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我所认识的梅山
编者按：本文2026年4月20日发表于《财新》杂志，作者是胡舒立，原文题目为“追忆梅山：基辛格身侧的中国人”。文章之内的照片和文字来自何迪的微信。
4月18日周六早上醒来，看到梅燕的微信，又是噩耗：梅山凌晨走了。
梅山在北京离世，78岁。几天前，他急患主动脉夹层A型，阜外医院手术做了16小时，四次开胸，移下手术台很快就挂上了ECMO，早知是凶多吉少。不过，真真切切走了，还是让人心痛。
梅山是梅京的二哥。今年1月梅京走后，我写了一篇追忆（参见《追忆梅京：一生与学术相伴｜纪念》），梅山读后特地写了很长的微信来回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互动。
虽说与梅家人算是世交，我和梅山并不很熟。少时与梅燕是发小，中学与梅京和梅天是同学，提起他们的大哥、二哥梅海和梅山，一直觉得是高出我们许多届的“大人”，知之并不很多。
改革开放以后，梅家兄妹五人都去了美国，也都学业有成。我与梅京、梅天以及他家小妹梅燕有联系，却从未直接结识梅山，只听说他在基辛格基金会（Kissinger Associates，KA）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办了《财经》杂志之后，我一心想采访基辛格，便托了梅燕去请托。据说他答应了，只是没有很快落实。倒是有一天，梅燕来电，说梅山回来了，想和我见面聊聊。
我们见面，是在泛利大厦的《财经》杂志办公室。这位在小圈子里大名鼎鼎的梅山，与我熟悉的梅京兄弟看上去极为相似：面相敦厚、眉目舒展，身材也同样高大。他在沙发上坐了许久，只字不提采访基辛格，只静静听我说杂志的报道。许久，他说，你能不能想想，怎么用你们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进程呢？
我心中略惊，不料这位我一直从远处怀着敬重之心的兄长般的人物，想得这么深。我当然接不上话，只记得他说，过段时间再谈一次。
我们并没有再谈。直到2015年，我已经从头再来，创办财新，经梅燕相帮，我采访了基辛格（参见《专访基辛格｜特稿精选》）。事前，我跟梅燕商量，见到老基，怎么介绍和梅山的关系呢？梅燕说：你就说他是big brother。果然，我陪基辛格从电梯一路走向演播室，如此引述，他有点惊奇，然后大笑。
真正结识梅山，还是近几年，承蒙朋友相约，一起吃过几次饭，席间有些闲聊机会。这才断断续续知道，梅山是北京四中老高二的学生，“文革”期间到内蒙古插队。高考恢复后，读了北大法律系，又去美国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87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KA，一干就是40年。
梅山加入KA，系黄华介绍。最初对方只是给这位中国前外长一个面子，安排了最普通的面试。主要因为梅山给人印象深刻，最终得以面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idney Eagleberg）——这位曾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的顾问，后来曾出任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
某日，哈佛法学院的宿舍间的电话铃响了，竟是伊格尔伯格本人来电，说是基辛格要亲自面试梅山。学生们沸腾起来，出主意说，你去纽约见这个大人物，要提一只高级文件箱。
于是，在纽约的办公室，64岁的基辛格面见西装革履、手提高级文件箱的梅山。基辛格说，你这文件箱比我的还好。39岁的梅山对道：可没有人替我提箱呀！基辛格大笑，当场决定雇佣这位机敏的中国人。
虽然手持哈佛法学院文凭，梅山不再考虑考取律师资格。他不图挣大钱，只求做实事。自此，他在KA干了一生。在退休前，他的职位是董事总经理。不过，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基辛格的高级顾问。
“你可以说，他是基辛格最亲密的中国知己。他在公司极受尊重，而且，在帮助亨利理解文化和历史差异时起了很大作用。”KA办公室主任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这样对我说。
KA在中文语境里翻译成基辛格基金会，不知是不是梅山的主意。实际上，这是一家商业机构，一家不同寻常的咨询公司，提供战略判断和市场入口。KA于1982年成立，最初的重心是欧美，而逐渐转向关注中国，始于80年代后期。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不仅在中美关系的历史转折点上起了巨大作用，并在此后半个世纪持续参与、维护这种关系。他一生来华上百次，最频繁是在本世纪。在他的身侧，梅山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长期低调，很少细说，知情人都评价不低，然知之不详者居多。
“在KA，他和我们一样践行对中国真正的承诺，在谈起中国时，总是充满愉悦和清朗。”Ramo这样说，“尤其难得的是，他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能让基辛格真切、深刻地理解中国在变革与发展中的真实面貌，这份价值无可估量。”
KA在2022年底关闭，Ramo当时担任CEO和副主席。2010年成立的非盈利机构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则继续存在，了解情况的观察者说，它部分地接替了KA的功能。梅山曾推动了这一机构的成立，但并不在其中，真是“为而不恃”。
梅山突然离世，深感悲痛！我们相识于1966年文革初起，1967年一起到大连串连，至今已有60年。我们交往从未中断，三观一致，引为至交。近十年，多次一起回顾中美关系起伏往事，他在基辛格事务所的经历，很多不为人知但又在关键时刻稳定了中美关系大局的故事。我一再催促他作口述历史，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享天年，骤然离世，他个人参与中美关系的珍贵历史故事随他而去。为挚友故去而悲痛，为未能记下更多的历史片断而惋惜。在明天与他作最后告别之际，发上几次聚会的照片，以为挚友送行，寄托我们深深地怀念。–何迪及夫人
在基辛格去世之后，我有一次见到梅山，再次建议他把所知所见写出来，或是谈出来，他欲言又止，说再想一想。
不想如今就猝然离去，他知道的、想说的事情，还有几人知晓？
接触太少，我直到现在仍觉得对梅山知之不深。基于有限的坦诚交谈，以我的观察体验，梅山不仅富于智慧，而且是见识高远、能做大事的人，又相当缜密务实。这或许是“四中基因”，他更“政治”，而我的学长，毕业于101中的梅京、梅天，思考时更“学术”、更“专业”。
我想，一生耕耘中美对话友好的梅山，晚年是有些忧虑的，对中国，也对美国，对这个世界。在基辛格去世前的2023年7月，梅山回美国与他有一次会面，谈了很久。那还在拜登执政期间。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之后，我们还没有机会多谈。
2023年7月，纽约KA办公室。这是基辛格离世前与梅山的最后一张合影。
与梅山最后的交流，是谈梅京。他给我发了一条长微信，他说：
舒立，读了你转来的悼念梅京的文章。很感谢！我觉得你对梅京的描述是很正面和较准确的。我一直认为，与许多同辈人相比，梅京很有成为一名出色学者的能力。可惜的是，受时代、环境、际遇和本人个性诸方面的制约，他的抱负终未能得以施展。做哥哥的我一直替他感到惋惜。值得安慰的是，梅京毕竟一辈子都在心无旁骛做着他自己所喜爱的学术研究工作。再次感谢你转来所写怀念梅京的文章！
对于我，这是梅山的绝笔。
Ramo告诉我，在KA办公室，人们都觉得梅山像个wise big brother。这和我的称呼一样。这或许不是巧合。■
附注：
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留美的那些知识分子，佼佼者如梅山，奔走于中美之间、致力于两国的对话修好，这既是民间的外交努力，也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最终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制度跃迁。但这一建立在“开放—变化”逻辑之上的判断，在进入2010年代后，逐渐失去支点；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华认知也发生转向，从接触与融合转为强调竞争与安全。这意味着，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曾经重叠的那一小块空间，正在被同时掏空。这对于梅山不能不说是一种打击。他向基辛格提出退休，后者是不同意的。但他还是离开了，只身回到中国度晚年。在KA倾注数十年心力后，这里是他心之所系。
这是今年2月21日正月初五与梅山最后一次聚会（上海地下党后代聚餐）留影。–何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