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中美稳定，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恐惧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是否正在“选边站队”？中美关系的竞争烈度是在下降，还是只是被重新“校准”？当越来越少的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华盛顿对华政策会否陷入更深的误判？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印象》采访了美国佛吉尼亚州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孙太一。在本次专访中，孙太一教授围绕当前国际危机中的中国外交取向、中美关系的“互毁型经济相持”（MAED）、以及美国国内对华认知变化等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西方部分学者将中国与伊朗归为同一阵营的背景下，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是否呈现出某种“一边倒”的倾向？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整体表现？
孙太一：将中国与伊朗、俄罗斯或朝鲜归为一个统一阵营（CRINK），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与西方所熟悉的联盟体系（如北约）存在根本差异。即便是在与朝鲜存在正式条约关系的情况下，其实际约束力和运作方式也很不一样。因此，从分析上看，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集团式对齐”，并不准确。
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并未呈现出所谓的“一边倒”立场。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表态已明确强调，反对针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谴责一切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述同样适用于对伊朗相关行为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站在美国一边”，而是体现出一种更为广泛且务实的外交取向：海湾国家同样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若单方面倒向伊朗，在战略上反而是高风险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在“选边站队”，而是在进行关系管理。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是以一种结构性视角来理解此次危机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削弱其自身在二战后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制度框架。因此，中国的回应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对抗，而是强调制度性与外交性的替代路径，尤其是通过联合国框架寻求解决方案。可以将中国的做法概括为：“并非为中立而中立，而是通过制度约束来维持稳定。” 这种姿态既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原则，也与其战略利益高度一致。我将这一逻辑称为“代序崛起”：即崛起中的大国（此处为中国）并不是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秩序来挑战霸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遵循由美国所建立、推广并长期受益的规则体系；相对而言，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背离这一旧有秩序，以实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和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相比，您如何界定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两国竞争的烈度有无降低？还是因为两国找到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孙太一：我把当前的中美关系界定为“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简称MAED）。这一状态尤其是在2025年多轮相互升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双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试探并暴露、使用各自的筹码。其结果是，双方如今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够对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同时也更加清楚自身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的烈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短期稳定性反而有所上升。但这绝不应被误解为信任的提升或关系的改善。恰恰相反，这反映的是一种更加谨慎的竞争形态。可以说，“当下的稳定，并非建立在善意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相互伤害的恐惧之上。” 稀土与先进半导体之间的出口管制博弈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双方都已意识到，这些不仅是施压工具，同时也是自身的脆弱性来源。
因此，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或拜登政府的部分阶段相比，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不一定更不具有竞争性，而是更加“校准化”。双方并没有趋同，也尚未形成真正的战略共识，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中摸索彼此的红线。如果说存在某种“默契”，那也并非合作，而是在相互脆弱条件下形成的克制。
您认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可能成为推动关系阶段性缓和的契机吗？从现实来看，元首外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甚至改变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孙太一：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确实有助于维持一种阶段性的稳定，尤其是在延续当前贸易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那些已经被证明能够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们甚至可能看到一些安排被制度化，例如通过设立更为正式的渠道，如贸易委员会或其他常态化的磋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元首外交在管控分歧、避免关系恶化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也需要避免高估此类会谈所能带来的效果。它们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难以实质性缓解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看，当前的稳定并非源于关系的缓和，而是我所称的“互赖脆弱性结构”（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RVI）。双方如今都掌握着可以对对方造成不可承受代价的反制手段，这种相互威慑自然会促使彼此保持克制。
因此，与其将此次会谈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启”或“回暖”，不如更准确地理解为在约束条件下的“受控竞争”。可以说，元首外交可以稳定表层，但无法改变结构。 这样的会谈或许能够为双方争取时间、降低短期风险，但更深层的战略张力仍将持续存在。
您长期在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对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美中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最近发表的关于美国中国研究人才流失的报告，您在实际教学与研究中是否有切身感受？
孙太一：是的，我认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且切身可感的变化。与十年前，甚至仅仅几年前相比，在美中国人以及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困难。来自政府层面的审查明显加强，而在社会层面，也有一部分人对华人群体变得更加警惕，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这种变化在学术交流与人员流动方面尤为突出。许多中国学者和华裔美国学者，尤其是理工科领域的学者，在往返中美之间时，面临着更多的盘问与审查。这种情况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整体风险感知已经明显上升。而“感知”本身就具有重要影响。即便只有少数高关注度的个案，也可能对整个学术群体产生寒蝉效应。
与此同时，反向流动同样受到影响。一些美国人前往中国时，也开始感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即便实际发生的问题只占少数，个别案例也足以劝退更大范围的人群。其中一个重要后果，是赴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拥有一手经验的“知华派”将越来越少。当越来越少的人去中国，也就意味着真正理解中国的人会越来越少。 这将带来深远影响：在美国政策圈内部，关于中国的讨论与中国实际运作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因为具备实地经验和田野调查背景的分析者正在减少。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内部对华竞争并不存在真正共识，不同领域专家的判断差异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分裂”？
孙太一：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谓的“认知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也可能被夸大了，这取决于观察的层面。您提到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引用了我与合作者Chris Carothers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系统梳理了过去十年美国国会所有的涉华立法，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有成员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开表态。我们的发现并不是分裂在加剧，而是逐渐趋同，尤其是在精英政策制定层面。
当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议题侧重点上仍然存在实质性差异——有的更关注人权，有的更强调经济安全或科技竞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差异之下，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基础：即中国被日益视为一个需要政策回应的战略竞争对手。如今的分歧，不再是是否与中国竞争，而更多是如何与中国竞争。
更重要的是，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话语层面，也体现在实际政策行动中。涉华立法正在从过去的象征性表态，转向具有现实影响的实质性措施——无论是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还是供应链政策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尽管在专家认知层面可能仍存在差异，但在政策层面，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整合而非分裂。换句话说，话语上的分歧，往往与政策上的趋同是可以并存的。
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问题，更主要源于信息供给不足，还是长期叙事选择所形成的“认知滤镜”？两者之间，哪个影响更深？
孙太一：我认为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但如果要排序，更深层的问题并不只是信息供给不足，而是长期叙事所塑造的一种“认知滤镜”。当然，信息层面的限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许多美国人——无论是普通选民还是国会议员——主要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国内事务，对中国的直接了解相对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虚假信息以及AI生成内容的增加，使信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不主动去甄别信息来源，而是被动接受信息，那么所获得的内容往往要么过于简化，要么甚至是完全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信息进入体系之后是如何被解读的。随着时间推移，反复出现的政治叙事，尤其是来自对华强硬派的声音，逐渐形成了一种看待中国的固定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公众态度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这一点在皮尤等长期民调中也有所体现。随着对中国的各种批评不断被重复，一部分美国人开始在美国自身看到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同时，在某些领域，中国被认为表现相对较好，这也使原有叙事变得更加复杂。
在一个高度极化的社会中，对外政策本身也会成为国内争议的对象。例如，在加沙冲突等议题上，一部分反对美国政府立场的民众，可能会认为中国的态度更接近自身立场。因此，这种“认知滤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被不断争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校准。其结果是，尽管结构性的偏见依然存在，但美国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分化。
从中长期来看，您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误判风险来自哪里？这种误判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避免的，还是具有某种结构性不可避免性？
孙太一：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中最大的误判风险，在于当前“互毁型经济相持”（MAED）这一状态可能发生破裂。当前双方仍然各自掌握着对对方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筹码，这种相互脆弱性本身会带来克制。但如果有一方成功削弱或消除了对方的大部分筹码，而自身却仍然处于被制约状态，那么冲突发生的概率和烈度都可能显著上升。换句话说，当下的稳定，并非建立在关系和谐之上，而是依赖于相互约束的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从更宏观的结构层面看，仍然存在重要的稳定因素。中美两国经济依然高度交织，在许多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尽管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复杂相互依赖”，以及我所称的“互赖脆弱性结构”（RVI）。这些结构性条件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一定稳定性。在个体与机制层面，领导人之间的定期沟通，以及政府与社会多层级沟通渠道的畅通，也能够通过降低不确定性、防止常规摩擦失控，从而延长这种稳定状态。
但与此同时，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仍然具有迅速恶化双边关系的潜在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这源于美国政策制定本身的碎片化特征：白宫与国会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控制关系，最终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博弈后的折中产物，这些结果未必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却可能对双边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例如国会议员或高级官员频繁访台。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也可能推动美国采取增加不稳定性的举措，例如持续扩大对台军售。因此，真正的风险并不只是来自敌对意图本身，而在于竞争性信号释放、官僚体系分散以及国内政治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以双方都未曾完全预料的方式叠加放大。由于这些动态源自持续的政治博弈过程，它们很难被彻底消除，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