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的历史与其精神遗产

作者：路易斯·梅南德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尽管这场运动历时短暂且未能实现理想中的制度变革，但其关注权力不平等、为个人自由抗争的精神仍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左翼政治，并不断启迪后世，不失为一笔宝贵的遗产。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曾因其荣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形而上学俱乐部》而闻名，他也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特约撰稿人。梅南德于近日为该杂志撰写了《新左派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一文，以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为线索，重点回顾了新左派诞生与发展的历程，并对这场运动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再审视。通过此文了解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美国左翼政治。

作为对现代大学的反抗，新左派运动诞生于1960年代初。但不到十年以后，这场运动便在美国对越南的异端审判之中销声匿迹。尽管它曾在诸如民权、城市贫困、军备竞赛以及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帮助动员舆论，新左派却从未能对政治权力的杠杆施加影响力。但是它改变了左翼政治。它使得个人自由与本真性成为政治行动的目标。它还激励那些为不公正与不平等忧心的人们拒斥既有的权力关系体制，并重新出发。

如果这是一个幻想，那么《独立宣言》亦是如此。新的开始在政治上不是难以发生，而是不可能发生。你可以把自己从过往的一些事情中解脱出来，但彻底的解脱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人生而平等”并没有翻过奴隶制的一页。但也有很多人希望它能够如此。而且如果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所有赌注押在一个更好的未来之上——这就是新左派的精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的价值也所剩无几了。

新左派兴起自战后的两大知识工厂，也即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中学习。密歇根大学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间签订的合同比全国范围内的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伯克利分校则是联邦在核研究领域的主要承包商，并且其教师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大学。

在密歇根大学诞生了那十年间(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最著名的学生政治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该组织脱胎于学生工业民主联盟(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后者几十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直到它在1960年更名。而更名的理由是，正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第一任主席阿兰·哈伯所言，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之中的组织来说，“SLID”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缩写词。

哈伯于1954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并且直到1965年才获得其学士学位)。他的名字是罗伯特，代表着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派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他的父母赞同学生工业民主联盟和他们儿子的政治立场。他被称为校园激进分子，但并不是一个会作出惊人举动的人。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被和他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无法吸引新成员。它需要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且这位人物与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来自美国的主流社会。汤姆·海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海登在1939年出生于名为皇家橡树的一处底特律郊区。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的名字就意在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他们不寻常地离了婚，而海登则主要由他的母亲在有些拮据的生活环境中抚养带大。但他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他于1957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并成为学生报《密歇根日报》的一名记者。海登没有政治野心。在他的课程作业中，他被当时风靡美国高校的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但在1960年，学生行动主义有所抬头，而海登这样一个21岁、独立自主且未倾心于所学专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正适合被卷入其中。“我没有搞政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事情变得政治化了。”

北方学生运动的灵感来自于一场南方学生运动。1960年2月1日，在格林斯伯勒市中心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全黑人北卡罗来纳农业和技术州立大学的四名一年级学生来到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前坐下。服务员(也是黑人)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于是他们在那里坐了一整天。第二天，又有十九名学生来到这个午餐柜台前坐着。后天，来了八十五人。到这一周结束时，大约有四百人。静坐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并在十周以内，在资深民权活动家埃拉·贝克的领导下，促成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成立。该委员会将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组织。

在3月，哈伯来到海登在《日报》的办公室。他告诉海登，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正在安·阿伯的商店外举行纠察以示对南方学生的同情，并建议他报道此事。海登写了一些关于纠察队员的报道，但鲜有加入他们的冲动。不过，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读到了1957年出版的《在路上》。这本书激励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搭便车去到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上了一门政治速成课。

在伯克利，他会见了当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在旧金山露面时进行示威并被警察用消防水管驱散的学生们。在德拉诺，他会见了墨西哥裔美国雇农的组织者。在洛杉矶，在提名约翰·F·肯尼迪为总统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采访了马丁·路德·金。在蒙特利附近的一场学生大会上，海登发表了关于“价值激励”的演讲。自决精神，他说道，“已经屈服于过去75年间大规模的工业与组织扩张。为此，大多数学生感到他们已经无力左右社会的发展方向。学生运动的目的立即变得简单而又深刻：证明人仍然是万物的尺度。”

海登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全国学生协会(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N.S.A.)在明尼苏达大学举办的年会。大约有二十五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被邀请与会。海登见到他们时心情十分激动。“他们比我曾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出了更为充实的感觉，”他事后写道，“部分原因是他们正在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创造现代历史，部分原因是他们通过冒着生命危险明白了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我的政治身份开始成形的时刻。”

全国学生协会大会正在辩论是否要通过一项支持静坐运动的声明。这个问题在一些代表看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其意味着公开支持非法行动。赞同这项支持声明的发言者之一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大学的白人研究生，名叫桑德拉(凯西)·卡森。

卡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维多利亚市。她把种族隔离“当作对她个人的冒犯，”她后来写道，“将其视为对我的自由的限制”。甚至在格林斯伯勒市的静坐运动发生之前，卡森就曾在奥斯汀市参加过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她在奥斯汀市的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中非常活跃。德克萨斯大学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招收黑人本科生，但只有一个宿舍区取消了种族隔离，也即基督教信仰与生活社区。卡森就住在那里。她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阅读加缪的作品。毕业后，她在哈莱姆区的圣经学校教书，并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

“即使我早知道我的行动不会导致任何一个午餐柜台的开放，我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所作所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向全国学生协会的代表发表演讲时说道。她接着说：

我感谢这些静坐运动，而原因就在于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将决定付诸实践，把口号变为现实。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虽然我希望全国学生协会能够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支持静坐的决议，但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所有人，无论黑人或白人，都意识到一种可能性——通过克服万难参与到奉献和行动中去，成为不那么非人道的人。

当梭罗因拒绝向支持奴隶制的政府纳税而入狱时，爱默生去看望他。“亨利·大卫，”爱默生说道，“你在里面干什么?”梭罗看向他，回答道，“拉尔夫·沃尔多，你在外面干什么?”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以305对37的投票结果支持静坐。

海登惊呆了。在几乎任何一个早期的左翼政治组织中，人们都会把卡森的演讲当作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达而付之一笑。但她的所言正是海登在蒙特利说过的那些话。她是在告诉这些学生，这件事是关于他们的。

令人怀疑的是，被奚落、被用消防水管冲击、被殴打和逮捕的黑人示威者是否觉得他们正在认识到“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像卡森和海登这样的人为不公正忧心，但政治对他们的根本吸引力是存在意义上的。“我们是相似的……就我们的道德历程、我们的存在感、我们对诗意行动的热爱以及我们浪漫的参与感而言。”海登在谈到与卡森的相遇时写道。那时的他已经准备好要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他通过给卡森寄去一箱书的方式向她求爱，其中包括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他曾在这本书上疯狂般地划线。他们于1961年结婚，并最终搬到了纽约市。就在那里，在西二十二街的一处铁路公寓中，他写下了后来被称为《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第一稿。“我深受《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影响，”海登说。赖特·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米尔斯在1916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市。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是那种自己动手制造家具的人。他同时也是自律、做事有条理且多产的。到他四十岁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之时，他已经写了超过六本书。

米尔斯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他自觉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并且对于批评自己的同事毫无顾忌，而有些同事也乐于回敬。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兼社会批评家——这两个角色对他来说是相同的——米尔斯对权力问题很感兴趣。他开始察觉到美国的权力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他所说的“美国的新国际地位”——也即冷战引起的。

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掌握在三个机构手中：“政治官员”、“企业富豪”以及军队。第一个集团也即政客的权力相对于另外两个集团(被他称作“企业酋长”和“职业军阀”)已经有所减弱。但最重要的是，三个集团并没有彼此对立的利益：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统治阶级，其成员几乎都是白人男性新教徒，并且在各个机构之间循环流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是军界精英，后来成为总统并用企业负责人填充其内阁职位。

米尔斯从来没有解释过权力精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只是解释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何。但引起他兴趣的并非意识形态。他相信，正如约翰·杜威所相信的那样，民主参与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以集体方式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决定。米尔斯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破碎了。“普通人，”他写道，“似乎经常被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驾驭的力量所驱使……现代社会的框架将他们束缚于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项目。这种变化现在压在大众社会的芸芸众生身上，而他们相应地感觉到，在一个自己不享有权力的时代，他们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存在。”(尽管米尔斯是在一个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的州长大的，但《权力精英》对种族关系却并未着墨)

《休伦港宣言》附和了米尔斯的看法。宣言称，冷战使得军队在海登(继米尔斯之后)所说的 “商业、军事和政治舞台的三角关系”中成为主导力量。国内需求，从住房和医疗保健到少数族裔的权利，都从属于“‘自由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主要目标”。冷战正在让美国变得不民主。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谁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根据左翼理论，工人阶级是变革的推动者。像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的前身及赞助者)这样的组织对这一理论仍然忠贞不渝。不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米尔斯对于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没有用处了。他说，劳工领袖与其他权力精英坐在谈判桌前，但却并没有在决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信念属于他所谓的“劳动形而上学”，也即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反正米尔斯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权力不平等。但他尚未找到有望成为变革推动者的人。

1956年秋天，米尔斯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去到哥本哈根大学，并在欧洲各地旅行(有时骑着他在慕尼黑买的宝马摩托车，而这成了他个人形象的标志性成分)。1957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那次访问是他对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并且他和他的东道主们一拍即合。米尔斯曾对于《权力精英》在美国被接受的情况感到失望;在英国，他找到了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我这套东西在那里被接受的方式让我备受鼓舞。”他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吸引米尔斯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历史学家E.P.汤普森以及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都自称为新左派。他们比米尔斯更加亲和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决定历史进程方面已经变得与阶级一样重要。

米尔斯于1959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作了三次题为“文化与政治”的演讲。(《观察家报》报道称：“一个身材魁梧、令人提心吊胆的德克萨斯人刚刚正在给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第二年，米尔斯为汤普森和霍尔创办的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写了一篇文章。“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功能团体也即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机构，”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一想法并不比你们中的许多人乐观多少;但现在看来，在1960年的春天，它可能的确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想法。”经过在国外的游历，他开始相信青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启迪和动员公众的。这篇文章题为《致新左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

米尔斯的“信”被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丹尼尔·贝尔嘲笑，后者称米尔斯是“西方世界的‘愤青’和‘未来愤青’的某种指导教师”。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接受了这封信。它在成员中散发了副本，并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创办的刊物《左派研究》上将其再次登出。“他似乎是在直接与我们对话，”海登在谈到这封“信”时写道。米尔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义为新先锋”。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读。米尔斯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人。他是在回应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集团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展。他的下一本书《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是对卡斯特罗革命的辩护。那些才是他所指向的年轻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海登还是受到启发并撰写了自己的《致新(年轻)左派的信》。他在信中抱怨了校园里“对言论和思想自由无休止的压制”，以及“侵染了学生对于何为真实和可能的全部感知的家长式僵化作风”。他说，学生们需要组织起来。他们可以利用“成年劳工、学术和政治团体中的残余力量”，但这将是一场学生运动。“年轻”，在海登的“信”中，意味着“学生”。

海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政治方案，而是一种激进的风格。“激进主义的作风要求我们反对幻想，自由行事，”他写道。“它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没有方案意味着，出于一个原因(例如废除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采取的像校园静坐这样的直接行动，会发现其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被利用(例如阻止大学扩展到黑人社区，正如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1969年在哈佛大学所发生的)。诉求不断增加。这并不是因为活动脱离了组织者的掌控。新左派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设计的。政策不是问题。体制才是问题所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者也许是相当适切的，采纳海登宣言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会是在密歇根州休伦港的一处教育营地举行的，而这处营地是由汽车工人联合会租借给该组织的。因为《休伦港宣言》代表了美国左派对劳工运动的告别。声明最后的确包含了支持工会的部分，但那是在学生工业民主联盟赞助人的要求下加上去的。关于苏联的批评言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加进去的。然而那些成见——工人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正是学生们想要摆脱的东西。凯西·海登把对共产主义的关注称为“死议题”。“我不认识任何共产党员，只认识他们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过是我们团伙中的一部分。”学生们并不把自己视为亲共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反对反共产主义。在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这等同于一回事。由此产生了新左派的口号“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它的意思是“不要相信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主义者”。

休伦港会议于1962年6月12日开始，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11个分会的59名注册与会者。(最终有超过三百人。196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军事升级，使得这一运动急剧升温，特别是在受到征兵影响的男性学生之中。)参与性民主——“民主就在街头”——以及真实性是海登的49页草案的核心原则。本着这种精神，代表们对整个文件逐节进行了辩论。宣言称，“个人与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人的独立：这关注的并非是受欢迎的形象，而是找到一种对个人而言真实的生命意义。”由于纯粹的民主与真正的真实性只能是被追求而永远无法充分实现的条件，因此这是一个要求终身承诺的方案。它要求你质疑一切。

不过，该宣言并没有号召革命甚或是终结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纲领是改良性的：规制私营企业，将开支从军火转向内需，推广工作场所与公共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支持去殖民化运动，以及通过清除民主党中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迪克西民主党人)来推进民权。(这个问题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被自行解决了，当时南方州由全蓝变为全红。)

但宣言的开头与结尾都是围绕着大学：

我们的教授和行政人员为了维护公关而弃争议于不顾;他们的课程设置比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变化得更为缓慢;他们的技能与沉默被军备竞赛中的投资者所收买;激情被斥为与学者身份不符。我们可能想要提出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能否以一种不同且更好的方式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社会，应如何做?——不被认为是“有成效的、实证性质的”问题，因而被搁置一旁。

大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它“通过无休止的训练，以及经常通过抹杀个体的创造性精神，为学生成为‘公民’作‘准备’……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已经被‘物化’到了一种内容贫瘠的地步，将学生与生活割裂开来”。并且学术研究是为权力精英服务的。“许多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宣言称，“都忽视了高等教育的解放传统。他们为公司经济发展‘人际关系’或‘激励士气’的技术，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才智去助力军备竞赛”。这些功能都被不问世事的学术思想所掩盖。

不过，在宣言的结尾处，大学被重新想象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潜在基地和机构”。学者们可以重拾米尔斯指责美国知识分子所抛弃的那个角色：启迪公众。为了实现这一点，学生和教职工必须联合起来，“把教育过程的控制权从行政官僚机构的手中夺回来……他们必须让辩论与争议，而不是呆板迂腐的伪善言辞，成为教育生活的共同风格”。

休伦港会议的审议持续了三天。他们在黎明时分结束。海登被选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哈伯很乐意重回本科生的行列)。代表们一起走到休伦湖畔，并一言不发地驻足于此，手拉着手。“这非常令人激动，”他们中的一员，莎伦·杰弗里事后说道。“我们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并且我们将要去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那时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做且将要去做的事。我们仿佛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汤姆·海登的魅力是冷静型的。他头脑清醒，遇事镇定不慌。马里奥·萨维奥的魅力则是火热型的。萨维奥的天赋是作为一名演讲者，而非一个谈判者。他会传递出愤怒的情绪。萨维奥的政治立场和海登一样，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反政治。1965年，在他因作为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F.S.M.)的代言人——大多数人都会称之为搞政治——而成名的几个月后，他就说道：“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科尔凯郭尔对自由行为是怎么说的?它们就是那些，回过头来看，你意识到自己情不自禁要去做的行为。”

萨维奥在19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是移民，意大利语是他的母语。当他学习英语时，他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口吃，而这可能对他后来成为美国新左派最伟大的演说家有所助益，因为他被迫在发音上集中注意力。

萨维奥是作为大三学生进入伯克利的。这个校园之所以吸引了他，部分原因是他对于反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且后来被用消防水管驱散的学生抗议活动有所耳闻。他被湾区的民权抗争所鼓动，并在1964年去密西西比州参加了自由之夏运动(Freedom Summer)。在他回到伯克利后不久，自由言论运动就开始了。

它似乎是自然爆发的。而这正是它的吸引力及部分的神秘感所在：没有人策划，也没有人负责其运作。它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或任何其他全国性的政治团体都不存在联系。原因在于，自由之夏运动是一个范围狭小的事情。这不是一场争取社会正义的战争，而是一场反对大学行政部门的战争。

导火线早在1964年以前就已经被点燃了。行政部门与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至1949年发生的一场关于效忠誓言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31名教授被开除;它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可以追溯至一个积极行动组织的出现，该组织在五十年代末参与到了学生会的选举之中。

行政部门出于两方面原因对校园内的政治活动持敌视态度。第一个原因与不问世事的原则有关，该原则要求将党派政治排除在学术研究与课堂之外。但还有一个更为务实的原因。加州大学的行政人员畏惧该系统中的校董事会，后者的许多成员都是保守的商人。约瑟夫·麦卡锡已经去世了，但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尽管越来越像一个僵尸机构——仍然在笨拙地运作着。因此，校园里的政治活动遭到禁止或被严格管制——不仅是学生组织、传单的散发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校外的政治演讲者。这不是因为行政人员不希望有不同意见，而是他们不想惹麻烦。

在1964年秋季学期之前，在校园外电报大道和班克罗夫特路拐角处的一条26英尺宽的人行道上，学生们一直被允许摆设桌子以代表其政治诉求。有一天，一位副校长亚历克斯·C·谢里夫斯——他的办公室就在与桌子摆设区相邻的斯普劳尔会堂行政大楼里——认为这番景象有损学校形象。他向自己的同事们表达了这种担忧。9月16日，学校即宣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那段人行道上摆放桌子和进行政治活动。

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学生组织的代表们开始进行纠察。在9月30日，这些组织违反禁令在伯克利校园内的萨瑟门前摆起了桌子。大学官员记下了坐班学生的名字，并通知他们将受到纪律处分。作为回应，学生们在教务长的办公室外进行了短暂的静坐。第二天，校园里又摆起了桌子。上午11点45分，学校警察以擅自闯入为由逮捕了杰克·温伯格。

温伯格是前伯克利数学系学生，他曾在斯普劳尔会堂的台阶下面为种族平等大会(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募捐。(那条关于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的口号也是他创作的。)当他被捕时，他的腿瘸了，警官便把他带到一辆驶到斯普劳尔广场中央的警车上。学生们立即包围了警车。最终，广场上聚集了超过七千人。有一些人爬上车顶发表演讲，温伯格则仍然坐在车中。那个车顶就正是萨维奥首次发表演说之处。直到第二天晚上七点半，温伯格都一直坐在车中。

当温伯格还留在那里时，学生领袖与行政人员进行了会面——后者现在由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并谈判达成了关于处理温伯格、因违反禁桌令而被处分的学生以及阻止警察移动警车的学生的协议。该协议还重新考虑了校内政治活动的规则。

科尔与萨维奥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为科尔写了一本关于战后大学的书《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该书于1963年出版。《大学之用》基本上照录了科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的三次演讲，其中他描述了导致他所谓的“多元大学”或“联邦资助大学”的高等教育变革。这份文本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圣经，被修订并重印了五次。萨维奥称科尔是“倡导‘美丽新世界’式教育观的首要思想家”。

正如其书的书名所示，科尔对大学的认知是工具性的。这个机构可以不断发展并做到满足所有人一切需求，因为它与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作为一间生产知识和未来的知识生产者的工厂来运作。在1960年代，本科生的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但被授予出去的博士学位却增加了两倍。科尔认为，这些研究生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因此他声称，一所现代大学的校长基本上就是一个调控员(mediator)。

科尔后来后悔使用了“调控员”这个词，因为它恰好暴露了海登和萨维奥所指出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缺陷：价值观念的缺失，机构的了无生气。科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不满。他承认，大学的转型对本科生而言“没什么好处”。“学生们发现自己在招生、奖学金、考试、学位等各方面都处在一套毫无个性的规则的笼罩之下。看着一位希望自己受较少规则约束的教职工，如何能为学生制定如此之多的规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看着……很有趣”是调控员式的表述。科尔甚至预感到这个问题会如何发展。“如果联邦研究补助金带来了一场大革新，”他写道，“那么学生由此产生的被忽视感可能会引发一场小规模的反叛，尽管反叛的目标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当然，除非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目标。禁桌令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参与斯普劳尔广场“站立抗议”(stand-in)的学生们不信任科尔。他们怀疑他会篡改其先前所同意的处理程序，以便使学生们可以受到纪律处分，并且让施加于政治活动的限制继续存在。他们也许是对的：科尔似乎低估了学生一直以来对积极行动者的支持力度。于是积极分子继续制定策略，并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为自己的运动想出了一个名字。

“自由言论运动”(The Free Speech Movement)是一个因受启发而生的选择。学生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言论自由，或者说只是想要言论自由。他们想要的是制度与社会变革。但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旨在团结教职工的策略。教职工有充分的理由对于把自己与有争议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持谨慎态度。但言论自由是美国的象征。它是在反对麦卡锡主义和效忠誓言的抗争中被高扬的旗帜。言论自由是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无法凭良心抗拒的事业。

另一个获得教职工支持的办法是迫使行政部门叫来警察。没有任何教职工会希望校园纠纷由国家力量来解决。在伯克利，这对于具有移民身份的教授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知道曾经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中是何种感受。令人惊讶的是，行政部门径直走进了这个陷阱。

自由言论运动继续在斯普劳尔广场上举行集会，并使用大学自己的音响设施。而且由于大多数学生都会在某个时刻经过广场，这些集会吸引了大规模的人群。桌子再次出现在校园中。组织者有时会被传唤去接受纪律处分，有时则不会。11月20日，三千人从萨瑟门游行到大学会堂，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校董事会议。五名自由言论运动的代表被允许入内，但不允许发言。到那时，自由言论运动已经吸引了教职工和一些学生，从保守的年轻共和党人莫纳·哈钦，到共产主义革命者鲍勃·阿瓦基恩。言论自由是将他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事业。

接着，科尔反应得过火了。11月28日，萨维奥和另一名学生亚瑟·戈德堡被宣布受到纪律处分，理由是在10月1日那天拦阻警车以及有其他不端行为。12月1日，自由言论运动要求撤销对萨维奥和戈德堡的指控，取消对政治言论的限制，且行政部门不得再以参与政治活动为由处分学生。如果这些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该团体承诺将采取“直接行动”。

这些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二天，斯普劳尔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斯普劳尔会堂随之被一千人占领。在他们进入建筑物之前，萨维奥在伯克利发表了一段演讲，KPFA广播电台对该演讲进行了录制和后续的播放。他把大学描绘为一家实行专制管理的工业企业：

我请你们考虑以下情形：如果这是一家企业，如果校董事会是企业董事会，如果校长科尔实际上是经理，那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教职工就是一帮雇员，而我们就是原材料!但我们这些原材料本不应被进行任何加工;本不应被制成任何产品;本不应……本不应落得被大学的某些客户买走的结局——不管这些客户是政府、工业界、有组织的劳工，或是任何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到了某一刻，当这台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可憎，让你如此心痛，以至于你不能再参与其中!你甚至不能消极地任由其摆布!你必须把你的身躯放置在齿轮和机轮上……放置在杠杆上，放置在所有的设备上，你必须要让它停下来!你要向运行它的人、拥有它的人表明，除非你获得自由，否则机器将彻底地被阻止继续工作!

精英大学的学生向新工人阶级的转变(带着对《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卓别林的一种回应)已经完成。

当琼·贝兹唱起“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民权圣歌，但最初是一首关于劳工运动的歌曲)时，学生们开始占领斯普劳尔会堂的四个楼层。次日凌晨三点过后不久，数百名警察冲进建筑物，并逮捕了大约八百人。这是加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逮捕。抗议者们进行消极抵抗;警察的反应则是把这些人扔下楼梯。直到下午四点，最后一名抗议者才被带离现场。

超过八百名教授和教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他们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支持学生的诉求。1965年1月2日，校董事宣布撤换学校校长，第二天又公布了一项关于政治活动的开明政策。这是一个明显的妥协信号。但发生在伯克利的骚动却远没有结束。越南战争会保证其持续下去。此事造成的余波也尚未平息。1967年，萨维奥因其在斯普劳尔会堂的静坐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而入狱四个月。但科尔已经做了自由言论运动希望他做的事：他使教职工变得更加激进。

发端于休伦港和伯克利的这场运动很快就被卷入了六十年代末的政治漩涡。1965年3月，美国开始了它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即滚雷行动。在那个月，海军陆战队在岘港附近登陆，这是第一批进入越南的美军作战部队。到1968年，那里将会有超过五十万的美国士兵。1966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号，并取代约翰·刘易斯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开始将白人志愿者拒之门外。同年，黑豹党成立。妇女运动以及1969年后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占据了中央舞台，这些运动代表了新左派在过去很少关注的受压迫群体。好战主义占据了上风，自由主义者被赶走，美国政治陷入混乱。

回过头来看，新左派与劳工运动的决裂似乎是一次灾难性的、也许是傲慢的失算。它对河内政权的支持也是如此。在1975年终于统一全国后，该政权把越南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但新左派从来就没有任何政治牌可打。它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学生运动。如今，左派能够通过民主党内的进步派系将其理想落实为政策。在1962年的时候，这样的派系并不存在。

不过，休伦港和自由言论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被遗忘。参与其中的学生们通过团体的团结一致体验到了一种个人解放的感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但却真切动人的感觉，也即世界正在他们行进的脚下转动。正是这种感觉——你的言语和行动是有分量的、你自己也是有分量的——激励人们去以身犯险，并反过来将他们的动力注入到运动之中。

“我该如何描述这种感觉呢：身处边缘之时感受到的有关存在的惊诧——在这边缘之处，被改革前的现实为真正的混乱敞开了大门?”自由言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迈克尔·罗斯曼在十年后写道：

我一直找不到用来形容我对自由言论运动最深刻感受的词语……感觉现实的表面已经以某种方式完全消失了。一切都不复原貌。物体、遭遇、事件都变得神秘莫测，蕴含着难以名状的潜在影响，且能够发生惊人的变化。

音乐史学家格里尔·马库斯在1964年时是就读于伯克利的本科生。他这样描述参与集会和群众大会的经历：

属于你自己的历史就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片，而你可以选择捡起这些碎片，也可以选择路过它们，视而不见。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一切都与一个整体相联系，而这个整体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作为历史的一个主体或客体……随着对话的展开，制度性的、历史性的力量随之消融。人们的言行让他们几周前的生活显得不真实——他们的言行，在不久之后，会显得更是如此。

这些回忆也许看起来很浪漫。它们的确是浪漫的。但它们表达了左翼思想的核心前提，也即马克思的核心前提：事情并不是非如此不可。

在1960年代，国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体制没有崩溃，但它确实作出了让步。今天，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迫使它再次作出让步。

文章来源：

Louis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 The New Yorker, March 22,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3/22/the-making-of-the-new-left

译者介绍：

左雅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19级本科生，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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