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研讨会：如何应对美国政府的“四种面孔”

1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线上中美政经论坛，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法体系的演进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展开讨论。论坛发布了题为《国家安全法体系演进史：美国政府的四种面孔》的研究报告（点击这里下载报告全文），并邀请多位中美学者参与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洪雷在发言中指出，近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系列做法，正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即美国正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绕过国际法框架，将本国法律体系强加于他国之上。他以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方动用武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为例指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公然挑战。

李洪雷强调，这一趋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构成现实风险。面对愈发突出的“外部压制”，中国必须采取更具前瞻性的制度性回应，通过立法手段保护自身免受外部单边措施和法律战冲击，系统性保障国家的技术安全与供应链安全。

他在论坛上提出，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法律实践中呈现出“四种面孔”：宪制政府、国家安全政府、紧急状态政府和霸权政府。这四种面孔并非线性演进或相互替代，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策情境中叠加运作、相互强化。

李洪雷进一步指出，近期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动向，正在不断验证这一分析框架。例如，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经济安全”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国家安全政府”与“霸权政府”两种面孔的合流；而特朗普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并引发国内诉讼，则凸显了“国家紧急状态政府”与“宪制政府”之间的尖锐张力。相比之下，美军抓捕马杜罗的行为，则是“霸权政府”面孔的极端展现，其特征正是以国内法为工具，对国际秩序进行单边重塑。

在随后的讨论中，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对该研究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演进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美国的对内治理与对外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促使中国学界反思自身安全理念从早期偏重“对内革命”，逐步转向“内外统筹”的历史转型。

不过，刘亚伟同时强调，在运用“四副面孔”框架时，需要明确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美国在根本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宪政国家。无论国家安全体系如何扩张，其合法性最终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接受检验。因此，相关研究不应止步于描述权力扩张本身，而应更深入地分析，在宪政结构之下，美国政府是如何以“国家安全”之名扩张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运行、压缩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社会内部的反作用力——包括州政府、司法体系、媒体以及公民社会，如何通过诉讼、舆论和制度博弈，对这种扩张进行抵制与纠偏。

刘亚伟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法体系的演进，主要由三种力量共同驱动：一是战争、恐怖袭击等重大创伤性事件；二是关键人物的决策选择及其理念变迁；三是制度惯性与意识形态的长期塑造。在当前阶段，两党在“对华威胁”认知上的高度趋同，已成为推动美国对华安全政策持续加码的关键意识形态基础。

基于此，他认为，对美研究应当超越静态的“四种面孔”分类，更加聚焦于权力互动与制衡的动态过程，尤其要更精准地界定作为规则化官僚体系的“深层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它既可能放大国家安全逻辑，也可能对激进政治行为形成某种过滤和缓冲。

在谈及中国的应对路径时，刘亚伟强调，应理性看待对美国制度的“学习”与“借鉴”，既不能简单模仿，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坚持批判性、选择性的吸收，尤其要警惕美国经验中“泛安全化”对经济活力和社会开放造成的长期损害。中国安全法治建设的核心目标，仍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避免因短期安全考量而侵蚀长期发展基础。

他还指出，在面对日益突出的“法律战”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不应仅停留在被动应对层面，而应更加主动地研究并运用美国自身的法律体系，通过诉讼和程序性手段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同时，在认知层面上，也应超越将中美关系简化为“反华总统”个人风格的叙事，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其在具体战术层面的灵活性。

刘亚伟最后表示，在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中美双方仍有必要探索“共同安全”的可能路径。在充分认知美国制度机理及其内部张力的基础上，既敢于斗争，也善于寻找安全与发展的交集，通过务实合作积累有限但真实的互信，为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理性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