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6的中国——《中美印象》周报总第87期

作者：  来源：中参馆(ChinaFile)

总第87期 1月9日

2016年已然来到，新的一年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最应关注什么？哪些方面的发展最有意义？我们又能做出哪些合理预测呢？亚洲协会旗下的网络杂志《中参馆》为我们呈上了几位资深美国学者的观点，五位学者中有些关注劳工状况，有些强调南海危机，但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

中国的走向，并不只在研究中国学者们的眼里，更在每位耕耘劳作的中国人脚下。展望2016，亲爱的读者，你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吗？你自己的看法如何？欢迎和我们交流（电邮：uscnpm@163.com），我们将择出优秀来稿选登在官方网页，并酌情付出一定稿费作为答谢。

借此机会，小编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团队一起恭贺您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编者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

我担心习近平大量集权之举让中国不稳定。他此举意在何为？是反映他对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李克强等人能力的不信任吗？也许。急于完成某些社会改革？也有可能。习确有改革的计划，虽然并非西方喜闻乐见的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正相反，习貌似要给大型国企更多权利，用法律更有效地进行政治镇压，让学术界和艺术家们就范，把腐败从现有系统中压榨出来，改变官僚主义的行事风格，并从根本上进化军队的操作管理。这些都是改革，即使我们不喜欢。实施这些改革引起许多利益集团的不满，并需要大量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习的改革动力部分源于他自身的性格：自信、控制欲强，缺乏耐心。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失控的社会及官僚系统，而且他无法忍受放权后等待他人完成任务。

这些做法让习削弱了了邓小平苦心诣旨为中国政治体系建立的组织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集体领导及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分化，建立退休制度并有序地栽培继任者，一定程度上包容社会和知识层面多样化。如今习大权在握的程度史无前例。毛泽东曾可以干涉任一政策领域，他的言论皆为律例，但他并未事无巨细地不断管控每一政策领域。邓小平想要做主时总有决定权，但他也尽量避免事必躬亲。并总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咨询其他高层领导人如陈云等。同样地，江泽民和胡景涛在职期间大量咨询其同事和退休长辈，并放手让高层同侪独立管理重要政策领域，也允许行政系统内不同机构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我担心习正给中国带来很大危险。通过削弱邓小平建立的政治体系，他将中共政权的幸存与否孤注一掷，赌在自己能日理万机，总是做出正确决定而不犯任何大的决策错误之上。习正严密封锁国内必将更为蓬勃发展的新兴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的多元思潮。他也许正在瓦解，而非巩固中国政府领导层及财经和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共识。他好像也没有成功培养出任何能取而代之的接班人。当他偏离了邓小平改革道路的同时，习也面临着削弱中共政权适应性和修复能力的风险。

《外交政策》杂志中国栏目助理编辑，贝瑟尼·艾伦·芭拉西敏（Bethany Allen-Ebrahimian）

2016年，中国的劳工抗议很可能将成为一大"爆发点"。

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劳工抗议事件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倍。随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跌至20多年来谷底，据中国劳工通讯（中国一家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数据显示，，劳工抗议事件于2015年几乎再次翻番。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将下滑更多，这将给私企和国企都带来更大压力，尤其是煤炭、水泥与钢铁等曾是中国经济顶梁柱的行业。萧条部门的裁员及工人下岗意味着新一年里劳工罢工抗议事件将更为频仍。

劳资纠纷浪潮对任何社会都会造成挑战。而在中国，群体性事件有很深的政治内涵。长久以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增长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奠基石，并与老百姓达成某种“社会契约”——以有限政治自由换取经济繁荣。具体而言，以抗议为例的集体性表达受到紧密控制；那些未经政府授权的集群行为常被禁止，有时甚至被暴力镇压。然而，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增大，经济繁荣的前景不明，当局可能加深对劳工抗议的疑虑。他们害怕工人们在经济困境中对那些其实对劳工并无利益可言的“社会契约”幻想破灭。

一直以来，共产党为维稳和防止群体性事件，将保持低失业率作为当务之急。在经济疾速腾飞的那几年，有时甚至达到两位数增长。那时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四左右。但现在，随着以政府主导、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经济模式逐渐衰退，而向服务业和创新企业的转型还未完成，数百万低薪劳工面临着愈发不稳定的未来。工厂倒闭意味着那些背井离乡打拼多年却被解雇的工人们将陷于绝境。但是官方工会不一定会介入或真地协助。中国唯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新华社消息，工会拥有2亿8千万员工。然而，作为一个政府控制的组织，总工会被批评把政府目标——维稳和经济发展——置于工人利益之上。

中国繁荣发展的服务业可能通过提供经济增长机遇和新的工作岗位而缓解产业更新带来的阵痛。 但在短期内，中国当局面临着一个抉择。裁员虽让人痛苦但却是市场经济的健康组成部分，正如游行示威虽激烈却是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因此，中国当局若介入并支援就业市场以防止动荡局面，其亟需的经济再平衡有可能会被打破。另一方面，如果当局允许企业裁员却镇压裁员引发的劳工抗议，工人被压抑的不满有可能爆发并引发更大的社会或政治危机。因此，2016年我会紧密关注中国的劳工状况。

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張泰苏（Taisu Zhang）

“哪些方面的发展最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标准答案且在诸多层面也是正确的答案是“经济发展”。这种常见回应反映了一种信念：中共的党国执政合法性及其维持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表现。学者和记者们常谈及中共在90年代同老百姓达成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我们保证快速经济增长和高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你们要遵守我们的威权规则。” 对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这份社会契约的存在及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面包契约”或许行得通，但还能持续多久呢？近几年随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共领导层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多方面拓展其执政合法性。这些尝试包括几年前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推广以民众“幸福感”作为另一种衡量社会进程的模式；政府不断发起各种宣传活动，旨在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挖掘出那些对其执政有效性有用的哲学道德内容；以及政府持续默许甚至偶尔支持的那些公开自封名号之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浓厚的“新左派”。现在中国政治议程上充斥着大量倡议，包括采用更为平等和加强再分配的社会议程，发展地方民主和可信的政治机构，发展根植于儒家政治道德的文化国家主义，通过强硬外交政策和所谓“地缘政治安全”论调赢取国内政治支持等等（某些圈子也称“普京的选择”）。

普遍观点认为这些尝试都注定失败。因为中国民众经历了文革的政治动荡后已疲惫不堪，变得太现实和物质主义以至于不在乎了。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就是真的呢？这种观点跟苏联解体时某些知识分子们作出的“历史终结”之不加思索甚至傲慢的论断不谋而合。事实上，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会持续对国民造成影响。尤其在中国，两者接下来很可能会帮助定义，或重塑中国执政的合法性。而且，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都在发展变化，有时甚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如果我们把2005年的主流中国知识分子原封不动地穿越到今天，他或她很可能会对2008年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左派”和“新儒家主义”表示震惊。过去两三年内，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决策层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和讨论之多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前所未有的。我们有预感接下来几年，各种思想碰撞的紧张局面将到达一个爆发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若忽略这些意识形态的纷争很可能会悔之不及。

前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

我赞同以上三位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国内日益加剧的紧张局面。在此我也想提出，中国南海的局势很可能演变至史无前例地凶险。迄今为止，美国已采取军事手段挑战了中国关于国际法之笼统而模棱两可的解读方式，以及中国快速把珊瑚海域转为具重要战略意义的人工岛之行为。由于这些挑战意图背后的法律指向不够清晰，此类军事手段暂告无效。与此同时，很少有人关注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援引国际机构的协助来和平仲裁和判决这一系列复杂且互相冲突的矛盾。

只有菲律宾在无法以其他方式自卫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起针对中国的诉讼。这让中国受惊的同时也测试了其对公约的尊重，因为中国曾参与制定此公约且是签约国之一。由独立无党派专家组成的仲裁法庭预计将于今年五月或六月公布其裁决。最终裁决若驳斥了部分中国政府的主张——尤其是中国政府若继续无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所需承担的义务情况下——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面。

另一个逐渐演变但无法预知的角色是台湾。台湾一方面被夹在既要尊重美国偏好但又无法追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规的困境，另一方面，台湾既要顾及国民党政府想要保留代表“中国”的发言权的意愿又要设法不冒犯北京政府。呼声很高将就任总统的蔡英文及其领导的新民进党就任后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个人希望台湾会把其占有的太平岛（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领域中最大的自然岛）转化为与邻国和平合作的典范，以此让北京政府见贤思齐并将其新建的人工岛也转化为类似的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模式。但我们别期望太高！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2016年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最应关注什么？当今中国的所有其他领域都走势低迷，唯有经济一直是人们还能找到乐观和希望之所。然而2016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及经济政策像北京空气一样雾气重重。

2015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和财政改革，其中不含大量经济刺激举措，服务业和消费的持续增长继续成为整体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这些积极指标被大量的负面信号淹没。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指数似乎远超于现实可见的的经济表现。中国股市监管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拙劣表现及其不冷不热的国企改革计划都让人觉得：显而易见习近平的目标并非实现根本上的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巩固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大多数国内外中国学者们都认为：增强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才是未来经济增长之正道，而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举措已失去活力且不适合“新常态”。2016年的中国有五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以此判断新一年的改革究竟大同小异还是会带来惊喜：

1.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将于今年三月公布。一个真正决心改革的计划将强调生产力、资源节约、创新目标，并植根于短时间内推动彻底市场自由化（尤其在服务业）的政策。

2. 减少过剩的产能是2016年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可通过行政架构扁平化达成，政府官员可挑选留存企业及指定企业进行合并。或者中国政府也可通过借贷等组合方式允许企业自我筛选：如债券贷款、申请破产、市场引导的并购协议及将投资转移到供应不够充足的产业等。

3. 同时，政府肯定会实行更多刺激经济的举措。问题是：这些举措会是给传统基础设施产业提供“高热量低营养”的资金呢？还是覆盖城村医疗服务及社保中其他内容的大幅度投资？

4. 如果中国经济在近期内不见起色，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呼声会卷土重来并将变得更为有理有据，并非促进出口而是防止进一步资金外流。美联储加息只会强化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问题关键是北京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会勇猛地把人民币和美元汇率脱钩好让人民币找到其自由浮动的汇率吗？还是说北京会将汇率一次性重设为更低值？两种方案都不被看好，但后者将爆发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议。

5. 中国是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办方，会议将于九月初在杭州举行。北京可以借此机会提倡包容性增长，减少贸易投资壁垒，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与合作。更为保守的动议则是倡导增加基建开支的全球浪潮，推动G20政府共同合作以缓解金融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及震动幅度。

翻译：佳音 遇安 原文链接：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china-2016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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