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国：美国对华新战略 非平衡性对冲

作者：郑保国  来源：中评智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郑保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非平衡性对冲”：美国对华新战略析论》，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指望对华合作与制衡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共同维护其霸权，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内在矛盾使其战略效果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其目标要么无法实现，要么难度极大，且代价会极高。在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中美关系决定世界全局的背景下，美国很难甚至无法在不危及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实现其对华新战略的预期目标，即很难甚至无法在不引致世界性灾难和中美双输的情况下，通过强力制衡中国崛起实现维护霸权的根本战略目标。这值得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当局乃至所有美国人深刻反思。”文章内容如下：

　　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区性、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中美国际影响此消彼长。美国既需要与中国交往、合作以增进其经济利益和应对共同挑战，又决心防范、遏制中国快速崛起以维护霸权。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东亚，实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即在与华全面接触和有限合作的同时，更注重在全面竞争中遏制中国，尤其是通过加强在东亚及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和调整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对华战略遏制。美国对华新战略由美国维护霸权这一最高国家利益和中美结构性矛盾决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不平衡的“双轨护霸”战略，即通过相互矛盾但主次分明的对华两手应对中国崛起，遏止其霸权相对衰落之势。
　　在奥巴马8年任期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是否需要大调整以更好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辩论。虽然一些著名中国通或知华派如基辛格、包道格、蓝普顿、何汉理、贝德等对一些对华强硬派主张改变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基本方向表示担忧甚至反对，(1)但是主张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的观点渐占上风并得到奥巴马当局的部分采纳。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引起强烈反响的是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的由布拉克维尔（Robert D.Blackwill）和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的特利斯（Ashley J.Tellis）共同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研究报告表达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制衡而非继续帮助中国崛起的对华战略。(2)两个月后，蓝普顿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中美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的演讲。
　　其实，在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不久，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就开始了。2009年奥巴马新政府对华策略性“示好”不成后，就从2010年起逐步实施对华新战略。该新战略虽仍是接触、交流、合作与防范、遏制、竞争的软硬两手并用，但显着偏向后者，本文称之为美国（偏向遏制的）“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约瑟夫.奈把美国既要拥抱中国也要制衡中国的两手战略称为谨慎而非好斗的对冲，(3)否认美国好斗和对华“对冲的非平衡性”（即遏制是美国对华两手中的“重手”）。国内学者也多持美国对华战略的“两点论”，少有同时强调其“重点论”的。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事实。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时代背景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也许不及冷战时期的世界那样危险，但是复杂得多，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呈L型走势，大幅下降后陷入长期低迷，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尽管美国经济近年来明显呈现复苏迹象；二是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刺激了此前已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反全球化势力，致使世界经济难以重回此前的全球化发展势头；三是各经济体普遍不景气使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政府对内难以作为，对外强硬；四是世界经济矛盾上升加剧了许多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和业已存在的世界政治碎片化倾向；五是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整体性相对衰落，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六是恐怖主义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等多样化非传统性安全威胁更加严峻。尤其是第五、第六大特点是美国实施以防范和遏制为主、以交流和合作为辅的“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直接背景。
　　为了拯救和复苏自身经济，美国先后四次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其“世界经济领袖”的形象。深陷两场战争泥淖并在金融经济危机中实施以邻为壑的经贸政策，“不仅使美国继续单方面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受损，而且使美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质疑。”(4)换言之，尽管仍是世界老大，但是“美国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局面已经一去难返。”(5)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前承认，“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布格莱布‛事件后，世界丧失了对我们目标和原则的信任。”(6)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九一一”后中国抓住反恐和“入世”的双重机遇，在支持美国反恐的同时，铆住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个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首要新兴力量和国际关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本世纪头10年，美国GDP从10.1万亿美元增加到14.7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从1.3万亿美元猛增到6万亿美元。(7)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当年濒临衰退和次年负增长，而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都超过9%。由于经济率先V型反转，且拥有庞大市场潜力和3万多亿美元外储，中国被看作世界经济的“救星”，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引擎的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尤其是，这场危机重创美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受了严峻考验。相对于弊端频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中国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显示了巨大优越性。(8)危机将中国代表的“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推到世界舞台的前台，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协调合作平台。与此同时，当美国军费趋于紧缩时，中国军费连续大幅增加，武器装备快速更新，军备强度空前，军力显着提升，与美军事差距明显缩小。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综合国力、国际影响此消彼长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美国自1991年苏联崩溃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17年里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所享受的“一超独霸”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9)“多极未来”是美国面临的最显着挑战之一。(10)在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尤其是美国怀疑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11)日本等一些与中国有历史仇怨、领土争端或对华存偏见的周边国家更对中国快速崛起感到担忧，呼吁美国加大参与亚洲事务的力度和重申其对东亚安全防卫的承诺，以平衡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比如，李光耀2009年访美时再次建议美国重掌亚洲安全的领导权：“21世纪将是太平洋至高权力的竞争，因为这里将是（世界）增长发生之地。如果你们（美国）不在太平洋守住阵地，你们就不可能是世界领导。”这样的呼吁正中美国下怀，为它实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某种理由和“合法性”。(12)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安全复杂化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迫切要求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这是时代潮流与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奥巴马承认，要应对诸多跨国威胁、实现世界安全，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建立广泛合作。他在西点军校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扎根于外交斡旋与国际合作。”(13)2010年5月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与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全球挑战。”(14)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　对华新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交流、对话、合作
　　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其出任国务卿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要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合作关系。”(15)2011年11月，她在《外交政策》上发文指出，“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着获益。”2009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说，“历史经验表明，既有强权通过对抗和遏制崛起大国达到其声称的防止冲突的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带来的恰恰是其想竭力避免的结果”，“我们尤为迫切地需求同中国合作。”(16)因此，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当年美国国务卿、财长先后访华，尤其是奥巴马于同年11月访华，打破了美国总统就任当年不访华和中美关系“低开”的惯例。如今，中美在政治、军事、安全、外交、财经、贸易、法律、能源、环保等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对话、合作的机制已超100个。其中，中美元首会晤在中美关系中起着“方向盘”和“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2013年6月的“习奥庄园会”和2014年11月的“习奥瀛台会”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下基调，而2015年9月习近平正式访美时的“白宫秋叙”缓和了因南海问题和网络争端而陡然紧张的中美关系，双方还达成了50项成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中美交流、磋商、合作的主要机制和平台，每年都取得许多成果，是美国与盟国之间也没有的独特的高层次、宽领域磋商机制。另外，自2010年起，美国与中国建立人文交流年度高层磋商机制，还定期举行人权对话。在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和反恐、反扩散、打击海盗、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美国与中国保持磋商和合作，取得了达成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等重要成果。
　　（二）对华防范、敌视、遏制
　　然而，为了维护其霸权，美国在与华交往、对话、合作的同时，把对华防范、敌视、遏制作为对华战略重点，因此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混乱的中东转向既充满经济活力又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恩怨的东亚。
　　在地缘战略和军事安全方面，美国把中国快速崛起视为对东亚战略力量平衡与亚太安全秩序乃至美国霸权本身的根本威胁，明确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假想敌。主张对华强硬的军方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新战略的主导力量。美国国防部2010年2月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暗指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称美军需要制订“包括击败一个具有‚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简称A2/AD)能力的对手”的作战计划。(17)2012年1月出台的题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国将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中国挑战和遏制朝鲜、伊朗威胁，维护亚太“安全与繁荣”。(18)在2012年以来的历次亚洲安全对话会上，美国三任防长帕内塔、哈格尔、卡特先后称要在2020年前把美国海空力量的60%部署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后两位强烈指责中国在南海造岛维权违反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2016年2月初，卡特在解释为何增加2017财年国防预算时，把中国与俄、朝、伊（朗）、“伊斯兰国”并列为五大威胁，甚至认为中国军力迅速增强以及俄罗斯的越境干预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大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19)针对所谓的中国“反进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美军推出“空海一体战”（2015年初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作战和机动联合”）战略，企图对华实施“D3（disrupt, destroy and defeat）战略”，即在未来海、陆、空、天、网“五位一体”的高技术战争中“破坏、摧毁、战胜”中国军队。(20)在巩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础上，美国极力构建由多个三边联盟、准联盟体系（如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印澳、美日菲）组成的“联盟+伙伴”安全网，把传统的毂辐体系网络化，试图组建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
　　在这一对华战略定位下，美国在东亚对华战略牵制与遏制“三管齐下”，正导演“半岛与三海联动”这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场大戏。美国一边呼吁中国无条件制裁朝鲜，一边不顾中国强烈反对，籍机迫使韩国于7月8日正式同意它在半岛部署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成功离间了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更趋恶化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大对华战略压力提供了理由和机会。
　　2012年9月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以来，美国一边宣称在该岛主权问题上“不选边”，一边全面力挺日本：改称钓鱼岛为“尖阁列岛”，反复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甚至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201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的2013年国防授权法含“反对任何试图改变日本实际管辖钓鱼岛的行为”的条款），不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多次与日本举行“夺岛”军演，一起强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等等。尤其是，奥巴马2014年4月下旬访日时首次以总统身份表达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强硬立场，并在联合声明中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21)次年4月下旬，美日再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再次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决定加强主要针对中国的全球性全天候防卫合作，实际上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22)
　　虽然台海不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战场，但是美国决没忽视台海这个连接东海和南海的战略要道和台湾这颗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棋子。此前美国就频频推出“以台制华”措施。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发表的承诺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中美联合声明》墨迹未干，美国就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于2010年1月宣布实施价值65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2011年9月，美国又宣布价值58亿美元对台售武计划，包括把台湾150架F-16ab型战机升级为F-16cd型。奥巴马上台后不到三年，美国对台售武总额就逾120亿美元，超过其前任八年对台售武总额。2013年年初由奥巴马签署生效的201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含有对台湾出售F-16cd型战机的条款。2014年4月上旬，美国众议院通过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护卫舰的议案，并由奥巴马于同年12月签署生效。2015年12月中旬，就在奥巴马与习近平通电话的次日，美国又宣布超过18亿美元的对台售武计划。2016年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以常态化对台售武和美台演训增强台湾军力的修正案。
　　即使在以互利共赢为主的经贸领域，美国制华也多管齐下：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中国输美产品进行频繁的“双反”调查；籍口对华贸易逆差，反复指责人民币𣾀率政策；拒绝履行中国“入世”时达成的协议，坚持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频频向WTO起诉中国；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牵制、破坏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虚化它无法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引导亚太国家制定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23)；以TPP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布局两洋经贸战略，构建新的世界经贸规则，架空中国已适应而它无法控制的WTO。
　　在日益重要的互联网领域，美国打着“网络安全”旗号推行“网络霸权”，以中国为主要对手。近年来美国大幅增加网军经费，成倍扩充网军，实施全球性监听和频繁发动对华网络攻击，却贼喊捉贼，称最大网络威胁来自中国。2012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是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被认为是奥巴马当局不太重视的人权问题上，它只是与克林顿时期相比降低了调门，并没放弃对华攻击。2009年年底，希拉里高调指责中国限制网络自由。奥巴马先后三次在白宫会见达赖。除了在一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告和“宗教自由”报告中抹黑中国外，美国强调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民主、人权等价值取向，与日本企图孤立中国的“价值观外交”相呼应。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原由
　　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尤其是最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且中美经济深度相互依赖，美国要促进其经济复苏、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加大融入亚洲经济的力度，加强与中国经济交往和合作。而且，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美国要应对地区性冲突和领导世界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挑战，也必须与中国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华盛顿的战略思维更注重力量对比变化和权力竞争，重视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习惯于以零和思维看待其他大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24)正是因为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缺乏对华信任的美国更加怀疑中国崛起的和平性，把中国看作未来唯一可能把它挤出亚洲并使其丧失霸权的国家，“视中国崛起为它两个世纪以来面临的最大军事、外交挑战”(25)。虽然像米尔斯海默那样，断定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因而必将是美国最大最危险敌手的人，和像白邦瑞那样认为中国怀揣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百年梦想，因而一直在忽悠美国的人在美国还是少数，(26)但是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崛起越来越感到担忧，认为那是对中美关系的挑战，他们将中国崛起看成对美国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的威胁。(27)即使中国只是经济崛起，他们也难以接受。2010年11月美国有线新闻网的一次民调显示，58%的美国受访者把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视为对美国的威胁，仅35%的受访者认为是机遇。(28)连强调国际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将运用正在上升的影响力，最终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建立中国主导的亚太秩序。(29)一位对华一向不友好的美国学者道出了心里话：“美国对中国总有一天会挑战自己的恐惧日益增加，这导致它不可避免地为阻止中国国力和影响力自由增长而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30)在美国看来，由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势力无论怎样猖獗也无力像中国崛起那样可能从整体上撼动美国霸权，俄罗斯再好斗也无法根本威胁其霸权，因此维护霸权的根本目标要求它集中力量遏制中国快速崛起。这是美国在恐怖主义威胁没有根本降低时就把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东亚，并在乌克兰危机使美俄关系紧张和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搅得中东大乱的形势下，仍坚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原因。换言之，“虽然有中东的混乱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但是美国总统在今后几十年中要集中力量处理对美国的最大战略挑战，即中国国力的崛起。”(31)“奥巴马政府明确告知世界，美将主要军力部署在亚太的政策不会改变。”(32)
　　美国对华新战略之所以具有以防范和遏制为主、以交往和合作为辅的“非平衡对冲”性，是因为美国虽与中国相互依赖、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但因国情、国性和发展模式皆与中国迥异而严重缺乏对华信任。一方面，面对全球化世界诸多共同挑战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其霸权相对衰落的现实，美国无法独善其身，更无力随心所欲，必须与经济相互依赖的中国联手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安全问题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维护其在经贸、反恐、环保、防核扩散、地区安全等领域的重大利益，阻止其霸权继续相对衰落。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看来，维护霸权这一最高国家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它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高目标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压倒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利益。“在权力平衡方面，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主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这在东亚尤为明显。”(33)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根本矛盾，是由两国关系的战略格局和根本性质决定的具有零和性质的矛盾。
　　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当作21世纪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34)面对中国快速崛起而自身霸权相对衰落的现实，冷战思维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零和国际关系理念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它以主要精力和资源应对中国崛起，联合亚太盟国和伙伴国，共同防范、牵制、遏制中国。何况，作为自诩为肩负“人类使命”的特殊霸权国，美国在20世纪先后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后，以传播“普世价值”之名输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防范、延缓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最终实现“中国梦”，以免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规范和国际体系秩序在美国手中被颠覆。总之，美国对华新战略之所以偏向遏制而非合作，是因为随着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崛起和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原来抱有的改革开放将使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社会并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且惯于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美国对华忧虑乃至敌意逐渐压倒了对华需要和期望，中美在“高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压倒了双方主要在“低政治”领域的相互需求和交叉利益，尤其是双方的竞争已上升到世界秩序之争的高度。中美的世界秩序之争，不仅体现在经贸、海洋、网络等领域的规则之争，更表现在对全球秩序的重塑与规划之争。“中美的世界秩序观根本冲突：中国期待后美国的多极化世界，而美国在其相对权力下降时尽力维护自由秩序。”(35)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而美国极力维护其战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国力图使世界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美国认为中国力图修正甚至推翻它主导的冷战后单极世界秩序。这就是奥巴马多次公开宣称要由美国而不是中国书写新的国际规则的根本原因。(36)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内在矛盾与性质
　　从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内容和原因可知，它充满内在矛盾。在美国看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大且难以断定中国走向何方，对华合作与遏制都是必要的，但后者是重点。为维护其霸权，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但是只合作不遏制，只会帮助中国完成崛起目标，从而终结美国霸权。要巩固其霸权，美国需要遏制中国崛起，但是只遏制不合作，美国不仅会遭受巨大经济利益损失，而且难以成功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地区性、全球性挑战，还会把中美关系推入美苏式的对抗之中，从而威胁美国霸权。同时必须认识到，在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内在矛盾中，对华防范和遏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认识美国对华新战略的“两点论”的同时，必须认识其“重点论”。美国对华新战略表明：霸权焦虑、护霸心切的美国既需要与中国交流合作也高度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因而决心遏制中国，后者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换言之，虽然美国对华合作与遏制的最终目标都是护霸，但合作只是次要手段，功利性权宜性强，而遏制是主要手段，价值取向和战略性突出，而且两者一定程度上相互制衡，但遏制性凸显。
　　美国对华新战略主次分明的内在矛盾性在希拉里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diplomacy）中就有明显体现：强化双边安全同盟、扩大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作关系、参与地区多边制度、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根基雄厚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37)其中，除第二、第四项包含对华功能性合作成分外，其他四项都包含战略性防范、遏制中国的要素。2015年7月1日出台的美国新《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也体现了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这一基本特点。该报告虽称支持中国崛起并鼓励中国成为更广泛国际安全的合作伙伴，但指责中国的行动加剧了亚太紧张，称中方对南海的主权声索违反国际法，把中国与俄、伊（朗）、朝并称为美国面临的四大国家行为体威胁。(38)
　　这种主次分明的内在矛盾性既鲜明体现在美国对华新战略的总体框架中，也表现在一些具体领域或环节里。比如，在对华军事关系方面，虽然2011年恢复对华交流后呈现持续进展，美军两次邀请中国海军参加了环太平洋军演，但美军在西太平洋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部署，准备不得已时与中国开战。换言之，美国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主要是一种姿态，而加紧准备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南海与中国的军事较量是实质。再如，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美国支持两岸签署ECFA，赞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支持“台独”，避免被拉下水；但是为了制衡中国崛起和维护其东亚霸权，美国对台大量售武，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空间，不允许台湾与大陆联手保钓和共同维护在南海的权益，给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制造障碍，防止两岸走向统一。又如，在东北亚安全领域，虽然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但其半岛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打压朝鲜牵制中国，从而维护其东北亚霸权；虽然美国不反对中国抨击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企图，但为了利用日本维护其霸权，它支持日本通过修改专守防卫的战后安保体制以制衡中国的军国主义式的对华战略。
　　总之，美国对华新战略虽包含与中国交往、合作的成分，但其重点是防范和遏制中国。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对华新战略重迭的所谓“亚太再平衡”之要义是：中国快速崛起打破了亚太力量平衡，威胁东亚安全、亚太和平稳定乃至美国霸权，因此美国需要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太尤其是东亚来制衡乃至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以维护其霸权。简言之，“所谓‚亚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就是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39)
　　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不是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也非对前任对华战略的策略性修正，而是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为了实现护霸之根本目标，在维持对华全面接触和进行有限合作的同时，重点防范、牵制、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新战略，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次大调整，“是一个开始不自信的美国试图重塑其领导权的尝试”，(40)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不平衡的“双轨护霸”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旨在对华以合作为“轻手”、以遏制为“重手”的两手实现霸权护持。这“标志着对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最核心对象之一”。(41)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影响与前景
　　正因为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具有偏向遏制的矛盾性，它对中美关系、亚太局势乃至全球已经并将继续造成总体偏向负面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非常看重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性影响，奥巴马当局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强调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地区性、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性，重视参与亚太事务和与中国交往、合作，这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与东亚局势缓和，有利于中美合作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战略目标、外交理念上与中国的根本分歧和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使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中美无法建立战略互信，也使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等许多地区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产生原因及应对方式上的分歧难以缩小。美国以东亚为其全球战略重心，重点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加剧中美战略互疑和中国的不安全感，刺激亚太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恶化中国周边乃至整个国际安全环境，增大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阻力，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东亚安全秩序形成，致使东亚和平稳定受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威胁。尽管中国诚心通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与美发生战略冲突，但是美国决心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从而必然引起中国反制，将使中美在“安全困境”中越陷越深，落入双方都想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可能性在增大。
　　尽管美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遭遇美国对华友好团体和军费紧缩等压力，也受到中国有力反制，但其推进没放缓，反而加快和力度加大，很可能成为美国长期对华战略。无论谁当下任美国总统，以遏制为主的美国对华战略基调不会改变（孤立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也不会真的退回到“美国堡垒”）。随着中美国力差距逐渐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趋于激化，中美战略冲突几率趋大，中美关系大局面临的挑战将更大。2016年1月中旬，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出台《亚太再平衡2025》的研究报告，建议加大亚太军事投入和联盟体系建设，更强硬应对中国挑战。m若美国非理性地加大对华遏制力度而非与中国合作管控分歧和冲突，以南海冲突为引爆点的中美关系全面失控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虽然美国指望对华合作与制衡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共同维护其霸权，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内在矛盾使其战略效果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其目标要么无法实现，要么难度极大，且代价会极高。在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中美关系决定世界全局的背景下，美国很难甚至无法在不危及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实现其对华新战略的预期目标，即很难甚至无法在不引致世界性灾难和中美双输的情况下，通过强力制衡中国崛起实现维护霸权的根本战略目标。这值得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当局乃至所有美国人深刻反思。
　　注　释
　　(1)Jeffrey A.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Paper, No.1,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
　　(2)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5.
　　(3)Joseph Nye, “Assessing China’s Power,” January 12, 2014, http://wcfia/"http://wcfia. harvard. edu/publications/assessing -chinas-power.
　　(4)潘忠岐、黄仁伟：《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战略》，《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5页。
　　(5)金灿荣、刘世强：《延续与变革中的国际体系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第121页。
　　(6)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7)转引自焦世新、周建明：《美国是“负责任”的实力下降霸权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第137页。
　　(8)俞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求是》2015年第23期，第58页。
　　(9)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73页。
　　(10)参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 html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11)Peter S. Green , “Singapore’s Lee Says China , India to Rival U.S. in This Century,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7sid=ar_qGOKloALi"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7sid=ar_qGOKloALi , October 23, 2009.转引自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72页。
　　(12)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Commencement, May 22, 2010.http://www.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a-w-p-c.
　　(13)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 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es-viewer/nss.pdf
　　(14)Statement of Senator Hillary Rodham Clinton,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anuary 13, 2009. foreign senate gov/testimony/2009/Clinton Testimony090113a.pdf.
　　(15)James B. Steinberg,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1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Defense Review”, Feb.1,2010.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
　　(17)U.S.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Washington D.C.
　　(18)《华盛顿邮报》网站，2016年2月1日。
　　(19)Air-Sea Battle Office, “Air-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Area Denial Challenges,” May 2013, http://www.defense.gov/pubs/ASB-Concept-Implementation-Summary-May-2013.pdf.
　　(20)“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us-japan-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japan-shaping-future-asia-pac.
　　(21)U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tement on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 2015.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nglish/testtanc/2015/04/0150427314846.html?CP.rss=true#szz3cX5bQCOe.
　　(22)王玉主：《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39页。
　　(23)吴心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6月，第10页。
　　(24)〔美〕罗伯特.卡普兰：《大国威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50页。
　　(2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4月版，第543——544页；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Henry Holt and Co, 2015. 。
　　(26)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27)“CNN Poll：Americans See China as an Economic Threat,”CNN.com, Nov.17, 2010.
　　(28)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0.
　　(29)〔美〕阿什利.特利斯：《现实世界中的中美关系》，载〔美〕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新华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第74页。
　　(30)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5.
　　(31)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71页。
　　(32)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Asia, New York: Norton, 2012.转引〔美〕自沈大伟：《中国的世界梦——新型大国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3)阎学通：《历史的惯性》，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62页。
　　(34)Minxin Pei, “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4, p143.
　　(35)President Obama, “Writing the Rules for 21st Century Trade,” Feb.18,2015, HYPERLINK "http://www.whitehouse/"http://www.whitehouse. Gov/blog/2015/02/18/president-obama-writing-rules-21st-century-trade.
　　(36)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page=full%23.TpQwzShzt TI.email.
　　(37)The U.S. Military,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38)阎学通：《历史的惯性》，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27页。
　　(39)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7 2页。
　　(40)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7页。
　　(41)CSIS Report, “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 Jan.16 2016.

来源时间：2017/3/4   发布时间：2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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