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选美国总统为何比美国人更准确？

作者：那小兵  来源：凤凰博报作者博客

　　金哲朗：最近有位美国在华留学生搞了一项有趣的调查，他让中国读者虚拟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结果发现中国人普遍喜欢川普和希拉里，而且发现中国人大多是“中间派偏左”，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那小兵：这的确很有趣，我本来也想过搞同个问卷调查，但好像凤凰网已经有类似的了，所以没有搞。后来读到另个网友的相关文章，让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了。虽然这个统计数量只有2千多人，但毕竟是个比较好的开始。不过，我认为这个统计设计本身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概念不清晰，导致调查结果相关性减弱，说服力还不够充足。比如，他把“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两个对立坐标，大家对这两个概念理解不一样，或者说太敏感，这影响到了调查真实性。另外，他还用了“自由”和“保守”两个概念做对应坐标，中国人对这两个概念很陌生，而且有自己的语境和文化背景，很难理解，也影响到了调查准确性。如果我做同类调查，会着重对具体政策的态度和看法入手，而不是从抽象政治概念切入。

　　不过，我还是从中观察到一些有意义的趋势。中国人如果投票选美国总统，两国民众竟然不约而同选出同两个候选人对决，这说明中国人已经懂得如何着眼考虑美国人所关切的问题做选择，这间接表明中国人已经逐步明白和适应民主选举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读者非常清晰地把台湾和美国选举分别开了，对于台湾选举他们投射了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而对于美国选举反而非常理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两个国家的百姓都具有一定的“大国统一观念”，美国人用“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美国主义)解读这种心理，而中国人这个心理更多来自固有的“天下归一”政治文化传统，大家需要祖国统一，民族统一，大家有话好好谈，大家都需要稳定发展，这在两个大国都很有市场。你如果去欧洲看选举就不同了，比如，意大利人投票参与比率最高，民粹情绪也最烈，甚至还夹杂一些分裂主义情绪。美国投票比率远比欧洲低，也低于台湾和其他亚洲地区，反而更突显了大国民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信任度”很高造成的。

　　从这份统计看，如果中国人搞一次虚拟总统选举，得票最多的很可能就是现任领导人，甚至得票比率远高于任何一位美国竞选人。我观察到，超过85%的中国参与者都集中在“中间派偏左”的坐标位置上，其实这些被调查者是把美国选举当成一面镜子，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这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对现有政治格局有大的改变，但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度。我个人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点。我最近发表的《中国历代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得到了类似的读者反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浓厚的“维稳”元素，不像美国人那么看重个人自由，而是更多关注“集体共识”这个东西。在中国人看来，不论你打出什么党派旗号，最重要的是维护安定，不论你个人如何创新概念，都要被纳入集体观念中。

　　我们从大中华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香港打伞运动最后无疾而终就是个例子，激进学生出来表达的主题得到不少人认同，但一涉及到香港安定社会环境话题，学生的支持者很快变成了沉默者或反对者。甚至连台湾的葵花运动也有类似情况，当那些学生非法进入立法院后，原本跟着叫嚣的公众反而沉默了，起哄的声音大大减弱，只剩下蔡英文那些吹鼓手在嚷嚷，反而弄巧成拙。这让我想起当年清末时期的宪政运动，无论是保皇派和革命派都希望和平达成国家统一共识，不巧却被激进派武昌起义打乱了进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真正破坏民主的不是保皇派，而是激进派，因为保皇派也得遵守共识规矩，最后也会妥协，但激进派只会捣乱，就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民粹派那样胡闹。文革动乱也有这种深刻教训。恰恰美国民主体制也是非常排斥所谓“第三党派”的，因为这样才便于如此巨大的国家达成共识，否则会变成民粹式国家分裂。最近，埃及“颜色革命领袖”出来自我检讨失败原因，说：“社交网络不但没有增进民主，反而形成了民粹派性内斗，最终导致埃及社会瓦解的悲剧”，可见激进主义非常危险，我认为他的检讨是真诚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改革要注重文化更新，注重思维方式的更新，要培养新的国民情感方式，要培养民众理性思维心理，不要盲动搞体制革命，体制改革应当是渐进性的改良，而不是颠覆性的，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稳定进入民主文化社会。

来源时间：2016/2/10   发布时间：201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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