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黄严忠：我们能与病毒共存吗？

作者：高强 黄严忠  来源：中美印象整理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

2021年08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高强，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很多国家的新冠疫情，出现了急剧反弹，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攀升。美国惊现一天新增10万确诊病例，全球过去4周内新增确诊病例接近400万，以致于世界卫生组织惊呼“疫情近乎失控”。是什么原因导致世界抗疫形势全线告急？

将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是“甩锅”

笔者认为主要是英、美等国为显示统治力和影响力，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了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的再次泛滥。这是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缺陷导致的防疫决策失误，也是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在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诱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放松了疫情管控，致使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面对全球疫情的严重反弹，英、美等国的专家学者没有从政府的防控政策上找原因，却众口一词地将责任推到了病毒变异上，声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能力特别强，传播速度特别快，发病时间特别短，恢复时间特别长，是全球疫情严重反弹的罪魁祸首。美国的媒体声称“德尔塔”变异毒株改变了世界抗疫战争。对于国际舆论界的这种异口同声，笔者表示高度质疑。尽管病毒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决定疫情变化趋势的永远是人。人类应对病毒策略正确，再强大的病毒也能战胜；人类应对病毒策略失误，再弱小的病毒也会蔓延。以错误的抗疫策略应对强大的德尔塔病毒，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将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的观点，实际上掩盖了政府抗疫失策的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甩锅”和“卸责”。

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也大讲德尔塔毒株的惊人威力，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策略，“学会与病毒共存”。专家们的观点，既宣扬德尔塔病毒的严重威胁，又主张“与病毒长期共存”，岂不是矛盾吗？

人类与病毒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与病毒拼死相争的历史，不是人类消灭病毒，就是人类被病毒吞噬，从来没有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旧的病毒消灭了，新的病毒还可能出现，但人类的目标始终是消灭病毒，而不是“与病毒共存”。卧榻之侧，岂容病魔鼾睡？

我们知道，人类最终战胜病毒需要依靠能够杀死病毒的药物。但在此之前，人类也不是束手无策地“与病毒共存”，而是通过严格的隔离控制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把病毒封锁在最小的范围内“自消自灭”。这是人类消灭病毒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人类抗疫制胜的一个法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用这个办法迅速控制了疫情，并多次实现本土疫情的“零感染”。尽管境外病毒输入也曾经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病例，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蔓延。只要我们在“外防输入”方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决“御病毒于国门之外”，就一定能够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有些专家认为，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方式是开放性的，我国以隔离控制为主的抗疫方式是封闭性的。在欧美国家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可能会陷入被动，主张“学会与病毒共存”，实现与世界的正常互通。

笔者认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通，必须是健康的互通、安全的互通、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互通，而不是盲目的互通，更不是不计后果的互通。当前，我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互通，并不在于国内疫情控制，而在于国际疫情形势。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不仅不能放松，还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有些专家认为，最近南京爆发的疫情迅速传播到多个省份，暴露出一些地方疫情管控存在的重大漏洞和失误，应当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排查、落实整改。笔者表示完全赞同。我国的抗疫策略，是精准疫情管控与广泛接种疫苗并行不悖的“双保险”策略，而不是用疫苗群体免疫替代疫情严格管控，更不是“与病毒共存”。南京疫情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广泛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常态化疫情管控仍然是我国抗疫斗争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不仅不能放松疫情管控，还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不懈地做好疫情监测预警。这不是“与病毒长期共存”，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

“与病毒共存”可行不可行？笔者认为绝不可行。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了严重后果，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我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至于我国何时开放国门、如何开放国门，应当根据国际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适时作出安排。在严防境外输入的同时，各地既要尽快控制疫情的传播，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转换抗疫工作节奏，适时调整抗疫工作措施，适时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黄严与新冠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021年08月06日  来源于 财新网

要实现与病毒共存，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推进。这个过程要分阶段有序进行，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现有政策惯性，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鉴于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有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执行力，完全可以为早日全球结束疫情实现重启做出更大贡献

这次始于南京的新一波疫情，就受到影响的省份和人口而言，可以说是2020年武汉疫情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面对快速传播的德尔塔病毒，即便是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也难以完全阻止它突破国家疆界的封锁。百密必有一疏，而病毒只要抓到这样一次机会，就可以迅速传播形成燎原之势。

理论上，一国可以通过举国之力，继续强化防止病毒从外部输入措施，营造一个新冠大海中的安全岛。但这样也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试想如果岛内居民与外界长久不发生接触，而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国内居民对境外流行毒株丧失免疫力，这种情况下对外封锁的时间只会更加漫长。因为哪怕开一个小口子，也可能会很快会引发如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时携带天花感染印第安人的惨烈效应。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上世纪那几次持续较短的大流感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延续时间长。虽然有疫苗的迅速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但在病毒流行已超过20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新型毒株不断出现，目前正成为优势毒株的德尔塔的传播力高出原有毒株60%，不仅在世界各国攻城略地，也打乱了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靠大规模疫苗接种重启社会经济的计划。

这不得不让人担心，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与新冠病毒的博弈。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的黑死病延续了至少四年时间（1347-1351），但直到18世纪，同样的疾病几乎每隔一代重返欧洲一次，19世纪初才在欧洲完全消灭。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持续的严防死守来争取时间完成疫苗大规模接种形成群体免疫（即在人群中有很大比例获得对某种传染病的免疫力时，即使是没有免疫力的个体也会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

但高传播力的德尔塔毒株的出现使得群体免疫的门槛陡然升高。即使有效率在100%的疫苗，面对基本传染数为6（即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6人）的毒株，理论上也要有83%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

根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中国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在60%以上。但如果疫苗的有效率低于83%，全部人口必须接种疫苗。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德尔塔的出现，几乎所有疫苗的有效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群体免疫，也不能一劳永逸完全消灭病毒（至少短期是如此），因为病毒还会变异，更遑论疫苗本身还有有效性衰减的问题，而新的风险人群（如孩童）还会不断出现为病毒传播提供机会。

更有传播力的毒株也使得原有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围堵策略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要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的难度显著增大。曾光教授最近提及，德尔塔相比没有变异的病毒，防控难度提升10倍。 另一方面，政策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也大大提高。过去，这种成本在考虑到围堵带来的巨大收益（包括避免了疫情失控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面前可能算不了什么，尤其是在小范围的零星疫情暴发时，成本主要由事发地的民众（当然还有希望回国探亲的海外华人及其国内亲属）承担，且任何一地摊上疫情暴发的可能性也较小。但遇到快速传播的德尔塔毒株，小规模的零星暴发可能迅速成为多点甚至大范围的暴发，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延续，这种暴发的频率还可能增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遭遇疫情和围堵措施影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同时考虑到防控措施升级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供应链的中断、生活中的诸多不便、骨肉之亲的离别之苦）显著上升，民众对该政策的支持度也会受到影响。时间越长，严防死守的代价只会越大。

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找不到终极赢家。事实上，人与病菌之间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这种平衡向人类倾斜，而病菌也通过变异等方式恢复对自身有利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通过全球协作接种疫苗消灭天花后，国际公共卫生界曾一度认为战胜传染病指日可待。但随后我们看到了艾滋病等众多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全球蔓延，也看到了原被认为已经制服的许多传染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虽然艾滋病毒已经肆虐40年，今天全球仍有近3800万该病毒感染者。

就像恩格斯提醒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新冠大流行的长期化和新型毒株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但共存是否有可行性，如何共存？

事实上，人类早已习惯了与病毒共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每年季节性流感可导致约29万至65万人死亡，《柳叶刀》上发表的中国专家的一项测算显示，国内每年平均有超过88000例的流感相关呼吸性死亡。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严防死守实现流感病例清零，不少人甚至连流感疫苗都不愿打。直到最近国内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2%。 一个原因是流感的死亡率很低，只有大约0.1%左右，也就是1000例流感里只有1例死亡。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有流感化的趋势。全球新冠感染的死亡率总体在下降，从去年4月的7.23%最高点到12月的2.2%。随着疫苗的大量接种，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在美国，全面放开加上德尔塔毒株的影响虽然导致新增病例显著上升，但死亡和住院病例上升幅度还是远低于病例上升幅度，而且死亡和重症患者里面大都没有打过疫苗。

英国在宣布放开后住院人数死亡人数仍然维持低水平，病例甚至出现了下降。一个原因是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在遭遇德尔塔时仍然有效。

以色列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辉瑞疫苗（“复必泰”）对预防重症的有效率为80%，对防止死亡仍有90%的有效率。

迄今为止，还未在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国家发现新型毒株蔓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明显挤兑。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也发现，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遭遇德尔塔毒株后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的上升幅度一般低于病例上升的幅度，而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则是三者同时显著上升。

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政策调整，从以严防死守“清零”为中心的围堵策略转向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的止损策略。与之相应，疫苗接种策略也需要调整。在毫不松懈地持续推进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开发、引进、大规模生产更为有效的疫苗作为加强针或序贯接种使用。目标是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争取在半年内使大部分人口打到高效疫苗，为实现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初步的动态免疫屏障。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对新冠病毒“脱敏”处理。

首先，要教育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媒体要避免过度渲染其危险而导致民众一旦遇到病例就惊慌失措，谈新冠色变。也要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改变对零星暴发零容忍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国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嘲笑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报道国外疫情时不要只讲病例如何飙升却避而不谈重症和死亡比例以及所在国的承受能力。

其次，政策制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到与病毒共存带来的最坏结果而不考虑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同时，脱敏也要求在政策执行中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仅仅因为某地出现了几个病例就严厉处罚主管官员，往往导致地方上应对疫情时草木皆兵，搞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反而不利于精准抗疫。

调整策略与病毒共存遇到的一个现实挑战是现有医疗资源的承受能力。

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大医院集中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众大病小病都喜欢去医院的习惯又加剧了这种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这种情况容易在新冠病例上升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挤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国家在积极推动疫苗接种的同时，可考虑对轻症病例仅定点隔离治疗而非必须住院治疗。另外，政府要加强提升基层医院特别是农村地区医院的治疗水平，使之尽快具备新冠病例的诊断和轻症患者的治疗能力。将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落到实处，推动公众养成非急诊病例必须首先到社区卫生机构接受诊疗。

与病毒共存不意味着政府撒手不管，而是从运动式防控转向常规防控。在维持戴口罩等现有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同时，国家卫生疾控部门研究机构仍然要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病毒的发展变化。如果有必要，仍然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不是一刀切或完全回到过去，而是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比如发现某国出现新型毒株，但病毒毒性低，现有疫苗或常规防控措施足以应对，可能只需要密切跟踪即可。但若出现更具破坏力的毒株，则需考虑对到过该国的旅客入境采取限制。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交流抗疫策略转变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在对等原则下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协调抗击疫情的措施，特别是国际旅行的限制措施，如疫苗护照互认问题、出入境检查和隔离问题等。

总体上，要实现与病毒共存，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推进。这个过程要分阶段有序进行，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现有政策惯性，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鉴于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有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执行力，完全可以为早日全球结束疫情实现重启做出更大贡献。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 中国绝不可重蹈欧美覆辙

2021-08-09  大公网 作者：任芳颉、凯雷

针对近期海内外有学的者提出中国应放松疫情管控仿效欧美“与病毒共存”，原卫生部部长高强近日撰文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了严重后果，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高强说，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中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

疫苗群体免疫不能替代疫情严格管控

“最近南京爆发的疫情迅速传播到多个省份，暴露出一些地方疫情管控存在的重大漏洞和失误，应当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排查、落实整改。”高强表示，中国的抗疫策略，是精准疫情管控与广泛接种疫苗并行不悖的“双保险”策略，而不是用疫苗群体免疫替代疫情严格管控，更不是“与病毒共存”。

部分专家认为，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方式是开放性的，中国以隔离控制为主的抗疫方式是封闭性的。在欧美国家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可能会陷入被动，主张“学会与病毒共存”，实现与世界的正常互通。

对此，高强认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通必须是健康的互通、安全的互通、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互通，而不是盲目的互通，更不是不计后果的互通。“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对于中国何时开放国门、如何开放国门，高强指出，要在严防境外输入的同时，各地既要尽快控制疫情的传播，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转换抗疫工作节奏，适时调整抗疫工作措施，适时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全球疫情近乎失控 “与病毒共存”放松管控恶果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国家的新冠疫情出现急剧反弹，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攀升。高强表示，这主要是英、美等国为显示统治力和影响力，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了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的再次泛滥。在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诱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放松了疫情管控，致使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面对全球疫情的严重反弹，英、美等国的专家学者没有从政府的防控政策上找原因，却众口一词地将责任推到了病毒变异上，声称德尔塔变异毒株是全球疫情严重反弹的罪魁祸首。”对此，高强认为，尽管病毒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决定疫情变化趋势的永远是人。人类应对病毒策略正确，再强大的病毒也能战胜;人类应对病毒策略失误，再弱小的病毒也会蔓延。

高强称，以错误的抗疫策略应对强大的德尔塔病毒，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将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的观点，实际上掩盖了政府抗疫失策的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甩锅”和“卸责”。

来源时间：2021/8/9   发布时间：2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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