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美“破冰”与改革开放

作者：资中筠/口述 刘怡/采访、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资中筠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969年10月，我所在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下简称“和大”）“五七干校”整体搬迁至河南。我和陈乐民也举家南迁，在郸城县过起了不读书、不看报、一心一意学做农活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和其他外事部门的干部所受的冲击相比，我们夫妻当时的境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已经被告知：吃完最后几年“大锅饭”，就得留在农村当农民，再也回不了北京了。经历过“文革”开始以来一轮接一轮的“改造”，我在心理上多少有些麻木，也不再关心国际时事。因此到了1970年底，当干校突然宣布要传达北京来的“最高指示”时，我并没有觉察出其中的异样。那份“指示”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的谈话纪要，其中明确提到“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右派的）尼克松解决”，“（中美）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在为中美关系“破冰”吹风，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
　　到了1971年7月，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接着在秋天，上级突然通知我和陈乐民调回北京，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当时“和大”已经被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被重新分配到对外友协的美大处，接着又和许多其他单位的翻译人员一起借调到外交部，闭门学习。美国方面把尼克松在1972年的访华视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事件，400多名来访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记者，这是过去的外事活动中没有遇到的情况。我负责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美国记者打交道，带他们到处参观，协调他们报道《上海公报》谈判的相关情况。
　　虽然现在把改革开放的起点设定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它的发端其实应该追溯到70年代初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关系的解冻。新中国初期，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不过中国仍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盟友。我在“和大”的主要工作，就是跟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打交道。中苏交恶之后，我们才真正陷入了相对孤立的状态。而70年代末的这一波“对外开放”，指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向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开放。中美关系“破冰”乃至1979年两国的最终建交，是开放的前期准备，而开放又为改革的持续进行创造了可能。
　　开放的意义何在？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意义是整个地改变了中国人对时代的看法。1949年之后，我们长期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至最终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要为世界革命和最终决战做好准备。而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谈判期间，双方一致同意纳入一个“反霸条款”，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这个条款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还有另一层隐含的深意：美国承诺逐步撤出在泰国、中国台湾等地的驻军。到了8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并进行了大裁军，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资源用在经济建设上。第二点意义是通过和美国改善关系，走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盘棋。就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后不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日本、加拿大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打破了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完全隔绝的状态。第三点意义是为搞活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没有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作为依托，这一点是绝对做不到的。
　　尼克松来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继续在对外友协工作。到了1980年，我主动申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转入研究工作。因为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和美国打交道，研究的方向也定为了美国问题。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引进的美国外交解密档案。通过对这批档案的研读，我写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在中美两国进行对台军售问题谈判期间，这篇文章起到了一定反响，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1982——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交流期间，又搜集到了更多档案材料和文献，它们构成了我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的基础。
　　也是在这个阶段，李慎之邀请我加入刚刚组建的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那时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和之前的单位相比，社科院的政策性色彩相对较弱，所受的约束也比较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工作需要配合高层决策的方向以及国际上即时发生的事件，因此总有一种局部感和匆忙感。但社科院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我们可以真正细致、全面地对美国做出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
　　尽管人到中年才真正开始从事专业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所工作的经历依然是难忘的。经历过“文革”浩劫，我们认知世界的视角一度与现实严重脱节。记得1986年我第一次参加社科院的职称评定时，学术委员会围绕“国际关系是否应当按民族国家划线”还起了一番争论，认为不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所幸胡绳、李慎之等院领导态度比较开明，提出要允许不同流派的观点的存在，要允许公开讨论，“只惟实，不惟上”。根据这一总的方针，我提出不仅应当维持现有的研究视角，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做出剖析，还要全面地解读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历程。在政治方面，除了研究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的三大支柱，还要格外关注美国的媒体。为了给年青一代学者创造更直接地观察美国的机会，1987——1988年美国所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合作协议，每年公派学生和研究人员到美国学习交流。在1987年，所里还创办了《美国研究》季刊。当时李慎之专门强调：一定要冷静、客观地观察美国，不要办成一个单纯吹捧美国的刊物。
　　当然，遗憾总是有的。负责美国所的工作时，我愿意招募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等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来进入美国研究的各个细分领域，那一代年轻人普遍也对美国更感兴趣。当时陈乐民在担任西欧研究所所长，他开玩笑说他想招的人都跑到我那里去了。但当时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术环境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许多年轻人在通过美国所得到了赴美学习的机会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整个1980年代后期，美国所的人才流失状况特别严重。到1990年代初我辞去所长一职时，为美国所建立一个学科齐全的研究体系的目标最终也没能达成。之后我主要依据个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完成了一些独立的学术著作，聊以补缺。其中比较有意义的，包括1994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以及收入“冷眼向洋”丛书的《20世纪的美国》。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的震动也非常大。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做出了关键的抉择，他没有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到“和平演变”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上，而是认为要吸取苏联长期拖延改革、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教训，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对内改革，也进一步对外开放。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国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友好相处。对于外部制裁，我们没有针锋相对，而是给予外国资本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吸引跨国企业和大资本家来华投资。随后几年里，每当美国国会例行审议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大企业的代表都会为我们说话。这样到了1994年，克林顿政府最终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形势整个扭转过来了。随后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赢得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10多年窗口期，民营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兴旺。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始终是保护和促进改革的一项重要前提。
　　我在退休之后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对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分析和评述，虽然与此没有直接关联，但依然延续了我对开放问题的看法：中国人依然需要继续研究美国，要了解美国的社会。
　　回望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有人看到的是贫富差距加大、贪腐现象泛滥等负面现象。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不是因为改革事业本身，而是由于它在法制建设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存在的滞后造成的。改革造就了对外开放的总体局面，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兴起，使中国人在思想的自由程度和信息开放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初，普通中国人还需要凭票证购买日用商品，全国居民的购买力还不如美国加州的一些县。但到了今天，中国在减少赤贫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和改革事业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尽管其间经历过诸多曲折，只有继续抱定“惟实而不惟上”的态度，40年来的改革成果才能得到确保。而使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架构，则依旧任重道远。
　　【采访手记】
　　和一些亲历过新中国早期外事工作的当事人不同，88岁的资中筠先生并不愿频繁提及她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担任兼职翻译的经历。2009年，她曾亲自撰文对自己早年的履历做出说明，直言五六十年代“间或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仅是自己当时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不仅如此，言谈之中，她更看重自己在80年代以后主动选择的美国问题研究领域，甚至认为在退休之后基于个人兴趣所做的独立研究和撰稿，收获感要大大超过年轻时被分配的外事工作任务。她向我表示，“我更愿意谈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此身非我有’的个人经历”。
　　1930年出生的资先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之前已经经历过几轮风雨苍黄，对变局的感受自是与年轻的“弄潮儿”们大相径庭。她在民国时代接受中小学教育，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翌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论文导师是归国不久的钱锺书。五六十年代她与先生陈乐民任职于“和大”，数年间往返于四大洲多个国家，也曾基于朴诚、主动要求返回正在饥馑中的国内，继而蒙受“改造”之累。70年代初她曾亲历中美关系的“破冰”期，却不觉得“与有荣焉”，反而为50岁之后可以转入学术研究、自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而感到欣慰。自然，她所回忆的80年代往事，在时人共通的理想主义热情之外，也带有一种淡淡的遗憾和失落：就像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情节一样，前行之路是曲折的，失去总比得到来得容易。
　　但她并未因年高而终止发声。在接受采访时，资先生多次提及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强调承载家国情怀的“道统”是知识分子不容推卸的责任。有鉴于此，她对个人经历所言不多，却直白地道出了她对改革开放关键的几道“坎”以及所存缺憾的深刻看法。她直言随着中国物质力量的显著上升，轻狂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回潮，正在背离改革事业的务实初衷。亲历过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辈人痛定思痛后的教训，或许也在渐渐被遗忘。而她愿意以耄耋之身、独立之姿，继续强调“回归常识”的重要性。在2010年岁末致友人的一封信函中，资先生曾言自己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不可避免的转型门槛”。

　　（本文选自现代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19/2/24   发布时间：2019/2/21

旧文章ID：18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