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交易的幻想——为什么缓和不太可能发生
作者：威廉·赫斯特 和 彼得·特鲁博维茨
2025年7月3日 原文载于《外交事务》 译者陈冠一
【编者按：最近，彭博社爆料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秋季访华。有不少学者分析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他是否会实现与中国达成尼克松式的重启，在战略层面上达成某种共识。今天我们编译的这篇《外交事务》文章的作者似乎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在大国外交的世界里，希望永远存在。即便在今天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仍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可能达成某种“最高层交易”抱有幻想。特朗普称他”很想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习近平对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攻击以谨慎且有针对性的方式回应，为协商解决的方式留下了门路。这种美中关系的突破点在这个紧张的历史时刻可能听起来很诱人，但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和两国的内政现状都使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自1950年以来，中美两国已多次从合作转向对抗，然后又回到合作。他们这样做既有地缘政治原因，也有各自国内的政治原因。如果从原则出发，只有在面对明确且迫在眉睫的共同敌人时，双方才有可能在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促成了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苏联的协议。而两国也只有在双方国内的主流政治力量都支持扩大国际贸易才能支撑起经济合作，就像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一样。与此同时，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双管齐下的合作总是难以实现的。
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美国国内，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当前是中美在安全或经济领域搁置分歧、寻求合作的有利时机。两国当政者均为激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化立场在各自国内占据主流。此外，国际上也缺乏能够促使两国结盟的共同安全威胁。事实上，在当前的多场国际冲突中，两国往往站在对立立场上，或至少持有显著差异的态度，例如在俄乌战争与以色列—伊朗冲突中的表现。回顾过去一百年，中美两国唯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全面对立。而当下的国际环境正日益逼近那一时期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难以想象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有效重启中美关系，或在重大分歧上取得突破。
特朗普不想打手中的牌。如果他要推动这笔终极交易，那对美国来说也几乎肯定是一笔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如果华盛顿想和中国达成一份全方位周全考虑的协议，美国很可能必须在台湾问题或北京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上做出让步，而这可能瓦解几十年来支撑该地区稳定的安全架构。
美国在该地区对中国在影响力上让步的战略成本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经济利益，不管是进军中国市场的额外机会或者甚至是美国制造业的复苏。鉴于这些情况，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专注于更可控的、更迫在眉睫的目标，例如遏止可能在南海或其他热点地区导致意外战争的导火索。哪怕只是悬崖勒马的一小步，也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重大成果。
不论敌友，皆有价值
历史表明，当两国没有共同敌人，以及当内部的民族主义的经济利益在国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时，中美关系就会恶化。例如，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后，从华尔街的精英到中小企业主，普遍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莫斯科主导下、不断扩张的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一环。随着美中战略竞争作为冷战时期“争夺人心”竞赛的一部分，逐步延伸至整个发展中国家，这种看法在朝鲜战争中两国直接交战时被进一步坐实，并在1960年代持续加深。
国内政治的需要支撑起了这些对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并加剧了双方的敌意。出于不同的原因考虑，在1950和1960年代，两个国家都没有重点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美国倾向于易管控的贸易，而不是自由化贸易，且几乎完全专注于与其西方盟友的商业联系。与此同时，华盛顿竭尽全力通过实施大幅度的贸易禁运来在经济上孤立和惩罚中国。在毛泽东的中国，这几乎无伤痛痒。在毛统治下，中国对与外界的贸易几乎没有兴趣。除了苏联、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前哨国家的贸易外，中国将对外经济联系保持在最低限度。
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中美两国不仅是充满敌意的战略竞争对手，它们对彼此的国内政治稳定而言，也意外地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柯庆生（Tom Christensen）所指出的，两国领导人都发现，在国内政治脆弱的关键时期，树立一个不可调和的外部敌人对巩固自身权力大有裨益。具体来说，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而言，对美国的敌意有助于他在“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巩固权力。而对于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的美国总统来说，抨击敌对的中国则有助于向公众推销他们深入越南的外交政策。如没有中国的威胁，公众不会因为越南自身的战略价值买账。然而，这种策略的代价是两国的强硬派势力增强，反过来又加深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北京把莫斯科当成比华盛顿更大的威胁。两个共产主义巨头在1969年发生了边界冲突之时，北京面对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寻求从东南亚一场极不受欢迎的战争中脱身，并重新调整其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冷战战略。在华盛顿，中国和苏联不再被普遍视为同属一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从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开始，这种战略利益的调整促成了了美中关系的破冰，且这次访问是由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促成的。
美中安全与经济事务合作举步维艰
就像基辛格当时所说的，这次访问标志着一个”沉默的联盟”，从而用来平衡苏联的力量。虽然正式的中美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才建立，但是一系列战略倡议在1970年代就已经打下了基础，从”乒乓外交”和其他魅力攻势到增加贸易和技术交流，再到实质防务合作的伊始。这种合作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虽然战略合作蓬勃发展，但在1970年代，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有限。中国经济仍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与全球市场脱节。所有工业仍然是国有的，农业仍然是集体化的。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甚至双倍延长了他的前任毛所做的一切，用十年计划取代了五年中央计划。
直到1980年代，当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势力在两国都扎根颇深时，双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才短暂地同步。在中国，新一代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其副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追求结构性的经济改革，带领中国实现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双重目标。在美国，里根总统支持全球化，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在战略上，中美两国继续合作对抗苏联。1980年代中美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共同武装了阿富汗抵抗战士（圣战者，mujahideen），进一步加强了美中安全关系。两国对实现全球化的支持，加上共同的敌人，为经济和战略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这种合作持续到冷战结束。
1991年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的利害关系。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安全合作的战略理由也基本上消失了，尽管两国的经济合作持续得蓬勃发展。在华盛顿，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中国对其认为的对其地区利益的侵犯的反击引发了邻国对美国在亚洲前沿活动的可信性的质疑。1995-96年台海危机，当时北京向台湾附近发射了一系列导弹，作为对独立运动的警告，进一步彰显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美国通过向该地区部署多艘航空母舰来兑现其对台湾的军事承诺。
在只有经济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由于领导人要在合作和竞争的冲突压力之间周旋，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受到双重动机的困扰。例如，美总统克林顿提出了一个加强经济合作的设想。他认为经济合作有一天可能让两国在战略形成一致，美国则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随着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深化改革政策，中国似乎愿意参与这场合作。最后的结果是美中贸易的惊人增长和谈判的开始。此谈判这让中国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那时起，美中经济就深度交织在一起。
失去一致性
去年，中美两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额超过58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这其中不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或欧盟等区域集团。北京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这种深度的经济依赖掩盖了逐渐将两国拉开的更深层离心力。在国内，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转向增加内循环，远离全球市场。这其中原因大致相同：人们认为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和经济错位。
在美国，全球化引发和加速的经济错位导致了对自由贸易和国际机构日益增长的反弹。这类隐患早在1990年代就有明显迹象，主要表现在对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抗议和西雅图居民对WTO的抗议中。但是，美国的失业和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国内担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才成为热点选举问题。国会山上的议员们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经济困难与中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当时的反中情绪和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及后续担任总统时支持提倡的”美国优先”重商政策仅有一步之遥。
类似的发展在同时期也发生在了中国。它首先出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胡锦涛的领导下，然后在2010年代习近平领导下更加大幅度地转向了更加明确的民族主义和内循环的政策议程。习近平强调”共同繁荣”和社会公平、绿色转型，最终达成”中国梦”，其政策不仅承诺提高生活标准，还承诺了更好的整体生活质量、并打造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以及更多以消费者为导向，专注于前沿技术的经济。这些举措需要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资的依赖，增加国内需求，促进国内科技创新，并从市场偏向国有经济。在2010年代，由于担心美国正在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北京越来越多地指责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专注于可管理的、关键的目标，如减少战争风险。
随着双方相互指责，同时没有共同敌人作为合作的动机，战略军事上保持一致的政治空间缩小了。在老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两边在寻找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上的共同利益上收获寥寥无几。对华盛顿来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进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是至关重要的，而北京则更多地关注在东亚的发展。美中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与贸易、技术、补贴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更大范围争端纠缠在一起。
到2020年，新冠病毒暴露并加剧了对抗倾向。在美国，领导人们抨击中国对疫情的处理，且特朗普贬损地将疾病称为”中国病毒”。中国拒绝了这些指责，声明中国的防疫政策比美国的更优越，后来使用”疫苗外交”与美国竞争并提升其全球形象。新冠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民族主义：两国都转向在国内确保关键供应链，并随后在拜登总统任期内限制对关键材料和前沿技术的访问。
随着战略上的不信任在拜登时期加深，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待对方的行动。两国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双方相互依赖的各个方面施行战略压制（例如，对微芯片和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并在公共债务、国家或国家指导的投资流动等方面加大威胁。经济治国不能成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种战场！当时中美的贸易是完全独立的。如今，两国对彼此的依赖需要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加小心的踩线，这也开辟了冷战时期完全想象不到的的额外的竞争途径和角度。虽然双方都认识到他们需要防止竞争和公开冲突的恶化，但中美关系仍然极不稳定。
少即是多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执政六个月来，中美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特朗普在4月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提到了令人瞠目的高达145%，旨在迫使习近平走向谈判桌，可能为一笔终极协议铺平道路。但中国领导人迅速、有力的回应，即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25%并对关键稀土矿物和磁铁实施出口限制，说明这种生硬的、强制性的策略不太可能奏效。虽然双方此后同意了临时在贸易上休战，首先让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习近平。除非特朗普在习近平的地缘政治野心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否则后者极不可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屈服于前者的条件。这就是问题所在。
鉴于当前局势，任何大型交易都需要美国默认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中国势力范围，以换取中国对美国在西半球、大西洋、太平洋岛屿和大洋洲的势力范围的类似认可。然而，这样的交易将严重损害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核心盟友的安全，很可能迫使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考虑能够保证其安全的极端选择，包括研发核武器。这就是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危险的安全困境。在困境中，每个国家巩固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引发不信任和潜在冲突的循环。它也将为全球政治联盟和核不扩散规范开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盟友对美国信任的侵蚀将使未来的联盟建设工作更加困难，并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战略地位。
与此同时，终极交易的一个经济上的角度将涉及特朗普撤销美国关税，放松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允许中国在美国关键部门的投资，以换取习近平放松对稀土的出口限制并遏制中国长期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的垄断政策——包括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这样的协议将为双方提供国内经济所需的关键品，但它几乎不能解决困扰两个经济体的更深层问，包括生活标准下降、价格上涨和就业市场低迷等。任何未能给民众提供肉眼可及的即刻经济收益的协议都可能只会加剧对保护主义的强烈追求、对全球化的恐惧、仇外心理以及不信任的感觉。
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特朗普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其预期交易体量的期待调整为更窄但在战略上重要且可赢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更可靠的沟通渠道，加强军事对话和互信，以防止南海地区发生意外冲突。例如，可以建立太空发射前的通知机制，并制定实时处理网络战和黑客攻击的流程措施。这样的倡议不仅会减少争端升级的可能性，还会向亚洲盟友担保美国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举例来说，通过渐进式的协议，特朗普和习近平可以通过一系列行为准则以及管理近距离海军接触的协议来解决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等具体问题。两位领导人还可以由此建立反对网络间谍活动和国家操纵的的商业网络盗窃的标准。
华盛顿和北京以大国姿态对望。
与此同时，经济方面的稳步进展首先需要某种共通的框架在提高贸易监管和条例方面的可预测性：关税和其他壁垒每周或每月的上升和下降会同时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利益！紧接着，双方可以在劳工权利和环境保障的标准和实施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中国已经在这两方面表示了未来发展的重大意愿，尤其是通过大幅收紧排放标准——过去十年中改善了所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并从至少2010年开始大幅加强劳工保护的执法，包括健康和安全规则、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如果华盛顿能够在基准劳工做法或温室气体协议等方面达成双边协议，这对美国工人和生产者将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它将削弱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竞争优势，尤其考虑到美国工会和其他一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谴责这些优势是不公平的。
如果美国在使中国金融行业更加透明或开放方面取得进展，比如说，通过推动国有企业的非核心部门信息透明化，并允许美国和其他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那也将大大受益。其中一些改革是将中国带入WTO的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如果特朗普现在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哪怕是细微的进展，他的政府都有可能为在中国市场运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机会。
通过优先考虑这些小范围且可实现的目标，特朗普有机会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夯实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的清醒评估之上。这意味美国需要认识到，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华盛顿与中国达成的大型交易的愿景都可能以自我挫败收场，因为北京在该地区追求的安全保护的提高只能通过美国的单方面让步达成。与此同时，美国在安全方面的让步换来的中国可能在贸易方面提供的让步不太可能缓解反全球化选民所的要求与需求。介于中美之间谈判和让步的政治空间是如此狭窄，在正确道路上的小步前进必然会胜过任何有关重大交易的承诺。
（威廉·赫斯特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发展的教授和地缘政治中心联合主任，兼任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高级研究员。彼得·特鲁博维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和费伦美国中心主任，兼任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