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为敌”叙述的构陷与反构陷：台海关系的复杂性

作者：何高潮  来源：海外看世界

　　何高潮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

　　“以中为X”，是中美关系中美方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叙述方式（narrative）。这里讲的叙述方式，不仅仅包括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战略方案的选择，还包括了国内人民的判断和认同。
　　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每每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叙述主调。伴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叙述主调当然是“以中为敌”：红色中国被框定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主推手，危害着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伴随着中苏冲突、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叙述主调自然变成了“以中为友”， 中国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伙伴、促成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战略棋子。当中国整合进了全球化的生产链条并升格为世界工厂，与控制科技研发和全球金融资本的美国相互为补的时候，“以中为伴”甚至“中美国”这样的叙述甚为主流。当然，美方关于中美关系的叙述是复杂多样的，即使在“中美国”叙述影响颇大的时候，“以中为敌”的叙述也从未消失。而且，伴随着本届政府的选举及执政，“以中为敌”颇有成为美方主流叙述的倾向。如何理解、分析和解释这种叙述转变，如何应对这种叙述的构陷，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以中为敌”的叙述构陷特点
　　首先，“以中为敌”叙述的构陷，从少数人的偏执到社会上广为接受的说法，需要基本的物质基础和重大事件的支撑。
　　上个世纪50年代“以中为敌”的叙述构陷，是建立在“热战”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包括中国的国共战争，亲苏的中共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中国人民志愿军直接在抗美援朝中与美国军队激战数年，中在越南先后支持越南人民打跑了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军队，并在整个东南亚支持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两大阵营的冷战中，中国直接卷入到区域的热战战场。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是完全有足够的理由推动“以中为敌”。而这种叙述，不论在美国的国家决策层面、社会精英层面、公众层面，都基本相互呼应、颇为一致。结果就是对中国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任何尝试另类叙述的声音，都会被美国社会群起而攻之。直到中美在应对前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战略大局中找到了共同利益所在，建立了外交关系，解构了“以中为敌”的大叙述，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话语基础。
　　第二，“以中为敌”，从少数人的偏执，到多数人的共识，有一个构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中为敌”，并非唯一选项。
　　五十年代“以中为敌”的叙述，并非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社会的共同选择。二战中“以中为盟”的大叙述，虽然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溃败而受到挑战，但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也曾经做过构建“以中为友”的重大尝试。直到中共公开宣布对苏“一边倒”的政治选择，这种尝试才截然终止。
　　尽管亲国民党的美国翼精英和国会议员们对美国失去在中国的影响耿耿于怀，但杜鲁门总统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却选择了以日本为界，放弃对台湾和南朝鲜的控制。金日成发动的朝鲜解放战争，给美国右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得以调动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压力，迫使杜鲁门总统改变战略选择，重返亚洲战场。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下的民族解放战争对峙于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反共运动，为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样的重大事件，则成为这种构陷的聚焦事件。
　　二战中美国“以日为敌”的大叙述，则是另外一个从“为友”到“为敌”叙述大转变的实例。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袭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这种叙述大转变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契机。
　　同样，如果没有金日成发动朝鲜解放战争这种大事件的冲击，美国在中美关系的大叙述上，也许还会在“以中为对手”而非“以中为敌”的框架中徘徊。当然，在两大阵营对阵的冷战大格局下，冷战双方的主导国，都希望把其它国家拉入到自己的阵营，都有逼其它国家站队的冲动。在50年代的大格局中，中国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美国自然不能选择“以中为友”，但是否一定会推行“以中为敌”，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当前中美关系大叙述逆转的特点
　　从八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大叙述，经历了“为友”、“为盟”、“为伴”、“中美国”以及向“为敌”发展的大变身。从大的历史过程看，政治上的抗苏制越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为友”、“为盟”、“为伴”的物质基础。随着冷战的落幕，经济上的新的全球化产业大分工及生产链-价值链的重塑，经济-贸易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格局，让中美关系平安渡过了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冲击，“中美国”的大叙述，也颇为流行。美国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对“熊猫拥抱派”的指责虽然时有爆发，但中美关系大叙述的主流，直到最近几年前，似乎仍然是相互依赖、相互为伴。
　　逆转的努力，先是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对中国赶超战略和中国崛起事实的警惕，此后又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得以发酵。
　　对中国崛起和中国赶超战略的警惕，并非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已经连续数年发表报告，把中国作为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对手。这些报告，着重指责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偷窃美国技术、推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在国内政治上收缩空间和加强控制；在军事上加大投资、扩展军备；在国际秩序上通过南海建岛以及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挑战国际战略格局现状。作为具体反制措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及重返太平洋的战略布局。但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警惕，总是伴随着“接触”（Engagement）影响和拥抱全球化下的生产链-价值链的多管齐下。情报界和军界的鹰派呼吁，并没有被简单化地形塑为“以华为敌”的大叙述。
　　2016年特朗普的总统大选策略，锁定了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美国蓝领阶级作为其选战的基本力量，以应对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而希拉里似乎更在乎在全球化中春风得意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则把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作为重塑中美关系的着力点，并乐此不疲地反复运用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以争取贸易战中美方的利益最大化。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却没有直接发出“以中为敌”的号召。他不仅反复声明他与中国的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两人是好朋友，而且在最近的大阪对话上，公开声明他对中国没有敌意。以此同时，并不妨碍他在经贸谈判上对中国极限施压。这种极限施压不仅仅局限在提高关税、打击中国明星企业上，还包括南海军事巡航和在对台问题上从军购和人员互访等方面反复测试北京领导人的底线，在美国国内发起针对华裔学者和科学人员的“寻巫”运动。
　　如果说特朗普在对华关系上保持着或敌或友的战略模糊性，他所延揽的高级官员，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却以对华鹰派为主。他们不仅在具体贸易谈判问题上以防止特朗普急于与中国达成妥协。在长期战略上，美国国务院从具体办事官员到国务卿，都频频发出中美关系是文明冲突的必然这样的叙述。至于班农这样的政治人物，通过对中国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和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的解读，认定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他所倡导成立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更是力图全面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其核心成员甚至提出了重建麦卡锡主义时代臭名昭着的“非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企图全面审查任何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损美国利益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反中势力构陷“以中为敌”的努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很多美国社会精英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大都持有不同程度的警觉，对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也颇多批评，但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中所持的极限施压的方法，对极端右翼力量力图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并不认同。
　　不仅美国哈佛大学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对“以中为敌”很不以为然，认为没有理由把中国作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头号敌人。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起草的公开信，《使中国成为美国之敌适得其反》， 得到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前官员联署。公开信指出，“我们不认为北京是一个经济上的敌人，或一个致命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并不寻求推翻中国几十年来一直从中受益的重要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秩序”；“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的担忧被夸大了”。因此，美国并不是“必须在每个领域都去对抗”，而应寻求竞争与合作的正确平衡，加强与中国的危机管控。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哈佛大学的 Stephen Walt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John Mearsheimer教授，虽然从新现实主义的视野出发，认定中美将来难免有一战，但近来却质疑那些要把中国作为当下最主要的敌人的政治家，以中为敌的证据何在？哈佛大学Graham Allison教授，虽然用修昔底德陷阱去分析中美关系的挑战性，但他所强调的是要如何避免掉进这样的陷阱。更为有意思的是，7月11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Mark Milley）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审议特朗普提议米利出任新的参联会主席的听证会），“中国不是‘敌人’，而是‘对手’。‘敌人’等于是‘我们交战中’，我们不是，我们也不想。我们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与中国干仗。话虽如此，但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
　　也许可以说，米利的说法，反映出201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总算形成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这个定位，保持了对崛起中国的警醒，但又从文明冲突和当下危险的激进判断中退回到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定位。这样的定位，也为明年大选中特朗普争取连任的努力，铺垫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战略空间，有利于他争取全球化获利者（跨国公司、金融资本、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支持和选票，不至于一下子把他自己逼到狭窄的“以中为敌”的牛角尖。
　　台海关系的战略敏感性
　　如果说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用“对手”取代了“为敌”的大叙述，这也仅仅是反映出了在多元利益博弈下暂时的妥协。这种策略均衡其实并不稳定，很容易被大事件所冲垮。就当下的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战的竞-和空间似乎仍然不小，贸易的自由化，如果节奏合理，并不必然与中国的根本利益相悖，反而有可能构成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础。对于获取连选连任为重的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在这个阶段与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死杠的利益动机。但如果政治上发生了美国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如台海攻防战或中美南海巡防大海战，极右势力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促成“以中为对手”到“以中为敌”的转换，并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可。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不论是李，陈还是蔡，都特别善于抓住各种机遇，以保卫民主政权的借口，力图去促成中美关系叙述的大逆转。特别是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天然独”的倾向越来越重，政治家只要利用好选举政治的情绪动员，很容易造成一种追求台独的大势。受困于无法有效与台湾青年沟通交流，也受困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北京的决策者，似乎只可以选择不断加强反对台独的武力威胁。而这种威胁，恰恰又成为强化台湾青年对大陆离心离德的正反馈。
　　好在前几任的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也都不愿意被台湾领导人拖入战争的泥潭，也更愿意采纳“接触-改变”的叙述方式，一方面获取全球化上游地位的物质利益，一方面享受在方方面面说教大陆政府的道德优势。每当台湾领导人在挑战大陆政府底线上走得太远，华盛顿政府就会及时或公开或隐晦地教训台湾领导人，警告他们不要玩火烧身，不要把美国拖入台海战争。80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基本上都是竞选的时候高调反华，执政的时候积极改善关系，从来都没有真正形成“以华为敌”的叙述。
　　如前所述，这届美国政府从竞选到执政，都高调推行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在极限施压的策略中，把废除中国的举国体制乃至政权，都作为极限施压策略的组成部分。这给美国的极端右翼反华势力，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力图把中国构陷成一个从当下到长远的威胁和敌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特朗普政府目前选定了一个以“对手”取代“敌人”的说法，美国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表态反对构陷“以华为敌”的叙述，但台海一旦开战，一旦发生“斩首”或“攻占”，美国国内的民意就会发生一边倒的逆转，构陷“以中为敌”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美国百位专家的公开信反对“以中为敌”的一个重要说法，就是目前并没有发生中国直接威胁到美国战略利益的事情。他们只是反对中国在南海建岛和指责中国在国内统治的高压方式，但反对构陷“以中为敌”， 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最佳的战略选择。但是，一旦台海开战或南海开战，这种说法就会失去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以中为敌”就会逆转为一种主导的叙述。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是说中国只能任由台独发展，也不是说中国害怕美国的威胁。台独势力的确试图利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绑架中美领导人的决策。中美决策者也都有很强的动机去破除这种绑架。正是因为有捕鼠忌器的顾忌和破除绑架的欲望，政治决策者的战略定性和积极沟通变得更加重要，抵制各种极端势力的造势也非常重要。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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