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美国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石已被撼动

作者：采写：张骏  来源：IPP评论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李巍教授2019年11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中）。
　　本文第一部分链接：李巍 | 美国“灯塔”不再闪亮：百年未有之真正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之后，媒体圈、学术圈有很多人写文章来论证。这类文章往往是从寻找标志性事件或节点的思路来展开论述。然而客观地讲，这并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角度。世界范围内，恐怕很难说眼下有什么事件或节点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可以比得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始末、冷战的始末、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甚至都没有一个事件可以比得上“9·11事件”。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一个更加精确的切入角。如果我们摆脱具体事件和节点的思维束缚，从大趋势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世界确实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的200多年总体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领导世界、塑造世界的时代。然而这一体系今天正在遭遇各种各样现实问题的冲击，而且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把美国当作可以学习的楷模，或者至少是可以参照的标杆。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个楷模自身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病变。受到影响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国本身，当“自由世界的灯塔”变得暗淡，整个人类都感觉到了方向上的混乱。站在中国人的视角，以前我们的方向很明确，我们要对计划经济做改革，虽然不是全面私有化；我们要推进民主，虽然不见得全盘接受美式民主体制。甚至包括我们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令其施行高度自治也透露出一重用意，即我们要学习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治理技术，并最终使得我们的治理过渡到一个理想的、有序的状态。但是今天我们眼见“灯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是从三个最基础的方面撼动了美国“自由灯塔”的地位。
　　自由主义基石的撼动
　　美国作为自由主义体系的“灯塔”，主要是仰赖三大基石：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依靠的是其自由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在实力层面，美国拥有强大的工业、金融、军力；在精神层面是基督教新教文明（Protestantism）。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当初构建和扩张自由主义体系，还是在如今自由主义体系出现动摇和萎缩，这三大基石都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同步发生作用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如今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三大分化使得以上三大基石都出现了松动。它们分别是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分化，主要表现为地域分化和阶级分化；自由移民带来的种族分化，导致了新教伦理的衰落；以及自由信仰带来的价值分化，因此在死刑、同性恋婚姻、 控枪、 社会福利和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上进一步撕裂社会。
　　自由市场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过度自由的市场带来了经济的分化。追求效率的自由市场上资本必然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当这种流动还仅限于国内的时候，政府尚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平衡局面，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在境内的自由流动来完成与产业聚集相适应的配置。但是当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时，政府对于将资本大量转移至海外（尤其一些避税天堂）的企业征税难度明显提升。
　　而资本转移导致产业转移，久而久之形成规模化的产业空心化后，对于已经消失的产业，补贴都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国际间劳动力迁移的壁垒很高，不可能像资本一样自由地去来。遭遇产业空心化之后，对于被转移产业原本布局的地区来说，结果大半是区域性的衰落，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很难成功转型，其经济地位的显着下滑必然诱发阶级分化。
　　比如美国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在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其他国家的背景下，人口已经从巅峰时期的200万陡降至如今的70万，且市民平均收入也明显下降，城市残破的情景可想而知。而底特律只是美国五大湖流域原本在工业时代繁荣城市沦为“锈带”的一个缩影。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从资本流动中获益。首先是那些将资产配置到更高效率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管理层、大股东们明显受益；其次是借助美国的国际金融优势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驰骋的金融业者在（除去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短暂时段之外）绝大多数时候充分受益。当金融业者通过操纵杠杆在虚拟经济中大赚快钱，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从国家的整体福利来看，却造成了危机。因为受益的地区非常集中，结果表现为地区分化；受益的人群的比重太低，结果必然是阶级分化。
　　以上两种分化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从高峰时期的约70%一路下跌到略低于50%，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严重的地区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后果绝不仅仅是经济性的，它必然传递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来，再辅以如今越发凸显的自由移民的种族分化，最终还会加剧自由信仰的分化。换而言之，自由市场经济推进到一定程度，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会出现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背离。
　　自由移民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践，但是大量的自由移民却导致了作为美国立国精神支柱之一的新教伦理的衰落。自由移民的种族分化概念的提出可以归功于美国当代颇有争议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9·11事件”之后，亨廷顿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阐发观点，与其之前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样，引起激烈争议。不管是否接受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他所指出的一系列有关美国移民现象的问题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如今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
　　公允地讲，在移民问题上，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确实是很自由主义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取消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非白人族裔移民的配额，再加上从南部边境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逐渐取得合法身份，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有色人种）正在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并且显示出在这一领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看到，在州层面上，很多州的议员是少数族裔；进而在联邦层面上，尤其是众议院，有大量的少数族裔议员。
　　这其实也符合自由主义政治的逻辑，因为少数族裔多处在美国社会的底层，需要通过参与民主政治，影响公共政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白人精英垄断了政治参与，少数族裔也缺乏相关政治意识，后来随着20世纪60年代起的平权运动，少数族裔越来越多地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甚至近年来展现出过于积极的热情。
　　实际上，很高的政治参与度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造访美国密歇根州的民主党总部时，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地鼓动民众去投票。但从政治学的道理来说，人民积极踊跃的投票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投票是有成本的，愿意花成本来投票，那就意味着其对现有的公共政策很不满意，或者说非常期望在付出投票成本之后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人民的满意度低，对公共政策的分歧度高，投票率才会高。反过来说，投票率达到一定高度，恰恰说明政治生态不好。
　　对于这种所有人都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甚至是不通过制度化渠道而直接采取行动参与政治的情况，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Countries）一书用了一个概念，“（广义的）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意思是说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每一个人都不再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了，都想玩政治了。
　　结合美国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气候来看，自由的移民所带来的不光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是种族分化，说到底是不同种族间的信仰危机。以拉丁裔为代表的、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的少数族裔希望藉由参与政治来提升其享受国家福利的水平。而这种认识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的那种保守自由价值、崇尚小政府、依靠个人努力而非扩大公共开支来实现幸福的新教精神相左。这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精神内核的严重冲击，影响之大，令整个美国为之困惑。
　　不同族群因信仰不同产生的分化，必然表现为民众在各种涉及价值判断的事务上存在严重分歧，再加上面提到的自由市场带来的地域分化和阶层分化在超越族群的维度发挥影响，承袭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自由已经在美国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价值分化。
　　如今在美国，凡是涉及价值判断的重大问题都会激起美国社会的尖锐分歧。死刑、同性恋婚姻、控枪、社会福利以及税收等等，这些议题每每挑动美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掀起激烈的斗争。而斗争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政治人物以党派划线——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只是基于党派立场、基于选举利益做出选择，而不是基于公共精神。
　　因此可以说，美国民主的质量已经大大降低。曾经那个哪怕是败选者都要发表败选演说，表示要捐弃前嫌，基于公共精神共同为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谨慎决策的政治氛围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总统鼓噪民粹、议员选边站队、民众盲目参与的局面。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举国上下深深的焦虑——美国“灯塔”不亮了。

　　（未完待续）

来源时间：2019/12/14   发布时间：20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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