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出版《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以来，“虎妈”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描述亚裔美国母亲的一种文化标签，甚至成为外界理解亚裔家庭教育方式的刻板印象。然而，亚裔美国母亲的真实经历和身份认同远比这一标签复杂。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学者米莉安·康（Miliann Kang）在新书 《“虎妈”之外：重新认识亚裔美国母亲》（Not Tiger Moms: Rethinking Asian American Motherhood） 中，将亚裔美国母亲的处境置于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排斥、移民限制和生育政治的历史背景下，探讨种族与性别如何共同塑造社会对母亲角色的期待。
她通过对100多位亚裔美国母亲的访谈指出，亚裔母亲不仅要面对“模范少数族裔”和“虎妈”等相互交织的刻板印象，还在不断重新定义母职、文化归属和美国身份认同。
Zhang Juan（以下为问）： 自从蔡美儿（Amy Chua）出版《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以来，“虎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常被用来概括亚裔美国人的育儿方式。是什么促使您撰写《不做“虎妈”》一书？您希望这个书名传达什么核心信息？
Miliann Kang（以下为答）： 我最初并没有打算写一本关于“虎妈”的书。但我逐渐意识到，“虎妈”这一形象已经像幽灵一样笼罩着亚裔美国母亲，她们不得不不断应对这一标签。这让我想到黑人母亲的处境：她们也不得不持续摆脱“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或“黑妈妈”（mammy）等刻板形象的纠缠。我将“虎妈”视为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例子，并把这一现象称为“母职他者化”（mother/othering），即利用母职和生育来划定谁属于社会共同体、谁被排斥在外的界限。
实际上，在《虎妈战歌》出版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一项小型研究，探讨亚裔美国女性在性别、工作和家庭方面面临的问题。但蔡美儿的书出版后，每当我提到自己正在研究亚裔美国母亲，人们就会说：“哦，就是研究虎妈的吧。”我的回答通常是：“不，是研究反虎妈的。”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比简单的正反之分复杂。
我希望传达的核心信息，并不是要评判某些亚裔美国母亲是否采用了高强度、以成就为导向的“虎妈式”教育，以及这种教育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广泛讨论。相反，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亚裔美国女性如此轻易地、几乎一概而论地被贴上“虎妈”标签，以至于她们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和多元身份都被忽视了？这一现象又揭示了种族与母职的交织如何影响从教育到移民等一系列公共议题？
问： 您的书将亚裔美国母亲的经历置于美国更长久的种族排斥历史之中，包括《佩奇法案》（Page Act）、反华法律以及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这段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亚裔美国母亲的处境？
答： “虎妈”这一刻板形象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歧视性法律的产物。这些法律旨在阻止亚洲人移民美国，同时限制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亚洲人的生育。我将这段复杂的历史及其遗留影响概括为“生育排斥”（reproductive exclusion）。在这一过程中，对生育的控制一直是界定公民身份和社会归属边界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通过梳理一些重要的法律案例，我试图揭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各种排斥形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历史脉络，以及亚裔美国母亲今天仍然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她们经常被视为“永远的外国人”，以及社会对她们正在占据更多社区、学校和就业机会的担忧。
问： 您的书探讨了种族和性别因素所塑造的社会期待如何影响亚裔美国母亲。“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和“虎妈”等刻板印象，如何影响社会对亚裔美国母亲的看法，以及对她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答： 在这一问题上，我借鉴了亚裔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坎迪斯·楚（Kandice Chuh）、林克（erin Khuê Ninh）、丽莎·孙熙·朴（Lisa Sun-hee Park）、帕万·丁格拉（Pawan Dhingra）、C.N. Le、詹妮弗·李（Jennifer Lee）、周敏（Min Zhou）等许多学者的研究。他们指出，“模范少数族裔”这一刻板印象不仅仅意味着亚裔美国人学业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它将亚裔美国人置于美国种族等级体系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位置。
这种等级体系随后被用来为针对所谓“非模范少数族裔”的各种惩罚性政策辩护，从警务执法和驱逐出境，到削减学校及社会服务项目的经费。这些问题乍看之下似乎与母职，甚至与“虎妈”这一形象相距甚远。但我试图借鉴黑人研究、拉丁裔研究以及原住民和土著研究领域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种族与生育政治之间的联系。
简而言之，我认为，母职反映了更广泛的种族建构过程：社会通过这些建构来界定谁有资格成为社会的一员，谁则被视为不值得接纳、具有威胁性或属于“他者”。
问： 您能否分享书中的一个具体故事或案例，生动说明一位亚裔美国母亲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母亲这一角色？
答：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讲述了多个故事，探讨如何“以母亲的智慧重新构想”（imagine motherwise），也就是如何重新想象亚裔美国母亲的角色，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母职。
其中一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母亲如何向孩子所在的学校提出质疑。她不仅对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课程内容和课外活动种类有限表示不满，还对教师薪酬不平等和工作条件不佳提出了批评。
书中的其他故事则涉及亚裔美国母亲如何为孩子选择名字、安排活动、决定饮食和语言、庆祝节日，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等。这些看似日常的家庭选择，实际上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联系，涉及地方社区乃至跨国背景。例如，一些母亲带孩子回到祖辈生活过的故土，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渊源；一些母亲选择用双语抚养孩子；还有一些母亲积极倡导有关移民、教育和社会正义的政策。
问： 从您采访的这些在美国长大的母亲的故事来看，她们的经历有多少是美国各地母亲共同面对的，又有多少是亚裔美国人身份所特有的？
答： 书中讨论的许多经历和关切，不仅是美国各地母亲乃至父母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例如，缺乏负担得起的儿童托育服务、工作场所缺乏支持、家庭劳动分工不平等，以及社会对母亲提出普遍不切实际的要求，认为她们必须无条件地充满爱心、善于照料他人，并且甘愿自我牺牲。
但我重点关注的是亚裔美国母亲面临的额外挑战和特殊处境。例如，社会一方面将她们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生育者，期待她们勤奋、出色，并培养出同样优秀的孩子；另一方面，她们又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因为表现得过于优秀而被视为构成威胁的“黄祸”（yellow peril）。
这些挑战并非亚裔美国母亲独有，但它们反映了某些特定的种族建构，而这些建构植根于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虎妈”不过是这些历史悠久的刻板印象在近些年出现的一种新表现形式。
问： 您采访的这些母亲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既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完全属于美国社会，又帮助他们建立牢固而深厚的亚裔美国文化根基？
答： 根据我进行的100多次访谈，我认为，亚裔美国母亲并没有那么关注如何将故乡的亚洲文化传统传承或保存下来。相比之下，她们更注重创造新的亚裔美国文化形式。
这些文化形式往往是对不同文化习俗进行调整、融合，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些意义通常与她们童年时期的特定人物、地方和记忆联系在一起。
这也意味着，她们在挑战一种观念，即认为只有融入主流文化，才能获得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相反，她们正在积极塑造和主张更广泛的“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包括使用不同的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聆听不同类型的音乐、穿着不同风格的服装。她们主张，这些文化差异是美国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她们失去美国人身份资格的理由。
问： 如果让您给那些可能因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而感到压力重重的亚裔美国母亲提一条建议，您会说什么？
答： 最近，我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的亚裔美国女性主义课程上，一名学生也向我提出了完全相同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再次重申：这本书的目标，是为母亲们创造更大的空间，让她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承诺，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定义母职，而不是用另一套同样不切实际的标准取代现有的社会期待。
最后，我想引用本书结语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母亲的书，也是一本写给母亲、与母亲共同探讨的书。尤其是那些认同自己是亚裔美国母亲的人，以及所有希望理解和支持她们的人。通过为‘母职他者化’这一现象命名并探究其具体表现，我希望母亲们能够减少受到这一现象影响的可能性，无论她们是其针对的对象，还是无意中成为推动这一现象的人。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位母亲能够独自实现的。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以母亲的智慧重新构想母职，我们不仅能够重新塑造母亲这一角色，还能够修复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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