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作者：夏立平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逐渐推出“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将其作为保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该战略将对全球和地区战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早在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Ernst Haushofer)提出“印太地区/空间”(Indo-Pacific region/space)的概念。①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对纳粹德国制定侵略扩张战略产生影响。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界在有关地区安全的研讨中开始使用“印太盆地”(Indo-Pacific Basin)一词。②2007年，印度学者格普利特·S.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在《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中，认为“印太地区”指“从东非和西亚的沿海地区，经过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直到东亚的沿海地区”。③

　　在经过一段时间关于是否应接受“印太”术语的辩论后，2012年末和2013年初，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界定印度与东盟和日本关系时使用了“印太”概念。④2013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演讲中谈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地区汇合的利益时，使用了“印太”这一术语。⑤同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正式使用“印太地区”概念，提出：“印太地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至关重要，与印度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同月，印尼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认为，形成东亚峰会是东南亚国家推行“印太外交”(Indo-Pacific diplomacy)的有意识的行动，并提出制定“印太条约”(Indo-Pacific Treaty)，以保障“全球增长的地区引擎”。⑦

　　2014年，澳大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梅丽莎·康利·泰勒(Melissa Conley Taylor)等发表文章认为：“印度与澳大利亚之间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澳大利亚不希望它成为遏制中国为目的的组织或框架协议的一部分，更倾向于构建包容性的框架协议，然而印度的想法恰恰与其相反，印度的主流看法是反对将中国纳入印太概念，并且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地位忧心忡忡。”⑧2014年，美国学者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提出“印太正在从地理概念转变为战略概念”，印太地区是指“从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直到沿着非洲东海岸的地区”。⑨

　　中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研究“印太”概念和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调整的论文。对于“印太”概念及其影响，张力认为，美国战略学界提出“印太”的地缘政治概念，是“旨在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式，以海洋和海上通道整合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所涉范围内的广阔地区”;⑩赵青海提出，“印太地区重要性的上升推动国际战略重心的东移，后者促使‘印太’概念被重新发现和广泛使用，并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含义”。(11)吴兆礼认为：“‘印太’概念是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真实反映，其中除印度战略空间‘东向’扩展至西太平洋地区外，另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西向’延伸”。(12)

　　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韦宗友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战略整体，在此基础上对其亚洲战略进行重新调整和布局，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枢纽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拓展在印太枢纽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此塑造该地区的未来秩序、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领导权”。(13)曹筱阳指出，“奥巴马政府将战略关注重点集中到了海上亚洲，其对‘印太’海上安全的承诺不断抬升。期间，美国大力增强在‘印太’的前沿存在和军事部署，支援‘印太’国家的海上能力建设，还通过‘小多边’方式构建以规则为中心的‘印太’海上秩序”。(14)

　　本文通过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海军《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等官方文件和美国高级官员政策性讲话的解析，借鉴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经济理论，运用理论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系，以及该战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1. 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逐步推出“印太战略”。该战略虽然仍在形成过程中，但其主要内容已呈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拓展到印度洋区域，实行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联结。

　　奥巴马政府在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推出“印太战略”，表明是为了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而配套以“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实际上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总统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尽管美国在削减防务预算，但“美国正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5)同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16)这标志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在这篇文章中，希拉里还强调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她指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区域占据世界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引擎，也是美国关键盟国和重要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国的聚集地。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确保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调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的军力部署，将这两洋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概念系统，进一步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其由太平洋伙伴关系提升为印太伙伴关系。(17)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两洋区域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概念系统中，是为了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2年1月，时任美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ell)指出，如何在操作层面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起来，是美国战略思维面临的“下一个挑战”。(18)2013年4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海军上将在美国国会作听证时，详细论证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区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面临的安全挑战，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和行将采取的战略步骤。(19)2013年7月，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访问印度和新加坡，称美国现在在性质上将印太看作一个地区，将印度向东看战略和外交接触看作亚洲未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这些表明，奥巴马政府试图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建构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战略上的联系。

　　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方针也强调了亚太战略的重要性，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美国的军事力量“势必将向这一地区平衡”。(21)2014年初，美国国防部将原属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划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管辖。这说明，美国国防战略已经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在一起进行设计和运作。

　　(二)将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

　　自冷战以来，美国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依靠以自己为核心的“轴辐”安全体系。这一安全体系主要是由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五对双边联盟组成。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继续加强这些双边联盟的同时，试图在亚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军事联盟或安全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建立美日韩联盟。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力促建立美日韩应对朝核危机的协调机制。2003年1月，美日韩三方协调监督小组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要求朝鲜立即采取可以核查的措施，完全放弃核计划。2010年，美日韩开始举行国防部长会谈。2013年6月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日韩防长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朝核问题，一致认为，朝鲜的核研发和挑衅行为不仅对本地区安全，对世界也是严重威胁，因此三方将合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2014年4月，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就朝鲜问题举行三方对话，共同敦促朝鲜避免采取进一步威胁行动。同年12月，美国、韩国、日本三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军事情报。由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安倍晋三政府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和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韩日关系冷淡，韩国只同意将美日韩三边会谈议题限制在讨论朝核与导弹问题及美日韩在这方面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建立美日韩三边联盟的企图搁浅。

　　奥巴马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实际上是将其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是以日本为北锚、澳大利亚为南锚，是一个缺半边的半月形安全体系。而将这一体系扩大到印度和印度洋区域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环绕着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战略网络，把日本和印度作为平衡和牵制中国的“东西两翼”，(22)从而使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占有优势。

　　奥巴马政府“印太战略”的重点之一，是将印度拉入美国的战略伙伴国网络。2015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应印度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邀请，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成为史上第一位受邀参加印度国庆活动、也是唯一一位任期内两度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访问期间，两国发表《美印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视角联合声明》。

　　美印达成“突破性的谅解”，同意最终克服数年来阻碍美国公司在印度建核反应堆的僵局。两国领导人续签了一份十年的防务协议，同意从2015年起延长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两国决定在两国军方之间开展更频繁的对话，扩大联合演习规模，实施“更宏大的防务计划和活动”，在印度共同研发和制造先进的美国武器系统。这标志着美印防务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将助推两军关系以及印军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

　　从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机制来说。美印已经建立了两国军队高层互访机制、联训联演机制、人员培训机制、情报共享机制、海上合作机制等。目前，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经实现了双向定期互动，两国还建立了“国防工作小组”、“陆军指导小组”、“海军指导小组”等机制，定期就陆军发展、反恐、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和海上安全等问题进行交流。

　　2015年，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美印一致同意进一步就双方关切的领域加强情报交流，美国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空间侦察与监视系统，向印度提供周边其他国家的军事部署动态等情报，印度则能利用其在印度洋地区和安达曼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向美国提供其他国家军队在上述地区的活动情报，这将进一步提高双方对这一地区安全态势的了解程度和反应速度。

　　从联合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来说。印度已经成为与美国举行联训联演活动最多的非军事联盟国家之一，定期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涉及各个军种，内容也很丰富。其中，美印海军举行的年度“马拉巴尔”(Malabar)联合军演始于1992年，已经发展为全球著名的多边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反潜、防空和反水面战等。两国空军定期举行的年度“对抗印度”和“红旗”系列联合军演，旨在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术交流，加强两国空中联合作战能力。

　　美印陆军定期举行“准备战争”Yudh Abhyas，印度当地语言)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区通常靠近中印或印巴边境地区，旨在交流双方在特殊地带作战的经验和技能。两国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吉拉·普拉哈尔”(Wajila-Pulahal)联合演习，演习内容包括战术演练、远程监视技能、直升机空降作战、作战生存、射击技巧和联合跳伞，旨在加强双方联合反恐能力。随着美印防务合作的深入，未来两国联合军演将更加频繁，更富实质性内容。

　　从军品贸易与军事技术合作来说。2013年，美国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军备供应方。2005年以来，印度已从美国购买了近9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美国已经和准备向印度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鱼叉Ⅱ”(Harpoon Ⅱ)型反舰导弹、P-8I(P-8 Poseidon)海上反潜巡逻机、C-130J“大力神”(Hercules)运输机、C-17Ⅲ“环球霸王”(C-17 Globemaster Ⅲ)战略运输机、“奥斯汀”级(Austin class)“特伦顿”号船坞登陆舰(Trenton dock landing ship)、“支奴干”(CH-47 Chinook)重型运输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Apache)、M-777超轻型榴弹炮等。美印两国在奥巴马总统2015年访印期间就未来十年防务合作达成新的协议，为美向印进一步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开启了绿灯。

　　(三)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

　　近年来，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密切关注。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使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繁荣紧密相联。这一点因该地区存在数个‘影响力中心’而更显重要”。美国力图运用接触、合作和制约等多种手段将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框架内。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大国力量平衡的变化产生合作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印度的潜力、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侵略都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24)

　　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两面下注”战略，即与中国在能合作的领域和问题上合作，同时对中国可能对美国世界和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进行制约。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25)2012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方针关于中国崛起的表述是，“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使其具备从不同层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在能力。”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美国将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报告也提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报告指出，尽管美中之间有竞争，但美方不接受双方必然走向对抗的说法。与此同时，美方将从“实力的立场”出发来管控美中竞争，要求中方在海洋安全、贸易和人权等议题上遵守国际准则。美方将“密切监控”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在亚洲扩大存在的相关动向，同时想办法降低出现误解、误判的风险。(26)对比这两份报告，美方对中国的戒备感愈来愈强。

　　奥巴马政府对印度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与印度正在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相同价值观，以及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我们赞赏印度通过二十国集团等组织，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日益提升的领导力。我们将寻求与印度一道，努力促进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27)

　　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在南亚，我们继续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这形成了我们合作的基石，特别是在安全、能源和环境领域。我们支持印度发挥安全的地区提供者作用和它扩大在关键的区域机构中的参与。我们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与印度的‘东向’政策有战略交汇点。”(28)这表明，美国试图利用印度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

　　2.地缘经济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地缘经济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探讨地理因素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运用地缘经济理论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可以得出如下观点：

　　(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过去30年中，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0%上升至30%。(29)这一地理区域是当前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既有中国、印度这两大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也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全球十大港口中的九个均在亚洲。目前，印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全球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仅2012年，印太地区内的双向贸易就超过八万亿美元。(30)

　　经济全球化和中印崛起使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经济上联为一体，这也使得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受亚洲经济增长的驱动，印度洋正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最繁忙、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

　　世界1/3大宗商品和约2/3的海运石油经过印度洋。(31)印度洋还提供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在地理上是四大洋中与各大陆平均距离最近的大洋，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和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点。

　　其中，全球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每年约有10万艘船只(大多数为油轮)通过马六甲海峡，该海峡每年的商船通行量占全世界的1/3，吞吐量分别为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6倍和17倍。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仰赖的“战略生命线”。“随着南亚和东亚经济活动的迅速增加，印太海上通道正成为21世纪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水道——正如古时地中海和20世纪大西洋一样。”(32)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是，保证控制印度洋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海峡和海域，特别是对波斯湾水域的控制，确保印度洋航道的畅通及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

　　印太地区经济重要性的大大上升和在经济上联为一体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企图以此为实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服务。

　　(二)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亚太地区的经济重心在太平洋西岸，即在美国。美国曾是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产品制造及出口国之一。现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一个重大趋势是，亚太地区经济重心开始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转移。2014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第八大经济体印度在印太地区。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三大经济体。(33)美国花旗集团2012年3月一份报告预测，印度经济总量到2050年有望达到85.97万亿美元，届时将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34)

　　与此同时，印太地区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在发展。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7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巴西举行的首次会面中，邀请莫迪总理参加2014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表明中国对印度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取得较大进展，逐步形成了包括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自贸区、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2014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超4800亿美元，(35)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近年来，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英文缩写RCEP)，也取得进展。它的目标是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达成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机制将涵盖约3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作为成员国的上海合作组织(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将开展经贸、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作为宗旨之一。该组织近年来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蒙古是观察员。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正在积极申请成为正式成员。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若干通往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走廊，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主要有西线、东线和南线三条线。其中，西线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北非，通达欧洲。

　　(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现阶段排除中、印、印尼等印太地区经济大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是2005年5月28日由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发起，其宗旨是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即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该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自此美国全方位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此后，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成员，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成员数量扩大到11个。(36)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利益。亚洲是美国具有关键战略利益的重要区域。为此，美国不仅要在政治、军事上维持主导地位，还必须在经济上维持主导地位。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学者莫新·S.汗(Mohsin S.Khan)认为，亚洲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贸易集团对美国不利。(37)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38)美国通过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从而可以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第二，全面介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2010年1月1日，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美国看来，名义上是东盟主导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东盟只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这辆车的驾驶员，中国对这辆车行驶方向的影响力才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地位的提升，美国在亚洲的经贸影响力相应衰落。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不仅全面介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而且能够重塑并且主导未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成为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规则制定者和进程领导者。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和公平地进入这些最具活力的出口市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打破传统自由贸易区(FTA)模式，创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制定高贸易标准和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使其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典范。该协定专注基础服务业、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谈判，将规则透明度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优先关注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标准更加关注工人和环境问题。

　　奥巴马政府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邀请印太地区经济大国中国、印度、印尼等参加该进程，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至少在第一阶段将新兴大国排除在外。美国“印太战略”的矛盾之处是：中国和印度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但中国和印度是印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这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也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方面的欠缺之处。

　　3.地缘政治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是人类政治中历史最悠久的现象之一。它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在客观层面上，它指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态势、关系和过程;在主观层面上，它指人们在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现实认知、理解和运筹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943年发表《和平地理学》一书，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边缘地带(rimland)”学说。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因此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他提出，从西亚、南亚、东南亚到东亚整个沿海地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带，因为：第一，这一地带具有发展经济的优势，是工业化的重要地带;第二，它集中了能源以及很多战略性的资源;第三，这里还是海权和陆权进行角逐的最关键所在。(39)这一理论突出了印度洋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对奥巴马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一)“印太战略”把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

　　在古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是相对独立区域，相互影响较少。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印的崛起，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经济贸易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印太战略”将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联为一体，增加了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互动，进一步鼓励了印度“向东看”战略。2012年12月3日，时任印度海军司令D.K.乔希(D.K.Josh)在记者会上称，虽然印度不是“南海争议”的相关国家，但印度已经做好准备赴南海，以保护该国在这一海域的海事和经济利益。同月20日，印度和东盟决定，将双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共同发表的《印度-东盟展望2020年宣言》中提出加强海洋安全领域的防务合作。2013年11月，印度与越南签订为期三年的石油勘探备忘录。根据该文件，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七个石油区块，包括三个独家开采的石油区块。这使得南中国海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近年来，巴基斯坦也开始接受“印太”概念。2015年2月，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拉沙德·默罕默德(Rashad Mohammed)在卡拉奇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海洋研讨会上指出：“印太地区有活力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潜力，各国在该地区安全环境中印太地区沿海要应对的挑战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轻海上风险和脆弱性要求协调一致的努力。因此，该地区沿海国家需要以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精神关注合作性的海上安全。它们在发展军事能力、部署海军和开发资源时不应导致地区紧张的上升。”(40)

　　(二)印太地区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两类多个三角关系

　　当前，亚太地区正处于地缘政治的转型期。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多个强国并存的“一超多强”格局。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新兴力量崛起，以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受到削弱，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亚太地区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印太地区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整体性的形成，进一步加快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印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形成两类多个三角关系。第一类三角关系以三角博弈为主，包括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澳三角关系等。第二类三角关系以三边合作为主，包括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等。虽然根据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理论，这第二类三角关系主要是三边合作，不是典型的三角关系，但美国越来越重视这些三边合作关系，这就表明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依靠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力量。

　　中美印三角关系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最大的发达国家，又是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互为邻国，又是国际体系中两个上升的大国。中美印互动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的走向。美国有的人企图用提升美印关系来制约中国。但美国能否利用印度来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首先，中印两国的发展是在亚洲兴起大背景下进行的。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正在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中印两国都发展起来，才能实现亚洲崛起和亚洲世纪;其次，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相互军备竞赛或相互牵制，并不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第三，中印两国都是新兴大国，历史上都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遭遇，现在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它们的战略目标是并行不悖的，相互间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并希望实现地区与世界和平。中美之间也有许多利益交汇点，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虽然有相当多矛盾之处。中美印之间是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的，因为安全的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军事安全虽然仍很重要，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促使中美印更多进行合作。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地球村”中，中美印共同面临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合作加以应对。

　　中美澳三角关系是印太地区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美澳是盟国，两国承担安全方面的相互义务。2014年，中国购买了澳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33.8%，中澳贸易总值达到约12820亿美元。(41)近年来，美澳军事关系加强。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从2012年开始在澳大利亚驻扎250名海军陆战队员，未来驻澳美军总兵力将达到2500人。这些部队进驻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罗伯逊军事基地。这是美军战斗部队首次正式驻军澳大利亚。美国海军正在考虑获得更多使用珀斯附近西部港口舰队基地设施的机会，甚至希望派遣美国军舰轮换驻扎使用这些基地设施。美国核潜艇曾不时利用这些设施，因此存在先例。

　　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和B-2隐形轰炸机将可能开始使用澳大利亚北部的跑道，这也是加强美国与澳大利亚国防军之间联合训练演习的一个途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务分析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美国一直对利用这些基地很感兴趣，如果不是能够随时使用，那至少也能够通过它们进行部队的轮换。此外，从地理角度来说，这些基地位置极佳，可以让美国在需要的时候轻松地快速到达东南亚。”(42)由此可见，美国在澳大利亚派驻战斗部队和舰机，以及美澳加强防务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在南海和东南亚可能发生的危机事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又难以离开中澳经贸关系。中国自2007年起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矿石和能源是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这些使得澳大利亚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中美澳三角关系中也存在一些博弈因素。

　　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中美之间和美俄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摩擦与协调交替。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43)2001年7月16日，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彻底摈弃了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是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的体现”。(44)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已经使经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压舱石。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要好于他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中俄两国并不是与美国全面对抗，而只是在某些主要问题上，如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北约东扩等，寻求加强相互合作以在外交上应对美国。从现实情况看，中美之间和俄美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但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俄之间的对抗性有所上升。中俄两国与美国之间在某些传统安全问题上会出现“零和”模式;但由于各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和存在许多跨国界问题，它们在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如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毒品等，将不得不寻求良性互动或良性互不动，面临“三赢”模式或“全输”模式。

　　中美日三角关系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印太地区影响最大的三角关系之一。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整。现在中美日有很多共同利益。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存。中美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都需要进行合作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但日本右翼和安倍政府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安倍政府意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加强军事力量。日本政府宣布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激化了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美国为了制约正在上升的中国，强化美日联盟。这些成为造成中美日三边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因素。从长远来说，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稳定、合作共赢的三边关系，这将是构建全球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重要一环。

　　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美国为主导、通过三边政治和军事合作来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加强应对地区不测事态能力，牵制和平衡中国，日印澳三国则企图通过这种合作加强自身地位和能力，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2007年4月，美日印三国在日本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同年9月，美日印澳等国在印度洋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07-2”(Mallabar 07-2)的海上联合军演。2009年，美日印三国海军再度合作，在冲绳附近海域展开军演。2011年12月19日，美日印首次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2013年10月第五次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发表含涉东海、南海问题内容的联合声明。2014年7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加强美日澳三边关系，日澳并签署两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防务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

　　总体来说，在第一类以博弈为主的三角关系(包括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澳三角关系等)中，虽然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中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而这些三角关系的性质，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但中国仍有较大或一定的回旋余地和博弈空间，特别是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在第二类以三边合作为主的三角关系(包括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等)中，美国占有主导地位。

　　美国和日本试图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安全合作机制。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快速扩张军力，已经造成严重威胁，提出构建美日印澳“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的构想，希望拉拢美国、澳洲和印度一起建构对中国的“钻石包围网”。2014年7月，日澳签署《防务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加强了美国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的轴心，美希望把印度也拉进来变成“四边机制”。但是，澳大利亚对此并不积极，印度也不愿成为美日制约中国的棋子。因此，美日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合作机制的企图仍然搁浅。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

　　当前，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许多分歧，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中美关系从冷战时期以外部驱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为主到现在是以内在动力与外部驱动并存，以内在动力为主。中美关系内在动力正在深化，不仅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上升，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互为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而且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外部驱动力也从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军事威胁为主，转变为在许多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应对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需要合作维护共同或并行不悖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倡导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使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行为体数量由此增加。例如，奥巴马政府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加强美日联盟，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美日联盟和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作为“美地区战略的重要压舱石”，(45)使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有恃无恐解禁集体自卫权，有意修改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为与中国发生冲突做准备，今后甚至可能主动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拉美国下水，故意引发中美冲突。这将加剧地区的局势的紧张。

　　4. 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

　　随着美国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印太战略”的影响在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

　　美国“印太战略”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促进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联为一体，加速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这将使印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领导权博弈、领海争端的下一个集中地，也促使印度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行为者之一。

　　从地缘经济上说，印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该地区内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合作都在发展。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国家推动的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国际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都是开放性的，有很大包容性，其发展必然推动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虽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地缘政治上说，印太地区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正在上升。该地区内既有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美国，也有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中国、印度、东盟等，还有国际体系中的其他重要行为者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等。印太地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能否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潮流，适应、接受和容纳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和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能否融入和适应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并在参与中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种相互之间的安全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

　　美国“印太战略”将其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能够影响中美博弈的地缘政治行为者增加，也使中美博弈和合作的战略空间大为扩大。首先，美国企图拉拢印度来制约中国，中国为了保护在印度洋海上航道的安全而向印度洋派出海军舰艇，中美印在印度洋既有博弈，也可以合作;其次，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大月牙形制衡圈，将增加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刺激该地区海军军备的竞争;再次，日本借机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企图在东西两个方向为制衡中国布局。2012年12月，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印关系，特别是安全合作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两国加强防务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定期举办联合作战演习、定期开展军事交流，以及加强反海盗、海上安全和反恐合作等。

　　(三)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有针对中国的因素。2015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认为，过去两年间，中国在海上和空中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加剧了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这种行为，再加上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导致了紧张和动荡，这可能带来误判甚至冲突升级。”(46)为了应对这种形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计划向包括印度在内的亚太地区派遣更多先进的军事资产和最尖端的军事平台。这些先进的军事资产包括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和MV-22“鱼鹰”运输机等。表明未来几十年美国将利用大量的资源确保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主导地位。

　　2015年3月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海军上将在访问印度时称“我们的经济未来在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他提出把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军演升级为多边军演，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定期参加。他主张，“每个国家的海军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多国海上关系的行动中都要发挥一定作用。”(47)“加强美印伙伴关系有助于我们确保其他国家尊重国际法，并推动我们的共同承诺，即所有国家都可以公开获取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等共享的全球公域”。(48)

　　2015年，美国军方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强调美国在印度洋—亚太地区的巨大优势之一是众多的朋友和盟国。该文件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度洋—亚太地区的长期盟友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并继续发展与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49)这些都是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而采取的举措。对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发展将产生某些负面影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的项目需要经过南亚和印度洋，美国如认为需要，可以利用其盟国或伙伴国对中国进行牵制。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中国的能源运输也难以通过印度洋。

　　“印太战略”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这既出于美国地缘战略的需要，也是地缘经济发展使然。印太地区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正在上升，将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这将使印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一个新的竞技场。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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