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北京转入战略收缩期

作者：邓聿文  来源：博讯

　　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意外达成，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猜想。在我看来，此举意味着北京内外政策和战略的微妙调整，即对内，北京在推动经济结构改变和经济改革方面，可能会加速；对外，北京从过去几年的战略扩张转入战略收缩。因此，它不单单只是涉及贸易谈判的结果这么简单。
　　虽然尚未看到中美双方公布第一阶段协议文本的具体内容，外界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上，但从白宫声明看，协议也包含美方此前谈判中一再强调的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改革的内容，尽管舆论对此并不乐观，认为中国不可能真正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履行，但只要美国提出此一方面要求，北京就难以完全拒绝，哪怕做个样子，所以，第一阶段协议达成，表明北京确实也想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至少满足美国的部分要求。
　　其实这不只为迎合美国，本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之需，只不过美国的压力促使北京不得不在这方面下更强决心，另外，北京为了面子，也不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是迫于美国压力做的。北京原来在大小既得利益的阻扰下，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左右摇摆，进一步退两步。
　　中国改革40年，在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培育出了一众利益集团，包括国企、大的民企，与官方有深厚利益瓜葛的跨国企业，各级政府、中央部委以及决策层中的利益代言人，它们能量巨大，即便是习近平，也常拿它们无可奈何。这当然不是说习是改革者，但把习列入反改革者的行列，也失之粗糙。只要改革有利于增强国企力量，进而强化中共统治的经济根基，他是不会反对经济改革发。习的问题在于，他分不清哪些利益、哪些改革真正有利于中共长治久安，哪些利益、哪些改革会要共产党命，挖共产党祖坟。而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常常把自己伪装成党的利益、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甚至就是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让习误以为，改了这个利益就动了共产党统治的奶酪。相对而言，李克强和刘鹤等所谓中共党内的市场派比习近平更清楚这点。但即使是深受习器重的刘鹤，也难以改变习的某些关于改革的僵硬观念，在影响习近平上要输于既得利益者。
　　由此，外界看到，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空有名头，实质性的改革无法出台，或者出台后也推进不下去，导致改革处于空转状态，久之，既得利益在政策的制定权和话语权越来越大，市场对改革的失望也越来越大，社会的改革动力就这样被耗损和衰竭。去年中美贸易战开打，美国替中国提出结构性改革要求，本来这会是强心剂，逼北京改革，可是，既得利益者们把这说成美国要挖中共祖坟，万不可答应美国要求，否则习就成了慈禧，中国就落入晚清下场，打动了习近平，导致贸易谈判一波三折。
　　但是今年的经济形势逼得北京不得不认清严峻现实。若说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要求是阳谋，目的是要借改革为中国注入更多的市场化、自由经济基因，以图从长远改变中共，那么，眼下的经济危局就有可能发酵成危机，引爆局部的社会动荡。对习近平言，香港的暴力抗争是前车之鉴，必须严防死守，不能在内地开花结果。而防止中国出现香港事态，在北京看来，关键还是要在经济上做文章，把经济搞上去，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像肉价疯涨，老百姓吃不起猪肉这种事，是万不可在其他关乎百姓基本民生的商品上重演的。可明年恰恰又是中共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中共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竣工之年。后者的时间虽在2021年，但它的主要指标就是实现小康社会。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政治角度看，是中共对人民的承诺，用改善大众的物质生活来换得他们对中共统治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在这个事情上千万马虎不得。但今年的经济形势有可能使这一目标流产，逼得北京不能不重视结构性改革。
　　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字里行间体现了这点，明确表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生活的任务是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经济工作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十分重要。在明年的六大工作部署中，就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现代市场体系。北京计划明年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等。
　　北京的这个结构性改革与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有差异，但方向也具有一致性。后者是囊括中国内政的一揽子要求，其中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取消对国企补贴，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弱化产业政策等。这些其实也是中国呼吁多时的改革。北京明年的经济改革任务能够完成多少，取决既得利益者的干扰程度，但在经济形势的倒逼下，有可能比往年在推进力度上加大。李克强等市场派的主张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略占上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济压力下，习近平采纳了李克强、刘鹤等市场派的加大改革的政策建议。
　　既然明年北京集中精力抓经济，要完成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也就表明北京明年有意减少对外折腾。而搞好和美国的关系，防止两国经济真的完全脱钩，对于该目标的完成，显得非常重要。今年的经济形势太难看，固然有中国经济内部的因素，但美中贸易战所传导的压力越来越重，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变差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北京明年在对美关系上，要极力避免最坏情况发生，故在今年最后阶段达成贸易协议，可以看成北京向美发出的一个缓和信号。它实际也意味着北京在对外战略上要开始收缩。
　　中国的对外战略扩张是在胡锦涛的第二任期，2008年奥运之后，奥运会的举行大大增强了北京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信心，同时，积改革30年之功而积累的中国资本也需向外输出。所以当时的对外宣传重点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孔子学院也是在那个时候大规模举办。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在胡锦涛时期初步扩张的基础上，北京开始有计划地把扩张的视角推向全球，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首先是国际经济秩序。北京一方面要求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提高新兴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投票权重和话语权，当北京的要求没有被完全满足后，另一方面，北京即着手另起炉灶，在2014年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尔后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虽然北京否认后者具有重塑国家经济秩序的战略含义，但这两大举措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大力推行，被外界普遍看作抗衡美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布局，输出中国发展模式，以经济实现地缘政治之目的。
　　除了经济扩张外，北京也在南海中国占据的几个珊瑚礁挖沙填海造岛，并在这些人工岛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先进武器，将南海变成中国事实上的内海，西方国家认为北京的行动严重影响国际航道自由。北京还在非洲的吉布提、斯里兰卡的汉班托港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谋求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扩大中国的军事影响力。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张，北京对台湾的战略威慑力度进一步加大，军机绕台飞行的频率加强。北京也进军外太空。或许最能说明北京军事扩张的是航母建造。在把原苏联的瓦良格号改造成辽宁舰后，今年建造了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北京的规划是要建5-6艘航母部署在中国海域和全球其他海域，北京也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洲际导弹。所有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对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颠覆作用。
　　与此同时，北京也加强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全球宣传攻势。北京定期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邀请外国政党与中共对话，建立全球安全论坛，向外推销习近平着作，都意在推广北京的统治经验和统治模式。
　　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向外实施的这套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起到效果。在世界一些专制或半专制国家，中国的基因已经渗透进了那里，被他们的统治者所吸收和模仿。不过，随着西方对北京扩张意图的警醒，特别是美国发起对中国的全面反击，北京的扩张雄心遭受挫折。由于北京意识形态上的短板，它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但中美贸易战使中国经济受到的承压大增，没有雄厚的财力做支撑或者财力削弱，北京扩张的步伐不得不放慢，在一些方面甚至停下来。加上今年意外冒出的香港问题牵制了北京，习近平不得已要收缩战线，接下来北京除全力应对加速下行的经济外，重点是防台湾，以防台湾大选出现另一起搞动中国的灰犀牛事件。

来源时间：2019/12/22   发布时间：2019/12/20

旧文章ID：2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