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五）

革命和戰爭共同構成了20世紀的主題，它們的同構性既來源於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也來源於暴力作為它們的主要呈現方式始終貫穿其中，並有了它們的共同產物——極權主義政權。在霍布斯鮑姆看來，19世紀燦爛文明的大廈焚毀於世界大戰的火焰中，不提及世界大戰對文明的摧殘就無法理解「短20世紀」，「該世紀以戰爭為標誌。即使當槍炮聲不再鳴響之時，這個世紀也是生活、思考在世界大戰之中的。」[1]問題在於，人類應該如何思考戰爭，尤其是當革命和戰爭糾纏在一起時，戰爭進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國家暴力究竟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還是說它開創了一個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馬克思賦予了革命的暴力性質以及以人民群眾名義所進行的戰爭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他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通過巷戰、武裝起義的方式來打碎資產階級舊的國家機器，予以充分肯定。他寫道：

革命以人民群眾的名義，並且是公開為著人民群眾即生產者群眾的利益而進行這一點，也是這次革命和以前歷次革命相同之點。這次革命的新的特點在於人民在首次起義之後沒有解除自己的武裝，沒有把他們的權力拱手交給統治階級的共和主義騙子們；這次革命的新的特點還在於人民組成了公社，從而把他們這次革命的真正領導權握在自己手中，同時找到了在革命勝利時把這一權利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辦法，即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機器去代替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政府機器。[2]

但是，和馬克思的判斷大相徑庭的是，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首次嘗試只存續了兩個月時間便失敗了，更重要的是，這一被他高度推崇的革命模式在後來的國際共運史上並未產生實際影響。第二國際的思想領袖們，包括恩格斯，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作出了重大修正，總體傾向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武裝奪取政權，反對通過戰爭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張。考茨基的話是有代表性：「戰爭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今日也許只有軍事狂熱分子還執迷不悟地有勇氣去冷酷無情地要求戰爭。但是，即使革命不是手段，而是最終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代價，哪怕是最血腥的代價都不算太昂貴的話，也仍然不應該希望利用戰爭來作為發動革命的手段，因為它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缺乏理性的手段。」[3]

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右翼到左翼，世界範圍內不同思想派別對於20世紀的革命和戰爭主題的批判性反思，形成了不同的結論。但鑒於暴力革命和戰爭對於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有目共睹的巨大破壞，新世紀以來幾乎沒有哪位學者會公開出來為暴力革命和戰爭做辯護，尤其是把暴力革命和戰爭視為是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汪暉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汪暉在他的世紀敘事中，明確地把「政治整合」、「文化政治」、「人民戰爭」、「政黨與階級」作為他展開論述「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的四個重要方面，而「人民戰爭」之所以會被置於其中作為他世紀重構的一個理論部分，就在於他認為，中國革命形成了漫長的政權建設過程，即從紅色蘇區的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向全國範圍的無產階級專政過渡的過程，「這一政權建設過程與人民戰爭相始終。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4]質言之，汪暉是要為「槍桿子裡出政權」這一中國革命定律提供新的理論證據。

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具有相同性質，或者說中國革命是來源於十月革命的啟示：武裝奪取政權。在俄國二月革命前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原來是期望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左翼政黨一起，通過議會選舉的方式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但隨著布爾什維克黨發現自己無法在議會選舉中占據多數黨地位時，它就發動了十月革命，通過暴力和國內戰爭來推翻在議會選舉中合法產生的「臨時政府」。盧森堡曾高度評價十月革命的這個歷史性創舉：「不是通過多數實行革命策略，而是通過革命策略達到多數。」「列寧和同志們在決定性時刻提出了唯一能向前推進的口號即全部權力歸無產階級和農民！他們的堅決態度使他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受迫害、受譭謗的『非法的』少數（其領袖不得不像馬拉那樣藏在地窖裡）成為形勢的絕對主宰。」[5]但盧森堡很快就大惑不解：「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解散這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本來是應當成為通向這一會議的入口的。有什麼理由能使他們決定採取這樣令人迷惑不解的轉變呢？」[6]盧森堡正是從這個轉變認識到，布爾什維克黨通過暴力和戰爭建立起來的蘇維埃紅色政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就通過暴力和戰爭奪取政權而言，中國革命遠比俄國十月革命花費了更長的時間，汪暉說這是一次「漫長的革命」，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樣，僅僅通過「震驚世界的十天」就奪取了政權。正是從這樣一個差異出發，汪暉試圖為中國革命所進行的「人民戰爭」塑造出比十月革命更輝煌的色彩和更具普遍性的政治意義。他明確認為：

相對於政黨、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源自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在這個意義上，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就無法理解這場革命中「黨的建設」與此前的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就不能理解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20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範疇的歷史內涵。[7]

汪暉這段話該做如何理解？我試做如下辨析。

首先，汪暉把中國革命戰爭定義為「人民戰爭」，是試圖以人民的名義為黨派主導的戰爭確立正當性和合法性。他認為，「人民」這一政治概念以前被分解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概念顯然還不具有「人民」概念所具有的廣泛性，只有把「人民」和人民戰爭聯繫起來理解時，「人民」才能被理解為一個政治形成過程，這一過程將不同階層的成員共同置於「人民」的名義之下，或至少成為「人民」的同盟者。比如，統一戰線就是「人民」的內涵和外延擴大，將原來作為革命對象的地主階級納為「統戰」對象，通過這種政治整合方式，汪暉認為可以實現「人民」在最大範圍的統一，他以反問的形式問道：「在中國社會，除了極少數統治者，有哪些成員沒有可能被納入『人民』的範疇？」[8]汪暉正是通過論證中國革命進程中黨派戰爭（國共戰爭）的「人民戰爭」性質，不僅賦予這種戰爭的正義性質，更主要的是，進一步證明由「人民戰爭」所建立起來的政權自然就是「人民政權」，所謂「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實質就是戰爭的選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其次，汪暉把「人民戰爭」不僅僅視為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同時視為政治行動，是在戰爭中進行革命，在戰爭中建設革命國家，在戰爭中創造新的人民主體，以及在戰爭中形成國際聯盟，更主要的是，在戰爭中建立了武裝割據──紅色根據地。汪暉特別強調，中國革命不是發端於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部分，也不同於俄國首先是從中心城市發動革命，中國革命及其紅色根據地是在國內反革命統治的「薄弱環節」中打開缺口。他在回答毛提出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時，從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間接性、國內統治的分裂、革命形勢的演變和「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這四個方面展開分析，最終是為了證明「工農武裝割據」的合法性以及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20世紀中國革命始終圍繞著政權問題而展開，即便在革命成功之後，社會主義體制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也經常與奪權問題相伴隨。」[9]在汪暉的眼裡，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奪權，奪權的唯一途徑就是「人民戰爭」──從武裝割據到大規模的內戰直至奪取全國政權。除此之外，憲政格局下由黨派政治主導的政權更替與「中國革命和政治邏輯」則是格格不入。

第三，汪暉之所以認為中國革命必須通過「人民戰爭」來奪取國家政權並在革命成功之後繼續以「人民戰爭」的方式來維持政權，就在於他認為，「人民戰爭」不僅具有軍事鬥爭的功能，而且還有重新改造一系列政治範疇的功能，並通過這種改造，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尺度。他的原話是：「人民戰爭不但是從根本上改變現代中國城鄉關係和民族認同的政治動員過程，而且也對我們熟悉的政治範疇如階級、政黨、國家、人民等進行了改造與重構。」[10]在他看來，人民戰爭對19世紀以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保持了通過大眾運動來改造政黨，又通過政黨政治重塑大眾運動的張力，最終在人民戰爭中形成了「具有超級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

所謂超級政黨要素，是指共產黨與大眾運動、建國運動、軍事鬥爭和生產鬥爭相互結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也使得它不只是一個先鋒黨，而且也是一個大眾運動。所謂超級政黨，是指這個黨並不準備分享權力，而是通過自身的大眾性和有機性形成其「民主專政」。[11]

這意味著，不能以政黨政治的一般邏輯來理解共產黨及其政權。共產黨因為天然地壟斷著對「人民」的代表權，以及它天然地享有著與「大眾運動」的統一性，所以，由「人民戰爭」所打造出來的國家政權也就不再需要人民的多重授權，所謂的「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已被「人民戰爭」的邏輯所規定，因此也就有了這個「超級政黨」對人民實行永久統治的政治合法性。

第四，在「人民戰爭」條件下對一系列政治範疇的重構，最終是為了導向對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性質、構成、運行以及內外關係的重新認識和界定，也就是說：「政權不再等同於傳統的國家機器，而成為一種植根於政黨和大眾運動的政治結構。」[12]汪暉顯然是把歐美憲政民主政體視為是傳統的國家機器，政黨政治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不過就是定期贏得人民的授權而使政治統治具有合法性，這對汪暉所構想的「超級政黨」來說，豈不就是「領導權」的喪失和政治混亂的開始？對於汪暉來說，中國革命的政治創新在於「產生了一種新的國家類型，即區別於議會多黨制+官僚行政體制的黨—國體制。我們也許可以說由這一政黨體制主導的國家即兼有政治整合與公共行政兩重職能的『作為政治整合機制的公共行政體系』。」[13]這些繞口的說辭，包含的意思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一個由「超級政黨」主導的、絕不容許分權的、永遠執政的黨國統治模式，作為「人民戰爭」的政治成果，具有永遠不可更替和改變的性質。汪暉龐大的理論敘事所要表達的主題，其實就是這幾個意思：「打江山，坐江山」，「紅色江山要代代相傳」，「紅色江山要永不變色」。

汪暉圍繞著中國革命和政治邏輯所展開的世紀敘事，借助於不同的思想資源、敘述策略以及他個人特有的貌似深邃的修辭風格，似乎建構了一個宏大的精緻的理論體系，但他所呈現出來的思想內容還停留在19世紀「無套褲黨人」的認識水準上，以「雅各賓專政」為母本來構想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態；他也沒有認真總結和接受20世紀十月革命以來武裝奪取政權所鑄造的血的教訓，依然還停留在第二國際時期那些早已被工人運動普遍廢棄了的陳舊教條和觀念；他確立「人民」為歷史的主體，以「人民」的名義來定義戰爭的正當性，進而以「人民戰爭」為一黨執政體制謀取合法性，根本沒有反映出而是完全歪曲了人民在戰爭和專政的歷史條件下的真實地位與狀況。事實上，不管是十月革命還是中國革命，並不存在著一個「人民戰爭」，而只存在著一個人民內部的戰爭，即「內戰」。考茨基在揭露布爾什維克黨利用「內戰」來建立恐怖統治時曾指出：「使布爾什維克上臺的，不是工人階級多數的信賴，而是由戰爭所引起的革命的複雜情況。布爾什維克沒有得到這種信賴，所以在一旦掌權以後，就不得不採用恐怖主義來維持自己；而時至今日，這種恐怖還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他還進一步指出：「布爾什維克不但在內戰期中，而且在內戰結束以後的年代內都離不開恐怖。他們採用恐怖，不僅是作為一個反擊反革命的手段，而且是作為鎮壓和消滅工人、農民中一切革命者的手段，因為這些革命者拒絕對新的『紅色』沙皇及其共產黨哥薩克的鞭子無抗議地屈服。」[14]這是考茨基在1932年至1937年以「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為題，展開的對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起源、列寧與俄國十月革命、共產國際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深刻地認識到了蘇俄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個新的階級社會和專制政權，明確認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只能通過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起來，「這個共和國必須體現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即『自由、平等、博愛』。」[15]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代表共產主義同盟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也是一份暴力革命的宣言，《宣言》明確宣布：「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稱：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6]正是在《共產黨宣言》的巨大鼓舞下，歐洲工人運動開始嘗試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碎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政權。從1848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人運動普遍地採取武裝起義、街壘戰、巷戰的方式，將19世紀以來歐洲範圍內的社會變革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暴力革命階段，而一切主張以改良的、和平的、議會的方式來完成歐洲社會轉型的思想派別，均被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第一國際」排除在共產主義運動之外。但是，隨著巴黎公社的失敗，「第一國際」陷於內部的巨大分歧和鬥爭不得不在1876年宣布解散，這標誌歐洲範圍內暴力革命時代的終結。1889年，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國際）誕生，歐洲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隨之發生根本性轉折，其最主要的標誌是從暴力革命轉向和平鬥爭，從武裝起義轉向議會選舉。第二國際的思想領袖們，從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到考茨基、伯恩斯坦、盧森堡，不管他們對於工人運動的具體戰略和策略存在著多大分歧，他們都毫無例外地選擇了告別暴力革命這條由馬克思所奠定的激進主義思想路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其晚年也開始重新反思暴力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法再繼續下去的問題。他基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係的重大變化，認識到將最終目的放在「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共產主義理論，「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17]他從英國議會的選舉中看到了工人階級爭取和實現自己權利以及結束資產階級政黨「輪班執政」的新的可能性：「工人們從令人信服的實例中看到：當他們提出要求而且瞭解到他們要求的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在英國就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選舉已經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頭。」[18]因此，恩格斯在1891年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提供修改意見時，明確認為：「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19]

第二國際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從暴力革命向和平鬥爭的重大轉折，對汪暉來說意味著什麼？難道還是像以前國際共運史教科書所認定的那樣，這個重大轉折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伯恩斯坦在回應那些「正統馬克思主義」對他發出的「修正主義」指控時曾認為：他樂於承認修正主義也許比馬克思本人更加重視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理論的「意義和效力」，也就是特別強調馬克思所說的「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以及「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在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0]正是基於對馬克思原理的歷史把握和現實思考，伯恩斯坦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必須徹底放棄暴力革命的道路，堅定地選擇「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路線，以民主的方式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地位。「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21]事實證明，伯恩斯坦對馬克思暴力革命理論的重大修正，以及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左中右三派所形成的走和平鬥爭道路的共識，從根本上挽救了歐洲的工人運動，為時至今日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和左翼思想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直和「第二國際」唱對臺戲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號稱忠實地執行馬克思暴力革命的原則，武裝奪取政權，用內戰的方式消滅一切反對派，建立壟斷一切權力的蘇維埃政權，但他們最終還是如第二國際的思想領袖們所共同預見到的那樣，沒有逃脫必然失敗的命運。

從這些無可辯駁的歷史經驗來看汪暉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建構，彷彿又像是看到了一百多年前遊蕩在彼得格勒街頭夜色中那十幾個職業革命家對暴力所懷揣的希望——以人民或階級的名義並通過暴力建立他們夢寐以求的少數人統治。這十幾個人的確改變了歷史，並迫使歷史的糾錯延遲了70年。現在，汪暉還想扮演這種革命者的角色嗎？他在革命的廢墟上為革命招魂，在世人普遍詛咒戰爭中來讚美戰爭，在世界民主大潮中為無產階級專政重塑合法性，他是想做一個革命的堂吉訶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