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拉特纳:论太平洋防御联盟之必要

编者按:2025年5月27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文章英文题目为“The Case for a Pacific Defense Pact:America Needs a New Asian Alliance to Counter China”)撰文,呼吁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集体防务联盟,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和不断加剧的地区局势。本站特约撰稿人徐宇深翻译此文,以飨读者。我们将持续关注并译介美国印太安全政策相关动态,期望通过跨文化对话,增进中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相互理解。
如今正是美国在亚洲建立集体防御联盟的关键时刻。数十年来,这样的联盟既缺乏可行性,也并非必要。然而,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一构想已变得既可实现也至关重要。区域内的美国盟友已开始积极投入国防建设,并深化彼此之间的军事联系。但若无坚实的集体防御承诺,整个印太地区仍难以摆脱动荡与冲突的阴影。
撇开战术变化不谈,北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缘政治愿景始终未曾动摇。中国试图夺取台湾、掌控南中国海、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并最终主导区域秩序。若其成功,美国将被边缘化为一个贫困且不安全的大陆型国家,不仅难以主导全球关键市场与技术,甚至难以全面参与其中。
经过数十年的军力建设,中国或将在不久之后具备将上述愿景付诸实现的能力。正如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于2023年所披露,中国领导人已要求其军队“在2027年前为攻打台湾做好准备”。然而伯恩斯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对自身能否成功夺台仍心存疑虑。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于维系并加强这种疑虑——不仅针对台湾,也包括其他潜在目标。要达成此目标,便须让北京相信,任何挑衅行动都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有鉴于此,美国正积极投资先进军事能力,并发展全新作战概念,将更多具机动性与杀伤力的部队部署至亚洲战略要地。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已全面改革其在该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过去数十年,华盛顿主要依赖稳固的双边联系;而如今,美国正采取一种更具网路化的策略,使盟友不仅与美国本身,也彼此之间深化合作、分担责任。这些转变为中国构成崭新的军事与地缘政治挑战,进一步强化其对于武力扩张成败的疑虑。
这种更新、更具多边色彩的策略,标志着美国迈向强化威慑的重要一步。然而,目前所推动的防御合作仍过于非正式与粗糙。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现代化,真正有效的威慑须依赖明确的意志与能力,而唯有透过集体防御体系方可实现。这样一个联盟——姑且称之为“太平洋防御公约”(Pacific Defense Pact)——将团结那些已高度一致、准备共同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与美国。根据情势发展,其他成员国也可陆续加入。
有论者质疑,若特朗普政府回归,轻视同盟的重要性,此类安排恐将难以推行。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面临经济与外交上的摩擦,华盛顿与盟邦首都的领导人仍持续深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就国防事务而言,迄今合作的延续性远大于中断性。只要美方避免对盟国采取破坏性经济举措,推动区域集体防御的趋势应可持续。即使特朗普政府最终缺乏掌握契机的远见与雄心,防务机构仍可且应当为未来领导人打下坚实基础。
时过境迁
美国并非首次面临如何构建其在亚洲安全伙伴关系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一套联盟网络,旨在遏制苏联扩张、巩固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缓解盟国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这一网络由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菲律宾、南韩、台湾及泰国分别签署的安全协议构成,彼此独立但共同运作,长期有效地保障了成员国的安全,使印太地区大部分地区得以避免卷入大国冲突,并为数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这一架构也展现出韧性,历经朝鲜战争与越战、去殖民化与民主化浪潮,甚至冷战本身的终结而依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联盟从未演化为多边集体防御体系,而是始终停留在分散、近乎排他性的双边联盟模式。在欧洲,美国官员接受了集体防御的原则:对一个盟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盟国的攻击(这也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的基本逻辑)。但在亚洲,类似的构想未能落地。正如美国战后安全架构的重要设计者、后来出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2年于《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当时要划定一条防线,将太平洋和东亚的所有自由民族纳入一个正式的集体安全区域,尚不切实际。”
对亚洲许多领导人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与美国建立坚实的双边关系,而非与过去的对手或历史上的宿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些人担心,一旦加入集体防务安排,将被卷入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大国对抗中;也有人质疑,这样的制度是否真能克服历史冲突与邻国间的互信赤字,凝聚那些在地理位置与安全利益上差异巨大的国家。唯一看似例外的是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由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英国和美国组成。然而,这一松散联盟因缺乏统一性,最终在1977年悄然解散。
但时代已然不同。那些曾经阻碍亚洲多边联盟成型的条件,正逐步让位于对集体防卫的迫切呼声。就在去年就任前夕,日本首相石破茂警告道:“亚洲缺乏类似北约的集体自卫机制,意味着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如今,构建这样一个联盟的条件已日趋成熟。三大趋势支撑了这一判断:以中国日益上升的威胁为核心的战略共识、美国盟友间前所未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日益强烈的互惠需求——使美国的安全伙伴在维护区域和平中发挥更大作用。

共同目的
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强势行为,正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当北京领导层越来越依赖军事力量实现其修正主义目标时,这一趋势尤为明显。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PLA)迅速增强实力,其危险且具有威胁性的行动已促使各国领导人调整战略,采取全新防务策略,以共同应对中国日益突出的挑战。相应的军事投资与部署亦随之扩展。
这一战略重构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东京。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上高度互赖,历史恩怨、贸易摩擦与领土争端长期以来使双边关系脆弱不堪。近年来,随着北京不断扩张其经济与军事影响力,对日施压亦日趋升级。 202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首次授权中国海警在自认主权海域内对外国船只动用武力。自此以来,中国船只更加频繁地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且装备更为精良。今年三月,中国海警舰艇在该海域滞留近100小时,为历来最长,被日本高层外交官认为是“明显升级”。
作为回应,日本开始放宽对自卫队的长期限制。早在2013年,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就警告中国在其周边活动的“迅速扩张与强化”。此后,日本政府重新解释和平宪法,允许与友军加强合作。近年来,日本展开历史性的军事扩张,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约2%。东京已不再局限于防御能力,并致力于发展“反击能力”,包括部署数百枚远程战斧巡航导弹。正如日本问题专家迈克·格林(Michael Green)在2022年所指出,这些变化使东京逐步成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输出国”。 (译者注:该《外交政策》一文题为“真正的中国通:华府应向亚洲盟友学习之处”)
菲律宾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过去数十年,菲律宾军队主要聚焦于打击南部叛乱势力,相应的军事投资亦以国内反恐为主。如今,随着中国在南海日益侵犯菲律宾的海上权益与主权,这一外部威胁愈发严峻。 2010年代,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在与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建造军事基地。中国还封锁了南海的一个环礁即黄岩岛,禁止菲律宾渔船进入;在仁爱礁,解放军船舰甚至暴力阻挠菲方运补行动;更有中国海警干扰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能源勘探。
在欧洲,美国乐意接受了集体防务计划,在亚洲,类似的愿望却失败了。
相应地,菲律宾的视角同样也越发锐利: 由杜特尔特总统于2010年晚期开始并由其继任者费尔南迪·马科斯加速,律宾黁对已经在从事野心勃勃的军事化努力。政府同样于2024年采取了一项具有分水岭作用的防务计划,并以额外的战斗机、更强的网络防御、以及更多用来进行情报、监视和侦查的无人系统来保护该国边境。毫无疑问,推动这项改革的原因是:需要更好地监督和应对中国的强制性活动。
随着局势演变,马尼拉的战略视角愈发清晰。自杜特尔特政府晚期以来,并在小马科斯总统任内进一步加速,菲律宾推动军事现代化。 2024年,政府通过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防战略,致力于强化周边防御,包括增购战机、强化网路防御及扩展无人侦察系统。推动此举的正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胁迫行为。
在数千公里以南的堪培拉,中国的崛起曾被视为对澳洲有利。然而过去十年内的一系列外交与军事摩擦,彻底改变了这一认知。中共干预澳洲选举与政策制定的报道引发政治风暴;当澳洲呼吁对新冠疫情溯源展开调查后,中方则祭出关税与出口限制等报复措施。
澳洲武装部队在南海同样遭遇中国军机与军舰骚扰。解放军活动日益逼近澳洲本土。早在今年,中国海军舰队绕行澳洲,并在塔斯曼海举行实弹演习,扰乱商业航班运行。面对中国积极拓展与巴布亚纽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澳洲外交部长在2024年坦言,澳洲已处于“太平洋的持续竞争状态”。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正全面调整其国防重点。早在2016年,澳洲政府仍认为针对本土的军事攻击“可能性甚低”。但至2024年,最新国防战略已警告,鉴于当前印太局势,“十年战略预警期”已不复存在。相较以往为全球突发事件(如中东反恐行动)做准备,澳大利亚国防军如今正聚焦应对邻近本土的重大威胁。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已宣布破纪录的军事投资计划,涵盖长程打击武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等关键弹药库存。这些改革反映出一项日益巩固的共识:澳大利亚原本优越的地理条件,已不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挑战。民意亦出现转变。根据澳洲主流智库洛伊研究所的调查,认为中国将成为军事威胁的澳洲人比例,从2012年到2022年几乎翻倍,目前已超过70%。
四方安全对话的目标
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不仅将中国视为共同的首要威胁,也日益认识到彼此命运与整个印太地区紧密相连。即便在过去被视为禁忌的台湾议题上,三国态度也显著转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21 年明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菲律宾军方总长也在今年初警告:“若台湾发生变局,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
正因中国日益强势的行为可能对区域构成深远影响,澳、日、菲等国间的安全伙伴关系空前深化。观察人士指出,澳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已呈现“准同盟”特征。一项新的互惠准入协议允许双方军队在彼此领土内行动。 2023 年 8 月,日本 F-35 战机首度访问澳洲北部,仅数日后,澳洲也派遣 F-35 战机赴日参与军演。
日本亦正与菲律宾敲定类似协议。菲律宾已成为日本安全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双方于今年 2 月宣布一系列合作措施。菲律宾国防部长强调,两国的“共同目标”是抵制“任何单方面重塑国际秩序的图谋”—— 这只能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含蓄暗示。
这一“共同目标”催生多项重叠且互补的倡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 2024 年称之为“印太新融合”。拜登政府推动从过去的“轴辐模式”进化为亚洲“网格式”关系架构。例如:AUKUS 联盟让澳、美、英三国合作建造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四方安全对话(Quad)则由澳、日、美、印协作强化海上态势感知;美国亦深化与日韩的三边合作。
在众多合作伙伴中,坎培拉、马尼拉与东京最为关键。 2024 年,日、美、菲三国领导人会晤时对中国的“危险与侵略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宣布多项基础建设与技术合作计划。同年稍晚,澳、日、美国防官员亦启动三边军演及先进军工合作。更具潜力的是非正式组织“四方小组(Squad)”,由澳、日、菲、美四国组成,在南海定期举行海军与空军联合演训,并协助菲律宾军队现代化、强化情报共享。
良好的开端
印太地区的新融合是区域安全架构的重要发展,但仍处于过渡阶段,尚非最佳的终极模式。现行安排存在明显局限:除了对美国具有安全义务,美国盟友间缺乏相互防卫义务、缺乏统一指挥机构,也未建立稳定的政治与军事规划节奏。合作虽存在,但多为断续性协调,难以获得所需的资源与决策优先度。
一个集体防御联盟将能弥补当前机制的不足。实现这一目标无需建立一个如北约般的泛区域安全组织(北约自创始时的12个成员国已扩展至30多个)。对美国而言,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与三个战略利益最为契合、军事合作成长最快且具有最稳固的联合军事合作的三个伙伴组成联盟:澳大利亚、日本与菲律宾。
在条件成熟时,其他成员也可陆续加入。作为东亚地区一个高度发达且一贯可靠的盟友,韩国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候选者,其贡献也可能极具分量。但首尔须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将防务重点更多转向中国、与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支持本国军队与驻韩美军采取更广泛的地区战略取向。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潜在的伙伴国。该国已是“五眼联盟”情报共享机制的一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美国并列),近来也展现出更强的意愿挑战中国并与美国加强战略对接。不过,新西兰目前可能仍未准备好正式加入集体防御联盟。
印度和新加坡等美国的重要伙伴国,不太可能在初期加入该联盟,但仍可作为观察员或其他非正式身份参与某些活动,这在区域性组织中十分常见。在当前美国政策框架下,台湾无法加入此类联盟,这一立场对于其他成员而言同样难以接受。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友,目前尚未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做好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的准备,但在未来条件发生变化时可重新纳入考量。若欧洲保持安全与稳定,较高的国防预算将有助于欧洲国家发展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军队。
鉴于中国带来的紧迫挑战,美国已无法等待所有伙伴达成完全一致。目前已有核心成员组成,且未来具备吸纳其他成员的空间,因此应立即展开筹备工作。考虑到美国与相关国家已存在联盟关系,首要任务是在澳大利亚、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建立相互防务义务。这一过程将需要高超的领导力与密集协商,但更强的威慑力与安全环境所带来的益处,应大于更紧密联盟可能带来的风险。特别对于澳日两国而言,当前防务伙伴关系与相互防御协议在实际操作上的差异已日益缩小。
从作战层面而言,集体防务可在既有合作项目基础上深化,包括情报共享、海域态势预警、联合训练与演习、指挥与控制等领域。例如,美日双方近期于横田空军基地启动的“双边情报分析小组”,专责监测中国在东海的行动。该单位所获情报可与澳大利亚及菲律宾共享,后者亦可派遣人员驻点,并提供自身无人海面与空中平台的数据支持。同样地,美菲近期在马尼拉附近新设的“联合协调中心”也可纳入澳日两国,在南海发挥相似作用。
美国军队目前在日本拥有大型作战基地、在菲律宾具备部署权限,并定期派遣部队轮驻澳大利亚。若三国间能建立涵盖相互通行的法律框架(如互惠准入协议),上述安排即可拓展至纳入其他成员国军队。事实上,已有将日本部队纳入美军澳洲行动规划的具体计划。
此外,四国亦可共同投资建设共享军事设施。多组合形式的双边与三边军事演习可扩展为四方联演。透过预置武器与弹药储备,可强化战备态势,进一步提升威慑能力。建立“太平洋防务联盟”总部与相应的指挥控制体系将至关重要。日本可作为候选总部地点之一。 2024年7月,美国宣布拟升级驻日美军指挥架构,使其能与日方合作计划并执行更多地区任务。在基础设施与通信链路建设到位后,应确保澳大利亚与菲律宾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纳入联合指挥机制。其他候选地点则包括澳洲本土与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
四国应当建立一系列工作组,以便就关于“更一体化的规划和行动“ 的全方位政策和立法事宜进行协商。来自国防和外交部门的军事与文职人员应当共同协作,撰写关于制定治理和决策流程的倡议,包括人事结构以及组成日常联盟管理的机构的协商机制。四国还应成立若干工作小组,协商与更一体化的规划与行动有关的政策与法律问题。来自国防部与外交部门的军职与文职人员可协力拟定治理与决策架构,包括人事编制与协商机制等,以支撑日常联盟运作。如此广泛的任务凸显了尽快开始咨询的必要性。
“人人为我”
除了深化彼此间的合作外,美国的盟友也需要重新调整与华盛顿之间的双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源自于一个美国军事霸权不容置疑的时代,当时的双边条约多被局限于特定的地理范围,盟国的军事贡献也被设计得相对有限。本质上,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以换取其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权与政治经济合作,而不要求盟国对美国给予同等保护。
只要美国在区域内维持军事主导地位、中国的威胁尚可控制、盟友的贡献主要聚焦于自我防卫,这套体系在战略与政治上仍具可持续性。然而,这些条件如今已不再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对美国军事与本土构成重大挑战,而亚洲的美国盟友则是全球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有能力在威慑与战斗层面发挥实质作用。美国的同盟关系因此必须从不对称迈向互惠的新基础。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推动更大程度的互惠也变得愈发必要。尽管多数美国民众原则上支持军事同盟,但也希望盟友能在实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便曾强调盟友应支付“公平份额”,并质疑对那些未达军费承诺的北约盟友提供防卫是否合理。虽然盟国确实应增加国防预算,但“互惠”不应仅止于军费投入。
中国极有可能动用其虚假讯息与经济胁迫的惯用手段。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也应承担更高程度的相互义务。例如,美日安全条约仅限于“日本管辖之领土”,因此在每一次重大峰会中,常见的是美国领导人重申防卫承诺,而日本方面则未明言其是否会在区域其他地方支持美军。美国盟友应明确承诺在地区危机与保卫美国本土时提供支持。
这种新互惠模式将进一步促进集体防卫的实现。随着盟国强化自卫军力,更多的相互义务将让他们在危机与冲突中承担更多角色与任务,并开启当前尚不充分的合作管道。例如,联盟成员可共同制定军事计划,更有效地分配防务资源于互补性领域,并透过量身打造的联合演训强化协同作战能力。这将远超现行非正式合作机制所能提供的威慑与集体力量。
更深层次的互惠也应涵盖军事行动中的“进出、驻军与飞越权”(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等基本事项。鉴于印台地区的辽阔地理,美军的前沿部署对于快速反应与维持战力至关重要。若能确保准入,美国将能在适当区域部署正确战力,有效提升西太平洋的威慑力。此外,稳定的准入也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与先进作战能力的部署,进一步提升多个地点的战略价值。尽管盟国不需给予美军无限制的权利,但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太平洋防务联盟,灵活且可信的准入安排势在必行。
核心四方
集体防御关涉主权与条约义务等重大政治议题,需经过密集磋商与灵活外交。若特朗普政府推进惩罚性关税或其他会加剧美国与区域盟友关系紧张的措施,此进程将愈加艰难。然而,即便外交关系紧张,防务与军事机构仍可继续为集体防御打下基础。只要双边关系未彻底破裂,四方就应尽力将安全合作与经济外交歧见相隔离。因若不如此,代价将过于高昂。值得强调的是,推动更具互惠性的合作关系已成为华盛顿跨党派的政治与战略共识。
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即使面临政治与经济阻力,美国与印太盟友仍持续深化防务合作。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威胁日增、区域对美军驻扎的需求依旧,以及亚洲内部安全合作趋势扩大。诚然,特朗普政府或许因内部分歧、分心或对抗性过强,难以善用眼前良机。即便如此,仍可为未来政府奠定多项基础。考虑到未来任务繁重,该防务联盟恐难于当前政府任内敲定。
澳大利亚、菲律宾与日本的领导人需在各自国内争取民意支持。除了威慑力与国际安全的战略层面,美国亦可透过强调此联盟对盟友国内社群的潜在裨益来助其一臂之力,例如技术分享、基础建设投资与救灾能力提升等。而在美国国内,对此持怀疑态度者则可放心,该防务联盟将不会对美军构成额外义务,但能实质降低对美国本土与驻军的安全威胁。
鉴于此举具有历史意义,华盛顿应预作准备以因应印太其他国家的反应与关切。美方可强调太平洋防务联盟仅为其区域战略的一环,在言辞与实践上,美国应坚持建构相互重叠且互补的合作机构网络,如印太四方安全对话、东盟、以及与日本与韩国的三边合作。该联盟应公开以追求“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世纪”为目标,这也是区域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景。
此外,此联盟应专注于防务,避免取代其他重要机构的经济与外交职能。事实上,唯有搭配强有力的区域贸易议程、积极外交行动与有效的对外援助机制,该联盟方可发挥最大效益。
毋庸置疑,来自北京的抗议声浪将一如预期地强烈而响亮。中国长期以来谴责美国抱持“冷战思维”与“集团政治”。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已警告称,美国拉拢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实为“将地区国家绑上美国的战车”。这些话术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一个更为紧密的联盟将可能阻挠北京的修正主义企图。为了阻止这一进展并使潜在成员国三思而后行,北京极有可能延用其惯用的虚假资讯与经济胁迫手段。有鉴于此,美国应协助其盟友,为应对中国破坏亚洲集体防卫安排的可能行动做好准备。
这一切都非易事。但华盛顿盟友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样来之不易。他们不仅认清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已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强化与邻国的关系,并加深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事实上,澳大利亚、日本与菲律宾近年来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举措,皆曾被视为难以实现。如今,条件已然成熟,若有强而有力的领导力,亚洲的集体防卫联盟便能从曾经的空谈化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支柱。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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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宇深是本站特约撰稿人,曾在卡特中心和亚洲协会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