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美国（十）： 法拉盛与华人移民

作者：张志雄  来源：财新网

　　一

　　到了纽约，我们看天气预报，当地上半周天气晴朗，下半周有时有雨(后来证实很准确)。我们决定先去游览自由女神像等露天地带，最后在大都会博物馆躲雨。

　　自由女神像有两处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法国人埃菲尔的才华;二是美国人对安全如临大敌。

　　我先前以为自由女神像只是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作品哩。到了女神像里面，才发现它还是当年高科技的杰作，法国工程师埃菲尔发明了一种可负荷88吨重的薄铜片(厚度2.37毫米，约为两枚美国分币的厚度)的铁架，使得雕像得以承受四面八方袭来的强风。按比尔·布莱森的说法：“要是没有巧夺天工的内部工程来支撑它，自由女神像不过是个1/10英寸厚的铜箔做成的空壳子。那大约是复活节巧克力兔子的厚度——那可是一只151英尺高的复活节兔子，要经受刮风、下雪、瓢泼大雨和海上浪花、金属热胀冷缩以及每天1000种大自然的其他无情侵袭。”(《趣味生活简史》)。我仔细看了里面的介绍，知道在埃菲尔之前，有建筑师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但先逝去了。不过，从旧方案看，很难想象它会成功。其实，埃菲尔的“悬墙建筑法”预示了摩天大楼的诞生，芝加哥早期的摩天大楼建设者很快独立发明了悬墙建筑法。可惜，埃菲尔的铁架藏在女神像的里面，无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如果不是在几年后他为巴黎世博会建造了埃菲尔铁塔，恐怕也就默默无闻了。

　　我在十年前的巴黎游记里就说过对埃菲尔铁塔情有独钟。我第一次去巴黎之前，从没把埃菲尔铁塔放在眼里，觉得这么个铁家伙有何味道。游玩巴黎，总会见到埃菲尔铁塔的身影，我走近铁塔，发现它怎么会如此秀美，风姿绰约啊。我到里面细瞧，仍是觉得很精美。记得一次夜游塞纳河，我前面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的是巴黎人，女的可能是外国人，男的用英语介绍周边的夜景，游船驶近埃菲尔，那男人突然用一种情人似的口吻赞美它。我也颇受感动，觉得玉树临风的埃菲尔铁塔与巴黎人(不论男女)很般配。

　　法国人于1886年赠予美国人自由女神像，一般说法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也表达两国的同盟情谊。其实法国人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嘲笑一下当时的拿破仑三世的专制而已，这才是法国人的风格吧。

　　我们参观自由女神像时，感到的是巨大的不自由。全面的安检有两道关，第一道安全门是从炮台公园登渡轮前，第二道是进入自由女神像内部前。保安检查得比飞机场严格多了，事无巨细，一不小心还会在安全门内喷出一股雾气，我儿子颇为紧张。这也能理解，当9·11事件发生的当口，世贸大厦的废墟冒着滚滚浓烟，烟雾稍稍散去，美国人发现对面的自由女神像完好无损，是多么激动啊。但很快就担忧它的安全性，自由女神像要比世贸大厦更有历史，更代表美国。世贸大厦没了，还有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倒了，美国可真没戏了。所以即便是严密的保安，美国人还是不放心，一般的游客只能在平台高度的内部走走，往上参观就要预约了。如此麻烦，没多少人会去尝试。

　　在世贸大厦未倒塌前，我没来过美国，所以也不觉得纽约的风景线有何缺失，可我还是能感受到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的失落。我很少看电视，9·11发生的那一刻，我在无意中打开了凤凰卫视，见到了飞机冒着浓烟插在世贸大厦中间。一时间，我以为是在看一部恐怖片哩，后来觉得不像，没这么长时间的静止画面啊。接着，有人在大楼上呼喊往下跳，第一幢楼倒了，然后，另一幢楼也倒了，街上到处是惊恐万状的行人。如果朋友亲人在世贸大厦乃至美国，我也会担心他们安危的，很惨烈。某位中国文化学家曾为恐怖主义者辩护过，他举刺秦之类的古代刺客例子来说明他们被国家暴力逼迫而铤而走险。但我每次到飞机场，就发现现实比所谓的文化政治辩论强，尤其是带着孩子家庭一起出游时。我发现9·11事件让劫机与死亡划上了等号，过去恐怖主义者劫机，一般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挟持乘客，目的达到了，乘客的人身安全还是有可能保障的。9·11事件后，乘客发现飞机本身成了攻击的武器，乘客不反抗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如拼死一搏，就像9·11事件中的一架飞机，乘客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

　　很多人说过，9·11事件后，在美国坐飞机实在不方便，要提早许多时间应付检查。我有次安检，被保安叫住，神色很紧张严肃，后来似乎检查了我的指纹，才放行。我在中国出境遇到的则是另一个麻烦，2011年6月赴菲律宾旅游时，海关把我拦住，然后拿我身份证到另一个地方检查，我估计是另一个“张志雄”被限制出境了。2011年12月，我赴台湾时又被海关拦住，这次我不慌不忙，还对相关人员笑着说：“张志雄在全国太多，腐败分子在全国也太多了”。

　　美国的机场不仅安检繁冗，而且收费也不合理。我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坐的是联合航空的飞机，行李箱在美国境内收托运费，第一个25美元，第二个是35美元，更多行李或超重都要收100美元以上。我们外出旅行总爱带一个超大的箱子，比两个小箱子方便，我们去过许多国家，从没遇到过麻烦。没想到在洛杉矶机场，因为这大箱子超重50磅，美联航要加收20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我们不得不在众人眼前把各种各样的行李移至其他箱内。我就没搞懂，一个大箱子与两个小箱子重量相同，若要收费，也得按比例来啊。

　　我开始还有一个迷惑，那就是9·11事件中的民航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恐怖分子哪来那么神奇的想象力?后来看《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才知道，1945年7月28日上午9点49分，一架美国双引擎B-25轰炸机因遇上大雾，撞上了帝国大厦离街面913英尺的第79层，把墙面撞开了一个大洞，轰炸机的燃料箱爆炸引发火灾，幸运的是消防队员在40分钟内扑灭了大火。这次事故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楼被撞时，电梯失控，下滑了76层，但没有触底。帝国大厦“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撞击而没倒塌，是因为当初大楼设计时因无先例可循而极为谨慎，钢材的厚度是通常所用的10倍”。如果是波音客机撞击帝国大厦呢?

　　中国因祸得福。2001年美国围堵中国之势已成，如果没有9·11事件，也许更多的人会在类似南海空战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冲突中伤亡，中国21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也会成问题。

　　美国的恐怖袭击阴影一时难以消除。我年轻时喜欢的已逝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06年写了一本小说《恐怖分子》，除了厄普代克小说中惯有的男女偷情外，它描写了一位即将高中毕业的男孩马洛伊，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埃及来的留学生(早在儿子三岁时便离家失踪)。马洛伊厌恶所谓的“美国梦”，反被伊斯兰阿訇的传道所吸引，当马洛伊成了一名卡车司机后，他驾驶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准备在跨越哈德逊河底连接新泽西州与曼哈顿的林肯隧道内引爆。尽管最终化险为夷，厄普代克却指出了最恐惧的现实，恐怖分子未必来自于海外，极可能从内部生长，林肯隧道如何对美国卡车司机逐一安检?

　　炮台公园的游轮可去的另一个景点是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我原来没什么兴趣，刘立建议我们还是去一下，结果觉得确实有价值。

　　19世纪90年代以前，移民只要到达美国，在移民中心之类的处所注册一下就行。1891年美国成立联邦移民局，次年开始对纽约市的移民实行控制，在纽约港口外的艾利斯岛建立了移民所。大量的美国史书只叙述移民看见自由女神像后的激动与希望，却很少提及他们走上艾利斯岛的忐忑不安。从1892年至1954年，总共有1200多万人从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美国建国后的10年里，每年只有约5000人移民美国，到20世纪初期，每天会有同样多的人到达艾利斯岛，最多的记录是1907年4月17日，有11747人，现在经由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的美国后裔已超过1亿人。来纽约的每艘船上的一、二等舱的乘客可迅速在船上办理入境手续，坐统舱的贫困移民却要排长队通过艾利斯岛的健康与法律检查。可悲的是，也与我们直觉不符，据艾利斯移民博物馆介绍，船运公司的盈利点并不在一、二等舱的VIP客户，而是众多坐统舱的移民。

　　我们也像当年的贫困移民登上艾利斯岛，通过一条通道，操不同语言的翻译向移民解释指令。然后，移民们先是坐在移民大厅里的椅子上等待，接着慢慢走上楼梯做各科检查，殊不知，这时早有医生暗暗观察这些移民的身体精神状况，如瘸腿和气喘等。一旦有疑点，便在他们身上用粉笔作出记号，如“L(残疾)”、“EC(眼疾)”、“H(心脏有问题)”和“X(怀疑精神不正常)”等字母。

　　当时，“沙眼”是一种可能导致失明的传染病，只要被查出，一律拒绝入境。上海现在已较少听见“沙眼”这种病，但在上世纪70年代，孩子游泳时经常担心害这种病。在1949年前，中国沙眼害病的人约为全国人口的50%以上，可见传染性之强。现在沙眼已不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眼病，但在当年一定是很不容易治疗的。在博物馆的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医生用钮扣钩检查女移民的眼睛。

　　一些毛病或症状则需要观察，患者被送入隔离房内进一步审查。

　　尽管被遣送回的人只占移民的2%，但对移民家庭而言，往往是生离死别。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的解说词很棒，有各种移民的原声回忆。检查官要在登记室里盘问每一位移民，包括姓名、原籍、职业、目的地以及随身携带的钱币数量等29个问题。一位俄国犹太移民提到移民管制，“我们对制服望而生畏，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正在逃离的俄国”。一位移民回忆老祖母因病被拉出队列，遣送回国，他们一家人再也没见到她。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沙眼”，意味着必须有位家长要陪他回国，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要知道只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定居纽约，其他人还要去别处谋生，全家人真不知道下次在哪里团圆。在被遣送回家的移民中，有3000人不堪屈辱与打击，选择了自杀。我想这个数据肯定不包括那些死于心碎的人。有位记者曾这么写道：“移民抵达纽约的当天，就像在人世间接受审判，看配不配进入天堂”。进不了天堂，有的人就直接下地狱。

　　上世纪20年代检查手续移交各个美领馆后，只有少数被羁押移民途经艾利斯岛。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侨民也被拘留在艾利斯岛上。1954年后，艾利斯岛移民站关闭，一直到1990年，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才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放映一部30分钟的电影，从片名就知它还是比较写实的——“希望之岛，苦难之岛”。DK丛书排名纽约十佳，自由女神像是第四，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排第六。我以为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评价，第六要超过第四，第四只是抽象的自由，而第六让每个移民或移民后代感到成为一个美国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天子骄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近30年来美领馆的签证长龙似乎是埃利斯岛的变相，特别是在21世纪之前，被拒签的人远远超过2%，当然中国人不必漂洋过海，然后再回来。可是被拒签的经历还是让绝大多数人无法释怀吧。我2011年春去美领馆时，旅游签证已无多大顾虑，可也要像埃利斯岛的移民那般排4个小时的队(时间真的很近似)面试，辛苦啊。

　　最近，我正在办理去英国的旅游签证，发现比去美国还要繁琐。英领馆像是中国税务总局派来调查的密探，详细询问我和妻子的职业收入、其他投资性收入、每月的各项开支，在英国旅游准备花多少钱，等等。真的，如果英领馆有中国的经济间谍，有产阶级的真实数据会被当局一网打尽，这可是政府都无法直接获得的信息啊。更麻烦的是，我们要亲自去英领馆，包括7岁的儿子。最好笑的是，我们去台湾自由行，需要一个大陆的保人，我填了自己姐姐的信息，但由于我随妈妈姓，姐姐随爸姓，台湾方面要求我们证明姐弟的关系。我跑了两个派出所，最终查到了30多年前的姐弟同处一室的档案，但那时我还随爸姓，没有改姓。警察要我继续到另一个派出所去，后来见身份证与档案的生日是一样的，也就开了证明。

　　二

　　尽管我熟读各种华尔街的描述，到了现场，还是为它的狭窄感到不适。中国建筑师梁雪在考察美国建筑的《三城记》中解释，这是由于华尔街街道两侧建筑物高耸，夹在高层建筑之间的街道被形容为“林间小路”，街道中的行人如同行走在峡谷中一般。“刚从地铁站中出来，感到街道的宽度和两侧建筑的高度之比已经不是1:1或1:2的比例，顺着街道向东望，眼前发亮的部分只是窄窄的一条，这时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街道以南的建筑和街道基本处于阴影之中，更增加了几分幽深的气氛。从街道美学的角度看，当建筑的高度与街道的宽度相等时，街道的空间尺度比较理想，这种比例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街道的比例。当两侧建筑的高度超过街道宽度两倍时，高宽比接近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街道，这种街道空间会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

　　我走到华尔街与布罗德街的拐角处大名鼎鼎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原址时，很难想象它与对面的纽约交易所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我多次看过华尔街23号所在的照片，也许是拍摄的角度，显得气派堂皇，门口也颇开阔。这让我想起上海的一些别墅区，每家人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极限，结果通道狭窄之至。我仔细地端详这座大门开在拐角对角线上低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回想历史上各种金融市场繁荣与动荡。我仍记得十几年前阅读罗恩·彻诺的《摩根财团》中记叙的1920年9月16日的大爆炸，当天刚过中午，一辆停在华尔街23号与街对面的美国检测所之间的马车突然爆炸，地面被炸出大坑，38人被炸死，300人受伤。炸弹的威力惊人，在半径达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震破了附近建筑的窗户。“摩根财团众多的办公室遭受破坏最严重，内部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玻璃、东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纸张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钢丝纱窗，这些纱窗是不久前公司刚刚装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它们无疑使办公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坏。一名摩根雇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因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还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朱尼厄斯·摩根(杰克的长子)当时正坐在一层靠近北边窗户的桌子旁，爆炸冲击波把他向前抛去，然后又被碎落的玻璃割破……另外一个年轻的摩根职员威廉·尤因被炸倒并昏迷过去，几分钟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插在一个废纸篓里”。据说，大楼在华尔街一侧的田纳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窝，摩根银行也没有修复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我特意观察了一番，分不清岁月的留痕与爆炸后的麻窝。类似9·11事件，此次爆炸给华尔街冲击巨大，“以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家总在问，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拍案惊奇的是，爆炸当天，华尔街的股市仍以上涨收盘。

　　9·11事件让华尔街惊吓得不轻，纽交所东边的一段路中心被铁栏杆围死，禁止机动车通行，路中央有一辆警车，周围站着几个警察。纽交所的正立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种种都透露出割裂与不合适的信息。

　　我很想走进华尔街与百老汇路交汇处的三一教堂，可两次路过，都因时间不够不能进去。三一教堂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98年，现在的教堂是第三次重建的产物。直到19世纪70年代，三一教堂的尖顶一直是纽约的最高点和海上船只依赖的识别地标。不过，今天周围的建筑林立，视野很局促。我们绕着教堂的2.5英亩墓地走了一圈，难以想象里面安葬了1186位纽约人，包括死于决斗、对纽约和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每次我看到欧美闹市的一块一块墓地，就会联想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死观。中国城镇的坟场一定要远离人居，尽管我们选坟址讲究风水，希望死者再帮活着的亲人几把忙。每逢清明，大家都要踏青扫墓，这也是亲人团聚的一种方式。除了这天外，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墓地的。当然，老人会在家中放张死者的照片，平日供奉蔬果烧香，但这习俗也随时代远去。我不知道欧美人对待周围的墓地是何态度?墓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至少对中国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事。我没有读到类似的介绍文章，只看到欧洲绘画中有把玩骷髅的，媒体上的讣文也写得很风趣，视死如生吧。中国的讣文则是严肃有余，像是在应付。

　　写到这里，我查了一下网络，发现又是王石敏感地认识到西方墓地的魅力，王石在视频里说，他到西方一定会去墓地，第一次让他眼界大开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公墓，它建于20世纪初，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当时很好奇，文化遗产一般要有相当长的历史，如长城、故宫或罗马角斗场。“我说一个埋死人的地方，还没有百年时间怎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到了墓地才知道：“如果是埋在这里的话，你感到他们像在天堂旁边睡觉”，“如果你要离开世界，这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石的感觉是对的，这无疑与西方的天堂文化风俗有关(即便他们已不再有宗教信仰)。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没有天堂的，个别人可以成佛成仙，尸解啊，涅槃啊，大众只能下地狱(阴间)，等待阎王爷审判。我们去阴间，小鬼不把你变成猪羊牛马，不让你下油锅火海，算是幸运的。我们死后变成鬼是没法子的事，死是恐怖阴森的，清明等传统民俗都是为了安抚鬼，不要让他们来人间搅局。我们远离坟场，远离麻烦。要让坟场墓地与人间住宅天天相处，相安无事，没有天堂信仰的我们是很困难的。其实，中国人去西方墓地，也是看名人者居多，与中国凭吊名人的墓地是一样的，与我们上面所说的生死观没啥关系。

　　在凤凰网上，我还看到一种说法：“欧洲的墓园运动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当时欧洲也是没有墓园、坟场的观念，逝者通常是葬在毗邻教堂的墓地。但在大革命中被处决的人数不胜数，教会又不欢迎死囚葬在教堂的范围内，最后唯有弃尸于巴黎市郊的乱葬岗。直至拿破仑时代来临，才正视乱葬岗有辱国体的问题，著名的华丽墓园拉雪兹神父公墓因而诞生，墓园内有绿树成荫的大道和巧夺天工的墓碑，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墓园的典范。”

　　对待墓地，我更像个传统的中国人，最多是在墓地外张望，不是很想进去。巴黎有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我就不那么愿意去。

　　三

　　记得第一次去巴黎，最感到新奇的是它发源于斯德岛，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在岛上。在雨果的同名著作里，斯德岛被称之为“巴黎的头脑、心脏以及骨髓”。时过境迁，现在这话用在斯德岛的身上已不那么合适了，因为大量的巴黎景物都不在岛上。但是，如果将同是纵长岛屿的曼哈顿称之为“纽约的头脑、心脏以及骨髓”，倒是十分贴切，我们能够逛完曼哈顿，纽约也就不虚此行了。

　　曼哈顿比较好认路，尤其是它的北部像棋盘的格子，由南北向的大道(Avenue)与东西向的大街(Street)构成，大道从东到西号码递增，大街从南到北号码逐渐递增。众所周知，曼哈顿又分上城、中城与下城，下城从曼哈顿岛南端到十四街为止，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为中城，包括第五大道最热闹的一段商业区和时代广场等;再往北就是上城，有中央公园和大都会博物馆等，以高档住宅为主。

　　下城的华尔街、唐人街和纽约市政府等地，由于开发较早，道路网络较为含混，我们走到唐人街附近，明显感到人流复杂，有些不安全感。

　　哈金在《自由生活》中对此有过一段描写：

　　“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区让人惊奇的是，每条街的味道都不一样，什么吃的都有，街上到处都在卖食物，价格还不贵。武男享受着满街的香味，尤其是爆米花、烤洋葱青椒、意大利香肠的气味，虽然烂水果的臭味也时不时挺冲鼻子。他注意到，这里的女孩们大多苍白、苗条、漂亮，往往喷着香水，特别是在服装店上班的姑娘们。在坚尼路上走着时，他感觉就像走在上海或广州的某条商业街上，到处都是中文招牌，人行道边的小摊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绣花拖鞋、廉价珠宝、T恤、毛巾、帽子、雨伞、自动铅笔、名牌手表、瑞士军刀——全是‘Made in China’。海鲜摊上十分喧闹，摆着很多鱼：三文鱼、红鲷、胖头鱼、鲳鱼、鲈鱼，都放在冰块上，鱼眼塌了，鱼鳞掉了，看上去粘糊糊的已经很不新鲜，还有螃蟹、牡蛎、龙虾、蛤蜊、海胆什么的。尽管所有的鱼都是死的，有些海鲜摊的招牌上还是写着大字：生猛海鲜!”。

　　由于唐人街的扩张，近年小意大利街只剩下几条街了，倒是越南移民大大增加，有些街道，越南人多过华人。这里有200多家餐馆，我们经当地人推荐，在一家挤挤攘攘的中餐馆吃了顿饭，味道还不错，与旧金山的很相似。同样相似的是，唐人街与曼哈顿的中城与上城相比，总给人感觉不那么干净卫生。

　　据lonely planet的《美国》介绍，这里的唐人街人口超过15万。纽约的另两大唐人街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和皇后区，其中法拉盛可能是当代华人移民的最爱。

　　亚裔尤其华裔移民的扩张确实惊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拉美裔移民对美国的“威胁”，而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的数据，亚裔已是美国的第二大移民人口，2009年，占外国移民总数的28%，仅次于占外国移民总数53%的拉美裔。1960年，亚裔移民只占外国移民总数的5%，1965年美国取消了有利于欧裔的移民配额，来自亚洲的份额激增，到了2009年，增幅超过5倍，有1060万亚裔移民生活在美国。华人是仅次于墨西哥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20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不包括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约有180万人，其中68万人居住在加州，37万人居住在纽约，或者说，有近三分之二的华人移民住在这两个地方。相比之下，住在华盛顿的只有2533人。华人移民的一些数据也挺有趣，如2001年到2010年，约有70万人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华人移民获得绿卡，2010年以工作方式获得绿卡者中，华人超过十分之一。从整体看，华人移民更愿意入籍美国，但接近五分之三的移民英语不够精通，19.2%的华人移民有大学以上文凭，远高于外国移民15.9%的整体水平。2010年，将近四分之一的男性华人移民在信息技术、科学、工程领域工作。

　　法拉盛最初只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社区，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名字来源于荷兰西南方的一个城市，17世纪的法拉盛由荷兰西印度公司占领(这时的纽约名为新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是荷兰的殖民地)。当时法拉盛的居民主要是英国贵格会移民，荷兰殖民者不允许他们公开做礼拜，由此遭到英国人的反抗，于1657年签署了《法拉盛抗议书》，是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美国独立建国后，这里仍是富有的贵格会商人的天下，并产生了北美的第一批商业苗圃，为曼哈顿建造中央公园提供了许多树木。纽约的两次世博会也是在法拉盛草原公园举办的，现在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此举办，网球场就是1964年世博会的遗址，中国新闻媒体也会报道法拉盛的这些赛事。上世纪30年代，法拉盛是低收入犹太人的居住点。1946年，联合国的临时总部设立在长岛，1947年建立以色列国的投票就在此举行。一群在联合国工作的华人因长岛北岸社区房租昂贵，便搬到了不远的法拉盛，1951年，小洛克菲勒让出曼哈顿中城东河附近的一块地，联合国从长岛搬了过去，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以及1949年滞留在美国的学者仍在法拉盛安家。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认为联合国总部是纽约最不值得一去的名头响亮的地方，联合国总部离地铁口很远，地理位置显得很偏，与其他景点没什么关系。我们根本没看见图片中经常出现的联合国总部门前飘扬的世界各国的旗帜，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新闻图片展，展出的内容也是平时网上很容易看到的。噢，还有一幅夏加尔的小型壁画和一间静默室。关于静默室，有一份文字说明，很玄很哲学，像个当代艺术展品。地下室有邮局和礼品商店，充斥着质量一般的旅游产品。中国人似乎很重视联合国，可我们里里外外一走，感到它明显是个大而无当的摆设，很第三世界很平庸。老实说，我这次游美近一个月，像联合国总部这么水货又浪费我大好时间的地方，是头一遭。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和韩国人也在法拉盛形成社区，台湾人也陆续来到。70年代，罗斯福大街和王子街附近兴建了高层的政府福利大楼，大量的失业者和黑人迁入。于是，犹太人搬出，日本人东进长岛的华盛顿港。80年代，被拥挤不堪的曼哈顿唐人街所困扰的华人见法拉盛这个纽约外围的小镇土地不贵，便来此作为。台湾人黄希敏1981年从意大利人手中盘下了法拉盛的一家门面，成立了纽约第一家华人食品超市——金山超市。如今是董事长的黄希敏回忆当时的法拉盛只是华人散居的一个生活点，人们要看戏、吃饭买东西甚至理发都要去曼哈顿。黄希敏对美国《多维时报》的记者说：“那个时候这里的人口比率和现在正好相反，那时街上10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中国人，其他都是白人或南美人。估计已经有一两万的华裔消费人口，可以经营一家中国超市，生意不会好得不得了，但很多人都在讲要建一个新的中国人社区，我们愿意先行担风险，要来就早点来吧。”80年代中后期，随着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壮大，房地产热带来了人气，金山超市也日渐兴旺。到了90年代，法拉盛的华人超市纷纷开张，大大小小有20多家。面对如此众多的竞争对手，黄希敏当然不满：“我们华人就喜欢挤在一起，而韩国人从法拉盛一直东扩，沿着北方大道，把韩国人社区做到了长岛。”

　　美国2010年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法拉盛地区亚裔人口数量和比率已超过曼哈顿唐人街，成为全纽约亚裔聚集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也就是说，法拉盛成为全球最大的唐人街。2011年8月初，我从曼哈顿的华尔街坐地铁7号线，约莫1小时来到法拉盛，走出地铁口，便恍如来到了新中国。我在写洛杉矶时曾提到旧唐人街与新中国城好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但只有在法拉盛，我感到它像极了90年代后期的上海曹家渡，属于普陀、静安、长宁交界之地，乱乱的闹闹的，根本不像在美国，更不要说是纽约了。2011年5月，美国《侨报周末》报道，法拉盛成为纽约市曼哈顿地区以外最为繁忙的街区，却受到了非亚裔美国人的质疑。首先是本土美国人认为当地遍布中文、韩文招牌却没有英文说明，让他们觉得到这里犹如出了国(纽约州和纽约市都有相关立法要求移民小区的商业店面必须使用英文的规定，在一些西裔、犹太裔和波兰裔聚居的小区也有类似的现象)。英语看不见了，美国食品也难以买到，一家位于法拉盛罗斯福大道的“Key Food”超级市场被华人超市收购，老顾客报怨很难买到美国食品。当非亚裔美国人来到法拉盛亚裔商店购物时，遇到问题需要询问时，不少店员由于不懂英文，拒绝回答顾客的咨询。

　　这种困扰，我很理解。有一天我太太在浦东嘉里城的华润超市碰到一个外国人，他问“木瓜”是什么水果。太太一时忘记木瓜英语如何讲，只能摇摇头。外国人又问木瓜里面是绿色的吗?太太回答是橙色的，可仍解释不了木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能让那外国人在水果柜前流连忘返。事后我太太想起应该用手机查一下，疑问就会迎刃而解。

　　与洛杉矶新中国城相比，法拉盛的规模更大，中国式生活项目更为齐全，这里有台湾的钱柜和北京的同仁堂，还有海外第一家新华书店(由中国出版集团和美国百盛公司投资合作)，滑稽的是，开在上海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却关门了，这家新华书店历史悠久，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曾在它门口通宵达旦排队购买《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法拉盛新华书店卖的最好的书是健康、养生和菜谱，与国内没啥区别，书都是从中国大陆直接引进的，定价是书价乘以2.5倍，再折算成美元。在一篇《美国纽约法拉盛的商业模式》中，作者认为法拉盛越来越显现出中国小城市的特点——“嘈杂、喧闹，各式各样的餐馆、便利店、折扣店、专营店、农贸市场般的超市，密密麻麻地挤在短短的两条主街上，从早到晚，那里都挤满了购物的人群，构成了小城独特的文化”。在这里，有10多家以店面招租方式的称之为迷你MALL的小型购物中心，“法拉盛迷你MALL经营的范畴包括珠宝首饰、电讯器材、手表礼品、服装、糖果和电话卡等。几乎所有的迷你MALL均为长型的，店堂两侧分隔为十几个单位，每个单位的面积约为10英尺宽、9英尺进深”，“虽然看起来无序，却处处透着两个字：便利，这是典型的服务社区居民的营销方式的零售场所。

　　“所有迷你MALL在落成开业前，摊位招租就已经告罄，一些有头脑的生意人一旦得到消息，即先下手租下店面(通常是沿街的单位)，或是再分割出租给后来的人，自己一边做小生意一边当起了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坐地收租，或是索性雇工经营。一位长年在街头经营电话卡的小贩就在好几个迷你MALL中设有自己的柜台，美其名曰‘连锁经营’”。

　　迷你MALL的商业形态也反映了法拉盛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大部分新移民初到美国，为第一桶金奋斗拼搏，生活方式往往很简单，因此成为经营中低档商品的迷你MALL的消费群体。刚到此地时，他们是这类商品的消费者，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又可能成为迷你MALL的经营者。由于这类小型摊位的租赁价格不是太高，经营风险亦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因此已逐渐成为新移民就业、谋生的捷径”。10多年前，法拉盛台湾人、香港人和大陆人的比例是7:1:2，现在大陆人占到七成，他们无疑是最多的新移民。

　　中国人在这里如鱼得水，法拉盛快速发展，也像中国大陆那般导致地产急涨。据2011年5月的美国《侨报周末》报道，法拉盛缅街中心的部分商铺租金已经超过曼哈顿第五大道。中心地段的楼宇价格也居高不下，一间房的租金普遍超过500美元，条件稍好的房间更是突破650美元。据我所知，中国人正是通过购买当地的房产成为投资移民，所以法拉盛的房产确实有其坚挺的理由。

　　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华人涌入以及资源升值导致的美元贬值给当地物价带来的压力，他觉得一境之隔的美国物价甚至比他们那里便宜一倍。所以每周他都会开车去境外的美国超市买东西，行程也就1小时。

　　在曼哈顿或法拉盛等地，华人主要投资出租的是一种叫“康斗”(Condo)的公寓，这与另一种“合作公寓”(Co-op)有区别。我们过去在中国听到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合作公寓，一幢大楼相当于一家公司，每户人家都是股东，也有一个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来确保全体股东的利益。有人要买房租房，就是入股，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和管理。买房人必须提交银行存款证明、股票、债券和退休账户;工资的报税证明;所在工作单位的职务工作证明;有效的信用卡报告;他人推荐信;房东的推荐信。此外，董事会还要面试买主并询问相关申请材料的问题。董事会有权拒绝买家，并不需要申述理由。对于华人而言，一个说不出来的理由就是白人董事会不愿意让他们入股。哈金在《自由生活》中就写到主人公在美国南部买了一栋别墅后，他希望自己的华人朋友入住隔壁的别墅时遭到了社区白人的拒绝。

　　康斗也叫共有公寓，它与我们中国的公寓十分相似，买卖自由，出租方便，适合不愿公开自己财务状况和具有外国人身份的买主。不过，近几年来，大多数康斗也出现了“board of managers”，职责是监督大楼的日常运行，顺势也开始审查买主的身份。现在投资人购买的大量的是新建的康斗大楼，肯定是原始“股东”，“board”还无从产生哩。2011年纽约地产市场最大热点就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与南美的外国买家热炒曼哈顿康斗，创下了4年来康斗销售量的最高纪录，而合作公寓在同期的销售量并无改变。物以稀为贵，在同样居住的条件(硬件)下，康斗比合作公寓的价格高。不过，一旦美国外围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不景气，康斗的价格就会下跌。从自住需求看，本地人还是以合作公寓为佳。

　　外国人在纽约投资住房，最大的困扰可能是房产税，纽约的房产税每年高达3%，一间100万美元的康斗，每年要3万美元的税金。当地人可以抵税，而外国人很难做到这点。我在洛杉矶的环球影城遇到了在纽约居住的大陆人，说起住房，她首先提到的是当地的房产税压力。

　　同样是中国城，法拉盛华人要比曼哈顿的唐人街富有得多。《中国人在美国发财史》写道：

　　“居住在‘法拉盛’的华人与曼哈顿中国城里的民众简直是判若云泥。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法拉盛’36%的华裔属于会计行业以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曼哈顿中国城仅仅为14%;前者拥有38%的高等学历人口，而中国城仅为7%;两者的年平均家庭收入分别为36,000美元和24,000美元。‘法拉盛’地区以普通话为主，而中国城说的是广东话。来自台湾、华中和东北地区的移民者是‘法拉盛’商业以及购物中心的常客，因为‘法拉盛’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这里要说的是，《CHINESE AMERICA》出版于2005年，书名的中译文很简单，就是《华裔美国人》，但2012年的中文版变成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我看到了书名后，就觉得不对味，看完全书后，觉得这是对作者与华裔美国人的不尊重。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正如前言中所说：

　　我们在不断强调华裔美国人近来的成功故事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美国最早的一个移民群体，他们的到来远比“新移民”(指东欧人和南欧人，他们直到1890年以后才到达美洲)早，与“旧移民”(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后期。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竞争对手的强烈敌意、殴打和孤立，以及最后强行通过的《排华法案》(1882年)。此后，仅有极少数的中国人经合法允许可以进入美国，已经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遭到袭击并被排挤出劳动力大军，直到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就是与外界隔绝的贫民窟。美国法律禁止他们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从法律角度看，他们受到的保护甚至比非洲移民还要少。简单地说，美国社会要他们滚，要他们死，要他们从美国人的眼前彻底消失。随着新美国移民法案的通过，从法律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之后，中国移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恢复正常，彼时中国人不得不又一次开始新移民的征程。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国人”——即使是那些已经在美洲大陆上繁衍了几代的中国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在他们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都归化入籍了。

　　四

　　作家哈金是敏感的。他在2010年出版的《落地》中文版序中说：“好多年前就想写一本有关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但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放置在什么地点。2005年2月初，《世界日报》邀请我参加一个会议，该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市中心举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的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20次。如今法拉盛已经是纽约的新中国城，所以也可以说《落地》是新中国城的故事。”

　　《落地》总共由十二个短篇故事构成，哈金最擅长的恐怕还是他以往就描写过的中国知识分子或白领的故事，如《耻辱》是哈金以往小说主题的延续，主人公回忆20多年前的一个夏季在法拉盛打工，遇到了随中国教育代表团来美的母校文学教授孟先生，孟教授对美国欣羡不已，说：“纽约真富有，连空气都肥肥的”。当孟教授知道学生打工每小时挣5.4美元时，不由赞道：“哇，你比我在国内多挣二十倍，不出几年你就会富得流油”(与《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编辑有得一比)。孟教授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女教授西蒙，对方的礼物是自己的最新著作《现代美国小说中的地貌景观》，孟教授的回礼却是一副人造象牙麻将，让西蒙目瞪口呆。孟教授向学生介绍自己从中国带了六副麻将，也带了一些檀香扇，“我只给重要的人送一副麻将”。不久，孟教授决定逃离代表团，非法居留纽约，但很快受到中国领事馆的跟踪，他不得不去中西部。临行前，孟教授像宝贝似地取出一个塞得满满的牛皮信封，里面是他从国内带出来关于海明威的文章。“我本打算把它们翻译成英语，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就叫《海明威在中国》，说实话，也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法子。如今我不能再做这个专案了，所以就把这些文章留给你。你肯定能充分利用它们。”

　　学生再也没见到过孟教授。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来美国，不会冒非法居留的风险，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相当不错。不过，《耻辱》快结尾时，学生接过牛皮纸信封的一番感慨，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

　　他泪汪汪地把大信封放在我面前，我的手落在它上面，但没抽出里面的东西。我很熟悉那些数年来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知道它们大多都写得拙劣，资讯不准，其中没有几篇可以称为学术论文。如果孟先生真把它们译成英文，它们会使那些所谓的学者难看;那些人根本就没读过海明威的原著，除了那本双语版的《老人与海》之外。他们是按官方刊物的见解、并以其提供的内容简介来评论海明威的小说的。在没读英文版的《太阳照样升起》之前，我从来没想到海明威还很诙谐，因为那些文字游戏和玩笑都在翻译中消失了。我敢保证在美国没有出版社会出版这些无聊的文章。孟先生真蠢，怀揣这样一个秘密计划，还以为它能给他带来财富和名誉。

　　《英语教授》说的是唐陆生做了七年英语助理教授，终于轮到可以评审教授了。唐陆生把三大卷材料交给校方后，却发现自己长篇报告结尾的一个单词拼错了。然后他着魔似地狂想评审教授们看到这个单词错误会有何严重的反应，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不能拿到每年挣5万美元的终身教授职位了。唐陆生开始在校外找工作，如杂志编辑甚至《世界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最终谁也没注意到唐陆生的一个单词错误，校方同意给他终身教职。可悲的是，唐陆生却如“范进中举”般发疯了(哈金也承认他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启发)。

　　《两面夹攻》是有关中国婆媳矛盾传统题材的故事。楚田为母亲办了来美的半年鉴证，她来后感叹“没想到法拉盛是个这么方便的地方，就像老家的大县城”，在这里日子过得很舒服。问题是婆媳之间冲突激烈，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楚田最后只能故意辞去来自不易的工作，借口失业让母亲回到中国去。母亲临行前一夜，妻子让已分居多日的楚田和她一块睡在主卧室里，但他不干，说从现在起他们不该再刺激他妈了。他很难过，又怕母亲改变主意：

　　他记得16年前参加高考时，父母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拎着饭盒、汽水和用手帕包着的桔子。他俩各自湿了半个肩膀，一股感激之情差点使他涌出泪水。要是他再能对他们无话不说该多好。

　　中国的爷爷奶奶与孙子孙女的关系一般是不错的，但在美国，有时会变味。《孩童如敌》中，来到美国的爷爷奶奶在孙子孙女的教育上，因中美观念的不同，与儿子古冰儿媳曼迪发生了冲突。最让老人们窝火的是，由于英语发音难听，儿辈和孙辈都决定让孙子孙女改姓。老人终于朝儿媳发了脾气：

　　曼迪没回嘴，她哭起来，葫芦形的鼻子上露出皱纹，而两个孩子却动了气，怪我伤害了妈妈的感情。他们越胡，我火气就越大，最终我控制不住了，高喊：“你俩要是改姓，你们就出去，离开这里。你们不能人住在这个家里却用别的姓。”

　　“你是谁?”孙子平静地问，“这里不是你的家。”

　　“你们只是我们的客人。”孙女加上一句。

　　这话把我老伴儿惹急眼了，她对孙女嚷起来：“我们把在国内的一切都卖了，包括房子和糖果店。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做客，嗯?没心没肺。谁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家?”

　　她的话把孙女噎住了，虽然女孩仍旧怒冲冲地瞪着奶奶。我儿子央求大家：“快别吵了，咱们吃顿安静饭吧。”他继续嚼着炸虾，两唇闭合。

　　我想高喊他是饭桶，就知道吃，不过我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个没有脊梁骨的儿子?

　　吵架后，爷爷奶奶搬了出去，住在法拉盛四十四大街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是儿子给他们租的，有时他也过来照看一下。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孙子和孙女：

　　孙子孙女通常躲避我们，要是在街上碰见，他们就警告我们不要再“折磨”他们的妈妈，他俩甚至扬言要叫警察，如果我们没经同意就进入他们家里。他们不必警告我们，自从搬出来，我俩就再没登过他们的家门。我跟儿子说过只要他的孩子用不同的姓，我们就不接受他们作为家庭成员。

　　古冰从未提起这件事，虽然我仍在等着他回答，现在这事就这样悬着。有一天老伴儿越想越气，要去曼迪工作的饼干厂举起一块大牌子，对大家宣布：我儿媳妇郑曼迪是地球上最不孝的人!不过我拦住了老婆。那有什么用呢?曼迪的公司当然不会因为她不让公公婆婆开心而解雇她。这是美国，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自立，只管好自己的事情。

　　《美人》是个带有黑色幽默的故事。冯丹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算是华人中的成功人士。妻子吉娜则是法拉盛有名的美人，她在罗斯福大街的首饰店工作，经常拒绝各“种”人的纠缠，却与一位叫富明的男人关系暧昧。冯丹知道富明在吉娜婚前就追求她，本不以为然，自从女儿茱蕾一年前出生，他却疑心重重，怀疑妻子有外遇。“他们的孩子不好看，细眼大嘴，既不像妈妈又不像爸爸。吉娜身材高挑，直鼻梁，双眼皮，嘴巴小巧，皮肤光艳。冯丹也挺帅。人们经常恭维他，说他一表人材。的确，他目光明亮，高鼻子，长了一头浓发。每当他和太太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有羡慕的眼神飞向他们。他们的女儿怎么会这么难看呢?他心中老是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他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有时他想象富明是茱蕾的生父，至少他俩的小眼睛和圆下巴挺相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吉娜不断跟那个男人会面。”

　　冯丹找侦探跟踪吉娜与富明，没想到不仅侦探被打，冯丹自己也受到富明派来的人袭击。无奈之下，吉娜告知冯丹，她来美国后，一连几年做了好几次整容手术，从丑女变成了美女。“我爱我的美丽。这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我终于有跟我的身材和皮肤相配的脸蛋儿了”。富明是吉娜的同乡，他看见过她逐渐的变化，借此纠缠她。

　　冯丹找来了富明，告诉他自己已知道真相。富明仍坚持要纠缠吉娜，冯丹打出最后一张牌，根据侦探的情报，富明在中国是党员，“共产党员是不准踏上美国领土的，除非你是国家官员”。富明还没入美国籍，如果遭举报，他将被赶出美国。

　　冯丹吉娜的生活恢复了平静。“然而，冯丹比以前更经常去澡堂，每回去都要先跟那里的漂亮按摩师约好，成了她们的常客。有时候他故意在办公室里待得很晚，不愿回家。”

　　哈金在中文版的《落地》序中写道：“这些故事有些是基于大家都知道的事件，比如临时夫妻、家庭健康助理的辛酸，被拒绝工资的和尚等等。不过，那些都是新闻，而作家的工作是把新闻变成文学，使它成为永久的新闻”。《养老计划》中的牛婶儿快50岁了，独居，在69岁的盛先生家做健康护理。盛先生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却依恋上了牛婶儿，牛婶儿害怕失业，却被他骚扰得不胜其烦。盛先生的女儿想让牛婶儿住在她家里，装作是父亲的老伴儿，工资照给，每月多付400美元。她给了牛婶儿一份书面申明，最后写着：“总之，牛菊芬同意永远不与盛金平登记结婚，也不接受他的任何遗产。他们两人的‘婚姻’永远只是名义上的”。

　　牛婶儿感到屈辱，犹豫不决时：

　　在地铁站我遇见一位瘦小的女人，她拖着婴儿车，车上摞满装着塑料瓶和铝罐的布袋子，她肯定是华人，年过七旬。装着瓶罐的袋子很干净，像是一件件彩色的行李，一把生锈的折叠椅绑在袋子顶上，童车的一侧挂着装着一瓶水的网兜和一个带红穗的蓝包，里面显然盛着她的午饭。跟童车分开，地上还有三只大布袋子捆在一起，里面全是两升容量的可乐瓶。月台上所有的人都远远地避开这位白发女人，她身穿褐色裤子和印有黄芙蓉的短袖衫，看上去整洁温和，但她有些慌张，一遍又一遍地紧一紧摁着整个车身的绳子。一个五十左右的男人走过，领着两个小女孩，她们满头蜂蜜色的卷发微微摇动;孩子们转过脸愣愣地看着装着瓶罐的袋子和老太太。她朝她们摆摆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说：“拜拜”。女孩们都看傻了，没有回答。

　　地铁来了，停车放出旅客。我帮着老太婆拽她的东西上车，她忙活着拼命把废品都拉进车里，甚至门关上后她也没谢谢我。她气喘吁吁，她这些袋子里一共有多少瓶瓶罐罐呢?我估量着，大概有两百个。她站在门旁，怕到站时不能把东西都拽下去。我一次又一次扫她一眼，不过别人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我想她一定是常客，每天拖着同样的负重。

　　一阵哀伤涌上我的心头，在这个干瘪的女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作为健康护理，从来拿不到加班费，也没有健康保险和退休计划，我能继续干多少年呢?我能挣够钱——攒起来一些供养老用吗?到无力照料病人时，我该怎么养活自己?我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有一天我会像那个瘦小的老太婆一样，从垃圾桶里捡瓶子和易拉罐去卖给回收店。我越想越沮丧。

　　那个女人在交接大道下了车，拖着比她体积大五倍的负荷。人们匆匆地从她身边经过，我担心她的袋子挂到什么东西，会使她摔倒。她快散了的运动鞋似乎用线绳绑着才囫囵跟脚，她拉着童车蹒跚地走开，背上的三只大袋子呼扇呼扇的。

　　牛婶儿回到公司，向老板提出要有养老计划，才能答应盛先生的事儿。虽然没有成功，但牛婶儿从此发誓要学英语，去有工会的公司做工。

　　在海外中国临时夫妻的故事时有可闻，哈金的《临时爱情》却写出些许新意。丽娜在潘斌的房子里住了大约一年，成了“抗战夫妻”。“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因配偶无法来美国而跟别的异性住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同居既是为了互相有个安慰，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对有的男人来说，这种关系不过是为了不用花钱就能跟女人睡觉，但潘斌从未占丽娜的便宜，他甚至宣称自己终于被她迷住了，说如果丽娜离开他，他就可能发疯。即使如此，在这所房子里，他俩各有自己的电话线，每当他和太太说话时，就关上门，而丽娜倒不在乎他听见自己跟丈夫说些什么。”

　　现在，丽娜的丈夫祖明很快要来了，丽娜赶紧搬了出去。但潘斌说爱上了她，希望丽娜与丈夫离婚。其实潘斌也没法和在中国的妻子离婚，因为他无法把儿子从她手里夺过来。他们只能痛苦地分离了。丽娜与分别四年的祖明团圆，但祖明来后想读学费昂贵的商学院，丽娜劝他稍安勿躁，因为她的工作不稳定，银行里虽然存了4万美元，但那是为了买公寓必须付的头款。没想到祖明坚持要丽娜付学费，声称已知道她和潘斌同居过。丽娜以为是潘斌告发了她，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潘斌说也有人告发了他妻子，她已通知潘斌要离婚。

　　丽娜与潘斌这时才发现他们的对方都不是省油的灯。祖明来之前就计划好了各个步骤，让丽娜费大劲把他弄出国，然后让她出钱读商学院，最后离开丽娜。潘斌的妻子却给丈夫各种各样的藉口说无法来这里，其实早就爱上了一个建筑师，那人许诺一定会对她的孩子视如己出。

　　丽娜知道祖明迟早会离开她，便想与已离了婚的潘斌破镜重圆。虽然他们分居才4个月，潘斌却完全改变了，他要与网上认识的乌克兰基辅新女友相会，视丽娜如路人。

　　同名短篇小说《落地》取材于轰动中美的真实新闻。据《环球时报》报道，2006年11月4日，法拉盛少林寺一年轻僧人释恒善在当地上吊自杀。寺里的僧人释延辛告诉美国媒体，释恒善原名汪机美，现年27岁，来美国前曾在河南少林武术学校学习，是他的学生。2003年，释恒善和另外两名少林弟子受纽约少林寺的聘请前往法拉盛担任教练，并拜主持释果林为师。

　　延辛介绍，释恒善生前和师兄弟们聊天时谈及，原先受聘到美国时曾说好他的薪水是每月1500美元，但是三年干下来分文未得，释果林还扣压了他的护照。从此他心情很压抑，情绪低落精神恍惚。2006年9月24日，释果林以释恒善生病、不能胜任教练为由将他赶出少林寺。一个多月来，释恒善没有钱租房子，他曾打电话回家，对家人说想找一份工作，但苦于没有护照证明自己的身份。

　　纽约少林寺主持释果林则表示，恒善的腰和背长期有痛症，他曾多次带恒善去看病。对于释恒善在少林寺任教三年未获报酬，释果林说，当时邀请函上是注明恒善当教练的年薪为2.7万美元，这只是彼此间的口头协议，“实际上不可能这么多”。恒善来美后，释果林对恒善解释过少林寺的实际困难，而恒善也主动表示他不需要薪水。释果林表示，恒善因为出家，也算佛家弟子，平日都在寺内免费吃住，因此不像一般的上班族拿固定薪水。虽然如此，释果林说他还是每年为恒善在中国的家人汇款2000至3000美元，平日则根据需要偶尔给他一些零用钱。

　　华裔移民律师表示，华裔新移民中普遍存在雇主为雇员申请H-1身份后却不依法付工资的行为，致使许多移民劳工生活窘困。如果释恒善懂得以法律方式要求少林寺支付固定工资，也许他就不会走上绝路。

　　有知情人说，释恒善的悲剧并非是唯一的，早在2002年春节，与释恒善有同样情况被聘为教练的另一名少林寺弟子就在纽约少林寺的住所跳楼自杀，后经抢救拣回一条命，但从此变成残疾人。在此之前还有一名俗家弟子因怀疑在中国的妻子有外遇，精神出现失常，后被送回中国。

　　美国《世界新闻报》记者迅速到纽约少林寺探访，发现它位于法拉盛商业中心附近的41大道西北侧，拥有一个专用停车场。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拥有一个能停数辆汽车的露天停车场是很了不起的事，如果100万美元能在那里买到一套房子的话，却不一定能买到一个露天停车场。因此，在41大道上拥有房产和专用停车场，纽约少林寺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世界新闻报》记者在这个停车场上看到几辆全新的高档轿车，而很多来美国打拼了十余年的华人，包括记者自己，也买不起这么高档的车。

　　纽约少林寺无比热爱钱，金钱比人情更重要。法拉盛每年举行春节游行，少林寺往年都会参加，当然要报酬。2006年的春节组委会提出酬金3000美元，释果林坚持要6800美元。由于游行是自娱自乐，都是该社区的居民捐款，组委会拒绝了释果林的要求。少林寺就此不参加春节游行，让许多观众感到遗憾。

　　前面提到过的释恒善老师释延辛被赶出少林寺，也是因为某商业机构举办庆祝活动，私下延请释延辛和几个武僧表演，之后给了每人一个红包。释果林知道后大为不满，让他们走人。

　　据海南出版社的《寂寞喧嚣：我与少林寺的故事》介绍，释果林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兼CEO释永信的弟子，他15岁在苏州落发为僧，16岁拜释永信为师。1996年，释果林在纽约开办武术学校，接着在法拉盛建立纽约少林寺，并对当地媒体声称：“纽约少林寺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下属寺院，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2007年1月27日，在释恒善的告别仪式上，释恒善师妹邱美娇向当地媒体爆料，释果林娶妻生子，在纽约、长岛拥有4处房产。释果林的妻子邱君就是2001年(一说是2003年)与释恒善一起来的三位武术教练之一，现为其生有二子。邱美娇对《侨报》等媒体说，释果林在纽约、长岛拥有4处房产，其中法拉盛有3处，在长岛的一处房子正以58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虽然释果林同日透过律师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娶妻生子，房子也仅有长岛一处，是贷款买的。但记者随即查询到，位于长岛纳苏郡高档住宅区的一栋豪宅在恒善自杀事件后挂牌急售。这栋豪宅占地约1226平方米，拥有车库和前后花园，室内装潢高档。它被登记在释果林的名下，此前由邱君使用，“豪宅内的大部分家具已经搬走，但是主人生活的痕迹仍随处可见，浴室中有婴幼儿的专用澡盆，通向后院的门口放着女式和儿童凉拖鞋，草坪上装有儿童旋转滑梯。媒体在豪宅内发现两张遗落的照片，均为邱君怀抱一小男孩的生活照”。了解内情的人士分析说，果林这套房产须要缴纳高额地税，加上平时妻儿、岳父、保姆等人的生活费以及他平时开的宝马车，每月的总开支至少要1万美元以上。

　　而释果林向记者解释说，这栋物业是纽约少林寺的一项投资，预备为少林寺长岛地区发展业务之用。此项业务是为了多生几个小果林?

　　释果林被媒体披露拥有妻室及多处房产之后，77岁笃信佛教的温州籍移民陈爱娣发现自己受骗上当，释果林在过去几年里以供佛、投资、借支和保管等名义从她手中骗去了35万美元，此外，她家里原有价值不菲的古董瓷器也陆续被果林要去“代为保管”，至今未还。最辣手的是，不久前，果林说她年纪太大，担心她的财产被人骗走，提议将他的名字加入陈的账户，以联合账户代为“监管”陈的财产。至2006年年底为止，她账户内的存款已被果林全部提光。

　　释果林的回答不出所料：所有的钱都是老妇人自愿捐赠的，并否认自己把她账户上的钱提光。

　　这一连串事件对法拉盛的少林寺生意产生了短暂的影响，但以后没有什么下文了。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的由邹德浩著的《从镜头看美国》一书中，这些丑事早就不提了，作者去“探秘纽约少林寺”，见到了“在美国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果林大师。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更感觉他像一位博学的学者，慈善的目光中透露出内心有一种宽广的胸怀，话语中展示出他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追求。通晓佛法、精通武术的果林，言谈举止会在短时间内感染周围的每个人”。

　　释果林现在是“少林寺海外总会(美国)”会长，在纽约有4个分馆。

　　如果没有哈金的《落地》，释恒善的悲剧故事早就隐没在互联网的文字世界中，慢慢消失。在《落地》中，哈金有两处重大的改编，一个是寺院主持带人劫持甘勤(后来自杀的和尚)，强行要他坐飞机回中国，甘勤逃脱了;第二是甘勤自杀未遂，只是残废了，因当地舆论与慈善组织的帮助，他留在了纽约。哈金在小说里解释了释果林何以扣押释恒善护照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释恒善改变身份。在纽约的许多人都是非法居住者，他们等待几年后可能会有大赦，那样他们就可以变成合法移民。但大赦时，非法居民必须提交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不能证明你的原在国是哪里和入境的日期，就无法按时申请绿卡。释果林是铁了心要让释恒善回国，这样就不会连累自己。释恒善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五

　　那天，我们走上七号地铁的法拉盛出口，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国式街景，有些不知所措。我想起住在离这里只有20分钟车程的长岛的老沈，想打个电话咨询哪个餐馆合适。没想到老沈与陈红夫妇就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两分钟后，我们不期而遇。陈红带我们去了一家韩国餐馆，韩食与日食一样，食材最重要，美国的肉类新鲜细嫩，在中国很难吃到。

　　两天后，我们去了老沈的家。老沈、陈红是我的上一代人，他们一起在黑龙江插队，熬过了艰苦的生活。陈红回忆当年离开上海，还有些迷糊，到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回城后，两人结婚。老沈当了大学教授，后来与上海大学合办了服装学院，当了院长。陈红是上海知名的服装设计师，自办公司，外销美国，最后来到纽约发展。长岛的家像旧上海的里弄式住宅，前后院子不大。这些小楼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看似不贵，现在一栋也不到50万美元，但必须大修，甚至推倒重来。陈红很能干，自己设计改装，还从上海运来了家具。

　　老夫妇与儿子儿媳住，儿子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念大学，然后在当地工作。老沈有十年不让儿子在上海工作，他认为上海的花花世界会腐化儿子。儿媳也是上海来的侨民，是由老沈的牙医介绍的，性格和善，与他儿子很般配，婆媳关系也不错。

　　客厅里凤凰卫视不断地播放着，老沈刚才还在看《世界日报》，这份报纸是美国最主要的华文媒体，是华人的万事通吧。一只小哈叭狗到处在跑，这可和老沈上海七宝别墅完全不一样，上海的院子里养着两条从美国空运来的纯种狼狗，轮流日夜值班。半年前，老沈要把其中一条送给我，说是当地派出所限额只能养一条狼犬。我儿子对狼犬恐惧之至，没办法收养。七宝别墅虽有保安站岗，可周围的环境让老沈不放心，外墙上用铁丝网拦住，里面有大犬看着。我理解老沈的心情。我自己也住在浦东别墅，深夜有时忽然有恐惧心，总觉得有什么声响从楼下传来，与空荡荡的心相应合。妻子也会突然听见楼底下门响，然后怀疑我们是否忘了锁门，我只能上下四楼，到地下室检查一番，才能安心睡觉。我去过两次韩国济洲岛，当地的民宿，晚上根本用不着锁大门，白天房门也不必锁，这是中国式桃花源。在欧洲如意大利，都市里得时刻提防小偷，可在乡村民宿，却丝毫不必担心安全。

　　老沈刚有了孙子，抱出来，老沈、小沈和小小沈，都是白白胖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个模子出来的。陈红烧了一桌海鲜，味道甚佳。美国的食材便宜优质，但要会烹饪。我和妻子都不会下厨，若到美国，还真有麻烦。中国的人力成本正在上升，一般浦东阿姨(保姆)的工资每小时15元到20元，比美国便宜得多。饭桌上不免要闲聊一些家常，老沈儿媳有一套房，租给了人家，却收不到房租，而且不能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她只能告到法院，等候判决。中国这种事倒很少听到。

　　老沈纽约上海来回跑，如今国内生源普遍不足，办学也很辛苦。老沈的心愿是一定要埋在美国，在中国，革命不断，拆迁不断，遗骸被抛弃的风险很大。而在美国，比较稳定，不至于百年之后，后代连凭吊的机会都没有。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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