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四）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獄被攻占的當晚，驚恐不安的路易十六問他的大臣們：「這是一場叛亂嗎？」利昂古爾公爵回答道：「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1]這個歷史性對話曾被許多史家記錄在他們關於法國革命的著述中，其象徵意義也被做了廣泛的解讀。米涅，這位最早對法國大革命作出理論反應的歷史學家，在1824年出版了他的《法國革命史》，他在那個時候就斷言：「法國革命，如同英國革命開創了新政體的紀元那樣，在歐洲開創了新社會的紀元。法國革命不但改換了政權，而且也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內部生活。」[2]但在米涅按照時間順序記錄的法國革命進程中，國王最初並不是第三等級的打擊對象，他毋寧是第三等級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後來他是在貴族的裹挾下才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最後被革命群眾送上了斷頭臺。國王之死，以及其後所發生的一系列屠戮事件，包括在《人權宣言》通過之後革命者內部的自相殘殺，反映了法國大革命最殘酷的一面。革命並沒有如米什萊所說的那樣，成為「法律的降臨、權利的復興、正義的反應」，[3]相反，革命的過程始終被籠罩在暴力的恐怖之中，以致像丹東和羅伯斯皮爾這樣的革命者最後也沒有逃脫由他們成立的革命法庭對他們的死刑判決。革命推翻了王朝統治，產生的卻是一個比王朝政權更為極端的革命專制，最後在拿破崙的軍事統治下走向了中央集權專制。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後果所作的分析，至今仍然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可以超越，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主要理論貢獻確如1875年的一位評論家保爾．雅內所說：「托克維爾力圖喚醒我們對革命的一種可能後果的憂慮，即新專制主義的確立，民主的或軍事獨裁的專制制度，抹煞個人，無視權利，由中央吞併所有地方生活，並因此消滅各部門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維爾也許（但願如此）誇大了這種弊病的意義，但這弊端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早已萌芽，通過革命毫無疑問繁衍和惡化到了極點。」[4]事實上，托克維爾所揭櫫的革命和專制的輪迴關係，在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中遠未達到極點，20世紀的俄國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的蘇維埃紅色政權，就是公開以「專政」（專制在紅色話語中另一個表述）的名義來行使對全社會的政治統治，從而為自羅馬帝國或秦帝國以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專制政治鋪平了道路。

如何解釋革命和專制的共生結構？汪暉的世紀敘事以「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為主線，不僅展開對中國革命的全面辯護，將中國革命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而且是把中國革命的政治成果──無產階級專政置於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經驗來加以總結。當汪暉把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稱之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之一時，他並不否認應當「對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檢討」的必要性，但他所謂的「檢討」全然沒有對以人民和革命的名義的專政所製造的一系列悲劇性事件的應有反思。他更關心的問題是：十月革命「面對的真正挑戰是對它所創造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否定」。[5]尤其是在他看來，在對革命進行「審判」已經成為時尚的時代，「批判地審視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是必要的，但重新闡釋中國革命的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卻更為迫切。」[6]為完成這個迫切任務，汪暉從三個方面展開其論述。

首先，帝國—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被汪暉再次運用於論證帝國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安排的歷史合法性和有效性，他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一書中，已經把帝國模式視為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必要歷史前提，由此強調中國現代性和西方現代性的不同路徑依賴。在《世紀的誕生》中，汪暉決意要為帝國模式再次做出辯護，在他看來，民族國家敘事體現的是西方自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一種話語霸權，其主要內容包括民族主義、人民主權、憲政體制、主權單一性、國際條約及談判構成等，與此相對立的是由帝國、君主權力、專制政體、多元宗主關係、朝貢及軍事征服等內容所組成的帝國敘事。在帝國—民族國家的敘事結構中，汪暉致力於重構帝國模式的歷史合法性和有效性，突出強調「在革命中誕生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也就是強調「中國是前20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這種連續性維持至21世紀的國家」，「帝國建設與國家建設存在著若干重疊」。[7]據此，汪暉把諸如民族區域自治、香港、澳門回歸視為是「帝國時代宗主權在民族—國家時代的變體」，進而認為：「帝國形態與民族—國家形態本身並不提供褒貶的根據，人們需要根據不同政治體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存在狀態對之進行判斷，即相對單一的族群構成與多族群構成的政治形式本身並不提供政治判斷或道德判斷的根據。判斷政治體的根據是歷史性的和政治性的。」[8]正是基於對帝國敘事的現代重構，汪暉試圖為「後帝國」時代中央集權專制的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提供歷史合法性，將他所謂的「民主專政」——「民主」是指它具有廣闊的政治整合能力和代表性，「專政」是指這一政治整合能力是排斥性的和暴力的——這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乃至絕對對立的政治要素，置於他所謂的「主權連續性」的命題之下。汪暉繞了一個這麼大的彎子，其實就是為了證明毛對「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界定：人民民主專政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至於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人民」究竟獲得了多大的民主權利，「敵人」究竟是如何被專政的，汪暉則一概置之不理。

其次，為了論證革命和專政的合法性，汪暉必須重新闡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在他斷言「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體否定」時，他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還不是來自於西方那些鼓吹「歷史終結論」的右翼學者或者像霍布斯鮑姆、巴迪歐那樣鼓吹「歷史失敗論」的左翼學者，而是來自於俄國知識界的批判性反思。當俄國知識界開始嚴肅清算十月革命及其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時，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的汪暉，能夠越俎代庖為一個已經逝去的革命和一個已經被埋葬的政權繼續伸張正義嗎？汪暉引述了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菲拉托夫對十月革命的一個判斷：「從形式上說，1917年10月俄國發生了一次政變，其結果是政權為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所篡奪……1917年的10月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最嚴重的革命破壞的開始。」「由19世紀的偉大改良的俄國向工業化民主社會的逐步轉變過程中斷了。1917年2月成了國家民主發展路線的終點，二月革命後經過八個月俄國就確立了集權主義的鎮壓體制。」[9]汪暉對這個判斷當然是不以為然，即使是那些仍然正面評價十月革命的看法，包括普京總統「為了實現『白色的』後代和『紅色的』後代的和解」而對十月革命所作出的部分「肯定評價」，因為其中所包含的曖昧性和策略性的因素，顯然也根本達不到汪暉對十月革命的認識高度。在汪暉看來，對於十月革命的曖昧表述並不能將其「馴服」，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由此引發的激烈爭論並不能說明「失敗」就是意味著革命進程的終結。事實上，在汪暉自詡要將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提升至非常重要的位置時，他正面臨著一個自己無法克服的理論和實踐的悖論：一個在理論上被賦予了崇高性質的革命和它的實際結果的巨大反差，在他不遺餘力地試圖重新構造十月革命的歷史合法性時，他應該意識到並具有窘迫感：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在其祖國已經基本喪失殆盡，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的合法性又能從何談起？

第三，論證帝國模式的歷史合法性和為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辯護，最終是為了確證「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在20世紀政治譜系中的中心位置。汪暉反覆提醒他的讀者，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相繼解體，以及民族與市場—民主資本主義體系的雙重勝利，實際上凸顯了現代中國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因為恰恰是中國不但保持了政治結構、人口構成與國家規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基礎上完成或正在完成一種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大轉變。在汪暉看來，中國革命及其政治成果之所以能在蘇東體制崩潰的「歷史終結」中保存下來，就在於毛及其中共領導集團善於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從1956年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之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9日），這兩篇文章被汪暉視為是毛及其同事開始反思史達林的錯誤和中國革命中的教訓，開始探索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主問題；他進而認為，「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是對舊的國家機器改造的嘗試，亦即是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這類政治實驗「相較於蘇聯共產黨支配下的官僚體制，中國『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要的能力。」[10]針對那些對無產階級專政暴力性質的指控，汪暉坦然為毛做了這樣的辯護：「毛澤東從未羞於承認革命政權的專政性質，也從未掩蓋革命的暴力過程；他強調的不過是：革命的專政正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生死對峙的氛圍中，一般地否定革命的暴力性，或者通過對革命暴力性的否定來否定整個革命進程，幾乎無從對20世紀的歷史進行政治分析。」[11]所以，汪暉認定，不能把中國革命及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放置在蘇東體制「失敗」的範疇內予以思考；它們在經歷了人民戰爭、群眾路線、黨的建設、統一戰線以及反修防修、文革實驗之後，完全是一種政治正確的體現。用他引用毛的話來說：「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作出並不良好的事情。」[12]按照這個「最高指示」，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制度安排作為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始終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因而根本不需要經過人民授權或人民認可的一系列程式。汪暉所構想的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邏輯。

汪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總結，基本上是對中共政治文件的一個理論闡釋，在結論上他根本沒有增添新的內容，更談不上對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他所增加的不過就是一大堆新的理論名詞和隱晦複雜的敘事過程。他是屬於雷蒙．阿隆所批評的那類昧著良心說話的知識人：「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13]當然，對於汪暉來說，任何來自於右翼的批評或忠告，他都會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挑戰，而他對歐洲左翼觀點的借鑒或挪用則完全取決於它們能否為其所用。在世界左右分明甚至截然對立的思想鬥爭中，汪暉的「選邊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行為，但他應該意識到，歐洲的左翼和右翼不管在認識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性質上存在著多大分歧，他們對於革命過程中所體現出來暴力性和在革命後所建立起來專制政權是持共同的批判性立場，這個立場可以溯及到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羅莎．盧森堡在十月革命剛剛爆發時曾給予高度評價，但當她發現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曾經承諾的民主道路，她便立刻寫下了〈論俄國革命〉（1918年）一文，批判列寧的建黨原則和蘇維埃政權的專制性質。她寫道：「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她還認為：由布爾什維克主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根本「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14]在盧森堡看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它應當創造社會主義民主制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15]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盧森堡和考茨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他們對於俄國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考茨基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途不寓於專政之中，而寓於民主之中。」[16]

自從馬克思於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個詞彙——這是他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唯一一次提到這個詞彙，而且在他生前也沒有發表《哥達綱領批判》──在國際共運史上便持續地掀起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詞義辨析和爭議。第二國際的所有理論家們，從「右派」伯恩斯坦到「中派」考茨基再到「左派」盧森堡，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取代民主制度，認為「民主共和國」才是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爭取實現的政權形式。考茨基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時認為：「這個名詞絕無廢棄民主而轉到專制權力的含義，這僅僅從下面一點事實就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即馬克思在上述同一信裡（指《哥達綱領批判》），曾把民主共和國的特徵說成是這樣一個政府形式，在這個政府形式中，『階級鬥爭將要進行到底』。」[17]為進一步證明這個看法，考茨基還引用了恩格斯在1891年的一個論述：「如果說有什麼是無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18]但是，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看來，第二國際關於取消暴力革命、和平奪取政權以及用民主制來取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主張，完全是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思想路線。布哈林在1924年批判考茨基：「在考茨基和他的集團那裡，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可以成為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變化過程的實質就是它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偷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革命辯證法、關於資本主義崩潰的革命學說、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革命學說、關於專政的革命學說等等──而代替所有這些的，卻是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進化學說。」[19]由此可見，俄國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始終是奉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恐怖鎮壓、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一切又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他們據此反對任何關於社會和平轉型、民主憲政的理論，不管這些理論是來自於左派、右派還是中派。

汪暉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重新闡釋，究竟在哪些方面發展、完善或超越了布爾什維克所奠基的關於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如同他自己所說：「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是從書本上去解釋，還是從具體的經驗出發進行總結，這是一個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20]他既然已經認識到這一點，為何在自己的著作中卻根本沒有對十月革命以來由無產階級專政所製造的一系列悲劇的經驗事實作出些許總結？歷史不是文人可以隨意編撰的故事，也不是理論家們可以肆意重新闡釋的文本，而那些在血與火中所鑄就的歷史經驗，是鐫刻在人類的共同記憶中，輕易無法改變。布哈林在即將走上絞刑架前向其夫人口述的《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可謂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最真實的寫照，他在口述時一定還記得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曾經做過的辯護，但他最終卻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的對象，臨死時才痛澈地體會到這個「惡魔的機器」的巨大魔力：「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齏粉，把他們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史達林對他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這個機關也會立即找到證據。」[21]

毫無疑問，布哈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遭遇絕非是一個個案，比他遭遇更慘的案例在任何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國家都比比皆是，這是20世紀無產階級專政下最普遍的歷史經驗，也是任何一個歷史學者都必須嚴肅面對的歷史事實。但是，在汪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理論構想中，從蘇維埃政權以來的一系列專政版本對所在國家和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幾乎都被他拖入到一個冰冷無情的理論水池中洗刷乾淨了，共產主義作為哲學的假設仍然存在著可以被啟動的豐富經驗，社會主義依然是一個實踐的課題，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則在他的「重新闡釋」中獲得了新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