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急转直下的局势 — 《中美印象》周报总第69期

作者：金莱尔  来源：中美印象

扭转急转直下的局势

中美关系重要性毋庸置疑，关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从来不乏各种建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莱尔（Lyle Goldstein）在其新书《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 China Rivalry）中谈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新概念：合作螺旋。本期周报编译了此书的前言部分，以飨读者。

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中尉约翰·燕西(John Yancey)在东北亚某个不知名山丘，亲眼目睹自己半数将领遭中方枪击阵亡至今，六十年时光已逝去。随后，他转向那些幸存的部下,说：“坚守岗位，像海军一样从容赴死。”就这样，1950年底，一千多名美国士兵在长津湖战役的猛攻中丧生。 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就在两周前，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还在威克岛一次和总统哈里.杜鲁门面对面会谈中，确保说中国军队介入韩国战争的几率 ”很小”，尽管北京高层警告过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知史以鉴今。在中美冲突继续呈现危险势头的今天，对所有关心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人来说，深思与回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美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争，以及在此战役中丧生的3500名美国士兵，都至关重要。冷战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历史，但中美之间潜存的军事冲突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升级，且涉及中国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及印度洋等更多领域。目前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冷战早期相比，有一个悬殊差别：1950年的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却深受几十年来的战争及内乱挫伤。而如今美国面对的则是一个实力急剧增强的中国，因此伴随的风险也更为显著。考虑到两国综合实力，今天的中美如若交战，用“朝鲜战争”的规模来对比并不恰当，其严重程度实则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是自一战一百周年来备受关注的议题。

太平洋两岸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几乎一致同意这种灾难性的冲突在所难免，但他们至今仍未提出明智有效的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把中美关系从灾难边缘拉回正轨。因此，迥异于业内其他中美关系的相关研究，这本书开宗明义地集中探讨如何通过双边合作实现“螺旋上升”-而非急转直下的趋势。本书不同篇章共提出了上百个政策建议，不是因为这些政策建议能涵盖所有抑制冲突恶化的政策，而是尝试就双边关系中最棘手问题展开真诚的对话，并给予相应政策方案。

很不幸地，目前中美间的对抗已蔓延到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显现在全球各个角落。笔者有幸在华盛顿和北京都亲身感受到出于强烈的恐惧和厌憎，零和博弈的心态而导致的敌对及日益危险的相关政策。就算还未发生，五年内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同时，中国稳步提升了军事实力和武器科技，某些领域甚至比美国更先进，比如不容小觑的反舰巡弋飞弹。此外，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立起来，更在已甚是棘手的事态上火上浇油。

在2011年春季布鲁金斯报告中，李侃如和王缉思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审视现实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他们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尽管已发生的60多个中美对话都旨在加强互信关系，中美间正被“战略互疑”的阴云笼罩。在解释中国对于“战略互疑”的看法时，王坦率地说：“中国的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部门以及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李侃如也坦承了同样疑虑重重的美方观点：“美国…担心…中国会试图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担心中国从根本上把中美关系看成一种零和博弈。”本书将在李侃如和王辑思开创性报告基础上，继往开来地提出新的建设性动议，并汲取他们的灵感以促进更多创造性思维。

2013年六月加州太阳谷的习奥会是一个明证，体现出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双边关系正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会议的设置无疑是积极的 — 在不设固定日程安排，也没有很多顾问们介入的情况下，让两国元首能共渡很多“自由时间”。成果之一就是习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毫无疑问很多人会质疑这个概念过于空泛，这个概念的提出确实表现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意识到了对于两国和世界而言， 中美关系都举足轻重。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说明北京清醒地意识到了纵容大国间对抗之潜在危险，以及突破这种竞争格局的必要性。但此后令人忧虑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举例来说，2013年12月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和2014年8月中美战机东海险些走火。这都让我们遗憾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缺乏稳定基础。

 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如碳排放量，贸易，中美签证互惠及构建军事互信等。习主席提到“滴水成池”，而奥巴马总统说：“中美携手合作将惠及世界。”然而华盛顿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对此满腹狐疑，奥巴马政府也持相似的怀疑态度，并于2014年11月习奥会后公开表示：“奥巴马及其政府不再热衷于习先生推进的‘新型大国关系’。”长远看来，对于如此重要的两国关系，轻忽地对待“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排斥“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很可能对中国战略家们而言，意味着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制定两国关系的框架，亦或更糟：就算会引起冲突和军事对抗，美国政府仍对于现有新兴大国和守成国的关系很满意。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做法传达出错误的信息，也很不幸地表明当今中美关系合作的根基尚浅。

笔者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的基本原则是有能力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想法，因此本书采取了和以上态度截然不同的方式。虽然“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仅是一个概念，本书有志于简明扼要地为其填充具体细节。借助众多中美学者涵盖的信息与观点，本书旨在以具体建议搭建必要的知识框架，为举足轻重的中美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本书考察了两国关系中包括汇率政策，绿色科技产业到中国南海等主要关节点，以期作为业内人士改善中美关系的实用手册。

在研究国际关系及面对棘手问题时，学者们通常对给出具体明确的动议三缄其口，更倾向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理论体系。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笔者在政府的经历，加上和决策者们打交道的经验都证实了另一种观点，即更加迫在眉睫的反而是以严谨政治学分析为基础，提出明确、可执行之政策建议。也就是说，在规范化中美关系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而此关系不仅是本世纪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可能成为未来好几个世纪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合作螺旋

除了通过调查大量中国文章总结出了具有常识性的方法论，这本书还陈述了“合作螺旋”这一创新型概念，这一概念是一种双边政策“模式”，是为了中美能够跨过一系列棘手问题从而实现双边关系的实质发展。“合作螺旋”可以被看作是危机升级漩涡的对立面。后者是领导人面对安全困境时因其恐惧和错判而导致的结果。在合作螺旋中，通过渐进地相互合作步骤进而达到更广泛更长远的妥协，由此建立对双边关系的信任和自信。诚然，实施这些拟建的步骤将会非常困难，但这些步骤因其逐步而渐进的互动特质，将使它们为决策者提供建设性的引导。

就像书中所陈述的， “合作螺旋”模式克服了诸多复杂棘手的中美关系政策困境，吸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所有主要的理论传统。从建构主义传统再到自由主义传统，这一模式采取了关于“过程”的诸多概念，尤其是可以指引预期和行为的机构体系，从而建立信任并保持长久的合作。

即使这个模式或多或少在对抗着赋有竞争性质的现实主义论述，但合作螺旋也将一些现实主义原则作为基本元素，包括合作措施必须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必须与权力制衡的趋势相一致的原则。所以，这个拟建的“合作螺旋”模式也表现出合作形式的现实主义。这项措施的两个关键点，一是保证相互性，二是必须展现出实践为先的步骤方式。若是缺乏这些起步阶段的成果，终点似乎仅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以，即使终点遥不可及，但是起步阶段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飞跃。例如，在建立欧盟的过程中，若是没有一步步微小的尝试性努力，将不会有最终的合作。

再来谈这本书各章节的观点论述和逻辑顺序，这本书建立的前提是：历史不能被忽略，不能被掩盖。因此，第二章总结了一系列东亚历史著作的调查结果–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台湾和经济关系的焦点。这些章节介绍了合作螺旋模式的概念–且这一模式将贯穿本书后面的章节。

第五章主要说明了在环境领域实现的重要进程，但也集中探讨了及其重要的气候变化议题。第六章讲述了中美在发展中国家事务上的互动，自然也要涉及先前讨论的经济和环境问题。第七章论述了世界舞台的“地域政治”转向，中东作为一个被不稳定所困扰的地区，中美战略合作为此提供了重要承诺。在讨论完中美在全球的合作可能性之后，这本书转而论述在过去十年里搅乱了东亚政治的关键议题—这些问题威胁了该地区的新兴繁荣。

因此，接下来的第八章讲述了中美合作解决朝鲜半岛的持续危机。第九章讲述中日之间的仇恨所引发的危险，第十章详述在东南亚急转直下的紧张关系。接下来，预测在未来的世界里，印度的角色将可能相称于中国今天的角色。第十一章讲述了印度、美国、中国三角关系促进稳定和平的可能，而不是大国对抗、危机升级。

作为总结， 第十二章在一些地区议题上展现了一些关键联系（例如台湾和朝鲜半岛地区），并呈现出最终的合作螺旋，关注中美整体关系的安全维度。至关重要的是，在结尾的论述中详细讨论了主要的三个评论，这些评论很可能会瓦解中美之间对合作螺旋的期待。第一个评论是关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记录。美国应该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一个不愿意与其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积极合作吗？第二个评论是，G-2（两极）共同统治世界是本质上的不公平及在诸多方面上的不成熟。其他诸如日本这样的大国将会是什么反应呢？更不要提那些在两大国之中寻求生存的小国的反应。最后，第三个评论，他们指控中美接触合作的论调是“绥靖主义”。如果中国的安全考量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北京将不会得寸进尺且要求更多的让步吗？

在本书的结论中给出了对这些完全可理解的评论的回应。但这足以断言，中国的人权情况及与第三方关系的问题的重要问题都将大体上从双方真诚合作关系而获得的稳定发展中获利。至于书中对绥靖主义的指控的回应，相比于华盛顿的鹰派，这本书可能更易于惹怒北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一回应要求双方做出同等措施来相互调和并共同让步，这是最现实的步骤，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期求将意见强加给另一方。

本书反映的事实是，亚太地区本质的张力来源于没能创立出与真正的大国关系相匹配的决策框架。最终的和平和稳定首先应源于建立两大主导势力可协调的共识，再被其他势力和次要的国家进行塑造和更正。世界上的新型大国均势为新兴的世界秩序制定着这样的结构和方式。这本书也与世界政治的新现实相一致。

需要说明两个额外的假设，一是外交政策的关键概念“联结”，另外一个概念是“影响力范围”。每一个概念对这本书的观点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联结”这个概念在外交政策的情境下只是意味着一些议题以多种形式相互联结。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一些不同的议题能从整体给定的关系中获利。

第二个关键主题是“影响力范围”，与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当代评论不同，我认为“影响力范围”是整体而自然的世界政治的组织原则，它遵循着“地理”与国际关系事务彼此作用的持续而深远的相关性。2014年春天的乌克兰危机展示了影响力原则可能实质上超过了普遍主义原则，甚至这是发生在相当稳定繁荣的欧洲语境之下。

所以，当看到章节中出现大量要求满足北京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范围的意愿，读者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就像本书中所讨论的，这个判断所基于的前提不仅是全球和地区权力均势的现实，也是对中国意图的积极合理的展望。有必要提及的是，中国并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且在超过三十年里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

将“联结”主题和“影响力范围”的主题结合起来，即可以简单地概括说，这本书的主题是意图赋予北京在亚太地区的更大影响力。事实上，在世界舞台上给中国一个位置，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将真正有助于美国的发展和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编译：佳音，Cassie)

来源时间：2015/8/8   发布时间：20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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