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专访：我的学术与从政之路

作者：  来源：昨日美国

导言

约瑟夫·奈儿时的梦想是什么?《权力与相互依赖》、《软实力》、《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这些书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约瑟夫·奈怎么在政界和学界游刃有余?3月14日，《外交事务》期刊网站刊登该期刊“职业中心”对约瑟夫·奈的专访，约瑟夫·奈在访谈中透露了许多人生经历，原来他也和我们曾有过同样的烦恼，但我们不一定有他那么好运，甚至他的哈佛同事斯蒂芬·沃尔特也抱怨自己没有。约瑟夫·奈给新手的忠告是，“跟着好奇心走”。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问：您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奈：我在农场长大。我非常喜欢户外，最初我梦想成为一个护林员。之后我又单纯地认为自己可能梦想成为一名部长级官员。我下一个梦想是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商界，我父亲在华尔街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四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碰到了我的一位英语老教授E.D.H.约翰逊。他问：“奈，明年你有何打算?”我答道：“我想参加海军陆战队排长班项目。”他回答说：“天啊，那不行。你应该申请罗德奖学金。”我想了想：“我不妨试一试。”我申请成功了，然后在牛津大学呆了两年。

问：听起来非常顺利。您焦虑过吗？当时申请这个项目也像现在这样难吗？

奈：天啊，真的难，我必须认真对待。但你也知道这相当于买彩票。我必须找到正确的状态、正确的竞争者、正确的年份，等等。我有个同学和我同一年申请，结果他没过。他下一年二战，最终成功。

问：您本科学的什么专业？

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读书，学院课程结合了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以后我做研究也是这个路子。

问：您在牛津大学学到了什么？

奈：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是同样的多学科交叉模式。哲学那时是必修课，但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科。1960年左右，牛津大学严谨的分析哲学使我的思维更加敏锐，我在这门学科上花的时间也最多。第二年后，我开始考虑找工作，比较想进入外交部门。但我以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所以我又走了弯路。我开始写一本小说，写得太烂了。当我拿这本小说给我的专家朋友看时，他们说：“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问：您后来出版了一本小说，是那本吗？

奈：不不不，完全不是那本。那是2004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参加小说暑期培训班。小说和我熟知的散文写作非常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你要尽可能拓宽角度。而在虚构文学领域，你需要以小见大。清晨，你看到的不是草地，而是草叶上的露珠。我认为这本小说的收尾极佳。这本小说名为《权力的游戏》(The Power Game)。但我确实几年前就开始构思了。

问：所以您没能成为小说家，转而决定成为一名政治学者？

奈：因为我认为自己会进入外交部门，所以回到哈佛大学攻读政府学专业博士学位。我觉得即使最终没能进入外交部门，至少能拿个博士学位。提高学历很像买保险。

那时正是非洲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会与一个在牛津认识的加纳籍好友彻夜长谈非洲民主。我决定借助研究生院的平台来研究非洲，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的一位叫做爱德华·梅森的教授刚以世界银行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了乌干达。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不知道是应该建议他们建立一个800万人口(乌干达)的市场，还是3000万人口(东非共同市场)的市场。这是政治学者要回答的问题。”我回答说：“真棒，这就是我要研究的论文。”这也正是我做的。我去了非洲。我见证了乌干达和肯尼亚这两个国家的独立，采访了诸如朱利叶斯·尼雷尔和米尔顿·奥博特这样的领导人，还写了一本名为《泛非主义与东非一体化》的书，结论是市场经济行不通。这对他们很不幸，对我却是满意，因为我是对的。

问：您正在研究近期去殖民化的国家，您对这些国家的期望和预想实现了吗？

奈：没有，我还是太乐观了。我认为只要现实慢慢改善，乐观一点也没有错。我曾大力支持新的泛非主义领导人，但我却看到他们践踏公民自由，不仅是非洲人的自由，还有留在当地帮助这些国家的欧洲人。一名爱心泛滥的法国观察家(勒内·杜蒙)写了一本名为《非洲步入迷途》。这也是我的感受，因此我不想再研究非洲了。我不想打击这些精英，但我也不想变成他们的脑残粉。

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创建共同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我发现中美洲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共同市场，因此决定研究原因。所以我从非洲回到哈佛并成为助理教授后，我学了西班牙语，申请了一笔资助，然后很快就去了中美洲生活，做了一项关于中美洲共同市场的研究。此后，我继续研究欧洲共同市场，汇总写了一本关于区域一体化的书。那时人们以为这就是未来的趋势。欧洲做的还算不错，或者说至少比以前好得多，尽管没能达到厄内斯特·哈斯等政治学者的期待。

我带着好奇心在各地来回穿梭，试图解开一个普遍的困惑。那之后，我对贸易政治产生了兴趣。我被邀请加入一个研究核工业贸易及其如何影响核扩散的组织。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卡特政府从事过的不扩散工作。

问：所以您从研究经济一体化中的合作转向了研究核不扩散中的合作？

奈：70年代中期，我被邀请加入福特基金会与米特雷公司(MITRE Corporation)共同成立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编写的福特-米特雷报告是卡特政府不扩散政策的基础。我用非洲研究形成的清晰思路来指导核武器领域的工作，即当你试图解释反常现象或困惑时，政治、经济和观念如何相互作用?有学生问我他们应该研究什么，我回答到：“跟着好奇心走。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的困惑，就去试着解答。”

问：您是怎么从学术界进入政府的？

奈：我本来想进外交部门。我喜欢教学和写作，但对外交实务也很感兴趣。我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迪奇雷基金会等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赛勒斯·万斯。一些曾在福特-米特雷委员会工作的人加入了卡特政府。我当时是国务院过渡小组成员，万斯被提名为国务卿后问我是否想帮他应对不扩散事务，我同意了。

问：政府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奈：我深深陶醉其中。我确实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我们阻止了几个国家发展核武器。

问：哪几个？

奈：巴西和阿根廷。巴西与德国达成了一项铀浓缩设施协议，阿根廷国家原则能委员会主席告诉我，这迫使阿根廷必须采取此类行动。通过叫停巴西和德国的协议，我们施压阿根廷也停止了该项目。我认为这制止了早期核军备竞赛。我们还向韩国和台湾地区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不要发展核武器。我们还让法国取消了向巴基斯坦出售核废料处理设施协议(尽管我们的成功在里根时期结束了，里根政府当时更关心的是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以对抗阿富汗的苏联力量，而不是阻止核扩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经历，有时甚至惊心动魄。

我那本小说源于万斯在我离职时跟我说的话。他说：“我希望你给我写一份个人说明，以个人方式，不要在乎级别。我们是否应该用武力来阻止巴基斯坦的核项目?”我写了一份说明，内容是或许不应该，因为动武有太多行动环节和不可预料的后果。但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回复另一种选项呢?”因此我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来探索另一个选项。所以这本小说的内容是，中情局发现巴基斯坦即将向伊朗出口核武器，在决定销毁这些核武器前发生的事情。

问：众所周知，卡特政府存在布热津斯基派和万斯派之间的斗争。

奈：是的。从官僚机制来看，我当时处境艰难。我与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私人关系友好，但我又为万斯工作并忠于他。记得有几次我问万斯，是否我可以反对我认为白宫在我负责事务上作出的错误决定。他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的议程上有其他事情要与总统争辩，他不希望轻易动用政治资本。我说：“你介意我与布热津斯基谈谈吗?”他回答道：“不介意，去吧。”所以我去找布热津斯基并对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搞，总统就要倒台了。”布热津斯基做出了值得赞赏的举动，他进入卡特办公室并改变了他的主意。

问：政府经历有改变你对学术界的看法吗？

奈：有。我在全世界来回穿梭告诉这些国家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们会说：“但你们拥有核武器啊。”我一直在想，“这有伦理基础吗?”你在政府任职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所有我暗自立下flag：“卸任回到哈佛后，我要开一个关于伦理与核武器的研讨会。”我做到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核伦理》(Nuclear Ethics)的书，试图解答这个困惑。

我还意识到，我在政府部门里的同事发给我的各种学术论文毫无用处。每天工作14个小时和处理所有情报与电报后，我不会再读一篇关于巴基斯坦核项目的40页学术论文。因此，我决定在肯尼迪学院讲授一门关于如何在政府中有效沟通的课程，以简短和行动导向的备忘录为主要教学内容。我给本科生讲授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国际关系，600个学生坐在桑德斯剧院里面，我很喜欢。

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政府系之间存在历史纠葛，而您是少数几个两边都有交集的人。

奈：没错。我与双方关系都很好。此前我的教职一直在文理学院。90年代从克林顿政府卸任和成为肯尼迪学院院长后，我才将全部时间转向肯尼迪学院。肯尼迪学院比政府系更具跨学科优势。最重要的问题往往产生在各学科或领域交叉处。我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就是这样，它不是某个领域的主流。但石油危机后，跨国关系的重要性增加，经济因素成为核心。因此当时我和基欧汉写了《权力与相互依赖》，强调不能把权力仅仅定义为军事权力，还应该关注影响相互依赖关系的能力。我看到别人忽视事物的主要原因是，我不是只从某个单一领域出发看权力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问：能不能说一说您和基欧汉的伙伴关系？

奈：每个人都说：“你们一定在哈佛研究生院读书时就是朋友。”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认识。哈佛研究生的生活就是这样温暖和糊涂。1967年还是1968年吧，我们都被邀请加入《国际组织》期刊委员会，这本期刊希望注入新鲜血液。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一起提出：“这些关于联合国投票和解读《联合国宪章》的研究都很乏味。我们应该用小写的i和o来思考期刊名称，将目光投向正在发生的跨国关系。”其他委员会成员建议我们做一个相关的特刊，这就是1971年出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特刊。那个时候就是我和基欧汉学术合作的起点。

用电脑合作写一篇论文并不难。但在那时电脑还没普及，“剪切与粘贴”不是点击按钮进行，而是拿着一把剪刀，把黄色的论文纸剪成片，或者在上面打字，用透明胶带把他们贴到想放的位置，然后我们反反复复用蜗牛速度的邮寄方式将这些纸片论文寄给对方(他当时在斯坦福，我在哈佛)，只有偶尔会见面。这产生了成果，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因为碍于情面而拒绝指出对方的缺点。有时他会删掉一些我恰恰认为很好的词句，我就会让步，然后说：“嗯，你懂的，可能是我考虑不周。”他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合作，而且成了时至今日的好朋友。

问：您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冷战和苏联，但他们都消失了。你预测到了这种结果吗？

奈：没有，我当然没有。我认识的研究冷战和苏联的人不多。80年代，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与阿尔·卡内萨尔在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共同主持了一个名为“避免核战争”的项目。我们出版了一系列书，包括鹰派观点、鸽派观点和猫头鹰派观点。另一个是“命运的幻象”项目，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场景，其中也有苏联衰亡和解体的场景。但我们当初没有说过，“这是将发生的事情”。那是我最接近预测冷战结束或苏联解体的一次。

问：您职业生涯中期在哈佛教书时就是著名的专家大腕，然后职业突然发生大转变。您如何保持对未来预测的权威性？您这样做的自信从何而来？

奈：这不是自信，而是好奇心。如果我知道答案，我就不用忧心了。探索即乐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未来?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和我是好朋友，但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对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汤因比式的文明冲突论差异很小，那是错误的，不应该为此沾沾自喜。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我也不同意。我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复杂，我在国际政治不同层面进行的工作更适合这种局势。保罗·肯尼迪也提出，美国正在步菲利普二世时期西班牙的后尘，我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因此，我开始写一本书，那就是《美国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这本书指出美国在奇怪的新世界中比衰落论者想象的更有能力。

那就是我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时候。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很显然还有其他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而这些不是传统理论衡量标准所能看到的。那就是吸引他人的能力。几年后，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称，中国必须加大软实力投资。我曾坐在餐桌边，苦苦思索什么因素可能塑造冷战后的世界，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国家主席会接受这个概念，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

问：您在克林顿时期重返政府。

奈：是的。莱斯·阿斯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邀请我协助他开展工作。我很喜欢阿斯平，但我不喜欢他领导国防部的方式。就在此时，中情局局长吉姆·伍尔西邀请我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我觉得我会在那里得到更多自由。

问：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工作是什么？

奈：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评估情报。情报原样有关即时事件，比如“这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昨天说的话”。情报评估将写道，“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权力基础和可能遭到削弱的原因。”你要构想未来的情境并尝试评估各个情景的可能性。随后你与16个不同的情报机构磋商这些观点，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错的。分析师们最讨厌最后环节。他们会说：“我们这样努力工作，就是为这?”我则会回复道：“是啊，但你们可能总是错的。决策者需要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出错。那将表明你的想法，给他们更多信息考虑这个选项的可能性有多大。”情报评估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经历太有趣了，我真的很享受。

问：看了所有美国情报成果后，你对世界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奈：你会产生无所不知的错觉，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有太多东西缺失了，太多你不知道的东西。我记得，我与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访问俄罗斯前，我看过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身体即将垮掉的情报报告。我与叶利钦等总共八个人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桌子边。他头脑清晰，做着笔记。当然，他确实有酗酒的毛病，几年后他也确实身体垮掉了。但这提醒我，看情报不能完全代替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

问：知道许多秘密是否会使你认为那些看不到秘密者的观点价值有限？

奈：不一定。知道秘密很重要，但如果你只关注秘密材料，你就会忽视更广泛的背景。根据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经历，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我曾说过，在后冷战时代，了解导弹操控者和控制他们的社会力量比知道一枚导弹上有多少弹头更重要。秘密情报可以提供困惑的关键组成部分，但要把它们拼好，那就要看盒子封面上的指示图，这得从开源情报、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那里获取。

问：后来您又从国家情报委员会调任国防部。

奈：进入克林顿政府之前，我曾在哈佛主持过一个如何应对日本的研究小组。现在人们可能忘了，但那时日本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市面上还有预测美日战争即将到来的书籍，加剧了经济担忧。但在我和傅高义共同主持的哈佛研究小组与我和比尔·佩里共同主持的阿斯彭战略小组中，我认为美国对东亚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过度关注日本的经济威胁，而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不够。中国崛起正在形成美中日三角地区体系，我们希望与两国都有足够交集。作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我可以去战情室开会，并告诉人们事实，但我不能提出政策建议。人们会问：“我们可以如何惩罚日本?”我会说：“且慢，你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希望与日本和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比尔·佩里接任阿斯平的国防部长职位后，他邀请我去国防部负责制定亚洲战略。因此我用更全面的观点换取了一些影响力。

我们能够改变美国对日本和东亚政策。我发现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了这点，反而是日本人将此称为“奈倡议”(the Nye Initiative)，这很有趣。1996年，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签署一项声明，称美日同盟是冷战后东亚安全的基石。我们的政策发生了180度转弯。其中的逻辑是，通过重申美日同盟来实现权力平衡，从而给美国接触中国的尝试提供保险。我们将这一政策称为“对冲+接触”(engage but hedge)，并将对冲放在优先位置。

问：后来您再次回到哈佛教书。您现在对教学有厌倦感吗？

奈：我实际上是在1994年辞去教职的。学校允许两年休假，但1994年时间到了。但我希望完成日本研究的工作。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爆炸案，显示出许多公民认为政府邪恶且无用。这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我工作中接触到的政府官员都是敬业和辛勤的专业人士。因此哈佛几周后聘请我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时，我决定接受，借此机会我可以研究政府在世界上的作用。我告诉哈佛，只要这个消息不会在与日本谈判前泄露出去，事后我会接受邀请。

问：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是怎样的体验？

奈：很有趣。学院总体上是跨学科的，有来自大约20个不同学科的教学团队。这是一个你可以尝试处理现实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时刻紧绷心弦，既不能变成另一所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生院，也不能变成另一所商学院。我希望确立我们的一个使命，即融合最高学术道德与公共服务和个人事业计划。我还想提高女性的作用，并建立研究人权等领域的新中心。或许最引人入胜的项目是“21世纪治理愿景”，伊莱恩·卡马克主持了这个项目。我们建立了一个教职工研究小组，就正在发生的世界时政问题出产了许多作品，包括我与菲尔·泽利科和大卫·金合编的《为何人们不信任政府》(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这一切是如何从研究东非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呢?于我而言，唯一不变的是跟着好奇心走。我追寻着一个又一个困惑的答案。而其他人看到就会说：“这个人啥都干干。”

问：现在常春藤联盟比你上学时更加多元化。您还能想起来当初美国精英是多么缺乏多样化吗？

奈：这我知道。在普林斯顿读本科的时候，我前面的班级有两个非裔美国人，但我班上没有。我喜欢普林斯顿，它是一所很好的教育机构，有一流的教授为你提供知识。保罗·博安南是一流的非洲研究者，教大二人类学必修课。但当时社会制度非常可怕，很明显也难以改变。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大学里没有女性，极少少数族裔。我那时希望能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一些努力。

问：自从您进入政治科学领域以来，这门学科有什么知识积累和进步吗？

奈：我们比其他人更了解一些问题。但当时我们了解的还不到主要问题的一半。以国际关系领域为例。我还是研究生时，主流方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实主义模型——米洛斯谈判。那时人们从未想到，道德层面被忽视了。正如政治理论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所言，“当时关于道德与国际关系的思考超出了这门学科的范畴。”今天，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了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还是有知识积累和进步的。但总体而言，随着政治科学深入发展，它也变得越来越视野狭隘和教条化。政治科学与实际问题分离，以至于现在比过去更难同时思考政策与学术，也更难在职业生涯中融合二者。

问：您对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感到意外吗？

奈：这就是我们不理解的另一半。我认为我们没有很好地预测到民粹主义的兴起。我们也未能很好地理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联系。

问：您曾在许多机构工作过，包括哈佛和政府部门。您有什么在其中游刃有余的妙计？

奈：最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学术生活和政府工作在时间观念上非常不同。如果你必须提供国务卿一份备忘录，内容为下午4点接待法国大使，你不能在2点才发现有问题，然后说“我要把它做到更好”。但如果你4:15交稿，无论最终版本多么棒，都是不合格。而在学术界，你发现一个论文不完整，你可以不断打磨，最终教授会说：“虽然交迟了，但写得很好。”

如果说政府重视时间，那么学术界则重视真理。在学术界，你大胆说出你对问题和方案的实际想法。但在政府，你需要小心政治规则和官僚游戏。你暗自思量：“如果我这样说出我的立场，这些人就会反对我。如果换成拉拢联盟来推动这个想法，我就能成功。”写论文就不用想这么多弯弯道道了。但你只有这样写政府备忘录，你的想法才会在这个体制内产生影响。在政府工作的关键在于，在时间和权力上妥协时，保证你的正义感。你必须理解你正在作出的妥协，这样你才能恰当处理辞职问题。

学术界和政府非常不同。问题在于，你能否处置得当?我第一次进入华盛顿政界是在卡特政府时期，那时就像一个孩子被丢进游泳池被要求学会游泳，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被丢进去了。我觉得我好几次都差点快淹死了。大家都比我更熟悉情况，他们有过类似经历，他们看过这些文件，等等。我的天性并不总是有利。如果我从我的手下那里得到一份糟糕的备忘录，我会尝试自己重写。我很快意识到，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学会如何鼓励、指导和授权。

问：你头脑中有闪现过辞职的念头吗？

奈：有好几次。一次是卡特政府准备在核废料处理设施上采取与我相反的立场。我暗自对自己说：“如果他们这么做，我就得辞职。我不能执行这项政策，因为我一直都说这是错的。”幸运的是，我没到那个地步。还有一些情况下，你会跟自己说：“要是我因为每一件小事辞职，我就一点权力都没了。”搞清楚底线很难。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奈：战后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由相对少数的精英决定，他们主要来自纽约金融界和法律界。杜鲁门是一个密苏里州农场主，随后成为参议员，后来又意外当上总统，但他周围都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当权派核心人物。70年代初，我首次去对外关系委员会时，那里仍有一种紧密团结的男性俱乐部的氛围。多样性原本是很好的，但也导致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

问：你自己作为某个机构的当权派，是否有意识地扮演旧保守派和新崛起派的沟通桥梁？

奈：这种情况非常多。无论是在国家情报委员会，还是在三边委员会，抑或肯尼迪学院，再或阿斯平战略小组，我一直在努力调和双方。

问：您能用这种惊人的冷静和理性来看待所有情形。这种能力源自哪里？

奈：好问题。这一定是我母亲遗传给我的。尽管她在史密斯学院就读一年后因抑郁症退学，但这一年她一直在与抑郁症作斗争，她总是非常坚忍。这是天生的性情。但我的一些助手可能会说：“当你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告知你：你应该安静下来，而不是大喊大叫。”

问：你在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是什么？

奈：尽管听起来可能很老套，但我最自豪的是，60年来我与我的妻子相濡以沫，儿孙绕膝，友朋相伴，桃李天下。其次是我的著作，再次是我在政府的业绩。卡特政府时期，我进一步完善了不扩散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我进一步完善了亚洲政策。

问：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奈：我想我的遗憾是我没有获得更大的权力，从而能够更大地改变美国的政策。据说，如果1988年杜卡斯基赢得大选，我可能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老布什是一名出色的总统。因此尽管我当时对老布什胜选满心遗憾，但后来我就释怀了。

问：您对那些新手有什么建议？

奈：跟着好奇心走，追寻困惑，思考谜底，乐于助人，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推动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人生不会感到空虚，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有意义，你会收获成就感和满足感。不要担心是否自己计划好了未来。如果你跟着好奇心走，并保持对新鲜事物和事件的开放心态，你就可以应付自如。

来源：https://careers.foreignaffairs.com/article-details/19/how-i-got-here-joseph-s-nye-jr-/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28

旧文章ID：2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