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深切缅怀傅高义教授 ——追思一位忘年交的美国朋友

作者：刘江永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嘉 宾

参与本期快评的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机构：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九教授缅怀一代宗师傅高义系列第4篇

深切缅怀傅高义教授

——追思一位忘年交的美国朋友

2020年12月21日晨惊悉美国著名日本、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傅高义(Ezea· F·Vogel)教授因手术感染而不幸去世!我想，此时此刻我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长期接触过他的人一样，深感痛心、惋惜和无限的哀思!我相信傅高义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知识、智慧、爱心与包容，已化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他的音容笑貌将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行。

在中美日三国关系研究方面，美国的“傅高义时代”落幕是一大遗憾!在美国，他的存在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在美国，“中国通”不少;“日本通”也不少，但既是“中国通”又是“日本通”的则极少。傅高义教授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30岁之前，从1958年便在日本生活过两年;1973年首次访华。因此可以说他开始是“日本通”，后成“中国通”;在日本多被誉为前者;在中国则多被称为后者;55岁以上的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大多知道他是前者;研究美国的学者大多认为他是后者。这与他的学术轨迹，会中日两国语言，以及近20年主要和中国打交道有很大关系。2011年《邓小平时代》出版后，2019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大约每10年出一部大作。他的学术生涯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日本;第二步：中国;第三步：中日关系。每一步都

不同凡响

我1979年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不久，开始从事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那一年，中美建交。美国学者沃格尔(傅高义)的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日本名列第一》(有译为《日本独占鳌头》)的中文版，让我爱不释手、一气读完。这部蜚声世界的名著为我观察日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令我对该书作者肃然起敬。

没想到，10年后的1990年夏，在西方国家对华制裁期间，傅高义教授和迈克·望月教授等三位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访华，就日本研究与中国学者交流大约两周。我有幸全程陪同他们从北京到长春、上海，一路上获益良多。那时，他每天早上身穿短裤跑步锻炼，精力旺盛，脾气很好。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处世有日本人的礼貌、中国人的热情和美国人的直率。在北京，他重点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我想这可能对他日后于1993年至1995年成为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智囊有所帮助。

他好学不倦，对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学习。这也许是他作为社会学家所具有的专业习惯。记得1990年访问吉林大学时，他早上跑步回来遇到我便用中文说：“中国未来大有希望!因为一清早校园里到处都是朗读英语的学生。我一边运动一边听中国学生的读书声，好像看到中国的未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在中国尝试练习他的中文呢。

他诲人不倦，为人坦诚。记得那次我陪同他在长春机场飞往上海前候机时，我为他们买了可乐。豋机前我们刚要起身离开，傅高义教授指着喝完的空易拉罐用日语说：“不行，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把这些收拾好，注意保护环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然后，他用塑料袋把可乐易拉罐装好，放入附近的垃圾桶内。这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精力十分旺盛，似乎总是在学习别国的长处，努力在中日比较中用第三只眼客观地看问题，既想帮助中国见贤思齐，又不断忠告日本要正视和尊重历史。这难道不正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吗?

由于个人努力不足，我的英语水平一直未过“中级班”，1997年才经过面试得到美国福特基金资助，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托傅高义教授的福，1997年11月至1998年5月，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度过了非常充实而愉快的日子。最初，在中国学者之间提起傅高义，大都习惯称他“Vogel” 或沃格尔，但因他的名片上印着“傅高义”，大家就改口称傅高义了。他那里接待过加藤紘一、冈田克也等日本知名政治家研修，以及许多中国学者。

记得费正清研究中心门框上的牌子用中文写着“行政办公室”，所有的美国职员也很友善。我到那的第一天，在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室，他接待了我。他对我说：most welcome非常欢迎我到哈佛来!因为这是他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最后一年，明年将去新建的亚洲中心任职，所以说我来得正好。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日本。当时我很好奇他如何评价现在的日本特别是他当年那本名著。他说：当时写《日本名列第一》，是因为看到美国在衰落，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希望能通过这部书激励美国的年轻人振作起来。现在，中国可能后来居上，今后的研究重点将转向中国。可见他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远见的美国爱国者。傅高义先生平易近人，友善好客，智商情商超一流，具有美籍犹太人和中日两大民族的一些优点和长处。我想这或许和他年轻时的各种经历有关。

这是1997年67岁的傅高义在费正清中心主任研究室时，我为他照的照片。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笔者注)

因为他家就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附近，我有时经常应邀到他家做客聊天。我送他礼物的背面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曾对我说，促进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改善发展是他一生的使命。下一步主要想研究中国，今后五年要写一部书《广东先行一步》。其后，他又完成大作了《邓小平时代》。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平易近人。记得有一次波士顿刚下完雪，查尔斯河两岸寒风凛冽。傅高义老师一大早开车带我一起去哈佛大学商学院开会。那次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团去哈佛举行中美安全对话。会议间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私下对我说：他的日本知识都来自于Vogel(傅高义)教授。

笔者与傅高义教授合影

我在哈佛期间，还有幸参加了傅高义的儿子斯蒂芬主持的日本研究讲座，受益良多。他告诉我，他将马上去加利佛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个子和颜值都比父亲高。他没有依靠父亲的学术声望，而是凭自己的努力治学。在傅高义的家中，我只见过他夫人一次，听说她常住在广东农村做田野调查，还会说广东话。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努力做到彻底得了解广东和广东人。美国学者的这些长处值得尊敬和借鉴。

当年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我每周必去的打卡地。一个人在书库里翻书的感觉特别好。估计马英九先生当年也曾经常利用这里的馆藏图书，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关于钓鱼岛及东海的法学博士论文。作为后学，借助那里的史料，我在离开哈佛大学前，应傅高义教授要求，用英语做了一次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讲座，同时用日文和英文撰写了《新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小文章，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通信上。至今，我从内心感谢美国福特基金和傅高义教授赐予的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哈佛大学回国后，我因1999年被借调到中央外办而有所不便，很遗憾未能接待那年3月来访的迈克·望月教授。直到2003年应邀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我才有机会在国际会议上再度与傅高义教授见面。我们交谈总是习惯用日语。那样，他好像谈吐更舒服、流畅，其实他也许是照顾我蹩脚的英语。

1998年春笔者回国前与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大学合影

他到晚年，看到趋于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一定很痛心，迫切希望这种局面得到扭转。他似乎更多地与中日美三国的年轻人交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有时他把从日本人那里经常听到的说法，说给中国人听;另一方面也把从中国人听到的看法，讲给日本人听。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这些能起多大作用或能被听众所接受。这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傅高义教授是把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融会贯通的学者和中美日关系研究的大家。而国际关系研究往往是跨学科、跨专业的，任何人都难免受到学术研究领域或掌握信息的限制。我没有读过傅高义教授的全部著作，也许其中会有我未必认同的观点，但他在年近90高龄时仍在研究中日关系并著书立说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与见证人。如今，傅老走啦，留下的是无尽的缅怀与思念!(2020年12月21日)

来源时间：2020/12/27   发布时间：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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