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下中美关系的“不变”因素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两党候选人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竞选。中国普通民众感受不到美国两党及其拥趸因为政争所进行的激烈对峙，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街头暴力冲突的场景。

政治选举意味着存在淘汰。美国政治周期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但美国政治精英的治国套路和核心逻辑是一贯且连续的，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无论特朗普与拜登谁胜出，在执政风格与政策上会进行调适的同时，一些不变的因素始终存在。

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不变。中美关系一路过来跌宕起伏，美国始终不放弃对华的遏制和戒备，其对华中长期战略即试图利用中国发展的利好同时预防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接触+遏制”是美国政治精英对华战略的一贯风格，区别在于如何调试两种手段的比例。美国众多对华政策往往具有“接触”和“遏制”的复合特征。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趋势不会变。尽管中美两国因为贸易战以及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限制使中国对美投资严重下挫，但资本的力量依然稳定且强大。这表现在美中贸易逆差依然扩大，中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尽力稳定美国在华投资，而美国跨国公司也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较大依赖;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尽管受到美国职能机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合规审查的风险，但中企依然继续扩大对美资本市场的投资和融资，目前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接近历史最佳水平，因为中企领导人都深刻明白美国依然是全球财富、货币和金融中心。可以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依然方兴未艾，表现出强大的黏性和内嵌的深度，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边界没有完全的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

斗争与合作复合一体不会变。美国力图通过对中国的种种限制重新掌控对规则的制定权和领导权，但中国进行了有效的抵制。美国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规则、环境规则、人权和发展规则上与美国看齐，而中国往往以主权刚性为由积极进行相应的改革作为回应，努力增加自身在这一系列事务上的政治回旋空间。中美在诸多领域的斗争涉及主导权与领导权的争夺，也涉及具体规则的冲突与协调，政策的趋同与趋异，在诸多的合作领域伴随的是难以预料的冲突。在特朗普时期，中美斗争面凸显，但在诸如新冠疫苗、学术交流、金融领域、公共外交上依然保持规模性的合作热度。在冲突情景下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

中国对美的积极防御不会变。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攻防态势中，美国占据主导主动地位。由于美国实力总体强于中国，其进攻态势明显。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中美关系深度调整的四年，总体关系的变化使得中美两国都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行政力量主导下的“脱钩”改变了诸多的国家利益和群体或个人利益。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使得中国看清楚了既有的中美政治经济互动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在军事力量、外交方向、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国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无论在军事、经济、安全领域中国对美都表现出了积极防御和集中力量保卫核心利益的态势。避免出现可能的武力冲突应该是中美两国的共识。

中美两国都力图借助中美关系调整来进行政治动员。从政治学理论上讲，作为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现实的治理水平这一显性的要素，也来自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有利态势来支撑本身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特朗普政府借助与中国关系的紧张来实现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通过建构中国的消极形象和威胁认知来对盟友进行动员，通过渲染中国军力来进行区域的军事动员，通过构造中国投资的“工业间谍”形象来实现排挤中国投资的立法升级和从严监管，以此阻断中国通过直接投资来获取或习得美国先进工业技术的渠道;通过渲染中国“军方学生”来阻隔中国留学生在美深造的机会。当然其代价是相应群体经济利益的受损，部分盟友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分摊成本并承担与中国关系可能对立走弱的风险。

中国政府也同样在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力图激发国内的“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诸多的调整。政府外交信号的转变在民间往往会被变相解读甚至夸大解读，这就体现在自媒体等领域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美主义”。

台湾问题依然会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的主权和政治议题。在历史上，美国长期把台湾和统一问题作为一个“楔子”打入中美关系中，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中苏关系的分化和瓦解。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阶段，美国则把台湾作为商品、军火销售市场;在中美关系走低之际，美国便更加紧密地建立对台政治和军事支持以此对中国政府施压。无论谁当选，美国不会放弃使用台湾议题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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