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产业政策：和中国类似吗？

作者：詹姆斯·哈塞特（James Hassett）
2025年10月14日，《华盛顿月刊》

（编者按：最近，美国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否和中国国家扶植的工业政策类似。《华尔街日报》认为特朗普在第二届政府上任以来所推出的政策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和中国权力集中、政府扶植的模式越来越类似。但是，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和中国的政策有区别。我们在今后将陆续推出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分析。以更全面的理解特朗普的工业政策以及对美国的深远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以“美国优先”的名义，公然挑战了传统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教条。他对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采取“黄金股”策略，借此掌控公司重大决策；他向英特尔（Intel）施压，要求将根据2022年《芯片法案》（CHIPS Act）获得的联邦拨款转化为美国政府10%的股权；甚至以解除英伟达（Nvidia）和AMD对华芯片出口禁令为条件，换取15%的收入分成。

从《华尔街日报》到《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员都批评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美式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其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提并论。

然而，尽管中美两国的政治体系都日益呈现出权力集中、言论受限等威权化倾向，但在经济战略上却存在根本差异。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有计划地推动工业创新；而特朗普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像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裙带资本主义，随意满足权贵的利益诉求，甚至带有明显的个人私利色彩。

中国凭借数十年的产业政策，在先进技术、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等领域实现了世界领先的增长。而特朗普的干预措施却缺乏任何战略远见。他的政府将“产业政策”异化为一种个人恩庇体系——利用关税、补贴与监管权，不是为了强化国家竞争力，而是用来奖赏盟友、打击政敌。

特朗普动用联邦权力的频率超过了任何一位近代总统，但这种权力往往用于压制异议和自我宣传，而非国家建设。与中国不同，特朗普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依赖个人意志，缺乏清晰的国家目标和连贯的战略逻辑。

以芯片政策为例。特朗普政府最初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但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亲自游说后，他迅速推翻禁令，同意恢复出口，以换取15%的收入分成。这不仅公然违反宪法——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不得对任何州出口的物品征收任何税或关税”——而且极其短视。白宫对进口加征关税、对出口收取分成，结果既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又让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反而损害了美国科技产业相对中国的优势。

特朗普向英特尔提出股权要求的做法，也是同一套“分一杯羹”的思路。拜登政府于2022年通过的《芯片法案》原本拨出数十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但截至2025年，仍有约89亿美元未分配给英特尔。特朗普政府利用这笔尚未拨付的资金作为筹码，要求英特尔以股权交换早已获得国会批准的补助。

诚然，佛蒙特州中间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22年曾提出修正案，主张政府投资应获得相应股权，认为“美国纳税人理应分享联邦投资的回报”。但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收取的回报最终将流向何处仍是谜团。在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Russ Vought）绕过国会、随意分配资金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收益会真正回到纳税人手中。这既不是社会主义式的财富再分配，更不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雏形——而只是特朗普进一步集中权力的手段。

这一切的核心，归根结底是政治作秀。特朗普通过持有“黄金股”控制美国钢铁公司的决策，导致了荒唐的结果：伊利诺伊州一家钢厂停止生产，却继续让工人领工资，只为维持“钢厂仍在运转”的表象。白宫没有提供遣散费或培训支持帮助工人再就业，而是单纯为了避免出现“钢铁业裁员”的负面头条。与此同时，自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以来，美国制造业已损失逾4.2万个工作岗位——那些不在他“铁锈地带怀旧”镜头中的工人，正是代价的承担者。

特朗普式的戏剧性政治最终引发了严重反弹。最近，国土安全部对现代汽车（Hyundai）位于佐治亚州的电池厂展开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突击行动，逮捕了数百名被派来协助项目建设的韩国工程师。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还在网络上发布了戴着手铐的韩国技术人员视频，引发韩国社会的强烈愤怒，危及数十亿美元的在美投资。特朗普事后虽承认“我们必须向他人学习制造业经验”，但为时已晚。一位被拘留后返回韩国的工程师愤怒地说：“我再也不会踏上美国的土地。”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以长期发展为目标，通过稳健的产业政策推动结构转型。过去四十年间，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务实、渐进的方式吸收市场机制的优点，结合本国实际不断调整政策，而非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与特朗普虚假的民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工程的核心任务。

中国拒绝了“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陷阱，而是吸取苏联国有化经验与东亚模式的优点，培育本土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链升级，并在技术创新上持续加码。其体制具有试验性与适应性，允许国家与市场共同演化。

这一战略已彻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第一次“中国冲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取代了美国产业链中的传统部门；第二次“中国冲击”则正威胁美国在航空、机器人、电池等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MIC25）计划，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向高端制造。该战略聚焦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清洁能源等十个优先产业，目标是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实现自主可控。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合资企业、技术引进乃至海外并购，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快速跃升。如今，中国在电动车、无人机等领域已具备全球竞争力，并在专利与研发能力上跻身世界前列。

尽管美国与欧盟指责中国“补贴不公平”，但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负责人安东·马尔金（Anton Malkin）指出，“中国制造2025”其实延续了美国自身崛起的路径——依靠国家主导的科研体系，以国防与战略目标为导向，最终将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

中国式产业政策代表了一种新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通过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供应链，中国企业不仅抵御了地缘政治与环境风险，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控制力。中国拿起了西方的剧本，却以更高的效率和战略执行力写出了自己的版本。

这才是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真正样貌。中国不是靠关税来“惩罚”企业以促进制造业，而是以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来培育产业、引进技术，并稳步提升附加值。如今，美国和欧洲都在寻求与中国模式相似的合资与技术合作，这恰恰证明了中国路径的成功。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与中共的共同点在于威权冲动——前者打压新闻自由、削弱工会、鼓吹父权制；后者控制舆论、压制劳工、拘押少数族群——那么两者的不同在于：中共有完整的经济战略，而特朗普只有政治戏码。中国的政治压制至少服务于其经济规划；特朗普的政治压制，却只是掩盖经济愿景的空洞。所谓的“特朗普式国家资本主义”，既无体系，也无远见——它模仿了中国的威权形式，却缺乏中国的战略连贯与经济生命力。