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六）

作者：榮劍  来源：中美印象

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六）

五、能否走出革命和專制輪迴的怪圈？

汪暉的世紀敘事，將20世紀中國作為其思想對象，將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作為其敘事的中心線索，將如何估價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作為其主要問題意識，其實都是圍繞著重新確證或重新構造革命、暴力、戰爭、專政的歷史正當性與現實合法性。的確，20世紀的中國，如果離開了革命、暴力、戰爭和專政，歷史如何書寫就會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在19世紀革命傳統的深遠影響下，20世紀盛行的革命史觀和革命氛圍，使革命享有了不受道德譴責的歷史豁免權，甚至由革命引發的暴力和戰爭也被賦予了歷史正當性。索布爾在為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性和恐怖性辯護時曾義正辭嚴地說道：「假如沒有人民大眾的革命暴力，資產階級革命怎麼能勝利？不管群眾對此懷有怎樣特殊的目的，暴力和恐怖還是為資產階級廣泛清除了封建制和君主專制的殘餘。我們也不能忘記，資產階級本身在同貴族鬥爭的危急時刻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的。『難道這些血就那麼純潔嗎？』1789年7月巴納夫就曾這樣說過。」[1]同樣，20世紀的革命進程中也少不了會有巴納夫這樣的看法，在革命實際造成的對世紀、世界、國家、民族的重大影響面前，暴力以及由暴力所帶來的破壞，在許多歷史學家眼裡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但是，儘管如此，革命應該為其後果承擔責任的看法卻始終沒有從歷史學領域中退出去，對革命「原罪」的審判和對革命後果的追責是批判性反思革命的最重要的價值訴求，它指向的是對革命成果的終極追問——革命創造的是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

汪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霍布斯鮑姆關於歐洲「雙元革命」的觀點，即歐洲是在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共同推動下，才在歐洲範圍內完成了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但他對歐洲「雙元革命」的意義遠沒有清醒的認識，不懂得歐洲正是通過「雙元革命」才從革命和專制的輪迴中走了出來。事實上，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具有前瞻性的歷史學家就開始將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置於政治比較的視野中。不僅是米涅認為法國革命具有和英國革命那樣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性質，而且托克維爾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也是把英國作為一個主要參照。在他看來，英國在17世紀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封建制度已基本被廢除」，他引用了柏克對法國革命的主要批評：背離了古老的傳統，沒有將目光移向英國，沒有在英國歷史中找到歐洲共同的古老法律。[2]柏克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於，他認為英國通過「光榮革命」已經實現了英國人民的「三項基本權利」：「（1）選擇我們自己的統治者的權利；（2）因國王行為不端而廢黜之的權利；（3）組建自己政府的權利。」[3]而法國革命只具破壞性而沒有建設性，「從拒絕承認應當受制於最溫和的限制開始，而以建立一種聞所未聞的專制結束，」[4]最後導向對自由、財產和人身安全的全面侵犯。因此，柏克希望他的國人能將英國憲法作為榜樣推薦給鄰邦，而不是學習別國的模式以改善英國的制度。英國歷史學家喬治．屈威廉後來在他的《英國革命》一書中對英國的「光榮革命」的偉大意義做了精闢總結：「這次革命的真正『光榮』之所在，並不是為了保證它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於，這次革命的解決方法為後世的英格蘭人民找到了一個避免使用暴力的辦法。」[5]他還特別強調，英國革命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既是一次貴族性革命，又是所有階級聯合起來促成的革命，他由此認為：「『光榮革命』不僅是英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也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捩點。」[6]

如果說柏克、屈威廉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是基於「光榮革命」對暴力的控制與和平轉型的經驗，以及基於對於傳統的宗教、制度和法律的基本信念，那麼。托克維爾則是更關注於對法國大革命和專制的輪迴關係的批判性審視：為何大革命在摧毀了舊的中央集權專制之後會以新的中央集權專制取而代之？他在引述柏克的言論時其實並不認可法國可以參照英國的傳統來同樣完成一次「光榮革命」，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權體制並不具備英國查理二世時代業已實現的王權與議會之間的一種政治平衡，這種平衡曾被屈威廉認為是有效地避免了君權原則和代議制原則的最終較量，從而實現了英國憲政體制真正的和最終的和平。但是，法國在革命前並沒有建立起王權和「三級會議」的平衡關係，路易十六作為國家專制統治的象徵最後必然成為革命的主要對象。托克維爾實際認為，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問題還不是暴力的大規模氾濫以及在暴力中將國王推上斷頭臺，而是在於革命之後建立了比革命之前更專制的政權。「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在這場革命所形成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們心安理得地將中央集權制列為大革命的功績之一。」[7]托克維爾的這個核心觀點，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和專制的互為因果的關係——這才是革命的原罪，也是批判性反思革命所應當重點思考的問題。

汪暉的革命敘事認同霍布斯鮑姆關於「雙元革命」的說法，就如同他認同「短20世紀」的概念，其實只是作為展開他自己論述的一個引子。當他把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時，他當然不會從英國和法國的「雙元革命」中去探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正視革命和專政的內在關係在歷史進程所呈現出來的問題。汪暉致力於為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塑造出比歷史上一切革命更正當的道德面貌，賦予這兩個革命以更大的世界歷史使命——從對抗海洋資本主義的陸地革命，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尋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以及對於20世紀世界秩序的重構與歷史重寫。而且，汪暉更重視對中國革命的重新界定，在他看來，中國作為現代政治主體的誕生，乃是20世紀革命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成果。這既是重述中國革命的需要，以便在20世紀的革命紅旗接二連三地倒下時，以及在革命這一被他稱之為吸引了幾代人的命題「最終失去了其政治和文化的魅力」時，依然能夠在「歷史終結」或「歷史失敗」的時代氛圍中為世界人民開拓出新的希望。另一方面，作為20世紀十月革命失敗之後碩果僅存的中國革命，為繼續維持一種歷史正當性和現實合法性，也不得不和蘇維埃時代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做一定的切割。汪暉在他的著作中罕見地承認：

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經歷了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允許多黨合作，實行聯合執政，轉變為以不同的方式確立「共產黨是國內惟一合法的政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第二個轉變是從以革命政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黨—國體制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8]

汪暉在寫出這段話時，似乎表明他至少能夠意識到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並不是像它的理論家們所宣稱的那樣，作為比資產階級國家更民主更先進的政權，可以更廣泛地實現人民群眾的各項權利。這個在蘇維埃政權下維持了70年的政治謊言，在它最終破產時，讓每一個試圖為它辯護的人，都不得不考慮在道德上需要付出的代價。所以，汪暉有時也需要「客觀」地指出，蘇維埃時代無產階級專政墮落為「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這個基本事實，或者是以一種曖昧的態度，通過引用考茨基、盧森堡、伯恩斯坦甚至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重新「修正」，向他的讀者承認一個事實：「重新復活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是列寧和他的中國追隨者。」[9]但是，汪暉並沒有從這樣一個反思出發，繼續深入挖掘革命和專政的同構關係，他在批評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局限性時，並不是為了進一步揭露這種政治制度普遍具有的專制性質，而毋寧是為了證明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弊端，也就是有效地擺脫了專制魔咒對於中國革命的致命影響。汪暉特別提醒讀者注意：「毛澤東及其同事們在反思史達林的錯誤和中國革命中的教訓時，並沒有像考茨基、盧森堡那樣訴諸選舉制、議會民主制等源自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民主經驗，而是重新回到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群眾路線』，探索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主問題。」[10]毛澤東主張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包括文革時期的「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等群眾組織，都被汪暉視為是中國革命的政治創新，從而使中國的政治制度較之蘇共的官僚制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

實在難以想像，在汪暉的歷史重構中，20世紀的中國革命及其政治實踐所發生的和蘇維埃時期幾乎一模一樣的歷史進程，怎麼會如此輕易地被他一筆勾銷了？「文革」造成的對國家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已被執政黨的歷史決議所認可，難道它不就是蘇聯「古拉格經驗」的中國版本嗎？他所列舉的黨國一體、人民和政黨高度統一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諸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和「三代會」式群眾自治實驗，在任何時期何曾解決過權力高度壟斷所帶來的腐敗、墮落、低效等一系列制度弊端？汪暉以為用一句「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民主經驗」就能把西方國家演繹了數百年的民主憲政制度打入冷宮，然後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書寫「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汪暉對革命的虔誠態度和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定立場，誠如雷蒙．阿隆曾經指出的那樣，只不過是把自己視為是「歷史真理的代言人和工具」，而又把黨的歷史視為是「通向人類救贖的神聖歷史」。這類人不管是如何地書寫歷史或重構歷史以及如何持續地對「公開性」進行壟斷，都無法真正掩蓋他們編織的神話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他們根本無法真正面對雷蒙．阿隆這樣的質疑：「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議會制國家均與資產階級社會協調。而一個實現計劃經濟的社會除了允許專制國家之外，還能允許其他類型的國家嗎？」[11]

歷史學家們之所以能普遍從革命的神話中走出來，就是因為革命和專制的輪迴體現了革命進程中最血腥的一幕，革命的專制後果不能不讓他們有所警醒。從法國大革命到十月革命以及後來的中國革命，不管它們是否基於歷史正當性的名義，它們都無一例外地用暴力和專政的手段不僅對付革命的「敵人」，而且也對革命的「同志們」大開殺戒。丹東在被他自己建立的革命法庭判處死刑前，曾反覆思索和後悔，他痛苦地說：「原來我是在這樣的時代建議成立革命法庭的，我請求上帝和人類的原諒，我建議成立革命法庭可不是為了使它成為人類的禍害呀。」[12]聖茹斯特的反思是：「革命已經冰冷了，一切原則都衰弱了，只看見戴紅帽子的陰謀家。恐怖政策的執行麻痹了罪惡，正如烈性酒之麻痹口腔。」[13]在革命的瘋狂中，專政機器就猶如革命放出來的一頭怪獸，它在吞噬了敵人之後，很快就開始反噬革命者。米涅對此作了深刻的總結：

這些在鬥爭中產生的極端的和頑強不屈的改革家主張依靠鬥爭來鞏固自己；他們一面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戰鬥，一面又為鞏固這個統治而建立自己的理論。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殺人，也為了自己的理論而殺人；道德、人道、人民福利，世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他們用作進行屠殺的理由，用來保護自己的獨裁統治。直至他們精疲力竭而倒下，於是，不論反對改革或擁護改革的人，都要在混亂中死去；一場風暴將席捲全國，消滅反對革命的勢力。[14]

法國大革命的實際進程確如米涅所描述的那樣，輪番出場的各個黨派，從立憲派到吉倫特派再到山嶽黨人和「十頭政治」，一個比一個激進，一個比一個殘暴，每次黨派鬥爭都是以流血和屠殺為結局，最後是在「十頭政治」中將恐怖統治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革命中的暴力行為之所以不斷升級至不可控制，是因為許多革命者認為：「只有死了的人才不會捲土重來」。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看起來是對自己的最好保護，但那些殺人的人最後也難以避免被別人所殺的命運，最終的結局必然是：一個擁有最大暴力和統治工具的獨裁者或政治強人控制住革命的混亂局面時，他就是革命的最後勝利者。拿破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者，「他遇到的是一場接近尾聲的暴亂，是已經疲憊不堪、任他擺布的人民和一頂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15]1802年8月2日，拿破崙經立法院決議和人民同意，被任命為法國終身第一執政；1804年5月4日，拿破崙稱帝，法蘭西第一帝國誕生了，整個法國都由衷地匍匐在皇帝的權杖之下。

從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十月革命再到中國革命，不管革命的實際進程如何呈現，是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抑或是「漫長的革命」，革命的國家都沒有走出革命和專制輪迴的怪圈。儘管汪暉賦予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比法國革命更大的世界歷史意義，但他對革命史的重構根本無法掩蓋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所發生的遠比法國革命更為慘烈的人間悲劇。布爾什維克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只有史達林一個人成為革命的象徵和統治者，而其他諸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這樣的革命領袖，都成了革命的敵人，死於革命的斧鉞之下。美國歷史學家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將1949年之後的中國革命稱為「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6]可謂高度概括了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內部的一系列鬥爭，從高饒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劉少奇反黨集團到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反黨集團，包括在文革之後黨內發生的一系列權力鬥爭。汪暉重新界定的中國革命，根本沒有通過他所想像的「政治創新」——群眾路線、統一戰線、黨的建設、人民戰爭以及黨—國體制，得以避免「雅各賓專政」、蘇維埃專政和一切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同結局：革命創造了輝煌，又在輝煌中毀滅。

回到「雙元革命」的主題，法國革命和專制輪迴的命運可否在英國革命中得到救贖？或者說，法國革命是否應當借鑒英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來建構國家制度？這在托克維爾時代就是一個問題。許多法國人滿足於民族自尊而拒絕向英國學習，但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因為已經徹底摧毀了傳統和法律而難以在自己的土壤上複製英國模式，他實際上是主張法國向美國學習。用傅勒評價托克維爾《大革命與舊制度》一書的話來說：「他的書徹底扭轉了這幅圖景。他對歐洲人說，美國並不是你們的童年，而是你們的未來。」[17]托克維爾之前寫的《論美國的民主》就是為法國的未來制度量身打造的，他期待以美國的民主模式來重塑法國。因此，「雙元革命」的主題，在美國憲政學家布魯斯．阿克曼的著作中就轉化為一種「二元憲政構造」，即來自於底層的「人民主權革命」和來自於上層的憲法設計。前者可以被視為「低級立法軌道」，其職責在於「記錄並反映多元民主政治成功取得的結論」，「這種多元民主政治包括了各種利益集團的壓力、日常的選舉操作和現實的政策制定」；而後者可以被視為「高級立法軌道」，其目的在於通過一系列嚴格的組織化的測試，「檢驗一個革命主張是否已經獲得了具有自我意識和議政能力的多數民眾深思熟慮後表達的支持」。[18]看得出來，阿克曼這個關於「雙軌制」的憲制設計實際上正是將英法「雙元革命」的內在精髓——英國革命基於自由的保守主義和法國革命基於平等的民主主義，綜合在同一個憲政框架中，把精英主義的專業精神和平民主義的權利訴求有機結合在一起，將美國革命納入到一個自由的憲政的軌道中，從而實現了「美國憲法兩個世紀以來驚人的穩定性」，使得那些政治領袖們在獲得憲法賦予的權威時，必須擁有被動員起來的並且具有自我意識的人民的支持。因此，美國革命及其憲政模式足以具備一種普世性的價值，向世界上所有轉型國家昭示一種榜樣：用「憲法」來馴服「革命」，也就是阿克曼的精闢結論：

成功自由主義革命的高潮，應當是用民主方式去確立經過深思熟慮制定出的憲法。「革命」與「憲法」，並非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過程，而是描述了自由主義政治變革的兩面。如果革命者從負面的批評轉向正面的構建——當他們確實這麼做的時候，那麼從中浮現的憲法文本，將可以在未來發揮作用，塑造以後數代人的政治生活演進。[19]

在汪暉從歷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從批判到重構，全面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他是不是也應該對「資產階級憲政的歷史經驗」做一些最基本的研究呢？在對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進行比較研究時，是可以做這樣的歷史假設：如果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在取得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按照他們曾經做出的承諾，以議會選舉的方式實現民主轉型，他們創建的政權不可能僅僅維持七十年而走向崩潰，其間發生的那些前所未有的悲劇性事件也完全有可能被提前終止。至於中國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發生的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黨內鬥爭和國際鬥爭，又有哪個鬥爭不是以「革命者反噬」的方式而終結的？從專政到憲政，究竟何種歷史經驗更值得記取，應該是一目了然的，除非你甘願沉淪於意識形態的泥坑而不願自拔。從革命和專制輪迴的怪圈中走出來，關乎的不是一個政黨和政權的命運，而是關乎人民能不能從專制統治下真正解放出來。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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