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抵御病毒蔓延应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黄严忠
海国图智研究院高级顾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主持“全球卫生治理圆桌论坛”。同时担任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成立了全美国际关系学院中第一个明确从外交和安全角度研究健康问题的专业方向。担任《全球卫生治理：新公共卫生安全范式》学术期刊的创始编辑。在全球卫生治理、卫生外交和卫生安全，以及中国公共卫生问题方面著述颇丰。他撰写出版了大量报告、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发表在包括《外交事务》、《生存》等诸多刊物上，并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南华早报》上发表评论文章。2012年3月，他被InsideJersey杂志列为“新泽西州20位正在改变世界的杰出知识分子”。
引言：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牵动各方的心。如何提升疫情初期的应对能力？如何看待关于封城措施和复工时间的争议？怎样缓解定点救治下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此次疫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北京时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国内一部分人担忧，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是否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邀请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黄严忠教授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与分析。
1、疫情初期的应对以及防控上应该如何提升？
可以说在这次疫情中疫情上报系统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改变疫情初期反应迟缓，“瞒报”现象频繁发生的状况，制度调整、程序改善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根本上需要改变单单向上负责的制度。出现疫情并非首先向社会公开，而是上报之后被动等待上层决定。同时，各级官员怕担责，明哲保身的心理，缺乏主动性，造成事实上的“懒政”。疫情爆发的情况下，疫情初期最佳的应对时间就在这被动等待的过程中被错过。
2、怎样看待武汉封城措施的决定和执行引发的争议？
总的来说，这一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十分仓促，从制定到执行都存在瑕疵，缺乏事先整体的规划以及对后续影响的预先考虑，例如武汉市内出现医疗资源紧张、口罩脱销的现象。封城措施采取的时机，如何快速有效地执行，采取什么样的保障措施等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都暴露出事先准备的不足。
封城之前一段时间流出的人口与在武汉的外地人口数量接近，这一部分是春节假期的正常人口流动。而且武汉作为中部的交通枢纽，在缺少事先规划的前提下，完全实现交通管制也十分困难。因此，封城措施实施以后仍有少部分人口流出也是在所难免。
3、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成使用，能否缓解武汉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
两所临时医院的建成使用应该不会给整个武汉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带来十分明显的改善，毕竟增加的床位有限，相比于被感染的人数，医院的收治能力仍然不足。
如何从平时提高医院对于大型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能力？
客观来讲，面对这样规模的疫情爆发和感染人数，要求各级医院立即做到从容应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缓解医院的压力。现在的情况下，全部送往医院，定点救治已经不太现实，可以考虑异地救治，即在做好周全规划的前提下，将患者集中送往异地专门的医院，采取封闭式隔离进行治疗。这样既保证患者能够入院治疗，控制进一步传染，又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当地群众的过激反应。
4、对于是否继续延迟复工各方面反应不一，复工后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工作将面临很大挑战，应该怎样看待关于复工时间的决定？
公共政策的决定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复工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挑战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不仅要考虑扑灭疫情，更要考虑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防控疫情不能使得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否则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虽然目前看来，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力较强，但相比于SARS，致死率比较低，大多数是轻症病例。现在抗疫采取的还是“围堵”的策略，但如果这一策略大概一周后未见成效，二代三代病例继续传播，病例数量继续上升，那么再继续“围堵”的策略将并非上策，可能考虑其他方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提升群众的信心，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继续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追踪接触者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集中资源救治重症患者。
5、怎么看待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数据显示，SARS时期旅游业和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下滑，这次世卫组织的宣布会不会再次造成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这两次情况是有不同的。SARS时期《国际卫生条例》还未修改，还没有出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一说法。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且拒绝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实地调查，所以当时世卫组织公开批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合作，世卫组织发布的旅游警告（travel advisory）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这一做法本身是有待商榷的，而且不止针对中国，多伦多也被发布了旅游警告。这个旅游警告发布后，当时旅游业的确损失很大。
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很难将很多国家最近对中国采取的航班停飞、拒签、禁止入境等措施归结于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在此之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各行其是，而且世卫组织的宣布对主权国家的约束力有限，其他国家更多还是根据中国疫情传播本身来做出措施。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国际重视，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来促进关于此次疫情的国际合作。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事件中世卫组织还没能发挥出它的影响力、领导力和协调能力。
6、怎样看待社交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从湖北红十字会事件和名古屋机场事件中上海市政府的做法和回应，是否可以认为舆论已经能够影响到决策？这是否是一种好现象？
首先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在推动媒体监督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湖北红十字会事件在被完全曝光之前，只有极少数几家媒体在追踪，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而且，如果在疫情初期能有多家独立媒体监督政府工作的话，疫情初期的“不作为”现象可能会大大减少，也能尽量避免现在出现的这些后续问题。
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作用也并不是完全正面。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博取个人利益，传播充斥着狭隘民族主义的阴谋论和谣言。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
7、SARS以后有过多次全球卫生挑战，中国在经历SARS以后在全球卫生问题中的应对思想以及实际参与上有什么改变？
近年来，无论从对外援助还是国际卫生问题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中国的参与都更加积极主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于充当“世界领袖”不是十分热衷，这也给了中国一些机会，在全球健康治理上推出了一些与西方不同的模式，使其更为多元化，但是否真正具有竞争性，个人认为还有待观察。除此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上也是有进步的。例如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中，中美双方都有合作参与。可以看出，在推动全球健康安全方面，中美合作前景广阔。
原文摘自《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总第53期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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