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宇谈中美竞争：最大的危险是误判中国
在中美两国竞争激烈之际，美籍华裔学者黄正宇（Zhengyu Huang）在其新书《重新思考中国》（Rethinking China），试图对当前美国主流对华叙事提出挑战。黄正宇现任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教育投资机构Yu Capital董事长，他曾在英特尔和奥巴马政府任职，并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科技竞争与美国公共政策。
在这场专访中，黄正宇围绕贸易战、科技限制、“新冷战”叙事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假设”等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美国当前围绕中国形成的“歇斯底里”氛围，正在侵蚀美国自身的价值观与竞争力，而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中国，更是美国如何制定政策、如何理解自身，以及如何在竞争中避免陷入由恐惧驱动的战略误判。
在中美两国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
黄正宇：我写《重新思考中国》，是为了挑战那些正在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太多时候，美国的决策通常出于情绪反应，并由情绪塑造，最终产生的结果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高了，我们不能继续依赖那些沿袭下来的叙事或未经检验的说法。这本书采取一种以数据为基础、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才真正有效？如果美国希望在经济、社会以及国家安全层面获得更好的结果，就需要建立在证据之上的战略，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口号之上。
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如今围绕中国形成的这种“歇斯底里”的氛围，已经让美国付出了代价——侵蚀了我们的价值观，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也增加了冲突风险。
我的目标是推动这场讨论超越政治口号，回到结果本身。不是看什么听起来强硬，而是看什么真正有效。归根结底，我希望能够为一个既安全、创新、自信，同时又避免不必要对抗的美国未来作出贡献。
虽然您的书名是《重新思考中国》，但您提到它同时也是“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黄正宇：从根本上说，这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如何做决策——尤其是在压力之下。
中美关系常常被描述为一场地缘政治竞争，但它同时也是对“我们是谁”的一次检验。我们的政策不仅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也反映了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制度，以及我们对自身体系的信心。
过去十年来，美国许多政策建立在一些被广泛重复、却很少受到审视的说法之上。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用实证方式去检验这些说法——而在很多情况下，结果令人意外。
《重新思考中国》提出了一些直接但令人不适的问题：
- 当我们说中国每年窃取6000亿美元知识产权时，这个数字究竟从何而来？
- 当我们将知识产权盗窃描述为“国家支持”行为时，真实案例数据究竟显示了什么？
- 当我们把就业流失归咎于中国时，证据对其真正原因又是如何解释的？
归根结底，这本书是在探讨：如何确保我们的价值观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有效。一个制度是否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结果来证明。
您认为，当前许多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那您觉得最危险的假设是什么？
黄正宇：如果必须指出一个最危险的假设，那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在所有领域都构成一种单一的、生存性的威胁，因此必须在所有地方、同时全面对抗中国。
这种框架本身提出了错误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构成威胁，而在于它构成的是哪一种威胁，以及在哪些领域构成威胁。不同挑战需要不同回应。
我经常用一个简单比喻：如果五级飓风来临，你需要撤离；如果只是一级飓风，你只需加固房屋。但如今的问题是，所有事情都被当作“六级飓风”来处理，于是美国的反应变得失衡，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我在书中所说，中国确实构成一种可以衡量的威胁，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我们如何回应。当政策是由恐惧而不是事实驱动时，我们就会采取那些广泛而笼统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削弱我们自身的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过度泛化的假设导致各种限制措施，削弱合作、打击人才流动，并削弱了长期推动美国创新的开放性。
与此同时，这种思维还会加剧一种更深层次的战略风险：一种自我强化的“安全困境”，即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防御，而对方是在进攻。这样的循环很难打破，而历史已经显示它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因此，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竞争本身，而在于误判竞争的性质，并以一种既削弱自身、又增加冲突风险的方式作出回应。
两国的贸易战是这几年一个很大的特征。您认为关税在缩小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回流方面有多大效果？
黄正宇：贸易逆差常常被当作美国衰弱的象征，但我在书中指出，这是一种并不完整、甚至有时带有误导性的视角。
在2022年中美经济融合最深的时候，美国从中国进口大约5640亿美元商品。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创造了大约4710亿美元收入。如果把两部分都考虑进去，你看到的是一个规模大约1.2万亿美元、深度融合的经济关系。
如果只关注进口数据，就会形成一种扭曲的图景。这可能导致一些看似在减少依赖的政策，但实际上却限制了美国企业的全球运营。
矛盾之处在于：为了在贸易数据上“获胜”，我们可能正在限制自身最具创新力企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如何做到既保护国家安全，又不扼杀创新？
黄正宇：在《重新思考中国》中，我指出，当国家安全概念被定义得过于宽泛，或者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时，美国实际上可能会削弱自身竞争力。
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风险确实存在。但如果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缺乏证据基础，它们就可能适得其反。
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广泛限制可能削弱合作、减少人才流动，并加速“脱钩”，从而损害美国创新体系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让我们忽视真正的挑战：全球人才竞争，以及其他有实力竞争者的崛起。
美国长期以来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并通过开放实现领先。那些阻碍合作、疏远关键群体——尤其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政策，最终会削弱这种优势。
更有效的方法是精准应对：明确界定真正的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同时在其他领域保持开放。目标不仅是“保护”，更是维护那个能够持续产生创新的体系。
您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是一场“新冷战”吗？
黄正宇：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认为这种框架既有误导性，也存在风险。
我们现在看到的，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安全困境”——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防御性的，却把对方视为进攻性的，从而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不信任和升级循环。
“冷战”这个类比会强化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民主对抗专制——而这种框架会过度简化一个远比这复杂得多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这种思维会导致错误假设，并限制政策选择。
今天的中美关系，更适合被描述为一种激烈但彼此依存的竞争关系，其特征是相互猜疑，以及越来越有限的回旋空间。
作为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您的背景如何影响了您的视角？
黄正宇：与其说如何影响我的视角，不如说是“我如何处理问题”。
身处两个体系之间，让我更加敏感于各种假设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又如何迅速固化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重新思考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审视这些叙事，并更严格地检验其背后的证据。
这也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其后果。政策叙事并不是抽象的，它会影响真实的人。它会塑造公众认知、学术合作，甚至公民自由。对中国的错误描述，也可能转化为对华裔美国人群体的不信任，而这最终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实力。
因此，我的目标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搭桥”，而是带来一种分析上的清晰性——质疑各种假设，让讨论建立在证据之上，并把重点放在结果而不是口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