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并非由人口学家设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火箭专家塑造的。1980年，航天工程师宋健访问欧洲后阅读了《增长的限制》，并利用系统控制数学进行计算，得出中国理想人口应在6.5亿到7亿之间，约为当时实际人口的一半。由于他的硬科学背景，该提案在党内极具权威。令人惊讶的是，真正了解人口动态的人在设计该政策时几乎没有参与。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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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美国人》一样，提醒我们两国的“交流并未停止”，正如劳茨所强调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书中所描绘的人物故事也凸显了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价值、友谊与合作。查看全文
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中国既要坚决维护自身利益，也要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是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是成功，而非胜利。成功则主要是相对于自己而言，含义是自身的不断繁荣与进步。查看全文
我们当时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尽其所能维护它从中受益的国际秩序。所以，我们邀请中国扮演更具建设性和积极主动的角色，而这一战略的某些部分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效，但它被看作是对美中关系的一种天真的描述是不确切的，不能把它与战略竞争相提并论。查看全文
在这本书中，王雅平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理论框架：“会叫的狗与沉默的狗”，用以解释北京如何在面对外交挑战时，有选择性地通过国家媒体放大或压制某些争端。查看全文
中国企业若想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就必须加强战略意识，提高管理能力，并积极增加品牌、公共关系和合规方面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实现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查看全文
吴心伯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不及格的百日支持率反映了公众对特朗普执政表现的普遍不认可，也预示着其第二任期开局不利。他认为，虽然民调本身并非政策成败的直接因素，但将在政治层面产生连锁反应，鼓舞反对派——尤其是民主党加大对其的狙击，从而阻碍其后续政治议程的推进。查看全文
只有就经贸、技术、军事、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具体议题进行有实质内容、有独到见解的探讨，才能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中国学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并建立与政策圈和产业界的沟通渠道，才能让美方认可进行这种交流的价值。只讨论大而化之的话题是不行的。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政策议题，还应更多地接触本国农村、工商企业、国防、科技的实际。中国的美国研究者应该积极寻找机会，在美国进行实地调研，同两国科学技术界、产业界、金融界、战略界等不同领域的从业者保持沟通对话，积蓄更多知识和能量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和政策讨论。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