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风吹草动，看世界阴晴圆缺

作者：赵可金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环顾当今世界舞台，也许已经没有比中美元首会晤更引人关注的外交关系了。随着习近平主席即将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各国媒体已经开始把报道焦点锁定在即将举行的习奥会上。坊间有舆论将此次国事访问看作是“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访问”，有的甚至将习近平访美与1979年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将会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提前爆料，此访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不过，在国内舆论猜测将会有何种“惊喜”的同时，美国舆论听上去并不乐观。相比中方舆论的期盼中美合作的态度，美方舆论并不一致。不仅美国社会舆论中不乏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声音，美国政府在态度上也刻意压低调门，白宫发言人甚至意味深长地表示，“两国领导人会建设性地讨论中美两国的分歧”。在美国国会山更是充斥着对中国网络安全、南海争端、市场开放、人权问题等批评声音，正在角力2016年总统大选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甚至扬言要求白宫降低接待规格。显然，对习近平主席而言，访美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尤其是应对美国社会各派舆论上堪比一场战争，能否应对好这场“软战争”，不仅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更决定着中国外交的未来。

　　地位前置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力量优势、国家制度和文化所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关系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当今世界的阴晴圆缺。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雄踞榜首。无论对哪一个国家来说，美国都是一个应该在其对外关系棋盘中优先考虑的国家，不管是作为敌人或对手，还是作为盟友或伙伴。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十分难缠的国家，在国家制度上恪守自由民主政体，在战略文化上信奉“天定命运”、“美国例外”和“利他主义”的理念，长期自诩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甚至还乐此不疲地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处处插手，在外交事务上霸道得很，没有什么国家敢招惹“山姆大叔”。

　　相比美国老成霸主的角色，中国则是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的“国际新贵”，不仅经济实力日益逼近美国，军事实力也日新月异，2015年9月3日的阅兵更是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势力强大的中国，中国不仅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积贫积弱帽子，而且在各方面熠熠生辉，成为受到各方高度重视的新兴大国。在国家制度上，中国与美国自由民主政体存在很大差别，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体，在战略文化上信奉“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理念，历来在国际社会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而在国际社会打抱不平，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柬埔寨问题、南苏丹问题等，中国都表现出不畏强权的“硬骨头精神”。

　　正因为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十分强大，且在国家制度和战略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在历史上也曾经兵戎相见，决定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都十分慎重，对每一次元首会面都精心准备，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对其他国家而言，中美两个大国犹如在世界政治原野上散步的“巨象”，无论它们发生什么样的摩擦，都极有可能“踩坏庄稼”。因此，其他国家不仅时刻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而且还会始终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中美关系的细微变化，从而做到趋利避害，转危为机，这就是当今世界为什么人人都关注习奥会的原因所在，各国政府也都会把中美关系排在对外政策日程的优先位置。

　　重心下移

　　中美关系被中美两国政府甚至世界其他各国政府在决策时地位前置的同时，中美关系的重心也在发生下移的趋势，决定了中美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体形态。在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为如何定位中美关系而伤脑筋，形形色色的“G2”论、中美国论（Chinmerica）、金融恐怖平衡论等不一而足。自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一直面临着定位方面的困难，在战略合作伙伴与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徘徊不定。近年来，中国领导人积极推动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政府和舆论也反应平平，迟迟不予回应。迄今为止，如何定位中美关系，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开放性问题。

　　为什么中美关系定位如此困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仅中美力量对比受到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而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比如苏联解体、八九动荡、“九一一”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都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而且因为中美双边关系和在多边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也处于变化之中。各方面变化的一个总的特征是：中美关系的重心发生下移的趋势，正在从关注国家大战略向关注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转移。

　　在中美两国建交之初，中美关系的重心是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国家大战略问题。从中国方面来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减少中苏关系恶化带来的压力。在美国人看来，从尼克松、卡特到里根，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考虑对华关系归根到底也是从美苏冷战的战略全局出发，希望通过“打中国牌”来赢得对苏联冷战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突然终结，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在美国战略界，开始出现贬低中国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多于美国有求于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步入冷战后时期的动荡不定期，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众多问题上开始龃龉不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美在冷战后失去了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在中国战略界，邓小平访美尽管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但也摸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认为在应对苏联压力上，美国是靠不住的。因此，在回国后就启动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在中美关系上开始从强调应对苏联威胁转移到服务现代化建设上来。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历代领导人重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核心考虑的问题不是应对苏联威胁，而是如何为国内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融入主流国际社会。

　　步入21世纪后，2001年爆发了“九一一”恐怖主义袭美事件，美国开始把恐怖主义作为美国战略的最大威胁，中美关系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战略基础，加上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安全考虑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的经济考虑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中美关系在21世纪头十年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中美经济合作和社会合作的基础日益拓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等90多条交流管道，共同管控中美之间存在的摩擦和分歧。显然，在中国入世十年后，中美关系的重心已经越来越从应对苏联威胁、国际反恐等高级政治问题向推动经济合作、社会合作、执法合作、气候变化合作等低级政治问题转变，从关注国家大战略向关注世界新秩序转变，中美关系重心呈现下移态势，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妥善处理好来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多方面摩擦和问题。

　　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提出，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倡议“美国重返东南亚”到美国启动“亚太在平衡”战略，中国也提出了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等倡议，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网络争端等问题上采取了强势回应。面对此情此景，很多人开始讨论中美是否会向历史上许多强权国家那样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担心中美战争一触即发，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关系临界点”之说。

　　事实上，此种观点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中美出现的诸多问题，并非是中美力量转移造成的结构性对抗。从力量结构上来说，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有很大提升，但与美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领导者的愿望。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所出现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心下沉的必然反映，中美关系重心下移的趋势，在拓展了中美关系合作面的同时，也激活了因中美两国差异而导致的深层次问题。随着中美关系重心下沉，一些原来没有上升到国家间关系层面的问题越来越被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案头，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双边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问题，既有需要中央和联邦政府层面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也有各省州和地方政府甚至非政府组织关注的经济和社会性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间已经网络化了，触此动彼，十分复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美在互联网领域的摩擦。中美都是互联网大国，拥有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规模庞大的互联网用户，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争端既有网络安全问题，也有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舆论、秩序规则等众多问题，甚至中美其他所有问题都在互联网领域得到更集中的呈现，单独解决某一个环节的问题已经不足以稳定中美关系，甚至在解决了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后，又会引发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中美关系具有了系统性、协同性和联动性的新特点，要求中美关系要与时俱进，提出新思维，创造新办法。

　　适应互联网时代中美关系的新特点，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重在对中美关系进行顶层设计，规划中美关系的新未来。因此，习奥会不仅要强调一揽子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话题，强调战略沟通，以互信求稳定，更要直面外界关注的股市、汇率、网络安全、南海争端等诸多敏感议题，强调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通过沟通管控分歧，努力扩大共同面、缩小分歧面，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此次习近平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与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一并进行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都面临着顶层设计的核心问题。值得期待的是，无论是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面，还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的努力，都可能会向世界传递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介绍中国国内“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提出指导意见，为世界秩序的改革贡献中国智慧。总之，习近平主席访美和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不仅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分水岭，也可能是世界秩序改革的里程碑，在中国外交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时间：2015/9/21   发布时间：201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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