甚至对台湾进行更严厉的再评估,被动的成就北京所期望的目标。

中国或可不战而得台湾:特朗普模糊态度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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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中领导人北京峰会后对台湾局势的一系列说法引发了美国政策界的极大担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与该协会(CFR)的研究员石宇(David Sacks)在《外交事务》撰文(文章英文题目为“China Could Win Taiwan Without Fighting: The Cost of Trump’s Equivocation”)指出,北京正试图通过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涉台决策,逐步重塑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边界,并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信誉。他们认为,台湾不仅是美中关系中最具危险性的议题之一,也是检验美国联盟体系与国际秩序韧性的关键节点。他们提出,要修复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言行对美国台海政策造成的重创,白宫必须马上批准目前被搁置的对台军售,即使这个决定会造成中国领导人取消今年9月下旬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们还说,拜登总统在任内四次表示一旦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必将武装干预;这样的表态是正确的,应该用它取代美国现在在台海问题上奉行的“模糊战略”(strategic ambiguity)。

本站特约作者徐宇深(Emerson Tsui)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

美中两国政府均主张,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也都认同,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引发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上月在北京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借此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

然而,此次美中峰会的结果远非令人安心。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迈出了第一步,启动了将持续推进、旨在促使特朗普政府疏远台湾的努力。特朗普的访问刚一开始,中方就发表声明,披露了中国领导人向特朗普发出的警告: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反之,“两国将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使整个关系陷入严重危机”。

中国领导人意在重新定义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与他的前任前任一样,中国现任领导人认为防止台湾永久分裂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并将台湾维持自治状态视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的体现。然而,与前任不同的是,现任领导人似乎将推动台湾纳入中国管辖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视为其政治遗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早在2013年任期伊始,中国领导人便指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延下去。此后,他多次强调,实现对台掌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必须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完成的任务。

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指示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他更倾向于不发一枪一弹便控制台岛。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发动战争——即便对手实力较弱——总是充满风险。如果中国领导人下令攻台并陷入持久战,他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将面临威胁。此外,中国领导人也深知,对台动武将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至少会采取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实施重创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制裁等反制措施。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定,若想兵不血刃地控制台湾,最稳妥的途径在于特朗普;特朗普素来频频批评台湾,并质疑协防台湾是否明智。在5月峰会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特朗普在谈及台湾内部政治时借用了北京方面的论调,并暂缓推进原定对台军售。随后,特朗普重申了“台湾窃取了美国芯片产业”的说法,并表示不愿让美国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台湾卷入战争。其政府团队领会了这一意图。此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只字未提台湾:这是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同类演讲中未提及台湾。

究竟是什么驱使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并背离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台军售政策——尚不清楚。他或许认为,这是缓和台海紧张局势、避免(美中)爆发武装冲突的最佳途径;也可能是因为他认定,削弱对台支持,是换取更大的对华市场准入或与北京实现更广泛的缓和关系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则清晰得多。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常态”。如果中国能促使美国政策发生转变,从而加深外界对华盛顿可靠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已因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普遍持怀疑态度而有所蔓延——那么台湾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除了按北京的条件寻求妥协外,别无选择。这种事态发展将引发整个地区的警觉。美国的盟友将开始质疑把自身安全托付给华盛顿是否明智,这将导致实力平衡发生决定性转变,使局势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美国的决策者应当认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停止在对台承诺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眼下,中国领导人正一步步逼近他想要实现的目标。

新常

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着手推进其计划中的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让特朗普相信台湾正在谋求法理独立,并认为除非华盛顿约束台北,否则这一趋势将引发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最终甚至可能导致美中战争。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已经奏效:特朗普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台湾现在有人想搞独立”,而且台湾领导层“想发动战争,并相信美国的支持。” 这些言论与事实恰恰相反: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并未推动法理独立,并以克制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下一步,与此同时也是涉及到更为直接顾虑的事宜,在于确保特朗普不会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此,中国领导人同样捷足先登。在同一场福克斯访谈中,特朗普说,他正将军售计划“搁置”并认为这一搁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从北京返回美国的航班上,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同中国领导人就(对台)军售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与长期以来美国不同中国协商对台军售事宜的政策完全相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曾重申这一承诺,但现在总统本人则在返程航班上摒弃了这一点。

即便这项军售案最终得以推进,这种延宕也已让北京获益。中国并不特别在意具体武器是否交付给台湾——尤其是考虑到即便军售获批,相关武器也要数年后才会运抵岛内。相反,促使特朗普暂缓批准的真正意图在于树立先例,即华盛顿在未来对台军售问题上需与北京磋商;同时,此举旨在动摇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信心,进而削弱台湾的防卫决心,并助长岛内的亲华政治倾向。

美中峰会非令人安心

既然现在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乐意重新协商长达数十年的美国对台政策,他将继续施压,迫使美方作出更多让步。比如,他将有可能敦促特朗普明确背书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将代表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并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还可能要求华盛顿降低与台湾,乃至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层级。这将进一步削弱威慑。他还可以游说特朗普,转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避免干预台海事宜。

中国正试图就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建立一种“新常态”。通过促使特朗普做出前任总统未曾作出的表态,并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中国领导人正在确立一种新的行为基准,并将在未来要求特朗普及其继任者遵循这一基准,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与北京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未来甚至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就台湾独立问题向台湾领导人发出类似警告,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北京磋商,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代价。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中国便可能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台湾的胁迫,并对美国采取惩罚性措施。我们不妨称这一切措施为“中国式联动”。

与此同时,北京正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力度。美中峰会结束数周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起了一场所谓的“特别海上执法行动”,期间中国海警对商业航运进行了干预。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还进入了台湾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的禁限水域。通过这两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北京正试图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并为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海上隔离(quarantine)奠定基础。

连锁

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特朗普作出的这些让步,目的在于加深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从而服务于中国将台湾进一步纳入自身轨道、削弱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更直接的后果是,美国信誉的受损可能逆转台湾近年来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已增加一倍,目前约占GDP的3.3%;台北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前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于2035年前实现的水平。今年5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用于向美国采购关键军事能力,包括防空拦截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坦克和反装甲导弹。

但如果台湾不再相信美国会通过军售帮助其强化防卫能力,并在必要时出面干预,那么台湾政治人物将越来越难以证明,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能够有效威慑或击退中国的攻击。根据2026年一项在台湾进行的民意调查,仅有34%的受访者认同“美国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过去五年间,这一比例已下降逾十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言论以及其在军售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很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一数字。

随着台湾社会对美国保护承诺的信心逐渐流失,对防务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将更加不愿支持他们认为效果有限的国防预算。而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多妥协与接触的论调,则将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北京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推动在野的国民党朝更公开的亲中方向转变,并在2028年重新扶持一个经过重塑的国民党重新执政。

北京更向于不而屈人之兵。

美国削弱对台支持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在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对台政策被视为衡量美国安全承诺强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华盛顿愿意通过谈判削弱对台支持,地区国家将得出结论:它们已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充军备,考虑获取核武器,并推行更具自主性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未必与美国利益完全一致。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则会认为,除了顺应北京的偏好之外,它们已别无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支撑美国亚洲战略地位、并构成华盛顿相较北京最重要优势的地区联盟网络,都将遭受严重损害。中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北京甚至可能借此限制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面对一个更加大胆自信的中国,而自身又缺乏强有力盟友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国防资源来保障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外界认为美国正在削弱对台湾的支持,其他国家将更难采取强化威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动摇台海稳定。近年来,美国在推动台湾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英国的双边声明已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做出强调,七国集团的多边声明亦然。华盛顿已鼓励其盟友和伙伴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并思考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它们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国家冒激怒中国之险的意愿取决于对美国支持的信心。如果美国降低对台湾的承诺力度,它们也会重新评估自身的立场。

平衡

美国有充分理由不让中国在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制造裂痕。从军事角度看,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而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至台湾和菲律宾。一旦中国控制台湾,其在太平洋进行力量投射并威胁美国领土将变得容易得多,美国也将难以保护其条约盟友——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免受中国的侵略。中国还将能够控制日本赖以获取能源和粮食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使北京对东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允许台湾受制于中国的管控将会是对自由民主的致命一击。纵使面临着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极权主义近邻的生存威胁,台湾民众已成功建立起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一。对中国公民而言,台湾是一个例子,说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能够以民主形式欣欣向荣。扼杀这一民主将使区域内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噤若寒蝉。

涉台冲突在经济方面同样致命。根据彭博社的估计,这一战争将会从全球总产值中吞食10万亿美元。这是比新冠病毒还要严重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台湾生产了绝大多数世界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从智能手机到电脑,武器,以及人工智能服务器,它们为一切所需。但芯片生产并非使将台湾至于全球经济核心的原因。整条人工智能供应链经由台湾运转,并且由一个包含上百家台湾公司的生态系统所支持。因此,台湾现今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要多于从中国进口的。尽管美国正在寻求将半导体生产本土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仍将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伙伴。当前美国生产的最先进芯片仍需运往台湾进行后端加工。即便本土化生产获得广泛成功,在未来多年内,全球绝大多数最先进芯片仍将由台湾生产。

假如中国在建立美国对台政策新常态的尝试方面获得成功,最坏的情况将愈发有可能上演。但华盛顿仍有机会打乱北京的战略,并弥补特朗普涉台言论和暂停军售决定所造成的损害。第一项任务是批准对台军售案。中国领导人或许将以取消九月份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作为回应,但这将会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领导人最终明白台湾并非是他的囊中之物。

眼下中国领导已越接近他所求的成功

然而,仅凭新的对台军售,并不足以消除特朗普言论所引发的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特朗普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威慑中国的侵略行为,例如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移,协助台湾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台湾现在必须加大投资,以确保其能够在危机期间——即外部补给极为困难之时——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发出明确信号,明确表态其致力于保卫台湾,并期待伙伴国家为美国主导的防卫行动作出贡献。拜登总统曾在四个不同场合公开作出这一承诺,为我们于2020年在《外交事务》提出的“战略清晰”进行了背书。尽管高级官员后来令人遗憾地试图淡化总统的表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言论并未引发美中关系危机。恰恰相反,这些表态很可能打消了北京试探美国决心的念头。

使美国对台承诺在今日可信,需要美国在区域内维系充分的军事实力,以及军队的充分部署以应对台湾突发情况。这同样需要美国反击中国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的行动,比如谋求同台湾海岸警卫队的更充分的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应使中国明白,华盛顿并不寻求对抗。美国应当向中国做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将继续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支持任何关于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只要它们获得台湾人民的准允。

美国已对中国攻台维系了数十年的威慑,并且能够继续维持这一威慑。中国军队发动两栖入侵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台湾的防务优势,美国在水下战争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友军队的联合实力,都对华盛顿有利——只要盟友——特别是台湾和日本——认为美国值得信赖。

但现在,华盛顿还必须抵御来自北京的另一条战线。一个日益强大、自信且更具进取性的中国,正试图通过一步步说服华盛顿疏远台北来挤压台湾,而这一过程正始于推迟甚至取消拟议中的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正中中国领导人下怀的言行,并认识到,防止台海爆发冲突、避免中国吞并台湾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北京毫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美国经济为何在G7国家中表现最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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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届七国集团(G7)峰会6月15日到17日在法国上萨瓦省的埃维昂莱班(Évian-les-Bains)举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G7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依然“一枝独秀”,显著领跑其他成员国。

尽管一季度美国GDP年化增长率为1.6%有所放缓,但IMF对美国2026全年的实际GDP增长预测仍高达2.3%。这表明市场预期其下半年在科技投资和强劲内生的资源优势带动下,整体势头依然稳健。加拿大(1.5%)紧随其后。作为同属北美的资源型经济体,加拿大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对冲,在图表中位列第二,预期明显好于欧洲和日本。法国(0.9%)、英国(0.8%)、德国(0.8%)、日本(0.7%)和意大利(0.5%)的全年预测均未破1%。

从名义GDP的维度来进行比较:美国32.4万亿美元,英国月4.26万亿美元,其他G7国家则更低。

美国经济的最大弱点和隐患也很清楚:高赤字和高债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2026年财政赤字约1.9万亿美元,占GDP 5.8%,长期会继续扩大。

6月14日BBC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为什么美国经济不断逆势而上?》。文章提出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已久的一个谜题:尽管面临同样的全球冲击,为什么美国经济仍然能够继续优于许多同行?

文章指出:“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大多遭受了一系列冲击。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政策扰乱了全球贸易。大规模遣返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而中东冲突则导致油价暴跌。许多经济学家曾预期这些压力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然而,美国经济却持续稳步增长。尽管通胀有时难以控制,但许多人担心的经济增长疲软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局面并未出现。”

最近SpaceX上市、估值突破2万亿美元,而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豪”这一趋势能够持续,那么它说明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发财了,而是反映了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正在发生几个深层变化。

SpaceX已经不是普通企业,它承担任务美国国家安全、军事卫星、乌克兰战场通信、导弹预警系统、太空探索等重大任务。投资者给予SpaceX极高估值,并不是因为它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市场相信它未来可能控制全球卫星互联网(Starlink)、 商业航天发射、月球与火星运输、军事通信网络和AI算力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实际上是在为未来20年的战略地位定价。

这也说明: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的创新融资体系。中国能造高铁,德国能造机床,日本能造汽车,但目前只有美国能够把一个烧钱二十年的火箭公司,最终变成价值2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欧洲和日本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往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美国经济能够持续领先其他G7国家,最核心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政策,而是同时拥有其他G7国家无法全部具备的优势:

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第一。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企业,例如微软、苹果、英伟达、Alphabet、亚马逊等,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最近最热门的OpenAI 、SpaceX、xAI等,也全部来自美国。未来增长最快的AI、云计算、商业航天、生物科技,美国占据绝对优势。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资本市场,能够把创新快速转化为资本例如:SpaceX、OpenAI、Tesla,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获得数百亿美元融资。欧洲很难做到,日本更难做到,中国近几年融资环境也明显收缩。美国拥有:华尔街、 纳斯达克、 风险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全球美元体系,形成完整融资链条。因此创新企业成长速度远快于G7其他国家。

美国的人口结构明显优于欧洲和日本,这是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日本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降,意大利老龄化严重,德国出生率长期偏低。美国虽然出生率下降,但依靠移民持续补充劳动力。美国人口已经超过3.4亿,而且高学历移民不断流入,很多AI企业创始人本身就是移民。因此美国的人口红利远强于日本和欧洲。

美国的能源优势,在俄乌战争后差距更加明显。美国同时拥有页岩油、 页岩气、核电、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则眼中依赖进口能源,能源成本直接影响工业竞争力。

美元是美国独有优势。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国政府发行国债时,全球资金都会购买。美国企业融资成本长期低于多数国家。美国出现危机时,资金往往反而流入美国。这是一种其他G7国家都没有的优势。

美国的大学和科研体系领先全球。全球顶级大学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例如哈佛、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州理工等。这些大学不断输出AI技术、 半导体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航天技术,形成创新循环。

美国经济之所以在面临全球性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重组以及通胀压力等多重冲击时,依然能表现出强于其他G7国家的韧性,其庞大的内需市场(尤其是占GDP约70%的居民消费)确实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缓冲垫”与“主引擎”作用。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和海外需求疲软的打击。而美国经济的结构特征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本土市场内部实现自我循环。海外市场的萎缩或波动,传导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深度和速度,会被这层巨大的内需缓冲垫显著稀释。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超前消费”文化、完善的信用消费体系,使得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具有极强的惯性。即使在经济预期走弱的周期中,居民服务类消费(医疗、娱乐、金融、餐饮等)依然保持刚性,为经济增速提供了一个不可跌破的下限。

庞大的消费市场并非空中楼阁,它能够持续繁荣,得益于美国独特的财富传导机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过去几年中,尽管面临高利率环境,美国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历史低位,劳动力市场持续供不应求。薪资的稳步增长直接转化为居民口袋里的购买力。只要就业不崩塌,消费的底座就依然稳固。

在全球供应链遭遇瓶颈、商品价格飙升时,美国内需市场的另一个演变稀释了这一冲击——即向服务业消费的深度转型。医疗保健、科技服务、法律金融、娱乐旅游等服务业,占到了美国居民消费的绝大部分。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不可贸易品”,其生产和消费均在本土发生,不依赖长距离的跨国物流,也不易受到海外关税波动的干扰。这种结构使得美国经济在面对诸如全球航运受阻、海外能源危机时,本土的服务业生态链依然能够全速运转,创造就业并消化内部购买力。

美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能够长期维持“入不敷出”(低储蓄率、高负债消费)的状态,背后有全球独一无二的机制在支撑,即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储备货币的红利。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和美债,直接从全世界购买廉价的商品和资源。换言之,全球的制造大国都在加班加点为美国的内需市场提供源源不断、价格相对低廉的实物商品。当全球发生动荡、爆发地缘危机时,全球资金为了避险反而会疯狂涌入美国资本市场,推高美元汇率。强势的美元进一步提升了美国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实际购买力,变相让全球为美国的内需“缓冲垫”注入资金。

但是,美国并非没有问题。最大的三个隐患是:

财政赤字过大。美国国债规模已超过36万亿美元。这是所有G7国家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

贫富差距扩大。科技产业创造大量财富,但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和个人。例如马斯克、贝索斯等超级富豪。

制造业基础相对削弱。虽然高端制造仍强,但中低端制造大量外移。这也是美国近年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从未来十年的角度看,真正可能决定美国是否继续领跑G7的,不是传统制造业,而是AI、半导体、商业航天和生物科技这四个领域能否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外媒: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在G7又因珍珠港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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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G7)领导人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进行了约5分钟的一对一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

据日媒《日刊现代》6月19日报道,在法广综合频道“France Inter”18日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回声报》记者透露,在该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G7峰会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了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

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似乎是因为特朗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名法国记者称,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今年3月19日高市早苗访美时,一名日本记者质问特朗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被特朗普拿珍珠港事件回怼,直言“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这个“地狱级笑话”当时就让高市绷不住,惊恐瞪大双眼,倒吸一口气。

今年3月,特朗普当着高市早苗的面提起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视频截图

日媒提到,《回声报》是法国老牌经济媒体,而该报记者做客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法国政府部长级官员也经常参与,颇具影响力,暗示关于特朗普和高市早苗争吵的爆料有一定的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法媒的爆料属实,就在被曝发生争执后的第二天,高市早苗仍与特朗普举行了一场约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消息,高市当面向特朗普表达了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欢迎,重申了继续执行日美关税协议的必要性,还谈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及中东等国际形势,并确认日美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而特朗普的态度就更耐人寻味了。在G7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他言辞间流露出对日本的不满,称美方曾要求日本加入对伊军事行动,却被日方以“不愿卷入其中”为由拒绝。不过,在记者会接近尾声时,特朗普又称高市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她认为我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自美国挑起对伊朗的战事以来,高市早苗没有就此事发表过任何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她一边称“只有唐纳德(特朗普)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边又承认全球经济因中东冲突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两面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批评。

在野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说,高市对美以攻击伊朗一句批评也没有,反而赞美特朗普,这种对美追随式外交实在令人遗憾。

(来源: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