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一）

作者：榮劍  来源：中美印象

目錄

    引言

一、長世紀、短世紀還是中國世紀？

二、革命是世紀的創造還是毀滅？

三、從革命到專政：何種歷史經驗？

四、人民戰爭賦予政權合法性？

五、能否走出革命和專制輪回的怪圈？

六、主體性建構：人民的神話？

七、左右之爭還是文野之爭？

導讀：

本文是對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的世紀性批判，所謂世紀性，是基於20世紀的革命史觀與革命進程對世界歷史所造成的重大和深遠影響，這是觀察和評價汪暉新著的歷史性尺度。在歐美左翼知識界普遍沉陷於對20世紀革命的反思、自省、批判或絕望之際，汪暉絕不想為革命撰寫一份悼詞，他是立志於通過三卷本的理論建樹來完成一項宏大的歷史使命：在革命的頹勢中重振革命的信心，將共產主義“失敗的歷史”重新置於“漫長的中國革命所締造的新秩序及其價值系統中”，其意義還不僅在於為逝去的革命作出遲來的辯護，而是通過對中國革命獨特性的確證來進一步重構它對世界的普遍性。質言之，這是一個關於中國革命既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類的新的理論版本，是一個試圖用“中國方案”或“中國經驗”來解決世界的世紀性問題的新烏托邦計畫，是一個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為革命招魂的宣言書。本文首發於臺灣《思想》雜誌第43期，現經該刊授權同意，特此轉發。

引言

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極端的年代》以「20世紀概覽」為題，引述了12位人物──包括哲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人類學家、作家、藝術史家、音樂家、生態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對20世紀的看法。這些看法多半對20世紀持負面評價。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認為：「我個人在20世紀的生活經歷中沒有遭遇過磨難，但在我的記憶中，20世紀在西方歷史中是最可怕的世紀。」法國農學家雷納．杜蒙認為：「整個世紀充斥著屠殺和戰爭。」英國作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認為：「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充滿暴力的世紀。」音樂家耶胡迪．梅紐因認為：「如果要總結20世紀的話，我認為它喚起了人類本應擁有的巨大期望，同時毀滅了人類的所有幻想和理想。」依據這些判斷，人們在告別20世紀時的確難以從已經過去的那些悲劇性場景和記憶中完全走出來，人性與生俱來的悲憫情懷是由歷史塑造的。儘管如此，還是有諸如西班牙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塞維羅．奧喬亞在提醒人們：「20世紀最具特色的事件是科學的巨大進步。」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義大利科學家里塔．列维．蒙塔西尼則把革命、第四等級和婦女的解放視為是20世紀的進步事件。因此完全不必為20世紀的暴力性質而痛心疾首，這個世紀所創造的時代進步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義大利歷史學家列奧．瓦里阿尼所說的那樣：「即使處在最絕望的境地，我們也不應絕望。」重要的或許是他的同行、義大利史學家弗蘭克．文杜里所強調的那個原則：「我須努力再三才能理解20世紀。」[1]

霍布斯鮑姆引述20世紀這些有代表性人物的看法，顯然是為了引導人們走向他自己對20世紀的特定理解，他的問題意識是：20世紀為什麼不是在空前驚人的慶典中結束，而是在一種騷動不安的狀態中結束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管他持什麼立場，應該都無法迴避20世紀最嚴峻的現實，霍布斯鮑姆意識到了這一點：「20世紀毫無異議是我們所記錄的最充滿血腥屠殺的世紀——無論從戰爭的規模、頻率和持續時間來看，1920年代就幾乎沒有一刻停止戰爭；而且因為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到一系列系統的種族滅絕來看，20世紀製造的人類大災難是史無前例的。」[2]可以這樣認為，20世紀是「總體戰的年代」，其間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對世界造成了難以想像的破壞，由此譜寫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20世紀的暴力性質不僅僅是體現在戰爭中，同時也體現在全球性的連續不斷的革命中，戰爭和革命就是一對孿生兄弟。革命是20世紀戰爭的產物，儘管一戰之後的革命和二戰之後的革命在性質上迥然不同，但戰爭並不一定會獨自在交戰國中導致危機、衰敗和革命，革命有其產生的獨特機制和比戰爭更為深遠的影響。按照霍布斯鮑姆的看法，發生於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構成了20世紀歷史上的核心事件，「十月革命比其先驅有著更加深遠和全球性的反響，」「十月革命甚至比法國雅各賓派時代的法國革命更加徹底和堅決，它更將自己視為世界範圍的事件而非一個國家的事件。它沒有給俄國帶來自由和社會主義，卻帶來了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3]如此看來，20世紀與其說是一個戰爭的時代，不如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十月革命後的歷史證明了布哈林發表於1919年的一個判斷：「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在最終取得整個歐洲以及全世界革命勝利之前可能持續50年的革命時期。」[4]在這個革命時期，蘇維埃制度的建立以及在二戰之後形成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包括吸引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信奉社會主義制度，直到1991年隨著蘇東體制全面崩潰而幾乎喪失殆盡時，其存續的時間超出了布哈林的預言——不是持續了50年而是70年。但這不是一個好消息；20世紀連綿不斷的革命，尤其是以十月革命所開創的共產主義革命進程，並不是以勝利而終結，而是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即使像巴迪歐這樣激進的法國毛主義者在1991年之後，也不得不承認十月革命以及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失敗，他的概括是：

這個世紀開始於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這是一個包括1917年十月革命的戰爭，結束於蘇聯的崩潰以及冷戰的終結的世紀。這是一個很短的世紀（75年），一個高度統一的世紀。一句話，蘇聯的世紀。我們借助於歷史和政治的尺規將這個世紀建構為眾所周知也是極為傳統的一個世紀：戰爭與革命的世紀。在這裡，戰爭與革命都同「世界」有著特殊關聯。這個世紀是一個複雜性交織的世紀，一方面，它縈繞著兩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它與作為全球性的「共產主義」陣營的肇始、展開和崩潰相關。[5]

我以霍布斯鮑姆和巴迪歐為理論嚮導，引向對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的閱讀和批評。這一方面是因為汪暉全面展開的關於「世紀」的宏大敘事，從「世紀的誕生」到「世紀的多重時間」再到「世紀的綿延」，是來源於對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即「掐頭去尾的20世紀」）的挪用和重構。他試圖超越霍布斯鮑姆局限於「歐洲視野」中所提出的關於「短20世紀」的核心觀點：以十月革命的失敗和蘇東體制的崩潰作為20世紀的終結，因為在他看來，霍布斯鮑姆這個歷史性判斷顯然沒有「將在他的敘述中地位十分邊緣的中國置於思考20世紀的中心位置」，[6]「沒有考慮全球權力中心的移動對於全球及其不同地區的巨大影響」，[7]沒有從「中國經驗」出發，把中國革命視為「短20世紀」的起點。汪暉想像的「世紀的誕生」，既不是意味著「歐洲世紀」的誕生，也不是意味著「蘇聯世紀」的誕生，而是象徵著「中國世紀」的橫空出世。因此，他特別強調：「若要從中國或中國革命的角度思考20世紀，則必然需要調整對20世紀的分期和界定。」[8]由此可見，汪暉的理論雄心是要在歐洲的左翼思想陣線中完成一次理論突破，他要在霍布斯鮑姆架起的梯子上宣布：帶著過往的悲悼重新敘述「失敗的歷史」並不可取，因為支配20世紀的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還在，「世紀」是屬於中國的。

另一方面，以巴迪歐為代表的歐洲左翼激進主義長時期推崇中國革命及其毛主義的理論主張，構成了汪暉重要的思想資源，但汪暉顯然並不滿意巴迪歐自蘇東體制崩潰之後所表現出來「右傾」失敗主義情緒。這種失敗主義在汪暉看來，是源於沒有把中國革命置於由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世界革命進程中，沒有意識到「短20世紀」和中國「漫長的革命」的相互重疊的關係，尤其是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所開創的「失敗與勝利」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旨在為中國革命提供一種「關於失敗與勝利的全新理解」，「發展了對於失敗與勝利的全面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9]從這樣的辯證法出發，汪暉建構了他的「勝利的哲學」──這是一種革命者永遠不會失敗的哲學，並據此對歐美世界以福山等為代表的右翼的「歷史終結論」和以霍布斯鮑姆、巴迪歐等為代表的左翼的「歷史失敗論」共同說不。

20世紀作為戰爭和革命的世紀，已成為思想界的共識，戰爭對人類社會的巨大破壞作用已讓其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和正當性，即使現實中依然存在著冠之以反對恐怖主義的正義戰爭。但和戰爭相比，革命的正當性似乎並沒有因為20世紀革命背負著一點也不比戰爭要少的血腥歷史而被徹底否定，對革命的憧憬和想像在十月革命基本歸於沉寂之後依然持續存在著。尤其是因為中國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在1991年之後仍然張揚著共產主義的旗幟，這為世界革命的未來前景帶來了某種希望。霍布斯鮑姆就認為：「只要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繼續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中，為革命作悼詞還早了些，但是，以共產主義名義進行的現實革命已使自己筋疲力盡了。」[10]對於汪暉來說，他是絕無可能為革命撰寫一份悼詞的，他也絕不會承認共產主義革命在現實中已經筋疲力盡。在歐美左翼知識界普遍沉陷於對革命的反思、自省、批判或絕望之際，汪暉顯然是立志於通過三卷本的理論建樹來完成一項宏大的歷史使命：在革命的頹勢中重振革命的信心，將共產主義「失敗的歷史」重新置於「漫長的中國革命所締造的新秩序及其價值系統中」，其意義還不僅在於為逝去的革命作出遲來的辯護，而是通過對中國革命獨特性的確證來進一步重構它對世界的普遍性。質言之，這是一個關於中國革命既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類的新的理論版本，是一個試圖用「中國方案」或「中國經驗」來解決世界的世紀性問題的新烏托邦計畫，是一個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為革命招魂的宣言書。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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