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的陷阱：“交易式”外交政策将如何导致暴力

二战后国际秩序（The post–World War II Order）已然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迅速采纳一种价值中立、交易导向的外交政策。中国正是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开创者：十余年来，北京通过与全球各国建立互惠互利关系开拓新市场、扩大经济影响力，与专制国家及民主国家均建立了外交联系。中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确立了大国地位，这种模式既不追求普世人权，也不干涉贸易伙伴的政体。其贷款行为或许具有掠夺性，但中国贷款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接受方——即便有时心怀不甘——仍甘愿参与其中。

近几个月来，美国推行着其特有的交易式外交政策。在第二任期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摒弃了大国竞争的框架。华盛顿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惩罚盟友、伙伴乃至敌对国家，以此获取外交筹码、攫取资源并赢得贸易让步。他与阿根廷、中国、日本、韩国、沙特等国达成协议时，完全不顾及这些国家的政体形式，同时持续攻击支撑规则体系的国际机构（如北约）。最近，在抓捕并引渡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后，华盛顿似乎急于与马杜罗继任者达成协议，以使美国石油公司获益。

中国和美国引领的世界未来，酷似历史的重演——确切地说，是十九世纪的重演。彼时，在缺乏有效多边机构和国际法约束贪婪专制行径的背景下，少数帝国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资源及领土控制权展开角逐。但各国领导人若要复活那个世纪的交易式政治，务必三思而行。正是这种政治模式的根本性不稳定，催生了建立更完善世界秩序的迫切需求。正如历史学家文安立家（Odd Arne Westad）所言，19世纪始终笼罩在大国冲突及其潜在威胁的阴影之下。而19世纪式的政治逻辑，绝不能简单套用到21世纪。当今世界较之昔日更为多极化，中小国家在全球舞台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若以外交事务为交易工具，非但无法建立稳定的影响力范围，反而会催生以贸易资源攫取为特征的竞争性动荡——更将阻碍需要集体参与的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

英法两国领导人开始宣称其帝国具有自由主义性质，旨在向全球传播“文明使命”与个人权利。然而他们压制阿尔及利亚、印度、肯尼亚和越南民众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毫无矛盾之处。普鲁士和俄罗斯这两个更公开地推行专制统治的帝国，分别在非洲和北美拥有殖民地，尽管这些领土面积有限且收益较低。即便奥斯曼帝国将欧洲大部分领土割让给奥匈帝国后，仍继续掌控着伊拉克和叙利亚。

这个“帝国时代”催生了交易型贸易关系，经济利益优先的逻辑模糊了竞争者与伙伴的界限。英荷两国虽长期对立，但自1820年代起成为互认对方亚洲殖民地的合作贸易伙伴。1860年签署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被史学界视为首个现代自由贸易协定，促使英法两国降低商品关税，整合帝国资产与海外市场。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急剧恶化，但两国仍相互依赖对方的工业制成品。

然而，这种贸易自由化也带来了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交易性经济往来与军事对抗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猜疑与敌意根深蒂固。每个大国或新兴强权都深知必须获取对手掌控的产品与市场，由此催生了经济民族主义和自私的短期外交安排。例如，英法两国日益深化的贸易关系，反而加剧了双方对苏丹及其他非洲殖民地的争夺。为镇压殖民地起义而发动的所谓“小规模战争”，在非洲和亚洲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世纪末期，日本开启帝国扩张计划，先后殖民台湾与朝鲜。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吞并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确立了其帝国地位。

这场“帝国竞逐”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在1930年代卷土重来，轴心国势力再度将世界拖入战争泥潭。这两场世界大战最终昭示：亟需建立一个基于更普遍权利、主权平等及摆脱领土扩张的新秩序。诚然，战后规则体系带来的红利对许多国家——尤其是所谓全球南方国家——始终遥不可及。美国主导着国际机构体系，其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最近加沙冲突中的行为，确实令人质疑其维护该秩序价值观的决心。但该体系仍为国家间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与美国机构协作实现惠及全球民主的成果。

逆转时钟

但在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所谓价值观应当支撑全球秩序的观念实属异常。当今世界似乎正回归十九世纪的模式——即认为经济关系与短期外交金融交易足以维系国家间稳定。如同十九世纪的帝国，中美两国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伙伴——它们是心怀顾虑的经济对手，在为战争做准备的同时同样畏惧战争。

两国都在寻求独立增强其全球和区域影响力，同时承认彼此的相互依赖。中国的内外发展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折射出熟悉的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特征——聚焦区域霸权，尽管这些帝国手段如今服务于国内目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再度将西半球置于美国国家安全核心，重启“天命论”话语体系，将精力集中于南部边境及加勒比海域的疑似毒品船只。

美国和中国表现得像大国常有的样子，这或许不足为奇。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其他国家似乎正在默许二战后基于规则的秩序走向终结，转而适应一种更具交易性质、类似十九世纪的世界事务模式。以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友加拿大和法国为例。两国如今既试图维系与美国长期的经济外交纽带，又在重新校准对华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虽对中国加征新关税，却同时鼓励中国对欧洲的新投资，并推动放宽欧盟对中国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了对华贸易外交关系的新方针。

交易型世界秩序往往阻碍区域合作。

其他美国伙伴也转向了更注重交易的模式。印度预计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关键出口国和贸易伙伴。但近几个月来，印度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印度的行动既延续其历史性的不结盟立场，又适应多极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利益凌驾于价值观之上，意识形态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减弱。这些行动还反映出印度认识到，国内专制体制与对外发展日益形成协同效应。

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中，尼日利亚和南非等非洲国家也在适应新现实。特朗普声称与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指责南非推行“觉醒主义”（Woke）国内政策，指控尼日利亚纵容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屠杀”——却掩盖了两国仍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事实。与此同时，南非仍依赖俄罗斯供应石油和化肥，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大力宣传中国对南非经济的新承诺和投资；尼日利亚也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技术正助力尼日利亚推进大规模太阳能发电设施建设，并开采未来技术所需的矿产资源。

正如十九世纪帝国秩序时期那样，交易主义往往阻碍区域合作。尼日利亚和南非本有条件加强贸易合作，但两国对中美大国博弈的依赖阻碍了合作进程。菲律宾与越南的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动态。两国虽在深化防务合作与贸易往来，但各自仍最关注如何利用美中竞争谋取利益。特朗普的贸易战使越南更靠近中国，但其安全保障和出口市场仍依赖美国——对美出口占越南GDP的30%。与其他身处交易型秩序的国家一样，越南被困于两大强权之间，无法获得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菲律宾处境相似，一方面向美国官员宣称马尼拉与华盛顿面临来自北京的“共同威胁”，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该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即使试图抵御交易时代浪潮的国家，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它。在卢拉总统执政期间，巴西曾试图提升其作为新全球秩序领导者的地位。然而，它既无法放弃与美国或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又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建立制衡机制——这种机制本可让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克服大国博弈的支配地位。

实质利益催生铁拳

许多分析人士——不仅是特朗普——似乎认为，相较于理想主义外交，“交易式”外交或许更能带来和平。他们假定：对多数国家而言，代价高昂的战争不符合其经济利益；全球贸易纽带的现实将阻止大国走向彻底敌对。他们倾向于认为，交易主义能催生实用主义，从而缓和冲突，而核威慑将阻止新的世界大战。今年，中国的领导人说服特朗普放弃对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计划。美国与中国就战略矿产资源准入达成协议。狭隘的利益迫使迫在眉睫的中美贸易战告终，这似乎表明交易主义时代能够维系和平。

但新交易时代是否会比十九世纪更和平，目前尚不明朗。定义十九世纪的地区战争、海上小规模冲突和帝国暴力已然卷土重来。例如印度已展现出更强的冒险意愿，去年五月与巴基斯坦的七日冲突（首次对西部邻国使用巡航导弹）及其与中国的边境摩擦升级，都凸显了这种姿态。美国袭击委内瑞拉港口及船只，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如今又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并预先打击伊朗。而在中国方面，自从华盛顿决定向台湾提供价值逾110亿美元的援助后，中国立即加强了台湾周边海域的军事演习（译者注：即“正义使命-2025”演习）——尽管特朗普曾盛赞中国领导人并吹捧与其与良好关系。

十九世纪，被迫屈从于西方霸权的小国曾以暴力手段反抗帝国主义。然而，不稳定性并非仅以公开的暴力形式呈现。当代的抵抗以多种形势展开——例如支持复仇主义的俄罗斯主导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计划、透过国际法院发动法律战，或争取加入金砖国家扩展机制（BRICS+）及上海合作组织。这些行动或许无法直接对应十九世纪反殖民的暴力抗争，却彰显了小国日益增长的能力：透过制度性手段对抗大国。

即便目标是回归十九世纪的世界秩序模式，这一设想本身也难以实现。二十一世纪具有其独特的结构性条件，赋予小型国家相较十九世纪同类更大的影响力：当今许多关键战略矿产——例如钽铁矿与锂——其分布更为集中，且往往并不位于大国领土之内。未来数十年，气候变化将对诸多位于全球南方的美中贸易伙伴造成严重冲击，迫使两国应对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流行病风险的持续存在，也意味着小型国家的关切将难以被轻易忽视。

这些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将要求建立相应的国际框架。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资源的扩散性分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契机，使其有可能围绕那些同样是重要经济伙伴的弱小国家的关切，重新构想世界秩序。而且，他们也必须这样做。事实上，今日任何国际秩序的缺位——即便这种秩序并不完美——本身就将成为全球稳定的一大隐患。一个建立在国家之间一次性交易基础之上的世界，将阻碍形成确保十九世纪式剥削、帝国主义与暴力不再重演（甚至以更恶劣的形式重现）所必需的长期性、宏观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