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分论坛观点集锦

作者：  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2021年5月29–3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建党百年：世界眼光与全球话语学术研讨会”在上外松江校区成功举行，第二分论坛“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承办，来自中联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云南省委党校等高端智库的38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分论坛。

议题一“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观念与思潮：从‘天下’、‘世界’到‘国际’、‘全球’”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主持，与会学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研讨。

上外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教授认为中国外交哲学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以人为本、观念本体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土壤，在百年成长历史中形成一套既承接传统又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体系，以此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以其自身逻辑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中国理念、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维瞻认为，在中国的外交话语、国际关系话语以及相关实践中，传统始终在发挥核心作用。全球化使中国外交话语和国际关系话语呈现出同质、进化、和谐和同归四个特点，然而上述特点并未带来中西趋同。如今全球化快速退潮，我国要更加关注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创建出一套强大、有效且合理的对外话语体系。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殷之光副教授着重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外交经历与经验，并以此总结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秩序观。殷教授强调，抗美援朝与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起点，在旧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希望探索出一条同被压迫国家间展开经济与文化互助的新道路，并以此帮助其实现政治独立与社会解放。而这种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对外交往秩序观中的三个基本原则：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平等互助。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王海光教授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的十年与世界的互动历史为例，阐明了革命话语在特定历史阶段在塑造中外关系中的主要逻辑和关键作用，强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要注意历史上我国外交话语的具体语境，重视基于文明互鉴的视角建构有效的外交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当下困境实际是本国利益优先的民族国家领导全球化而引致，儒家思想体系强调仁义和天下一家，但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观念的否定，而是有区别、有差等地爱母国与他国，能够在缺少凝聚力的世界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之间找到中庸之道，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对中国和平崛起疑虑的回应。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程亚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政治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为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提供了全球性解决方案，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沟通、获取外部资源开创了政治话语渠道，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议题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忻华研究员主持，专家学者们紧扣“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变迁与影响：从世界革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强调研究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演化一定要注意世界观对话语体系的影响，并据此比较了中国外交话语在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缘起和变迁。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例，强调构建外交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和国际性的统一，又要得到国际认同，经多方商议一同倡议，还须注重提出的时机。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时代逻辑，涵盖多个线索、维度及层次，并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塑造。在由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强调自身价值理念的同时寻找与世界话语间的共通性，通过官方话语、民间话语、政府话语、学术话语等多种话语体系的相互交融更好地塑造中国外交形象。

中共云南省党委校四级主任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钱泓住认为中共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主要通过外交哲学对外交话语体系的价值谋定、外交定位对外交话语体系的对象界定和外交实践对外交话语体系的功能固定三方面实现。

中联部六局前局长、中国前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田永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话语权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象征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在发展军事、科技、经济的同时也日益注重软实力提升，并以理论构建、实践活动、组织制度为保障，推动中国对外话语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国麒按照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治理的阶段为脉络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外传播话语逻辑进行梳理，强调把握话语逻辑的重点在于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逻辑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敏指出，现代国际社会理论中的霸权主义和其他恶劣因素可以由加强共同体的生命力加以改善，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抓取共同体概念表达了十分先进的理念。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追求经历了从世界革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转变，前者突出“破旧立新”，后者则强调“共存共荣”。整体而言，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滨教授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共同体的基础是物质保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在推动国际分工和生产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当下，和平安全、共同发展、民族宗教和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影响世界分工健康发展，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需要从最基础做起。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能真正推动人类进步。

议题三环节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胡春春副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国际化’与‘化国际’：从引进到引领”话题积极对话。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房宁研究员表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中国外交思想精髓，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勇于正视现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部世界具有冷静和客观判断。第二，勇于做出政策转向。审时度势对外交政策做出转折性调整是新中国外交走出困境并一路前行的突出特征。第三，始终以国家为外交政策轴心和原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外交政策、思想和话语的有着一脉相承的三点特性：第一，人民性，强调外交依靠人民，积极推动人民外交，为人民谋幸福;第二，和平性，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一切活动只能为和平目的;第三，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立场，一切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尊重外国和其他政党的独立性，强调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此外，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和话语，将国际普适性和中国自身的智慧文化相结合，做到了与时俱进。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公龙教授通过总结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的挑战及把握的机遇，指出机遇和挑战是有机共同体，强调要把握历史机遇、保持历史主动。建党百年之际，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复杂性增加，强调要善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判断、寻求、塑造、把握机遇，抓住关键节点为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徐秀丽教授强调，“发展”在党和国家整个外交话语和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结合在坦桑尼亚的中非农业合作实践，徐秀丽教授以合作还是援助、监测评估还是互监互学、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例表明，党的发展话语在非洲具有西方主要以发展援助作为话语体系所不具备的制度性优势。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春研究员批评了西方借助免费搭车、供应机制、监测评估等问题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合作的“污名化”及其逻辑，认为中国已经在实践上对西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予以修正，今后可以通过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前瞻性研究加强话语建构，占领和确立中国在国际发展问题上的道德高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指出，中国可以也必然能够在处理好“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平衡中重构党的对外话语，基于战略思维和辨证思维，秉持大国气度，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议题四环节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鹏副教授主持，与会学者以“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实践与认知：从‘一边倒’到‘一带一路’”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院郝江东副教授总结“一边倒”政策包含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选择苏联道路、在对外政策层面选择社会主义阵营的双重含义，并指出“一边倒”政策在二战后即已形成实质性开端。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强调国际关系常强调的“话语权”本质上是优势-劣势的对抗概念，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既有区别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又有结伴不结盟、美美与共的中国传统，还吸收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和西方在此意义上实则处在一个更广阔、包容的“话语圈”中。今后中国可以推动方向与道路、特色与共性、话语与实践的融合，强调话语与思想的开放性，做好“话语圈”中形式与内涵的对接工作。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李海涛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由中国提出，但该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结果。新冠疫情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危机，新技术革新给国家发展带来变化，制裁与遏制使全球治理遭受重大挑战，进一步促使这一论断的广泛传播。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勋认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系统性，注重核心理论提炼和内在逻辑构建，形成目标明确、层次清晰、结构科学、内容全面的表达系统;二是时代性，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外交理念。中国共产党所的外交话语体系不仅开放，而且与时俱进，“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已经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赋予了充足的正当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刘洪钟教授强调，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话语在提出与宣传方面都较为主动，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因过于强调“世界革命”导致被动后果。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话语和外交实践维度全面走向主动并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尝试和标志性事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以几个“不是”与几个“是”厘清“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专利，不是军事战略，不是债务陷阱或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不是公共产品，不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输出，不是要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是经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最后，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向与会学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强调本次研讨会全面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话语变迁与国际议程设置及其实践的成效，既为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话语为中心的新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力，也为跨语言、跨专业、跨学科、跨院校的学术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新基础。

文案：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

来源时间：2021/6/3   发布时间：2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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