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家庭计划”能振兴美国家庭吗？

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拜登时代来临，疫情应对和经济救济将是拜登“百日新政”的优先事项，新一轮救济计划将是“百日新政”的重要发力点。继2021年3月31日公布“美国就业计划”，拜登政府又在4月底公布了另外一项雄心勃勃的“美国家庭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为美国儿童、学生和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8万亿美元的税收财力支撑。本文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通过追溯这该项议程的渊源，指出美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历史诟病，提出“家庭”是一切资产阶级秩序的核心制度，但在美国，靠中等收入养活一个家庭可谓难于上青天。人口扩张能够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而美国正在失去其“人口优势”。拜登能否克服重重阻碍，全面实行这项宏伟计划呢?

“美国家庭计划”是拜登自今年年初上台以来提出的第三项主要经济立法提案。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儿童、学生和家庭投资1万亿美元，并为中低收入美国家庭提供约8000亿美元税收抵免(共计1.8万亿美元)，系为“拯救美国计划”(Rescue Plan)和美国长期“就业/基建计划”(Jobs/infrastructure Plan)直接财政援助的补充。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家庭计划”是拜登的最后一项经济立法提案，但家庭一直是这三项计划关注的重点。

“拯救美国计划”通过家庭税收抵免(family tax credits)，向儿童保育人员及家庭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的出台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临时儿童福利制度。“美国工作/基建计划”为老年护理投入4000亿美元的资金。大卫·达扬(David Dayan)在《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中总结道，“家庭计划”将延长儿童税收抵免优惠(child tax benefits)，为儿童保育提供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资助，并为带薪探亲假和病假提供联邦支持。

拜登政府为广大家庭和年轻人推行了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议程，这项事业的历史渊源至少要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

约翰逊政府于1965年启动“开端计划”(Head Start)，以解决当时尖锐的儿童贫困问题——儿童占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半。

1971年，国会通过《全面性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Bill)，旨在建立一个由联邦资助的全国性儿童保育中心系统，以此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并为儿童提供监护和教育支持。正如帕利(Palley)和斯达玛(Shdaimah)在其《用我们的双手：争取落实美国儿童保育政策》(In our hands:The Struggle for US Child Care Policy)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籍中强调，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支持下，儿童保育中心将为儿童和家长提供全方位帮衬，如提供基础医疗保健、教育服务和课外社交帮助等。

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当时即指出，“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如若放弃在学龄前大规模推行全面性儿童发展计划，那么美国的不公平现象将永远没有解决方案。只有通过该项计划，才能证明美国对国内不公平现象并非真正的不关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尽管该法案获得了参众两院两党支持，但最终还是遭到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否决。在解释其否决原因时，尼克松警告道，儿童保育公共化会削弱家庭对儿童的影响，并将苏联的那一套做法引入美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围绕儿童保育政策展开的坚定斗争正好撞上“尼克松时刻”(Nixon moment)并非巧合。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

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在其极具独创性的著作《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中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货币秩序崩溃、社会动荡同时对性别政治、性行为、种族和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的现状带来了挑战。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形成的联盟做出相同回应，在捍卫恢复“传统”家庭的同时，再次肯定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并推翻新政(New Deal)对于福利的妥协。

库珀书中描绘的虽是美国情况，但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保守主义(new social conservatism)对家庭产生的影响令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众所周知，社会对于撒切尔来说是个伪命题。但是，社会的替代词不仅仅只有个人，还有家庭。正如撒切尔所说，“谁是社会?根本没有社会!只有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千千万万个家庭。”(“Who is socie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家庭是一切资产阶级秩序的核心制度。有人可能会说，社会形成的临界点正是家庭。但是近几十载以来，家庭(尤其是美国家庭)已然成为一个以成败得失、社会文化资本积累和社会心理功能障碍为论的竞技场，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现象在围绕个人选择与童年、青年和为人父母时期的压力和期望所展开的无休止争论中可以窥见一斑。但是，詹姆斯·查佩尔(James Chappel)在一则评价库珀的文章中总结道，所有个人和集体压力都是由新的经济政策制度所导致的，该政策将核心家庭(而非国家)定义为“享有债务、财富转移和保育保健特权的区域”。

拜登2021年的议程中没有任何一项对上述基本政策制度提出质疑。拜登政府试图应付的是以下问题：美国家庭政策或非政策这种特殊模式已经陷入僵局，该模式系由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战争爆发半世纪以前首次提出。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华盛顿共识由此形成，人们对于经济和金融政策上某些关键问题的看法趋于一致，包括废除外汇管制、中央银行独立性、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全球银行监管制度(或非制度)等关键领域。在其它政策领域，趋同的压力则要小得多。存在分歧的一个领域是环境保护和气候政策，另一个是家庭政策。

欧洲国家政权受利益集团压力和鼓励生育政策(natalist ambition)驱动，福利国家应运而生。这些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甚小。但它们确实也为家庭和护理人员投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公共资金，并将其视为生育、劳动和经济活动的核心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一直在急切地鼓励生育。统一后的德国结合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保守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强儿童保育的雄心壮志。英国虽然有昂贵的私有化儿童保育制度，但在儿童福利上的开支也不菲。尽管还谈不上奢华，但欧洲各国的儿童和家庭资助体制要远远优于美国。

美国摆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共同危机，另辟蹊径，创造出政府支出绝对最小的家庭政策体制。因此，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靠中等收入养活一个家庭在美国可谓是难于登天。

 

G7各国用于家庭补助的公共开支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FT)

在谈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基本权利时，美国对传统的文明标准不屑一顾。联邦法律没有规定带薪休假。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规定育儿假的富裕国家。公共育儿投入严重不足。

 

各国政府规定新晋父母带薪休假时长(美国倒数第一)

图片来源： 皮尤研究中心(Pew)

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只有20%的私营部门员工享有带薪探亲假，而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员工中仅为8%。

美国的私人育儿服务不仅仅要耗费一笔巨款，和教育一样，相比起美国典型家庭的其他支出，该费用还在不断攀升。

 

各项家庭预算的实际价格变化(1993年—2018年)

图片来源：房地美官网(Freddie Mac)

这将对美国家庭和儿童产生极大影响。当高收入家庭为抚养和教育孩子投入大量资源时，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却仍在为此苦苦挣扎。根据201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能负担得起育儿费用的低收入家庭中，仅是这一项费用平均就占去其月收入的35%。官方公布数据称，只有前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能够“吃得消”育儿费用，即该费用占比不超过其收入的7%。

 

有五岁以下儿童的工薪家庭中超过半数需要支付育儿费用

职业母亲家庭的育儿支出和占比(按不同特征分类)

图片来源：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粗制滥造的做法不仅在社会层面上是不平等的，对美国经济来说也是一大负担。几乎所有的评估都称，幼儿教育好处甚多。

美国父母面临左右为难的抉择。如果一个家庭养育了一个以上的孩子，除非父母双方都拥有一份相当可观的薪资和长期职业发展前景，否则育儿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是不利的。

有人认为，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停滞不前，其它国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并不足以为奇。

女性劳动参与率(1890年—2016年)

图片来源：透过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

同样不出意外的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女性实际生育率与理想生育率差距越来越大。

美国生育率及偏好

图片来源：https://americancompass.org/essays/escaping-the-parent-trap/

目前，人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同时还夹杂着对国家衰落的忧心。

迄今为止，美国历次经济增长都是受人口扩张推动的。1900年，美国的人口为7600万，英国人口为3050万，法国人口为3800万。截止至2019年，美国人口激增至3.28亿，而欧洲人口仅翻了一番，为6600万至6700万。自197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口增长了1.25亿，相当于法国和英国的总人口。

人口扩张能够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美国强劲的人口结构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一个迅速扩张的市场。如今，正如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彭博(Bloomberg)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言，美国正在失去其“人口优势”。

 

人口减少

美国人口虽然还没有达到紧缩的程度，但也相差无几了

图片来源：彭博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 Bloomberg)

移民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都加速了美国经济放缓的速度。随着育儿成本飙升，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等待降生的婴儿

2010年之后，美国的生育优势不复存在

图片来源：彭博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 Bloomberg)

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出生率急剧下降。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是否过于猛烈?人们的抗压能力是否达到了临界阀值?诺亚•史密斯指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还在于工作市场前景不乐观以及拉丁裔出生率明显降低。

无论直接原因是什么，自从2013年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解释经济增长放缓以来，人口问题便和广泛的国家经济放缓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梅琳达•库珀在两篇精彩绝伦的文章中都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停滞关系。正如其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于人口下降带来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英国马尔萨斯主义者(British Malthusians)对于人口过剩的担忧不由败下阵来。凯恩斯(Keynes)越来越担忧长期停滞的可能性。1938年，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演讲中提出长期停滞的理论，萨默斯曾在2013年引用这一概念。在近代，人口下降引发长期停滞这种担忧被广泛讨论，最早见于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评论。库珀认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关注人口统计学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避而不谈由收入不均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消费不足现象。

拜登政府的关注点显然停留在国家竞争问题上。人口下降和长期停滞则可能谙熟于心。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政府正在有意隐瞒这些问题。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拜登的提案一直在规避提及任何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却将重点完全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社会提升、不平等和儿童贫困等问题上。

和“美国就业计划”如出一辙，“美国家庭计划”提出的措施将会使许多活动家为之一喜。同就业计划一样，症结在于此次家庭计划的规模是否足够大。

如果把整个家庭计划、就业计划中照顾老人的部分和拯救计划中资助家庭的部分加起来，合计金额约为2.5万亿美元。平均分摊到10年里，每年即为2500亿美元。粗略估计，该笔数额足以使美国在家庭上的公共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加1%多一点。加上目前在家庭方面的支出，美国基本上和意大利持平，众所周知，意大利的家庭政策在欧洲可谓是十分糟糕的。

拜登的计划没有为那些孩子短期患病的家长提供任何带薪休假。为此，拜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单独的《健康家庭法案》(Healthy Families Act)。即使有12周的带薪探亲假，美国仍然接近垫底。我们只能想象，如果拜登的计划获得通过并全面实行，未来十年之后的数据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最后，还有一大困境。和就业计划一样，家庭计划中的资金投入数额是政府的第一大诉求。而要实现这一大诉求，必须得采用支出、增税等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税收或支出计划能否获得国会大多数赞同票尚未可知。拜登希望通过家庭计划整治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端，并赶上其它发达经济体，但最终难免落得和气候政策一样，在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却被绊住了手脚。杰夫·斯坦恩(Jeff Stein)在《华盛顿邮报》上称，家庭计划既体现了拜登总统的雄心壮志，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其局限性。

翻译文章：Adam Tooze, American Family Values and Biden’s Families Plan, Chartbook Newsletter, May 9,2021 Issue.

网络链接：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newsletter-19

译者介绍：肖咏梅，华东政法大学翻译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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