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西方》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印象》周报总第76期
作者：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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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76期 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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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以下文字是福特博士根据他2015年9月1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言论整理而来。内容讨论他的新书《中国看西方：身份，全球野心，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肯塔基州立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国会议员兰迪·福布斯，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议员团创始人兼共同主席、暨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下属的海上力量投送分委会会长就此书发表了主旨演讲。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专家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和美国海军学院于茂春教授也加入本次讨论。该讨论会由哈德逊研究所的白邦瑞博士主持。相关内容见此链接。
"下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光临，也要感谢哈德逊研究所对此次讨论会的大力支持，感谢白邦瑞主持，感谢我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参与，还有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议员团的福布斯和我们分享经验。还要特别感谢华盛顿的传奇人物安德鲁·马歇尔先生，近日他刚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退休。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帮助鼓励以及他的办公室为本书的研究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另外，我要声明一点：此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与美国政府或议员的立场无关）
《中国看西方》篇幅较长，主要讨论中国对外界的理解和对策，尤其是19世纪中期至今的美国。通过中国对“外界”的叙述方式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假设和愿望。本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很多世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重回地缘政治核心地位的中国梦。这个梦想认同零和博弈，并寄望于中国取代美国在全球称霸主。
（2）中国政府在“复兴”阴影下，如何在“愿望”和“敌对”这两大主题交互作用，并经常互相加强的情况下，来理解和应对美国。
（3）以中日关系为实例，我们就能看到当中国领导人得出如下结论时，他们就愿意由合作转为对抗：（一）中国内政需要树立一个恶毒可怕的外国标靶来证明其政策的合法性（二）当这个标靶国家在他们看来失去了经济活力时，他们就以为不再需要向这个腐朽的国家学习什么现代化强国的秘诀了（三）这样的敌意看来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4）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怎样通过培养一种自我中心的东方模式，并以无私和精英自夸，且断章取义地从古典哲学中找出相应反民主的仁义礼教等教条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5）中国外交政策一直在两个派别间相持不下，一派认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的方式让中国逐渐强大，另一派则迫不及待地想要北京早日和美国争锋相对。这两派间长期以来的平衡近年来开始朝更为对抗的方向倾斜。
（6）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对美国的描述变得越来越负面，更具威胁，并和反美姿态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我想以上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但由于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由赫尔曼·卡恩建立的智囊团进行讨论，我想要针对一些政策来阐述美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也就是《中国看西方》最后一章的内容。
I. 有些事无法“被修复”
对美国而言，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 中国的对美叙事，以及对美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国内的局势。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公知们总是试图通过对美国的解读来表达他们的恐惧和希望，中国的政治形势也都是经由和美国的抗衡与否得以阐明。中国共产党更是花费很大精力塑造这个对美的叙事角度，自始至终中国对美国的解读都因执政党要合理化自己政权的不同需求而变化。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谨记这一点，因为它表明美国的所作所为只能部分影响到北京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策略，如果真能影响到的话。 迄今为止，我们对华政策的团体内部一直有人认为我们坚决不能把中国当对手或敌人，更不能以此理解行事，否则就会因强化了北京强硬派们的最糟的怀疑而真地将此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是，这是一个分析的错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已经由于战略原因在权衡不同条件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战术，包括从和顺的中美关系中能够实现的”复兴”之梦，以“综合国力”为名呈现的各种倾向，以及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其政权合理性所取的叙事方式。而在所有这些计策背后，中国政府一直将美国看作是竞争对手和敌人，而中国执政党对美国黑暗负面的看法根植于内在基因中，这些都不可能被美国的柔和态度所改变。
II. 惩治挑衅行为
那么我们如何影响中国呢？我的分析中也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 就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至少还有一些工具，能被用来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以及这些领导者们如何贯彻各项议程，应对他们自己苦心营造出来的美国敌对形象。中国认为美国经济衰落，政治瘫痪可能会把原来因寄望于美国的那些因素从对美政策中消减，同时也明显将中国政府从对美政策制定中的战略猜疑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视角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管理好潜在危险的重要性和负担。
无论中国到底多大程度上正脱离邓小平“韬光养晦”而开始采纳更为激进的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之策略，美国仍然掌握主动权来决定中国决策制定者们若采取激进行为，后果到底多严重。我的书分析建议，对于可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将会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能克制东亚乃至世界舞台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挑衅行为之法门。
在这个层面上，美国的竞争策略应该集中制定如何将中国敌对行为的后果变得更为严重，包括但不限于北京最害怕的那些代价上。这也说明我们需要更大力推广如下举措：消解执政党对中国内部进行的媒体管控，反对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复兴”之传播， 更为坚决地倡导人权，公民权和宗教自由以及民主理念；经济和获取资源上的压力；更彻底地贯彻国际法规，更亲近那些民主治国的东亚国家等；当然还包括更有准备的军事政策和针对北京正逐步壮大的军事实力所采取的强硬姿态。这还意味着，要和中国周边甚至更远的国家结盟，以建立更为密切的军事政治之安全伙伴关系，条件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各自或共同能让北京的挑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III.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终极障碍？
另一个可能为美国政策影响中美关系进程留出空间的议题涉及中方对美国政策的解读。 到底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还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中国政府从哪个角度来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在中国被视为基以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的“现实主义”，中国领导人将总结说美国政府不可避免地敌视中国“崛起”，并且会不顾一切地阻挡中国的“民族复兴”。这个结论与中共执政党在国内将其政权合法化的叙述十分吻合，二者都视国外势力为威胁 。但如果美国外交政策被看作主要基于理想主义上，那形势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反对中国的“复兴”或”崛起”的立场并非根深蒂固到不可改变的，而是来源于华盛顿对中国政府专制形式的反对的话，则可能导致中国政治体制内真正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愿意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只要中国是一个尊重现代自由民主、崇尚的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民主国家。也可以这样说，国内民主变革将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如果政体体制是中国“民族复兴”以及重获国际地位与尊重的最后障碍，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急于用“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将立即以此上位，把目前的执政党扫地出门。尤其是因为我个人总觉得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些方面更为理想主义，因此这种理解可能会提供一些耐人寻味的管理公共外交及观念上的机会。
IV. 反“德治“竞争策略
如果美方决策者理解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有深刻德治自负感的中国政府–中方声称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精英慈善主张与政治道德公义之上，虽然这令人难以置信–这本身就可能开启一些政策的可能性。表面德治专制的特征性弱点就是它难以纠正那些在其他系统中可能只会被视为令人遗憾的错误，或者一个民主国家可以由投票进行修正的东西。一个自诩的儒家精英集团本身就容易受到对其统治精英的美德或能力的合法抨击，因为这些精英拥有权力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也就是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来控制这个系统，并永不需要检查或问责。
美国及其盟友对付这一政权的竞争性的策略也因此比获取和宣传关于统治精英的腐败，权力滥用，错误和庸俗的个人或职业行为信息更糟糕。通过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共以无数方式暴露其如何背叛了自命的慈悲与公正无私的“英才管理”，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系统性地确定中共在国内的合法性话语中的漏洞。
更广泛地说，我们可以利用中共黑暗的且迄今半虚构的叙述——由美国领导的“颠覆”以及全球性的反中国“偏见”的威胁——作为一种罗夏测验。那就是，用它来识别党国精英对什么最惧怕，以便能够更好，更有效地迫使中共政权遵循这些规则。的确，我们需要一个更贴切汉学的全面策略。我们绝不能落入北京用换位思考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陷阱 。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过，但他们有过。我们不应效仿此举动，相反，我们需要有中国学者致力于这种战略规划，可以影响北京，塑造其对现在与未来世界的假设，利用其希望和恐惧等等。我们需要更多的“战略性汉学”。
V. 规划抗衡“另类中国”
最后，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在规划我们关注他们对一个“另类中国”景观的实用可能性方面上可以做的更多。“中国看西方”的最后一章中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未来以及美中战略关系的揣测，所以在这里，除了要指出政治军事手段似乎有可能相对较好地针对执行整个我讨论过的备选未来的“景观”以外我就不多说了，尤其是我们希望影响在北京正在进行的策略性谨慎拥护者与那些赞成果断对抗性者之间辩论的程度。
我说了很多了，期待着我们接下来的会谈。 谢谢！"
来源时间：2015/9/26 发布时间：20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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