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对科研安全监管的持续收紧，各大高校正面临着如何在维护开放学术合作与应对国家安全审查之间寻求平衡的严峻挑战。为了深入揭示这一新政策环境下高校的实际应对策略，《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政策评论》（MIT Science Policy Review）在2026年春季对三位来自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安全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结合自身经验，分享了政策落地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合规与合作为一体的平衡之道，以及对未来学术环境发展趋势的思考。
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机构必须遵守有关科研安全的指导方针，例如2021年1月出台的《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33）。2026年春季，《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政策评论》采访了科研安全这一新兴领域的专业人员，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从业背景、岗位职责以及各自机构在落地科研安全方面的具体日常运营。
为了确保受访者在美国政府对高校科研安全审查极其严格的环境下能够坦诚交流，访谈给予了受访者匿名身份。他们的职业背景概述如下：发言人 A 是某私立 R1 级（最高研究活跃度）大学的科研安全专业人员，该校不从事涉密研究；发言人 B 是某公立 R1 级大学的科研安全专业人员，该校从事涉密研究；发言人 C 是某公立 R1 级大学的科研安全专业人员，该校同样从事涉密研究。
本文已经过精简与编辑，以求表达清晰。
科学政策评论：请分享一下您的专业背景，以及是什么促使您投身于目前的科研安全岗位？
发言人 A：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一家大学的出口管制部门，当时遇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上司，花费了大量心血指导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近20年。在我此前任职的两所大学中，我们确实开展过涉密研究，因此关于科研安全的讨论一直存在。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研安全”框架，大约是在2018或2019年左右开始引入的——当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开始陆续发出信函，从那时起，这个领域才真正有了正式的称谓。
我的管辖范围包括出口管制合规、科研安全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包括我在内，我的办公室共有4名全职员工。科研安全涉及面极广，以至于全校许多部门的同事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我们的受资助科研管理办公室在该领域承担了大量工作；虽然那不属于我的管辖范畴，但他们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发言人 B： 我此前在学校负责知识产权工作。2009年，我开始担任出口管制项目经理。随后我的职责发生转变，更多地转向涉密领域，实际上充当了设施安全官（FSO）的角色，并深入掌握了《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NISPOM）的细则。
大约在2018或2019年，随着“科研安全”成为一个专门术语，我被赋予为学校组建跨学科工作组的任务。2021年1月的《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33）使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紧迫。那时，我更新了学校的政策（此前仅包含出口管制和制裁合规），首次加入了“科研安全”这一表述。
我现在的头衔是首席科研安全官。我依然承担 NISPOM 的相关职责，并且是出口管制的法定授权官员（Empowered Official），但我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科研安全领域，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三大项目板块中，它的成熟度最低。除了我之外，我们办公室还有5名全职员工专门从事科研安全工作。
发言人 C： 我在空军服役了20多年，过去一直和飞机打交道，做飞机维修。职业生涯后期，我转入管理岗，不再直接修飞机，而是在涉密项目和涉密设施中管理飞机。退役找工作时，我在招聘网站上寻找能否继续留在类似领域，机缘巧合看到了出口管制的工作。2019年我被聘为助理设施安全官（FSO）。2020年，学校将科研安全与科研合规部门合并，因此安全事务、负责任科研行为（RCR）、人体试验以及动物试验都划归到了同一个办公室。
2021年，我们聘请第三方对学校的科研项目组合进行了评估。他们对改进内部治理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设立一个专门的科研安全岗位，并将 FSO 的职责整合其中。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的头衔里也因此加上了“科研安全”。现在，FSO、出口管制以及整个科研安全业务基本上都由我统筹。
包括我在内，我的团队共有4人：我的出口管制官员、一位同样从政府部门退役的安全分析师，以及一位负责所有访问学者项目和签证办理的安全协调员。此外，我的办公室通常还会配一到两名本科实习生。
科学政策评论：您如何描述贵校科研安全的主要目标？
发言人 C： 主要是提升科研人员和决策者对风险的意识，以及让他们了解联邦机构是如何看待这些风险的。我们在时刻跟踪该领域的动态，而科研人员并不会。研究人员一心想着推向前沿研究、争取项目资助，而我们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看清现实：政府是这样审视你的。你可能是你自己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但由于其他风险因素的存在，你可能会被评定为存在风险。此外，我们也会参与到出行安全培训中。
发言人 B： 这份工作的本质就是风险管理。换作任何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整天只知拒绝，那是再轻松不过的差事了。真正难的是对规则烂熟于心，从而能找到解决方案，给出通往“许可”的答案。我们也听到联邦合作伙伴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们也希望促成项目。但前提是你必须管控风险；而要管控风险，你就得明确风险所在并告知他人。因此，我的工作中包含大量的宣传与沟通——为领导层、科研人员、院长和系主任提供培训，这甚至超出了对项目负责人（PI）和共同负责人（co-PI）强制要求的科研安全培训。学校将我们视为领域专家：规则是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怎样才能不踩红线？
除了风险管理，还有合规职能。规矩就在那里，我们必须遵守。那么，如何建立起高效的流程和工作流？这是一个横跨高校多个部门的议题。我们需要与 IT 部门在网络安全上紧密配合，与出差登记负责人、尽责照顾（duty of care）团队以及学生行为规范部门打好配合。
如果总结一下，那就是：风险管理、合规履职，以及外展、教育与沟通。其核心是尽力寻找途径，支持科研人员实现他们的构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他们坚持的方式实在无解且找不到替代方案，我才会明确表示风险过高。
科学政策评论：在您的办公室和您的岗位上，您如何定义“成功”？
发言人 B： 不上新闻头条，不被参议员点名提问。我可一点都不希望在国会议员对某些事情不满时，收到政府关系部门打来的电话。
开个玩笑——顺便说一句，这些也确实是现实问题——我认为对我而言，成功的标志在于我们的沟通足够到位，以至于大家遇到问题会主动来找我。我不需要主动去盘查大家的科研活动；相反，我的收件箱每天都会收到咨询邮件，比如：“我正在考虑进行一项国际合作，您有什么建议？”这表明我们的工作见效了。
发言人 C： 我认为过去几年我们被赋予的这项工作，其中不可言说的核心在于“改变文化”。我们可以不断向大家灌输合规要求、强迫大家打勾过关，但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影响所有具有深厚国际学术背景的决策者，改变他们对风险的认知。他们可能与某人相识多年，但如果政府将这种关系视为风险，只要他们还想继续获得该机构的资助，可能就不得不终止这种合作。
发言人 B： 补充一点，我希望大家保持好奇心，但不要疑神疑鬼。我希望决策者去质疑一些事情。比如：这是一个好主意吗？这真的符合我的最佳利益吗？这位访问学者打算自费过来，也许事情最终确实就这么纯粹，但你必须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果条件听起来美好得不切实际，那它往往就有猫腻。
还要让决策者深入思考，选择某种路径或做出某种决定，可能会对自己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拿了一笔现在看起来像是“恶性外国人才招募计划”的资助，你是不是就此失去了未来获得所有联邦资助的资格？很可能就是这样。我是个电影迷，我常把它比作《黑客帝国》里的尼奥。你有选择权，可以吞下红胶囊或蓝胶囊，但你再也不能两个都要了。你打算如何应对这些决定？你是否深谋远虑过这一个决定对长远发展的连锁反应？
发言人 A： 我首先想到的是“回头客”。如果教职人员再次光顾，或者把我们推荐给他们的同事，当有人说“某某让我来找你聊聊”时，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这种信任至关重要。而在操作层面，成功意味着把流程简化到极致、让大家习以为常，从而使人们出于本能地偏向于选择规避风险的决定。
“其中一个阻碍，在于如何让学校里的师生认为我们办公室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帮手，帮他们化解难题，而不是把我们当成‘警察’。”
科学政策评论：在您的工作中，落实科研安全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发言人 C： 其中一个阻碍，在于如何让学校里的师生认为我们办公室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帮手，帮他们化解难题，而不是把我们当成“警察”。
过去几年里，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新要求或补充解释。我们与政府以及同行业内从事科研安全的专业同仁保持联络，以透彻理解这些框架。然后再向校内人员进行宣贯。在科研人员眼中，我们常常充当了“设限部门”的角色——过不了我们这关，就拿不到钱。但这绝非我们的本意。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协助科研人员应对联邦和州政府的各种规章要求。
发言人 A： 针对发言人 C 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的指导意见充满了矛盾——重要的通知发布了，随后又撤销了。当我们在学校推进落地、开展艰难对话并做出决策时，政府方面缺乏一致性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在内部的公信力。
发言人 B： 我也想就这个话题多说几句。有一次，受资助项目部门让我做个简短的汇报，我借此机会制作了一张表格，梳理了我们的主要资助方及其对科研安全不同板块的具体执行时间节点。我第一次做这张表是在2025年9月。到了下一次受邀做报告时，我就不得不更新表格了。因为正如发言人 A 所言，NIH 刚出台了一项规定，紧接着又作废了；NSF 刚公布了一项措施，随后又因政府停摆将其推迟。到现在，随着2026年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规的加入，那同一张表格我已经改了不下9或10个版本。这就是我们被迫生存的真实环境。每次站在大家面前，我都会强调：这只是“今天的真相”，我完全不知道“明天的真相”会变成什么样。
“每次站在大家面前，我都会强调：这只是‘今天的真相’，我完全不知道‘明天的真相’会变成什么样。”
科学政策评论：贵办公室如何与学校的不同群体（尤其是科研人员）开展合作？
发言人 B： 你当然希望自己不必等到科研人员犯了错才去跟他们打交道。我们设有强制性的科研安全培训和出口管制培训，而且可以通过 NSF SECURE 项目等平台提供的工具来开发这些课程，不必每周都重新造轮子。但在此之外，我喜欢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去触达科研人员。比如，我喜欢去找负责科研的副院长们交流。在一场会议中，我不仅能分享信息，还能培养出理念认同者，让他们在各自的学院和系所内进一步传播。关键在于“信息的连贯性”和“声音的多样化”。如果科研人员从我这里、从科研副院长那里、从系主任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说法，且科研副校长也在使用完全相同的表述，这种信息就会瞬间通过新闻通讯、官网、指导文件等多渠道产生共鸣。
发言人 A： 我们的科研管理人员会向我转交大量线索，利益冲突审查办公室也是如此。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直到出了纰漏——这也是我结识不少人的方式，这没关系。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同事会主动发起转介，因为他们在后台发现了异常信号。另外就是听过我们宣讲、或经同事推荐后直接找上门来的人。
发言人 C： 我非常注重去强调那些“获批”的正面案例。我们审查的大量事项其实并未采取干预行动，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安全隐患。例如：这次行程、这项合作，或是你的这个兼职任命并不存在科研安全风险，你只需要确保在申报表格中如实披露即可。
即使确实存在问题，我也尽量为他们指明一条通往目标的路径。比如：你可以聘用这个人，唯一的限制是他目前在一家外国大学任职，你需要明确告知他，基于我们联邦资助的要求，他不能保留那边的职务。如果对方愿意离职，我们就做好离职备案，然后项目继续推进。归根结底，我们在帮他们规避联邦政府设下的种种雷区。并非每一架无人机都是被禁用的大疆无人机；也并非每一个外国团队都与解放军有联系。我们协助他们厘清并化解这些风险。
科学政策评论：哪些类型的学术活动或发生在校内的活动，属于贵办公室有能力、被要求或被建议进行审查的范围？
发言人 C： 在项目资助方面，我们会审查所有美国国防部（DoD）的资助项目，因为它们极有可能涉及某种出口管制审查。NIH 和 USDA 对与特定受关注国家的合作有大量规定，因此我们与受资助项目部门对接，对这些项目的条款和条件进行标记，并直接与 PI 对话，确保他们彻底理解。即便他们可能已经和 USDA 打了多年交道，但最近政策已经变了。
我们所有申请联邦资助的申报书都会经过受资助项目办公室（OSP）。我和 OSP 共同制定了一份参考清单，列出了需要预警并移交我团队审查的机构名单或资助部门。这可能涵盖所有向 DoD 申请资助的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航空系（无论他们向谁申请），因为其中涉及无人驾驶飞行器（UAV）组件。一旦 OSP 发现这些项目，就会把我拉进流程中以便我进行审查和建言。
发言人 B： 我们会 100% 审查涉及 DoD、NASA 以及所有国际合作的项目。对于国际合作，我们的审查范围并不局限于受关注国家 [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界定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自2009年我入职以来，这一规则就一直保持稳定。美国能源部（DoE）是后来加入的，大约是在2018-2019年他们出台针对恶性外国人才计划和非涉密外籍人员访问限制的指令前后。
我们有一个面向公众的 OSP 操作流程图，涵盖了立项前、资助谈判以及立项后的各个阶段。我们还会审查可能通过赠款和其他渠道渗透的不当外国影响，但我们最大的风险集中区依然是联邦资助项目。
发言人 A： 我们也有相似之处。我们的科研管理办公室拥有完善的信息和培训机制，非常擅长风险管控并明确哪些需要预警。更广泛地说，与受关注国家的接触，包括非正式建立联系的过程，都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汇总到我这里。
科学政策评论：假设一个设想中的情景：某项联邦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只允许美国公民参与该项目。对于发言人 A 来说，基于贵校的开放科研政策，这听起来会被直接拒绝。对于发言人 B 和发言人 C，贵校能否接受这种限制条件？
发言人 A： 我们会[拒绝它]。
发言人 B：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这触及了反歧视法。如果我们接受国籍限制，前提必须是有法律、法规、行政法令或政府机构的合同义务作为依据。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资助方提出“仅限美国公民”，我们会要求对方拿出允许我们实施这种歧视性限制的法律、法令或法规依据。联邦资助方可能会辩解称出口管制法规允许这种限制。我会明确回应：“请打住。限制范围可以放宽至‘美国人员（U.S. persons）’——请修改你们的文本。”“美国公民”与“美国人员”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我要确保限制精确维持在法律或法规要求的必要层面上，而不是过度限制学术活动。
发言人 C： 在安全管理中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过度安保”。真正透彻地理解规则并穿透规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做了大量与发言人 B 类似的工作：寻求澄清，力争从资助条款中删去不合理的限制，或者至少将其缩小到法定必需的范围。
这是我们工作中科研人员并不总能直观看到的一个侧面。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降低学校面临的风险，但我们也在持续为科研团队的包容性据理力争。当没有法律依据支持更窄的限制时，争取到澄清至关重要。将限制从“美国公民”放宽到“美国人员”，在高校可参与项目的群体基数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安全管理中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过度安保’。真正透彻地理解规则并穿透规则要困难得多。”
科学政策评论：能否展开谈谈，为什么说“过度安保”比“穿透规章”更容易？
发言人 A： 我们有一批顶尖的教职人员，他们为美国政府承担着极其卓越的研究工作，但现在你却在给他们施加排山倒海般的限制和繁琐要求。有些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我已经开始看到某些科研人员做出了激进的反应。就在这一周内，一位研究人员跟我说：“我再也不拿外国资助了，太复杂了。”而另一位研究人员则说：“我再也不拿联邦资助了，风险太高、太折腾了。”
发言人 B： 我听到表示要停止国际合作的人，比表示要放弃联邦资助的人还要多。我对他们的回应是努力传达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做到那个地步。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对这些海外关系保持开放、坦诚和透明。
我最近处理了更多这类对话。国际合作是我们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使命。因此，要安抚那些感觉联邦政府在逼他们“切断一切联系、躲进地堡里单打独斗做研究”的人，确实是一项挑战。有时感觉确实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政策评论：你们如何将一线科研安全的实际情况反馈给联邦机构合作伙伴？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发言人 B： 我们有向联邦政府反向沟通的机制。我们会直接与 DoD、NSF、USDA 等资助机构对话。他们展现出了这种开放态度，因为他们也想知道其政策对我们和科研人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通过专业组织与联邦伙伴合作，如政府关系委员会（COGR）、美国大学协会（AAU）、公立与赠地大学协会（APLU），以及通过 NSF SECURE 项目。
发言人 C： 我们在科研安全的同仁之间也分享了大量的实操经验。
发言人 A： 当某些项目因风险被标记需要制定风险缓解计划时，我们往往会与联邦机构的安全办公室或合同官员建立直接通话。这些沟通对于在高校、科研人员和联邦资助方之间建立共识极具价值。例如，某位科研人员与受关注国家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仅看论文题目显得非常敏感。但当我们与 DoD 的安全人员以及我们的 PI 坐到同一个房间里，PI 开始阐述他的研究内容和具体细节时，DoD 的安全人员恍然大悟：“噢，这并不构成安全隐患。”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能帮助我们精准把握其中的微妙差异。
科学政策评论：在评估特定拟议活动或涉及受关注国家的关联风险时，你们会使用哪些工具和信息？
发言人 C： 被受限方筛查（Restricted party check）非常直接——输入名字，系统要么命中，要么未命中。现在有一些软件平台可以标记共同作者或关联机构，包括某所中国大学或共同作者是否与任何限制名单存在关联。
就我的业务范围而言，我们高度依赖开源情报研究，投入人力在网络上进行深挖。使用付费工具有助于提高效率——原本需要我花4小时的事情，借助合适的工具可能30分钟就能搞定。我们虽然使用的是“笨办法”，但并不是“错办法”，依然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目前我还没看到哪款付费工具能够全面覆盖科研安全所延伸出的所有细分触角。
我发现，那些能够直接输出某种合作风险等级的自动化工具，其内部算法往往是不公开的，你依然无法得知它们是如何评定出“高风险”或“低风险”的。最终依然需要人工接入，来决定这对于你的学校究竟意味着什么。
发言人 B： 工具归根结底只是工具，用来辅助收集信息。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三个人拿到工具提供的同一份数据，基于各自学校对风险的承受度和接受度不同，我们完全可能得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发言人 C 提及的“人工介入”才是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我能接受的事项可能比你或发言人 A 更多；或者发言人 A 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因为该校完全建立在基础研究豁免（FRE）之上，而我的大学接受涉密研究，因而承担着合规义务。即使基础数据一致，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截然相同。
我们在风险评估中会综合考量所有因素。发表的论文是最容易上手的突破口。从论文延伸至共同作者，再从共同作者延伸至致谢声明。这些细节能帮我们理清该人员的关系网络。目前我们正在核查科研人员在个人履历（biosketches）和 ORCID 档案中申报的内容，比对这些信息是否与他们在我校申报系统中填报的一致。我遇到过几次资助方自行审查后找上门来的情况，他们会说：“你们没有申报这些项目。”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剖析为何我们当初没查到：是我们没去查？归因是否准确？他们查到的内容与我们掌握的信息之间有何上下文关联？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保持开放透明来防患于未然，并充分利用所有数据源，包括我们教职员工自行申报的信息：个人履历、申报表、履历（CV）、正在进行及待定资助项目。这些信息是否吻合？如果不吻合，就找一种非抓包、非对抗的方式去展开沟通。回到我最初的立场：我不是警察，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是来帮你的。我注意到这些状况——你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给我一个帮你理清头绪的机会。
“……如果我们三个人拿到工具提供的同一份数据，基于各自学校对风险的承受度和接受度不同，我们完全可能得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科学政策评论：你们如何做出最终裁决，决定是否推进某项特定的合作或活动？
发言人 A： 提交教职员委员会决定。
发言人 C： 绝大多数事项我不会提交给委员会，但我会与我的决策层——特别是科研副校长以及常务副教务长坐下来，剖析各种情境，吃透他们的风险偏好。我会陈述案情：“我是这样看待此事的，我建议这样做”，然后听取他们的判断。一旦我掌握了他们的决策逻辑，我就可以代表他们做出重复性的决策，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思考方式。我的大部分工作是提供建议而非拍板，但在我做出的裁决中，我在战略上与我的上司保持高度一致。很多事情我不需要向他们逐一请示，因为我们早已梳理出了清晰的框架。
发言人 B： 如果我即将做出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决定，我通常会提前通报我的上司。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别人在你还没来得及向老板汇报前，就把电话打到了老板那里。我们的学校政策授权我在该领域做出裁决，老板们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提前打招呼更多是一种礼貌，而非寻求批准。
如果他们最终选择推翻我的决定，那是他们在学校管理层级上的权力。但我会把我的专业意见立字为据记录在案。如果日后出问题，我也保护了自己。科研副校长或大学校长完全可以在违背领域专家建议的情况下承担他们想冒的风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不会走到那一步。通常只会得到一句答复：“感谢告知，按你的策略继续推进。”
我认为这体现了我们三个人，以及自2018年以来一直坚守在该岗位上的同行们，与学校管理层之间建立起的信任。他们清楚，如果我们做出了某项决定，那必然是有充分依据的。
发言人 A： 我想补充极其重要的一点：评估决策可能对他人产生的连锁影响。如果受影响的只有一个人，那还另当别论。但如果一个人的隐患可能导致整个实验室被封停、甚至毁掉其他人的职业生涯，那么风险承受度就会骤降。我们时刻在思考学校的使命——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此，在确实能够助力学生发展或推动重大科研突破的领域，我们可能会采用截然不同的风险计算方式。
科学政策评论：科研界许多人表达了担忧，认为科研安全措施正在对国际合作产生“寒蝉效应”，并引发了对歧视和种族侧写（特别是“中国行动计划”之后）的忧虑。你们如何向科研人员沟通这些关切？贵办公室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
发言人 C： 做到言行一致。现在很多科研人员非常担心理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我们力求明确一点：风险关切的焦点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中国政府及其相关计划。划清这一界限至关重要。如果你要合作的中国大学并不属于那个特定的官方网络，你只需要准备好为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即可。做出规范的申报，然后继续推进，因为他们并不是受限实体。
这是在寻求通往“许可”的路径，只是增加了额外步骤。这是你需要完成的手续。如果你不想多走这几步，那就放弃该合作。但如果那个合作对象确实价值非凡——哪怕在未来五到十年里，每次有人审查你的发表记录时你都要回答相关质询——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去做。这仅仅是政府目前对该问题的审查立场而已。
发言人 B： 这直接嵌入到了风险讨论中。我们之所以审查所有国际活动，原因之一在于当评估一项合作时，我们要梳理出它的风险画像。受关注国家的风险等级显然高于非受关注国家；遭受全面制裁国家的风险等级显然高于未受制裁国家。这成为了综合考量的一部分，而我们向学术社区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如果你清楚高风险所在，作为个体，你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
如果你希望探索一条风险更高但对你而言价值巨大的路径，我们的责任就是找出落实的途径：既保护科研人员本身、知识产权和资产，也保护其他学生和整个实验室。如果科研人员能清晰阐明承担更高风险的必要性，而我们能够出台防护或缓解措施并继续推进，那么支持科研人员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寒蝉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联邦政府各个角落发出的许多激进言论，引发了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能反应：也许我不该这么做，也许我该安分守己，不与任何人交流。但我们试图传达的是，资助机构只是列出了对他们而言存在风险的事项。如果你接受了他们的资金，我们就必须对你的其他合作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备案。我们能否清晰阐明我们是如何妥善管控这些事务的，从而避免资助机构看到未受控或不可接受的风险进而撤资？这就是抵消寒蝉效应和过度应激反应的方式——不针对任何单一国家，而是根据具体情境实施差异化的风险管控。
科学政策评论：在最后的时间里，我想展望一下未来：新技术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变、以及我们所处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关于科研安全或科研安全政策在你们各自学校的未来走向，有什么预测吗？
发言人 A： 最让我担心的隐患之一是我们“矫枉过正”。眼下直接一关了之要省事得多。我非常担心国家的长期经济安全，因为我们正在显著拖慢科研步调，我们将会走向落后。因此，我认为这确实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我不认为科研安全会彻底消失——我觉得这些岗位会伴随我们直到退休。但我认为它会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甚至可能会有所软化。
发言人 C： 我非常认同。常见的规律是他们先过度干预，随后再逐步收紧或放宽。几年前在定义“受控未分类信息”（CUI）时我们就经历过这一点——当时似乎一切都是 CUI，一切都令人恐慌，电脑里的所有东西仿佛都涉嫌违法。随后他们回调了标准：实际上，那只是极其微小的一个信息类别。
大约一年前，USDA 出台了一项针对中国籍科研人员的政策——他们要求掌握所有中国血统人员及其参与的科研项目。这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当这封文件传到我这里时，我们学校的管理层已经整理出了一份按国籍分类的所有科研人员清单，甚至准备做出用工调整以表明与 USDA 保持一致。我当即表示：这项政策根本不是要你们做这种事。请绝不要基于对一份粗糙行政指令的错误解读而仓促做出人事决定。幸好几周后，USDA 调低了政策调门。
这种模式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往复。有人对新指导意见产生应激反应，随后我们陷入同样的困境：那是你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大约八个月后，又会出现下一个危机。
“最让我担心的隐患之一是我们‘矫枉过正’。眼下直接一关了之要省事得多。我非常担心国家的长期经济安全，因为我们正在显著拖慢科研步调，我们将会走向落后。”
发言人 B： 我也认为科研安全在某种形式上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变。我相信，通过大量极具针对性、有价值且艰难的讨论，摇摆的钟摆最终会回归到一个我们能够向科研人员清晰阐明、并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中间地带。在被证明错误之前，我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终将抵达那里。至于那是下个月还是五年后，我不得而知。
自2018-2019年以来，这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认为它明天就会终结未免过于乐观。但随着我们开始触及问题的核心——正如发言人 C 所言，核心不是中国，而是中国政府——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协助他们构建起能够消除更多不确定性的框架。眼下，不确定性才是最让人们感到恐慌的因素。我们越能将这些政策巩固为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这些对话就会变得越顺畅。虽然谈不上轻松，但至少会比眼下的状况轻松得多。
（图片来源：MIT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