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二）

一、長世紀、短世紀還是中國世紀？

世紀作為西方格裡曆的一個紀年單位，於1582年由時任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批准實行，以耶穌誕生之年作為紀元的開始，後改為西元紀年，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採行的西曆。1912年，剛剛成立的民國政府採用西曆作為國曆，否棄了革命黨人提出的黃帝紀年和「康黨」（康有為）的孔子紀年方案。「世紀」這個時間概念的誕生，對於中國在20世紀中究竟居於何種位置，以及會促成何種歷史意識，的確值得探討。正如梁啟超在構建其「新史學」以取代「舊史學」時所看到的那樣，中國傳統的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中國只有朝廷史而沒有國家史，只有個體史而沒有群體史。梁啟超宣導的「史界革命」是循著西方進化史觀的邏輯來展開，認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1]梁啟超的進化史觀是建立在一種對普遍主義歷史尺度的認可之上，他關於歷史的線性的和進化的敘事模式，最終是為了把中國歷史納入和歐洲相同的史學框架內以賦予其普世性的意義與價值。杜贊奇由此認為：「歷史學家梁啟超也許是第一個用啟蒙的敘述結構來寫中國歷史的。他宣稱，沒有線性歷史的人民是無法成為民族的。」在普遍主義的歷史敘事中，中國歷史首次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質，它是按照歐洲歷史所描繪出來的世界史的基本軌跡來建構一個新的歷史編纂體系，也即如杜贊奇所說的，「基本上從歐洲從中世紀專制制度獲得解放的經驗為樣板，××××××在中國語境裡複製西方史的三個階段：古代、中世紀與現代。」[2]因此，世紀的概念，和世界、國家、民族、國民包括後來使用的階級、政黨、群眾等概念，共同構成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核心關鍵字，而20世紀中國則幾乎成為現代中國的同義語，中國是在世紀概念中獲得了一種現代的歷史意識。

汪暉的世紀敘事是如何展開的？世紀何以在中國「誕生」？世紀作為一個西方的「時間」概念何以轉化為一個中國的「時勢」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世紀概念標誌著一種霸權性的普遍時間概念的誕生，歷史行動者用世紀作為界標的努力也同時表現為對於推動這一事件概念普遍化的霸權力量的抵抗。世紀這一西方時間概念是在時勢這一傳統範疇內獲得其內涵的：世紀的霸權力量究竟是什麼？是船堅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態？是生產方式？是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這一連串的追問也產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戰略。」[3]這段話清楚地表達了汪暉試圖重構世紀概念的主要設想，把世紀視為是西方霸權性的時間概念，它體現於西方式的船堅炮利、政治制度、文化形態、生產方式、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因此，世紀就成了霸權性的標誌。為抵抗這種霸權，汪暉創造了一個「時勢的世紀」概念。如果這個概念成立，以中國為主體的世紀不僅要從邊緣走向中心，而且要徹底終結西方舊的時間概念，也就是從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的時間序列中來理解世紀概念的歷史觀。他斷言：「20世紀不是其前史的結果，而是其前史的創制者。」[4]

從學理上看，汪暉關於「世紀的誕生」的驚人論斷並不完全是來自於他個人的獨創，他關於「時勢的世紀」充分借鑒了阿瑞吉的「長世紀」概念和霍布斯鮑姆的「短世紀」概念。阿瑞吉關於「漫長的20世紀」的說法，是基於從19世紀末開始的世紀轉變直至在20世紀所完成的一系列國家和社會轉型，這一西方史學界所普遍採用的長時段的歷史考察方法，對於觀察跨時段的社會歷史變遷是極其有效的，但汪暉並不願意用「長世紀」來界定20世紀，而願意使用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的概念。原因何在？就是因為汪暉要寫一部關於「20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書，他心目中的世紀起點必須是一個中國事件，必須從中國或中國革命的角度來調整20世紀的分期和界定。他明確宣布：「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界定了世紀的誕生，而是『五四』運動標誌著一種區別於1840年以降抵抗和變革運動的鬥爭新階段。」[5]這樣一來，基於19世紀的發展邏輯所產生的「漫長的20世紀」，因為無法在時間上容納一個標誌性的中國事件而不能成為20世紀的前因或起點；相反，19世紀卻成了20世紀「創制」的結果。

雖然汪暉放棄了阿瑞吉的「長世紀」的概念，但他建構的「時勢的世紀」卻是來源於阿瑞吉關於霸權重構理論的重要啟示。在阿瑞吉看來，霍布斯鮑姆所謂的「短20世紀」揭示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稱作「普遍危機或全球危機的時代」，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則「產生了一個政治變幻、不穩定、混亂和內戰的廣闊地帶」，而且還摧毀了四十多年來穩定的國際關係。[6]阿瑞吉還認為，和霍布斯鮑姆一樣，沃勒斯特也把1989年的巨變放在前二十年愈演愈烈的無序背景下來考慮，認為1989年標誌著一個「政治—文化時代」或一個「壯觀的技術成就時代」的終結。[7]甚至可以在更長的時段內，將結束於1989年（沃勒斯特）或1991年（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看作是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發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時代的結束，進而可以看作是自「漫長的」16世紀以來就存在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束。正是基於這些判斷，阿瑞吉認為，20世紀是「美國世界霸權衰落和危機的時期」，如同先前已經發生過的兩次世界霸權轉移，即18世紀的世界霸權從荷蘭向英國的轉移，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霸權從英國向美國的轉移。他由此提出了四個問題：第一，國家之間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是否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霸權國家？第二，全球化是否已不可救藥地毀壞了國家的權力？第三，人類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是否處在「向谷底沖去的競賽」之中？第四，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特別是西方文明主宰現代世界體系的五個多世紀是否已到了盡頭？[8]看得出來，阿瑞吉在提出他的問題時，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他自己的答案。他把現代世界體系的劇烈重組過程中所出現的霸權轉移，既視作是美國霸權衰落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視作是對「未來霸權國家」崛起的一個展望：「霸權的崩潰是霸權轉移過程中的決定性轉捩點。這是衰落中的霸權所確立的體系組織解體、體系混沌開始出現的時刻。這也是新霸權建立的時刻。」[9]

阿瑞吉的霸權轉移的理論在汪暉的世紀敘事中當然不是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去，沃勒斯特和阿瑞吉的「世界體系」理論作為歐美左翼學者的共同思想資源，在中國語境中被轉化為一種汪暉長期津津樂道的「抵抗」西方霸權的學說，當然也被他視為是由「中國世紀」或「中國模式」順理成章地取代「美國霸權」的一個理論方案，需要調整的可能只是一種話語策略──不是直抒「霸權轉移」之雄心而是代之以「世紀的誕生」這樣的文學表達。在汪暉看來，世紀或20世紀的誕生不是一種客觀的分期方法，而是一種通過對「獨特時勢」的把握以重新確定歷史行動方向的主體行為。「時勢」概念的提出，是對「世紀」這個西方「時間霸權」概念的重大修正，同時也表現為對於推動這一時間概念普遍化的霸權力量的抵抗。汪暉這樣寫道：

我將短20世紀理解為革命世紀，正是為了在歷史分期時參考內在於這一革命時代的理論視野和戰略策略。這個革命世紀不是發端於歐洲或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軍事霸權的確立，而是發端於這一經濟和軍事霸權在確立自身過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準確地說，由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顛覆這一霸權體系的革命契機。[10]

從這個論斷出發，汪暉認為，時勢意識是一種新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既是指向對西方時間霸權的抵抗，又是指向對中國「時勢的世紀」的重新建構──將中國置於思考20世紀的中心位置，將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將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共同置於20世紀最核心的事件。

汪暉借鑒阿瑞吉的霸權轉移理論而放棄其「漫長的20世紀」的概念，顯然是因為如果將20世紀的起源向前延伸到19世紀末，是找不到一個典型的中國事件可以作為「漫長的20世紀」的起點，因此，他願意選擇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來界定20世紀的進程及其性質，因為「短20世紀」是可以和汪暉想像的中國革命世紀相重疊。但是，汪暉對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的強烈不滿在於，他認為這個概念主要是在歐洲視野中形成的，沒有照顧到中國事件和中國革命在20世紀中的應有位置，沒有考慮到中國「獨特時勢」的發展對於世界地緣政治關係的改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更重要的是，因為霍布斯鮑姆把1991年蘇東體制的崩潰視為20世紀的終結，這標誌東方的革命世紀的一系列失敗：蘇聯陷於官僚主義國家的失敗，中國陷於持續革命的失敗，國際共運陷於國際主義的失敗，最終的結果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念的失敗。[11]在汪暉看來，霍布斯鮑姆以一系列失敗為線索構築起來的「短20世紀」的致命問題在於，它忘了進一步追問：「蘇聯的解體就代表著俄國革命是全然的失敗嗎？強大而堅韌的反法西斯的蘇聯是失敗了嗎？社會主義陣營對於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鬥爭的支持全都失敗了嗎？」[12]當然，在汪暉的心目中，中國革命及其政治成果在1991年之後一直保持著並有了強勁的發展，這是20世紀「漫長的革命」進程並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最有力證明。他問道：「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證明自由資本主義並未取得勝利，中國宣導的全球化路徑有可能終結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統天下，那麼，中國的現實和未來與20世紀的持續革命到底是什麼關係？」[13]對此，汪暉認為，西方左翼沒有用「漫長的革命進程」來界定20世紀，沒有在20世紀的政治視野中認識到中國革命所完成的主體性改造，沒有充分估計到中國革命在20世紀的時代意義，沒有將中國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來予以思考和理解。因此，汪暉的「世紀的誕生」，是對阿瑞吉的「漫長的20世紀」和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的雙重否決，亦是對20世紀史一次前所未有的改寫：將中國在20世紀的「獨特時勢」──從五四運動作為20世紀的起點直至延續至今的中國「漫長的革命」，視為是20世紀存續和發展的最重要的歷史因素。

上面說過，從梁啟超以來，借助於西方的史學觀念和時間概念，中國史學首次建構起世界史的視野和普世性的歷史意識，但由此也的確難以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史學敘事框架。按照杜贊奇的看法，梁啟超那個時期的中國史研究的中心敘述結構和歐洲模式或啟蒙模式聯繫得過於密切，以致無法揭示這個歷史模式的壓抑作用。這個情況其實並非限於自由主義領域；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崛起並取代了梁啟超的新史學，可以視為是中國史學領域的另一種「全盤西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用唯物史觀重新闡述了一種普世性的歷史意識，最典型的是社會形態進化的「五階段」論，認為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一樣，受共同的普遍性規律的制約，具有相同的歷史進程和性質。因此，如何從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結構擺脫出來，以確立中國史學區別於西方史學的主體地位，的確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但是，汪暉對20世紀的重構究竟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真實和歷史的上下文關係，則是大可質疑的；而他用「中國世紀」誕生的敘事策略來表達重建中國主體性以抵抗或取代西方霸權，將中國革命視為是20世紀的主要歷史進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歷史事實的支持，也是大可質疑的。

阿瑞吉將20世紀視為18、19世紀演化的結果，從長時段來看，顯然有助於認識20世紀的「誕生」不是由幾個突如其來的事件所構成的，在20世紀霸權轉移和重構的過程中，阿瑞吉沒有把中國看作類似於歷史上曾經居於霸權地位的「荷蘭綜合體」、「英國綜合體」和「美國綜合體」，大概就在於中國尚不具備一個「未來霸權國家」所應具有的足以代表新的體系的普遍利益、獲得體系中所有成員的普遍信任以及存在著世界治理能力的有效供應。[14]按照汪暉的見解，在20世紀所發生的中國事件、中國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經驗不僅僅只屬於中國，而是具有世界歷史性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的「世紀」意識亦即對時勢的判斷，「都可以被歸納為在帝國主義與文明論的雙重陰影下對獨特性的探尋──對獨特性的探尋也是對伴隨帝國主義時代而來的普遍歷史的抗拒和解構，但這一抗拒和解構不是通過對特殊性的確認，而是重構普遍性。」[15]由此可見汪暉的理論雄心之大，在為中國「時勢的世紀」爭取歷史合法性的同時，向世界宣布中國歷史就是世界的普遍歷史。

霍布斯鮑姆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視為「短20世紀」的起點，而不是像汪暉那樣將中國發生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想像為「短20世紀」的起點，應該是基於西方史學界關於世界歷史的基本共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了全球性的政治和經濟動盪，激發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以及東方國家的一系列革命，包括為中國五四運動的產生製造了宏闊的時代背景。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緊隨其後的十月革命所引發的巨大的政治海嘯，中國以五四運動為首創的思想變革和社會變革究竟會以何種方式出現，肯定是難以想像的。但是與此相反，汪暉認為，

20世紀中國革命所帶來的一個世界歷史問題是：由於帝國主義時代的降臨，世界上不同地區均被捲入了同一個世界進程；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無法突破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現在這一使命需要通過所謂「前資本主義的」「非西方的」「農業的」社會的革命來完成，而爆發這一革命的國度同時面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19世紀式的變革。從孫文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概念，無不體現中國革命的雙重使命。[16]

可以這麼說，這完全是汪暉的一個臆斷，在20世紀的時代條件下，不管是五四運動，還是民國初期的憲政運動，以及後來在中國革命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國共兩黨內戰，都談不上具有「世界歷史」性質，中國在20世紀的政治動盪和變革遠未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產生任何重大影響，更不用說決定了20世紀的世界歷史走向。阿瑞吉的「長世紀」概念和霍布斯鮑姆的「短世紀」概念，都沒有把發生在中國的某個事件、運動或革命作為20世紀發生或終結的界標，這不是西方的「時間霸權」觀念在作怪，而是因為他們必須忠實於一個歷史學家的基本職責──盡可能如實地反映歷史真實，在無數的歷史支流中尋找到歷史的主流。

汪暉的世紀敘事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樣，是對「中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歷史分析」，因此，他的歷史學不過就是在一種意識形態理論身上披上一件歷史學的外衣，他致力於把中國革命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把世界歷史置於「漫長的中國革命所締造的新秩序及其價值系統中加以觀察」，最終都是為了確證中國「獨特的時勢」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並通過這種努力向世界主張一種普遍性權力。基於這種意識形態的立場，汪暉對20世紀的重構沒有絲毫西方左翼歷史學家所普遍具有的批判和反省意識，他堅決不承認霍布斯鮑姆對十月革命以來「失敗的歷史」的總結，他也批評巴迪歐喪失了對「漫長的革命」的信念，沒有從中國革命進程中開拓出一種「勝利的哲學」，他缺少對20世紀的一種最基本的悲憫情懷。為此，我建議汪暉閱讀一下巴迪歐在其《世紀》一書中對20世紀的一個評價：

世紀在這裡是一個悲慘的和恐怖的事件，而唯一能夠來稱呼其統一性的範疇是罪行：史達林共產主義的罪行，以及納粹的罪行。在這個世紀之中，正是其罪行為所有其他罪行提供了標準：對歐洲猶太人的毀滅。這個世紀是一個罪惡的世紀。其思考的主要參量是滅絕集中營、毒氣房、大屠殺、酷刑和國家有組織的犯罪。數字成為其中的內質性，因為一旦罪行的範疇與國家有關，它就主宰著對大眾的謀殺。世紀的清單立即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對死者的計數。為何要計數？因為，對上百萬的受害者的計數是這裡唯一可以用來發現的過度滅絕罪行的真實的倫理判斷。計數是死亡的工業性維度與必要性判斷的交織。計數是道德律令設定的真實。這種真實與國家罪行的聯合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這個世紀是一個極權的世紀。[17]

在汪暉的意識形態的歷史學中，缺少的就是「計數」的概念，那些死於20世紀的戰爭、革命、暴政、屠殺、酷刑、饑餓的成千上萬的人們，在汪暉「世紀的誕生」的宏大敘事中，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