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该如何应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一)－《中美印象》周报总第72期

作者：中参馆(ChinaFile)  来源：中美印象

                

总第72期 2015年8月30日

　　
习近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随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一些美国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应如何应对习近平访问的讨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林蔚 ( Arthur Waldron ) 呼吁取消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方艾文（ Evan A. Feigenbaum）则认为中美应借此机会积极探讨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创始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强调两国应尽最大努力阻止两国关系的下滑；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柯白博士（Robert Kapp）建议美国应以最大的努力来迎接习近平的访问。——编者按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方艾文 (Evan A. Feigenbaum)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两国经济的融合可以且会减少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但说实话，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所以，对于习近平主席下月的访美之行，很重要的一点是，中美双方要利用这次行程直面而非回避一些深层原因。

　　当今亚洲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安全两者间的矛盾。“经济亚洲”是一个由某些充满活力的国家（包括中美两国）组成的团体，他们之间进行相互贸易，开展投资并日益深入地进行协作创新。这个亚洲是一个经济规模达21万亿美元，欣欣向荣的巨人，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

　　但另一层面的亚洲，“安全亚洲”，却让上述那些充满活力团体中的许多国家都陷入了安全理念相互冲突、各自集结兵力和竞争的恶性循环，内耗各方能量。亚洲的故事不是“亚洲世纪”，而更像“双亚洲记”，经济与安全并非相辅相成，而是相互冲突。

　　显然，这正是习近平和奥巴马需要直面的时局。美中两国目前的经济融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双边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一度势微的中国如今在美投资总额已超过540亿美元，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然而，尽管经济高度融合，安全问题上却越发日益紧张。

　　简而言之，美中紧张关系事关中国南海及网络安全问题等。此外，四个深层面的原因加剧了安全领域的紧张氛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深层问题让双方就算在那些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协调上也变得更为艰难：

　　首先，在亚洲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政府有些相互冲突的安全理念。这样一来，双方越来越自说自话。以南中国海为例，中国政府坚持本国的海上权利与利益，而美国政府谈论着重国际准则、规章与法律。两国政府在如何解读国际法的一些重要内容上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事实上，美国认为中国的作为似乎表明把本国利益放在国际法之上。

　　其次，即便是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很多时候也过于笼统，诸如“和平”“稳定”“安全”及“不挑衅”等。

　　第三，双方往往都认为对方的政策破坏了它们表面上的“共同”利益。以朝鲜问题为例：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奉行的政策使朝鲜免受北京投票支持过的国际制裁。再看中亚地区，中美双方一再宣称共同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但作为在2006年和2007年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无数次听中国官员说，美国推动政治改革的做法会破坏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最终会破坏这些中亚国家的稳定。

　　第四，美中之间由于一些利益冲突常导致合作上的矛盾，因此很难将(抽象的)共同利益转化为(具体的)互补政策。例如，在阿富汗，十多年来，中美两国有着明确的共同核心利益：一个不会庇护、助长或输出恐怖主义的稳定的阿富汗政府。但在此期间，中美在大部分时候都难以实现合作，因为中国政府从未支持过一条真正能让北约在中国西部边界附近驻军或让美国进入中亚地区的成功路线。

　　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来说，这些意味着什么？

　　首先，美中两国需要深化经济合作，尤其是在双边投资方面。虽然这不会消除安全领域上的竞争，但至少有助于双方能在稳定框架下展开竞争。比如，这将意味着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并在涉及网络的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网络安全问题有可能让中美关系脱离正轨，并削弱美国企业界对于两国关系的支持。

　　同样，美中两国急需在双方有共同战略利益处取得真实可见的成功、这种共同利益一直存在，但过去因过于抽象而难以落实。这并不需要启动联合计划或联手行动，只要求双方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互补。以两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采取的禁毒行动为例：中国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采取行动，美国则主要给予安全上的帮助和资源建设。不过美中两国不需要联合行动，只需在各自继续采取行动的同时，对两国的关注重点加以协调，让它们的经济援助瞄准与禁毒相关的共同目标，并培养互补的能力。

　　最后，借用美国棒球的一个比喻，美中不必总是追求“全垒打”。美国经常试图与中国建立安全领域上的合作，但都未能如愿。然而，在相对次要问题上的合作将让两国有机会在今后就更为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上展开合作。比如，协调一些国际经济政策可能要比协调安全政策更容易。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鼓励国际金融机构与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协作。这会让两国增进多边合作，因而比两国的双边关系合作更容易。

　　(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林蔚 （Arthur Waldron）

　　我认为美国应取消习近平访美一行，正如日本应取消安倍访问北京的计划一样。通过强制中国关注自身行为所造成的真正问题、并迫使其至少在政治交锋期间暂停这些行为，取消习的国事访问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与其继续尝试那些毫无意义的“互相理解”、“合作共赢”等中国熟知并擅用来反对美国的概念， 不如现在就人权和军事行为（私底下）敲打中国。中国必须改善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我们一直以来没敢做的事：就是说，美国要开始将制裁中国列为可能的选项，某种程度上要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对待中国。利用中国对制裁的恐惧，美国也许能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讨论和对话只是一个死胡同。毕竟在1989年之后，开明派就从中国共产党消失了。取消习访问的信息必须非常强硬、私密并有外交手腕。也就是说，信息绝不能在媒体中传播。

　　迄今为止，美国与其冒任何风险试还不如现在就取消习近平的访问，安倍也应取消访问并私下地传递这个信息 —— 那就是除非中国做出真正改变，我们的政策中将把北京和明斯克或莫斯科一视同仁（俄罗斯虽然不自由，但仍在“自由之家指数”上得分高出中国）。同时，我们必须坚持互惠主义：例如，要颁发林培瑞的中国签证，新华社和我们美国的记者在中国应遵循同样的规定。这样的信息大使都可以传递，无需国事访问。

　　如果取消访问，美国该如果填补这段时间？可以邀请蒙古国总统、外长包勒德以及一位蒙古代表赴美进行全面的国事访问，并以红地毯和香槟盛情款待，庆祝其民主及新近提高的美蒙关系。

　　现在是向中国传递更强硬信息的好时机，他们的好运已出乎意料地到头了。中国在踌躇前行，希望得到象征性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却又不像美国那样付出真正的代价。中国的经济撞了南墙，天津发生了恐怖的大爆炸，他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成功哲学——那些本以为会让诸国承认中国优势的心态——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陆军、海军阅兵之类的没问题，但要走得更远他们还得动真刀真枪。如果他们动真枪，最坏的结果是不可控的矛盾升级，而他们似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这种后果。

　　所以，现在是使用严肃强硬手段的时候了。直到中国做出真正切实改变，他们不会从我们或日本得到任何好处。美国需要如实地私下和中国解释这一举措，直到达成白俄罗斯共和国级别的草案。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绝不能受到羞辱。如果习确实访美，访问期间要顺利平和并包含高规格的礼遇。毕竟，如果美中公开争吵将会是一场灾难。同时，我们和日本必须明确立场：除非我们看到中国真正的改变才会以国礼相待，否则没有红地毯和鸣炮致敬及国宴等礼遇。

　　现在是亟需重设局面的好时机，此时行动可以避免因中国对华盛顿的误解而造成的冲突。因此，让我们付诸行动吧。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创始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

　　方艾文就九月的习奥会所需要着重讨论的事宜提出了一些非常相关并有帮助的建议。

　　方指出 “即便是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大多都是像’和平’、’稳定’、’安全’、’不挑衅’这样过于笼统的概念”。

　　在这点上，方完全正确。毕竟，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是：各国极少把国家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下，除非他们能先发现两国间德共同利益。因此，除非中美两国都发现这样的共同利益，否则在九月会晤或者其他类似集会当中，两国似乎不大可能达成什么有意义的协议。这个事实相当可悲，因为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不过你喜欢与否，美国和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彼此都利害攸关。此外，如果世界要重新建立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秩序，这两个太平洋国家都必将挑大梁。

　　遗憾的是，美国和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被太平洋划分开，而且被迥异的历史文化以及更广的政治隔阂所割裂。美国是一个加速向启蒙价值观发展的新兴国家，正势如破竹地朝自由、多党化、民主制的趋势发展，而中国是一个浸润在传统东方和儒家思想和文明古国，这种文化先是被马克思列宁革命理论所取代，然后又和独裁资本主义的实践相混合。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他们都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处于新的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简单的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家的合作，现代世界就无法高效运行。从宏观角度说，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全球稳定秩序是能找到新出路还是继续貌合神离。

　　但是，在被悲观情绪笼罩前，也许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在过去，这两个国家尽管有巨大差异，仍设法找到了共同利益并共同发展。1970年代早期的冷战时期中，冷幕在某个节点上被拉开。这个是美中关系的初期，被誉为中国近代外交的史诗。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部长亨利·基辛格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晤时，两国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共同点原来是双方对苏联的不信任。正是这个共同的利益点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僵局，并让两国恢复邦交。

　　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自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恢复执政，并开始大胆地实施“改革开放”新政策。在杰米•卡特总统邀请下，邓小平在1979年到华盛顿（包括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访问，两国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在这个恢复邦交的时期，两国新的共同利益是双方对改革的变革性力量的共同信念。尽管两国的解读不尽相同，且中国依然不变一党制政府结构，美国对邓小平政府会实施全面改革的信任仍然有坚实的基础。美国相信，而且这一改革不仅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还必然会推进中国实现法治化，成为一个宪法共和国的历史使命的进程。这个回望时更像黄粱美梦的共同愿望，不仅成为双方寄予厚望并展开商贸的起点，更为后来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与合作奠定基础。并且，只要这两个社会在持续趋向达成一个大致相同的经济政治目标、而不是背道而驰，两国就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合理基础。

　　第三阶段于1989年在中国北京以政府镇压结束了为期七周的游行示威后开始。六四运动的余波中不久就有证据表明：不光中国，中美间关系也有显著变化。六月四号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终于最终仍能继续实施经济改革，但他还是不赞同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这个内政变化对中美关系有着微妙但是深远的影响——它置中美关系于没有共同政治目标的处境中。尽管政治改革的承诺没有被全盘否决而是被延迟，两国仍通过达成协议来至少局部地共同促进了双边贸易、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更为深化地依法治国等，并最终重新稳固了两国关系，

　　2012年至2013年，随着习近平被任命为党总秘书和主席，中美关系进入地第四阶段 。在习新上任期间，他虽然继续承诺深化经济改革，但其实对深化政治改革没有兴趣。事实上，随着习的政策的继续实施，他不仅拥有比任何自毛泽东主席以来的历届领导人更多的掌控权，更开始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媒体、学术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几乎各方面进行明显的严管。至2015年年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自由民主世界的议程——旨在促进更民主开放社会的世界——之间鲜有共同处。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评论员开始考虑新的可持续，并更为强有力的美国对华对策；美中关系也正临近危险边缘。至于中国新领导班子是否清楚意识到他们以好战、独裁的姿态对国内、对美国以及全球的政策将会导致危险的结果，我们作为局外人无法擅自揣度。但美中两国的不同立场已让中美关系变得就算还不危险，也颇为令人忧虑。

　　但实际上，一个意料之外、但有望重新稳固已动摇的中美关系的新核心因素出现了。如果两国外交手腕灵活，可以引导两国进入更有希望的的第五阶段。这些新因素包括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危害和全球气候变化。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将在将来危害我们两国及全世界的福祉。如果两国真正在这个关键的全球问题上取得建设性的、实际的成功，那么他们不仅会在重大价值上达成一致，还将帮助带领整个国际社会走出当下的环境困境。

　　在去年于北京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两国总统都就至2030年为止减少各国的二氧化碳排量上达成了共识，而即将到来的华盛顿会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把这个挑战放在中美关系的中心。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功，将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时代的挑战会激发两国达成更有意义的合作关系。

　　当然，因为许多新的矛盾和分歧、以及两国在根本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上的不对称，这个积极结果并非唾手可得。中美两国关系也可能前景黯淡。也许最令人沮丧的结果将会是两国关系在死局中结束，就好像现在美国、欧洲同普京政府下的俄罗斯的关系。在那样的僵局里，我们没有任何希望能重新修复关系。但是，比起俄罗斯，中国对于美国全球都要重要得多。况且中美关系尚未达到谷底，所以其中仍有很多希望。如果没有尽最大努力来阻止至关重要的两国关系的下滑趋势、任由其进入僵局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损失。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柯白博士(Robert Kapp)

　　简而言之，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十一月的对华访问，在一系列问题上，如气候变化、互相签发长期签证等问题都取得了很有潜力的共识。尽管中美间仍存在很多矛盾和紧张局势，这些积极的发展仍给公众、媒体以及许多中国专员很大惊喜。政府专业服务人员通过大量谨慎的谈判磋商后达成了这些协议。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这些多年来为促进高效积极的中美关系而努力的人士们也见证了许多令人沮丧的新进程。中国为抵抗“西方敌对势力”和“西方价值”的威胁，在民事社会和法制方面建立了“安全”措施防御机制，用以对抗许多美国观察员。中国在南海建立岛屿防御同时进行纪念1945年打败日本为背景的持续的、抵制日本的政治宣传运动。这些行为给美国人留下一个不安的、自吹自擂及军事上骄傲自大的印象。中国的经济减速，众所周知的股市震动，以及近期货币政策的变动让传统美国经济乐观主义派有了心理阴影。漫长的反腐倡廉运动证实了中国内部的深层治理问题，而流逝的时间揭示了这个政权自夸的许多“改革”政策并没有被及时的彻底地实施。

　　正值美国国总统大选预热期，中国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同候选者做巡回政治演说过程中都以此为卖点。正如美国分析员试着去分析谁是中国最卖座的作家——他们其中许多来自于军队、有着令人兴奋的反外国和军事冒险的混合因素，习总统一方的中国观察员在游移于爱荷华，新安普顿和南卡州的美国大都会中心期间，肯定也在思考如何解读来自白宫政权的各种野心家们的唇枪舌剑。

　　每个国事访问都包含相应的外交礼仪细节和典礼，以及满足本国观众的大量媒体曝光。同理，美国总统访华也是一样。

　　从过往经验来看，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对访美的准备是一丝不苟和严要求的，以确保没有任何意外、自发的组织行为、或者非预期的情况会损坏中国领导人在美国——这个中国最尊重、最怨恨、最羡慕、也最惧怕的国家——的无暇形象。不同于2013年习主席在加州“阳光之乡”参加的峰会，那是一次低调的、非正式性的访问，习的九月来访会受到正式外交国礼待遇（希望2006年胡锦涛访美时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失误不要再发生了）。美国人也许会对一些过度的媒体战略不以为然，但是国事访问毕竟是国事访问，是这两个全球大鳄间重大而复杂的关系中的一部分。考虑到奥巴马总统已被受邀访问中国，若把这次回访当成美国对那些未获特权的外国统治者的某种恩赐毫无道理。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他在1793年居高临下地把英国国王佐治三世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轻易打发了。

　　像这样的国事访问活动常常会引起来大量美国人的预测、建议或忠告。这些评论往往来自两种人：一种认为他们有必要发声，好让此次国事访问的筹备者们对他们的观点有所重视；另一种则唯恐自己不发表议论就会让竞争者抢了先机。在这个对中国的激辩洪流中，再拾人牙慧不合时宜，到头来这些武断的言论对真正决策者也几乎不起作用。因此，我只想在这里陈述一些大致的观察。

　　我们可以把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视为意在操控美国的伪善之言。但撇开措辞不论，这个概念有一定道理。实际上，迟早中美两国政府都必须权衡这个问题：中美两国彼此是否利害攸关到一方必须权衡另一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越是拖延这个基本的决定，就越容易引发不可控制但不必要的对抗。

　　对美国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不必屈从中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战略部署。某种意义上，至少短期来说中国不过只是其中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并不像其他美国内和国际问题那么紧迫。此外，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让美国人民有理由相信，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强有力的领导下，美国关注的问题不会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关注，而美国也可以推论说中国已在未来的政治策略上建立起了反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

　　对中国来说，他们常抱怨美国忽视他们奉为圭臬的原则。同时，中国直接或间接地用敌意的态度提及所谓的美国政治运动甚至颠覆运动。

　　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两国并非利害攸关到要对双方的的需求和愿望给予特殊考虑的话——那么两国就必须接受现实，未来将包含着更多不和谐，纷争，混乱与冲突。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许多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会支持这一观点。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两国领导人将能够超越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冲突，携手规划一条逐渐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的道路。二十年前中美间紧急危机出现时，我曾著文指出过两国应试图寻求一条“互惠单边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一方国家不需要言明自己是应对方国家的需求而行动，而只是单边渐增地为对方的需求作出改变。而对方国家在意识到一方国家行动的意义后也以单边行动作为回馈，由此阶段性地缓解中美在重大领域合作上的紧张关系。

　　如今美中经贸往来数额如此巨大、双边安全问题涵盖如此广泛的领域，两国领导人要想象“互惠单边主义”绝非难事。当下中美的双边投资条约，气候变化，反恐怖主义合作等（包括所有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都有明确目的。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可以促进“互惠单边主义”的第一步发展，并将此过程延续到很多年后。（参见金来尔的《相向而行》，是一位学者对如何展开这一过程的观点）。

　　透过大量的媒体报道，我们能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愤怒与疲惫。他们无可挽回地被分割成不同派系，受政治功能紊乱的拖累。同时，还有数不清的沙文主义的和令人惧怕的的全球威胁。总之，我们似乎总在无止境讨论“强硬起来”，而我们脚下的道路却在瓦解，我们的教育系统为为此运作需要汲汲经营。

　　作为东道主，我们自身要镇定自若，以自信和尊严来迎接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领导人。

　　当本国有这么多棘手问题的时候，要最大化美国利益的同时，还需和中国维持稳定关系持续发展，背负更为强大的“中国梦”蹒跚而行将是一个艰难，漫长且永无休止的政治过程。国事访问和官方的外交礼仪是此过程中必要的但不充分的条件。我们不要过于谦恭或傲慢无礼。让我们做最大的努力来迎接习主席的来访，明确表达并身体力行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些并不仅限于军事或经济领域。我们当然也期待中国领导人及他众多随从官员作出同样的回应。

　　翻译：遇安 佳音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file.com

来源时间：2015/8/30   发布时间：20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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