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慧生：“中国在非洲”话语中的中国模式
作者：寿慧生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语：非洲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援助的试验田，非洲的经验对一带一路在其它地区的成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差不多从2000年初以来，“中国在非洲”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投资和援助方式反映出的中国模式。本文意在对这个讨论做一个简要介绍，回顾一下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的一些认知，帮助我们更好的改善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6月28日大国策智库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与中非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一、西方舆论的认知误区
大部分西方学者基于数据和实证研究，能够正面看待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巨大贡献。特别是认识到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援助从根本上扭转了非洲的发展路径。也有很多人认同中国援助中不附加政治条款的独特性，认为这种方式让非洲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摆脱了西方社会战后几十年的援助困境。
但是这些认识基本上集中在纯学术范围内。在政府和舆论层面，对中国援助和投资的负面看法盛行而且非常顽固。最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3月，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非洲时表达的一些观点。他说，“尽管中国的投资有能力解决非洲的基建鸿沟，但也造成非洲国家巨大的债务问题。再加上政治和财政压力，中国的投资正在威胁这些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和长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同时他还说中国的投资仅仅让中国人获益而对非洲的就业没有多少帮助，也没有产生足够的培训项目，让非洲人参与到市场中。在非盟总部的演讲中他警告说，非洲国家应该谨慎考虑中国人的投资协议反映出的中国模式。
一些专家评论认为，蒂勒森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希拉里克林顿时期，和克林顿在2011和2012年访问非洲时表达的观点没任何区别，尽管非洲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蒂勒森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简单地说，西方对中国在非洲长期以来持负面看法居多，而且根深蒂固，总结起来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在非洲的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负面内容：
一是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具体的说包括培养代理人，对非洲国家区别对待，用外交和政治考量来指导援助和投资；大量廉价贷款造成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特别是债务依赖；中国投资主要以资源或土地掠夺为目的，造成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贸易不平衡，短期繁荣可能造成长期停滞；
二是中国的投资刻意追逐专制和腐败政府。中国援助中不附加政治条款实际上为协助专制政府提供便利条件。换句话说，中国的专制政治通过援助和投资在非洲寻找政治代理人。
三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无视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无视劳工保护和特殊社会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
二、援助和投资数据反映出的真实中国模式
这些负面认知的特点，一是普遍，二是持续性很强，三是缺乏实证支持。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此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搜集中国援助和投资非洲的数据，用定量方法尽可能客观的给出分析，得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依据的数据一是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数据库，二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学院Brautigam教授带领的CARI团队搜集的数据。总体来说，此类研究数量还比较少，尚处于初期阶段，数据质量和研究方法也都有待提高。但无论如何，这些定量研究弥补了传统研究基于个案和随机观察进行判断的不足，力图客观反映事实情况。因此对中国来说，有必要认真对待西方学者的这些学术成果，一方面努力改善自身的做法，另一方面更有效地反击西方的不正确说法。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结论：
首先是西方舆论普遍夸大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资助规模，认为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巨大，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有报导说2006年中国的官方援助是西方的三倍。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的贷款额大于世界银行，实际上世界银行一直承认自己对非洲提供最多的发展援助。这种夸大扭曲一方面造成西方的恐慌，另一方面也让非洲国家感觉中国的贷款容易获得，造成过度借贷。这也是西方舆论认为非洲国家对中国有债务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发现是关于资源掠夺。事实上，中国的贷款中只有10%流向石油和矿产，而且大部分这方面的贷款提供给很少几个国家，其中最大的贷款是安哥拉的国有石油公司，Sonangol。56%的中国贷款流向交通、电力、电信。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更多是流向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自然资源。
▲2016年末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行业比重图
第三个相关数据是，大约有三分之一中国贷款要求或允许非洲国家以能源和矿产，或者农产品，例如咖啡豆，作为还款。这种贷款被中国称为资源贷款，互惠贷款，或者叫“石油信贷过程一揽子合作项目”。这是西方舆论批评中国资源掠夺和殖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企业尽管购买大量能源矿产，但很少拥有非洲国家的资源拥有权，例如在安哥拉，中国虽然进口49%的石油，但大部分石油所有权在美国公司手中，中国公司只有不到10%的份额。因此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源控制，而是为了抵御风险。有西方学者指出，这种做法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和合理，因为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吸引外资的重要方法，邓小平从1975年开始就鼓励用此方式获得日本的投资。八九十年代的很多日本资金都是用自然资源来还贷。
第四个发现是，虽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贷款倾向于流向资源丰富但腐败的国家，中国借以培植政治代理，但事实上中国人的贷款流向与世界银行无异。2000-2014年间，埃塞俄比亚是中国的第二大贷款国，但资源贫乏，中国在该国的投资主要是建立工业园区，主要动力在于该国人口多，市场潜力大。同时期，埃塞俄比亚也是世界银行第一大贷款接受国。数据显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的接受国和他们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关系并不相关。中国贷款的动机主要是商业而非政治外交。即使是南苏丹的投资，石油还是主要动力。津巴布韦政治上与中国交好，但不在中国10大贷款国里面。此外，中国只会减免非洲国家的ODA贷款，但商业贷款极少减免。中国政策银行和商业通常会延长还款期限或减少利率来处理非洲国家的还款危机，即使是津巴布韦这种西方眼中的中国代理国家，也曾抱怨在中国银行这里做不到借钱不还。中国的银行官员明确表示，不愿意违背市场规律来免去债务。
第五个发现是，对中国在非洲的资金需要做更精细的分类，并区别对待。西方倾向于笼统地把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归在一起，认定中国政府在背后用外交和政治考量来决定其流向。但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发展援助（ODA）和商业投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项目，其流向和处理方式有许多不同。数据显示，中国的ODA和接受国的自然资源状况无关。数据也显示，中国的ODA也不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甚至与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也没有直接关系。这和中国政府一贯强调的不介入原则相一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ODA倾向于流向非洲的人口大国，中国的ODA则与非洲国家的人口规模没有相关性。但中国ODA的一个明显倾向是偏向于低收入的非洲国家。这些发现都证明中国的ODA符合ODA促进发展的非商业和非政治的目的。
但中国的商业贷款不同。一是中国的商业贷款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偏好，倾向于流入资源丰富国家，这显然和中国市场对非洲资源的高度需求相关。二是中国的商业贷款倾向于流入专制腐败国家。对此，西方学者给出两种解释。一是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可能确实认为腐败是商业的润滑剂，把中国过去习惯的一些做法用在非洲。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偏向于或有能力抗风险，例如中资企业习惯用资源交换方式来减少风险。这两种可能也许同时存在。无论如何，考虑到非洲国家在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获益于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和矿产等资源的需求，而不是靠西方国家的援助甚至是西方的商业投资，中国商业贷款的上述特点可能确实符合非洲的现实需求。对于西方人来说，与腐败政府做商业伙伴在意识形态上难以接受。如何让美国人相信这样做有利于非洲的发展，这是中国需要应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自己在非洲的投资和援助项目更透明些。
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这些基于数据进行的研究目前还非常少，一个主要原因是数据缺乏而且质量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政府自身数据不透明有关。有西方学者曾表示，现有数据导出的大部分结果实际上是对中国有利的，建议中国政府能够公开数据，更积极的搜集数据。但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有很多顾虑，目前很难得提供更多更好的数据。但至少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做更多投入，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能够有一个客观量化的依据。
来源时间：2018/7/24 发布时间：201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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