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与人打交道

作者：孙太一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第三篇

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与人打交道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多年前我刚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建议我去找傅高义(Ezra Vogel)聊一聊，定会有启发。我当时心里寻思着傅高义这样的学术大牛难道是想见就能见的?但疑虑之余我还是给他老人家发了个邮件，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并邀我去他家中一坐。只可惜，他建议见面的时间我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了。这就让我犯难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心想：他确实是大牛，可我的诺言也值钱啊，为了“追星”而失信于他人的事我并不乐意。所以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当时直接给傅老回邮件说抱歉那个时间我已经有安排了，是否方便换个时间?然后也提出了几个时间段供他选择。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表示没问题。本来是我有求于他，结果反倒让他迁就于我的时间。

多年后，这件事让我一直很不好意思，但这恰恰反映了傅高义老先生的为人：善良、慷慨，且真正对他人感兴趣。他是与人打交道的大师。不是成功学鼓吹的那种厚黑地算计，而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个体，同时博采众长。傅高义对待他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同事、学生、晚辈的态度一直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可以说，我应该是傅高义帮助过、提点过的数不清的学生、学者之一，他家会客厅沙发上坐过的学生、学者们如今应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傅高义的为人之道吧。如果你在波士顿做东亚相关的研究而没曾得到过傅高义的帮助，那肯定不是因为他拒绝了你。

哈佛另一位大家麦克法夸尔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对我说：“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最一流学者有两人，一是麦克法夸尔，二是你的导师傅士卓，你要好好珍惜。”我想他指的可能不是话题本身，而更多是治学的态度与方法。英雄相惜。傅高义与我的导师关系很好，有时还开玩笑说“他就是我弟弟嘛，你看我们都姓‘傅’”。这种关系不光是个人的友情，也有在研究方法层面的深深的共鸣。

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与人打交道的学问。要了解自己的研究议题就必须要去了解相关的人，要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与观察，还要能沉浸在研究对象的环境当中。他从最开始做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时，即使无法进入大陆(当时是毛时代)，他还是在香港访谈了大量来自广东的个体，写成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定量研究才需要数据，才是实证。但在傅高义看来，花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每一个数据点的细节也是尤为重要而关键的。他会花时间去学习研究对象的语言。同时，得益于哈佛优秀的学生助手群体，他也会让学生们帮着翻译一些用其他语言(比如俄语)记录的文献资料，帮他更好地深入了解研究的议题。哪怕在学习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能够像他那样同时用英语、日语、中文讲课的学者在美国依旧不多见。

傅高义作为中国通，他其实首先是个广东通，他关于中国的前两本书都是用广东的视角来呈现新中国重要的制度格局与变化的。见微知著，这可能也是傅高义重要的方法路径。中国如此博大广袤，如何得以有效地抓住关键点呢?他的思路是把对广东的研究做精、做细、做深。《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其实是将广州作为典型案例(typical-case)来写的，能帮助我们探索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和人民对这种新制度的适应;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79-1988)》是作为极端案例(extreme-case)来写的，帮我们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制度形态率先大幅度转变地区的格局。看似都在写广东，但背后的研究设计是很不一样的。同样的，大家更为熟知的《邓小平时代》也是通过一个人的视角来看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变化与发展。

傅高义为人的大格局也很好地映射出了他参政的哲学。与美国主流的意见领袖很不一样，他不需要靠经常说出在美国被视为政治正确却对中美关系不利的言论来博取眼球，而是有很宏大的视野。正如他儿子发文怀念自己父亲时所描述的，他能从每个人以及每个国家看到善。宇宙浩渺、历史渊源，天地之悠悠，又何必将自己纠缠到细小的纷争之中呢?

但与此同时，他又会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着急、忧心。他80多岁的时候，本来是想继续他感兴趣的话题的(如写胡耀邦或者朱镕基传)，正如他写广东、写邓小平一样通过一个个窗口来研究中国。但当他发现中日这两个他毕生倾注心血研究的国家关系日益倒退甚至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时，他便决定还是先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书(也就是去年刚出版的《中国和日本》)，希望能化解中日彼此的误会与敌意，想要为中日和解出一份力。傅高义的君子之风告诉我们，学者不光可以潜心做学问，也可以且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影响政策，以天下为己任，去调和国家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摈弃意识形态与思维定式的桎梏，去鼓励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先进的经验。他早年写《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应该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傅高义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右)合影

傅高义的为人、治学、参政都是吾辈仰望的楷模。向傅老致敬!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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