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经贸政策为何转向？

作者：陆丁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动作频频，先是迫使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与日本和欧盟在争执摩擦中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在与中国贸易谈判过程中多次以加征关税要挟、威胁升级贸易战，还取消了对印度等国的普惠制关税待遇。
　　这些动作和上个世纪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高举贸易自由大旗、推行经济自由化的传统形象大相径庭。以“贸易总是互利双赢”的信念来评判，美国政府近来的所作所为“损人不利己”。黑云压城之下，有评论认为，美国决策者已被“美国优先”遮住了双眼，孤注一掷地用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完全是逆全球化、倒行逆施的愚蠢行为。
　　美国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否意味着美国决策者已经愚蠢到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当作国策？这得从美国对华贸易“吃亏论”的由来说起。
　　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在美国具有民粹主义基础，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在世纪之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在2000年10月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从此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美国，中国经济的也迅速崛起，在短短十年间，从世界的第六大经济体（2000年）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与此成对照的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曾经在1965-2000年间长期维持在1千8百万左右，居然在2001-2007年间剧减18%！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多年乏力迟缓，收入不均恶化，外贸逆差持续扩大，近年来全部对外货物贸易逆差中竟有几乎一半产生于对华贸易。一般美国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制造业衰落严重的“铁锈带”的民众，很容易相信把一系列美国国内经济困难归罪于对华贸易失衡的说法。
　　较早论证美国对华贸易“吃亏”的是加州大学教授纳瓦罗(Peter Navarro)。他分别在2006年和2011年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和《致命中国》两本书，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两国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竞争条件。在他的书中，早已经列举了如今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一系列主要议题，如“知识产权攫取”、“人民币汇率操控”、“产业政策补贴”等等。不过，虽然纳瓦罗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智囊，此人却从来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关国际经贸研究的像样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将美国制造业本世纪以来的加速衰落和失业问题的加剧归咎于所谓“中国冲击”，并非仅凭民众的直觉，而是得到经济学研究验证支持的。在主流学术界敲响“中国冲击”警钟的是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的D. Autor, 苏黎世大学的D. Dor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H. Hanson。他们2013年在经济学界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综合症”的论文，颇具影响力。根据对美国各地社区的产业和就业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在1990至2007年间中国输美商品激增直接导致了与进口商品相关的许多制造业就业岗位消失，约占该时期全美制造业就业剧减的四分之一。商品进口激增也引致了制造业以外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在就业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的双重打击下，平均家庭收入急剧减少，从而触发了各种社会福利体系的转移支付激增，加剧了各级政府财政负担。面临当地工资水平的全面下降，部分制造业的失业者甚至放弃了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而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在2016年这三位学者又与发展经济学的大师D. Acemoglu等人合作研究，用总体均衡模型估算出，在1999-2011年间来自中国进口的竞争不仅对制造业就业造成冲击，还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对国内其它上下游行业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总共减少了美国2百万至2百40万份工作机会。这三位学者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用数据分析揭示，由进口贸易竞争所导致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对于青壮年男性的就业和收入打击尤为严重，减少了这些人成家立业的机会，从而对结婚率、生育率、以及儿童家庭环境等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洽的结果。如J.Pierce 和P.Schott 用美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分析证实了美国在世纪之交给予中国PNTR地位对于制造业各行业就业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他们还验证了对华贸易政策放宽导致制造业下降的机制主要是美国产业对海外的转移以及内部生产技术使用更多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这项研究在2016年也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
　　由Autor-Dorn-Hanson这三位经济学家所带动的一连串实证研究发现表明，所谓“中国冲击”对于美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制造业企业被低成本进口产品竞争冲跨后会经由产业链对上下游的其它企业造成连锁冲击；由于美国国内劳动力在各地间的流动并不像以前的学者曾经认为的那样顺畅有效，受冲击产业集中的地区会有更多人持续失业甚至离开就业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消耗者，这些地区的平均工资也会因此低下；这些负面影响可以延续长达十年之久。因此，经济全球化冲击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成本和结构调整成本要比原先国际经济学界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代表了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对于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利弊的集体反思。全美经济学会的旗舰刊物《经济学视角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去年春季以“美国真的从贸易赢得利益吗？”为专题发表了数篇国际经济学领域权威专家的论述。其中，哈佛大学的罗杰克（Dani Rodrik）多年来屡屡发声警示人们认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并批判奉行抽象自由贸易原则和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弊病。
　　值得说明的是，主流经济学界对于“中国冲击”的关注和研究，是出于该事件对于研究和理解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实证意义，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超过五分之一、占世界劳动人口约四分之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经济全球化利弊的反思，其政策意义并不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开倒车逆全球化。尽管实证确认了经济全球化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仍然恪守自由贸易可以给参与各国带来长期净利益双赢的理念；他们在政策建议方面，往往谨言慎行，尤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保留态度，通常主张政府在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上做出调整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少数非主流经济学家如纳瓦罗（Peter Navarro）、佛雷彻（Ian Fletcher）等人，则对贸易双赢理念抱怀疑态度，在经贸政策上不同程度地主张保护美国产业，积极地鼓吹为美国产业争取“公平对等的”竞争地位。
　　在这样的学术反思背景下，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商各界以及朝野两党，在国际经贸政策以致对华经贸方略的大方向上，渐行渐近。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大转向其实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过去，在美苏冷战时期，美欧发达国家对于已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通常实行扶植性质的优惠贸易政策，条件是这些国家愿意加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于是，少数发达国家给予众多发展中国家单边最惠国待遇或单向的普惠制待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的主要特征。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把“最惠国待遇”延伸给中国，最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形成制度安排。在那个时期，在 “贸易总是互利双赢”的经济学原则指导下，美国对外经贸政策是由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普惠制多边主义为主导的。着名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论断代表了当时的主流信念：“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贸易是单边的：无论别的国家如何做，一个国家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对自由贸易的追求。”
　　然而，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冲击”对美国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由此引起的经济学反思，打破了对于“单边自由贸易”理念的迷信，推动着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转向。起初，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在世贸组织推动以零关税零壁垒为目标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并向各国推销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环保标准，以改善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国内市场、单向承受全球化竞争冲击的被动局面，实现各国产业间的对等竞争地位。但由于多边机构的共识原则和一票否决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放弃享受多年的单向普惠既得利益，并抗拒由世贸组织在全球实施发达国家的各项劳工权益和产业规制标准。这使得推动世贸组织改革的努力难以取得进展。于是，美国对于多边机构越来越失去耐心，开始了对外经贸政策的调整和转向。在奥巴马任内，这些调整表现在美国抛开世贸组织，启动多个双边和多边谈判，重新谈判经贸规则，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等等。
　　到了特朗普任内，美国最终实现了对外经贸政策从争取多边“自由贸易”向追求双边“对等贸易（reciprocal trade）”的大转向，在国际经贸摩擦中变得更加主动积极、攻势逼人。为了迫使贸易伙伴/对手接受“公平对等”的原则，美国可以单方面取消最惠制/普惠制待遇，用双边谈判抛开多边机构，甚至可以用加征关税等惩罚性的手段施压来达成目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虽然美国政府在经贸争执中咄咄逼人、四处出击，时不时挥舞关税大棒，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决策当局会愚蠢到逆全球化潮流而动、把全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当作国策。一年前美国和欧盟发表的双边经贸谈判声明就清楚地表明：对等公平的双边经贸关系，是美国力求实现的近期目标；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则是美国所追求的理想经贸秩序。从长远来看，对这些目标的追求和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开放融合的大趋势并不矛盾。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纵横交错的现实背景下，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6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峰会上会晤向世人所展示的，两国间虽有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两国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双方存在的巨大利益交集，是两国成为合作好伙伴的基础。只要各方能够充分理解彼此的近期和长期目标，彼此尊重、理性互动、相向而行、平等磋商，抛开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就有望解决争端、实现双方利益共赢。

来源时间：2019/7/9   发布时间：2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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