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对台政策措施：要更重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台海局势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变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关注的程度前所未有。尤其是新媒体的作用，让各种议论得以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一方面可以让对台部门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增加了决策可以依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让决策较易受舆论的影响，容易偏离既定的目标。

祖国统一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使命之一，也是一项需要深谋远虑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是一定要实现的。邓小平曾说：“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

邓小平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两大问题：一是贸易问题；二是台湾问题。大陆可以通过平稳处理台湾问题，以促进中美贸易的发展，但如果出现台湾可能分裂出去的情况，贸易问题就要让位于台湾问题。这种辩证关系是需要在动态变化中予以把握的。

即使发生了新冠疫情这么重大的事件，这两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依然没有变化。其他问题有时显得也很重要，但常常是一种假象，其重要性都超不过这两个问题。

在美国主动打贸易战时，大陆的精力集中在贸易上是对的，无论是骂战，还是谈判，都可以用力地去做。当美国打台湾牌，迈出危险的、甚至关键的步骤时，大陆也要用心地去处理，不能因为次级问题而分心。

疫情期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尤其是国会通过确认台湾独立的《台北法案》，大陆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用心不太够，没能像当年对待《与台湾关系法》那样进行多回合的外交斗争。这种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会让美方有所顾忌，不至于继续在危险的道路上前行。对外部门可能过于关注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态度，将过多的精力花在与美国政客打疫情口水仗上。等到美国行政部门随着立法部门的步调，在台湾问题上使出越来越危险的手段时，我们的对外部门才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加大了斗争的力度。当然，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决策层及时加大了军事斗争的力度。

民间的反应也并不那么及时，大体是在美国行政部门采取过分动作，大陆加强反击之后，武统的声音才真正地越来越高涨，并迅速压倒了和统的声音，后者在稍作反击后，就很少在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和统主张者转而非公开地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试图影响决策者。

在不同声音的影响之下，大陆还是做出了更多地偏向非和平方式的决策，也就是从“和主武辅”转为“武主和辅”。

然而，无论是和统，还是武统，最终结果是要更加有利于统一，而不是有利于“台独”。和统手段不能最终有利于“和独”，武统手段也不能最终有利于“武独”。也就是说，要保持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

过去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和统手段的最大经验在于：两岸的经济联系日益牢固，两岸同胞的国民待遇日益同等。

和统手段的最大教训在于：大陆出台的一些有利于台湾同胞的措施被污名化，大陆让出的一些利益被用来滋养台独势力。

武统手段的最大经验在于：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在国内外有效地捍卫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使得台独分裂势力不敢迈出“关键一步”。

武统手段的最大教训在于：武统的口头警告在台湾起到反向动员的作用；旨在震慑的军事动作在美国干预下被认为是虚张声势。

在“武主和辅”的今天，新政策措施的最大困境在于：一方面如何加强武统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如何找到和统的着力点。而这两点又容易顾此失彼。

从大陆近期的各种政策措施来看，“全面备战打仗”的要求正在全方位地落实，这无疑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武统信息。大陆这边的上上下下越来越确信这一点，台湾那边的上上下下似乎还在重复着过去的反应模式。然而，大陆也依然在使用过去的那种警告和震慑模式，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要武统。各种口头警告就不用说了。就拿放出拉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信息来说，不知道确切的用意何在。如果不是真的武统，拉这个清单就没有实质意义，反而有点像对外的制裁措施，甚至拉高了那些台独顽固分子的声望；如果真的打算武统，这个清单就不需要过早地拉，武统正式开始后拉清单最合适，因为那样会恰到好处地鼓舞军队将士的斗志。再拿军机越过海峡中线来说，作为实战演习的一部分，大陆军机过中线是绝对必要的，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警告性的。但过了中线之后，不停地绕台飞行就不完全是实战演习所必须的，除非尽快越过12海里线，否则，反而让台湾人淡化了“中线意识”，强化了“国境线”意识。

相对于武统手段来说，和统手段则难以找到着力点。想当年，有很多办法加强两岸经济文化联系，但近些年来，这些联系只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两岸经贸合作协议”遭到大陆民间越来越多地质疑。保持和统道路有三座桥梁：一是延续过去的桥，即“一个中国”；二是通往未来的桥，即“国家统一”；三是着眼现在的桥，即“两岸交流”。李登辉撤除了第一座桥，陈水扁撤除了第二座桥，蔡英文正在撤除第三座桥。当然，如果大陆确信前两座桥难以烣复，也会主动撤除第三个桥，而且已主动撤除近半。也许在和统力量的影响之下，大陆决策层没有诉诸类似“经济制裁”的手段，而是继续保持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工作、旅游、访问等。但如果想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加强这些交流，就显得比较困难，尤其是主动让利这一块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大陆现在的人均GDP尽管已达一万美元，但这只相当于三十年前台湾的水平，也就是说，大陆的让利在很多民众看来是削贫济富。贸易总体上对双方都有利，但正如中美贸易战所启示的，这个过程有双赢成份，也有零和成份。大陆有办法让台湾在贸易中得到更少的利益，但又有点投鼠忌器。

大陆在政策措施的选择上努力将台独分子与台湾民众区别开来，然而，打击台独分子的子弹也会落到台湾民众的头上，惠及台湾民众的奶水也会流到台独分子的口中。

所以，对台政策措施的选择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想做到精准打击，精准施惠尤其困难。但在困难之中，深刻领会和把握阶段性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明确了“武主和辅”的政策，那么加强武统的可信度就是首要的选择，除非想出其不意地武统。这种“出其不意”在台湾问题上是不必要的，大陆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采取非和平方式，除了在某些具体军事行动中搞点“兵不厌诈”之外。

有些政策措施暂时难以进行优劣评估，对于目前的局势来说，继续认真地备战打仗，继续认真地惠台利民，仍是比较妥当的选择。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那些口头性的警告，那些震慑性的动作，还是越少越好。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当前阶段性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0/12/2   发布时间：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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