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

作者：张云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我也代表【海外看世界】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研判中美关系，如果从战略视角或战术判断出发会有何不同?

•如果是周期性的曲折震荡，那周期起始和转向的重要标志、信号会是什么?

•如何评估元首峰会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进一步推进到制度之争?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有人说“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发展就快”，您是否认同?中国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官方关系不好时，民间应该怎么互动?中美之间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相互之道?

•如何看待尽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打压，但中国学生赴美兴致不减的状况?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 Quad 和 AUKUS?

•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引发战争吗?美国将作何反应?

•如果俄乌和台海同时“有事”，美国能两面应对吗?

•如何评估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核不扩散沟通及战略稳定对话?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武心波 中国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

韦宗友 复旦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萱萱 美国欧道明大学

李海默 复旦大学

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17教授评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第三篇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2021年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第30年。然而，国际舆论却在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中美新冷战”。佐证这个论断并不难。在笔者看来，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其战略部署架构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即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即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见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然而，民主峰会，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与冬奥外交等负面事件接踵而至，让“新冷战说”卷土重来。

笔者认为，尽管中美两股的确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时代”。“新冷战说”背后存在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对于时代的宏观定位。

当前，与新冷战论相关讨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在于过度聚焦中美两方，而忽略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广大的第三方认知，而广大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只要第三方不认同，不支持，不参加，中美新冷战论就不会成立。

首先，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各国的参与全球政治意识得到了极大觉醒，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战略自主。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让冷战中的战略稳定架构变得特别简单明了。这种情况下，除了例如中国、印度等国选择孤立并与两极格局隔离的特殊案例，大多数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要选边，因此冷战时期第三方认知不重要。

然而，在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和财富开始从过去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扩散，有人将此称为“世界扁平化”。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的变化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而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盲目选边。试想，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通过建立东盟，拉美通过试图建设无核区，也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战略自主的空间会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部分盟友、东盟国家选择加入;尽管美国退出TPP，日本仍然坚持没有美国参加也继续维系;此次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至少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盲目支持。

其次，后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方对于中美关系认知不会按照冷战时代“非黑即白”的简单模式来构建。经济上，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在这个秩序中得到了大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即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调控。而且，中国发展进程主要是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调，开放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词，并没有搞封闭式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中国没有将其作为普世的模式进行国际推广，第三方能理解中国没有与美国搞意识形态竞争意图。军事上，中国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的现状，以及可能出现的外部力量干预的担忧。在中国看来，军力建设是因为过去能力滞后所致，现在有必要进行弥补，把长期以来的不平衡扳回来。可以说，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全社会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识形态推动。广大的第三方国家不会盲目遵从美国单纯以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的逻辑。

第三，中俄战略关系的目的并非结盟反美，而是在全球政治上寻求战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驱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平衡的主要支柱是美苏核力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依靠之前美苏两国构建的战略平衡已经不可能。后后冷战时期，全球的战略稳定实际上依赖于各个地区的战略稳定的叠加。中俄两国可以说是建构欧亚大陆地区战略平衡的主要大国，这并不是说中俄分别在亚欧地区与美国构建一对一的地区战略平衡，而是如前面所说，已经实现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广大第三方互动进程。冷战后，经济地区主义在欧亚两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亚洲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新的地区秩序建构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进展，而这个进程需要广大第三方的中小国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后后冷战时代最大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大觉醒与大参与。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的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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