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伊朗的未来一无所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德国总理时，当记者问及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最坏情况”时，特朗普非常直白地表达了担忧：“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做了这一切，结果接手的人和前任一样糟糕……你经历了这一切，然后五年后你发现，你换上来的人并没有更好。” 这反映了美国在中东（尤其是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对直接下场扶植新政权的深深无力感和怀疑。

这是一个充满黑色幽默却又无比真实的尴尬局面。特朗普坦言，美以的这轮高强度精准打击火力太猛、范围太广，导致美国原本“中意”或可能考虑合作的一些潜在过渡人物或反对派，也在连番轰炸中丧生或失联了。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抱怨：“我们心里想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死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不认识任何人了。”

砸碎一个旧政权容易，但发现手里根本没有活着的牌可以建新政权，自然会感到无奈。

尽管美国呼吁伊朗人民站出来接管政府，但特朗普也承认目前的伊朗街头极度危险。至于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王室后裔（如巴列维的儿子），特朗普也只是淡淡地表示，接管国家的最好是一个真正在伊朗国内生活的人。这意味着美国目前在伊朗国内完全没有一个成熟、有号召力且亲美的实体代理人网络来填补哈梅内伊死后的权力真空。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无奈”揭示了这场冲突最核心的战略盲区：美国和以色列在军事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在政治上却对“哈梅内伊死后的伊朗该怎么办”缺乏清晰且可行的蓝图。

2003年美国推翻了萨达姆，并一手主导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建立，这个政权理应是“亲美”的。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美国花了几万亿美元打下的伊拉克，最终在政治上没有倒向美国，却不可避免地倒向了伊朗。

在萨达姆执政的几十年里，他对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为了活命，大批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政治家和武装人员纷纷流亡到伊朗。 伊朗为这些流亡者提供了数十年的资金、庇护和武装训练。美军推翻萨达姆后，这些跟着美军一起回到巴格达掌权的伊拉克新贵们，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是跟伊朗人吃一锅饭长大的。他们与德黑兰的关系，远比跟华盛顿深厚得多。

美国推翻萨达姆后，在伊拉克强推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但在伊拉克的人口结构中，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约60%以上），而萨达姆代表的逊尼派是少数。 一旦实行普选，什叶派必然掌权。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什叶派的精神中心和最大靠山，正是伊朗。美国推行的民主，反而合法地把伊拉克的国家权力交给了在宗教和情感上天然亲近伊朗的什叶派政客。

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席卷伊拉克，当时由美国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一触即溃。在国家存亡之际，伊拉克最高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振臂一呼，号召民众抵抗，伊朗也迅速出钱出枪，组建了庞大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组织 PMF）。 这些民兵在打败ISIS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随后顺理成章地被编入了伊拉克的国家正规安全部队，甚至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派系。这些武装力量的直接效忠对象往往是德黑兰，而不是巴格达，更不可能是华盛顿。

目前的伊拉克政府既不敢得罪美国，更不敢惹怒伊朗，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试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寻找平衡，但在底层政治逻辑上深受伊朗影响的政权。

美国虽然砸碎了萨达姆的旧伊拉克，但并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基础）在当地建立一个纯粹的亲美傀儡政权。现任的伊拉克政府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情报支持和美元结算豁免来维持国家运转；但在政治、宗教、安全和底层社会网络上，它又不得不深度依附或妥协于伊朗。

这次美国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伊拉克严格保持中立，并不允许美国使用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来攻击伊朗。伊朗的无人机几乎袭击了所有的周边的阿拉伯邻国，唯独伊拉克幸免。

阿富汗是另一个值得美国借鉴的实例。美国占领阿富汗后，在阿富汗搞了20年的“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但阿富汗政府严重腐败，军队全靠美军输血，缺乏自主战斗意志。美军一走，阿富汗政府军瞬间土崩瓦解，美国除了彻底跑路，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本土盟友。

可见，美国推翻一个政权后，要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却没那么容易。在近代史上，美国唯一的成功案例是“二战”后建立的日本政府。

美国活捉马杜罗后，既没有占领委内瑞拉，也没有更迭委内瑞拉的政权。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原政府官员和军方的既得利益，反而导致原政权的内部分化，现任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原政权人物，政治立场一贯反美，接任总统后反而变得对美国“很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