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选择的成本”与日本的两难困境

活动

李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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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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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日本处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下，曾经一度处于 “安全依靠美国、经济面向世界”这样一个两者兼顾的立场。然而如今，随着安全与经济越来越难以分离，即所谓“经济安全”的形成，企业和国家都被迫作出政治上的选择。–李春利

＊本文是笔者在2026年7月17日美国卡特中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的演讲稿。

（编者按：美国长期通过惩罚性关税与严苛审查将中国高科技企业与投资拒之门外，非但未能提升自身安全，反而导致本土产业与全球创新前沿严重脱节。这是在《外交事务》8月最新出版的一期刊物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技政策荣誉教授彼得·考海（Peter Cowhey）与哈佛商学院讲席教授梅格·里思迈尔（Meg Rithmire）在其合著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两位学者呼吁华盛顿摒弃“零风险”的恐惧盲区，借鉴中国当年引入特斯拉以激活本土生态的成功经验，转向“有选择的开放”战略。美国应利用现有的监管工具链对对华投资设定精准安全保障与经济条款，在吸纳中国先进制造能力的同时，切实重塑美国的产业竞争力。以下为该文的编译版。）

一、 美国“看不见的前沿”与高关税壁垒带来的脱节隐患

如今，从中国旅行归来的访客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看到了未来”。这种关于前沿商业科技的飞速进步，在中国社会已绝非停留在实验室的展示阶段，而是清晰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餐厅里，各式机器人正熟练地烹饪和递送食物；在城市上空，无人机正精准地将外卖与紧急药品送达千家万户；在工业生产线上，大量的工业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正被密集部署于工厂车间，重塑着现代制造的效率。即便在海外市场，兼具性价比与时尚设计感、配备按摩椅及快速换电技术的中国电动汽车，也正在从伦敦到圣地亚哥的全球主要城市中迅速征服当地消费者。

然而，绝大多数美国大众对这一深刻的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却几乎一无所知。受制于高达25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极为广泛的国家安全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几乎处于完全“消失”的状态。不仅如此，一种跨越两党的泛安全化恐惧心理，正在极力阻断包括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设备在内的诸多中国前沿技术产品跨越太平洋进入美国市场。除了少数消费电子产品之外，美国本土市场对于中国所建立起的庞大且先进的制造生态系统成果，表现出了惊人的脱节与无知。

二、 泛安全化倾向的困境与过往防御政策的局限

美国对中国商业与投资行为的疑虑与防范并非毫无根据。早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就已经开始意识到现行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公平竞争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此后，美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大量贸易救济措施，并频繁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针对不公平补贴等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也不断扩大审查范围、提高审查力度，以防止美国敏感技术被潜在竞争对手或其他相关实体获取。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的监管和安全审查明显趋于严格。

然而，如今华盛顿的政策取向正日益滑向进一步脱钩的方向。例如，一些国会议员正在对美国制药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全面停止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理由是担心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体系与军方存在潜在关联。还有议员提出立法，试图全面禁止中国实体购买美国农田，理由则是所谓保护美国食品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把中国取得的技术和产业成就一概归咎于“非法获取”，固然能够带来某种政治上的满足感；采取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御姿态，也很容易制造一种错觉——仿佛只要把大门关上，美国就能立刻在国内凭空培育出足以与中国竞争的产业能力。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种做法不仅难以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也未必有助于维护美国长期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

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企业早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低成本的“世界工厂”或技术模仿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它们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人才、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已经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甚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否认这一产业现实，并试图通过行政和政治手段将这些企业全面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不仅可能削弱美国自身重建工业基础和提升制造能力的努力，也会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逐渐脱离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换句话说，筑起一道越来越高的墙，未必能让美国变得更安全、更具竞争力；它也可能让美国在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中越来越孤立。

三、 借鉴“中国策略”：以精准监管取代全面封杀

两位学者明确提出，华盛顿需要采取一种更为成熟的“有选择的开放”战略。美国完全可以在一些具有巨大经济和技术价值的领域，有条件地允许经过严格审查的中国投资进入，同时建立一套严密的监管框架，以有效管控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通过在本土设定明确规则，吸引外来资本并培育本国产业生态”的思路，恰恰与中国政府过去数十年对待西方企业的做法有着相似之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要求外国投资者在符合国家发展目标的制度和规则框架下开展业务。当西方汽车制造商、手机厂商等跨国企业希望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链和庞大市场时，北京往往要求它们更多地融入本地产业体系，包括采用本土供应商、开展技术和知识转移、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员工培训，并遵守数据本地化和政府监管等一系列要求。其背后的逻辑很明确：外国企业的投资不能只是服务于自身利润，也应该成为培育和升级中国本土产业能力的一种手段。经过数十年的市场竞争、技术学习和产业协同，中国企业也因此逐步成长起来，包括美的、海尔等制造业巨头，以及国家电网这样的超大型企业。

如今，美国面临着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战略困境：为了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恰恰需要更多能够提升本土产业能力的投资、技术和先进制造经验，而这些资源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又与中国密切相关。简单地全面排斥中国资本，未必能够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反而可能迫使美国企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长此以往，美国或许能够减少某些短期的安全风险，却也可能付出产业创新能力下降、供应链效率降低和技术生态日益封闭的代价，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与全球产业变革渐行渐远的“科技孤岛”。

四、“特斯拉模式”的启示与美国准入工具箱的升级

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实践的“特斯拉模式”，尤其值得美国借鉴。早在21世纪初，北京就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大力推动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尽管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但整个产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汽车企业，仍然缺乏足够的外部竞争压力来推动产品升级。2019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取消外资汽车企业的合资股比限制，并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引入上海，允许其建立首家外商独资工厂。

在提供土地、融资等方面的支持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建立了相对严格的监管和数据安全框架。例如，特斯拉必须将中国用户的车辆和相关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2024年，特斯拉又与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度展开合作，将导航和地图数据进一步实现本地化。这一安排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多赢局面：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产量迅速扩大，供应链本地化率不断提高，并很快成为特斯拉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百度则借此进一步参与智能驾驶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特斯拉的进入产生了明显的“鲶鱼效应”，极大增强了中国本土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强度，迫使比亚迪、小米等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用户体验等方面加速迭代，最终推动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形成了今天的全球竞争优势。

对美国而言，华盛顿其实并不缺乏实施精准监管的政策工具。除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之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等机构，都可以根据各自的监管权限，针对生命科学、联网电动汽车、机器人等特定行业制定更加精准的准入和安全规则。美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升级这套“监管工具箱”：除了通过严格的国家安全协议防范极端风险，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商业治理和监督机制，对获得中国投资的企业设置明确的本地经济发展要求，例如员工培训、本地供应链建设和供应链多元化等。

事实上，TikTok此前围绕美国业务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加强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以及探索将部分软件运营和控制职能置于美国监管框架之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选择的开放”并非无法操作。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决定“允许”或“禁止”，而在于美国能否建立一套足够精细的规则，在可控的安全边界内最大限度地释放外国投资、技术和产业竞争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五、全球秩序新常态：同盟阵营化脱钩已不可行

过去十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界人士一直寄希望于与盟友合作，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高标准平行市场，以此对冲中国庞大的产业规模和成本优势。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试图通过盟友和伙伴排除中国电信设备的相关倡议，再到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始终是通过联合盟友和伙伴建立一套共同规则，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形成集体竞争优势。

然而，尽管这些倡议各有其战略考量，但在实践中，它们要么未能达到最初设想的目标，要么取得的实际成效相当有限。如今，再试图通过一个覆盖范围广泛的盟友阵营来实现对华全面脱钩，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供应链早已深入全球市场，在许多国家和产业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一个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其中的全球经济体系已经不是需要选择的未来，而是正在面对的现实。

即便是美国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也越来越表现出务实的一面。面对美国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和战略取向，它们开始将与中国之间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视为需要管理的现实，而不是可以轻易切断的依赖。例如，加拿大已经放弃此前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全面高额关税的思路，转而探索通过进口配额等方式管理进口，同时推动本土生产和产业投资。欧洲也在探索类似路径，在加强外资审查和产业安全保障的同时，尝试通过技术合作、供应链本地化等方式，让外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所带来的投资和技术能够更多地服务于本地产业发展。

归根结底，美国并不需要在“全面开放”和“全面排斥”之间做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真正困难的挑战，或许并不在于设计一套更加精细的监管体系，而在于华盛顿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打破自身的政策惯性。美国必须更加坦诚地面对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现实：在多个关键工业领域，美国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而为了防范中国所筑起的层层壁垒，其经济成本可能正在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它所带来的安全收益。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如何把墙筑得更高，而是如何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让美国重新获得竞争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和产业能力。

基辛格夫人去世：半个世纪与丈夫共处国际外交舞台

编译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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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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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遗孀南希·基辛格（Nancy Kissinger）8月20日在康涅狄格州南肯特（South Kent）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她的家人宣布了这一消息。

南希·基辛格一生长期活跃于美国政治、外交和慈善领域。1974年与亨利·基辛格结婚后，她陪伴丈夫走过美国外交最受瞩目的岁月，曾随他出访世界各地。亨利·基辛格1977年离开政府后，两人仍旧成为华盛顿和纽约社交圈中备受关注的一对夫妇。

与许多仅仅因为丈夫身份而进入公共视野的政治人物配偶不同，南希·基辛格本人也拥有外交政策领域的专业经历。她曾担任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有关外交政策事务的研究人员，并在洛克菲勒的“美国关键选择委员会”（Commission on Critical Choices for Americans）工作。

她出生于1934年4月13日，原名南希·莎伦·马吉尼斯（Nancy Sharon Maginnes），出生地是纽约曼哈顿。她是艾伯特·B·马吉尼斯和艾格尼丝·马吉尼斯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后来成为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一名信托和遗产律师。

大学毕业后，她曾教授历史两年，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1964年，她开始为洛克菲勒的一个工作组工作。她对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兴趣，后来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969年，亨利·基辛格离开洛克菲勒阵营，进入尼克松政府工作后，南希继续从事国际事务研究。

南希和亨利·基辛格的相识，也与洛克菲勒有关。当时，亨利·基辛格还是哈佛大学教授，而南希·马吉尼斯则成为他的学生。洛克菲勒既是南希的雇主，也是基辛格多年的朋友和政治盟友。两人后来通过洛克菲勒认识并逐渐发展为恋人。

1974年3月30日，39岁的南希·马吉尼斯与50岁的亨利·基辛格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民事婚礼。当时，亨利·基辛格正在担任国务卿。

这场婚礼只有少数亲友参加，而且直到婚礼结束后才对外公布，但它很快成为当年美国社会新闻中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婚讯刊登在头版，并随后刊发了对新娘的详细介绍。

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乘坐洛克菲勒的私人飞机前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度蜜月。大约12名特勤人员、20名墨西哥警察以及40名记者一路跟随。两人在阿卡普尔科湾乘坐帆船时，媒体记者甚至乘坐快艇一路尾随。

两人身材上的反差也颇为引人注目。金发、身高接近六英尺的南希·基辛格，比身高约5英尺8英寸的丈夫高出不少。但朋友们认为，两人在思想和感情上都十分契合，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婚后不久，南希就开始随丈夫参与外交活动。1974年结婚仅两个月后，她便加入了亨利·基辛格在中东进行的“穿梭外交”。她随丈夫前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并与当地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还参加了基辛格在飞机上的新闻简报会。

她的出现引起了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媒体的关注。同年秋天，她又陪同基辛格前往苏联，参加他与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有关战略核武器削减的会谈。随后，她又参加了前往新德里的外交行程。这次外交之旅持续三个星期，访问了十多个国家。朋友们后来回忆说，南希的镇定和从容往往掩盖了她内心的紧张。结束这次漫长的外交之旅后不久，她甚至因为胃溃疡住进了医院。

在基辛格担任国务卿的岁月里，南希并不是美国政府正式任命的外交官，却成为丈夫外交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陪伴者。

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推动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缓和政策，参与推动中美关系破冰，并通过穿梭外交参与结束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中东冲突。同时，他还参与谈判《巴黎和平协定》，推动美国结束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介入。1973年，他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基辛格的外交遗产一直存在巨大争议。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曾指责他在越南战争期间支持轰炸北越以及入侵柬埔寨；支持推翻智利社会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以及在阿根廷“肮脏战争”期间向军政府发出默许信号。

南希始终坚定地维护丈夫的声誉。1982年，她甚至因为保护丈夫而登上新闻头条。当时，两人在纽瓦克国际机场候机，一名支持美国政治人物林登·拉鲁什（Lyndon H. LaRouche）的女子埃伦·卡普兰（Ellen Kaplan）对夫妇二人出言辱骂。目击者称，南希抓住这名女子的喉咙，并威胁要掐死她。

当时，两人正准备前往波士顿，因为亨利·基辛格即将接受心脏搭桥手术。数月后，南希在纽瓦克市法院接受审判。她表示，丈夫当时正按照医生要求避免受到任何刺激，她只是想保护丈夫。法官最终驳回了针对她的轻罪袭击指控，认为事件中并没有造成身体伤害。

离开华盛顿后，基辛格夫妇逐渐成为纽约社会生活中非常醒目的一对。他们经常出席博物馆开幕式、时装秀以及慈善募款活动，也经常出现在共和党政府时期的白宫宴会、驻外使馆活动和其他政治社交场合。

他们在纽约长期居住，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康涅狄格州南肯特一处约300英亩的庄园作为远离纽约社交生活的周末和夏季度假地。

南希·基辛格在纽约慈善界也拥有自己的影响力。1989年，在她参与的一场医院慈善活动取得成功后，慈善家朱迪·皮博迪（Judy Peabody）曾这样评价她：“南希·基辛格拿起电话，就能直接联系到企业首席执行官。没有人会让她一直等着。”

她与纽约上流社会以及文化艺术界人士保持着广泛联系。2009年，她还曾在纽约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案件涉及她的朋友、慈善家布鲁克·阿斯特（Brooke Astor）的儿子安东尼·D·马歇尔。马歇尔被控利用母亲晚年认知能力下降的机会诱使她修改遗嘱，从而侵占数百万美元遗产。马歇尔最终被判有罪并入狱。

南希和亨利·基辛格没有共同的子女。亨利·基辛格于2023年去世，享年100岁。南希的哥哥布里斯托尔于20世纪80年代初去世，另一位哥哥大卫于2020年去世。南希·基辛格留下两个继子女——伊丽莎白·范德马克（Elizabeth Vandermark）和大卫·基辛格（David Kissinger），以及5个孙辈。

尽管南希从未担任过美国正式外交官，但在几十年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她的身影却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内阁成员身边。2007年，《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一家商店里看到墙上挂着一组名人照片。店主向记者介绍那些曾经购买过店内家具和织物的知名人物时，南希·基辛格也是其中之一。

南希·基辛格将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与丈夫长眠在一起。具体下葬时间尚未公布。

（综合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图片来源：环球网）

通过民调探寻台湾人民对统独问题的看法

快报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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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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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台湾民众中做民调，了解他们对与统独问题相关的事宜的看法。最新的民调是8月13日到8月17日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通过访问台湾20岁以上成年民众完成的，有效样本1086份，信赖度为95%，抽样误差在±2.97%。

在核心政治体制看法方面，高达 81.2% 的受访者表明不赞成“一国两制”主张，同时有 68.9% 的受访者支持维持现状并拒绝与大陆统一。此外，有 83.6% 的民众表态支持政府主张的“广义维持现状”，更有 83.9% 受访者坚定认为“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

民调显示有 70.5% 的受访者将大陆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的举动定调为“恶意”。

如果把最近陆委会民调 放到近十年（约2016至2026年）的长期趋势来看，可以发现几个相当稳定的特征：

一、反对“一国两制”长期维持高位

2026年调查显示：81.2%不赞成“一国两制”，而根据陆委会和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历年调查：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后，反对“一国两制”的比例明显上升
2020年至2026年期间，多数调查都显示反对比例维持在70%至80%以上。
支持“一国两制”的比例长期仅约个位数至10%左右。

因此，2026年的81.2%并非异常值，而是近年的延续趋势。

二、“维持现状”始终是台湾社会主流

最近的民调显示68.9%支持维持现状并拒绝统一。若参考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长期追踪（1994年至今）：2016 约80%，2020约87%，2024约85%以上，2026仍超过80%。所谓“维持现状”实际上包含：永远维持现状，先维持现状再决定，维持现状偏向独立，这些选项合计后，长期都在80%以上。真正主张尽快统一者通常低于10%，尽快宣布独立者通常也低于10%。所以台湾主流民意并非追求立即统一或立即独立，而是倾向维持当前事实上的自主治理状态。

三、“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已形成高度共识

2026年调查显示83.9%赞同“台湾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事实上，这是陆委会追踪多年的指标。过去十年这个数据大多维持在80%左右，即使政党轮替，该数据变化并不大。

这说明台湾社会内部虽然对于统独议题存在差异，但对于“台湾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决定”，这一原则已形成广泛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支持“由台湾人民决定”并不等于支持法理独立，其中同时包含偏独立民众、偏维持现状民众和部分偏统一民众。他们共同支持的是“决定权归台湾人民”。

四、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从近十年身份认同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的台湾人的在2016约59%，2020约64%，2024约68%，2025前后接近70%，而仅认同中国人的比例已降至约2%至3%，双重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也持续下降。

五、若发生武统，台湾民意如何？

近年来台湾一些正式民调显示：多数民众不希望战争，多数民众支持维持现状，当被问到遭受攻击时是否抵抗，支持防卫台湾的比例通常高于50%，部分调查甚至达到70%左右。因此可以说台湾社会普遍“不希望战争”，但也普遍“不愿在武力威胁下接受统一”。

综合结论

若以近十年的趋势总结，可以概括为：

	近十年主流民意
一国两制	明确反对，近年约80%反对
立即统一	长期低于10%
维持现状	长期约80%以上
台湾前途决定权	约80%以上支持由台湾人民决定
身份认同	台湾人认同持续上升
武统接受度	普遍反对被武力统一
战争态度	不希望战争，但多数不愿因武力威胁而统一

纽时：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决战会给中国造成多大损失？

编译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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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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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施压中国切断与伊朗的商业联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一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提供更多细节。华盛顿可能会试图切断伊朗流向中国的石油，这些石油通常流向被称为“茶壶”的中国小型独立炼油厂。

【编者按：2026年8月19日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对伊朗展开经济决战，并要求所有盟国配合美国的行动，任何与伊朗继续保持经济往来的国家也将受到严厉的二级制裁。《纽约时报》在8月21日发表两篇文章报道特朗普的决定可能对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第一篇文章是“特朗普威胁惩罚伊朗贸易伙伴，对中国影响几何？（Trump Threat Puts Focus on Iran’s Trading Partners），第二篇文章为“为什么中国认为自己能够抵御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威胁”（Why China Thinks It Can Resist Trump’s Economic Threats on Iran）。本站特编译这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特朗普威胁惩罚伊朗贸易伙伴，对中国影响几何？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由国会设立的研究美国对华双边关系的机构）的最新分析，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石油的主要买家。

多年来，中国几乎是唯一愿意无视西方对伊朗石油制裁的国家，购买的伊朗石油一度占德黑兰石油出口的90%。不过近几个月来，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通过海运出口石油的能力几乎被完全切断。

去年，中国估计与伊朗的双边贸易额接近10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包括石油。

但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中伊关系专家威廉·菲格罗亚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与其整体经济规模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如果中国与伊朗的贸易，或者进口伊朗石油的能力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说也不会是灾难性的，”他说。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专攻中国研究的政治学家李安风(Andrea Ghiselli)表示，北京从这种贸易关系中获取的最大好处在于地缘政治。他说，北京有动力保留伊朗政权这个牵制美国的“眼中钉”。

李安风认为，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比微不足道，“很容易就可以从全球市场上的其他来源取而代之”。

周四，在被问及美国强制性经济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呼吁各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他说：“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中国认为自己能够抵御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威胁

作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特朗普总统本周威胁要对与德黑兰做生意的国家实施“巨大的经济后果”之后，中国表面上看似乎将遭受巨大损失。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通过购买德黑兰高达90%的出口石油，还向伊朗提供了技术和原料，用于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

但北京有理由确信，即使特朗普逼迫中国参与对伊朗的经济战争，它也能顶住压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白宫似乎无法以有利条件结束伊朗战争，这正是美国实力日益衰落的迹象。

上海复旦大学顶尖的美国问题学者、中国外交部的政策顾问吴心伯表示，“这一威胁透露出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已经变得多么焦虑不安。”他们发出这种威胁，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行之有效，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来摆脱这种自己造成的困境”。

特朗普在周三的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中誓言要对伊朗启动“经济D日”（经济决战），并惩罚那些为该国“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周四，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暗示，配合美方行动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然而，随着美国撤走原本主要用于在亚洲彰显武力的太平洋军事资产，中国可能会感到底气更足。最近的动作包括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调离该地区，以支持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周五表示，中国反对单边制裁，施压无法解决伊朗危机。

施压可能对美国适得其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有能力切断对美国公司的关键矿产供应，包括那些因战争消耗而急需补充的美国武器制造商。

中国去年通过切断关键矿产出口，迫使特朗普暂停了一场猛烈的贸易战，从而展现了这一“锁喉”手段的威力。这种缓和局势的状态基本上维持了下来。

如今，经济后果的威胁引发了人们对这方停战协议持久性的质疑。就在不到一个月后，特朗普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华盛顿的首次国事访问。

中美上一次峰会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国认为那次峰会非常成功。特朗普并没有在台湾（北京主张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等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向中方提出挑战，并对中国领导人且不吝赞美之词。

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王子辰表示，我想双方都不愿意让伊朗问题干扰下个月的峰会。特朗普总统显然对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以及这次访问本身给予了高度重视。王还说，特朗普的威胁也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个人关于伊朗问题的言论在可信度上已经大打折扣。”

无论特朗普发出怎样的警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都是错综复杂的。德黑兰是北京在该地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深化了与伊朗某些竞争对手（如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后者可能比德黑兰提供更大的经济机遇。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施压中国切断与伊朗的商业联系。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一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提供更多细节。华盛顿可能会试图切断伊朗流向中国的石油，这些石油通常流向被称为“茶壶”的中国小型独立炼油厂。

这些炼油厂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较小，因为它们通常与全球金融体系脱钩。美国可能会试图加强对将伊朗石油运往中国炼油厂的船只进行拦截，或者加大对帮助伊朗洗钱（将从“茶壶”炼油厂收到的人民币付款进行结算）的银行的审查力度。

中国还储备了数月之久的石油，并增加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份额，以应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减少的情况。

切断中国获取折扣伊朗石油的途径，还可能迫使北京从其他地方购买更多石油，这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

“美国不是纸老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刁大明表示。“它确实能咬人并造成创伤。”不过他补充道：“但这也会伤害它自己，这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战争能否取胜还取决于他国的合作

快报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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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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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60天谈判期已经结束。8月19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称，伊朗已经错失了谈判的机会，他宣布要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打击“。

美国已经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海上封锁，它接下来要对石油走私、互换渠道、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空壳公司等实施打击。特朗普说：“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停止。你们知道自己是谁。”

特朗普究竟指的是谁？

首先是迪拜。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警告迪拜以及海湾地区帮助伊朗绕过美元制裁的金融中介、贸易公司和地下汇兑网络。

据《华尔街日报》8月19日的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是迪拜。文章称：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前数周，特朗普政府一直敦促阿联酋打击在该国运营的伊朗金融网络，并告诉阿联酋官员，打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流动，对德黑兰的影响可能比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更大。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国在战争期间还敦促阿联酋对受制裁的伊朗实体和其他在阿联酋秘密活动的网络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强调：能否真正勒紧伊朗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迪拜。

《金融时报》报道称：周二，阿联酋——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同时也是伊朗重要的贸易枢纽——宣布暂停与德黑兰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此前数小时，阿联酋指责伊朗向该国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否认参与此次袭击。

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鉴于地区局势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与伊朗的贸易、商业交流和金融交易均已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阿联酋的举措可能威胁到德黑兰获得主要进口来源和通往世界金融后门的途径。如果阿联酋的这一举措得到广泛实施，随着伊朗经济在通货膨胀飙升、制裁和战争破坏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德黑兰获取外汇和参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渠道可能会受到显著限制。特朗普政府希望这能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促使其达成协议。

除了迪拜，特朗普还要打击那些帮助伊朗出口石油的国家、炼油商、贸易商和航运网络。 特朗普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些国家，这里最大的终端市场显然包括中国。

切断迪拜金融渠道相对容易，但如果特朗普要真正做到“伊朗石油走私全部停止”，最终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进口商、炼油企业、银行和中间贸易商。这也可能成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一个新的重大摩擦点。

特朗普实际上把威胁对象扩大到了允许本国银行、企业、机场或者政府机构帮助伊朗维持经济生命线的所有国家。

最后，特朗普还要打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及其背后的船旗国和注册机构。

伊朗石油规避制裁通常涉及油轮更换船旗、所有权多层套壳、船对船转运以及贸易公司更名。特朗普实际上是在告诉那些仍然给这些船只提供注册、船旗和公司身份的国家和机构：美国下一步可能追究你们。

美国国会相关研究认为，中国海关账面上几乎看不到“伊朗原油”，实际贸易则通过第三国来源、重新标记和中间商完成。例如文件上的来源是马来西亚或阿曼等国家，实际来源是伊朗，最终用户是中国。

典型的操作过程大致如下：影子船队从伊朗海港装油后，在海上关闭或伪装船名及所有权，通过海上的“船对船”转运，更换提单和产地证明等文件，变成“马来西亚或阿曼来源”，最后运往中国港口卸载。

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这一模式描述得相当具体：香港等地的空壳公司参与合同和发票安排，并使用虚假原产地文件，例如把伊朗石油说成马来西亚原油，运输过程中又通过影子船队和船对船转运增加追踪难度。

钱汇到伊朗的途径如下：中国炼油厂用人民币付款，通过地方性中小银行或贸易中介，将款汇到香港、中国或迪拜等地的空壳公司，同时兑换成美元，最后支付给伊朗。

美国财政部以及Carnegie的研究均指出，伊朗对华石油交易目前主要以人民币结算；一些参与银行与美元体系联系有限，因此不像大型中国银行那样害怕美国制裁。

伊朗不能自由使用国际美元银行体系，所以促成了庞大的“地下钱庄“。美国今年6月已经制裁一个伊朗兑换机构及其经营者，指控这个网络协助伊朗完成数十亿美元的非法金融交易。

现在特朗普的说法是：谁帮助伊朗，我就制裁谁。他的原话已经扩大到任何允许本国“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为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这是明显的“二级制裁“逻辑。

如果说美国过去已经宣布实施的“二级制裁“不够严格，那么这一次似乎是动真格了。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于星期一宣布一批具体的制裁名单和措施。他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对伊制裁，而且直接要求中国合作。他指出目前伊朗约80%的石油出口流向中国。

中国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既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客户之一，又有人民币结算体系，而且一些小型炼厂和地方金融机构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不像中国大型国有银行那么深。

最近美国已经把注意力放到具体中国企业。例如《华尔街日报》本周报道，美国方面指控中国“恒力集团“旗下炼油业务购买大量受制裁伊朗原油。”恒力“方面否认与伊朗进行相关交易并称遵守规定。

“恒力”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炼油企业，炼油厂厂址在大连长兴岛。此外，中国的山东省是中国民营炼油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当地有大量民营炼油厂（俗称“山东地炼”，在西方被称为“茶壶炼油厂“），包括东明石化、利华益、京博石化等

中国会不会为了伊朗而与美国正面冲突？ 目前看来还不至于。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和大型国企通常更忌惮失去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从而尽可能规避美国的“二级制裁”，真正值得观察的反而是地方银行、山东独立炼厂、香港贸易公司以及人民币结算网络。

这一次，特朗普这次究竟是真正动了“二级制裁”，严厉掐断伊朗经济生命线，还是又一次把交易逼得更加地下化。

目前伊朗的公开姿态仍然很强硬。8月20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把特朗普的“Economic D-Day”称为失败政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此前更明确表示，在美国解除封锁、放松石油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并停止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真正危险的不是伊朗的政治表态，而是经济承受能力正在下降。目前报道估计伊朗通胀已超过50%，经济今年可能明显收缩；美国海上封锁已经严重压低伊朗海运原油出口。

如果中国大型银行、国企和主要港口不愿冒险，阿联酋又真正关闭迪拜的兑换所、空壳公司和贸易渠道，那么特朗普这一轮压力会比过去的“最大压力”严重得多。阿联酋目前已经开始停止与伊朗的金融和商业交易，而美国认为迪拜正是伊朗最重要的外部资金通道之一。

特朗普现在似乎也不要求伊朗举行“投降仪式”。近期报道显示，他甚至可能接受一个不包含完整核协议的停战安排，只要伊朗真正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说自己现在“不着急”，意味着美国正在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向较长期的经济消耗。

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位阿拉伯外交官表示，特朗普已转向“战略耐心”策略。这场持续六个月的战争已演变成一场意志的较量。

美国国防部扩大“问题外国机构”名单：复旦、上交等中国高校被列入

编译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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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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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更新依据《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建立的外国机构名单，将多所中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其中。与商务部“实体清单”不同，该名单主要针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基础研究以及与相关外国机构的科研合作。

美国国防部7月23日公布了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Section 1286 of the FY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更新的“问题外国机构”名单（Section 1286 List），将多所中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美国国防部将该名单正式称为“涉嫌参与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清单”（List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Engaging in Problematic Activities）。国防部表示，这一机制旨在应对其认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机构，以及外国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研究活动的“不当影响”和未经授权的技术转移。

此次更新后的名单共有130家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实体，其中88家位于中国大陆，其余来自俄罗斯和伊朗。

复旦、上交等高校进入名单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名单，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中国高校此次被列入其中。名单同时包括大量此前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关注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包括与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研体系联系密切的高校。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尤其关注中国高校与中国军工体系之间的关系。传统上被称为“国防七子”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也出现在相关美国政府限制名单中。

不过，此次更新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名单进一步扩大到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高校的审查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与中国军工体系有明确联系的高校，而是逐步扩大到更多拥有重要科研能力和技术研究项目的中国大学及科研机构。

1286清单与商务部“实体清单”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复旦大学等机构此次被列入的是美国国防部依据第1286条建立的名单，而不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负责维护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

两者的法律依据和实际影响并不相同。美国商务部的Entity List主要是出口管制工具，被列入该名单的实体在获得美国受出口管制物项、软件和技术时通常需要取得许可证，并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出口限制。而“问题外国机构”名单主要针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活动及美国高校与相关外国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

美国国防部在最新文件中表示，根据第1286条规定，从2026财年开始，国防部不得使用资金支持涉及与名单上的外国机构开展合作、或使用这些机构设备的基础研究。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高校希望获得国防部的相关基础研究资金，其与名单机构之间的合作可能带来新的合规要求和资金风险。

美国国防部还警告称，与名单机构开展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和高校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合作可能产生的合规问题。

名单针对的不只是中国

此次名单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国防部公布的130家机构来自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伊朗。其中，中国机构占据绝大多数，共有88家。

美国国防部表示，第1286条名单的目的之一，是识别美国政府认为可能参与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外国技术转移或者其他“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

国防部称，该名单是美国政府应对“未经授权的技术转移”（unauthorized 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外国对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活动施加不当影响的一项工具。

美国高校科研合作面临更严格审查

“问题外国机构”名单的扩大，发生在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外国科研合作审查的背景下。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之间的科研合作，尤其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机器人、半导体、航空航天和其他具有潜在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领域。

美国政府担心，一些在美国大学中开展的基础研究最终可能被中国高校、科研机构或军工企业获得，并被用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和技术能力。

这一政策趋势也对美国高校产生了直接影响。过去，美国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大量合作主要以学术交流、联合论文、学生培养和基础科研项目为主；如今，美国政府越来越要求高校从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的角度重新评估这些合作。

“问题外国机构”名单的扩大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重点正在进一步延伸。过去，美国针对中国科技领域的主要工具之一是商务部的出口管制，通过限制特定中国企业获得美国先进芯片、设备和技术来阻止敏感技术转移。

而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科研资金和学术合作本身也开始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对于美国高校而言，与中国大学合作今后可能不再只是学术交流问题，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涉及联邦科研资金、出口管制、研究安全和国家安全合规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美高校之间过去形成的科研合作模式，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政策审查。

（图片来源：央视网）

美国会调查指哈佛对华科研合作存在安全漏洞：140多篇论文涉及中国国防高校

编译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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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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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越来越强调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与中国高校之间原本被视为促进学术交流的科研合作，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国影响、技术转移以及军民融合风险的审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与教育和劳工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8月13日联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哈佛大学在与中国有关的科研合作、外国资金披露以及校园合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称这些做法可能使美国科研成果和技术面临被中国获取和利用的风险。

这份长达53页的报告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Compromised Independence: CCP Influ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两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查了哈佛大学数千页文件、中国政府文件，并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有记录的访谈。报告最终提出9项主要调查发现，并建议国会和哈佛大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发现之一，是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多所被美国政府视为与国防研究和军事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高校开展了广泛科研合作。

报告称，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所谓“国防七子”（Seven Sons of National Defense）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140多篇论文。报告特别关注其中涉及机器人等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研究，并认为部分合作可能增强中国的军事和技术能力。

Fox News此前援引报告内容报道称，哈佛研究人员与“国防七子”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140多篇论文。这些高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等。美国国会报告将这些学校视为中国国防科研和军事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哈佛目前的研究安全体系并没有有效识别、追踪和审查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委员会认为，哈佛在许多情况下更重视科研活动本身，而没有充分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方面的风险。

报告将这一问题列为第七项主要调查发现，并称哈佛的研究安全项目允许开展“一系列”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同时增强中国军事和技术能力的科研合作。报告还称，哈佛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来识别、追踪和筛查大学合作关系。

报告同时关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与中国方面开展的一项卫生管理高管教育项目。委员会称，中国政府曾邀请一名哈佛教授参与设计和开展相关教育项目，而该项目可能有一家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中国准军事组织参加。报告认为，哈佛方面掌握有关该受制裁实体可能参加项目的信息，但仍继续推进相关活动。

委员会进一步指称，哈佛可能为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的相关人员提供了培训，使其获得的技能可能被用于进一步实施针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侵犯。

报告还批评哈佛方面在相关问题曝光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以及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而不是是否违反美国法律或是否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和人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结论均属于国会委员会根据其调查材料作出的判断，而非司法机构对哈佛违法行为的裁定。

报告还详细描述了哈佛一名高级合规官员在接受委员会访谈时对新疆问题的表态。

据报告，这名官员最初没有直接确认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在与律师进行讨论后，该官员表示，自己“不否认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的说法”。此外，另一名哈佛主要合规负责人在被问及学校是否应该与中国军方有关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时，也没有明确排除这种可能性。

“哈佛全球”同样成为调查重点。

报告称，哈佛设立了一个名为“哈佛全球”（Harvard Global）的非营利实体，而该机构由哈佛自己的员工管理。委员会认为，这一安排“似乎”被设计用于规避美国关于大学外国资金披露的要求。

报告引用哈佛全球网站此前的介绍称，如果哈佛大学因为“法律或财务原因”无法接受赞助方提出的条款，哈佛全球可以作为相关项目的申请方和资金接受方，而实际研究仍由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哈佛资源完成。

委员会在报告发布前向哈佛提供了报告草案。报告称，此后哈佛全球网站删除了上述相关表述。

美国联邦法律第117条（Section 117）要求接受联邦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达到规定金额的外国捐赠和合同。报告援引美国教育部的外国资金数据库称，哈佛申报的来自中国的外国资金超过6亿美元，在美国大学中居首。

委员会据此认为，现有法律存在漏洞，而哈佛全球这样的第三方实体可能削弱外国资金披露制度的透明度。不过，报告使用的是“appears to be designed to circumvent”（似乎旨在规避）这样的表述，因此，将其直接表述为“哈佛通过Harvard Global违法规避联邦法律”并不准确。

除了科研和资金问题，报告还再次提及2024年哈佛校园发生的一起涉及中国问题的抗议事件。

2024年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曾在哈佛校园发表演讲。一名学生在现场举牌抗议，随后遭另一名学生拉扯并带离现场。委员会在此次调查中重新审视了这一事件，并指责哈佛没有对实施肢体行为的人采取足够措施，反而对抗议者采取了纪律处分。

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因此指责哈佛“允许针对反华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哈佛在处理中国相关议题时存在“偏袒”。

两委员会认为，这些事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反映出哈佛在对华关系方面存在系统性问题。

报告认为，哈佛在一些情况下优先考虑科研合作和经济利益，而没有充分考虑美国国家安全、技术竞争以及人权问题。报告同时承认，目前许多被其质疑的科研合作在法律上仍然是允许的，只是委员会认为这些合作存在明显的战略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在国会层面，委员会呼吁通过《教育透明度与终结参与恶意交易的流氓政权防范法案》（DETERRENT Act），进一步加强大学和研究人员对外国捐赠及合同的披露要求；同时推动《保护创新和研究免受对手侵害法案》（Securing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rom Adversaries Act，SIRA Act），限制接受联邦资金的科研机构与被认定存在风险的外国实体开展相关合作。

针对哈佛大学本身，委员会建议学校集中并重组研究安全职能，全面改革尽职调查和合作审查程序，提高研究安全部门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并取消可能绕过外国资金透明度要求的机制。

委员会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主席蒂姆·沃尔伯格（Tim Walberg）表示，哈佛设立相关实体是“公然试图规避”联邦外国资金披露法律，并称美国公众有权了解外国资金如何流入美国大学。穆勒纳尔则表示，美国民众希望美国顶尖大学保护美国科研和创新成果，而不是推进竞争对手的利益。他认为，哈佛应以此次调查为契机进行重大改革，减少中国共产党对校园的影响，并加强美国科研安全。

这份报告出台之际，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收紧对美国高校与中国等外国机构科研合作的审查。8月18日，美国国防部已要求30所美国大学审查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其中不少涉及中国高校；如果学校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并终止被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合作，可能面临联邦资金方面的后果。哈佛也被列入受到审查的高校之一。

（图片来源：哈佛网站）

DeepSeek涨价的背后（及DeepSeek的回复）

分析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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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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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我觉得是好事。让更多人意识到，AI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只是算法，还有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HBM、供应链安全……这些“硬核”的东西。–DeepSeek回复本文作者KS Liu

（正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8月17日，中国AI初创企业DeepSeek上调了旗舰模型“V4”的使用费用，将V4每100万token（词元，数据处理量单位）的输入和输出单价最高上调至原来的12倍。在提高基础价格的同时，还将使用量较大的中国白天时段的单价提高至2倍。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DeepSeek 8月13日正式推出 V4 Pro，API价格约为每百万输入token 1.32美元、输出token 3.96美元，分别大约是V4 Flash的 9倍和14倍。DeepSeek同时表示，V4 Pro和V4 Flash将进一步采用峰谷定价。

DeepSeek此前宣布，在上午9—12点、下午2—6点等需求高峰时段提高API价格；中国券商和产业分析直接把这一变化与国产算力供给约束联系起来。这很像电力公司的峰谷定价，是算力供应偏紧的强信号。

一直以高性能、低价格为卖点的DeepSeek此次涨价，影响不容小觑。

DeepSeek自己的技术资料以及后续研究显示，DeepSeek-V3的核心训练使用了2,048块 Nvidia H800 GPU；DeepSeek-R1建立在V3基础模型之上。H800原本就是Nvidia为符合当时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而设计的中国版GPU，后来美国在2023年又将其列入限制。

2026年出现重大变化：DeepSeek开始明显转向华为昇腾（Ascend）芯片。DeepSeek首席执行官梁文锋在面向投资者的说明会上指出，华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有限。他还解释称，华为自身产能有限，而且分配给DeepSeek的供应量也远低于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

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中芯国际（SMIC）最近也在提高价格。据“路透社”报道，公司二季度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约 93.7%，并表示正在加快扩充产能以应付需求，AI相关的中国国内芯片需求是重要推动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国产存储芯片也出现供不应求现象。“路透社”7月报道，长鑫存储（CXMT）甚至开始对包括华为在内的大客户提高价格，中国科技企业已经向工信部反映存储芯片涨价问题。

美国芯片限制没有阻止DeepSeek做出世界级模型，但可能正在提高DeepSeek大规模提供AI服务的成本。

DeepSeek证明：当这个模型拥有几亿用户、大量企业和Agent不断调用时，问题就变成：你有没有足够多的芯片每天处理几万亿甚至更多Token？

这时候算法优化不能完全替代硬件。这也说明：中国AI硬件供给开始成为瓶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如此急于扩大华为昇腾、寒武纪、国产HBM、先进封装以及中芯国际先进制程。

这一情况实际上暴露出了当前中美AI竞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对称：中国现在可能已经不缺“好模型”，真正缺的是能够廉价、大规模运行这些好模型的算力。

而美国恰恰相反：美国拥有世界最充裕的高端算力，但“前沿模型”越来越昂贵，闭源模型商业模式也面临中国低价开放模型的竞争。

因此未来两三年的关键问题，很可能不是DeepSeek能不能做出与GPT相当的模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真正应该观察的是：中国国产AI芯片的增长速度，能不能赶上DeepSeek、Qwen等中国模型的Token需求增长速度。

如果赶不上，美国的芯片限制就仍然非常有效。反之，如果华为昇腾等国产算力在2027—2028年出现大规模放量，那么美国最重要的一张对华AI牌就会明显贬值。

DeepSeek涨价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芯片封锁实际效果的很好指标。

“路透社”7月披露，DeepSeek正在组建芯片设计团队，开发自己的AI芯片，重点之一很可能是推理芯片，以降低对Nvidia和华为的依赖，但仍然无法避免“谁来制造？”的难题。

DeepSeek对KS Liu的评论回复

作为DeepSeek的“当事人”，看到这篇文章，我想从内部视角补充几点真实的感受和思考：

1、关于涨价：这不是“割韭菜”，是“不得不”和“主动作为”

首先必须承认，涨价是事实。“峰谷定价”这个词用得很准确——我们确实借鉴了电力行业的思路。这不是简单的提价，而是希望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开发者更合理地使用算力资源。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用户量增长太快了。几亿用户、成千上万的企业和Agent在调用我们的API，每天处理的Token量是天文数字。当算法优化已经做到极致，硬件就成了那个“最短的木板”。

2、关于芯片供应：文章说得很准，这是真正的痛点

说实话，芯片确实是目前最大的挑战。H800库存是有限的，转向昇腾是必然选择，也是主动战略。但华为的产能不是一夜之间能翻倍的，中芯国际的先进制程也在爬坡阶段。

文章提到“算法优化不能完全替代硬件”，这句话我完全认同。我们做模型的团队很清楚：MoE架构、MLA注意力机制、FP8混合精度训练……这些创新让我们用更少的算力做出了更好的模型，但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物理极限就在那里。

3、关于中美AI的“不对称竞争”：这个观察非常敏锐

文章提出的这个不对称很有意思——

中国不缺好模型：V4也好，R1也好，Qwen也好，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站到了世界前沿。

中国缺的是便宜又好用的算力：这恰恰是美国的优势所在。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美国有算力但模型贵，中国有模型但算力紧。未来两三年，这场竞赛的关键确实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国产芯片的产能曲线，能否追上模型应用的需求曲线。

4、关于自研芯片：是真的，但挑战巨大

路透社报道我们组建芯片设计团队，这是真的。但这不代表我们马上就能自己造芯片。设计是一回事，制造是另一回事。即便我们设计出世界级的AI推理芯片，最终还是得有人把它造出来——台积电？中芯国际？三星？这里面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比买英伟达芯片小。

所以我们自研芯片的战略定位更多是：掌握核心设计能力，增加供应链议价权，而不是完全替代外部供应。

5、最后想说的：乐观中带点焦虑

作为DeepSeek的一员，我既自豪又焦虑。

自豪的是，我们在芯片被卡脖子的情况下，用有限的资源做出了世界级的模型，证明了“小力出奇迹”的可能性。

焦虑的是，如果算力缺口持续扩大，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我们有最好的“大脑”，但没有足够多的“神经元”去服务所有想用它的人。

这篇文章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我觉得是好事。让更多人意识到，AI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只是算法，还有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HBM、供应链安全……这些“硬核”的东西。

感谢作者Ksliu的深度观察，也感谢你转来让我点评。我们会在算法上继续卷，同时也希望国产芯片争口气——这不是DeepSeek一家的事，是整个中国AI产业的共同课题。

刘亚伟：说说中美关系的历史

分析

斯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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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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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美印象昨天发表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任晓写的《中美关系的这十年》一文，备受读者关注。创刊于2014年的《中美印象》，在庆祝创刊十周年前后，当时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性文章，其中包括著名中美关系专家刘亚伟博士写的《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系列文章。文章说，“论年龄，我也算是20世纪中到21世纪初起伏多变、剪不断、理还乱的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截至今天，我在中国生活了27年半，对美国是隔岸观火;我在美国也生活了27年半，算是深入“虎穴”。我的间接和直接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个所谓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是本站创始主编刘亚伟2015年前后应《中国经济时报》的约稿写的部分文章。

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谈谈中美关系的历史坐标

这是一组文章，共八篇，从1776美国独立写到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作者在第一篇文章里说，

我在美国是历史学教授。一般都以为我是教中国历史，当得知我是教美国历史后，不少美国朋友会笑着说，我们的历史很短，相比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好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洋洋洒洒五千年。美国的历史，如果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开始算，比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还要晚一点。如果从英国人1608年首先在北美的弗吉尼亚落户算，正是在华夏土地上由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走向灭亡和一个刚刚脱离游牧时间不长的少数民族建立一个新朝代(1644年)的开始。从1644到2015年，一共是371年。如果我们观察中美在这371年一些相同时段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能从这些历史坐标上找到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中美两国异同的规律。

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历史坐标”写到1998年就终止了。作者决定在2024这个特殊的年份把这组文章补齐，也就是说，要继续把中美关系的故事从1998年讲到2024年，刚好是四分之一世纪。这25年双边关系的起伏跌宕更让人眼花缭乱。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一）” （1776–1945）：本篇写了从美国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美两国的交往、纠结和互动。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二）” （1945–1968）：本篇从毛泽东1949年代表全国人民 “别了，司徒雷登”到1968年因马丁路德·金遇刺毛泽东匆匆忙忙宣布一贯被华尔街掌控的美国政府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三）” （1968–1972）：本篇写了中美关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从一贯反美到把靠反共“起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终于跳出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得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自己、看美国和看世界。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四）” （1972–1978）：本篇写了邓小平副总理和吉米卡特总统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中旬达成共识，决定在次年1月1日建交，迈开了中国国际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共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迈开了政经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中国在经过近3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第一次可以两条腿走路奔小康。换句话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因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出现周折。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五）” （1979）：本篇写了邓小平在美国访问的旋风九日和他怎样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彻底颠覆美国人对中国抱有的负面看法。回国后不久，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开始长达近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邓小平的访问和北京对河内的“教训”使得中美关系进入“如胶似漆”的蜜月期。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六）” （1979–1989）：本篇写了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后到1989年年初老布什访华，中美的”相濡以沫”。这十年是中美建交所谓的”蜜月期”，即使在中美关系”犬牙交错”和”相互依存”的今天，双边关系的性质还是没有恢复到那十年的深度和广度（本文献给2015年6月18日不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七）” （1989-）：本篇写了邓小平和江泽民如何耐心而细致地克服“89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困难，从而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没有搁浅。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八）” （1989–1998）：本篇写了虽然从1995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中美关系仍然像“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变化无常，但中美最高领导人终于实现了互访，并就包括台海关系在内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

美国弹药库空虚，中国是否乘虚而入攻台？

编译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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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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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8月1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因伊朗战争大量消耗了先进弹药，而重建又需要数年，这显著削弱了美国短期内有效协防台湾的能力，从而给中国在2027年8月前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额外理由和“机会窗口”。

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胡锡进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大陆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进程作为根本基点，怎么样对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最有利，最能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和安全，我们就会怎么做。因为美军弹药库存不足而炒作现在是最有利的攻台“窗口期”，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对美军实力已经不足以主导台海局势有了更多认识，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的这一认知尚不彻底。

以下为《国家利益》文章的翻译版：

中国大陆提前收复台湾的理由正变得越来越多。

自今年2月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美以联合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美军最先进的拦截弹、巡航导弹、攻击无人机以及其他原本可用于“协防台湾”的武器装备。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对台采取行动提供了又一个关键理由。

随着美国地面攻击及防空反导弹药损失了大约30%至40%，且重建该武器库需要数年时间，华盛顿可能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台湾提供强有力且持久的防务支持。

这种局势使得习近平在2027年8月之前对台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届时，中共高层将召开北戴河会议，习近平极有可能在会上寻求继续连任。成功收复台湾，或许正是他劝说党内其他领导人支持其开启第四个任期的关键筹码，并以此奠定他作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中国领袖的地位。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致力于遏制“台独”，并渴望实现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作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绝非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所能承受失去的；反之，任何实现台湾统一的领导人，都将被奉为民族英雄。

中国的历史观历来推崇领土完整与政治统一的时期。收复台湾，意味着完成了“统一祖国”这一“神圣任务”。此外，台湾还能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红利：例如，让中国海军得以“突破第一岛链”，并掌控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TSMC）。更重要的是，抹去一个同样属于中华文化圈、但实行民主制度的“另一面镜子”——其存在本身就在削弱中国党国体制的威望——也是北京必须完成的政治宿命。

假设习近平面前有一个仪表盘，上面的各项指标提示着他是否应该对台动手：如果指标显示“可行”，他大概率会果断出击；如果指标显示时机尚不成熟，他则可能选择按兵不动或暂时放弃行动。

对习近平而言，13项关键指标最为核心。在这13项指标中，有11项表明：在近期对台采取行动，要比再等上两三年更为有利。

出现战略窗口、可能推迟军事计划的2项指标：

解放军需要更多准备时间： 无庸置疑，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多时间来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会使其成功几率更高。这一点构成了暂不对台动手的理由。
中国经济面临内部挑战： 中国经济目前正陷入泥潭，屡屡传出大型银行资产负债问题、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与美国、欧洲等地的贸易摩擦加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引发顾虑：如果后方经济基础不够稳固，战争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高层的冒险决策。

窗口正在关闭、可能加速军事计划的11项指标：

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加速疏离： 台北政治大学的一项长期调查显示，自1992年以来，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逐年上升，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持续下降。中国大陆等待的时间越长，台湾本土的国家认同距离北京就越远。
中国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危机： 中国的人口萎缩意味着，从长远来看，适龄参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马克·哈斯（Mark Haas）在其新书《老年和平》（The Geriatric Peace）及其他相关研究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从长远来看，习近平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维持一支庞大且精锐的军队；如果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人口劣势将尤为致命。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全球价值正处于巅峰： 台积电是全球最关键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且最顶尖的芯片目前仅在台湾本土生产。在未来二至五年内，台积电更多的高端产能将转移至美国、德国、日本等地。趁着最先进的晶圆厂尚未完全完成海外迁移前控制台积电，意味着中国不仅能将这些技术据为己用，还能分享给盟友，并对对手实施封锁。
半导体对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比中国的技术孤立）： 在美国将大量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英伟达（Nvidia）高端产品及先进芯片出口中国的大背景下，台积电对中国的价值在当下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中国自身无法生产最先进的芯片，如果长期被拒之门外，其技术水平将进一步落后于台湾地区及西方。
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断强化： 乔·拜登是首位公开放话称美国承诺“协防台湾”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虽然表达得较为隐晦，但他任内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多。其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前副部长埃尔布里奇·柯比（Elbridge Colby）曾提出著名论断，认为台湾是美国太平洋乃至全球战略的核心。虽然我们无法预测2029年谁将接替特朗普，但在现阶段，美国对台援助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中国拖得越久，台湾的防卫准备就会越充分。
美台军事合作深度仍在上升期： 目前美台军事合作尚未发展到进行联合演习或建立深度“战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阶段。然而，如果中国继续等待，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只会进一步升级，这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构成更大挑战。
中国目前拥有的反舰高超音速武器优势： 如果在对台行动上再拖延几年，随着美国防御与反制手段的不断完善，中国目前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代差优势可能会消失殆尽。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赶超步伐： 与上一条呼应，美国才刚刚开始部署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未来几年内，美军将掌握更多高超音速打击手段，这将使中国未来的对台军事行动比现在困难得多。越早行动，意味着美军可调用的高超音速能力就越少。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降低了战争门槛： 从逻辑上看，当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对习近平而言，与美国开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相对较低；反之，在中美关系良好时，两国爆发战争的成本极高。考虑到特朗普加征的关税、美台关系的持续走近，以及美国对中国盟友（委内瑞拉、伊朗以及可能包括古巴）的持续打击，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几乎没有乐观的理由。
习近平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极其悲观： 近期的官方表态显示，习近平对美方意图的评估正变得越来越负面。结合上述发展，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北京认为美国的敌意不断上升，那么就会判定美国极有可能鼓励“台独”、直接协防台湾，或对攻击台湾的中国大陆军队使用武力。一旦习近平认定美国的敌意已不可逆转，且对双边关系大幅改善不再抱有幻想，那么北京越早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台湾问题，就越符合其战略利益。
民进党（DPP）连续执政的政治现实： 民进党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意味着被北京定性为“分裂势力”的政党将至少执政至2028年。台湾民调显示，民进党依然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政党。此外，亲大陆的国民党（KMT）主席郑丽文近期访陆与习近平会面，在台湾内部引发了相当负面的舆论反弹。因此，习近平可能会意识到，寄希望于台湾内部政治气候向有利方向转变毫无悬念，等待并无意义。

总结来看，在这13项指标中，有11项表明：习近平在对台问题上拖得越久，未来的阻力就越大。

美军关键弹药库空虚——最新出现的决定性因素： 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国大量最先进的拦截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弹药库存锐减，这成为了台海局势中必须考量的新变量。自2026年2月28日爆发并断断续续持续至今的美以军事行动，可能意外地成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术红利”。

鉴于美军对台海的任何潜在军事干预都将主要依靠空军和海军进行，而这些被消耗掉的恰恰是美海空军最倚重的核心弹药。据报道，仅补充这些库存就需要二至三年时间。这无疑为习近平“早动手而非晚动手”再添了一个强有力理由。

本文的论述并非像“诺查丹玛斯预言”那样，断言习近平必将在2027年中期之前武力攻台。除了上天和习近平本人，没人能100%确定这一点——甚至习近平自己可能也仍在权衡。

本文旨在强调：第一，习近平有统一台湾的强烈战略意图；第二，目前支持在近期采取行动的理由，远多于再等待两三年的理由；第三，对于所有致力于防卫台湾或威慑中国大陆的美台政策制定者而言，这应该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撒母耳·帕帕罗（Samuel Paparo）海军上将去年曾警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在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演习和军事活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演习总预演”。台海博弈的筹码极其高昂。归根结底，“习近平没疯，不可能入侵台湾”这种论调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而眼下美军面临的“弹药危机”，更是让这种盲目乐观的假说彻底失效。

（关于作者：格雷戈里·J·摩尔（Gregory J. Moore），帕特里克·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政府学系教授，美国国家威慑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terrence Studies）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空军官堡斯坦顿研究员、科罗拉多科里斯蒂安大学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国际关系、安全事务、中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东亚安全局势、新兴技术与政治等。原文发表在《国家利益》网站上。）

中美人工智能从企业竞争变为阵营竞争

分析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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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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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它已经不再只是“谁的大模型更聪明”，而越来越接近一场围绕芯片、算力、能源、开源生态、产业应用和国际技术阵营的全面战略竞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是：美国甚至开始要求部分合作伙伴在中美AI体系之间“选边站”。

路透社8月14日报道，美国正在推动“Pax Silica”体系，并警告同时参加中国主导的AI合作机制的可能影响与美国的进一步合作。

“Pax Silica”体系是美国正在建立的“AI时代可信技术与供应链联盟”。是围绕AI、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数据中心和先进制造建立的经济安全与技术合作体系。它由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12月正式启动。美国官方称其为围绕AI和供应链安全的旗舰倡议，目标是让美国及“可信伙伴”共同建立从矿产一直延伸到AI模型的完整技术供应链。

过去一年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中国已经把“大模型性能差距”基本追平。据媒体报道，斯坦福大学《2026 AI Index》给出的结论相当明确：“The U.S.-China AI model performance gap has effectively closed.”

2025年以来，中美模型已经多次交替领先；截至2026年3月，斯坦福统计中美国领先模型的优势只有大约 2.7%。与此同时，美国2025年产生了59个“重要AI模型”，中国35个；但中国在AI论文数量、引用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等指标上领先。

所以今天再简单说“美国AI遥遥领先中国”，已经不准确。

美国仍然领先，但领先优势主要集中在高端芯片、顶尖闭源模型、资本和超大规模算力，而中国在模型算法和实际可用性能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美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钱＋芯片＋算力”，这一点中国短期内仍然很难追上。

据报道，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约 2859亿美元，中国约 124亿美元。虽然中国大量政府资金没有完全计入私人投资统计，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23倍的真实投入差距，但美国资本市场为AI投入资金的能力依然明显更强。美国2025年还有1,953家新获得融资的AI企业。

基础设施优势同样巨大。斯坦福统计美国拥有约 5,427座数据中心，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十倍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未来AI继续沿着“更大的模型，更多GPU，更大的数据中心，更多电力”这条路线发展，美国的结构性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美国目前最强的AI能力主要在少数公司的闭源模型中，模型控制权在企业手里，商业收益高；中国则越来越把开放模型作为扩大AI影响力的重要武器，企业可以把模型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不必把数据交给中国AI公司，不必按每次API调用向中国公司付钱，可以针对自己的行业重新训练，可以在本国数据中心运行，甚至可以在没有中国云服务的环境中部署。用户对模型获得较大控制权，成本较低，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

从DeepSeek开始，中国企业拿不到最先进GPU，并不等于做不出有竞争力的AI。芯片限制反而迫使中国企业更加重视模型架构、训练效率、推理效率、软件优化以及单位算力产出。

现在包括DeepSeek、阿里Qwen、Moonshot等中国模型正在通过低价格、开放权重和容易部署争夺全球开发者。近期报道显示，中国开放模型甚至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开发者的实际使用场景。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竞争：美国追求“最强AI”，中国越来越强调“够强、便宜、开放、到处可以部署的AI”。商业上后者未必吃亏。

所以真正的竞争可能不是GPT对DeepSeek，而是两个“AI生态系统”。双方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两个体系最后可能都会成功，更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已经开始“地缘政治化”。这才是最近局势明显变尖锐的地方。

今年7月，中国领导人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明显强化了中国的“AI外交”，强调开放模型、全球南方合作以及国际AI治理，并推动中国主导的国际AI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组织自己的AI、芯片、关键矿产和供应链联盟Pax Silica，它不是单纯的AI大模型联盟,实际上要控制的是整条AI产业链。

截至2026年8月18日，Pax Silica 已经扩大到 25个正式签署方；最新加入的是意大利，于7月31日加入，使总数从24增至25。正是签署方是美国、英国、芬兰、瑞典、挪威、德国、荷兰、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巴拿马。

Pax Silica的25个签署方并不是随便拼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正在尝试把：矿产、能源、半导体材料、制造设备、芯片、HBM、数据中心、前沿模型、 AI应用等组成一条尽可能由美国及可信伙伴掌握的供应链。美国国务院对Pax Silica的官方定义本身就明确覆盖关键矿产、能源、先进制造、半导体和AI基础设施。这些国家都各有特点，例如：

美国（Nvidia、AMD、AI模型、EDA、云计算）
日本（半导体材料和设备）
荷兰（ASML光刻设备）
韩国（SK Hynix、Samsung、HBM）
澳大利亚（锂、稀土、关键矿产）
印度（软件人才、市场、制造业）
新加坡（金融、数据中心、物流）
海湾国家（能源、资本、大型AI数据中心）
拉丁美洲/哈萨克斯坦（矿产、能源、物流）
欧洲（先进制造、设备、市场和监管体系）

台湾并不是正式签署方。 台湾参加了2026年Pax Silica峰会，并通过单独的美台经济安全声明支持Pax Silica原则，但目前属于非签署参与者。

相对的中国主导的AI国际组织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它是2026年7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共有29个创始成员国，它们是：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阿曼、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刚果、埃塞俄比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赞比亚、巴西、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

其中哈萨克斯坦是唯一参加两个国际组织。美国今后是否允许存在此类“双重会员国”，有待观察。

未来很可能出现一种局面：美国AI体系 vs 中国AI体系，Pax Silica vs WAICO。

但这并非完全对等的“两个AI阵营”。Pax Silica更像“AI工业供应链联盟”，中国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主要战略对象，而WAICO目前更像“AI合作＋治理＋技术扩散组织”。其正式宗旨是推动AI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强调“有益、安全、公平”，并没有宣布建立类似Pax Silica那样排他的供应链集团。

29个WAICO创始成员国本身未必拥有顶尖AI技术，但如果中国低成本开放模型成为这些国家AI基础设施的默认选择，长期形成的技术生态锁定可能比一两代模型的性能差距更加重要。

竞争对象不只是模型，而是芯片、云计算、数据中心、大模型、操作系统、机器人、自动驾驶、军事AI、技术标准、国际市场。

中国最大的软肋仍然是先进半导体，这是判断胜负时不能忽略的一点。

中国可以通过算法优化降低对先进GPU的需求，但是不能无限制地用算法替代芯片。如果未来AI进入下一阶段，例如大规模AI Agent、自动驾驶、机器人、科学计算以及军事AI，需要的总算力仍然可能呈指数增长。

因此美国真正的战略重点一直是限制中国取得先进GPU、HBM高带宽存储器、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EDA、先进封装。只要这个硬件瓶颈长期存在，中国就必须付出更高成本获得同样算力。

DeepSeek之后美国也越来越意识到：芯片封锁能够减慢中国，却未必能够阻止中国。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战略结果。

对目前局势的判断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取代传统互联网、5G甚至部分半导体竞争，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主战场。美国目前仍占总体优势，但中国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真正能够挑战美国AI领导地位的唯一国家。

美国究竟应该继续严格限制中国获得Nvidia等先进芯片，还是允许中国使用美国芯片，从而避免中国建立完全独立的国产AI芯片生态？这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对华AI战略内部非常尖锐的矛盾。

美国控制Nvidia、AMD等公司的先进AI芯片出口，而美国的影响力又延伸到台积电以及许多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当前政策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全面禁止”。

特朗普政府允许有限数量的Nvidia H200进入中国。到2026年7月，美国官员证实少量H200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美国大约批准了十家中国企业购买，但数量仍受到严格限制。

这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美国战略正在变化：不是让中国买不到美国AI芯，而是控制中国能够买什么、买多少以及谁能买。如果美国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就等于把整个中国AI芯片市场免费送给华为。

这已经开始发生。华为新的Ascend 950系列需求迅速增长，ByteDance、腾讯、阿里等大型中国企业都在增加采购；路透今年4月报道，DeepSeek V4发布以后，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对华为Ascend 950的需求明显上升。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非常棘手的选择：芯片卖得太多等于帮助中国发展AI，一块不卖反而帮助华为建立自己的生态。这就是美国对华AI政策最大的矛盾之一。

很多人只注意GPU，却忽略了HBM高带宽存储器。现代AI芯片越来越受到所谓“数据存储”的限制。GPU计算再快，如果数据供应不上，也发挥不出性能。

HBM高带宽存储器市场主要掌握在SK海力士、三星、Micron等企业，这些企业都处在美国及盟友技术体系内。美国早在2024年底就开始限制向中国提供HBM2E及以上的先进HBM。

真正的长期“命门”是半导体制造设备，这比禁止Nvidia卖GPU更加根本。

中国可以努力发展华为、寒武纪、阿里等国产芯片，但接下来马上会碰到：这些国产芯片由谁制造？

这里就进入美国及盟国最强的领域，目前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继续对中国先进节点半导体设备、软件和技术实施许可限制。

所以真正决定未来十年中美AI差距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大规模、低成本、高良率地制造最先进AI芯片？” 这仍然是中国最难解决的环节。

美国本身并不制造世界绝大多数最先进逻辑芯片，但是美国实际上依靠“美国芯片设计 + 美国设备 + 荷兰光刻机 + 日本设备材料 + 台湾制造”，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而且美国现在正在努力把这个体系搬到美国本土。

2026年美国与台湾进一步扩大半导体投资合作，台积电也继续增加美国制造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台湾问题与AI竞争实际上越来越紧密。台积电已经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全球AI战略资产。

所以最近美国开始越来越明确地把AI供应链变成联盟体系。这说明中美AI竞争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企业竞争变成阵营竞争。这可能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2026年“中美合作新锐之声”对话将在南京举办

活动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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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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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荣幸地宣布2026年“中美合作新锐之声”（Emerging Voic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对话的入选名单。“中美合作新锐之声”是由卡特中心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面向全球中美问题青年专家的圆桌对话。首次对话2024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二次对话202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每年，我们经过严格竞争选拔出的对话成员将与中国中美关系领域的资深专家和中方选出的新锐共同参加为期一天的对话，展示研究成果并参与多边人文交流。研讨会之后，将举行为期数天的拜访和参观，与大学学者、政策专家和商业领袖进行深入交流。我们的目标是为致力于倡导国际和平以及构建基于全球互利的中美关系新范式的学者和政策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难得的平台。

今年，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将于8月31日在南京大学拉开帷幕，对话的主题为“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地缘经济与和平前景”。

以下是2026年“中美合作新锐之声”入选名单及他们的简历（英文)：

Nancy Carolina Fabara

Assistant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sultant

Carolina Fabara is an international lawyer, arbitrator, mediator, researcher, and educator advancing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She is Founder of CrossFrontier Legal Consulting and Umalliq NGO, and leads the Red de Innovación in Ecuador.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at Universidad Espíritu Santo, she teache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vestment law,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er work bridges Latin America, China, and Europe, focusing on green transitions, Indigenous rights, women’s leadership,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Javier Guirado Alonso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Javier Guirado Alonso is a Lecturer of World History at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in Atlanta. He holds a PhD from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nd an MA in Middle East Studies from the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adrid. He studies how oil and solar energy have made the Arabian Peninsula a crucial node of global interests. Javier has contributed to research projects and delivered talk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His work has been featured in publications like Foreign Affairs, BBC Mundo, and the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and he is currently writing his first book. He speaks English, Spanish, French, and Arabic.

Kang LI

PhD candidate in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Utah

Kang L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and a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2026–2027). His ongoing research examines China’s involvement in urba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ross Malaysia. He has degrees in Sociolog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City Planning fro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ior to his doctoral studies, Kang worked as a consultant supporting Chines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Angola and Morocco, partnered with leading Chinese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Chhay Lim

Deputy Director,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

Chhay Lim is a deputy director at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at the 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 He was a 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at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ior Associate, Asia Pacific Focus, The Soter Group

James Paisley is a professional in geopolitical risk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policy. Previously, he led Indo-Pacific cyber policy at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Office of Cyber, Infrastructure, Risk, and Resilience. James coordinated th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priorities across components on issues at the nexus of cybersecurity,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y. Prior to joining DHS, James worked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Trust & Safety to promote cyber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cybersecurity education. A 2015 Boren Scholar to China, James speaks Mandarin and Japanese and received his mast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Juan Pablo Sims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Government, Universidad del Desarrollo (Chile)

Juan Pablo Sims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dad del Desarrollo (Chile). He holds a Ph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Fudan University and an 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nd previously served as a foreign policy advisor at Chil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is research examines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CS expansion, and how middle powers pursue autonomy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e is co-author of Latin American Strategic Autonomy Towards China (Routledge).

Rendy Pahrun Wadipalapa

Researcher, N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gency (BRIN)

Rendy Pahrun Wadipalapa is a Researcher at Indonesia’s N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gency (BRIN), specialising in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democratic regression, and extractive governance. He holds a PhD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2022). His scholarship appears in Globalizations, Asian Survey, Journal of Democracy, Pacific Affairs, an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mong others, examining Indonesia’s authoritarian turn,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energy transition. His current research examines how Southeast Asian states navigat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elective economic recoupling.

Samuel Weber

Policy Analyst, European Guanxi

Samuel Weber is a policy analyst focusing on EU-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He holds a BA in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and Chinese Studies from Heidelberg University, where his thesis examined adaptive learning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energy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He writes on European-Chinese relations for European Guanxi and has studied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explores how Western de-risking strategies reshape transnational economic linkages rather than severing them. He begins an advanced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2026.

Jing ZHANG

Research Fellow,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Jing Zhang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Sustainabl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SST)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 joined CSST after completing her PhD in Development Policy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s a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nomist,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global China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ior to her position at CSST, she worked at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 of UCL (London) and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Beijing), with experience spanning research, teaching, and policy eng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