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天逸：贸易战催生新范式，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变局？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与中国企业出海战略专家、加拿大咨询公司Policy Nexus 创始人兼首席顾问刘天逸（Thomas Liu）进行了对话。刘天逸还是加拿大和平与外交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Diplomacy）的研究员。在采访中，刘天逸分享了他对近期贸易谈判的影响、稀土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关键作用，持续的中美竞争如何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等问题。

您如何解读中美在伦敦举行的第二轮贸易谈判成果？

刘天逸：在伦敦举行的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中，中方强调达成了一个“原则性框架”和“重建了互信“，而美方则突出了讨论的“富有成效”性以及在稀土供应、关税和签证政策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的落实。尽管这些措施看起来可能存在分歧，但它们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互补的谈判逻辑。中方提出的结构性框架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支持，防止谈判沦为纯粹的交易性谈判。与此同时，美方对操作性成果的关注有助于为其国内市场、盟友和全球供应链提供可预测性。中方对信任的强调标志着谈判从战术性讨价还价向战略对话的转变，这是对之前高频摩擦和零和对抗周期的理性纠正。美方则反映了对供应链韧性、技术控制和学术交流的实际担忧。

总的来说，双方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对话仍优于对抗，制度性接触比被动升级更具可持续性。 这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开辟了一条谨慎但现实的道路，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前景注入了一定程度的信心。

许多报道认为，中国对稀土材料的出口限制是促使美国重回谈判桌的关键因素，也可能是近期美国威胁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您如何看待稀土在当前和未来贸易谈判中的作用？

刘天逸：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稀土元素不仅成为双边争论的焦点，也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对话。作为可再生能源、国防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必需投入品，稀土的战略价值早已超越了市场维度，成为评估供应链安全、产业自主性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性意义，稀土已成为两国接触的关键议题。在对抗日益加深、互信脆弱的氛围中，稀土提供了一个可控、有限但操作可行的对话切入点。

在近期伦敦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中方提议为非军事稀土用户建立“快速通道”，再加上美方表示在技术出口管制方面具有灵活性，这反映出双方都务实地愿意在敏感领域探索“机制化接触”。这不仅代表了一种危机管理逻辑，也是构建“有限共识”的具体尝试——为其他有争议领域的沟通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因此，稀土不仅仅是中美竞争中的谈判筹码，它们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范式。就稀土问题的谈判表明，即使在战略竞争的框架内，某些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特征的问题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而且，即使在缺乏全面合作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制度化机制来管理分歧、重建有限信任并降低升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稀土既是资源也是对话；既是摩擦的来源，也是探索性协调的潜在突破口。在地缘经济碎片化加速、全球规则正在重写的时代，这种“结构性竞争中的微调机制”能被证明是稳定中美关系和维护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关键锚点。

一些专家认为，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是两国更广泛战略竞争的一部分。自特朗普总统2018年发起贸易战以来，您认为中美贸易战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它是否已从战术性谈判转向长期战略竞争？

刘天逸：中美贸易战，虽然最初是一场战术性的较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演变为一场更深层次、更具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尽管这种转变带来了挑战和摩擦，但客观而言，贸易战加速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步伐，促进了从“世界工厂”向更高附加值制造业和自主研发的转型。这种转型实际上有助于增强中国的经济韧性和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也利用贸易战作为重新评估供应链安全和核心技术控制的机会。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被动成长过程。

此外，战略竞争促使两国在规则制定、行业标准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制度性对话和探索，以管理分歧和竞争。双方以及全世界都必须适应这种新范式。到目前为止，两国间的谈判进展发出了积极信号，这无疑对两国和全球社会都有利。

中国企业在出海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刘天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诸多外部挑战，但更根本和深层次的障碍往往源于内部管理和认知上的不足。首先，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国际市场运营经验，对目标市场的文化、法律法规和社会习俗理解不足。这种认知上的差距使得它们难以有效回应当地公众的担忧和疑虑，有时甚至因沟通不畅而导致误解和信任危机。其次，一些企业在海外品牌建设和公共关系方面投入不足，未能系统性地塑造自身形象和管理公众舆论。它们往往只关注短期经济收益，而忽视了公众认知的重要性和持续维护的必要性。此外，内部管理体系尚未完全适应国际运营的复杂性，在跨文化管理、合规风险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这些内部局限性限制了它们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总的来说，中国企业若想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就必须加强战略意识，提高管理能力，并积极增加品牌、公共关系和合规方面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实现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

由于中美之间的高关税，许多中国企业已将生产基地迁至东南亚、墨西哥和欧盟。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

刘天逸：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不容忽视。一些主要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的企业，为了规避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已将其生产业务迁至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这种“再出口贸易加间接投资”的模式短期内帮助这些企业缓解了一些压力，但也给中国国内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带来了挑战。

对中国而言，这一趋势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外迁，迫使中国加速向智能制造、高端产业链和技术创新方向升级转型。 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中国仍需改进的领域，例如营商环境、成本控制和地缘政治安全。与此同时，许多公司仍将核心功能保留在中国——例如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这表明中国仍然保持着“链主”优势。然而，要保持这一优势，中国必须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并鼓励高科技企业留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