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在华盛顿观察习近平访美

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凤凰评论

　　习近平与教皇同一时间访美，没有什么撞车不撞车的问题。行程是早就预想好的，假如某一方觉得有些不方便，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访问时间，两者都没有这样做，说明没有觉得不方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已经结束，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决定与中国读者们分享我此次在华盛顿观察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习近平与教皇访美撞期是外交失误?

　　中国“知识分子”在非公开的场合，尤其在微信群里讨论比较积极的，是习主席在访美时间点上与罗马教皇方济各“撞车”问题，他们视之为有关部门的失误，或作为中国人感到羞辱等，反正基本都是从负面、消极的角度看待。

　　我的本能反应是，这样对曾努力实现习主席对美国事访问的官员们，甚至正努力展开对美国事访问的习主席夫妇有些失礼。

　　习主席和方济各教皇在2015年9月份访问美国是早就拟定的事情，对此中国官媒分别有过报道。考虑到联合国大会将在9月底召开，届时习主席可能出席该会，那么，其访美时间自然设定为9月底了。

　　既然如此，同一时间访美，就没有什么撞车不撞车的问题。行程是早就预想好的，假如某一方觉得有些不方便，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访问时间，两者都没有这样做，说明没有觉得不方便。中国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大国，不可能规避或害怕一些程序性，甚至政治性的小问题。

　　中梵相遇华盛顿：和平共处

　　这一逻辑推理也符合我在华盛顿的体验与观察。举两个例子：

　　其一，9月23日(习主席来到华盛顿的前一天)18点半，我跑步跑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门口，外面没有人，不像今年4月底日本首相安倍对美国事访问前夕，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门口高举日美两国的国旗。中国大使馆门口只有一面五星红旗在傍晚的天空飘着，我从中感觉到：在如此重要的时刻，尽量保持平常心。

　　暂别中国大使馆，跑到梵蒂冈驻华盛顿大使馆，19时多，我无意中看到了人海，观众们说方济各教皇正在使馆里面，其中也有不少华人。在我的时空观念里，两件事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或冲突，而是和平相处的。

　　其二，9月24日16点半，方济各教皇已离开华盛顿，习主席即将抵达华盛顿，我来到位于白宫以西的17路。沿着这条路，“美国国旗+华盛顿特区旗+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华盛顿特区旗+梵蒂冈国旗”同挂两边，在同一个时空里和平共存。

　　有一名黑人员工坐上专门的卡车，把梵蒂冈的国旗拿下来，把五星红旗挂上去。那个时候，已经有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们候着准备迎接习主席的到来。他们是来自圣约瑟夫大学和德雷塞尔大学，穿着统一的、背后写着中国·USA的红色衬衫，举着中美两国的国旗、以及表明自己来自什么大学的横幅。

　　“这些是政府资助的，还帮我们安排了交通和住宿”，一名学生说。旁边还有举着“西北青年联盟欢迎习大大”横幅的一堆学生。充满爱国之情的中国青年阵营里面，有美国当地人销售方济各教皇的钥匙扣，两者也没什么干扰，还是那句话：和平相处。

　　对访美撞期过于敏感纯属想太多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梵蒂冈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两国之间“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却发生在高层互动层面。

　　2014年8月，方济各教皇访问韩国时首次飞跃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习主席与中国民众传达了祝福讯息。

　　另外，今年3月10日，凤凰卫视独家访问罗马教廷发言人隆巴迪时，这位梵蒂冈官员表示“教宗(方济各)有积极的令人感到鼓舞的态度，如果有人主动踏出第一步，对方就会看到教宗开阔的心胸。”至于梵蒂冈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即会不会与台湾断交，隆巴迪说“外交关系对梵蒂冈来说并不是唯一同外界保持往来的方式”。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与台湾断交，但至今为止日本与台湾之间有着广泛的民间交流。2014年，访问日本的外国人人数创下1300多万人次的历史记录，其中最多的竟然是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282万人次。

　　一些人对访美“撞车”以及中梵关系持敏感态度，除了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以外，还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因素。毕竟，梵蒂冈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中国则在吸收外来的宗教信仰方面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不过，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本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习主席对此的公开解释判断，我不认为中梵围绕宗教信仰展开“建设性对话”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与鸿沟。有些国人可能过于敏感，抑或，想多了。

　　不要抹黑中梵的“历史性接近”

　　2015年1月方济各教皇对法新社表示，“中国人很有礼貌，我们也很客气，我们在慢慢接近”，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阿根廷出身的方济各教皇，战略性地协调并推动了美国与古巴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而中国与古巴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浓厚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今年上半年，美古谈判邦交正常化期间，我在华盛顿向一名中国外交官询问过“中国政府如何看待正在推进的美古邦交正常化”这一相对敏感的问题，对方回答得既自信又开放，说“我们欢迎美古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既然如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欢迎梵蒂冈在改善美古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与此同时，中梵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过程，也没有理由不欢迎第三方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无论是提供平台，还是协调沟通。在我的理解中，这是符合中共领导人所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的基本逻辑。

　　纵观所述，我们应该积极、正面地理解这一次习主席与方济各教皇的“历史性接近”，而不要从“撞车”这一消极、负面的角度去抹黑它。

　　凤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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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嘉一：“安倍谈话”对中日关系没啥影响

　　新浪智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之后已过一段时间，但是相关争论尚未消散。8月14日下午，“安倍谈话”是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不断发生，又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相对紧张氛围之下面世的。即使发表之后，盟国、中韩、以及日本国内等对该谈话的反应绝不单一，而陷入相对意义上的混乱。

　　“战后70周年谈话，安倍首相讲什么，恐怕直到最后一刻，连我们都无法知道。他只会跟身边的、可信任的人商量具体的内容与措辞。”7月下旬，东京，日本首相官邸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在离官邸不远的一家餐厅对我这样说。至于“安倍谈话”会不会提及“侵略、殖民统治、歉意”这三个关键词，这位负责人也表示“无法知道”。

　　“如果这样，你们提前对美国、中国、韩国等展开外交工作，以及谈话发表之后使得英文版、中文版、韩文版跟进公布也很费劲吧?”我问。

　　这位负责人回应说，“是的，谈话发表之前，我们也只能推测，准备几个方案，发表之后，迅速翻译。”果然，8月14日，日本驻华使馆在自己的官网公布的、经过当天下午的内阁会议通过后立即发表的“安倍谈话”中文版是“暂译”。

　　实际上，围绕安倍谈话内容、措辞的预测，事前传来传去的信息是相当混乱的。

　　8月7日，安倍首相向执政党高层提交谈话“大纲”之后，日本主流媒体加速了有关安倍谈话内容与措辞的报道。当日，NHK电视台播出“(安倍谈话)将明确提及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8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70年谈话，不涉及‘道歉’”;9日，《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提出“在谈话的提纲里没有‘道歉’”;11日，《读卖新闻》报道“谈话将明确提及‘道歉’”;12日，《产经新闻》报道“谈话将言及‘道歉’”，等。

　　一直到14日之前，有传言说安倍首相有可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但最后还是通过了内阁会议(日文称“阁议决定”)，内阁则是政府，这意味着，安倍谈话是经过政府审议后的产物，即代表政府的谈话。

　　安倍谈话长达约3400字，比战后50年时的村山谈话(约1300字)和战后60年时的小泉谈话(约1100字)长很多。在我看来，这一长度本身说明，安倍谈话是经过吸取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意见折腾出来的产物。除了如何认识并反省那场战争，他也谈到了西方各国的殖民统治、战前的日本孤立、经济危机、以及战后日本是如何作为和平国家发展下来的。显而易见，安倍首相是想多一点面向未来，少一些以史为鉴。安倍首相表态继承历代内阁的历史认识，也提到了道歉，但并未表示自己如何看待，而且，强调年轻一代没必要继续道歉，承担历史的包袱。

　　从“结果”来看，安倍谈话明确提及了“侵略”、“殖民统治”、“歉意”的三个关键词。我之前预测，中国政府一定“要求”安倍首相提及三个关键词，但倘若不提，把“底线”设定为“村山谈话”四个字，即要安倍首相明确提到这四个字，并表示继承它。1995年的“村山谈话”内容包括如下：“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安倍首相是以如下的文脉提及关键词：

　　- “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 “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

　　- “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

　　围绕安倍提及了三个关键词这一事实的背后隐藏着的“真实”，在国际社会、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国内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论。

　　谈话发表的当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发言人内德·普赖斯的名义对“安倍首相深刻反省二战期间日本所带来的痛苦以及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表示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则以总理托尼·阿博特的名义对安倍谈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日澳关系的发展与友谊。

　　再看看中国政府是怎么回应安倍谈话的。

　　谈话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回答记者提问的形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国际社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

　　这段话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对安倍谈话是不满意的。理由应该是安倍首相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示歉意，说到“侵略”时，其主语和宾语也比较模糊，令人觉得安倍首相把提及关键词本身目的化了，过于技术性地处理了敏感措辞，其语言和态度缺乏诚意，遮遮掩掩。同日，新华社刊发了一篇标题为“‘安倍谈话’遮遮掩掩缺乏诚意”的时评，写道“很显然，‘安倍谈话’非但没有超越20年前‘村山谈话’的高度，反而试图以此给战后日本政府以反省、道歉为主线的历史认识画上句号。”

　　坦率说，我之前的预测有些不足，原以为，“提到三个关键词”等同于“继承村山谈话”，那么，只要提到关键词，中方是一定接受，甚至满意的。然而，从结果来看，中方是觉得，提到了关键词，却没有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

　　谈话发表后，我向一名要求“不要提我说的”的中国省部级干部打听了感想。对方只用两个字回答，“不够”。

　　中方对安倍谈话产生的不足感似乎加剧了它对第二天的8月15日日本部分内阁成员(大臣)参拜了靖国神社表示的“强烈不满”，虽然新华社正面地报道了“日本明仁天皇当天在致辞中首次提到‘对先前战争的深刻反省’”。可见，中国官方在日本的“终战纪念日”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与该国的历史认识相关的事情寻找平衡。

　　谋平衡的动机从何来?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华春莹在8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评论安倍谈话时开口阐述的一段话：“中方注意到日本领导人有关谈话。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严正立场。”

　　这段话与2013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的评论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当时，新华社以快讯的方式做了两行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26日下午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毫无疑问地踩踏中方的底线，因此，由部长王毅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而对于安倍战后70年谈话，是由副部长张业遂向日本驻华大使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从这一对比，我个人判断，安倍谈话应该是没有踩踏中方的底线，虽然中国政府围绕如何回应安倍谈话应该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折腾与困扰的，毕竟，它没有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嘛。但无论如何，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安倍首相通过权衡国内外各方面的声音与压力，最后选择了提及三个关键词。

　　对此，中国政府最后似乎选择了勉强接受，即使是不满意的。而在“勉强接受”的背后，不容忽略的因素是日中政治关系的整体改善。自从去年11月以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已经见了两次面，今年5月，日本约3000人代表团访华，习近平为日中友好交流会献给了致辞，《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则配合该活动，做了封面报道，大力宣传“中日友好”。

　　“不满意“的不仅是中方，日本国内更是如此。《朝日新闻》在8月15日的社论中写道“这是为了什么，为谁做的谈话?安倍首相的谈话内容作为战后70年的历史总结是极为不充分的”。战后50年之际村山谈话的发表者村山富市前首相本人在8月14日下午在家乡九州大分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安倍谈话也表示不满，“听不懂他要说什么，我不觉得他继承了村山谈话”。

　　一名参与了安倍谈话对外传播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务省官员事后对我表示感慨说，“说要批评，其实怎么批评都可以，但我个人认为是一次好的谈话，尤其是前半部分，详细回顾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总结了日本错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的部分是多余的，没必要那样说。还有，首相也应该明确解释日本是通过发动‘满洲事变’走向了侵略战争这一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摆出那些语言。”

　　安倍谈话对接下来日中关系的走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看法是：没啥影响。

　　东亚依然处于史无前例的“两强”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商业、人文、科技、军事，还是国际影响力，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综合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接近，在这一可称为战略过渡的情势下，日中关系是好不到哪去的。无论是历史认识还是领土争端，往往因一件事情而紧张起来的外交关系背后始终存在的是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容易化解。近年以来，两国的民族主义常常爆发，呈现互动，自傲心与自卑心并存，对两国的政府和百姓来说，客观定位自己的位置与灵魂，并符合实际地改革自己，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两国社会还有相对长的路要走，才能理性地看待对方，善待自己。

　　既然在我看来安倍谈话没有踩踏中方的底线，那么，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基本政策不会因为该谈话而改变，如前所述，一些批评或牵制是中国官方不得不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或抗日情绪的维稳需要，即以谋求平衡稳定局面的手段而已。

　　我始终认为，中国从三大角度希望维持健康稳定的对日关系：第一，稳定管理舆论(过度的反日情绪给中共的统治带来敏感，会绑架政策弹性);第二，促进国内经济(超过2万家、雇用千万人以上中国员工的在华日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和投资态势对中国经济依然重要);第三，妥当处理对美关系(日本毕竟是美国的盟国，过多恶化对日关系，美国也不甘心)。

　　而从9月3日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到9月下旬的习近平访美，中共的这一基本对日立场将是不变的。当然，能够按照这一思路来处理对日关系，与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上不断巩固的权力基础密不可分。至少从对日外交政策来看，它是利大于弊的。

　　接下来拭目以待的恐怕是有“传言”已久的安倍访华。不过，8月24日上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安倍首相将不会出席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也不会在9月3日前后访问中国。他说明，之前日本政府从中国政府收到过安倍首相出席纪念活动的邀请函，但经过两国之间的协商，也考虑到日本政府正在面临、紧要处理的安保相关法案等国内议程，最后做出了如此判断。“不过，我们将继续利用国际会议等场合重视，并发展跟中国的关系”，菅义伟说。

　　安倍何时访华，仍然是未知数。

　　不过，在我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经过安倍谈话之后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方略不变，安倍访华应该是时间问题，甚至是技术性问题。9月的不访华并不是因为习近平不接受安倍晋三，或安倍晋三不敢面对习近平。

　　反正，现在来看，已发生的安倍谈话与安倍未来访华之间的关联不大。

　　(加藤嘉一：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纽约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来源时间：2015/10/6   发布时间：201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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