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就在深圳APEC峰会开幕前48小时,美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正式发布了《限制远程获取先进半导体》临时最终新规,分将AI管制红线从实体芯片延伸至“远程运算力租赁”,并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枢纽纳入转运许可,试图切断中国企业借道,旨在全面封堵中国及其他受管制国家通过海外云算力租赁和第三国转运渠道获取美国高端AI(美方新规中按行政令改称为“超级智能/SI”)芯片的路径。
11月15日,中方刚结束新版《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征求意见,2026年10月16日,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 2026年第48号公告,就人工智能领域拟增列了23项AI相关技术的出口限制,涵盖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自主驱动恶意代码生成与变异技术等),精确划定了出口合规红线,并同步实施临时出口前登记管理。
根据新规,如果芯片出口商或海外数据中心明知其将向总部设在中国大陆、澳门(以及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等国家)的企业远程提供超过 1200万 TPP 的算力(约相当于 334张英伟达 B200 算力卡的规模),必须在 90天内 取得美国出口许可证才能继续提供服务,否则将面临断供与出口限制。
它的战略意义在于:美国试图把硬件优势转化为对境外算力服务的影响力,即使不把芯片运进中国,也可能因最终使用者身份而受到限制。第三国数据中心因此承担更多客户识别和合规责任。
针对美方发布的芯片新规,11月17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与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先后作出强硬回应:指责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与“长臂管辖”,横加干涉中国同第三方国家的正常经贸与科技合作,背离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商务部明确警告:“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特朗普即将赴深圳出席APEC峰会,并与中方领导人举行2026年内的第三次会晤。特朗普政府一贯擅长在重大双边峰会前夕抛出重磅单边制裁,以此抬高美方要价底线。
值得玩味的是,新规对海外数据中心向中企提供超过1200万TPP算力的业务设置了90天的许可证申请缓冲期。这实质上是将未来三个月变成了一个“政治观察窗口”——如果深圳会谈达成令美方满意的交易,商务部完全可以通过加快许可证审批或发布豁免指引来“松绑”;反之则执行“硬脱钩”。
2025年中美釜山会晤后,中方暂停了对美出口镓、锗、锑等关键半导体矿产的禁令,而该项暂停措施的到期日正是 2026年11月27日(即深圳APEC峰会结束一周后)。美方在11月16日提前出牌收紧AI算力租赁,意在直接对冲中方在11月27日“自动恢复矿产禁令”的威胁,试图在深圳谈判桌上形成“美方算力许可 vs 中方关键矿产供应”的对等交换架构。
深圳APEC期间,中美双方计划举行正式的政府间人工智能(AI)安全对话(重点讨论AI安全事件紧急通报机制及前沿模型测试标准),且外界此前盛传美方可能放宽英伟达部分次旗舰芯片(如H200级别)的对华销售许可。
面对美国国会鹰派的强大压力,特朗普必须在赴华参会前展示“对华科技遏制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通过封堵云端算力后门,白宫既堵住了国内政敌的批评之口,又向中方划出了清晰底线:中美可以谈“AI安全护栏”,但美方绝不让渡“前沿训练算力优势”。
中国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确立为2026年深圳APEC东道主的核心优先议题,力图在主场推动亚太区域内的数字互联互通与AI普惠合作。
美方在会议前夕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均为APEC与东盟核心成员)和巴西直接列入“非法对华转运高风险”许可管制名单,等同于在APEC会场外投下一颗“合规炸弹”。此举旨在制造寒蝉效应,迫使各国在美式算力供应链与中资AI生态之间进行风险切割,削弱中方在APEC框架下凝聚区域数字共识的号召力。
新规彻底推翻了拜登政府时期按盟友等级分配算力配额的《AI扩散规则》,转而采用特朗普偏好的逐案许可证审查(Case-by-Case Licensing)与穿透式KYC监管。这不仅让所有海外数据中心(尤其是东南亚新兴AI枢纽)的生死命脉直接握在华盛顿官僚手中,更隐蔽地抬高了非美系云服务商的合规成本——因为规则对“服务器物理位置完全在美国本土且计算全在美国完成的美国云巨头”留出了豁免空间,客观上将全球高端AI算力租户重新赶回美国本土数据中心,强化了美国“算力宗主国”地位。
特朗普政府在法规中刻意弃用传统的“人工智能(AI)”表述,改用更具战略威慑色彩的“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其深层地缘逻辑在于:在算力算法效率不断逼近物理极限的当下,美国不再满足于仅仅控制芯片硬件的买卖,而是要通过控制全球每一座高算力数据中心的“接入权(Access)”,建立起类似冷战时期核不扩散体系的“算力霸权网”,确保无论技术路线如何演进,全球顶层算力底座始终处于美国的单边长臂管辖之下。
美方财长贝森特在赴华前明确指出,中美在AI领域既要竞争也要合作,双方已同意围绕特朗普政府所称的“超级智能(SI)”建立直接沟通渠道。美方的核心诉求高度聚焦于“防误判”与“技术风险红线”——即防范失控AI系统、恶意滥用及制度误解,但同时直言“双方国家利益不会始终一致,应对方式也不会完全相同”。
中方在推动落实9月华盛顿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的同时,借深圳APEC主场密集发声。11月16日至17日,APEC高官会主席陈旭公开强调“AI应是普惠的、向善的,不该成为某一群体的、某一国家独有的东西”;外交部与商务部则直指美方11月16日出台的远程算力与五国转运管制新规是“泛化国家安全、搞技术霸权与脱钩断链”。
在“防止共同灾难”的最低共识之外,中美在AI治理底层逻辑与产业利益上存在难以弥合的结构性冲突。
美方的立场是安全绝对优先于扩散,以防范“超级智能SI”颠覆性风险为由,主张对鲜艳算力和模型实施严格与集中管控。中方的立场是安全与发展并重,反对借安全之名行垄断之实,反对将安全泛化为遏制他国技术进步的工具,主张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美方拒绝将芯片出口管制纳入安全对话谈判,11月16日刚出台限制远程算力租赁及东南亚五国转运新规,试图锁死中国训练算力。中方明确将美方芯片封锁与长臂管辖定性为破坏全球产业链的歧视性做法,要求美方停止把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美方警惕开源大模型降低恶意滥用门槛,倾向于由少数受监管的美国头部闭源实验室主导安全标准与算力许可。中方积极推动开源AI生态与跨国技术普惠,鼓励中国大模型通过API、开源社区及全球南方合作向亚太及发展中国家赋能。
美方倾向于依托G7广岛进程及美英等“志同道合国家”的AI安全研究所网络设定规则,再向全球推广。中方强调联合国与APEC等广泛多边框架的主渠道作用,反对少数国家垄断规则制定权,力推亚太区域数字包容合作。
深圳APEC期间的中美政府间AI安全对话,本质上是“危机管控机制化”与“战略竞争白热化”的矛盾统一体:在技术安全底线上,双方都承受不起“失控AI引发意外冲突”的代价,因此“事件通报热线”和“模型测试经验交流”大概率顺利落地;但在产业与地缘层面,美方试图通过“谈安全”来稳住底线、同时用“垄断算力”来拉大代差,而中方则会借APEC主场联手东盟及亚太经济体,以“技术普惠与多边合作”对冲美方的排他性算力围堵。
近期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中国企业使用境外先进算力更贵、更难、更不稳定,而非完全失去获取途径。最终效果取决于第三国执行力度、实际用户识别能力,以及中国企业在国产算力、软件适配和算法效率方面的替代进展。
美国也面临一个现实矛盾:限制越严,越可能刺激客户寻求替代方案;限制过松,又难以维持前沿算力优势。因此,更可能形成的是严格限制与选择性许可长期并存,而不是一条直线走向“硬脱钩”。
双方在深圳APEC会谈中推进风险沟通、讨论测试方法的可能性,高于在核心算力限制上达成重大妥协的可能性,同意建立机制与机制真正运作之间,还有信息保密、通报门槛和执行责任等问题。
中美AI竞争正从芯片贸易延伸至算力使用、技术流动和国际规则。深圳会谈可能为共同风险建立沟通渠道,却难以消除双方对技术优势的争夺。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是有限安全合作与持续产业竞争并行。真正决定竞争结果的,仍是双方把芯片、电力、人才与算法转化为可靠、低成本应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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