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我们不需从头来过

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

　　【1】
　　1979年的春节来得很早。
　　1月28日，大年初一。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三号人物，事实上的掌权者邓副总理踏上了前往美国的专机。这年的1月1日，《时代》周刊刚刚将他评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

　
《时代》杂志将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

　　第二天，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为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美方在欢迎仪式上按总理的仪制，鸣放19响礼炮。而这次访问的其他接待细节，全部参照“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这一次访问的意义都极为特殊。一个多月前的12月16日，中美两国宣布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次访问才让中美两国的普通民众真切感知到，这两个国家之间，封闭了30年的大门打开了。
　　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和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几乎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中美建交成为执政党政策转向的最佳注脚。中国的领导人在农历春节期间，对昔日最大的敌人开展一次史无前例的长时间高规格访问，无疑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邓的这次访问，也的确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红色政权。在得克萨斯州，身着中山装的中国领导人戴上了美国表演者献上的牛仔帽，这样开放而随和的举动，拉近了中国和美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2】
　　时光荏苒，现在的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启动改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上年年底热播的《大江大河》，被视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文艺作品中的翘楚，然而这部戏里，同样有些和历史大相径庭的细节。
　　宋运辉刚刚入学不久，宿舍的大叔兴奋地向他们谈论着自己听说的关于三中全会的“小道消息”，这段台词如是写道：“最近两年，出现了很多新的事情，分田到户，个体户的出现，集体化是否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我们还要不要改革开放，我们要不要敞开国门跟世界接轨？让我们高兴的是，要求改革开放的力量占了上风”。
　　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分田到户”还只是安徽、四川等个别省份个别乡村“偷偷摸摸”的现象，在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政策的一项草案文件中，还明确载明“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至于个体户的出现，那是更晚的事，温州人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迟至1980年12月，她本人开始摆摊也是在1979年11月，1978年中国虽然已经有像章华妹这样摆摊做小生意的人，但“个体户”这个名词还根本没有被发明出来。至于“集体化”是否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那还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改革开放”这个词组的形成和定型，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三中全会文件里只有“改革”这个词，连“开放”二字都没有出现过，更不要说“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了。
　　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路径。“改革开放”并不是高层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产物。1978年对中国而言最重大的意义，并非经济改革的开启，而在于思想桎梏的打破。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平凡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是这一系列的事件为后来中国的变革打开了闸门。
　　【3】
　　1978年的变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气氛。这种气氛的转变对官员、知识分子乃至新入学大学生的影响非常直接，但人们生活的细微变化，要到1979年才渐渐明朗起来。
　　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对北京进行了访问，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日本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亲自担纲指挥，邓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观看。这被视为中美文艺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然而，在这一年对中国普通民众影响更深的，还是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歌手。
　　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而台湾当局对此事实上也有积极的回应，他们调整了“对敌广播”的内容。
　　就在邓副总理到访白宫的当天，邓丽君正好度过自己26周岁的生日。因为“假护照”事件，邓丽君在此后的一年遭遇演艺生涯中的最大挫败，但她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却在这一年空前扩大。
　　在1979年之前，邓丽君早已是蜚声台港日和东南亚的亚洲巨星。在大陆一些有门路的人那里，透过收听台湾短波甚至辗转获得邓丽君的翻录磁带，已不是全然的禁忌。1979年，台湾“中国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推出“邓丽君时间”，专门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后来，这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奇迹，终身未曾踏足中国大陆的邓丽君，用她的歌声慰藉了经历创伤的一代人，她隔空赢得“十亿个掌声”，成为无数人艺术的启蒙者。
　　“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一句民谚，展现中国时代变化的侧影。
　　【4】
　　2018年天猫双11，可口可乐第一次在天猫平台上做C2B定制。可口可乐在上海推出定制生产线，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青睐的口味。
　　这是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第40年，它已经是中国最时兴的“新零售”弄潮儿。
　　可口可乐早已不仅仅是一款碳酸饮料，它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对于遥远的东方市场，可口可乐一贯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洞察。1978年12月13日，中美签订建交公报之前3天，可口可乐与中粮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规定美方可以在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灌装并销售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已经是1979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条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最初在中国销售的可口可乐，还是用“寄售”的方式从境外邮往中国，再有中粮总公司安排出售。虽然那时的可口可乐仅仅供应涉外的旅游饭店，远未走进中国百姓的寻常生活，但可口可乐和后来进入中国的宝洁、麦当劳、肯德基等美资消费品一样，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已然开始。
　　【5】
　　欧洲中部的瑞士，拥有与它的体量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每年冬天，瑞士东部达沃斯小镇都集聚全球政商名流，达沃斯论坛的发起者是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敏锐的嗅觉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
　　1978年，施瓦布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从此确信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在第一时间邀请邓参加1979年的年会。邓本人虽然未能成行，但中国派出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欧洲管理论坛（达沃斯论坛）前身，中国和达沃斯对话的大门就此打开。
　　1979年4月，施瓦布率团前来中国访问。此后四十年，他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直至2018年年底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受中国领导人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瑞士企业家行动的速度，一点不比施瓦布迟滞。他们最早把商业广告带回了中国。1979年3月15日，瑞士的雷达牌手表率先“吃螃蟹”。它同时在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市委主办的《文汇报》刊出广告。有意思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在电视台播放的广告配音还是英文，仅仅加上中文字幕，即算如此，在之后的三天就有超过700人到商场询问这个品牌的手表。

宁江机器厂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广告

　　中国的变化很快，国内的企业也很快开始尝试广告这种新生事物。三个月之后的6月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一条广告，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条商业广告。这条广告写道：“本厂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专供钟表、仪器仪表、无线电原件、照相机、打火机、玩具等各种行业加工轴类零件时使用……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
　　如今看来，在官方媒体上做广告早已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然而，时光回溯到1979年，“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绝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营销行为，更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的传统框架。从四川省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悄然打开了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松动的潘多拉魔盒。
　　【6】
　　花港观鱼，西湖畔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公园里有两棵高大的红杉，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给中方的国礼。
　　改革开放之前，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时间通常很长，杭州是他们在北京之外到访的热点。1972年，尼克松同样把杭州作为访华行程的第二站，周恩来和他同游了西湖。这以后，西湖在西方世界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她的灵秀和大气，被视为“东方美”的绝佳代表。
　　中美建交让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杭州的命运也由此改写，她成为最为外国人所知的旅游城市。
　　建于1962年的西泠饭店（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是杭州最早的涉外饭店，当年还是高中生的马云，经常骑自行车来到这里，他的目标很明确，找住在酒店的外国人，为他们做“免费导游”，也借此练习自己的英语口语。
　　2017年，马云到美国底特律参加“美国中小企业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一位65岁的美国律师Bruce Thele举了一张欢迎牌，希望能见马云一面。欢迎牌上写着“马云，1980年8月，你在西湖边给我做过导游！欢迎来底特律！”

马云和Bruce在底特律重逢

　　就这样，马云再一次见到了Bruce。Bruce当年28岁，他刚刚辞去华尔街律师的职位，开始环球旅行，路经杭州，他计划旅行结束后回到家乡底特律执业。年少的马云，曾在西湖边接待了超过2000位外国游客，Bruce是第一位在美国重逢的。马云掏出名片递给Bruce，邀请他再来杭州，“到时再做一次免费导游”。
　　1980年之后，Bruce再没到过杭州，但他却从事着和马云相似的事业。他的律所为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还在美国商务部东密歇根区出口委员会帮助密歇根的小企业走出美国。让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在全世界做生意，这是他和马云相同的愿望。
　　【7】
　　那时候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成为一片淘金的热土。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拥抱商业，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做生意”这个在中文语境，始终带有“不务正业”的负面色彩。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人们对“体制内”工作的执念还根深蒂固。
　　2018年年底，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在参加《财经》杂志《我们的四十年》节目录制时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业时的真实情景：从社会主义体制来看，好人都是政府负责安排工作的，我们刚开始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就流行一个说法，只有“两劳人员”办公司，就是劳改释放和劳教释放人员。这两类人属于坏人，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没有出路，只好去办公司。
　　“四通公司的人也像两劳人员。所以我参加四通以后，儿子上学登记父亲单位，我说别登记我，登记你妈的单位，因为办公司的名声不好。”
　　政策一次又一次的钟摆式变动，对民营经济带来巨大的考验。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取代了“计划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渐渐有了更多的保障和相对更高的社会地位。
　　1999年，中国和美国就加入WTO达成一致。两年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时候，一家初创的公司，提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公司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家公司创设在杭州，它的名字叫阿里巴巴，在这之后的中国，“做生意”这个词从脱敏到中性，再到越来越正面。时代在变，观念随之而变。
　　【8】
　　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概括道，要概括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开放”和“放开”。
　　如果聚焦到中国商业这个点，我们更能够理解“开放”和“放开”相辅相成的一面。
　　在高度计划体制下，中国缺少民营经济的基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起步，或是以浙南温州为代表的从个体户萌发的模式，或是苏南浙北的乡镇企业模式，或是四通、联想等北京中关村兴起的“戴帽子”“挂集体”的暧昧模式。凡此种种，在创业之初，市场主体都是十分幼小的。最早以成熟的公司形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不是这些民间经济的因素，而是外资企业。
　　1981年4月，在中粮公司下属的北京分公司烤鸭厂一间腾出来的车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条灌装生产线终于投产。伴随着生产的本土化，可口可乐也开始面向大众的营销。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每当周末，可口可乐的职员就举着标有可口可乐上表的彩色气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五毛钱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日后搞营销研究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的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二十多年后的2009年，淘宝商城在线上推出了双十一“全场五折”的活动，当年的交易额是5200万元。后来，天猫双11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购物狂欢节，而阿里巴巴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平台。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商业这个领域，中国不仅仅因为“开放”成为西方的好学生，更因为“放开”而成为创新者。庞大的国内市场，旺盛的消费需求，通信设备的改善和移动互联网的狂飙突进，让中国商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实现了爆炸式繁荣。
　　当后人回顾中国历史的时候，这将会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象。传统中国是“重农抑商”的，而在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下，“商”又相对于“工”处于弱势和从属的地位。对“商”这个行业的再认识，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领域重大的思想解放之一，而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9】
　　1979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相较而言，有一件事似乎并不起眼，但却在中国改革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杜润生成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一代最优秀的中国青年从此聚集在他的麾下。他的办公地点在清代礼王府，这里的门牌号是西黄城根南街9号，因而俗称“九号院”，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改变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
　　中国改革的确是“干”出来的，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等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在杜润生和他的“九号院”补办理论上的“准生证”。然而，九号院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里不仅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续五个涉农“一号文件”的起草地，更孕育了一批后来推动中国各个领域变革的翘楚，九号院自由而开放的空气，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王QS1979年告别西安，来到北京，现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实习研究员，后来也进入了9号院。1986年，他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曾供职于发展研究所的王振耀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曾分析，王QS转入金融界，是因为他在发展所时和世界银行谈了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1988年，王离开了九号院，成为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他的金融家生涯。
　　在中农信期间，他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群年轻人最初擘画了内地证券市场的起步。
　　【10】
　　研讨会在万寿宾馆召开的那天，是1988年7月9日。彼时，宪法中的“计划经济”字眼尚未被废除，讨论资本市场无疑是件敏感的事情。人民银行的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专门拿出一张《人民日报》作背书，那份《人民日报》登载了一条邓XP的新闻。

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

　　1986年11月14日，邓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纽交所的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凡尔霖送给邓两件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邓愉快地收下了他的礼物，还回赠了一张面额50人民币的上海飞乐股票，还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12年前的1974年，邓第一次以副总理的身份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后还有一点空余的时间，邓要求去华尔街看看。邓到访华尔街的四十年后，2014年，阿里巴巴在华尔街的纽交所挂牌上市，创下史上最大IPO的记录。对外开放四十年，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适应全球顶级市场的规则，中国和世界的交融也越来越深。
　　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证券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很不令人满意，但它仍是中国变革的见证。最近证监会换帅，财新的一篇评论在分析中国金融舆论生态时生动地写道：“股市里的大妈都知道，别人骂不得，证监会主席可以骂得。也因如此，证监会和证监会主席成为中国各大政府部门中几乎是惟一一个长期能经受得住外界调侃、批评甚至谩骂的机构和领导。”邓XP三十多年前说“可以试试”，三十多年后，纵然磕磕绊绊，纵然质疑声声，这场试验还在进行着，未有终局。
　　【11】
　　即使对于饱受政策市诟病的资本市场，中国人也不应当全然悲观。
　　市场化的漫漫长路，有过坎坷和曲折，未来也不会是一片坦途。但人们应当寄望的是，经历了长期计划体制的桎梏，这个国家对于更开放、包容、审慎的治理，仍然有着相当的共识。
　　施瓦布访问北京四十年后，2019年，他在达沃斯对话了四十年前进京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从九号院转做金融家的他，曾经担任过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回忆自己负责监管的岁月，王说道：“我当时讲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说的这句话不对。举个例子，严格意义上，警察永远走在小偷后面。如果警察一直走在小偷前面，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小偷了，监管和市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说应该修改一句话——魔高一尺，道高八寸五。”
　　“如果偷了东西，60%的小偷都能被抓获，小偷就能少很多，当然没有小偷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理想和理想化的区别，这就是监管和市场的区别，这就是标准和创新的区别。”王QS的意思是，规则不能跑到发展的前面。
　　【12】
　　世界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受到冲击，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怀疑。
　　马云也来到达沃斯，他一如既往地表达对技术和全球化的乐观。现在不是给数字技术套上紧箍咒的时机，数字时代的“红旗法案”应当被阻止，否则，“就像是为三岁小孩做一双鞋子，而这个小孩以后一辈子都要穿”。全球化也不应该被怀疑，它不过是普惠性不够。“全球化本身是好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提升它，如何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年轻人参与进来”。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今天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声，是这个国家过去四十年变革的缩影。应当承认的是，这种变革不仅仅来源于经济体量的提升，更源于四十年前开启的“思想解放”的进程。

邓出席卡特总统举办的国宴

　　四十年前，邓公送给卡特一幅带有猫的形象的双面绣。今天的人们都理解这份国礼背后的意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一位务实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生动的话语，打破了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禁忌，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得以走下去。四十年后，人们回看这一段历史，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不应该急于作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应该保有多“看一看”的从容。
　　在邓公访问美国四十年之后的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似乎正在承受罕有的骇浪。然而，我们已经从这四十年的中美交往和对外开放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已经浸入中国的肌体，让它有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开年之时，马云对浙商们讲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贸易谈得好，做点外国生意，谈不好，做14亿人的生意。多大点事？！中国的市场足够我们做了。”
　　时间会诚实地记录所有收获，我们不需从头来过。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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