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一带一路”如何邀请美国参加派对？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北京主持的年度“一带一路”论坛，吸引了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美国没有派官员参加。不但如此，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还到处酸“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美国秩序”和“中国秩序”之间的对抗？未来的“一带一路”如何能成为全球化的“最佳实践”？
　　在“一带一路”提出五年多之际，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合法“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清单。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调整“一带一路”的项目模式，包括减少所谓“债务陷阱外交”，推广“数字丝绸之路”，如这个月宣布的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首座AI产业园，由马来西亚科技公司G3 Global 与中国的商汤科技、中国港湾共同合作，预计5年内投资金额将超过10亿美元（约合67.13亿人民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最近采访了丝路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李山。由于丝路金融目前致力于“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和咨询服务，我想听听李山从实业角度对于“一带一路”国际接轨的个人体验。李山刚被选为瑞信集团首位华人董事。他曾任中国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瑞银亚洲投资银行副主席、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高盛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也是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搜房网的联合创始人。拥有清华大学学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山，目前也是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亊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访问委员会成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香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刘裘蒂：丝路金融有限公司成立多久了？专注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吗？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何？
　　李山：丝路金融公司成立三年多了，我们是一个“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主要做两款业务：投资和财务顾问。除了帮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进行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做财务顾问工作，我们也自己投项目。
　　至于投资的资金来源，我们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我们会根据项目情况来决定适用股权、债权，还是从中国内地或从香港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总的来讲，就是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做“一带一路”的投资。
　　刘裘蒂：金融背景深厚，也是搜房网共同创始人的您，决定进入“一带一路”项目领域的动机为何？和您之前做的方向有什么差异？需要如何调试？
　　李山：从专业上来说，目前我的专注点跟我以前做的是没有区别的。我一直做投资银行，商人银行应该算是投资银行中的一部分吧。但“一带一路”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事实上我很早就关注丝绸之路，因为我老家在四川，所以十几年前我还在中银国际当CEO时，就成立了丝路工作小组。当时我就想在相当于现在的“一带一路”上做些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
　　我离开中银国际之后自己做投资，曾去到中东的卡塔尔，商谈要一起重建丝绸之路。我记得当时是美国目前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跟我一起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博尔顿替我引路介绍，见了卡塔尔的总理，我跟他提到这样的建议。
　　当时我这个想法可能太早，人微言轻，所以也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跟我当年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我就决定投身于“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财务顾问工作。
　　刘裘蒂：有哪些国家和行业是贵公司专注的重点？有没有在文化或其他方面的挑战？
　　李山：“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我们都跑了一遍，看过的项目在中亚、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都有。在行业方面，除了基础设施，还有矿产资源、能源、金融机构等。
　　至于文化上的挑战，我们公司非常国际化，公司合伙人分别来自美国、欧洲、中国、东南亚等地。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约翰?桑顿先生，就是以前高盛的全球总裁，而我们的顾问索拉纳先生是以前北约的秘书长，后来欧盟理事会的秘书长。所以对我们来讲，相对于国内的公司，我们更加国际化，更能适应文化上的差异。
　　另外，公司运营虽然不需要太多资金，但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我们做的项目最少也可能需要几亿美金，动辄超过几十亿美金，因此资金的来源也形成了一大挑战。
　　我们公司成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但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而中美贸易战更使得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的融资不能依赖“输血”模式，而必须学会“造血”。
　　刘裘蒂：美国无疑是“一带一路”最大的质疑者。美国人经常对项目实施和框架的标准、项目治理和透明度、融资模式以及可能对西方发展规范的侵蚀表示担忧。您怎么看？
　　李山：关于你提到的实施标准、项目治理和透明度问题，我想我们公司比大多数中国公司更按照国际最佳标准，比如说绿色环保等标准，来进行投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提出一些质疑，我觉得也是好事，提醒我们要更注意按照国际规范和“最佳实践”来做事情。
　　但我觉得美国的质疑，主要还不是从这种专业层面上，而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上，总有人怀疑中国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企图，甚至给“一带一路”冠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认为是给东道国制造“债务陷阱”。我认为这种偏见不实事求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我刚才讲到，多年前我自己想要沿着现在称为“一带一路”的丝路发展商机，其实也就是因为看到中国西部要发展，需要搞好国际贸易，丝绸之路对于西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贸易。
　　我相信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更多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了，所以中国现在自愿对全球化做贡献。以前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现在中国要对全球化做些贡献了，却又怀疑说这里面有什么殖民主义，我觉得这两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从经济上来讲，建设“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开辟新的市场。现在全球经济发展都很乏力，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经济需求，这就需要发展新的市场。像非洲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基础也比较薄弱，就像中国二三十年前的情况，所以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速度都挺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市场开发出来，这些市场就可以为大家所共享，其实西方包括美国也会大大受益。
　　所以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是共建，另一方面是共享。就是要大家一起投资建设，但建设好了，正因为大家一起投资，共同承担了责任和风险，其实未来的经济回报就是多方面共赢。中国本身从对外开放中获益就是一个好例子，通过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让中国自身和国际投资者获益。“一带一路”国家会因拥抱中国的倡议而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参与投资这些国家的中国投资者、美国投资者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事业。
　　刘裘蒂：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一带一路”“版图”的担忧。有不少美国政商人士认为“一带一路”试图扩张中国军事基地和影响力，在经济上把美国边缘化，您觉得中国和美国可以各自做些什么来减低美国的疑虑？
　　李山：因为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光靠言辞沟通解释，中国的一片好意也不一定能够被美国所理解。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国和中国共同在“一带一路”做些事情，比方说在中东，美国有地缘政治的诉求，如反恐等等，而中国有推展“一带一路”及保障能源供应的需求。也许在目前情況下，中美两国政府难以共同在中东进行投资，但我们可以从民间做起，就像十年前我和当时还是民间人士的博尔顿先生的合作一样。这既会受到希望和中美两国都友好合作的中东国家和人民的欢迎，也会为中美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带来有吸引力的回报。中东只是一个例子，在非洲、东南亚和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美都可以进行合作。
　　我最近提出要搞一个“一带一路”经济特区，发挥像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示范作用，一方面向世界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的诚意和给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商机，另一方面也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市场化改革对国内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巨大好处。
　　同样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也可以在沿线国家选偏远落后的地区，搞一个“一带一路”经济特区进行实践和示范。这不是历史上西方列强搞的“租界”模式，而是由多个国家的民间投资者，可以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参与投资建设。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都是由民间的商业利益驱动，我们今天也应该保持这个伟大传统，用市场化、商业化的办法来共同建设经济特区，合作开发“一带一路”。
　　具体而言，经济特区或示范区应该建立在一片足够建设一个如香港或迪拜的世界级城市的大片土地上，带有东道国政府与国际投资者签订的50年或更长时间的租约。作为回报，东道国将得到经济特区的土地租金、税收分成，并在租赁期结束时收获一个世界级的繁华大都市。土地的租赁应通过公开拍卖程序向私人公司而非政府进行，以确保租赁条款公平合理。这既有助于避免国际上对“新殖民主义”的担忧，也有助于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的参与。
　　人才的多元化可以促进经济特区内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多样性和创新，从而实现更加可持续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除了多元化和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创新还将得到经济特区社会、政治和监管环境的支持。这些条件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同时也会造就特区内艺术和科学的繁荣。
　　在共同建设特区的过程中，各国投资者（包括东道国的投资者）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共享利益。这种民间商业性合作的成功一定会有效推动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政府增强互信，从而携手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刘裘蒂：贵公司董事长约翰?桑顿（前高盛投行总裁，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得主）和部分国际顾问都是美国人，是否已经积极地找美国资金和企业合作？据您所知，美国民间企业是否有强烈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愿？
　　李山：我向一些美国投资者介绍过“一带一路”项目。我不能说美国投资者普遍有强烈参与的意愿，因为我接触的投资者数量还很有限，但的确有美国投资者明确表示愿意和我们公司合作，共同对一些“一带一路”上的项目进行投资。就像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是要用符合商业化的原则进行合作。如果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不管是美国的投资者还是别的国家的投资者，大家都会理性地看待这种商业机会，自然就会愿意考虑参与投资。
　　刘裘蒂：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4月23日在《财富》发表英文评论，标题是“为何美国不应错过‘一带一路’？”。他建议美国拥抱“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美国不支持“一带一路”，纯粹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有什么坏处？为何不以“干我何事”视之？
　　李山：当然不是说没有美国参与就不能建设“一带一路”，但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最大，所以美国的积极参与，对于推动“一带一路”特别重要。我两年前就在香港的《信报》上发表文章，倡议中美共建“一带一路”，并由此增强互信，促进中美两国全方位的合作，共同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刘裘蒂：有些人质疑中国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面对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和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是否借由“一带一路”“外销”其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山：我不认为中国是在对外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试图把中国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治理模式复制到“一带一路”国家。这不是中国的外交方针。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不仅是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局限于各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合作，确实也涉及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就像在当年的丝路上，商贸交易也促成了文化的融合。中国敦煌的佛教绘画和石刻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同样，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也一定会和沿线国家的文化产生交融，这是好事不是坏亊。
　　刘裘蒂：即使中方无意外销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身在海外中国企业的行为无疑将会影响到东道主。就您的观察，有哪些中国企业的行为模式可以改进？
　　李山：我认为中国应该多利用民企，包括香港的企业去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这样做可以打消外面很多的疑虑。国有企业当然也可以参与，但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区和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用市场化、国际化的手段去参与合作和竞争，效果会更好。
　　刘裘蒂：中国国企相对于竞争对手及当地合作方，是否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如何能够打破国际上对此既定的成见？
　　李山：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公平具体指什么。因为一个企业不管国企也好，民企也好，中国的企业也好，海外企业也好，你要能够在国际上去竞争，要用商业化的方式去竞争，一定得有一些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央企，搞基础建设的能力确实是世界领先的，因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了大量基建，所以这些央企在成本控制和建设速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我不认为这种竞争优势不公平。
　　有些人可能指的是国企在融资方面会得到中国国有大银行的过度支持，中国确实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国内，也存在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比国企明显更困难的情况。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金融和国企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应该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融资和投资。
　　刘裘蒂：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牺牲了很多环境资源，中国企业在海外竞标项目时是否面对环保的要求？在这方面会更加谨慎吗？
　　李山：气候与环境治理近年来是一个全球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中国也从自己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过程汲取了教训，很重视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企业在走向“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该按照国际环保标准进行投资建设。一些中国企业国际运作的经验还不够充分，需要向美国和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学习，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包括环境治理的标准，积极建设绿色“一带一路”。

来源时间：2019/4/29   发布时间：201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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