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性
作者：赵明昊，谭俊辉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16年第10期
今天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利益汇合也在增加，中国正在扮演更大、更重要的全球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充满活力的人文交流活动将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和成熟提供基础。过去30多年来，在教育、文化、旅游、商业和体育等方面，中美之间的常态性人文交流稳步开展，并已对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家安全视角看，人文交流一直被当作是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工具，同时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只对实现那些“软的”外交目标有所帮助。本文认为，中美双方应改变这种观念，将人文交流作为一种应对战略性问题的途径，这有助于减轻两国在网络安全、太空活动、核武器、海上争端以及其他敏感安全议题方面的关系紧张程度。
尽管在战略、经济等领域中美之间仍有很多困难和敏感问题需要处理，但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层次。如今，每天超过1万中美两国公民往返于太平洋，仅在2014年两国的人员互访就达430万人次。2010——2014年间，超过10万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实现了奥巴马总统通过“十万强计划”增加美国年轻人学习中文和在中国留学的目标。中美之间目前有240多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了有效应对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不信任，需要一种更具活力、更有深度的人文交流，将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更多吸纳进来，也将那些能帮助解决战略性问题的各种专业人士更多吸纳进来。
人文交流在减轻中美战略竞争方面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相关对话可以为政府官员提供持续性的智力支持，扩大政策制定的共识基础。比如，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对“网络安全”问题的了解其实是有限的，他们迫切需要两国专业人士的帮助。其次，人文交流活动可以针对中美在战略领域的合作，确立可用于政策沟通的共有语汇、议事规则和规范，比如什么是“网络间谍行为”的确切定义。第三，围绕战略领域的问题开展更具活力的人文交流，可以拓展专业人士的工作网络，这一网络包括相关的决策者、顾问、技术专家和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合作，正是得益于不断增加的、更具实质性的人文交流活动，如“生态伙伴倡议”框架下的中美科学家共同研究等。
应当看到，强化人文交流的战略性也面临不少阻碍，中美在人文交流方面存在着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
挑战之一，双方对于什么构成人文交流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由此也造成很难评估相关活动的效果。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推动的人文交流“政府色彩”较多，很多人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中国对美国进行公共外交和宣传的一种手段。很多中国人对一些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开展的人文交流活动也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不易为人所知的联系，美国政府用一些人文交流活动做掩盖，试图引发中国国内的不稳定和社会矛盾。
挑战之二，中美两国组织人文交流活动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大不同。在中国，大部分人文交流互动最初是由政府部门推动或组织的。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开始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在美国，人文交流活动更多具有临时性，是由社会组织自发开展的。美国人文交流活动的这种“碎片化”有其好处，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项目重复设置、难以持续以及无法全面评估项目成果。由于机制运转的差异，如果中美双方不能细致地审视彼此在动机、目标、专业标准、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就会存在民间接触增多却令人失望的危险。挑战之三，人文交流要面对两国在价值观层面深刻且颇有影响的分歧。从中方角度看，一些由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人文交流活动以价值观为导向，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美国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经常公开指责中国价值观，甚至有人提出搞“思想战”，这种做法对中方来说具有侵犯性和威胁性。很多美国人士则担心中国政府防范西方思想、限制外国社会组织在华活动的做法，比如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美国政府想要在中国设立更多美国文化中心，但在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方面遇到困难。
挑战之四，对人文交流活动的效果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缺乏有说服力的量化研究。人文交流旨在建立信任、加强关系和增进相互理解，但很难测度人文交流的成效，这些活动的影响是渐进的，很难在短期内评估其益处。因此，两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不相信人文交流能发挥战略性作用。向潜在的资助者展现人文交流的价值，并寻求可靠的资金支持也很困难。为人文交流活动筹款对两国都是一个主要挑战。尽管政府可以为启动人文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要想保证这些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就需要私营部门更多参与。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两国政府应当放下各自的疑虑，对那些聚焦战略领域议题的人文交流活动采取开放和支持的态度，鼓励商业界、学界、非政府组织、科技界、媒体和其他团体的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这些活动。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建议。
首先，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一个高级别机制，以协调致力于在全球战略议题上促进中美协作的人文交流活动。这一提议并非要取代“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而是希望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设立一个补充性机制，将人文交流活动与中美战略协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其次，对人文交流的参与者进行培训，提升他们对中美关系大背景的认识，促使他们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具实质性的贡献。就网络安全、太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公共卫生等议题而言，两国政府的知识、能力、经验和人员配备是不足的。很多官员对这些议题的性质、内涵仍不甚了解，他们在向公众解释这些议题的复杂性时会遇到困难。同时，参与人文交流的专家并不了解他们的专业领域对中美关系更为广泛的政策影响。因此，这些人文交流的参与者需要获得更多政策信息，以便更好地考虑他们的
工作如何对双边关系做出贡献，并影响公共舆论。
再次，设计可对人文交流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应对“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和“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设立的人文交流项目进行效果评估。这一调查将针对这些年人文交流的参与者，提供一系列最佳实践，也会总结教训，用于确保未来在战略领域的人文交流活动更加有效。
最后，注重开展地方层面的人文交流活动。一方面，这类活动可以帮助决策者获得更多信息，以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新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在城市等地方层面开展的人文交流，可以营造一种有利的社会氛围，为中美两国在战略领域开展协作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应为两国学生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他们是塑造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力量。两国政府不仅应给予直接的投入，还要鼓励私营部门支持学生交流。
作者：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谭俊辉（Travis Tanner），美国十万强基金会主席
来源时间：2017/1/21 发布时间：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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